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专栏-朱维铮《重读近代史》

新专栏新专栏新专栏新专栏-朱维铮朱维铮朱维铮朱维铮《《《《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 挨打必因挨打必因挨打必因挨打必因““““落后落后落后落后””””？？？？ 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 1820 年 ，中国的总产 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 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 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 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 的这组数据，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 不是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落后 是要挨打的”。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 开其端的就是 1840 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 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 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 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 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閧而闹出“和审案”，正是映照“盛世”实相的 两面。 所以，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第一， 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 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证明。 第二， 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正如经济史家全汉升等早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 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源源不断由日本、 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 实行“禁海”，立即导致全国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消海禁，银贵 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第三， 且不说汉唐，夹在蒙元、满清两大世界级帝国中间的明朝，疆域囿于长城 以内，但初期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 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便反证所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开始“睁眼 看世界”的说法是如何违背历史。 第四， 既使单看逻辑，所谓鸦片战争是因中国“落后”才挨打的说法也不通。英 国不是首先觊觎中国的海盗，在他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断从海上入侵中 国，那都是因中国“一穷二白”吗？不然，恰好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哥伦布相信地圆 说，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黄金之国”，不想误打 误撞“发现新大陆”，就是显例。打个比方，有强盗要劫掠，面对一家穷的家徒四壁， 另一家却富得流油，他要冒惊涛骇浪越洋抱掠，岂会弃富择穷？ 第五， 前引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对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 统计和分析，未必完整。比如没有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决定强 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 流，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这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等文中早有 深刻揭露，而麦迪森却置之度外 。 第六， 不过，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整合的数据与分析，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 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 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 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 为何为何为何为何““““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重读近代史””””？？？？ 假如由进大学读史算起，那么我忝居史学从业者，已有半个多世纪。 谁人不知，在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没有择业自由？历史学科内部早已分工过细， 从业人员同样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所谓需要压倒个人志趣，到我年逾不惑，依然如此。 因而，倘若问我怎么会“重读近代史”？我只能说是历史偶然性在作祟，因为在四十岁 前，我已不敢奢望重返大学讲坛，更想不到后半生会与近代思想学术史结缘。 于是我自一九七八年起改从今行了，迄今恰又三十年。虽说教书主要是开设中国史 学史、中国经学史两门课程，但不断来学的中外研究生，各有各的专门史课题，却迫使 我为守师德，不少专题都要重温旧史。 或许我有几年被迫校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著作的缘故， 有几位年轻俊彦，都选择晚清学术史作为主攻方向。这促使我不得不从相异角度，重读 相应文献，并力求拓宽思路，以期教学相长。正因如此，有许多年，我的说史文字结集， 稍成系统的，多半为讨论晚明至晚晴的思想学说衍变过程，例如已呈现给读者的《走出 中世纪》增订本、《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 录》等。 以上拙著，都可说是我多年来重读 “近代史”的文字结集。在我看来，中国由走 出中世纪到走向“现代化”，是个漫长又曲折的过程，绝非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史学 教科书向大中小学生反复灌输的那样，过程是径情直遂的，动力是来自农民的，取向是 由西化必至苏化的，相反中国没有能力实现“自改革”，只可能“被现代化”，而被现 代化的理论指导，在走过学西方学日本的大弯路之后，唯一坦途是学列宁、斯大林的苏 俄，“走俄国人之路”。这类解释，或称“评价”。 问题在于历史的价值判断，无论逻辑如何雄辩，最终仍要接受历史本身的检验。中 国史学有悠远的传统。至迟从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著《史记》起，厘清历史是什么，便 成为史家的第一要务。为防揭露现代历史实相的司马迁式“谤书”再度出现，自汉至清 的历代王朝，越来越收紧王朝史的控制权，致使清修《明史》，历满清四帝九十年才编 纂完成。这个纪录似乎正在被打破。 依拙见，历史研究，无论古今中外，第一在于厘清史实。我不能认同后现代史学的 说法，即历史是历史家的主观产物，因而历史事实可有多个。在我看来，历史属于过去， 过去已经消逝，决不以主观认知而改变。第二，历史学家写历史必受史料把握，观察角 度、信仰支配，乃至利益衡量等因素的影响，所谓以论带史乃至代史，但这恰好反证就 史论史的重要。第三，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代替‘现在’的生动自 由。”况且回忆历史，不可以“我”为中心，于己有利就渲染夸张，于己不利就遮掩曲 解。倘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恐怕以往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总好用某种 实用要求所支配的“评价”，代替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述，是亟应注意的经验之一。 那么，历史有没有用？假如历史不能“致用”，为什么历史教育又不可缺少？其实， 培根早已给出理由：“历史教人聪明。”因而，取消历史教育或者强调历史为我所用， 似相反，实相成，效应都是愚民，又必定愚民而自愚，难道不屡由历史所证明么？ 犹忆五十多年前，初入大学，首要的公共必修课，名曰“马列主义基础”，教材即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更由驻校首席 苏联专家讲授，因为那是斯大林御制的经典。以后初读近代史，发现通行论著，无不力 求贯彻斯大林的历史观，当然它也成为史学界反修防修的理论尺度。文革后思想解放， 要打破唯上唯书传统，但当我转向晚清思想文化为主的教学与研究，总发现源于斯大林 主义的观念幽灵，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近代史“评价”体系。怎么办呢？我还 是相信马克思的方法论：“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 理出来的。”如何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探究历史实相，由清代至民国的经史考证学家， 早有成功的范例。多年来我重读近代史，便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 历史积疑的实相。这就是我明知将碰壁仍要期待祛疑的由来。我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 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实相，但至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历史实相有待恢复。 2008 年 1月 5 日夜 ““““师夷师夷师夷师夷””””还是还是还是还是““““制夷制夷制夷制夷””””？？？？ 从 1842 年英国炮舰打开满清帝国门户以后，中国人就在“师夷”与“制夷”两种取向 之间摇摆。 本来，按照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师夷”是手段，“制夷”才是 目的，因而帝国应向敌人学习的，只是英国海军的“坚船利炮”那样的优胜工艺。—— 由林则徐终生强调没有足以与英国抗衡的海军，便不可能“制夷”，可得佐证。 难道满清战败仅仅由于技术不如洋人吗？林则徐已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被道光 皇帝罢官后的私人书信里，屡有对这个满洲大君既无定见又好瞎指挥的不满之词；还有 学者指出他已有“商战”想法。但更明显的，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反思中国何以失败的 若干论著，已经开始将考察重心转向“师夷”。比如曾支持林则徐禁毒的广东举人梁廷 柟，便对美国“合众为国”与英国体制不同的由来表示关注。另一位因准许医学传教士 入福州行医而被晚年林则徐率众驱逐的闽浙总督徐继畬 ，在任内所著的《瀛寰志略》， 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拿破仑、华盛顿和英国两院制。可知他们的视野已越出技术层面，而 关注西方列强的立国之“道”。 对晚清“师夷”实践者奉作理论指南的，不是来历可疑的《海国图志》，而是《校 邠庐抗议》。它的作者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毕生憎恶涉嫌剽袭林则徐“筹海三策” 的魏源，但历经英法联军攻陷帝都、太平天国摧毁帝国经济文化重心等事件，也对老师 把“制夷”当作目的之策略发生疑问。他在太平天国占领苏州期间流亡于上海租界，一 方面力促曾国藩与租界当局合作抗击李秀成，从而成为李鸿章组建淮军立足上海镇压太 平主力的策动者，同时依据在上海所得关于英美现状的新知，著成《抗议》四十篇又附 二篇。这部书曾被张之洞推崇为“中体西用”的启蒙典范。 但冯桂芬瞩目的焦点，在 于西方“诸国富强之术”，就是说帝国要革除弊政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正因为冯桂芬的《抗议》，尤其重视“师夷”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的可行性，所以它在冯桂芬去世 后初刊，便被李鸿章称作“洋务机要”，而在冯氏死后二十四年，由光绪皇帝“诏定国 是”而匆匆展开的百日维新，竟将这部旧书重印发给政府所有部门，要求对它的可操作 性签注意见。据闻当年相关档案具在，惜迄今仍为档案主管单位垄断，无法得到史家研 究。 我赞成这种说法，即历史是因果关系不断互相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就说“师夷之长 技以制夷”，林则徐本意是为达目的而不计手段，而冯桂芬却强调手段的实践意义，导 致戊戌百日维新将手段当作目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八旗权贵绞杀。但慈禧集 团支持义和团，招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至辛丑和约宣布帝国名存实忙。那以后虽经清 末假立宪，虽经武昌起义给满清帝国出具死亡证明书，虽经民国的分裂混乱与内外战争， 但“师夷”始终成为二十世纪前半期社会政治的主旋律。 自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要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三阶段”，将中国 “化成美国”。但他的继承人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起“训政”没完，直到滚出大陆前 夜，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宪政”。 在共和国建立前，由毛泽东撰写的六评美国《白皮书》，号召中国人消除恐美亲美 媚美的奴才哲学，在更高层次上复活林则徐的“制夷”论，曾是中国人勇赴抗美战争的 巨大精神动力。然而从那时起的“一边倒”，在建设过程中“全盘苏化”，又使文化精 英感到失落，反对“师夷”由欧西倒向苏东，当属一九五七年所谓右派发泄对现状不满 的主因。 据日本《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以西顺藏、近藤邦康等为主的作者群体研究，关于 “师夷”与“制夷”两种取向的争论，在新中国思想界仍是主题。是耶非耶？仍待研讨。 质疑两炮论质疑两炮论质疑两炮论质疑两炮论 半世纪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这样描述“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开端： 一曰，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依仗“船坚炮利”，把封闭的中国打得门户洞 穿，迫使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合约，从此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二曰，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 中国人醒悟了，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就是说，前一炮将中国由“古代”打入“近代”，被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而后一炮却把中国由“近代”引向“现代”，跟着苏俄进入列宁、斯大林建构的社会主 义的新世界。 关于以腰斩清史界定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关于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 响下发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都有毛泽东的经典指示为依据。 我对“两炮论”由笃信而怀疑，过程长达二十年。按照“两炮论”，没有英国炮舰 打遍中国万里海疆无对手，满清道光皇帝岂肯同意白下之盟吗？没有“俄国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陈独秀、李大钊等岂能在苏俄特使指导下建党吗？据此逻辑，中国进入“近 代”，当然是被英国大炮“轰入”的，而中国能够进入“现代”，当然也是遥远的阿芙 罗尔号大炮轰出苏俄的回应。 单看逻辑，都可通。因而拙著《走出中世纪》，于 1987 年冬问世，已故的陈旭麓 教授，便对拙著命题进行批判，说是应该正名为“轰出中世纪”。 问题在于逻辑应与历史相应。中国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 侵略者“轰出”？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1840 年的清英鸦片战争，满 清的万里海疆，居然被区区数十艘英国桅帆船，其船也不坚，炮未必利，打得没有招架 之力，难道可证中国没有能力自行走出中世纪吗？中外历史早已表明，那次战争中国的 失败，不败在军事，不败在技术，败在哪里？败在满清专制体制的腐朽，尤其败在满清 道光帝的“遥制”，于前敌无所知而坐在紫禁城中瞎指挥。以后清法、清日战争惨败， 直到挟植义和团而导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罪魁祸首必定要追究到慈禧太后，历史理由 也正在于体制的彻底腐败。 至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否将中国“轰出”近代，那是别一问题。从历 史来看，由 1917 年到 1949 年，那三十多年的内外战争史，便不可能令人相信“轰出” 论。 清末的中国疆域，历经沙俄、日本的侵夺，已较康熙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疆域缩小很 多，但仍比斯大林强夺外蒙及唐努乌梁海以后的民国疆域大得多。那以后中华民族，由 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汉族虽属人数最多的民族，但如周恩来所谓，非汉族的边疆民族， 分布区域实占今日中国面积的百分之六十。而我们的近代史或现代史，常将非汉族置诸 度外，这合理吗？ 作为如今全球最大的民族复合体，中华民族早就在走自己的道路。论民族或族群的 数量，中国或不及印度或苏俄，但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何“近代”中国没有如 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何“现代”中国没有如苏联那样膨胀而突然解体？当然是全球 史研究的最大悬案。 显然，质疑“两炮论”，进而探究近现代中国是否“被现代化”，都应属历史研究 再出发的起点。 林则徐与龚自珍林则徐与龚自珍林则徐与龚自珍林则徐与龚自珍 中国无人不知林则徐。他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充当钦差大臣，在广东搜缴并焚烧英 国奸商走私入华的大量鸦片，震惊中外，却成为满清与英国首战失败的替罪羊，从此长 期受到中国人的景仰。但由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位悲剧英雄，留给历史的最 大影响，却是他为对付英国等西方列强而设计的“筹海三策”，尤其是立足于自卫战争 的第三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相传由孔子作《春秋》而形成的“夷夏之辨”，早在唐朝已由区别族类变成分辨文 野的观念。十七世纪满清实现全国统治，一面坚持“以满驭汉”，一面强调帝国文明冠 于天下，就是说满洲权贵已成古今中外先进文化的表征。当晚年乾隆傲慢地拒绝英国特 使马戈尔尼的通商建交等要求，那理由正是他作为天朝上国的天子，决不能与“西夷” 礼尚往来。 其实自明中叶到清前期，中国内政从未实现“清明”。休说边疆与底层的危机不断， 即如号称“盛世”的满清雍正、乾隆二朝，那表面稳定掩盖下的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 也早由东南汉学家们不断揭露。恰在十八世纪末，乾隆帝死了，他的继承人嘉庆帝迫不 及待地打击帝国首贪和绅，动机且不说，效应却是捅穿了帝国腐烂至极的黑幕。嘉庆、 道光父子都是庸主，都不敢正视经济表面繁荣与权力绝对腐化二者落差形成的统治危机 日甚的现实。还在清英鸦片战争发生前四分之一世纪，敏感的南国青年诗人和政论家龚 自珍，便著文警告帝国统治者，如不“自改革”，由“山中之民”发动的改换天下的“革 命”，将必不可免。 任何卓越的预见，都敌不过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生动与自由”。龚自珍曾预言帝 国危机的焦点在于备受沙俄威胁的西北，不料被西方列强首先攻破的缺口，却在东南海 疆。 作为宣南诗社的挚友，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在友朋中引发 怎样的希望，由龚自珍的《送钦差大臣林公序》可证。较诸龚自珍的浪漫主义，久历封 疆大臣的林则徐，在政治上更倾向实用主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婉拒龚自珍願充 幕僚的要求，只身前往广东，首先争取总督邓廷桢、提督关天培等文武大员的支持，特 别注意与时任广东巡抚的满洲正红旗贵族怡良搞好关系。怡良继兼署粤海关监督，直接 管辖对外贸易，却在林则徐罢官后仍反对满洲正黄旗出身的权臣琦善，表明事关中华文 明存亡，满洲统治集团内部已起分化。 民国以来，林则徐已成各级历史教科书歌颂的民族英雄。但揆诸历史，林则徐主要 可谓帝国的忠臣。 人们早已指出，满清顺康雍乾四朝，特别是由皇帝而太上皇长达六十四年的乾隆帝， 在位期间反复强调的道德最高尺度，就是“忠君亲上”。那反面便意味着明清官方都肯 定的所谓朱子学的道德理念，什么三纲五常，什么三从四德，面对满清皇帝的“忠君亲 上”尺度，都不过是话一句耳。既然大忠莫过于“忠君”，大孝莫过于“亲上”，那末 全部构建于三纲五伦基础上的所谓儒家伦理，岂非毫无价值？如今所谓新儒家，无不回 避历史考察，极力宣扬抽象的所谓儒家原教旨主义，奥秘是否正在于不敢正视历史？至 少应属历史课题。 那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历史角度怎么理解？ 2007 年 11 月 26 夜草 鸦片战争史的再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再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再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再研究 中国学者研讨鸦片战争史，在上世纪末出现摆脱新经学的朕兆。一个表征，便是原先以 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起点而成名的学者，转而表示反对腰斩清史，变成再修清朝全 史的中国的稻叶君山。于是，毫不奇怪，当法国人佩雷菲特（A.Peyrefitte）的《停滞 的帝国》、美国人何伟亚（J.Hevia）的《怀柔远人》等书中译本出现，便都曾激起近 代史主流偶发的涟漪。 佩雷菲特与何伟亚，研究重心都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华体现的中 英冲突。虽然作者的观念和方法相异，佩氏重视文献体现的历史过程，而后现代主义者 何氏更注重清英的观念冲突，但二书都以为这场冲突，实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 战争的导因。从马戛尔尼使华到林则徐禁毒，那近半世纪里，清朝已历乾隆、嘉庆、道 光祖孙三帝，满洲权贵垄断军政的传统已难以为继，而欧洲备受法国革命特别是拿破仑 战争的风暴扫荡，更面目全非，即使打败拿破仑而保住制海权的英国，也因美国崛起而 实力今非昔比。 所以鸦片战争的结局，清朝并非败在没有正义，没有实力（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 也由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的抵抗证明并非败在英国的“船坚炮利”。由当年的中外文献， 无不证明清朝不是败于敌强，而是败于己弱，就是说败于乾隆到嘉、道的百年积弱。保 证“尊君”的政治体制，唯重“亲上”的法律准则，严惩“异端”的文化政策，鼓励贪 污的“养廉”机制，特别是坚持“以满驭汉”的权力结构，“八旗驻防”的军事传统， 诸如此类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措施，面对曾创全球殖民化最高纪录的英国炮舰，有 那一种不立现陈腐？ 直到鸦片战争前夜，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但 1820 年 仍占世界 GDP 份额 32.9%的老大中国，竟败在同年仅占世界 GDP 份额 5.2%英国手下。可 见国富未必等于力强，尤其未必等于民心归向。当年林则徐在广东禁毒，感到最大的障 碍不是洋商，而是“汉奸”，包括见利忘义而接济洋舶的众多船民。这意味着底层平民 愚昧吗？不然，因为在平民眼里，忍受满汉官军敲骨吸髓的剥削，较诸接济洋舶食物淡 水而得生存资源，未必利少害多。今人论鸦片战史，于满洲巨奸琦善等犹多恕辞，而对 粤海船民与洋舶交易，却谴责不遗余力，至少是轻重倒置。 我不能苟同佩雷菲特的假设，以为他惋惜清廷没有抓住英使送上门来的通使贸易机会， 致使到鸦片战败才被迫打开国门。我便不能同情何伟业的推论，因为他将乾隆朝君臣拒 绝马戛尔尼使团的建立通商要求，简单地归因于“中英礼仪冲突”，乃属毫无历史实据 的主观臆测。历史的诠释可以不拘一格，但历史的实相绝非来自演绛。 因此，我以为鸦片战争史应该再研究，但再研究的前提，只能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 史。 再说龚自珍再说龚自珍再说龚自珍再说龚自珍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上旬，刚到上海筹办防止英军海上入侵的防务的江苏巡抚 梁章钜，得到时任丹阳云阳书院山长的龚自珍信，同意即辞讲席，赶赴上海帮助他筹划 防务，也助上海士民筹建纪念其亡父龚丽正的祠堂，所谓忠孝兼顾。岂料没过几天，梁 章钜等来的，却是来自丹阳县署的噩耗，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龚自珍已于八月十二（西历 9月 26 日） “暴卒”。 那时龚自珍五十初度，不到十天前还在扬州魏源的别墅题辞作文，刚回丹阳便突然 死亡，当然引起纷纷议论，猜测他的死因。晚清早有传说，以为它是被毒死的。谁下的 毒？或说是他在北京曾与满洲宗室奕绘的侧室顾太清搞婚外恋，被奕绘家族派人谋杀； 或说是他眷恋的一名妓女，因妒忌而找人下毒。尤其是前一说，事涉才貌出众的满清大 贵族的宠姬，更被官民舆论炒得沸沸扬扬，并且从双方诗词中寻踪，给这个话题一个很 浪漫的名目，唤作“丁香花”公案。于是诱发不少雅士文兴，包括孟森、苏雪林、钱穆 等名流都作文考辨。如今从否定方面最详尽的考证，当数樊克政的《关于龚自珍已亥离 京与辛丑暴卒的问题》一文（见氏著《龚自珍年谱考略》附录六，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不过否定不等于论证，龚自珍实龄仅四十九便英年早逝，真正死因仍属历史未 解之谜（参看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页 179—183）。 百年来近代史的论者，大抵同意梁启超的一个判断，即龚自珍堪称晚清启蒙思潮的 先驱。还在清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四分之一世纪，年仅二十来岁的杭州青年龚自珍，便以 《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系列政论文震撼学林。尽管满清入关后，所谓“维新”、 “改革”的字样，就屡见于多尔衮、顺治帝的上谕，但真使帝国如不“自改革”将重蹈 明亡覆辙的呼吁，在嘉庆、道光朝野产生广泛回响的，仍是自称相信王安石变法宗旨的 龚自珍言论。龚自珍仕途蹭蹬，成进士已三十八岁。在内阁中书、宗人府和礼部主事等 职位上混了八年，仍然只是六品京官。偏偏他有个叔父代理礼部尚书，照例向道光请示 应否按大清官制规定要姪儿回避，得旨：“龚巩祚（龚自珍官名）著照例回避。” 于 是他只好在跑官和辞官之间选择。他的选择是放弃“处级”待遇，以父亲年老需独子服 侍的由头，打道回南。 这样，龚自珍才四十八岁就离休了。他随即隻身出京，引起前述躲避奕绘家族迫害 之类猜测。其实是失业了，生活没着落，先要设法觅住处和找饭碗。他父亲在昆山有别 业，但须修理。然而生活尚无保障，这可能是他修旧居之后，北上接眷，却不願再入京 城的一个理由。 龚自珍在朝就支持黄爵滋、林则徐等的禁鸦片主张。恰在离职后，林则徐被道光帝任命 为禁烟钦差大臣。龚自珍很兴奋，自告奋勇，願充幕友，随林前往广东。哪知遭到林的 拒绝。由禁烟运动的事态发展，可知林钦差林总督，比这位故人更洞悉满清体制运作的 奥秘。年号道光的满清六世皇帝，既贪婪又吝啬，既专断又多疑，既“内满”又“用汉”， 特别是知道粤海关能给皇室内务府带来滚滚财源，唯恐汉臣染指皇室贵族的禁脔。由林 则徐在广东向皇帝的奏折，不难看出他强调的禁烟或御夷的策略，处处表示维护皇帝的 权威和利益。这恰是龚自珍不懂的。他的政论出以公心，却每策都只好说“行不得也哥 哥”，因为较起真来，必定冒犯权贵乃至皇室的私利。 龚自珍并不傻，很快理解“横海拜将军”的老友窘境。“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 雄文”，见于《已亥杂诗》第八十七首的这两句诗，自来诠释者都在追寻《阴符经》和 《孙子十家注》“蜡丸”的古典，却忘记清康熙朝征三藩时李光地用蜡丸向康熙密报耿 精忠反清动向的近典。李光地是康熙帝信用的理学名臣。他取信于皇帝，并非由于学问， 而是由于在三藩之变中卖友求荣，先是劝诱老友陈梦雷伪降耿精忠，继将陈梦雷由敌营 递出情报的蜡丸，冒充已制递呈皇帝。结果三藩平，李光地因蜡丸之功窜升，陈梦雷却 因附逆之罪流放。龚自珍似不知李光地深受康熙帝眷顾的实相，在对林则徐处境表示谅 解的同时，竟以当代李光地自居。他真懂“近史”即前二百年的清史吗？ 中国近代史的论者，或将龚自珍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二者有没有可比 性？要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史，从时地人事的全方位考察，与朱熹同时代的那位 《神曲》作者生活时期的西欧史，相似程度如何？以目前的研究程度来看，但丁没法与 五百年后的龚自珍相比。 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鸦片如何由药品变毒品 虽说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第一章总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却总缺乏鸦片在中 国传播史的必要介绍。所谓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仅仅谴责鸦片流毒，很难清楚说明鸦片 怎会成为加剧满清腐败过程的毒品。 著成于明万历六年（1578）的《本草纲目》谷类药物部分：“李时珍曰：阿芙蓉， 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其实，作为镇痛药，早在唐文宗开成 （836—840）年间，鸦片（又译阿片），便在药舖有售。但曾任宫廷太医的李时珍，显 然不知罂粟花原产西亚，由它的嫩果汁液凝结的阿芙蓉，大约通过拜占庭与唐朝的贸易， 传入中国。不过，他说“近方有用者”，至少有一个病例，即他去世（1593）时已胖得 难以动弹的万历皇帝，可能患痛风而服鸦片丸成瘾。 可是，将鸦片混合烟草装入烟袋吸食，即俗称抽鸦片烟，应在美洲印第安人用烟斗 吸烟草的习俗被西班牙人传到远东之后。据魏菲德说，这样的吸毒方式，是 1620 年（明 泰昌元年）台湾人发明的。（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页 183。） 美洲烟草于明中叶传入中国，很快吸食成风，以致嘉靖、万历间王世贞叹道：“三 尺童子无不吸烟矣！”然而很奇怪，尽管台湾人多闽粤移民，尽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已征服台湾郑氏政权并解除海禁，吸鸦片烟的风气却似乎在大陆传播很慢。直到八年后 的清雍正七年（1729），满清三世皇帝才下诏禁鸦片入口，说明这时鸦片已由药材变成 毒品。 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说来也是满洲统治者酿成的问题。原来，康熙、雍 正父子，都曾禁烟草，并非关心臣民健康，而是因为种烟草与种粮食争地，非但妨碍税 收，还可能因为烟草种植区缺粮而发生民变。效应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贵 烟草烟具争奇炫富的东南绅商纨绔子弟，忽然发现台湾发明的鸦片烟吸食法，更新奇， 更刺激，又是合法进口的“洋药”，怎不竞相学样而追求烟膏烟具品质？ 早就苦于用白银换取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精良产品的欧美商人，发现中国出现 日益增长的毒品市场，怎不抓住商机？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1858 年发表），曾追 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目，如何与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争夺这个市场， 强 迫印度孟加拉邦农民改种鸦片，力求垄断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清嘉庆元年（1796），自 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缔鸦片进口，反而更刺激内外官商勾结的鸦片走私。尤其 是 1834 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对华贸易垄断权，鸦片走私转入私 人企业手中，美国等毒品贩子也更卖力竞争。结果不过三年，走私入华的鸦片就增加十 倍。 前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实行以银为主的复本 位币制，商品流通和国库收入所需白银，主要来自农工产品出口贸易吸纳的域外白银。 全汉昇对此有过详尽研究，曾指出从明隆庆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两个半 世纪， 单是经过西班牙人输出的美洲白银约四亿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以致 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惊叹：“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 （详参全著《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1987。） 正是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导致支持满清帝国富甲天下的白银，由内流变成外流。 清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食鸦片的奏章，是打动鄙吝的道光帝倾向 禁烟的由头，不妨再引一次：“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 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 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 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 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据 清末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八略引。）据记载，道光三年（1823）以前，满清出口盈 余仍有银二千六百万两左右，至此却反而外流至少四千万两，换来的是“槁人形骸、蛊 人心志、丧人身家”的鸦片。当然，银贵钱贱，不加赋而税增，不涨价而货昂，民穷财 尽，比起老百姓造反还是最好的前景。 不消说，黄爵滋的这道奏章，数落鸦片危害的层面，漏掉了皇亲国戚、八旗子弟、 宫女太监，而此类正是挥霍国帑的烟鬼主体。他们率先造成的贪污腐化，怎样掏空了满 清的府库，不是更值得追究吗？ 谁先谁先谁先谁先““““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 1839 年春，林则徐抵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伊始，首先采取的措施，并非搜缴鸦片，而是找 人编译“澳门新闻纸”，以了解“夷情”。 此举立即引起在粤外国人士惊异，从中看出林则徐与那班有权而无知的清朝官僚不 同。但林则徐将搜集的外论编成《澳门月报》，寄呈道光帝，却未见直接回应。与此同 时，林则徐又找人将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介绍一书，译成《四洲志》，也只是在他被 革职流放以后，才被魏源、徐继畬等相继取材，各自编书，如《海国图志》、《瀛寰志 略》等。 直到林则徐去世（1850）以后四十多年，鼓吹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重提旧事，说“林 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这个判断虽不合历史实相，但前提限于“始译 洋报”，还不算太离谱。 离谱的是 1953 年新订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权威教科书的评价：“林则徐是清朝开眼 看世界的第一人。”犹忆我初读此论，正上大学二年级，其时恰值提倡“百家争鸣”， 在课堂上听胡绳武、金冲及先生介绍此论，以为仅属一家之言。岂知时过四分之一世纪， 此论突然红得发紫，似乎已成阐释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定论，使我在好奇之余，重寻晚明 至清初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史。很不幸，发现此论堪称反历史。 且不说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但看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 明初郑和下西洋那一千六百年间，中世纪列朝与域外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难道都是 闭眼瞎摸吗？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唯独银矿稀少，然而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征 税开始以白银计算，很快演化成货币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制，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 以纸币代银元，那中间白银的补充储备，都源于对外贸易吸纳的美洲与日本的银块银元， 不是早为中外货币史家的研究证实了吗？满清六世大君道光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 鸦片走私，真实理由在于抑阻“白银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军政危机（即林则徐 拥护黄爵滋严禁鸦片论所谓，如不禁毒，前景必为“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 充饷之银”），不也反证皇帝本人早在注意域外世界与帝国安全的相关度吗？ 其实略知由顺治到道光的满清六帝的对外认知史，便不能说在林则徐编译并上奏 《澳门月报》以前，清廷从未“开眼看世界”。否则，顺治帝尊德籍耶稣会士为“玛法” （满语之“爷爷”），康熙帝曾派法国外方传教士白晋返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来 华，雍正帝在残酷打击宗室基督徒的同时又留下穿戴欧洲贵胄衣装假发的“御像”，乾 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清的西洋图书译著的提要与批判，嘉庆帝依然任命 西洋钦天监正为帝国制定历法并提供占星预言，乃至道光帝还关注白银由内流到外流的 对外贸易得失，诸如此类，在历史上就变得难以理解。 我曾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是历史真理，也曾相信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沦 为半殖民地乃至几乎亡国，原因在于毛泽东所谓工业或技术不如欧美日本列强。哪知三 十三年前被迫为工农兵“批儒扬法”的事业服务，替那些理论家们注释近代文献并定期 接受“知识私有”的批判，于是将习史重心转向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所谓近代史。嗣后 幸获平反，重上讲台，也就难免将重读近代史产生的积疑，由口说形诸文字。质疑源于 毛泽东的“落后就会挨打”论，挨批是必然的，因为涉及到已被教科书视为定论的近代 史界定问题。这里不想辩解，但引十六年前的一段拙论，此论见于《道光帝和他的首相》 一文，其中指出道光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恰等于中国传统所谓一世： “这一世，照爱好高论者的说法，国际国内环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吗？滑铁卢战役之后 的欧洲，并没有因为神圣同盟充当国际警察而结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仍在 西半球和中近东，即使英国，在亚洲关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义与重 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 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 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 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尚处于相对的稳 态。”（引自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初版，页 174。） 那时我注目的重心，在于探究道光朝廷在国际国内环境条件都对中国有利的态势 中，满清帝国何以不能如龚自珍期望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维新旧梦 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初版，页 21-72），已论证指望满清统治者自行进行体制改革是幻梦。但回头看清英鸦片战争前 夜的历史实相，倘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满清统治者对域外世界无知，从而断言自 林则徐赴广东搜集洋人书刊提供的情报，才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那说法竟被中国 近代史教科书肯定，不奇怪吗？ 道光帝可悲么道光帝可悲么道光帝可悲么道光帝可悲么？？？？ 还在西元 1773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工程师沃森（H.Watson）上校、副董事长威勒 尔(Wheeler)，就建议该公司贷款给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以生产比葡萄牙人输入中国 的西印度鸦片质量更高的“洋药”。因为他们发现吸食这种毒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 大利可图。 那年当清乾隆三十八年。然而时过二十年，乾隆帝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建交通商要 求，教训了这个“远夷”一顿，竟无只言谴责英吉利在本国禁鸦片，却在中国贩鸦片的 卑劣行为。又过两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才用儿皇帝的名义，发出申禁鸦 片令。可见满洲统治者对鸦片流毒感觉多么迟钝。 又过二十年（清嘉庆二十年，1815），有正直名声的汉军旗人蒋攸铦，任两广总督， 才拟定查禁鸦片 章程 公司章程范本下载项目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公司章程下载 ，要求严查走私，鼓励举报。他的继任者阮元，重申禁令，特别注 意控制洋商违法。他也是很早承认英人“船坚炮利”而设法加强海防的疆臣。但他热心 右文甚于防夷，将防范白银外流作为经济对策重心，相反对于鸦片走私表示宽容。当然， 他也深知粤海关是放任鸦片走私的渊薮，而粤海关正是皇家内务府垄断外贸利益的禁 脔。 于是，在道光年间相继任粤督的李鸿宾、卢坤、邓廷桢等，无论是巨贪还是稍廉， 都无法抑制由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关于鸦片弛禁 还是严禁的争论达到高潮。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支持主张严禁的黄爵滋，说： “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正是末一语，击中了皇帝的软肋。谁都知道，满洲以关外文化落后的一个边疆少数族群， 乘明朝内乱入关，南征北战，终于实现大一统，靠的就是八旗绿营“可用之兵”，虽说 驻防八旗、汉军绿营，都已腐化，至少还内战内行，近例就是终于镇压川楚白莲教造反。 哪知白莲教被荡平，帝国稳定仅一世，不但八旗王公世仆，而且汉军绿营士兵，多半成 为瘾君子。有兵则有权，假如持枪官兵都离不开烟枪，这样的军队能够保家卫国吗？ 道光帝终究曾经危难，深知“无可用之兵”便意味着满洲统治末路。于是林则徐就 变成钦差大臣了。哪知英夷远非“教匪”，竟然打遍帝国万里海疆无敌手。皇帝原恐南 人尾大不掉，将非粤海防区的失败归咎林邓等。然而用满洲家奴琦善、耆英顶替林邓， 用皇亲国戚奕山、奕经充当统帅，效应岂止大伤“国体”，连皇帝都只好“自恨无知人 之明”，徒唤奈何！ 这样，道光帝就在即位三十年含恨死去了，卒年六十八岁。相传他生性节俭，裤子 打补钉，吃鸡蛋也怕贵，生平总在提防上当受骗，不料以逊清遗老为主体的民国史官， 虽然对这位宣宗皇帝充满同情，在《清史稿》中称许他是守成君主，却忍不住讥讽他目 光短浅，用人忽左忽右，以致处在禁烟前沿的“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 遂贻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悕者，悲也，他真的可悲吗？ 再说再说再说再说““““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 有的近代史作品，称道“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总把林则徐、魏源并提，还有人 干脆说魏源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 那依据，来自魏源（1794-1857）本人透露的消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六 月间，被皇帝下令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赴戍途中在镇江会晤旧友魏源。据魏源《江 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之一自注，说林则徐将在广东两年多辑集的《四洲志》资料付 给他，“属撰《海国图志》”。时过年余（1843 年初）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成 书，自叙虽也提及“一据”《四洲志》，却强调全书曾遍征中外史志及“近日夷国夷语”， 乃新“作”，并特别声明，己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当然包括《四洲志》、《澳 门月报》等林辑诸书—引者）？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其时上距道光帝批准丧权辱国的清英江宁条约（1842 年 8 月 29 日签订），仅四个 月，满清朝野上下多半懵于“夷情”，有的大臣甚至不知英吉利为何物。如今突然冒出 一部《海国图志》，作者自称“以西洋人谭西洋”，而且宣称握有“筹海三策”，无论 针对英吉利的“攻夷”、“款夷”或“制夷”，都应对有方，怎不引人注目？又有几人 去追究其主意与倒霉的林则徐的世界认知的联系？ 于是，《海国图志》甫出就行时，“作”者魏源也放手大抄续出译著，在道光二十 四年、二十七年两出增补本，篇幅增至六十卷到一百卷；他本人也名声大噪，乃至时过 一个半世纪，竟在大陆近代史界跃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谓匪夷所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襄助周予同先生编注《中国历史文选》，选注《海国图志》 “筹海”二篇，已从书中发现魏源明征暗引林则徐著译，远不止《四洲志》，还有林则 徐奏稿及其编译的《华事夷言》、《澳门月报》全稿。文革后我修订这部教材，对林、 魏著述再研究，越来越感到魏源不老实。一个疑点，便是林则徐从未提及会见魏源“属 撰《海国图志》”一事，而且林氏由这年到复出而去世凡十年，在遗存文献中竟无只字 道及魏源其人其书，怎么回事？ 这使我重新考察《海国图志》初刊五十卷本的成书过程，却吃惊地发现，魏源在“海 夷就款江宁之月”，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1842 年 9月 13 日）之前，正忙于编 写颂扬满清征服全国的《圣武记》。只是在道光帝准行江宁条约卖国各款的上谕传到南 京之后，才将自称林则徐“属撰”的《海国图志》提上日程。他的行文如此神速，边写 边刊，仅至同年十二月初三（1843 年 1月 3 日），五十卷本便在扬州问世，总共三个半 月，就是说平均每两天便写成刻成一卷。 我曾指出，这以前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指斥清四库馆采用的戴震校定的 《水经注》，是剽窃赵一清校本，并不顾其友龚自珍的情面，直斥龚氏外祖父段玉裁替 乃师辩护为贻误后学。他找到的旁证，便是赵一清曾修《畿辅水利志》一百六十卷，而 戴震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要求，仅用半年便改编成八十卷，“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 之手；戴既据赵为蓝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于原书，深没其文，若同创造？”删简并 非剽袭，因此魏源据此控告戴震不德，难以服人。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控告恰好可用 于自身。他既自认《海国图志》是林则徐“属撰”，因缘时会而暴得大名，却又竭力撇 清其书其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经历证明，他其实对于鸦片贸易史 和清英冲突史均无所知，更从未系统研究过世界史地。在江宁条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之后， 突然现身为“洋务”历史与现状的专家，不是很奇怪吗？联系到他曾自承得到林则徐在 广东辑译的全部材料，那末他的《海国图志》初刊本，成书如此神速，其书只可说是“述”， 而“述”又埋没主名，要是指其剽窃，岂非属实？ 经过多年的犹豫，我将积疑写成《魏源：尘梦醒否？》一文。我不想争辩“清朝开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究竟是林则徐呢，还是魏源？因为那原是伪命题，稍知中外文化交往 历史的学者，无不嗤之以鼻。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伪命题，居然在近史学界得到郑重 讨论，而主流的号称权威或核心的历史刊物，居然对此谬说表示沉默乃至附和。 十八年前的那篇拙作（载拙撰《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初 版，页 192-210），曾惹怒某位魏源研究专家，撰文对拙说痛加挞伐。但我还是以为， 重读近代史，这是不得不重予考察的历史课题。 恩格斯说“义愤不能代替科学”。我 至今仍盼得到来自“严肃的历史学”的驳斥。 清代清代清代清代““““改革改革改革改革””””论溯源论溯源论溯源论溯源 《清史稿》录有满清定都北京那年用顺治帝名义颁布的大赦天下诏书，劈头就说：“缅 维峻命不易，创业尤难，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见世祖本纪一，顺治元年冬 十月甲子，即 1644 年 11 月 8 日）。 可见，“改革”、“维新”二词，并且作为同义语，还在满洲入关后的头一个摄政 王多尔衮，代年仅六岁的姪皇帝，发布的第一份诏书中就提出了。赦书全文，不厌其详 地逐项列举必须减免的前明军民负担名目达百余，时时插以谴责，如“小民困苦已极”、 “致民倾家荡产”、“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云云，可知满洲征服者打出“改革”旗号， 针对的是导致遍地民变的晚明弊政，而以“咸与维新”的许诺，争取包括绅民乃至曾经 “被流寇要挟”的士民人心。 但多尔衮标榜“改革”、“维新”的意义不止于此。其父努尔哈赤，由明朝边疆小 臣，乘中原内乱而叛明称雄，办法便是在关外纠集满蒙汉诸族，组成所谓满洲八旗的军 事联合体。核心以血统为纽带的满族贵胄，文明既低，人数又少。多亏汉军八旗的范文 程等教导，这班以劫掠起家的武夫，始知夺取明朝天下的诀窍在于“以汉制汉”——明 廷“以夷制夷”传统的反向策略。 于是，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叛军大败之后，满洲权贵首先在技术上向敌人学习， 夺取明军自西洋引进的“红夷大炮”，并靠俘获的工匠改制得性能更先进，命名为“红 衣大炮”。其次利用明朝降军“为王前驱”。同时多方争取明朝官绅为虎作伥。除了洪 承畴，替满清入主北京后设计“改革”方案的，更多的是在明末崇祯朝一度失势的“阉 党”，如冯诠之流。前述多尔衮在北京颁布的大赦诏，极力挑动“明国”四民的憎恨胜 朝腐败情绪，便出于相继迎闯王又降满洲的亡明无耻文士手笔。多尔衮曾收回强迫明人 剃发易服令，后又严令被征服各族“留发不留头”，同样出于自称孔子信徒的一个山东 儒生的上疏。此人姓王，提醒多尔衮如不“易服色”，将使少数的满洲八旗征服者，因 外貌不同，遭到人口居多数的汉人和其他士民的攻击。 随着多尔衮骤逝（顺治七年十二月），满洲八旗内讧，“改革”词语似乎从满清官 方文献消失。然而多尔衮生前确立的“以汉制汉”方针，改变了么？没有。顺治亲政， 颇重“以史为鉴”。有回他与汉族大臣，讨论历代皇帝谁可做楷模，便否定唐太宗，而 推崇明太祖。于是“清沿明制”，由此成为“祖训”。除了顺康年间鳌拜专政，曾将满 清帝国取向拖回满洲八旗贵胄共和的失败尝试以外，自康熙亲政到乃子雍正、乃孙乾隆， 三朝凡一百三十年，由中央集权的满汉双轨制体现的“以满驭汉”准则，非但不曾削弱， 反而通过越来越频繁的文字狱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强化。 奇怪的是“维新”字样，在满清顺康雍乾四朝销声匿迹一个半世纪之后， 于嘉庆 四年初（1799 年 2 月），突然重现于满洲第五代大君的诏书。刚摆脱太上皇乾隆帝控制 而得孤行己意的嘉庆帝，一面声讨权相和珅犯有弥天大罪，一面安抚满朝文武，说是只 要忠于今上，便不咎既往，“咸与维新”。 从此，先见于《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再见于伪古文《尚书》“歼厥 渠魁，协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就成了晚清六世一百十年官方文献引用日频 的儒家经典套话。 难道当时朝野，竟无有识之士看破满洲大君重提“维新”祖训的隐衷吗？ 嘉庆嘉庆嘉庆嘉庆““““维新维新维新维新”””” 虽说满清入关当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便颁诏许诺“改革”、“维新”，但以后历 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时逾一个半世纪，这两个词汇却在上谕中消失。 消失的无非是名，因为顺治帝亲政仅四十天，就大反多尔衮。原因在于满洲权贵内 讧，还有传说是由于多尔衮曾纳皇帝生母即谥号“孝庄”的太后为妻（所谓清初三大疑 案之一，见孟森《太后下嫁考实》）。其实呢？顺治帝和他的子孙，无不继承多尔衮“以 汉制汉”的所谓改革取向。顺治死时颁布的罪己诏，承认对满洲“淳朴旧制，日有更张”， 而其曾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为多尔衮恢复名誉的诏书，盛赞没有多尔衮“创业”， 就没有帝国一统全盛，都可为此作证。 不过清廷对“维新”之名的忌讳，仍在持续。直到嘉庆四年（1799）孟春，八十九 岁的乾隆帝，在做太上皇“训政”三年后，撒手逝去。此时，貌似甘居傀儡的嘉庆皇帝， 却突然出手，一举击倒在四年前曾力荐他为储君的权相和珅，震撼朝野。同样令朝野瞠 目的，是他转身与出手也如此疾速，逼迫和珅自杀仅数日，就宣布“胁从罔治 ”，“咸 与维新”。 和珅案的真相，我已据史简述（见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页 239-245），兹不赘。引人注目的是，嘉庆帝又将帝国讳言一百五十年的“维 新”二字，再度化作最高指示。 由嘉庆帝再次引用的“胁从罔治”、“咸与维新”二语，可知当年多尔衮的“改革” 即“维新”的昭示，出典于明朝颁行的钦定五经中的《尚书·胤征》中四句，所谓“歼 彼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据唐宋经学家说，《胤征》原是夏帝仲康 命胤国诸侯讨伐叛逆贵族的布告，出师前声明政策，首恶必办，向王师投降的“协从” 可免罪，但必须与所有陈腐传统决裂，才准许改过自新。 清代经史考证之学盛行。经过阎若璩到惠栋、王鸣盛等在野学者的百年研究，包括 《胤征》在内的“古文《尚书》”，绝非孔子及其晚年门徒编定的文献，而是孔子死后 六百余年魏晋人假造的伪《尚书》，在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已视作铁案。嘉 庆帝处置和珅案，分明是权力更迭夹杂私利争夺的宫廷政变，却装扮成有经典依据的义 理决斗。岂知从乃父已否定的《伪古文尚书》中找出的经典依据，恰好暴露这位皇帝以 假乱真，信伪经而弃真知，是自觉的。 即使利用伪经，嘉庆帝也只着眼其消极方面。清末章太炎因宣传“排满革命”，被 囚于上海租界班房里，在牢中作《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刊于《国民日日 报》1903 年 8月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