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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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 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
论文摘要: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考。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的社会特征和媒介生态提出的“三极模式”理论，是日本社会舆论的重要参照系。以“三极模式”为框架，以日本主流媒体热点报道为线索，剖析日本的信息传播格局及其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于思考对日传播的施力点和关键点不无裨益。
论文关键词:日本;“三极模式”理论;传播格局;涉华报道
1993年，在总结和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长期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媒介生态环境和新闻传播的特点，在《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理论。他认为，“政府、传媒和民众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舆论就是以此三者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伊藤指出，正是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公众三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日本的社会舆论。
一、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考察
1，日本政府——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日本除了放送协会是特殊法人的公共机构以外，其他的新闻媒介几乎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民间企业，报纸也不例外。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之争主要集中在NHK这一准官方新闻机构中。由于日美安保前后就已经解决了编辑权在经营方的问题，所以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一直被执政的自民党所重视，加之历届NHK的会长基本上都是自民党权力中枢的心腹人物，社团法人日本民间放送联盟及下属的各民间商业电视台均由邮政省官吏“下凡”来实现政治权力方面对媒体人事权的控制。同时，政府通过记者俱乐部定期向媒体发布通稿新闻，使得日本记者的批评水平和专业水准日益降低，逐渐沦落为“信息的搬运工”。据统计，日本国内政治新闻的70至80均来自于记者俱乐部，这一独具特色的“怪胎”是日本新闻界和政府高度默契的产物。故而，刊载大量通稿新闻的日本报纸又常被讥讽为“鹦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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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严格掌控媒体人事权，以及利用记者俱乐部对信息进行把关之外，政府限制言论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法律。日本宪法第21条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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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媒体可以随意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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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在众多自律事件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形式权力的介入。2000年6月21日，日本报业协会制定了新的《新闻伦理纲领》，规定报纸在有责任的态度下严格履行报道和言论职责，而其他媒体也在战后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自律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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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业主自发进行的自律约束成为日本新闻界言论控制的显著特色之一。如果有记者写了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便会被开除;如果有媒体在某些方面打破了行规，就会被排除在整个制度之外。新闻自律制度的存在使记者们越来越接近权力，这种自律的模式也因此被称为“权力规制的模拟存在”。
2(日本媒体政府意志的忠实传播者
近年来，随着日本新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的不断高涨，日本主流媒体在“国益至上”理念的感召下，保守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其一，从媒体作为来看，日本主流媒体不仅是事件的报道者和评论者，更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在日本，媒体本身是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角色决定了在报道中日关系时，尤其当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时(日本新闻媒体只是随着本国政治的主流而动，不仅无法做到客观公正，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充当急先锋。
自1994年开始，《读卖新闻》已经就修改宪法问题三次发表了自己的修改草案。不仅如此(面对“《读卖新闻》亲自民党”的社会评价和质疑，该报社长渡边恒雄却认为:“不是《读卖新闻》亲自民党，而是自民党由它领导。”无论是福泽谕吉与明治政府、福地源一郎与伊藤博文，还是渡边恒雄与中曾根康弘，都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一特征在其他西方国家内部并不多见。其二，从传媒格局分布来看(右倾媒体强盛，和平媒体势微。除了’《产经新闻》、《诸君》、《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刊物外，日本主流媒体前些年对华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倒退，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尤其在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等问题上，已经成为“攻城拔寨”的排头兵。而被认为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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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派”、主张“客观”看待中国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刊物，仅剩下《朝日新闻》、《世界》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即使这些刊物，在力求“客观评论”时也常用“人权”、“民族问题”和“扩军”等来批评中国。其三，从报道倾向来看，日本主流媒体越来越与政府的口径趋于一致。日本政坛进入“总体保守化”时代后，其传媒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与评论上，与当局的外交战略紧密挂钩。在许多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上，大众传媒常常紧跟“国家利益”路线走。前首相宫泽喜一也认可媒体“制造一律”的行为:“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们盲从政府的是日本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们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3(日本民众高度的“媒体综合症”
作为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日本国民，所处的时空环境和在文化背景、心理构造等方面都极为类同。受众个体虽然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就“大和民族”为单元的受众整体而言，“个人差异”张扬伸展的空间却极为有限，其心理认知、情绪感受以及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都呈现出惊人相似的模式化倾向。即使置身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资讯传播环境，日本民众也因缺乏理性批判的精神，极易受到大众媒介的支配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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