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变革——后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历史每隔几百年就会有一次大变革。短短几十年,社会自行重组其世界观、价值观、社会与政治架构、技术和重要部门等。50年后又重现一个新世界。此时出生的新世代已无法想象过去祖、父辈成长的时代面貌了。如今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中,这场变革孕育了“后资本主义社会”。 13世纪也曾发生这样的变革。当时欧洲世界一夕之间转向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由商人、工匠组成的行业公会(guild)则是新兴的社会支配团体;长途贸易复苏,而哥特式新兴建筑风格则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了资产阶级的品味;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城市的锡耶纳画派兴起;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动出现;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几十年内,但丁就舍弃了拉丁文改用方言写作,从而创造了“欧洲”文学。 200年后又发生了另一次大变革。从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1455年)到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1517年)的60年中,文艺复兴运动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开花结果;古希腊精神重现;美洲大陆被发现;西班牙创建步兵团,是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随着解剖学的重现发现,产生了科学研究;西方世界开始广泛运用阿拉伯数字。 1776年则是再下一次大变革的发端。这一年美国独立,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至此以后到滑铁卢战役的40年中,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所有的主义一一出笼。在这期间,第一所现代大学创建(柏林大学, 1809年),教育开始普及。犹太势力兴起,到了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集团的金权已凌驾于王权之上。总之,这40年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 200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革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会再有真正的西方历史或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后两者都已经西化了。对于这场变动的起源有两种争议,一说是非西方国家——日本在6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强权;一说是计算机的普及让信息成为世界运转的重心。不过很明显,我们正处在变动的过程中。 1455年起的变革,使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近代。50年后,在哥白尼、米开朗其罗之后,天主教重建运动陆续出现,人们才了解变革的真义。美国独立后展开的变革,也到60年后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的出版,大家才开始分析、理解变动的含义。在我们迈进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中,想要提早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当然言之过早。绝大多数答案总要等到未来才能水落石出,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现有的价值观、信仰、政治观、世界观、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到为了世界时一定会重组,变化之大,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象。 目前这些改变已经出现,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一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其最关键的资源必定是知识。这也就表明这个新社会一定是一个“组织社会”(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从有400年之久的主权国家转变成多元政治体系,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政治整合形态。“后资本主义政体”是跨国、跨区域的政治单位。 ·后资本主义社会与受雇的经营者当家 资本主义社会向来由两大阶级主导,一个是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个则是工人,马克思称后者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转变成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是生产力革命以后的事。生产力革命兴起于马克思逝世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发达国家达到巅峰。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中的制造业工人似乎已主控了政治与社会,但随之而来的“管理革命”,却使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数量、权力急剧下降。到了2000年,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人占该国总劳动力的比例估计不会超过1/6. 资本家的权势发展可能比工人更早,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最晚不会超过一次世界大战。从那时起,资本家的权力与威望无人能敌。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经由管理革命,这些资本家被专业经理人所取代。当然,现在许多资本家仍活跃于报纸的社会版面,但他们已经成为社交名人,几乎不再插手经济事务了。在商业新闻中,焦点都在受雇的经营者身上。 在发达国家,退休基金已经取代旧的资金形式,逐渐控制资金的供给与分配。以美国来说,1992年退休基金拥有美国大型企业一半的股份。退休基金的受益人是美国企业的员工,假如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是由受雇者掌控生产资料,那么美国可就成了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这些退休基金是由专门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他们是新式资本家,也是受雇的劳动者。 ·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前苏联政权的崩解,不是“历史的终结”。1989到1990年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代表某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250年来现世宗教(社会救赎信仰)发展历史的结束。这种现世宗教由卢梭开启,而乌托邦正是其终极与神话的形式。 然而,摧毁前苏联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上半叶起,资本主义支配社会现实达250年之久。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则是优势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另一种新社会已经快速出现了,这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新社会必定是以自由市场作为统领经济的唯一机制,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仍然会继续存在。不过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会与过去250年来的取向不同。 后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这种以知识为主的社会,其领导团体一定是知识工作者,也就是懂得如何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的经理人。 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方面的挑战,必然是服务工作者的尊严问题。一般而言,服务工作者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养成教育。但每个国家,服务工作者都将是社会中的多数。 知识人(intellectual)与经理人(manager)的对立会造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知识人注重知识与理念;经理人注重人际与工作。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哲学与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就是要消解这种对立以产生新的整合。 ·民族国家的发展 16世纪法国的法律政治学家首度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往后400年中,无论对内对外,民族国家都成为唯一的政治权力机关。其中后200年里,即从法国大革命起,民族国家成为现世宗教的继承者,肩负解救社会的使命。事实上将主权国家视为至高无上权力机关的概念,无限制地推演到最后,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纳粹即是如此)。 目前政治学理论和宪法仍然体现主权国家的理念。在过去100年中,主权国家的权力与影响力愈来愈大,最后转变成万能国家,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熟知的政治结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起,近200个脱离殖民地统治的新兴国家,都高举主权国家的大旗,直到苏联瓦解,原加盟共和国也是希望成为主权国家。 都是这40年来,主权国家正丧失其作为唯一权力机关的地位。以内在环境而言,发达国家正快速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从外在环境来看,许多有别于国家范畴的政治机关不断出现,有些是世界性的(如联合国),有些是区域性的(如欧盟)。1991年2月多国联军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种多国联合行动是前所未见的,他象征主权国家不再是政治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反恐怖主义不是单一政府的事,而需要跨国行动。民族国家虽然仍旧会是最有权力的政治机关,但是不如以往那样有绝对唯一的地位,它必须逐渐分出一些权力给其他的组织机关与决策者作为超国家的机能。 哲学家莱布尼茨花费大量时间想重整基督教王国的统一,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他并不担心基督新教与旧教或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战争,他只担心一般人对超自然神的信仰的丧失,如此,现世宗教就会出现。而他深信现世宗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专制统治。 一个世纪后,卢梭证实了莱布尼茨的忧虑。卢梭认为,社会能够、也应该指导个人;社会能够、也应该创造“新亚当”;社会能够、也应该实现人类的普遍理想。但是社会同时也能够、且应该让个人服从于超越个人的“普遍意愿”(general will),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客观历史法则”。从法国大革命起,社会救赎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有力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遍及全世界。不论这种概念怎样装扮“反宗教”的外衣,他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其手段是非宗教的:禁酒、屠杀犹太人、崇尚泛精神分析而非真主、废除私有财产等,但其目的确是宗教性的,是要创造新人类,从而建立现世王国。 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其经济体制产生了贫穷,而不是富裕,为官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特权,而非公平,还因为思想僵化不但未创造出“新人类”,反而暴露了“旧亚当”的腐败。人类可能毫无救赎的希望。也许真如某些人所说:人性没有美德、至善、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 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救赎信仰终结之后,我们无法得知未来会出现何种信仰,只能等待。可能会有传统宗教复兴,致力解决知识社会中个人的需求问题,现在美国不断激增的莫名教派与聚会就是一个象征。 预测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比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要容易得多。正如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知识—价值的革命》中所预测的:在未来,我们看不到对物质和科技的抗拒。听不到“回归中世纪”的呼吁。信息与科技的全球扩散支持了这种预测。 社会救赎信仰的终结,必然代表了一种内在精神的转折。救赎、重生、升华、至善、德行都会被视为纯属个人的事,而不是社会目标与政治规范。这重新强调了个人人格,还可能引领我们回归个人责任。 第三世界的潜力是巨大的。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展现这种经济潜力。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受过良好教育、学习心强烈的人民,有悠久的代工传统,还有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本、贸易网与技术管理人才。如果这些条件得以发挥,就能促进工业成长。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可能已经在起飞阶段,而巴西一旦鼓起政治勇气,效仿墨西哥成功的例子,那将来的成就可能会震惊世界。至于东欧国家会有什么惊人表现,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但要是第三世界不能快速发展,一定会有大批人潮涌向发达国家,超乎这些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所能负载的程度,结果就会发生人间惨剧。 不过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动力还是来自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五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领袖,如尼赫鲁、铁托等,都曾向人民保证,第三世界会找到不同的新答案,创造新的秩序,这些保证直到现在都未实现。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的挑战、机会与问题,只能从其起源处着手——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