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在改革中的合作与分道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在改革中的合作与分道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一、二把手。 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初认识的。那时戈尔巴乔夫在北高加索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任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则在西伯利亚西部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一次同机外访给了这对都在基层工作又感同身受的地方官有了充足的交流空间。此后关系渐熟，每当他们到莫斯科开会见面时，就像老朋友一样经常交往，每每“英雄所见略同”。1983年4月，利加乔夫就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与先他五年进入莫斯科，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汇合。作为苏共急切改革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志同道合。不想，随着改革的深入，这对曾经“只说半句话就能心领神会的”的改革盟友变成了政治宿敌。 投桃报李，分任苏共一、二把手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运不昌，苏共高层领导危机，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克里姆林宫就三易其主，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不过，在他离开人世前，勃列日涅夫将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调入克里姆林宫，出任苏共中央书记，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在他的推荐下戈尔巴乔夫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10月分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戈尔巴乔夫举荐利加乔夫出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继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时下正在进行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安德罗波夫最器重的“农业专家”，一跃而成为控制整个苏联经济的人物。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还有更高的期待，他要求戈尔巴乔夫“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还说“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1984年2月，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仅1年又4个月的安德罗波夫壮志未酬便撒手人寰。值得一提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推荐下，安德罗波夫于1983年4月，将时任西伯利亚西部任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的利加乔夫选调进宫，委以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重任。当时戈尔巴乔夫向安德罗波夫说，这个职位需要的是利加乔夫类型的人。他精力充沛、坚毅果敢。在众多州委书记中，他的出众之处不单是精明干练，而且视野开阔，文化素养高。安德罗波夫听后哈哈大笑:“既然已经有了个利加乔夫，咱们干吗还需要去找什么‘利加乔夫类型’的人呀,”对自己能到中央任职，利加乔夫心知肚明。他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在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里，有一个人(指戈尔巴乔夫)不仅向安德罗波夫推荐我作候选人，还积极推动把我调到莫斯科。” 利加乔夫力挺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死后，又一位老人契尔年科掌了权。谁来当二把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利加乔夫借机在契尔年科面前为戈尔巴乔夫说了许多好话，使契尔年科全力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又去世，苏共出现高层领导危机～最后接替总书记的人选集中在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身上。不到两年半时间就三丧总书记，使苏共政治局成员得出了必须实行“代际接班”的共识，接班者必须年富力强。戈尔巴乔夫时年54岁，而格里申已71岁，前者无疑占有优势。但当时私下流传着契尔年科留有保举格里申为继任者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谁能胜出尚不分明。利加乔夫事后这样说:“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 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在政治局讨论新任总书记人选时，利加乔夫极力推荐戈尔巴乔夫。他这样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特点是满腔热情地工作，事无巨细都努力进行探索，善于组织安排。而大家都知道，这对党的组织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和党的积极分子、全体人民之中，都备受尊敬。今天有许多州委和边区党委的书记都向我谈到了这一点。推选米?谢?戈尔巴乔夫必将在我国人民中激发自豪的感情，提高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威信。”利加乔夫利用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有利位置与另两位元老――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一起展开了斡旋，使戈尔巴乔夫终于登上了总书记宝座。对利加乔夫等人当时的所作所为，在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得到了映证:“自从1985年3月一小部分人通过巨大的阴谋活动，在一个大国推出这位领袖。” 戈尔巴乔夫挺够朋友，一上台就把几个“有功”人员加以重用。其中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利加乔夫则直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还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戈尔巴乔夫出访间隙代行主持中央工作，成了事实上的苏共中央二把手。踌躇满志的利加乔夫表示要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好好干一场”。 通力合作，将叶利钦赶出政治局 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是在苏联社会“步履蹒跚，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时期执掌苏联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改革就必须有改革急先锋。利加乔夫向戈尔巴乔夫举荐了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先让他出任苏联建设部部长一职。 心高气傲的叶利钦起初并不买账。他首先是考虑到自己已经50多岁，在本地出生、长大、学习和工作，已在这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网，人地皆宜，不想再换个地方从头干起;其次他心里感到憋气，瞧不上建设部长的位子，他觉得自己是个中央委员，在苏联这个大工业州干了近10年的第一书记，其职务已经与苏共中央的部长是同一级别。按传统，先前的州委第一书记到中央一般都是中央书记，凭什么自己到莫斯科只是担任不显眼的建设部长,第二天，利加乔夫正式打电话给叶利钦，话说得非常干脆，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叶利钦只好服从中央的决定。他未曾料到，没过多久即1985年11月，自己就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叶利钦心满意足，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干部大换班。他定下方针，市委机关的人，特别是那些长期与前市委领导人共事的人，一定要撤下来。他还认为，这些官僚们染上了只会做官而不会做事的坏毛病，靠再教育已不可能，只有进行更换才能解决问题。大换班不仅在市委一级，而且在区委一级也进行。由于叶利钦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莫斯科的工作有了起色。戈尔巴乔夫赞扬叶利钦为“首都的工作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大风”。1986年6月，利加乔夫还亲自提名叶利钦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但是，好景不长，叶利钦的改革主张和措施越来越“离谱”。他多次公开抨击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对改革“进展缓慢”表示不满，并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全面爆发，连发三箭。第一箭射向戈尔巴乔夫，他在即席发言中，由着自己的直性子一连对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了20多条意见，其中包括对苏联70年历史的评价、改革进展缓慢、反腐败、批评无禁区、公开无界限等。还批评戈尔巴乔夫喜欢用一些听话乖巧的人。第二箭射向对他有提拔之恩的利加乔夫，直接指名道姓攻击利加乔夫，认为他是党内的“阻碍机制”。第三箭射向中央集体。他说“目前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提出要追究“停滞”时期苏联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还说党内存在一股“惰性十足的随波逐流者阶层”，这个阶层正在“抵制改革”。因此他说应立即把党的机关裁减50%，要求对政治局进行“大换血”。还认为党的领导在执行改革中缺乏“革命的坚毅性”。最后，叶利钦竟 以辞去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来要挟。 叶利钦的发言破坏了几十年来在权力堡垒中形成的行事规则，引起公愤，27名与会者纷纷起来反驳。尤其是利加乔夫，坚决反对叶利钦在改革的速度问题和深度问题上所持的激进立场，并批判了叶利钦在选拔和撤换干部问题上所持的严厉观点。他还愤怒地谴责叶利钦所批评的一切是在社会革新的重要时刻分裂党，企图破坏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并建议戈尔巴乔夫一定要给叶利钦严厉的处分。与会者纷纷附和。 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利加乔夫的陪同下，亲赴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代表苏共中央宣布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戈氏把这个决定通知叶利钦时，特意强调:“叶利钦你要记住:我决不会再让你搞政治。” 渐行渐远，戈尔巴乔夫打压利加乔夫 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未见明显成效的情祝下，戈尔巴乔夫认为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起了阻碍作用。于是他把改革的目标指向了政治领城――苏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这三个“革命性倡议”，尤其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主张对现存体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苏联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苏联报刊纷纷由一般地揭露阴暗面、批判历史失误，发展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社会上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报纸上亮相，表达他们对苏联政治前途的看法。例如:由“激进分子”组成的俄罗斯民主论坛宣称，要“把苏共赶出历史舞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要“建立没有党和国家的社会制度”;立宪民主党人主张“全部财产私有化”，“使国家返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等等。一时间，要求摆脱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成了舆论的焦点。戈尔巴乔夫还亲自打电话通知持不同政见的领袖萨哈罗夫，允许萨哈罗夫夫妇返回莫斯科，并允许其发表文章和参加政治活动等等。这个口子一打开，党内外反动文人墨客、西方敌对势力等，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掩护下，组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掀起了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他们胡乱叫嚣，“共产党不只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的组织”，甚至“同法西斯组织一样”。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军营社会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说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转变观念”“敢于突破”“告别革命”以及“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界，成为宣传上的主调。 分管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对此忧心忡忡，尤其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没有看到对污蔑我国的历史表现出愤怒”感到十分遗憾，逐渐对戈尔巴乔夫这条错误路线和根据这条错误路线制定的各方面的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进而在政治局和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同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1988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赴南斯拉夫访问。在此前后，列宁格勒工学院化学教员安德列耶娃先后写了七封信给利加乔夫，不点名地指责力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对苏共历史等的错误态度。利加乔夫如获至宝，认为这是对“反历史和反苏浪潮的反击”。经利加乔夫同意，上述七封信中的三封改写成《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此信发表后，全苏许多地方和军队报纸纷纷转载，许多地方和单位到处张贴和组织学习。列宁格勒党委组织了多次讨论会，电视台还报道了其中两次讨 论会的情况。很明显，利加乔夫企图乘戈尔巴乔夫出访之机，扭转国内舆论导向。 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并开始酝酿重用雅科夫列夫以取代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智囊人物，戈氏的《新思维》就出自于他的手笔。戈尔巴乔夫上台仅4个月就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继而提拔他为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苏共一中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又安排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说他从此“不得不膜拜两个偶像，受到两个意识形态书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他之所以重用雅科夫列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改革之初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常常与他唱不同的调子，有时甚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利用雅科夫列夫来取代利加乔夫。“安德列耶娃信件”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指定意识形态工作改由雅科夫列夫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则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变相地被夺了权。刚一独掌意识形态大权的雅科夫列夫马上在《真理报》组织文章《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列耶娃的信大肆攻击，认为是“反改革的宣言”。苏联社会出现的反苏维埃、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动思潮正是此人秉承戈尔巴乔夫意志操纵的结果。 利加乔夫认为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一切，其矛头就是对着共产党员，对着苏联共产党，对着苏共党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了人民对历史的怀念。任其泛滥，最终会让人得出苏联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全都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应当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全是苏共的罪过，应该打倒苏共”的结论。他曾专门写信也曾口头汇报反映舆论战线上的问题。一次利加乔夫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对戈尔巴乔夫说:“正在发生的事情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国家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的忠告，责备他是“老调重弹”，并且不动声色地给利加乔夫寄来了一份外电的评论综述。综述摘自《泰晤士报》，文中写道:“利加乔夫讲话调子和内容与现在出现的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大多数评论不同，看来，这个讲话证明利加乔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规模和后果表示极大的怀疑。……这表明，苏联现在进行的某些改革遇到很大阻力。”不久，在雅科夫列夫的操纵下，苏联媒体掀起了攻击利加乔夫的狂潮。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把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表明苏共已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利加乔夫在大会发言一再警告说，反社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正在分裂党组织，破坏苏维埃联邦，并在一些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结果利加乔夫连准备晋选苏共副总书记候选人的资格都被取消，被彻底打入冷宫～?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