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二战”中与纳粹合作的德国人

《呼吸秋千》“二战”中与纳粹合作的德国人 呼吸秋千 收拾行装 一(1)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收拾行装 一(2)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 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被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 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马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百分之零点七。〕的萨克森人〔这一地区的德国人最初来自德国萨克森地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利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 我只想离开家，哪怕是要进劳动营。我母亲不知道，她对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会多过我想她。这些让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间围着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内的白色壁龛上还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启动时间”。收拾行装的时候我就想:白色壁龛显灵了。现在就是已启动的时间。我还庆幸自己不用去前线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着行装，没有丝毫不情愿。系带子的皮绑腿、灯笼裤和带丝绒滚边的大衣，没有一样东西适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启动的时间。不管是经历这样或是那样的事情，总之人是要长大的。我想这世界虽然不是化装舞会，但在这深冬季节要被送到俄国去的人，没有谁是可笑的。 收拾行装 一(3) 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我记不得他们在家里是否说了“劳动营”这个词。如果没说，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国”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说了的话，那“劳动营”这个词也没有吓着我。战争和幽会的事儿并未让我成熟，十七岁的我心智其实还处在极无知的孩童时代。“水彩”和“肉”这样的词会让我心惊肉跳，而我的脑子对“劳动营”这个词却无动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亲说“肉”这个字点到了我的痛处。就是那次，我还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楼下的院子里玩，母亲在阳台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马上回来吃饭，还要我再叫一次的话，你就待在那儿别回来了。”我还是在下面多待了一会，等我上去时，她就说: 你现在可以收拾书包去闯世界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母亲边说着边把我拽进房间，拿出个小背包来，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夹克塞了进去。 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 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即著名音乐商标“His Master’s Voice”，中文译为“狗听喇叭”。〕，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Josef Weinheber (1892-1945),奥地利抒情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 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地区的肉类罐头品牌，享有国际声誉。〕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座山岭〕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鞋带系好了。我坐到桌边，等待午夜来临。午夜到了，巡逻队却迟迟未到。等了三个小时，都快让人受不了了，他们才来。母亲帮我穿那件带*绒滚边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来。我戴上绿手套。在木地板的门厅内，就在挂煤气表的地方，祖母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只是不经意地把它带到了劳动营。我并不知道，它会一直伴随着我。但是，这样一句话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所有带去的书加在一块，也没有它对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心铲的〔关于“心铲”的概念，见“关于心铲”一章〕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真的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这么句话能让人活下来”。 收拾行装 二(1)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 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 我打了个小盹，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 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收拾行装 二(2) 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喀尔巴阡山南部罗马尼亚境内海拔〕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亚湖中一个小半岛上的旅社，时至今日都负有盛名。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 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利 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佩利坎说。 火车开了十二天，也许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罗马尼亚城市〕。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了些许醉意，有的是因为喝了酒，有的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被俄国人拉去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虽然脑子里都想过，却并未影响到心情。现在还在路上呢，只有到了目的地，他们才能枪毙我们。他们没有像家乡的纳粹宣传的那样，一开始就枪毙我们。这几乎让我们的心情称得上是无忧无虑了。在牲口车厢里，男人们学会了有事没事喝上几口，女人们则学会了有事没事唱上几句: 林中月桂吐艳 战壕白雪皑皑 一封短短信笺 字字伤我心怀 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收拾行装 二(3) 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 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 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 保罗?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 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 收拾行装 二(4) 火车鸣起一声沉闷的汽笛，是我听过的最低沉的“呜„„”声。大家朝车门蜂拥而去，上车后继续前行。 即使没有胸前的徽章，我也能认出那个男人。在劳动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麦得草 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收拾行装 二(5)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 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劳动营一共有五个RB ，即五个工作大队(RABOTSCHI BATALLION)。每个支队又称ORB(Odelna Rabotschi Batalion)，分别由五百到八百人组成。我的工作队编号为1009，我的工号是756。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时常没有云，只有清一色的像海水般的蓝。 时常只有遮蔽了天空的云毯，清一色的灰。 时常云飘走了，挂钩也不会静止不动。 时常雨水会灼痛我的双眼，并把衣裳紧紧黏在皮肤上。 时常严寒仿佛将我的五脏六腑扯得粉碎。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 ?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收拾行装 二(6)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 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 ?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收拾行装 二(7)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盐又太宝贵了，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它可值很多钱。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CHLORODONT)牌的。这牌子我还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肯定有过一把。我还记得巴克利特(BAKELIT)这个牌子。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收拾行装 二(8) 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属于我，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直到用旧。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像是在家里，而不是身处异乡。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 我清楚地记得劳动营里用的铁皮梳子，它们出现在虱子猖獗的时候。工厂的车工和钳工将它们做出来送给女人们。它们是铝片做的，梳齿上有些缺口，拿在手里或碰到头皮时感觉潮潮的，因为它有一种冷冷的气味。在手中把玩一会儿，它就会迅速地带走体热，闻起来像白萝卜一样苦。即使人们早已将它搁置一旁，这气味也会残留在手中。用铝皮梳梳头发很容易打结，得用力去拉和扯。梳中夹的头发比虱子还要多。 不过要把虱子梳下来，还有一种长方形、两边带齿的牛角梳，是农村的姑娘们带来的。它一边梳齿很宽，可以用来给头发分路子，另一边梳齿很细，可以用来梳掉虱子。牛角梳质地坚固，拿在手里很有分量，头发会顺着它走而保持光滑。我们可以向农村来的姑娘们借用它。 六十年来，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它们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从劳动营归乡之后，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这箱子就存在于我脑海之中。只是六十年来我都没有弄清楚，究竟是因为我想回忆起那些事物，所以无法入眠，还是恰恰相反，因为反正也睡不着，所以才会和那些事物纠缠不清。不管是怎样，我想强调的是，夜晚毫不顾及我的意愿，自顾自地收拾着它的黑行李箱。尽管不情愿，我却必须得忆起它们。即使不是必须，而是想要，我也宁愿我不必想要去做这件事。 有时，劳动营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而是成群地、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因此我知道，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而是为了来折磨我。我还没完全想起，是否在收纳包里带了针线，就会有一条手绢冒了出来，它的样子我已记不起了。这时又会冒出一把指甲刷，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过。接着又会再冒出一面小梳妆镜，或许真有过，抑或没有。过会儿又加上一块手表，如果我真带过这么一块去的话，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也许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都找上我了。它们想在这夜晚将我流放，带回劳动营。因为它们成群结队而来，所以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直冲向硬腭。呼吸的秋千翻滚起来，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这样的一个齿——梳——针——剪——镜——刷就是一个怪物，正如饥饿也是怪物一样。如果饥饿不曾作为一个物体存在过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物的骚扰。 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我就会猛地推开窗，把头伸出窗外。天际一轮明月，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洗濯着我的双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接着我关上窗，重新躺下。对此床一无所知，依然温热。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 水泥 水泥总是不够。煤应有尽有。炉渣砖、碎石和沙也一直够。水泥却老是用完了。它会自动地变少。对付水泥可得当心，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恶梦。它不仅会自动消失，甚至会消失于无形。这样水泥既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觅。 收拾行装 二(9) 班长大吼着:“你们要看好水泥”。 工头大吼着:“你们要节约水泥”。 风来的时候:“水泥不能被吹跑。” 雨雪来临的时候:“水泥不能被淋湿。” 水泥袋是纸做的。对满满一袋水泥而言，这纸太薄了。一个或两个人搬一袋水泥，抱在肚子前或是抓住袋子的四角，袋子会被扯破。袋子破了就没法节约水泥了。干的水泥袋破了，一半都会掉在地上。湿的水泥袋破了，一半都会黏在纸上。越是要节约水泥，它就会越快耗尽，对此谁也无可奈何。水泥就像街上的尘土、雾和烟一样，让人捉摸不定，它会在空中飞舞、地上爬行、粘附于我们的肌肤。四处可见它的身影，却哪里也抓它不着。 要节约水泥，不过，搬水泥时更要当心自己。即使是小心翼翼地搬着袋子，水泥还是会越来越少。他们骂我们是经济建设的害虫、法西斯、破坏分子和偷水泥的贼。我们跌跌撞撞地在辱骂声中穿行，装聋作哑，把装满了灰浆的小车从一块斜放的木板上直推到脚手架上，送给泥瓦工。木板摇摇晃晃，我们紧紧抓住小车。不然摇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飞上天去，因为空空的胃轻飘飘地直冲头顶。 这些看守水泥的人怀疑什么呢,我们作为强制劳动工人，除了身上穿的一套普服爱卡(Pufoaika)，也就是棉制服，工棚里的一只箱子和一个床架，一无所有。我们偷水泥干什么呢,身上带着的水泥不是赃物，而是令人厌烦的污秽。我们每天都饿得发晕，水泥又不能吃。 我们要么冻得发抖，要么挥汗如雨，水泥也不会带来温暖和凉爽。它只会令人起疑心，因为它会飞、会爬、会粘附，色如灰兔，质如丝绒，飘忽不定，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建筑工地就在劳动营后的马厩旁，那里早就不养马了，只留下一些食槽。听说是要给俄国人建六栋居民楼，六栋分别由两户人家合住的房子。每栋房子有三间房。不过我们认为每栋房子至少会住五户人家，因为我们在兜售时看到了当地人的贫穷，以及许多骨瘦如柴的学童。无论男孩女孩都剃着光头，穿着浅蓝色的的小裙子。总是排着路队，两人一组，手牵手地唱着革命歌曲，穿过工地旁的泥泞。路队前后各有一位身材浑圆、一言不发的女士，目光阴郁，步伐笨重，甩着她们像船一样的屁股。 工地上有八个班。他们负责挖地基，搬运炉渣砖和水泥袋，调制石灰浆和混凝土，浇铸地基，给泥瓦工准备灰浆，用背筐背着它，用小车推着它到脚手架上，把它做成刷墙用的抹灰。六栋房子同时在建，所以到处是混乱。人们奔来跑去，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却几乎不见进展。我们可以看到脚手架上的泥瓦工、灰浆和砖，却看不见墙在长高。这就是建房时让人费解的地方，如果整天盯着看的话，就见不到墙是如何变高的。三周之后，忽然间，它们已高高矗立在那里，毫无疑问是长高了。也许像月亮一样，在夜间自为自在地生长。水泥会不可思议地消失，墙也会不可思议地变高。我们被指挥得团团转，刚开始做个什么又被呵斥开。我们被打耳光，被脚踢。内心变得固执而忧郁，外表却变得像狗一样谦卑与懦弱。水泥裂伤了我们的牙龈。只要一开口，嘴唇就会像水泥袋纸一样开裂。我们都闭嘴听命。 比任何一堵墙都要长得快的是怀疑。在工地的抑郁氛围中，每个人都怀疑别人:他是不是在搬水泥时抬了较轻的那一头，他是不是在剥削我而自己却偷懒。每个人都被叫骂所侮辱，被水泥所捉弄，被工地所欺骗。至多在有人死了的时候，工头会说:Schalko,otschin Schalko (很遗憾)。但马上他就会换语气叫道:Wnimanije (注意点)。 收拾行装 二(10) 我们像牛马一样地干着活，听着自己的心跳，耳边回响着:要节约水泥，要看好水泥，水泥不能弄湿了，水泥不能飞跑了。但水泥还是会飘散开去，自我挥霍着，对我们则吝啬之极。水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它是小偷，它偷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偷走了它。不仅如此，由于水泥，我们变得敌意和仇视。它在飘散开来的同时，也散播了怀疑的种子，它是个阴谋家。 每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等到离水泥有了一定的距离，工地也已被抛在了身后时，我才明白过来，不是我们在相互欺骗，而是俄国人和他们的水泥欺骗了我们。但到了第二天，怀疑又会重新再来，不顾我的理智，针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点，他们也都会怀疑我，这一点我也感觉得到。水泥和饥饿天使是同谋犯。饥饿撕扯开我们的毛孔，爬了进去。之后，水泥就把毛孔堵上了，我们被水泥封起来。 水泥塔内的水泥是可能会要人命的。塔高四十米，没有窗户，里面是空的。应该说，几乎是空的，但人还是有可能在里面淹死。相对于塔的规模而言，留在塔内的水泥只能算是残余，散落在四处，没有装袋。我们要用手把它刨到桶里去。这是一些陈年旧水泥，但阴险而机灵。它们身手敏捷，埋伏在那里守候着，灰色而无声地滑向我们，让我们闪避不及。水泥是会流动的，流淌得比水更快、更平。我们有可能被它攫住而溺毙。 我得了水泥病。连着好几个星期看什么都是水泥:无云的天空是抹平了的水泥，多云的天空里全是水泥堆。连接天地的雨线是水泥做的，我那灰色斑驳的铁皮碗是水泥做的。看门狗的毛是水泥做的，食堂后厨房垃圾里的老鼠也是如此。在我们工棚之间爬来爬去的无脚蜥蜴的躯干是水泥的。桑树上结着许多蚕做的窝，状如喇叭，也是丝和水泥做的。太阳刺眼的时候，我想把它们从视线内抹去，它们却已不在那儿了。每晚，井边的集合操场上都蹲着一只鸟，水泥做的。它的啼鸣噪咂刺耳，是水泥之歌。律师保罗?加斯特在家乡见过这种鸟，是一种百灵。我问:它在我们家乡也是水泥做的吗,他犹豫了一会儿，答道:在我们那里，它是从南方飞来的。 其余的我就不问他了，因为我们在值班室里挂的画上看得到，在高音喇叭里听得到:斯大林的颧骨和声音是铸铁浇的，他的胡子却是纯水泥做的。在劳动营内无论干什么活，身上都会变得肮脏不堪，但没有什么脏得像水泥一样令人厌恶。它就像地上的尘土一样，让人无处可逃。人们看不见它从何而来，反正它已经在那里了。除了饥饿之外，我们的脑子里只有思乡的念头可以转得像水泥一样快。它完全占据我们的身心，让我们无法自拔。我觉得在人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比水泥转得更快，那就是恐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我早在初夏时分，就会从工地上的水泥袋子上偷偷扯下一片纸来，并写下: 太阳高悬面纱之中 黄色玉米，没时间了 我没有写下更多，因为要节约水泥。其实我本想写点完全不同的东西: 深远的、倾斜的、微红的、潜伏的 半月在天际 已逐渐隐退 我把它送给了自己，静静地在口中玩味。它随即破碎了，水泥在牙间格格作响。然后我沉默了。 纸也要节约，并把它藏好。谁被发现挟带字纸，就要关禁闭。禁闭室是一个混凝土做的井穴，要走十一级台阶到地下，非常窄，人在里面只能站着。四处是粪便和蚊虫。上面被一个铁栅锁死了。 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经常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对自己说:水泥变得越来越少，它会自动消失。我也是水泥做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为什么我就不能消失呢, 石灰妇女(1) 在工地上的八个班中，有一班是由石灰妇女组成的。她们先要把装着石灰石的马车，从马厩旁一个很陡的斜坡拉上去，然后再把它拉下去，拉到工地边的熟石灰池。马车是一个巨大的梯形木箱。车辕两边各栓五名妇女，肩和腰上都绑着皮带。有一个看守在一旁监督。由于拉的时候很费劲，女人们都泪眼浮肿，嘴唇半张着。 特鲁迪?佩利坎就是这些石灰妇女中的一个。 如果雨水已数周不再光顾荒原，熟石灰池周围的烂泥也已像皮草花一样干枯时，烂泥苍蝇就会让人不胜其烦。特鲁迪?佩利坎说它们可以闻到人眼里的盐味和嘴里的甜味。身体越是虚弱，眼睛就流泪得越厉害，唾液也会变得越甜。特鲁迪?佩利坎被拴在车的最后面。她太虚弱了，在前面根本不行。烂泥苍蝇不再落在眼角，而是落到瞳孔上，不再落在唇边，而是飞进嘴里。特鲁迪 ?佩利坎脚步踉跄起来。她摔倒的时候，车轮碾过她的脚趾。 鱼龙混杂的一群人 特鲁迪?佩利坎和我，还有雷奥帕德?奥伯克，是赫尔曼城来的。上牲口车厢之前，我们并不认识。阿图?普里库利奇和贝娅特里斯?查克尔，就是图尔和贝娅，他们打小就认识，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一个三国交界处名叫陆基的山村。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来自拉克耶夫〔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州城市〕，也是那片地方的。另外来自三国交界处的还有手风琴师康拉德?凡恩，来自小城苏霍洛〔离陆基村不远的小城镇，中间有森林火车相连〕。跟我一起跑车的同伴卡尔利?哈尔门，来自克兰贝契科黒客〔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的一个小镇店，1786年迁移来第一批德国人〕，后来和我一起在矿渣地窖干活的阿尔伯特?吉翁，是阿拉德〔罗马尼亚城市，阿拉德县首府〕人。手上长着像丝一般小绒毛的莎拉?考恩慈，来自沃尔姆洛赫〔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村庄〕;另一位食指上长着小肉痣的莎拉?旺特施奈德，来自卡斯滕霍尔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各地区，行政上属于罗西亚地区管辖〕。来劳动营之前，她们并不相识，但长得像姐妹一样。在劳动营我们就管她们叫策莉〔策莉(Zirri)在特兰西瓦尼亚德语方言中即指莎拉(Sarah)〕姐妹。伊尔玛?普费佛来自小城德塔〔罗马 尼亚巴纳特地区的城市〕，聋哑人米茨——全名安娜玛丽?伯克，来自梅迪亚什〔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城市，是罗马尼亚中部的交通枢纽〕。律师保罗?加斯特和妻子海德伦?加斯特是上威绍〔罗马尼亚北部马拉穆列什县的小镇〕人。鼓手科瓦契?安彤，来自巴纳特〔中欧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现在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的山区小城卡兰赛贝什〔罗马尼亚西南部巴纳特地区卡拉什-塞维林县的小城〕。卡特琳娜?塞德尔，我们都叫她“巡夜人卡蒂”，来自巴克瓦〔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部分的一个村庄，为蒂米什县布济亚什镇所辖〕。她是个弱智儿，整整五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石煤烧酒过量而致死的机械师彼得?施尔，来自柏加霍施〔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村庄〕。“唱歌的萝妮”，伊萝娜?米悉是卢戈日〔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的小城〕人。裁缝霍易施先生，来自顾滕布伦〔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阿拉德县的小镇〕。等等，等等。 石灰妇女(2) 我们都是德国人，都是从家里被带走的。除了科琳娜?玛尔库，她来劳动营时，头顶着像酒瓶一样的卷发，身穿皮大衣，脚蹬漆皮鞋，丝绒长裙上还别着一枚猫形胸针。她是罗马尼亚人，夜里在布乌泽的火车站被押运我们的士兵抓了，塞进了牲口车厢。可能是我们旅途中有人死了，用她来顶名单上的缺。来这里的第三年，她在给一个铁路段铲雪时冻死了。另外还有大卫?洛玛，他是犹太人，因为会弹奏齐特琴，大伙都叫他“齐特-洛玛”。他的裁缝铺被没收了，所以做了个“游方裁缝”，出入于上流社会人家。他不明白怎么会作为德国人上了俄国人的名单。他老家在布科维纳 30〔中欧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域，南部属于罗马尼亚〕地区的多洛霍伊城〔罗马尼亚最东北部的城市〕。父母、妻子以及四个孩子为了躲避德国人逃难去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早在他流放到此之前就和他断了音讯。他被带走的时候，正在格罗斯泊特〔罗马尼亚锡比乌地区的一个地方〕给一位军官夫人缝制羊毛套装。 我们都没参过战，但对俄国人来说，作为德国人就该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包括齐特 -洛玛在内。他在劳动营待了三年半。一天早晨，工地前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两个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陌生人下车和工头说了几句，然后就带齐特-洛玛上了车。从那天起，工棚里齐特-洛玛的床就一直空着。他的箱子和齐特琴，可能被贝娅?查克尔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拿到集市上卖掉了。 听贝娅?查克尔说，戴着优雅的卡拉库尔羊毛帽的人是来自基辅的高官。他们把齐特-洛玛带到敖德萨市〔乌克兰最重要的黑海港市，人口约一百万〕，再从那儿送他上船，回了罗马尼亚。 理发师奥斯瓦尔德 ?恩耶特是图尔 ?普里库利奇的老乡，所以有胆子问他:为什么去敖德萨呢,图尔说:这里不是洛玛待的地方，从敖德萨他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对图尔，而是对理发师说:他会想去哪儿呢 ? 家里都没人了。图尔 ?普里库利奇正屏住呼吸，不让自己摇晃。理发师用一把生锈的剪刀给他剪鼻毛。等第二个鼻孔也弄妥了之后，他把那些蚂蚁一样的碎毛屑从下巴上刷下来，并半转身背对着镜子，这样图尔就看不见他在对我使眼色了。你还满意吗,他问。图尔说:鼻子还行。外面院子里的雨已住了。大门口那儿，装着面包的手推车正穿过水洼，哐啷作响。每天都是同一个男人，推着装满了盒式面包的车，经由劳动营的大门到食堂的后院。面包被一块白色床单覆盖着，像一堆尸体。我问这个送面包的人是什么军衔。理发师说，什么军衔都没有，那套制服大概是什么人传给他的，或是他偷的。拥有这么多面包，置身于这么多饥饿之中，他需要制服来赢得别人的尊重。 推车有两个高高的木轮和两个长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师傅们走街串巷时推的车。整整一个夏季，他们会辗转于各地。送面包的人只要离开推车一步，就会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说，他的一条腿是木头做的假肢，是用铲柄钉在一起而成的。我羡慕这个送面包的，他虽然少了一条腿，却有许多面包。理发师也目送着面包车，他只体会过半饥饿的状态，说不定间或还会跟送面包的人做点交易。就连腹中饱足的图尔?普里库利奇也会目送着他，也许是在监视他，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总觉得理发师想转移图尔?普里库利 奇对面包车的注意。不然的话我没法解释，怎么会我刚坐到椅子上，他就说:我们劳动营里真是鱼龙混杂呀，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会暂时一起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石灰妇女(3) 那时我们还在工地上干活。像“鱼龙混杂”、“旅店”、“暂时”这些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理发师并不是劳动营负责人一伙的，但却享有特权。他可以在理发室里住和睡。我们住在工棚，成天和水泥打交道，脑子里已经连一个笑话都没有了。白天，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也没法独享理发室，我们都在那里出出进进。不管有多么惨不忍睹，他都要给我们理发剃须。有些男人照镜子时哭了。月复一月，他看着我们进出他的门，变得越来越形容枯槁。整整五年他都清楚地知道，谁还会再来，虽然已经瘦得一半是蜡做的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谁再也不会来了，因为干活太累了，思乡成疾，或是已经死了。我可不愿意忍受他所看到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不用忍受工作大队和那该死的水泥日子，也不用在地下室值夜班。他被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饿坏了，思乡成疾，脱离了时间，也脱离了自己，跟世界不再有任何关系。应该说，这世界不再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当时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吼道，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什么旅店，只有水泥袋。然后我踹了凳子一脚，差点踹翻了。我接着说:您在这里是旅店老板，恩耶特先生，我不是。 雷奥你坐下，他说，我想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你弄错了，老板的名字叫图尔?普里库利奇。图尔从嘴角伸出粉红的舌头，点点头。他傻透了，还觉得自己是受了恭维，对着镜子梳梳头发，吹了吹梳子。他把梳子放到桌上，剪刀放到梳子上，然后又把剪刀放到梳子旁边，梳子再放到剪刀上，接着就走了。图尔?普里库利奇到外面之后，奥斯瓦尔德?恩耶特说:看到了吗，他才是老板管着我们，不是我。你还是坐下吧。搬水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不吭，我却得跟每个人都说点什么。你该感到高兴才是，你还知道旅店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一切早就变了样了。是啊，一切都变了，除了劳动营，我说。 那天我再也没有坐回去，固执地走开了。那时我还不愿意承认，我其实和图尔?普里库利奇一样虚荣。恩耶特跟我讲和的态度其实没有必要，却让我很受用。他越是求我，我走得就越坚决，胡子都可以不剃。脸上的胡子茬儿让水泥变得更加无法忍受。四天以后我又去了他那儿，坐在凳子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工地的活儿把我累坏了，他那句关于旅店的话我都无所谓了。理发师也没再提这事儿。 几星期之后，有一次，送面包的人把空车拉出劳动营大门时，我又想起了“旅店”这个词。我突然喜欢起它来，并不厌其烦地用着。我刚卸完水泥，下了夜班，像牛犊一样缓步踱过清晨的空气。工棚里还睡着三个人。我就那样脏兮兮地躺到床上对自己说:在这里住店的人都不需要钥匙。没有服务台，开放式住宿，就像在瑞典一样。我的工棚和箱子总是对外开放的。值钱的东西是盐和糖。枕头下面是干了的、从我牙缝里省下来的面包。它太宝贵了，自己都会看好自己。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每次回到旅店房间时，牛犊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它先要看看枕头下的面包还在不在。 石灰妇女(4) 这半个夏季我都在搬水泥。我是瑞典的一只牛犊，下了白班或夜班之后，脑子里就在转悠旅店的事。有时我禁不住偷偷乐，有时这旅店会自己、确切地说是在我心里可怕地轰然坍塌，泪水直涌上来。我想要振作起来，但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这该死的词“旅店”! 整整五年我们都紧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像在集合点名。 木头和棉花 鞋子分两种:橡皮套鞋和木鞋。橡皮套鞋是一种奢侈。木鞋是一种灾难，只有鞋底是木头的，一块两指厚的木板。鞋面是灰麻袋布做的，周边围有一圈细细的皮带子。布面就是沿着这条皮带用钉子钉到鞋帮上的。对钉子而言，麻袋布太不结实了，总是破，首先就是在鞋跟的地 方。木鞋是高帮的，有系鞋带用的小孔，但鞋带是没有的。我们把细铁丝穿过去，在末端旋紧扭死。过不了几天，小孔周围的布也就全破了。 穿木鞋没法屈脚趾。我们没法把脚从地面抬起来，只能拖着腿。老是拖曳着走，膝盖都变得僵直。如果鞋底开裂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脚趾会自由一些，也可以更好地弯膝盖 木鞋不分左右脚，只有三种尺码:极小的、超大的和极少有的中等的。我们都是去洗衣房，在一大堆带帆布的木头中找出两只大小一样的鞋来。贝娅?查克尔是图尔?普里库利奇的情人，也是我们的服装总管。她会帮有的人翻出两只钉得不错的鞋子。有的人去时，她腰都懒得弯，只是把她的凳子移得离鞋近一些，守候在旁边，以防有人偷东西。她自己穿着质量好的低帮皮鞋，天寒地冻的时候，会穿上皮毛靴子。要走脏的地方时，她会在外面再套上一双橡皮套鞋。 按照劳动营负责人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一双木鞋要穿半年。但三四天之后，鞋跟附近的布就全破了。每个人都想办法，通过交易去搞额外的橡胶雨鞋。它韧性好，又轻巧，比脚要宽一巴掌，里面足够穿上几层裹脚布——袜子我们是不穿的。为了防止走路时脚从雨鞋里滑出来，我们从脚底兜上来一节铁丝，在脚背处扭紧。脚背上铁丝打结处最敏感，脚总是在这个地方被磨破。伤口处会长出第一个冻疮。整整一个冬季，不管是木鞋也好，雨鞋也好，都会和裹脚布冻到一起，裹脚布又会和皮肤冻到一起。橡胶雨鞋虽然穿着比木鞋还要冷，但能穿好几个月。 劳动营服，就是我们囚犯穿的制服，每隔半年发一次。它就是我们的工作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服装。男女装也没有区别。除了木鞋和橡皮套鞋之外，属于工作行头的还有内衣、棉制服、工作手套、裹脚布、床上用品、毛巾，以及从一长条肥皂上砍下来的一段。这段肥皂带着一股浓重的钠味，擦在皮肤上会有灼烧感，最好不要碰到伤口。 内衣裤是没经过漂洗的亚麻做的:一条长棉毛裤，在脚踝和肚子前面可以系带子;一条带系带的短*，一件带系带的内衣。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我们上半身、下半身、白天、夜晚、夏季和冬季的服装。 棉制服俄语叫“普佛爱卡”〔俄语为Pufoaika〕，做工像踏花被，有隆起的长条。普佛爱卡的裤子腹部有V字形的裁剪，适合大肚子的人穿;脚踝处收口，带有系带;只有前面肚子那儿有一颗纽扣，左右各一个裤口袋。普佛爱卡的上衣形状像麻袋，带立领，俄语叫“鲁巴士卡”〔俄语为Rubsschka〕领，袖口有粒扣子，衣服前面有排纽扣，两边各缝一个四方形的口袋。男女头上戴的都是普佛爱卡帽，护耳可以翻下来系上带子。 普佛爱卡是灰蓝色或灰绿色的——那要看染色的结果。反正干了一个星期活儿之后，制服脏得都硬了，清一色的棕色。普佛爱卡是个好东西。干燥的冬天，外面霜冻闪闪发亮，呼出的气都会在脸上结冰，它就是最暖和的衣服。炎炎夏日，普佛爱卡又宽松，又透气，而且还吸汗。天气潮湿的时候，它却成了一种折磨。棉花吸饱了雨和雪，几个星期都是潮潮的。我们冻得牙齿直打颤，到了晚上都冷透了。工棚里，六十八张床、六十八个囚犯、六十八套棉制服、六十八顶帽子、六十八对裹脚布和六十八双鞋所产生的浑浊空气在蒸发。我们清醒地躺在那儿，看着昏黄的灯光，好像里面有冰雪在融化，好像和它一起融化的，还有我们用森林的泥土和腐叶盖住的大小便的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