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权威资料]

“七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权威资料] “七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 [――《陌上》(付秀莹)――《大风》(李凤群)――《一嘴泥土》(浦歌)――《天下农人》(鲁顺民)――《铁雀子》(尹学芸)――《我看过草叶葳蕤》(孙频)――《行行重行行》(季栋梁)――] 近些年来，一批“七,后”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的异军崛起，已然是一种不争的文学事实。举凡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田耳的《天体悬浮》、乔叶的《认罪书》、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等，皆广有影响。这一次，集中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也是“七,后”作家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首先是付秀莹的《陌上》(载《十月?长篇小说》2016年第2期)。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乡村叙事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方志叙事”的概念:“质言之，所谓‘方志叙事’，就是指作家化用中国传统的方志方式来观察表现乡村世界。正因为这种叙事形态往往会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某一个具体的村落，以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个村落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展示，所以，我也曾经把它命名为‘村落叙事’。但相比较而言，恐怕还是“方志叙事”要更为准确合理。晚近一个时期的很多乡村长篇小说中，比如贾平凹自己的《古炉》、阿来的以‘机村故事’为副题的《空山》、铁凝的《笨花》、毕飞宇的《平原》，乃至于阎连科自己的《受活》等等，都突出地体现着‘方志叙事’的特质。”?倘若承认“方志叙事”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那么，与文章中提及的“方志叙事”类作品相比较，恐怕还是付秀莹这部《陌上》更切合其特点。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方志叙事”作品，一方面固然在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个村落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展示”，也即这个村庄本身就可以被视作小说的主人公，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事实上也都还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传统意义上 的小说主人公。比如《古炉》中的狗尿苔、蚕婆、夜霸槽、朱大柜，或者《笨花》中的向喜、向文成，《平原》中的端方、吴蔓玲等。与这些作品相比较，《陌上》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芳村这样一个作为隐形主人公存在的村庄之外，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中找到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主人公形象。细细数来，《陌上》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形象共计二三十位，这就意味着，这二三十位人物形象，都既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也都可以被理解为小说的主人公。又或者，是这些人物形象所构成的那样一个人物集合体，共同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而这些人物一旦聚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个形象，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芳村”这样一个隐形的主人公了。事实上，与一般长篇小说所普遍采用的那种焦点透视方式不同，付秀莹的《陌上》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艺术冒险意味的是，在拒绝了焦点透视的艺术方式之后，切实地采用了一种散点透视的艺术方式。所谓“冒险”云云，倒也不是说散点透视有多难，而是意在强调以这种方式来完成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有着相当的艺术难度。由于作家的视点散落到了多达二三十位人物形象身上，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整部长篇小说便缺失了中心事件。倘要探究、追问《陌上》究竟书写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社会事件，那答案肯定会令人失望的。不要说惊心动魄了，极端一点来说，除了日常生活之中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外，《陌上》干脆就是一部几近“无事”的长篇小说。学界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鲁迅先生的一系列小说所关注表现的可以说皆属“无事的悲剧”。但千万请注意这里明显存在着的文体差异。鲁迅的文体是短篇小说，而付秀莹的文体则是长篇小说。稍有写作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很多时候，金戈铁马跌宕起伏好写，零零碎碎日常琐屑难为。更何况，付秀莹是要以如此一种方式完成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几近“无事”可言的长篇小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断言付秀莹的《陌上》带有几分艺术挑战的意味，也真还是颇有一些道理的。 对于一部以散点透视的艺术方式完成的几近“无事”的长篇小说而言，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就是小说的艺术结构究竟该如何设定。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也没有作为聚焦点的中心事件，那么，付秀莹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来结构自己的小说呢,在文本中，付秀莹所实际采取的，是写完一个人物再接着写另一个人物的一种艺术方式。二三十个乡村人物，就这么循序渐进地一路写下来，自然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散点透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倘若袭用西方长篇小说的艺术观念来衡量，付秀莹的《陌上》很可能就不被看作是一部长篇小说，充其量也只能被理解为是若干个短篇小说的连缀而已。那么，到底应该在怎样的一种意义上来理解看待这种看似简单的艺术结构方式呢,思来想去，破解这个难题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恐怕还是潜藏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之中。首先，《陌上》的此种结构方式，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虽然每一个出场人物所占的文本篇幅并不相同，或长或短，但严格说来，《水浒传》实际上也是采用写完一个人物再写另一个人物的结构方式，举凡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一众人物，均属如此。那么，《水浒传》这种结构方式的源头又在哪里呢,细加追索，此种源头其实可以一直被追索到司马迁的《史记》那里去。一向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虽然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但事实上，无论是后来的散文，还是小说，都在很多方面接受过《史记》的充分滋养。自然，这种滋养，一方面来自于司马迁的精神风骨，另一方面则是《史记》具有突出原创性的艺术形式。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艺术结构问题，很显然就属于艺术形式的层面。《史记》全书由五部分组成，从根本上影响着《水浒传》的，我以为是其中的列传部分。司马迁所采用的，就是写完一个再接着写一个的组构方式。这种组构方式，毋庸置疑会对写历史的《水浒传》产生根本性的启示与影响。经过《水浒传》如此一番中转接力之后，对于当下时代的付秀莹 产生影响，也是自然的事情。就此而言，我们也不妨姑且把付秀莹《陌上》这种根植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结构方式干脆就命名为“列传体”。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付秀莹采用了写完一个再写一个的“列传体”，但这些不同的乡村人物之间，实际上也还总是会彼此勾连扭结在一起。关键原因在于，传统乡村乃是一个典型不过的熟人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的根本区别，就是一个是熟人社会，一个是陌生社会。城市，是一个陌生社会，素不相识的人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情况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了解。那个“萍水相逢”的成语，可以说是对于城市人生存状态的一种精准描述。而传统乡村，则很显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且不要说相互作为左邻右居的张家王家，即使再上溯个三辈五代的，村里人也都会了如指掌的。唯其如此，《陌上》中所描写着的那些乡村人物，看似松散，实际上却有着各种盘根错节的瓜葛勾连。写翠台，必然要勾连到素台、爱梨，写素台，不仅要勾连到翠台、爱梨，而且也还要勾连到增志、小鸾。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是写完一个再写一个，但实质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其实是一个细密的网状结构。也因此，对于付秀莹《陌上》的艺术结构，更准确的一种定位，就应该是彼此互嵌式的“列传体”结构。 就这么，一家三口一路撒谎一路走来，终于走到一个叫乌源沟的地方可以落脚的时候，一家人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首先，是父亲梅先声变身为张长工，梅学文也即这一部分的叙事者“我”变身为张广深。与此同时，伴随着姓名的变化，张广深一家人的身世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好端端的一家人为什么要慌里慌张地逃离故乡颖上村,父亲为什么不仅变得满嘴谎言，而且还要编造自家苦大仇深的身世,所有这一切，对于年仅五岁的梅学文/张广深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在貌似实录的叙事话语中，李凤群还是留下了一些带有强烈暗示色彩的蛛丝马迹:“老表，对不住了，就前几天 隔壁庄子里有个地主想逃跑，也到我家来投宿，他一卷袖子就露出他那双白生生的手，我可不想捅娄子。”“我是迷迷糊糊地听到我爹在说我娘舅吃了枪子的事。亏我娘舅最疼我，什么时候吃了枪子我都不晓得，他们连头都没有让我磕一个。”梅学文/张广深的娘舅为什么会吃枪子,那位路人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地主逃跑的事情,如果把这两个细节，与后面张广深对小伙伴专门讲述的那个自己家曾经非常富有的细节综合在一起做出判断，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恐怕就是，在获悉了同为地主家庭的娘舅吃了枪子之后，为了保全性命，梅长声/张长工才会在想方设法搞到一纸证明后，携妻带子不管不顾地匆匆忙忙逃离了故乡。 在这里，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种艺术处理方式，就是他们一家人尤其是张长工父子二人的身份转换。人都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对于一向被笼罩在祖先崇拜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来说，若非情况特别严重，是断不会轻易更名换姓的。这种身份转换方式，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来。《阿Q正传》中，显示赵太爷绝对威权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居然轻而易举就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当阿Q强调自己也姓赵的时候，赵太爷的回应，只是特别傲慢的一句“你也配姓赵,”对于鲁迅先生如此一种细节设定的深意，我起初并没有太在意。只有在对国人的祖先崇拜心理有了深透的了解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了鲁迅先生其实是在借助于这一细节表现阿Q精神世界被伤害的严重程度。当一个人被逼迫到连自己都做不成，只能够满嘴谎言，只能以身份转换的方式才可以勉强生存下来的时候，其内在精神世界的绝望与哀伤，显然已经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哀莫大于心死，到了李凤群的《大风》中，恐怕就得置换成哀莫大于更名改姓了。需要注意的是，就在张长工他们一家仓皇奔逃途中，也还发生了一件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那就是张广深的路遇花狗受惊撞树。就情节序列的完整性而言，张广深撞树这一细节的设定，当然是在为此后他的变傻做必要的铺 垫，但其实，其象征意味也是不容忽视的。假如我们把那根树桩理解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社会与时代，那么，张广深的一头撞上树桩，很显然就象征、隐喻着如同张氏父子这样的个体在一头撞上社会与时代这个庞然大物之后，只能够被碰得头破血流。 通过以上的分析，即可看出，只有让张广深这样处于懵懂无知状态的孩子承担第一人称有限叙事者的功能，方才能够传达出那种命运变幻感来。身为童稚小儿，张广深根本就不理解究竟何为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什么叫做地主与农民，留在他生命记忆中的一种刻骨印记，只能是一家人连累带饿疲于奔命式的奔逃经历。唯其因为不理解，才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与惊悚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成一种强烈的对于自己所寄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不信任感。倘若把年仅五岁的叙事者张广深置换为张长工这样的成人，或者干脆采用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那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肯定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很可能会极明显地背离李凤群的写作初衷。正因为在少年如同白纸一般纯洁稚嫩的内心世界打下了殊难磨灭的精神创伤印记，所以才会构成一种缠绕整个生命过程的难以化解的心理情结。与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相比较，李凤群的独辟蹊径处，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并意识到了这种心理情结的存在，而且还在这部《大风》中对于这种心理情结进行了足称淋漓尽致的艺术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李凤群的《大风》又可以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伤逝》。对于以反叛家庭张扬个人为基本内涵的所谓个性解放主题的书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很多文学作品的一种共享主题。但鲁迅先生的更胜一筹处在于，他总是会在别人止步的地方来开始自己的思考与书写。当大家都还在一窝蜂地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时候，鲁迅先生所思考的，却已经是个性解放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了。虽然说就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够给出合理的答案来，但提出并思考这一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鲁迅先生已经承担并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使命。与此类 似，李凤群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与书写。当其他作家都在竞相展示历史现场本身的残酷与苦难程度的时候，李凤群却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艺术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政治运动所导致的严重精神症候的书写与表达上。或者也可以说，作家是在借助历史受创者被扭曲精神症候的精准捕捉与描摹，折射表现土改与农业合作化此类政治运动某种偏离人性的倾向。 这一点，最集中不过地表现在子一代的张广深身上。在伴随着父母经过了那样一场劫难、那样一次千里徒步大迁徙之后，张广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脑子不怎么够使的傻子，但张长工却无怨无悔，因为政治运动发生时，身为成年当事人的他，非常清楚，倘若不逃离故乡颖上村所必然导致的那种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逃难途中的苦难，与张广深的身心变化相比较，那种结果显然更加令人难以承受。对于一家之主张长工来说，遭逢那样的政治劫难，能够凭借自己的“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带着一个傻儿子和一个整天咳咳咳的病妻”，在乌源沟落下脚来，能够苟全性命于风雨飘摇的乱世，实在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傻就傻吧，痨病治得好，傻病治不好，我心里想，到底是他傻还是你们傻呢。”张长工之所以会在言辞之间为儿子的傻而感到有几分自得，很显然与其身为历史达观者的精神立场密切相关。然而，只要从张长工的立场跳脱出来，我们即不难发现，实际上，那场无法逃避的历史劫难，的确给张广深幼小的心灵世界造成了不可能被修复的精神创伤。多少带有几分吊诡色彩的是，张广深这种精神创伤的发现者，竟然是身为父亲的张长工:“到了乌源沟，他长了一个本事，就是他会两手着地，倒立行走。关于这个特长，也让乌源沟的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够在平地上倒立行走、上坡下坡，他还能倒立着上树，再头朝下，倒立着从树上下来。”所谓倒立行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彻底颠倒过来，以一种与正常方式恰好相反的方式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其中所隐含的寓意，或 许就是，既然政治运动已然颠倒了社会的本然秩序，那么，要想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恐怕也就只能够依赖于倒过来的这种方式了。倒立行走之外，张广深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怕黑:“我儿子怕黑。不是一般的怕，只要太阳落到山那边，只要哪晚没有点灯，他就会蹲到灶门口，锅里什么都没有，他会烧火。”如此一个“怕黑要光”细节的设定，象征意味也是非常明显的，充分凸显出的，是其生存安全感的严重缺失。或许正与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有关，张广深另一个非常专注的举动，就是一刻不停地挖洞挖“碉堡”。不仅无休无止地挖，而且他的挖在别人听来也还别有一番深意:“乍听就像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再一听又像:不―许―老―子―讲―话～还听，又能听到他在铲:老―子―不―姓―张～越听越觉得难受:老―子―要―回―老―家―～有回我听岔了，感觉到他的铲子在说:打―倒―赵―养―广～”赵养广何许人也,赵养广是贫农，将来肯定能当乌源沟的治保主任。由此可见，张广深的行为中，潜隐着的其实是他精神深处某种实在心有不甘因而难以缓释的心理情结。而这种心理情结的生成，很显然与他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正因为心有怨悱与芥蒂，所以他的铲子才会本能地发出充满对抗色彩的不和谐音。这一特点，还突出地表现在张广深的土地归属意识上。张长工他们一家的仓惶出逃，本就是为了逃避地主的厄运，没想到在张广深的精神深处，其实还一直都牵系着重新成为地主的强烈愿望。这种思想，在那个政治高压的集体化时代，显然带有不容置疑的反叛色彩。由以上分析可见，举凡倒立行走、“怕黑要光”、挖洞挖“碉堡”，乌源沟时期张广深的所有这些怪癖式精神症候，最终的着眼点，都指向了张长工一家土地被剥夺所导致的切肤之痛。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或许与作家一种旨在书写精神症候的艺术意图密切相关，李凤群在《大风》中所有精神症候的描写都可以称得上是笔墨集中酣畅淋漓。只要抓住了人物的标志性症候动作，李凤群就会不吝笔墨地反复进行描摹书 写。无论是张长工的谎言，张广深的挖洞，抑或张文亮的寻根问祖，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反复再三的重复性描写。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这种很显然带有突出夸张色彩的症候式书写，也就具有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意味。 如同尹学芸一样，近些年来以中篇小说创作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另一位女性作家，是“八,后”的孙频。不仅每年都会有大量作品发表问世，而且其中一些作品往往还会在诸如《收获》《钟山》《花城》等大刊去掠得头阵。《我看过草叶葳蕤》(载《收获》杂志2016年第3期)，便是近期内难得一见的一篇佳作。如同孙频的其他很多作品一样，这篇小说的叙事切入点，依然是男女之间的畸形情感问题。男主人公李天星是一个身世颇为坎坷畸零的流浪画家，依靠在湖边摆画摊替别人画像而勉强谋生。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便不幸丧生于交城当年轰动一时的一场铜矿事故。从此，外婆就成为他的根本依仗。遗憾的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外婆也死了，如此一种孤苦无依的经历，就从根本上奠定了李天星很难融入到群体中的孤独精神底色。好在外婆临死前坚持让舅舅答应一定要继续供他上学，这才有了李天星十九岁时到省城太原一所中专学校学习美术的可能。四年的学习时间并不算长，但却从根本上影响了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因为有过这四年的省城生活，李天星便不再安心仅仅在一座县城的小学里度过自己的人生:“他可是要成为画家的。”李天星在别人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难以理喻的怪物。与李天星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相伴生的，是一种难以抵御的孤独与恐惧。但也正是在他拼力抵御孤独与恐惧的过程中，他在县百货公司邂逅了命中注定要彼此缠绕一生的售货员杨国红。 认识杨国红的那年，李天星年仅二十岁，而杨国红却要比他大了整整十三岁。那时的杨国红虽然已经结婚多年，但却不仅没有孩子，而且夫妻感情还非常糟糕。如此一对男女相遇的结果，自然就是干柴烈火一般地碰撞与燃烧。在李天星的感觉中，他和杨国红之间的偷情关系，既带给他一种 强烈的罪恶感，也带给他一种对危险的亲近感。男女主人公的萍水相逢，马上就让我们联想到白居易的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与此同时，孙频的人物设计，也还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很多年前黄子平一篇著名的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在这篇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文中，黄子平有效借鉴西方的原型批评方法，前后跨越千年时间，把古典文学中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现代文学中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联系在一起展开讨论。基本前提是，这三部作品都有着一个中国传统所谓公子落难小姐多情的故事原型。《琵琶行》中是被贬的江州司马遇上了浔阳江头卖唱的琵琶女，《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是落魄漂泊的穷知识分子“我”遇上了烟厂女工陈二妹，《绿化树》中是下放劳改的知识分子章永麟在劳改地遇上了劳动妇女马樱花。然而，虽然存在着共同的故事原型，但由于时代以及写作主体的不同，三部作品各自的思想内涵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琵琶行》旨在借曾经红极一时的琵琶女后来的不幸遭遇，抒发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诗人自身强烈的怀才不遇愤愤不平之意。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蒙思想背景，一方面表达对于底层女工的人道主义同情，另一方面也表现着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相濡以沫。创作于“文革”结束后的《绿化树》，在充分关注表达畸形政治时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遭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意识。孙频的小说之所以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黄子平的那篇文章，根本原因在于，她的人物关系设定也暗合于中国传统中公子落难小姐多情的故事原型。后来在杨国红强力推动下上了大学的李天星，自然是落难公子，而下岗后自谋生路的杨国红，则可以被看作是多情的小姐。关键在于，虽然故事原型相同，但由于故事发生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孙频 在其中注入的，显然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时代内容与思想内涵了。 李天星初识杨国红之后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伴随着下岗潮在交城县的蔓延，杨国红就已经被迫下岗了。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杨国红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和接受。怎么办,人总得想办法活着。于是，刚刚与丈夫离婚不久的杨国红，就只能开个小商店以维持生计了。正是面对着杨国红以及她的同类们拥上街头变身小贩的不幸遭际，多年之后李天星方才恍然大悟:“什么都可以成为节日。下岗是节日，万民变成小贩拥上街头抢食也是节日。它们都是节日。再后来李天星渐渐想明白了，节日不是庆贺，节日是匮乏，是补偿，所以，人人都渴望节日。”事实上，杨国红们的下岗，对于李天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夹在人群中的李天星在这个九十年代末的春天里第一次闻到了那种类似于各种菌类混杂在一起的腐烂的味道。他再次惊恐地感觉到，他厌恶这里，他必须逃离这个小县城。”关键在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交城这个小县城逃出去的李天星，自己的命运遭际也很是不堪。先是连着三年的高考败北，好不容易第四次高考成功，终于考上了一所远在杭州的美术学院，但等到他大学毕业，企图通过大学毕业证改变命运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张毕业证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混杂在四处求职的大学生中，李天星目睹了大学生一种集体“献祭”的场景:“虔诚的，急切的，恐惧的，每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端庄、恭敬和谄媚，都前所未有地伶牙俐齿，都前所未有地害怕被遗弃出这集体的节日。”就这样，李天星再一次赶上了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是属于大学生们的节日。盛大的、隆重的、无一人可以幸免的节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节日。他只是，碰巧把两代人的节日都赶上了。”“节日”一词频繁出现在孙频的这篇小说中，其实带有鲜明的反讽色彩以及人生劫难的意味。而杨国红与李天星们的以“节日”的方式呈现的人生劫难是谁造成的,究竟是谁才应该为他们不幸的人生遭际 承担责任,无论所谓的国企改革或者大学生的自主择业从执政者角度看有多少合理的依据，对于杨国红与李天星这样的个体来说，他们事实上都只能是历史的祭品或者牺牲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看过草叶葳蕤》其实潜隐着极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其批判矛头尖锐犀利地直指不合理的社会政治运行机制。 然而，社会政治批判的思想内涵之外，作品还拥有另外一层不容忽略的深层精神分析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分析内涵是通过孙频带有突出“冒犯”意味的情色描写而表达出来的。对于性的描写在这篇小说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就此而言，《我看过草叶葳蕤》既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情色小说。但请注意，虽然孙频在小说中有大量性行为与性场景的描写，但所有的描写都不具有一般所谓色情描写的暗示与挑逗意味。与暗示和挑逗恰恰相反，孙频的相关描写，只能让我们感觉到在很多时候性甚至干脆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精神苦役，令人倍感厌恶。比如，就在李天星万般无奈成为流浪地摊画家之后，曾经遇到过一位心理畸形变态的成衣厂裁缝女工。这位女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需要不断地和男人做爱:“只有在和男人做爱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这世上所有的痛苦都被溶解了，只有在那一瞬间里，我才觉得我和这个人融为一体了，我太想要那种融为一体的感觉了。”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女性强迫男性的场景出现了，“这让他愈加难受愈加痛苦，他只觉得被眼前这个女人强奸了。汗腥味、泪水味和一种越来越尖锐的刺痛搅在一起，围剿在周围的空气里。”这哪里是在写性爱，这简直就是在真切展示一种处于残酷现实围剿状态中的精神痛苦与无奈。当然，说到借助于性爱描写凸显人的内在精神困境，小说中最精彩的一处，恐怕还是对于杨国红年老色衰后为了讨好李天星身穿镂空睡衣跳舞那个残酷场景的描写。面对着杨国红如此一种不堪的努力，李天星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叫制止。一方面，杨国红比李天星大十多岁，另 一方面，她下岗多年仅靠开一个小店勉强度日，但即使如此，为了尽可能讨好回交城过春节的李天星，她却还是要做出如此一种没有丝毫自知之明的努力，其精神深处的那种种隐忍、自卑、焦虑以及猥琐，细细想来，真的是几欲催人泪下。 相比较而言，更能够从情色描写中见出精神分析深度的，恐怕还是作品中关于李天星与那位在公司里位高权重的艺术总监之间性关系的相关段落。首先，只有面对着自己必须以身体去小心翼翼加以伺奉的顶头上司的时候，李天星才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其实早已失去了自由。于性关系中发现不自由，孙频此处难能可贵的一点，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禁忌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洞悉与书写。其次，也正是在与艺术总监的对话中，孙频不无犀利地一语道破了当下时代情欲泛滥的精神实质:“也没有什么奇怪吧，现在的人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做什么该去想什么，或者说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相信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向情欲靠拢吧，纵欲成了一个社会必然的需要。„„大约也只有靠情欲，所有人才会觉得暂时总有点事做了，不必有那么多的痛苦，也不必再思考那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只是一个最渺小的个体，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做什么,”是啊，作为普通的中国人，身处不合理社会运行机制中，除了近乎于虚无地随波逐流，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你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表达自由意志的丝毫可能。第三，或许正是因为受到艺术总监洞见启发影响的缘故，李天星刹那间发现了同样的偷情行为时隔十年之后的意义变化。十年前“他和杨国红站在漆黑的煤屑里不顾一切地做爱。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整个时代的叛徒，是独一无二的，他和杨国红做的是当时别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去挑衅整个庞大的社会秩序。那时候无论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他都觉得自己和杨国红不仅仅是在偷情，还有点像英雄在追求什么”。但十年之后呢,“他不仅仅是在和一个女人偷情，更是在被一条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河流裹挟着向前走，他不过是河谷中的一粒石子，和其他所有的石子没有任 何不同。他再不出奇，再没有英雄色彩，更不用说叛逆。他单单只是在和一个女人为了情欲而偷情，而且，这种偷情居然是服从秩序的，是顺流而下的，是合理的。”这哪里仅仅是在进行性行为的描写，这简直就是一种格外精妙的关于性行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深度分析。 说实在话，能够把一部情色小说悉心经营到具有如此一种精神分析深度，具有如此一种高妙艺术境界的地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从中见出的，也就只能是孙频的下笔之“狠”，透视社会与人性之犀利，以及她内心深处一种简直就是在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 最后，我们要提及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季栋梁的《行行重行行》(载《北京文学》2016年第7期)。季栋梁这部中篇小说的标题，无疑来自《古诗十九首》的第一首。这首旨在表现东汉末年动荡岁月中相思乱离之情的诗作的起首句，即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所谓“行行重行行”，意即远行的人一直在往前走，离后面的送别者越来越远了。但就所写题材而言，季栋梁的这个中篇小说，却很显然与男女相思之情无关。那么，一个与男女之情无关的中篇小说，为什么要命名为“行行重行行”呢,我想，我们恐怕只能从男主人公八碗那一再遭遇的人生劫难角度来加以理解。借助于四个“行”字连用所造成的叠词效用，季栋梁或许是要传达苦难命运总是不断地降临到普通农民八碗身上的意思。就此而言，季栋梁的这个小说可以被归入所谓的“底层叙事”潮流之中。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八碗的人生大约只能够用“糟糕透顶”来加以形容。八碗家住老埂坪，因为是外来户的缘故，一直在村里受人欺负凌辱。本来想着依靠多生几个孩子，改变自家在村里势单力薄的境遇，没想到婆娘只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就赶上了国家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生育政策。东躲西藏好不容易又偷着生了两个孩子，婆娘就被强制性地结扎了。四个孩子中，宝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幸被突如其来 的洪水给卷走了，结果只剩下了宝顺、宝凤以及宝明他们三位。 应该说，以上种种仅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性因素而存在的，严格说来，八碗的人生劫难，是从大儿宝顺在煤矿的不幸身亡而开始的。或许正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句老话，大儿宝顺是一个特别懂事、孝顺的孩子。宝顺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井挖煤了。虽然因为矿难频发的缘故，期间八碗曾经几次劝说宝顺不要下井了，但宝顺却先是以还账、挣娶媳妇钱为由，后又以为宝明筹措大学学费为由，坚持下井挖煤。未曾料到，眼看着离事先约定的时间仅仅剩下半年的时候，宝顺却因为井下瓦斯突然爆炸而不幸身亡了。好在宝顺没有白死，在好心工友的帮助下，八碗相当顺利地从煤矿老板那里拿到了二十万元的赔偿款。想不到的一点是，拿到赔偿款的消息一走露，八碗马上就变成了焦点人物。从村干部，到自家的亲戚，再到朋友邻居，要么找八碗借钱，要么诈称自己有办法让钱生钱，总之一个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把这笔钱从老实到有些窝囊地步的八碗口袋里套笼走。小说前半段好大一块篇幅呈现的，就是八碗如何艰难应对那些八面来客的过程。好在八碗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宁可被迫离家出走去打工，也不愿意把宝顺用命换来的这二十万元轻易委诸他人。 实际上，八碗内心里一直有着自己一番精明打算，那就是，既然宝顺已经不幸去世，那最好能把宝顺尚未娶进门的改喜以“续亲”的方式留给二儿宝明，没想到，打小一直被娇惯的宝明，却根本不买这个账。他不仅神不知鬼不觉偷偷卖掉了煤矿下井的指标，而且还成天滥吃乱喝，和一帮街头小混混厮混在一起。对于八碗费尽心机的“续亲”安排，宝明不屑一顾地表示坚决拒绝。一方面为了给那二十万元找个靠实的去处，另一方面也为了迫使宝明最终就范，万般无奈的八碗只好央求多少有点交情的姚记者帮忙，以二十万元作为首付，在城里买下了一套楼房。楼房倒是顺利到手了， 但宝明却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依然整日浪荡在外，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他去打工还房贷。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的八碗只好再度亲自出马，想方设法进入省城的建筑工地去打工。 去省城打工还贷也还罢了，没想到的是，因为制作假身份证的缘故，八碗再度陷入困境。这样一来，自然也就牵出了他那位进城后被迫“走了那条路”的惟一的女儿宝凤。大概就连作家季栋梁自己，面对着八碗所一再遭逢的苦难，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才会有关于宝凤这一形象的特别设定。曾经有人断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圣母，要么是淫妇。从这个角度来看，宝凤这一形象，就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既是圣母，也是淫妇。也因此，季栋梁的这种设定显得有点耐人寻味。当八碗遭遇空前困境的时候，拯救者竟然是被迫“走了那条路”的女儿宝凤。其实，作家的如此一种设定，可能多少带有一点理想化的浪漫意味。一位卖身为生的青年女性，凭什么具有呼风唤雨般的能力,既然如此，那她早干什么去了,那八碗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呢,这里，恐怕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点情节设定不够合理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得很明白，作为具有突出“底层叙事”倾向的一部中篇小说，季栋梁的《行行重行行》所走的，依然是苦难书写的路径。作家的写作重心，也因此便不仅落脚到了八碗们的残酷命运展示上，而且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应该说，以上这些都无可厚非，但在读完小说之后，我们却仍然有着不够满足的感觉。为什么会不满足,究其根本，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作家将更多的笔触仅仅停留在了人物外在残酷苦难命运的呈示与表现上，而没有能够如同鲁迅先生那样将笔触深深地切入到人物的精神内宇宙之中，写出人物内在的精神痛苦来。比如，到最后，季栋梁写八碗因为自家的庄台子也即宅基地一事而遭到了恶人张豹的毒打，以至于三根肋骨都被打断了。关键的问题是，作家尽 管描写得如此惨烈，但八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远远比不上闰土和祥林嫂们深刻。为什么会如此,根本处在于，文学写作说到底不是比拼谁写得更残酷，而是比拼对于人物内在精神世界、人物内在灵魂的揭示与挖掘深度。我以为，倘要说季栋梁们与鲁迅先生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表现在这一个方面。一种真实的感觉，随手写在这里，不妥之处，还请季栋梁兄鉴谅。行文结束之际，唯愿以此与作家共勉。 注释: ?王春林《方志叙事与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努力――当下时代乡村小说的一种写作趋势》，载《文艺报》2015年3月6日。 ?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1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苏珊?桑塔格《论风格》，见《反对阐释》，第30、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责任编辑 李秀龙 文档资料:“七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阅读相关文档:升级反思体系创生体育教学成长点研究 提高乡村义务教育阶段作文教学水平实践研究 基于阿福童课程理念的语文学习方式变革研究 全面提升初中音乐教学水平的实践探索 论英语教材中作业的优化设计 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问题与对策探讨 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实践研究 论“小组百分赛”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语文体验式阅读教学策略的研究 优化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实践与思考 解决几何入门学习困难之“长宽高”策略探究 聚焦灵性追求阅读教学应有的价值取向 翻转课堂优化中职教学效率的研究 论英文歌曲对英语教学的促进作用 城乡结合部普惠型幼儿园阳光文化构建的策略研究 实践活动在数学学习中的运用研究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