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报告[课件资料]

史记读书报告[ 课件 超市陈列培训课件免费下载搭石ppt课件免费下载公安保密教育课件下载病媒生物防治课件 可下载高中数学必修四课件打包下载 资料] 《史记》读书报告 一、内容与概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编撰者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此书初无定名，多被后世人称为“太史公书”或其他一些书名。所谓“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自三国时代以降，“史记”才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此书内容是从上古黄帝时代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史学与文学价值都被后人广泛认可，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对后世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居功至伟。刘向认为它“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而最有名的评价当属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史记》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价值。 我们本次的阅读重点主要是梁启超先生推荐的《史记》十大名篇，其他部分也偶有旁涉。以下是这十篇的内容概要: 1、项羽本纪:本篇为《史记》的第第七卷，主要记载了楚霸王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到最终败亡的生平经历。 2、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廉颇和名臣蔺相如的生平 事迹 优秀志愿者事迹材料平安创建事迹材料优秀班集体事迹材料工会先进集体事迹材料优秀教师事迹300字 ，叙述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并介绍了赵奢赵括父子与李牧的一些事件，内容交代到赵国灭亡为止。 3、魏公子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七十七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著名贵族公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的生平事迹。 4、鲁仲连邹阳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八十二卷，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齐国名士鲁仲连劝说赵国不要尊奉秦王为帝和用书信迫使聊城守将自尽与邹阳蒙冤入狱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其上宾的事迹。 5、淮阴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九十二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初年名将韩信一生事迹，从他年少发迹叙述到他最终因谋反被夷灭宗族为止。 6、魏其武安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七卷，主要记载了西汉武帝时期的权贵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生平事迹，大体上叙述了他们三人之间复杂的亲疏关系和政治斗争情况。 7、李将军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九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名将前期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交代了李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包括李广的子孙辈的事迹。 8、匈奴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一十卷，主要记载了匈奴的民族发展史以及风俗、社会组织形态，与汉朝的关系发展历程，包括与汉朝的和亲与战争情况，并且编撰者也把自己的看法融入传记之中。 9、货殖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卷，主要记载了当时汉朝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综合传记，其中也有反映编撰者对经济和物质利益的看法。 10、太史公自序: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三十卷，主要记载了编撰者司马迁的家族渊源和前生平经历，撰写《史记》的目的和编撰思想以及全书一百三十 篇的简短概要，是为全书的总纲要。 二、思想与方法: 1、史学思想: 编者个人的史观:把握宏观历史，关注个体命运，民本意识，尊重客观事实，客观评价历史人物，重视工商业。 儒家史观:为尊者讳，汉族正统论，英雄史观，天命观。 2、史料编辑方法:史料的互见，史料的选择，史料的详略，史料的虚构，史料叙述的文学化特点，纪传体体例，个人短评体。 三、个人分析: 《史记》中体现的史学思想一向是历代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果将司马迁本人视为史料的编撰者的话，那么他的个人史观和儒家史观在史料的编辑方法上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笔者下面以重点阅读的十篇传记和《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目为例加以分析: 一、史料的互见:“互见法”是由司马迁首创，在《史记》中用于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的重要方法。它的作用在于“筛选出传主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成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百度百科“互见法”词条)但是在我们认为，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也自有其特殊意义，而非单纯为了突出个人形象。比如《项羽本纪》中比较典型的事例:刘邦为逃命而狠心抛弃子女的行为，“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史记?项羽本纪》)，以及《淮阴侯列传》中暗自潜入韩信军营取走印信，消减韩信兵权，刻薄寡恩的丑恶嘴脸。这自然反映了司马迁不讳言帝王劣迹的直笔精神，但是之所以不把此事记入刘邦本人的传记，是因为他是汉朝开国皇帝，身份地位特殊，不能明言其劣行，于是便放入项羽的传记，形成了互见效果。这不只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体现，也反映了身受儒家史观影响的司马迁，只有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遵循孔子“为尊者讳”的历史编撰精神，以免留下口实招祸。 《李将军列传》里记载了卫青使李广未能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而致使其终于悲愤自刎，于是其子李敢后来愤怒之下打伤卫青但不幸被霍去病暗中射杀，武帝却隐瞒其罪行这一事件。表现出了卫青的嫉贤妒能和霍去病的阴险狡诈，而在二人的本传中，这些事迹都没有被载入。主要是因为此二将有功于国，形象较为光辉，而且又地位显贵，不好明说。司马迁就只好采用互见的方法，暗喻编者对他们的批评态度。 此外，《魏公子列传》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司马迁在记载“战国四公子”中最富盛名的信陵君一生事迹时，几乎全部以光辉夺目的高大形象出现，极叙其礼贤下士，窃符救赵，心忧故国等优点和业绩。而信陵君的缺 点却被放入《范雎蔡泽列传》中，这篇传记记载了被仇家范雎所逼流亡的魏齐求救于信陵君，而信陵君害怕在秦国执掌大权的范雎不敢接纳，结果致使魏齐愤而自刎，此处司马迁还通过记述后来为信陵君自尽的隐士侯嬴之语毫不留情地讽刺和讥嘲了信陵君的软弱和见识短浅。这既体现了司马迁为了集中展现信陵君正面形象而对互见法的运用，也留下了某种“为贤者讳过”，(《春秋谷梁传》)的痕迹。毕竟信陵君的形象总体而言还是瑕不掩瑜的，又是开国皇帝汉高祖尊崇的人物，甚至他还为“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魏公子列传》)，所以不得不有所避讳。 总而言之，互见法既是司马迁作为编撰者对客观史料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方法，也充分反映出他受到“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论语》) 的儒家历史观的的影响，需要在秉笔直书的同时尽量不在本传中言其劣迹过失。 二、史料的选择:在选择史料方面，编撰者司马迁向来以客观公正闻名，经常亲身搜集史料和考察具体地点。例如亲自查访历史遗迹“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魏公子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感受并观察各地方风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太史公自序》)等。 而其对史料的选择也无不透露出编撰者个人的历史观，较典型者有《鲁仲连邹阳列传》，此篇中并没有像其他传记一样，以传主的时间为序，将一生经历尽可能地详加叙述。而是以鲁仲连舌战新垣衍，说服平原君不尊奉秦王为帝，通过书信帮助田单迫使聊城守将自杀和邹阳无端受冤屈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上宾这三桩事件构成了全篇的主体。我们有理由推测，以司马迁本人兢兢业业的修史态度，不大可能只掌握这些关于人物的事迹，但作为编者，他选取这些事迹有着十分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通过突出这两个人物的言辞与文字来表现他们的不畏强权，敢于明辨是非，纵使遭遇困境也不屈不挠的卓绝风采以激烈后世读者。至于其他一些不甚重要和意义不大的事例，则不加选取，尽量剔除。 还有广为流传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本篇开头选取了“和氏璧事件”、“秦赵渑池之会”和“廉颇负荆请罪”这三个主要事件通过叙述两位传主的生平经历，但也没有完全涵盖他们一生的事迹，因为蔺相如的事迹从此几乎湮没无闻，后面除了继续介绍廉颇的生平之外，还用了不少笔墨详细记载了赵奢赵括父子与后来的名将李牧的事迹，并详细交代出秦赵长平之战 和赵国末年的战争情况，时间线索一直延伸到赵国灭亡为止。 那么编者为什么不吝篇幅地选取了如此之多与传记二人无关是历史事件在本篇之中呢,实际上这反映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和对赵国最终灭亡教训的深沉之慨叹。因为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都是才干远出常人的名臣良将，为保卫国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却终不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而赵国君主屡次听信小人之言，不是不加重用，罔顾忠言;就是削夺他们的职权，逼逃他乡;抑或冤杀 忠臣，自毁长城，致使赵国在军事实力尚存的情况下惨遭灭亡厄运。司马迁选取这些事件，表现出他对历史上有过痛苦经历的杰出人物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暗含了对统治阶级麻木昏庸的深刻批判，言明其过，并作为历史教训留于后人。 三、史料的详略:对于所选取的史料，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对其进行了较为得当的详略记叙，既清晰地突出了重要的客观事实，也不免在其中寓有个人的历史观。比如《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叙了匈奴历史上著名的冒顿单于生平经历，比如杀父自立，吞并东胡，白登之围等历史事件，而对于一些同时代和年代较晚的单于则大多简略记之。这固然是因为冒顿单于开启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是为下面匈奴对外扩张后与汉朝发生的和亲与战争过程奠基，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对于汉朝的叛徒宦官中行说，司马迁也详尽地记录了他叛变的经过和为了匈奴风俗与汉使争论的过程，以对这些客观事件的强调表达了编者对此人无比的憎恶与不齿。但也不忘叙述他对匈奴民族发展做的一些贡献，是其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原则的体现。 《李将军列传》中，通过一些仿佛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李广的生平，如“公孙昆邪之泣”、“射石”、“擒杀射雕者”、“斩杀霸陵尉”“坑杀降兵”、“迷路自刎”等。并没有过分渲染李广的战功和业绩，只是对这些细节加以叙写就较好地展现了李广的个性和悲剧命运，使编者对李广本人的同情孕于这些小事之中，把自己对李广这个人物的态度通过客观史料的详略安排表现出来。 至于另一名篇《货殖列传》，也体现了司马迁史料编辑有详有略的特点，并籍此表达他对从事工商业活动致富者的赞誉。虽然本篇名为“货殖”即“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百度百科“货殖列传”词条》)，可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当时全国各地风俗物产，手工商业大体情况的介绍，编者也用很大篇幅列举了很多因手工业和商业发家致富者的例子，比如范蠡、白圭、巴地的寡妇清、乌氏倮等人。这充分表现了编者对这类人物的欣赏态度，是对追求物质利益行为的肯定。而对全国工商业与物产风俗的概述也表明，编者不但关注个体人物的历史借鉴意义，也从宏观上把握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劝诫政府不可与民争利，应该鼓励手工商业活动，使民众生活富足，造福百姓。这其中既有他个人对工商业的重视思想，也体现出司马迁本人的民本意识。 四、史料的虚构: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文学和史学之间并无明确界限，所以史书中难免出现一些类似于小说情节的虚构部分。所以《左传》中“成公十年” 中记述晋景公之死时，内容荒诞不经，主要描写了他病重后梦到厉鬼和两个象征疾病的小人躲入膏肓之间，以及巫师对死期的预言，迷信色彩浓厚，显然有失真实。《国语?周语上》的“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必亡”也显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只可视为后代史料编撰者的一种附会。 而《史记》的编者司马迁也不免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他记录了巫师发现武安侯死去的时候，被他谗害而死的魏其侯和灌夫的鬼魂正在四周。此处可能暗指武安侯良心的不安，而作者也以此情节对他残忍刻毒的性情进行了批判，但仍包含较浓的鬼神作怪色彩，表明编者本人虽然强调客观修史，也没有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不大遵循儒家“不语怪力乱神”(《论语》)的思想，史料中包含一定的迷信色彩。 在《高祖本纪》里面，类似“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之类神秘的情节更是数见不鲜。我们可以据此猜测司马迁可能是为了神化帝王的身世，凸显“君权神授”观念的不可动摇，此是儒家天命观思想的体现。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并不排斥带有神秘色彩，不可确知的史料，史料的客观性因此受到影响。 不过，与此种迷信色彩浓厚的虚构不同，先秦史籍中对缺失情节的合理化虚构对史料起到了较好的补充作用。较有名的有《左传》中晋文公臣子介子推在和母亲逃入深山之前的对话，鉏麑为赵盾的勤勉精神感动自杀时的自言，均因无人佐证而几乎可以确定为虚构。但此种虚构是建立在客观史料基础上的合理虚构。《史记》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斯列传》中赵高劝说李斯废弃遗诏，拥立胡亥为帝的密谋，因为当事人最终都意外遇害而无法确知，但是编者通过合理的推测将这一环节补充出来，也并没有使它显得有悖常理。 五、史料叙述的文学化特点:如前所言，既然先秦时代文史体例杂糅，《左传》、《战国策》、《国语》都富有强烈的文学色彩，那么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富有文学色彩的描写与叙述。鉴于学者先贤们论述有关《史记》文学性的专著和文章已如汗牛充栋，对这方面的研究又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深入的阶段，非一言半语可以阐释清楚。所以我们此处仅从《史记》的场景化描写和史料的拓展叙述两个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以《项羽本纪》为例，对于“鸿门宴”这一事件，司马迁通过详尽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宴会前后的经过等一系列细节，使得这一历史事件具有较强的镜头化特点。这是因为“鸿门宴”本身就是刘项双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故此用文学化的笔法撰写，既是展现人物个性，丰富人物形象，也是为下面双方争斗的具体事件预先铺陈。而后面的许多情节如“四面楚歌”、“东城块战”、“自刎乌江”无一不具此特点。正如老生常谈，编者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才会给予楚霸王这么多精彩的场景描写。突出描写这些事件反映出编者对项羽一生悲剧命运寄予的无限同情，体现了编者从常情出发对个体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公正客观地肯定项羽的历史功绩和性格弱点。从宏观历史的角度暗示项羽最终不能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和悲惨下场的根源所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和氏璧事件”的场景化描写也已成为后世称颂的名篇，司马迁在此甚至合理地想象了当时人物的动作、神态，使事件本身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感，文风近于《战国策》、《国语》，颇类历史叙事散文，这说明编者本人在编著的同时也不时充当创作者，使史料更为丰富和生动。 关于史料的拓展叙述，比较明显的例子有《项羽本纪》里陈余给章邯的劝降书信，此处本可以一笔带过，可编者却将书信全文录入本纪之中。在这里，编者通过详述书信内容的同时也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已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无论从个人利益的微观角度，还是国家民族利益的宏观角度，都应做出正确选择，顺应历史潮流。否则，一味独秉愚忠，只会害民害己。此外，《淮阴侯列传》结尾部分也颇有深意，按照编者的习惯，本应将传主的事迹交代到生命终结即可，可是后面又延伸出关于韩信旧日谋士蒯通和汉高祖的一番对话。这段话看似与韩信本人关系不大，但是编者正是通过这位谋士之口，表达了对韩信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断的惋惜。而蒯通本人在 将受烹刑前的辩解之辞也表明在大一统时代未形成之前，战国时代士人各为其主的风气没有发生改变，体现了司马迁对这些谋士机智能言和对战国遗风的追怀，反映其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尊重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鼓吹的大一统历史观。 六、纪传体体例:司马迁在《史记》的修撰过程中独创了“纪传体”这一特殊的体例，不但方便了史料的叙述和安排，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者个人的历史观。 从我国古代先秦历史著作的发展脉络来看，《春秋》、《左传》都是按年编排历史事件，而前者失之简略散乱，后者详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奠定了后世史籍的文学化写作传统，但仍然保留了纪年体本身固有的问题。晚出的《国语》、《战国策》则以国别分类记叙历史，但是前者的文学化特点过于浓厚，对许多具体事件进行了翔实的描写，而作为信史则尚不能令人满意。后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主要篇幅集中在对当时士人政治活动中言辞的叙写，没有形成系统而清晰的历史叙事模式。 而《史记》在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对历史事件的文学化描写手法和《战国策》对关注士人个体活动的传统之后，以《春秋》的宏大时空观为基，独创出了纪传体这一新鲜的叙事模式，从而极大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首先，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脉络，通过世家、本纪、列传架构起一张严密的历史之网，而书和表则是为了方便纪年而设，起补充作用，并非全书主体。这体现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个人命运的关注，一改《春秋》按年记事的传统，不再把人物形象的刻画建立在片段化叙事的基础之上;而是打破纵向叙述的叙事原则，在横向层面上展现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表现出条理更为清晰，结构更为完整的叙事模式。这样就消除了纵向叙事原则按时间记事的散乱性，集中展现历史人物，展示出一幅更为生动的历史画卷。 其次，纪传体将历史发展的关键从天命、礼制、道义等儒家传统史学观念转移到人物身上。在此之前，没有人认为人物的命运是与历史的总体趋势紧密结合的，也没有认识到人物的个体活动也对历史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编者也籍此把目光投向常为前代历史学家忽视的方面，编撰出了《滑稽列传》、《刺客列传》、《日者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一系列与现实社会状况联系紧密、记叙易被忽视的历史人物和少数民族情况的传记。当然，不可否认，全书内容仍然是以帝王将相和显贵人物为主体，这是司马迁英雄史观的体现;而且对于少数民族的介绍中包含了明显的轻蔑和敌视态度，反映了编者的汉族正统论思想。但是他认识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其他民族的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这在当时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而且编者可以通过体例鲜明地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比如较为明显的例子:把项羽这个人物列入本纪之中，是对他地位和功绩的肯定。而把陈涉列入世家，是对他首先起义反抗秦朝暴政的赞赏，而并不过分因等级尊卑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而拘泥于他的平民身份。李广一生不得封侯，地位不很尊贵，而编者向来习惯以爵位标识良将传记，如《淮阴侯列传》。但是对于李广这样一个地位不高，战功又不比卫青、霍去病的将军，他却载入列传，褒贬之意，自在其中。 另外，纪传体体例继承了文学化描写的传统，通过对史料的选取、虚构、详 略分配以及文学化加工，使得人物个体形象生动有趣，给后世阅览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史料的编撰和后世文学作品的写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开创性。 纪传体体例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二十四史大多采取了此种体例编辑史料。当然不可否认，纪传体也有其固有的弱点，比如同一事件反复出现在不同人的传记之中，造成语言上的累赘和重复。而后人经过对先代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在结合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后，又创造出“纪事本末体”这一体例，当然，此是后话，在此不加赘述。 七、个人短评体:作为史料的编撰者，司马迁一方面要坚守客观性原则，尽量将历史事件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另一方面，又通过每篇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议论，表明个人观点态度，建立起一套固定的评论模式，体现了他个人的史学思想。 比如《项羽本纪》结尾的评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反映出司马迁对项羽过失处的深刻批判，和他历史观中以古为师的传统儒家史学观。而在《魏公子列传》中，他认为“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充分表明了他对信陵君礼贤下士之风的赞赏态度，体现了编者本人对信陵君一样人物的怀念，表明司马迁仍受战国士人遗风的影响。《魏其武安侯列传》的评论部分则客观地评价了魏其侯窦婴和将军灌夫的功绩，为他们的无辜被害感到痛惜甚至有“呜呼哀哉～”之语。但又指出“魏其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同时指责武安侯田蚡“负贵而好权”。对当时武帝朝廷内部扭曲的人际关系和显贵们为了私利蝇营狗苟，相互倾轧的丑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表达了编者对统治阶层的憎恶。而这种思想，在以前的史籍中也是未曾有过的，显得大胆和犀利。 司马迁开创的这种评价方式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臣光曰”就是源自于此，甚至后世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也用“异史氏曰”的形式对社会现实阐发个人观点。而已故的台湾著名文学家柏杨先生也曾在自己翻译的白话资治通鉴里也用“柏杨曰”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想法，其影响延续至今而不绝。 四、个案分析: 我们以《李将军列传》为例，对其内容进行编辑方法方面的分析，并得出编者反映在本篇中的史学思想。 本篇开头按照惯例介绍了李广的家世、籍贯和早年从军经过，并通过选取汉文帝对他的赞誉:“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这一史料侧面表达了编者的欣赏之意。 接下来编者按时间次序记叙了李广在军中的立功和升迁情况，并通过选取“公孙昆邪之泣”这一细节，再次反映出李广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猛。接下来编者主要叙述了李广擒杀匈奴射雕者、白马将和用疑兵之计全身而返的经过，并通过对他与程不识的治军方式的比较突出表现了士卒对 李广的爱戴之情，通过李广对普通士兵的爱护表达编者的民本思想。 在与匈奴作战时被俘后顺利逃脱这一情节表现了李广的高超武艺，但是因私怨斩杀霸陵尉这一事件又使李广睚眦必报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这是作者不掩恶不虚美的客观撰史原则的体现，不因光芒而抹去污点。 然后是对李广的武艺练习和与众同甘苦情况的详细介绍，仍是在表现李广的勇武和，阐明他广受拥护与爱戴的原因。然后，在对匈奴作战中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又一次使得他仕进无望，虽然他最终将残兵安全带回。编者借所谓望气者王朔之口道:“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点明了李广不能封侯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编者因受儒家传统中“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论语》)观念影响，而籍此发出的感慨，也反映了李广在人格上的又一污点。 最后，编者以李广因失去向导导致误期会师而自担责任并最终自刎一事结束了对李广生平的介绍。并以“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一句表现了民众和编者对他悲剧命运的无限同情。 以下的内容是介绍李广子孙的大致情况，在此暗喻了对卫青、霍去病等人嫉贤妒能，卑鄙阴险行为的批判，最终以著名的“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结束全篇。在短评部分，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但概括了李广的高风亮节，也成为千古佳谚，流传至今。 本篇是《史记》列传部分最有名的篇章之一，对于没有封侯拜相的将军李广，编者破格把他升入列传。而同为将军的程不识则无此殊荣，只有在李广的列传中才有他寥寥数语的介绍。作者通过选择李广生平的一系列细节和小事加以得当的详略安排和描写，充分展现出他出众的武艺，过人的勇猛，与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品格，与性格与道德上存在的优缺点，暗含了对统治阶级不能重用有才之士和内部倾轧之风的指责，客观上成为一篇悲剧英雄人物的不朽之史诗。 五、个人评价: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编者司马迁在继承先代史书，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在体例和编撰手法的优点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各种史料编撰方法，以纪传体这一全新的体例为载体，撰写出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史学著作。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而且他在继承儒家史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将个人历史观融入其中。在把握宏观历史的同时，关注历史人物的个体命运走向，对悲剧人物抱有深深的同情;秉承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尽量展现出他们大致的生平经历，给予每个历史人物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对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刺客、游侠、日者、滑稽等予以一定的关注，并专门介绍了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突破和创新。但我们不应忘记，编者司马迁是在维护大一统王朝统治秩序和儒家礼教的思想基础之下进行的史书编撰工作，他也难以摆脱对天命观和英雄史观的局限，神化帝王身世，也记载了一些荒诞不实的历史事件，没有完全摆脱旧时代迷信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为我国史学和文学事业仍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的史书大多依循他创立的纪传体体例，史官大多继承了他秉笔直书的撰史精神;后代文学的发展 也与之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唐代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后，其地位日益被抬高。 虽然他的编辑史料的指导思想仍具有时代局限性，但这毕竟掩盖不住《史记》这 一巨著的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