辛亥革命应该让我们纪念什么？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也逐渐升温，诸如形式多样的书画展、摄影展、歌咏比赛、征文比赛，但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不能只是为纪念而纪念，把之当做一次锣鼓喧天的节庆活动，或是办成一场热热闹闹的嘉年华。我们更应该思考辛亥革命内在的价值，特别是经过100年的风霜雪雨之后，我们民族最应该从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的纪念仅止于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对于历史的认知并没有深化，对于历史的警示并没有警觉，那么在热闹喧腾过后，我们将无法从中获得指引我们前行的启示，从而再次失去时代机会。
今天我们认识辛亥革命，有两点需要我们做出判断，一是革命何以发生；二是革命何以失败。考察历史在这两方面的拐点，既让我们看到历史在重要节点所呈现的多种偶然性，也让我们发现以史为鉴的关键所在。
要说清革命何以发生，首先要认识晚清末年的大变局，特别是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情态。这个时期清末新政拉开序幕，而这些新政措施正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未完成地目标，可以说经过长时间的推诿和反复，清政府终于姗姗来迟地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现在有很多学者深入研究清末新政的具体措施发现，这些改革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慈禧太后所掌控的立宪也并不是纯粹为拖延时间、愚弄百姓，实际上推动了士绅阶层和立宪派的参政意识的成长，应该说晚清十年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黑暗。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也就是说，清末新政把国家推向了经济向自由发展、政治向民主平权的进程之中。此时，国家经济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士绅阶层纷纷投身实业，朝廷设立了资政院，各地纷纷设立咨议局，立宪派的参政意识高涨。但是在慈禧去世之后，新上任的满族权贵们缺少驾驭变局的眼光和魄力，妄图走回头路，建立皇族内阁，重新瓦解新兴汉人势力。满族亲贵们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引起国内的极大愤怒，也凉了要求分享权力的立宪派们之心，使他们逐渐转向支持革命。
当改良之路被权贵们堵死之后，历史翻到了革命一页，但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事起仓促，甚至革命党的领导人都未能及时到场。因而这场革命也不是如人们想象之中的天翻地覆旧貌换新颜，在武昌首义之后，革命者群龙无首之时，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党人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人脉，迅速接管城市管理，维持社会秩序。当时的革命党人，一部分是新军中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一部分是临时发动起来的会党，更倾向于破坏性地革命，而立宪党人则多数是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他们因为对满清贵族的倒行逆施不满而响应革命，更在意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他们看来，既然革命不可避免，那就创造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把它限定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之内，勉励维持社会的安定。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在无锡就是一场商团包办的革命。当时，无锡分为无锡、金匮两县，两县钱、米、布、丝贸易发达，商人多出入上海，接受新思想较多，很早就组织商人行业协会，参与社会管理，还成立武装组织，成为一支有影响的力量。受辛亥风潮影响，商团武装冲入县府，赶走知县，由商团接管城市管理，改天换地之间一切又都按部就班和平到家。
有了革命者的发动和立宪党人的响应及维持，革命的阻力和破坏力都得到控制，客观上又促进了革命之火的传播和蔓延，清政府最终被革命引起的各种合力下推翻，封建帝制宣告终结。
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何以失败？这当然也是各种因素的最终综合所导致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虽然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但是普通大众心中的“皇帝”观念、特权观念一时难以彻底改变，革命之后，在旧秩序已经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形式下，革命军中的会党和社会边缘群体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损害了革命党的形象和战斗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混乱动荡的局势。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斗争中，政府的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对袁世凯的权力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后在“护法运动”、“二次革命”中，又轻率地采用武力措施，在反复暴力斗争中，国家法治进程被迫中断，民主、自由、法治的建设机会再度错失。
历史的车轮看起来很庞大，但当其行进到一个拐点之间，一个小石子的阻挡就可能改变车轮的方向，那些偶然性因素的爆发就可能导致历史发展的转向，而这些错失的机会使人们不得不用加倍的代价去弥补。我们今天来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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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正是从这些的教训中寻得经验，补足那曾失去的功课。可以说，我们需要的纪念，不只是感念当年革命志士们的矢志报国，也不只是纪念武昌城头的炮响推翻封建帝制，更要继承革命传统，永进勿退地推动各项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改革，积极推动民主、法治的建设，永不停息地营造和平、开放的社会环境，继续完成辛亥革命开创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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