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
略论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史学研究,
张景贤 约7993字
[摘要]孔孟并不轻视物质利益;孔孟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提倡为了大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舍生而取义。对孔孟的义利观应当批判地继承。
[关键词]见利思义，舍生取义，批判继承
ABriefStudyofKongZiandMengZi‘sViewpointsofJusticeandInterest
Abstract:KongZiandMengZididnotdespisedthematerialinterest,andtheyargued tha
twhenyousawtheinterestyoushouldthinkthejustice,opposingforgettingjus ticewh
ileseeingtheinterest.KongZiandMengZiadvocatedthatforthegreatjust icethepeop
leshouldsacrificehispersonalinterest,evenhislife.
KeyWords:ThinktheJusticewhileseeingtheInterest;Loseone
‘sLifefortheJustice;Inheritwithcriticism
义利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价值关系。义利观则是人们对义利关系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历史上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有着各具特色的义利观。所谓"义"，古人解释很多，涵义较广，它既是指高尚的道德准则，又是指处理君臣关系、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政治准则，它还是一种远大的社会理想。所谓"利"，则泛指一切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它包括"公利"和"私利"两大类。义利观所谓的利，主要指私利而言。
在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中，义利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有些学者将孔孟义利观的基本思想简单概括为"重义轻利"，并从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其颇有微词。笔者以为，所谓"重义轻利"四字，不足以全面反映孔孟义利观的思想特征，也不利于今人对孔孟思想的批判继承。本文兹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略抒浅见，以就教于读者。
一、孔孟并不轻视物质利益
孔孟"重义"，是不争的事实，已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同。而说他们"轻利"，则是一个需要商讨的问题。人们多认为孔子和孟子谈"义"多而谈"利"很少，常引孔门弟子之语"子罕言利"
[1]、孟子之语"王何必曰利"
[2]为证，并由此认定孔孟轻视物质利益。表面看来，关于孔孟明确谈论"利"的记载的确不多，但是，他们都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谈论过与物质利益有关的问题，表现出他们对谋求物质利益、获取财富的重视。仅就《论语》、《孟子》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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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看，孔孟涉及到经济利益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反映了他们对追求物质利益的态度。
其一，主张善人、仁人、好礼之人皆应富有。孔子常引《周书?武成》之言"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教导学生
[3]。他还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4]。孔子曾对颜渊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5]。因为颜渊是好仁、好礼之人，所以孔子希望他富有多财，并愿为其主管财富。孟子也认为行仁义者应当富有，反之则否。他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6];还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食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7]。即不符合道义的原则，那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像舜那样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孟子继承和发挥的完全是孔子的主张。孔孟谈"富"，就是谈"利"。孔孟并不讳言物质利益，更不是无条件地排斥和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发家致富。对于所谓仁人、好礼之人发家致富的行为，孔孟明确地表示支持和鼓励，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其二，主张士人君子应当"干禄"，即应入仕朝廷，为国君效力，以获取奉禄。如子张问"干禄"之道，孔子说:"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8]。孔子提倡努力学习以干禄，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
[9];子夏则说:"学而优则仕"
[10]。后人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干禄思想的通俗说明。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11];"邦有道，谷"
[12];"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13]。孔安国注:"邦有道，当食禄。"孔子认为身居有道之邦，就应当入仕求禄。可见孔子对入朝做官求取功名利禄一贯持积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士人致富的正当途径。孟子亦有相似的主张。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14]。他认为让人们拥有固定产业，乃是提高道德素养的物质基础。孟子也主张士人干禄，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6]。赵氏注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士人家贫亲老，则应到朝中做官，求取奉禄，以赡养父母，否则就是不孝的行为。孟子本人曾多次收受过国君赠与的钱财，如接受过宋君赠金七十镒，薛君赠金五十镒，只要他认为是符合道义的馈赠，即欣然受之
[15]。孟子的言行与孔子的主张完全一致。干禄即是求利。孔孟积极主张士人干禄，也是他们重利、求利思想的一种表现。
其三，赞赏经商致富，主张发展商业贸易。孔子虽然很少谈论经商之事，但是对于子贡(端木)一面为官，一面经商致富之事，不仅未加反对，而且十分赞赏。孔子曾说:"不受命，而货殖焉，亻意则屡中"
[16]。意即子贡不甘受命运的支配，做生意而增殖财货，对市场的行情屡测屡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记载此事:"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索隐》引王肃注云:"废举谓买贱卖贵也，转化(货)谓随时转货以殖其资也。"刘注云:"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孔子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即宗庙之贵器，认为他是十分有用的人才
[17]。由此可见，孔子不仅没有轻商的思想，相反对经商致富的行为大加赞扬，表明他对商业之利的重视。孟子同样是既重农，也重商。孟子向陈相批评许行所信奉的"神农之言"时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种田，又织布，又制造陶器和铁农具，他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用产品互相交换，谁也不会受到损害。倾心于许行学说的陈相在孟子的诘问下也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强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社会的必然分工，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以互相取代;并认为脑力劳动(劳心)和体力劳动(劳力)也是社会的必然分工
[14]。孟子对齐宣王谈"王政"时，盛赞周文王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的做法
[18]。他还说:"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19]所谓御暴，即设关置吏是为了察防盗贼奸人;所谓为暴，指设关征税，他认为向经商者征税是以赋敛为暴也。孟子还对公孙丑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20]。可知孟子极力主张政府对关卡和市场只派官吏加以监管，而不征收商贾通行和贸易之税，以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总之，孔子和孟子都是从正面谈论经商致富之事，都重视商业之利。
其四，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是:首先"富之"，然后"教之"。子贡问治国之法，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21]他认识到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求，方能取信于民，这是治理好国家的经济基础。其弟子有若曾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21]即只有百姓富足，国君(国家)的物质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因为百姓是向国家提供赋税和徭役的源泉。否则，国君和政府的一切需求都将得不到保证。有若表达的也是孔子的主张。孔子主张先富民，后富君，谈的都是物质利益。孟子同样认为，能否满足人民对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乃是关系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实行"仁政"的主张。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
[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以运于掌"
[2]。仁政的主要内容就是使人民富足，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22]为了实现"仁政"的主张，孟子提出实行"井田"制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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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每家都有耕地百亩，宅地五亩，国家只征收较轻的赋役，使人民能过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生活
[2]。我们且不论这一主张是否为空想，但孟子确曾多次谈到应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问题，表明了他对保障人民经济利益的重视。这也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表现。
综上所述，孔子和孟子不仅谈义重义，而且谈利重利。孔子弟子所谓"子罕言利"的说法并不确切。把孟子所谓"何必曰利"解释为"根本不能言利"，也是一种误解。这种理解显然是受到后儒注释的误导，如程子注曰:"计利则害义"。认为义和利是截然对立的事物，计算利益就会损害道义。其实孟子所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那番话，其中心思想是说，作为一国之君，不应以谋求私利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应只考虑为自身和统治集团谋求利益;同样地各阶层的人们也不应只以谋取私利作为行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否则，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的局面。对此道理，孟子还有更明确的说明:"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23]。孟子认为，如果全社会的成员人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没有公德和仁爱之心，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危亡。反之，如果国君能以仁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行仁政，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并且通过教化使人们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民就会乐于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国君和统治集团的物质需求自然就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对梁惠王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2]孟子劝梁惠王"何必曰利"的真正意图，是提倡先义而后利，谋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应当以仁义为指导，应当符合仁义的原则，反对见利忘义，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和排斥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二、孔孟主张见利思义
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义利观的核心问题，孔孟的义利观也不例外。孔孟认为，人不可不重义，也不能离开利，在一般情况下，二者的关系应该是统率和从属的关系，应当用义统率利，用义节制利，个人利益的获取应当符合义的原则，应当有助于促进义的实现，而不应当对义的实现起阻碍和破坏作用。孔孟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观点十分明确。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1];"见利思义"
[12];"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24]。子张也说:"见得思义"
[10]。这是告诉人们见到有利可得时，一定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孔子还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12]，"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3]。孔安国注:"邦有道，当食禄"，"君无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也。"公明贾评价公叔文子是:"义而后取，人不厌其取。"
[12]孔子虽然对公叔文子能否达到这样高的境界表示怀疑，但是对"义而后取"的做法则持肯定态度。孔子主张，凡是符合"义"的原则的"利"，就应去获取，获取得越多越好;反之，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则应当坚决拒绝接受，离得越远越好。孟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22];"非其有而取之，不义也"
[22]。孔孟特别强调士人君子更应当按照以上原则去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因为士人君子是朝廷大臣的重要来源，他们肩负着协助国君治理国家的重任，也是推行儒家仁义主张的重要力量，所以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反复告诫他们
绝不可以谋求不道德的、不合法的亦即不义的物质利益，绝不能为贪求物质利益而去做违背道德、违反法律、背离道义的事情。总之，孔孟并不反对求取富贵，而只是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反对见利忘义。孔孟重义而不轻利。虽然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对"义"的解释也有不同，但是倡导见利思义，反对见义忘利，反对求取不义之财、非法之利，则是任何一个法制社会都应提倡的原则。
孟子从当时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中认识到，虽然利应受义的统率和节制，但是也不能把这种关系绝对化。孟子通过论述"礼"与"食色"的关系，表明了他对义利关系的辩证看法。据《孟子?告子下》记载:任国有人问屋庐子"礼与食孰重"、"色与礼孰重"的问题，屋庐子皆回答说:"礼重"。任人反问道:"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意即如果拘泥于礼，则得不到食物而将饿死，娶不到妻而不能生子养亲;反之则可以得食娶妻，你愿意死守礼法而饿死或失妻吗?屋庐子无言以对，遂向孟子求教。孟子认为不可以把礼与食、色(即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要作具体分析。如果关系到礼的重要原则，在礼比食色更重要的情况下，当然不可以违礼而求食色，他举例说:"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则不得食，则将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将搂之乎?"孟子认为，扭住其兄的胳膊去抢夺食物与跳墙进入邻家去强暴处女，都是严重违礼违法的行为，虽然这样做能够得食得妻也绝对不可以去做;反之，"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如果只触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礼仪规范，就可以实现像救饥得妻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情，则未尝不可以去做。孟子认为，义和利的内容都有重要与次要之分，重要的义重于次要的利，重要的利则重于次要的义，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把义和利的关系绝对化，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义都比利重要。孟子虽然很重义但不轻利。把孔孟的义利观简单地概括为"重义轻利"，显然不能够全面反映他们的基本思想。
三、孔孟提倡舍生取义
孔孟义利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们认为义有轻重层次之分，凡是关系到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以及维护高尚的道德理想等重大原则问题，均视为大义、大节。如果大义受到严重危害，或者个人利益和大义发生尖锐矛盾时，则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大义的要求，即使牺牲生命亦在所不辞。孔子认为"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士人君子应当具备的重要品德
[13]。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21]朱熹解释说:"宁死而不失信于民，而民亦不失信于我也。"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9]为了不失信于民而死与为实现仁义而死，都是为实现大义而献身的崇高行为。孟子也认为，为了实践道义、维护道义，士人君子应当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而坚强的品德
[7]，这就是大节的体现。孟子还更深入地论述了维护大义与个人生死的关系，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
[25];"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22]。孟子认为，人的生命诚然宝贵，但是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大义。实现大义的重要性远高于个人私利甚至人的生命。在义和利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为了实践和维护大义，应当以身殉道，舍生而取义。孔孟对牺牲道义而苟且偷生的行为持鄙视态度。
四、孔孟义利观的意义
孔孟关于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提倡舍生取义、反对背义求荣的思想，是其义利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学说精华之所在。孔孟义利观的理论意
义在于，它初步揭示了个人利益与社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首先，国家和社会应当满足和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于道义和法律的个人利益，以保障其生存和发展;没有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就难以实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全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高于和重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获取应当以不妨碍和危害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为原则。
第三，为了维护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必要时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献出生命。
孔孟的义利观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难免包含着一些封建性糟粕，但是它的主要精神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孟的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凝结和升华为诸如大公无私、无私无畏、廉洁奉公、刚正不阿、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高尚品德和崇高气节，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文天祥的绝笔之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还有他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壮举，就是对孔孟义利观积极内容的继承和发展。
从古至今，在这些崇高精神的激励下，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志士仁人，为了维护祖国的、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与富强，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坚贞不屈，流血牺牲，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永垂青史的宏伟诗章。尤其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扬弃了孔孟义利观中的封建性糟粕，不断注入了新时代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将传统优秀文化提升到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继续正确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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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弘扬包括孔孟义利观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仍然是需要我们努力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02年12月
【作者简介】张景贤，男，1938年生，山西文水人，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历史教学》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法制史和先秦、秦汉史研究。
【责任编辑:倪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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