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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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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指南]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 --------------------- 作者:许文霞 我的父亲许如辉,曾用名许如煇,水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音乐家。父亲集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于一生的传奇经历,历史迟早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父亲遗留世上愈三百多部音乐作品,涉及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国有声电影,重庆抗战话剧音乐,以及祖国戏曲音...

[指南]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指南]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 ----------------------------------------------------------- --------------------- 作者:许文霞 我的父亲许如辉,曾用名许如煇,水辉,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重要音乐家。父亲集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于一生的传奇经历,历史迟早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父亲遗留世上愈三百多部音乐作品,涉及中国早期流行歌曲,中国有声电影,重庆抗战话剧音乐,以及祖国戏曲音乐等众多领域,其中不乏大量重要和经典作品。我已在七万余字的《寒夜闻柝》长篇回忆文稿内,对父亲,音乐家许如辉,作了全面介绍。本文披露四十年代,父亲居住在抗战大后方重庆时期,主持著名国乐团体《大同乐会》的一段史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最具规模,叱吒风云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被日寇大火烧尽,不得不关门歇业。父亲时任明星影片公司基本作曲,在公司内谱写了《姐妹花》,《劫后桃花》,《女权》,《兄弟行》等众多名片音乐,此刻与公司共存亡,无奈何地结束了长达八年,极为锺爱的电影作曲家生涯,一九三七年底,随原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钱智修,谢阿娥一家,舟车劳顿,抵达大后方重庆。(1) 几乎同期,久负盛名的原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中国著名国乐大师郑觐文先生之子郑玉荪,也随他任职的南京导淮委员会迁址重庆,与我父亲在山城不期而遇,异地重逢了。 此后不久,许如辉与郑玉荪联手,在重庆谱写了中国音乐史上一段重要章节:他们秉承郑觐文先生的理念和精神,高举弘扬中国民族音乐 的旗帜,在战时的重庆恢复了名闻遐迩的《大同乐会》,参与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前后历时七年。期间,我父亲与郑玉荪先生,除了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优良传统外,还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工作。例如,通过举办大量国乐演奏活动,绍介中国古典名曲;自设工场制作古今中国乐器,深入社会基层谱及民乐知识;兴办战时难童音乐教养院,难能可贵地培养儿童国乐演奏人材;成立《大同剧社》,积极投身重庆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 在主持重庆《大同乐会》时期,我父亲再次回归作曲家生涯,创作了不少重要的歌曲,严肃音乐和戏剧音乐作品,如《大同之声》,《孔子记念歌》,《国家典礼乐章》,《木兰从军》,《棠棣之花》,《董小宛》等。父亲的作品,一般由《大同乐会》首次演奏。间中,他还不时邀请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与《大同乐会》同台演奏。重庆《大同乐会》的消息和动向,不时见着报端,在战时的陪都影响很大,并波及全国,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抹煞的一段光辉。 叹时下国内音乐界对重庆《大同乐会》着墨不多,对重庆《大同乐会》的历史评价,仍欠公允。有鉴于此,我根据父亲遗留的珍贵手稿记载,与八十余高龄的母亲谈话,以及原重庆《大同乐会》会员刘志坚先生提供的极重要的资料,特记下本文。 一:与郑玉荪先生联手,恢复著名《大同乐会》 父亲一到重庆,便积极归队。他联络了电影导演应云卫等友人,设法重返电影圈或音乐界。因为交战,日寇实施经济封锁,胶卷奇缺,无影片可摄,父亲欲重拾电影作曲家生涯的机会不大,遂放弃了。后经原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同仁贺绿汀先生内部推荐,又通过陈济略等君的正式面试,应考后,父亲最终成功进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谋事,职位是古筝演奏员兼作曲,俸禄不错,月薪二百,生活稳定,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事了。 此刻,在重庆导淮委员会述职的郑玉荪,薪金比我父亲还高。照说,持此份人人羡慕的美差,郑玉荪更应无甚忧虑,做个朝九暮五逍遥上班族可也。然而,适得其反,郑玉荪踌铸满志,满腹忧患意识。盖源于他的先父郑觐文突发脑溢血,于一九三五年在沪去世后,给时称国内最大的国乐团体,上海《大同乐会》的运作,留下无限遗憾。再则,自二十年代起,郑玉荪长期跟随其父,打拼,磨砺,可说与《大同乐会》感情深厚,已结下不解之缘。他不愿郑觐文的事业,就此了结。受蕴埋心底一股强烈使命感的驱动,郑玉荪立志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继承先父未竟中国民族音乐事业。 郑玉荪是制作乐器的高手,精通技艺,也懂乐理。可惜,除了古琴外,他不会演奏其它乐器。如今,甫低山城,人生地不熟,郑玉荪深谙,若起另炉灶,让自己的宏图大志付诸实现,道路崎岖坎坷,能否成功,前景并不明朗。 孤掌难鸣,郑玉荪便跑到上清寺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我父亲尽诉肺腑之言。郑玉荪极力游说我的父亲协助他,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并希望并我的父亲出面,主持《大同乐会》所有乐理工作。 我父亲是上海《大同乐会》早期会员。一九二五年,他年仅十五岁,就成为郑觐文先生的入室子弟。在郑老先生的悉心调教下,天资聪慧的父亲,很快便精通了古筝,琵琶,扬琴,二胡,箫,笛,埙等几乎所有叫得出名字的古今乐器。外出演奏时,他一直担任民乐大合奏:《国民大乐》中的打击乐手,以及筝,埙独奏等。 一九二九年,父亲已在上海《大同乐会》春华秋实,五度锤炼。他成功转行,从演奏家变为作曲家。当时,父亲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子夜乐会》,谱写时代流行歌曲。最后,父亲许如辉成为与黎锦晖先生同期的中国流行歌曲的先驱者之一。父亲撰词作曲的流行歌曲脍炙人 口,声情并茂,催人泪下,感动过数代。人们至今无法忘怀的有《永别了,我的弟弟》,《卖油条》,《搁楼上的小姐》,《回忆慈母曲》等名曲。今年年初,《解语花》一书的编者,吴剑女士问黎锦晖的夫人梁惠芳女士:“当时在上海,创作流行歌曲的,除了黎先生,还有谁,”,梁女士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还有许如辉,他写的《永别了,我的弟弟》当时很流行。 父亲对恩师郑觐文先生,可说一世崇敬,终生毋忘。直至晚年,父亲仍口不离郑觐文,直尊其为先师,是自己童年音乐启蒙老师。 父亲与郑玉荪,早在二十年代,就相识于上海《大同乐会》。父亲和郑玉荪为人均十分平实厚道,两人意气相合,极为投缘。郑玉荪对我父亲,可说万般信赖。而父亲出于对先师郑觐文感恩图报,为弘扬中国民族音乐,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放弃他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稳定工作,助郑玉荪一把。约一九四零年,父亲与郑玉荪联手,在重庆恢复了著名的《大同乐会》。 刚开始时,父亲与郑玉荪先生仅利用业余时间筹建《大同乐会》。父亲当时还处单身,我的祖母远在浙江老家;而郑玉荪则年届五十,眷属滞留江苏;两人的至亲都被夹在沦陷区内。在那“烽火连三月,家书柢万金”的战争年代,他们想接济家人,因交通阻塞,通讯中断,与亲友失去了联系,只能作罢。父亲与郑玉荪便沈下心,干脆在重庆以事业为重。他俩不分彼此,将各自工资悉数投入,使《大同乐会》得以启动。最后,我父亲的工资最先告罄,积蓄全部用尽。 面临既无资金,又无物力,乐器短缺的种种困难,父亲和郑玉荪不得不求助原上海《大同乐会》的名誉会长,亦到了重庆的上海名人王晓籁先生。三十年代,父亲首次对外担任埙独奏,地点在上海广东路,延安路交界处一幢建筑物的三层楼面上,王晓籁出席了那次演奏会, 对我父亲的埙独奏,顿感新鲜,印象非常深刻,两人后来略有交往。王晓籁见我父亲连工资也无着落,而辛苦筹办《大同乐会》,甚为感动。他知会了国民党元老,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潘公展先生,希望落实经费问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潘公展和他的夫人都很崇尚儒家学说,酷爱民族音乐,因此答应拨款,让父亲先挂名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干事一职,领了九个月的工资,实为《大同乐会》工作。而后,父亲又在民众教育馆领取了三个月工资,父亲将这些钱都投入《大同乐会》。而郑玉荪则更为幸运,获准继续留任导淮委员会,支薪,为《大同乐会》工作。 最后,经社会部批准,重庆《大同乐会》于一九四零年二月正式成立。后来,会所设在会府曹家庵十六号内。该宅是原经济促进会会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先生的房子,《大同乐会》被安置在二楼。因与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共占一楼,潘公展,陈立夫等要员经常到访《大同乐会》,而一手促成政府资助的王晓籁先生,则颇滑稽地从未登门《大同乐会》。据重庆《中央日报》报道: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大同乐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总干事郑玉荪作了研究制造管弦乐器的配音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的讲座。(2) 父亲和郑玉荪又在重庆报刊上登载招聘启事,广纳音乐贤才,这样,颇具规模的重庆《大同乐会》国乐团最终成形。父亲生前珍藏有一张他与重庆《大同乐会》会员的合影照。照片已泛黄,经推断,这张重庆《大同乐会》合家欢照,应摄于一九四五年以前。因《大同乐会》工作日趋繁忙,一九四一年初,父亲正式辞去了重中央广播电台的职务。 我母亲回忆道:一九四二年,她经友人介绍,按图索骥,在一条深巷,找到《大同乐会》地址。原先还误以为去荐一份”大同药店”工作,闹了个笑话。那天,和蔼可亲的郑玉荪先生亲自面试,我母亲作为一名文员,当场被荣幸录用。开初一段时间,她职责范围之一,是去社会部领取《大同乐会》经费。每次领来一袋钱,放在桌子上,许如辉和郑玉荪都不甚理会它。我母亲目睹他们为振兴民族音乐,忙不开叠,至废寝忘食之地。后来,改由邮局寄来支票,我母亲便不再去社会部 领款。《大同乐会》的经费,来之赈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社会部等政府机构。许如辉和郑玉荪用这笔钱,添制乐器,应付日常开支,提供会员膳食,张罗演出活动,兴办音乐学校等。除郑玉荪从上海带来一部分乐器外,《大同乐会》的绝大部分乐器是在重庆购置的。为省钱,他们跑遍当地旧货店,能买到二手乐器,就不买新的。大小乐器,后来都悬挂在《大同乐会》会所内的墙上,会员写张便条,就可以将乐器扛回家去练习。后来,《大同乐会》又自设工场,研制大量乐器,这样,外出演奏的乐器品种更为齐全了。 我母亲记忆中的郑玉荪先生,沈默寡言,埋头苦干,是一位十分称职的事务管家。大多数时间,郑玉荪已形成一种既定工作模式,他坐在桌边,左手托头,右手比划,整天伏案,刻蜡纸,写公文,撰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发请帖,送戏票等。许如辉则更是个大忙人,负责乐团排练,张罗演出,对外文化联络事宜。许如辉还身兼《大同乐会》难童教养院的院长,得不时从城内曹家庵启程,赶到城外土桥子墩,给儿童上课。《大同乐会》的会员和教养院的学生,对许如辉心悦诚服,十分肃然起敬。会员们还摸出规律,如果一个星期打不着许先生照面,他一定在外面闭门作曲。 当时,倘若没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出面,凡事很难进行。因此,重庆《大同乐会》会长为王晓籁和潘公展(挂名),事务总干事为郑玉荪,乐务总干事为许如辉,会员有孙培章,刘志坚,张宁宇,文家棠,刘文华,朱协中等二十余人,均为重庆邮局,银行等处供职的爱好民族音乐人士。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一些演奏员,如杨兢明等,后也加盟了《大同乐会》。而重广电台音乐组组长陈济略,指挥甘涛,作曲黄锦培先生等,经常客串《大同乐会》的演出,或作为音乐专家,为《大同乐会》难童音乐教养院学生讲学。 二:继承郑觐文遗志,弘扬中国民族音乐 《大同乐会》成立后,父亲许如辉与郑玉荪,携同会员,积极投身重庆音乐活动,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纪念音乐节,音乐月,艺术节,国庆节,劳军,赈灾等大型社团活动,为宏扬中国国乐,可说不遗余力。重庆《大同乐会》踪迹所至,活动简讯,频频见诸报端,在抗战时期的山城享有盛誉。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父亲(许如辉)参加了重庆音乐节期间举办的文艺界座谈会。会议由胡一贯先生主持。父亲与老舍,金律声等人士在会上发了言。我父亲致词认为:中国国乐在世界音乐中最合乎中庸之道:(3)《大同乐会》对外经常演奏的曲目,既有名曲,如《霓裳曲》,《塞上曲》,《月儿高》,《春江花月夜》,《湘江曲》,《将军令》等江南丝竹,古典曲和粤曲等;也有我父亲创作的新曲:《寒夜闻柝》,《国家典礼乐章》(4)和话剧音乐等。父亲一般亲临排练指挥,有时则跑下乐池,担任打击乐手,或演奏空篌,排箫和埙等。 《寒夜闻柝》这首器乐曲,颇为有名,是父亲尚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时谱写的。父亲离开后,电台音乐组仍经常演奏此曲。四川重庆市郑体思先生给我的信中说到:“《寒夜闻柝》此曲很有特色,当年电台音乐组排练过,演出效果不错,我与令尊大人算是先后同事,但我考入音乐组时,他已离开音乐组,此后他一直专门承担《大同乐会》的业务领导,负责排练和演出工作。” 而寓居加拿大,在温哥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黄锦培先生给我的信中,更提供了《寒夜闻柝》的开头数段旋律,他还告诉我:“你父亲写的音乐,顺口易懂,甚为人喜欢的。《寒夜闻柝》被收录在台湾黄体培先生主编的《中华乐学通论》一书中。”《寒夜闻柝》,以及父亲在电台谱写的另一首器乐曲《原野牧歌》,后成为重庆《大同乐会》的保留曲目。 父亲除了率《大同乐会》演出外,还经常担任独奏。父亲的弹奏艺术,造诣很深。聆听过我父亲演奏,今已八十五高寿的重庆《大同乐会》刘志坚老先生回忆道::许多音乐爱好者在台下欣赏过你父亲的演奏,你父亲一曲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有口皆碑,台下掌声雷动,颇受欢迎:。今年四月四日,操着一口四川方言的刘老先生在越洋电话中,再次对我说: “我们对你父亲很尊敬。你的父亲不单是一位演奏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他当年在台上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演技非常精湛,我们坐在台下聆听,大家都鼓掌了,非常欢迎,那时没有录音机,现场录下来,很可惜。我后来参加军邮去了,临行时,拿了一个本子请你父亲签名留念。你父亲题词:‘投笔从戎服务军邮,光明之行也’。可惜,这个记事本在文革中被弄没了。不过,我还保留有你父亲作曲的曲谱:《寒夜闻柝》,《大同之歌》,《木兰从军》,《国家典礼乐章》等。《国家典礼乐章》是你父亲亲手刻写的油印本,是很珍贵的哟,有正反两面,你父亲分别用简谱和工尺谱写的。” 刘先生的一席话,让我百感交集,欣喜若狂,如此重要的音乐史料,我父亲自己都没法留住。数年来,我寻访良久,毫无着落。不期,刘老先生竟冒着危险,保存了六十余年。 继《大同乐会》在重庆恢复后,父亲接着便筹建儿童国乐团。 约一九四二年六月,父亲专程到重庆上清寺战时儿童收容所等地,挑选了十五名男孩和十五名女孩,成立了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这些儿童均为战争离散孤儿,父亲诚如当初郑觐文悉心指导他般,精心培养这批儿童,他主教乐理,又聘请其他老师教文化课目,父亲还不时邀请重庆音乐界知名人士,给这些儿童上课。如黄锦培先生,数次为难童教养院的学生讲过学。没多久,这批对乐理一无所知的的儿童,成了虎虎如生的国乐演奏员。在陈济略先生的支持下,父亲带领这批初 生牛犊国乐演奏员,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首场演奏。随后,《大同乐会》和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国乐队,经常在文运会场等处同台演出。成员中的魏春生,吴奇南,后来成为解放军中的文艺骨干。另一些成了广播乐团或杂技团的演奏员。 下面,尽可能按年表,介绍几场重要的演奏活动。 一九四零年,父亲住在重庆上清寺时,从一位名字也叫胡蝶的四川女歌手处欣闻,电影明星胡蝶到了重庆。胡蝶是我父亲在明星影片公司的同事,三十年代她主唱的影片插曲,几乎都由我父亲谱写,胡蝶一直尊称我的父亲许如辉是她的音乐师。这次,父亲为影星胡蝶谱写了最后一支歌《满江红》。《满江红》是父亲根据一首古调重新编配而成的歌曲。后来,在文运会堂,为欢迎胡蝶举办了一次演唱会。胡蝶以《大同乐会》的名义,演唱了这首《满江红》。那次台下坐满了人,我的母亲担任了司仪。 一九四二年春,重庆国泰剧场上演张瑞芳主演的《屈原》。幕前为难童募捐,胡蝶以《大同乐会》的名义,又演唱了这首《满江红》。同场,胡蝶还引吭高歌了我父亲早些时间作曲的另一首歌,《大同之声》。这场演出,由《大同乐会》演奏。 从一九四一年起,父亲率领《大同乐会》参加了每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五日举行的陪都音乐月活动.(5)。 一九四三年八月,国民政府代主席林森先生在渝逝世,《大同乐会》会员,着中山装,接连几天,去林森告别灵堂奏哀乐。后来,还拍摄过一部林森纪念影片,该影片由我父亲许如辉作曲,《大同乐会》国乐团伴奏。 一九四三年十月,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国乐队,在重庆某空军基地,参加了中美空军混合团司令部成立一周年庆祝音乐会。(6) 一九四四年六月,为纪念著名的四川音乐家,在德国病逝的先哲王光祈先生,父亲率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参加了王光祈纪念音乐会中的儿童国乐演出专场,地点在重庆沧白堂。会后,王光祈基金会负责人,这场音乐会的主持者,原四川省银行总经理刘泗英,特赠送了一笔款目,表彰许如辉和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为振兴中国民族音乐所作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和毛泽东代表国共两党在重庆会晤,谈判结束,毛泽东主席即将飞回延安,蒋介石主持了著名的重庆告别晚会,父亲(许如辉)应邀登台琵琶独奏,弹的曲目正是演奏精湛,脍炙人口的《十面埋伏》等古典乐曲,演奏完毕,蒋介石先生特起立鼓掌,而毛泽东则与许如辉亲切握手致谢。我母亲回忆道:“告别晚会结束,你父亲回家后非常高兴,那次演出,他好像还用古筝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 此外,重庆《大同乐会》还演奏了我父亲谱写的多部戏剧音乐作品,如《屈原》,《棠棣之花》,《董小宛》和《木兰从军》等。关于我父亲的作曲部分,我留待下一章节再谈。 为普及民族音乐,父亲还在重庆《大同乐会》内举办过两次二胡训练班和琵琶训练班。如同上海《大同乐会》,他们还研制,制作乐器,如竹笛,二胡,中胡,大胡,低胡,板胡,双清,三玄,琵琶,中阮,大阮,扬琴,古筝,箜篌,埙,排箫,箫笛等,配以云锣,木琴,锣鼓,铃,浣等打击乐,举办了多场国乐音乐会。(7) 郑体思先生亲眼目睹过这些自制的乐器,他撰文介绍道:“虽不够美观,但音色,音量都还差强人意。都为自行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制造,特别是排箫,埙,箜篌等古乐器,失传已久,能够按图索骥,战胜资金,技术,物质条件等的重要困难,自力更生地制作出来,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胜利后,这些乐器一部分无偿赠送给南开中学正声乐社,其余的陆续作价处理留给在重庆的会员。刘志坚先生的家里,至今仍珍存有当年自制的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可为历史见证。”(8) 一九四四年,当时的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国民教育用品展览会》,长达三周,主持该展览会的是教育部次长顾毓绣。父亲许如辉和郑玉荪代表《大同乐会》参展,陈列了他们研制的改良乐器,并由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的学生在展览现场亲自讲解,当场试奏。父亲则从旁鼓气,指导。这些信心饱满卖力演奏的学生,给参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大同乐会》立足全民,普及民乐,一直采用公开演奏和开门办学的方针,在重庆名气很响。根据记载,父亲专程到重庆沙平坝南开中学,为该校的正声乐团进行过辅导。并率《大同乐会》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举办国乐演奏会,激起南开中学学生对国乐的浓厚兴趣。“大同乐会的负责人许如辉,郑玉荪等人,还代表《大同乐会》,赠送了一批军笛和其它乐器致该校。”(9) 三:回归作曲家生涯,投身抗战戏剧运动 功不可没的郑觐文先生,他麾下的原上海《大同乐会》国乐团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演奏员了。而我的父亲许如辉,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员外,全方位出击,身兼音乐活动家,指挥,教学多职。更重要的是,他是从上海《大同乐会》培养出来,唯一一位以作曲为主要生涯的音乐家。 由于父亲天资聪慧,刻苦好学,他几乎能弹拨演奏上百种中国民族器乐。又因为他自小接触过大量传统经典曲目,随上海《大同乐会》参加过无数次演出活动,耳熟能详,全面掌握,充分吸收了中国古典 曲风的精髓和底蕴。父亲对中国古典民族音乐的研究,造诣很深。最后,这些音乐典藏,全溶化在他三百多部音乐作品中,遗留人间。父亲的音乐作品,细腻,流畅,庄重,叙事。无论是流行歌曲,电影音乐,或他晚年以笔名水辉创作的戏曲音乐作品,如回归人性的音乐宏篇:《为奴隶的母亲》,《陈化成》等,无不散发出浓烈的泛中国古典民族味的独特风格。 父亲四十年代在重庆,以及主持重庆《大同乐会》期间,交出了许多漂亮的音乐作品成绩单。除不时被人提起的《寒夜闻柝》,《原野牧歌》,《大同之声》,《满江红》外,他投身波澜壮阔的重庆抗战戏剧运动,谱写了多部话剧音乐。 父亲应好友,导演应云卫,陶金之邀,为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如《屈原》,《棠棣之花》等,写过音乐。他还为史东山导演的《东亚之光》,袁丛美导演的《董小宛》谱写了音乐。 以话剧《董小宛》为例。一九四三年元月二十五日,重庆的四大名旦之一,秦怡主演, 钱千里,杨薇,王珏参与演出的话剧《董小宛》,在抗建堂公演。父亲是该剧的作曲。(10)《董小宛》的编剧是冒舒烟。冒舒烟先生的好友,名记者陆铿在其传记《陆铿回忆录与忏悔录》书中提到:“舒烟所写《董小宛》一剧在重庆上演时,陪都为之哄动”(11)正印证了这段史实。《董小宛》的导演,是原联华影片公司的袁丛美。父亲特为《董小宛》剧中人物谱写了四首秦淮风味的插曲。《董小宛》首次公演,约二十余天。可惜,我尚未找到我父许如辉作曲的《董小宛》曲谱和那秦淮风味的四首歌。重庆郑体思先生观摩过《董小宛》的演出。郑先生回忆道:“一九四四年, 《大同乐会》曾为四幕古装历史悲剧《董小宛》配乐伴奏,由许如辉音乐设计,选用四首国乐曲烘托剧情,悲欢离合,古朴典雅,优美动听,增强了演出的艺术效果,大受欢迎。”(12)。 一九四四年,父亲又完成了四幕七场音乐剧《木兰从军》的剧本,交 重庆《兄弟出版社》出版发行,经广泛徵求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定稿后,《木兰从军》于一九四五年初投入排练。这样,前后筹备达半年之久,全部耗资近三百万,父亲编剧作曲的《木兰从军》,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号正式在抗建堂公演了。(13)抗建堂是当时山城重庆最新型的大会场,一九四零年建造在中一路纯阳洞上。《木兰从军》公演后,日夜两场,欲罢不能。重庆的春夏之季,闷热难忍,演出时,剧场需自备发电机,以免停电之虞,尽管在浩暑下观剧,观众热情丝毫不减,后因租约期满,《木兰从军》又从抗建堂移到银社继演。当时,重庆的话剧舞台,一出戏的周期约十天半个月,而《木兰从军》总共连演三十三天,近五十场次,誉满山城。《木兰从军》的演出实况曾被拍成电影胶卷保存。 父亲在重庆推出他自编自曲的抗战音乐剧《木兰从军》时,动员,团结了重庆文艺界很多著名人士加盟该剧。例如,原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苏怡是该出舞台剧的导演,副导演请的是好友陶金,这这位陶金先生,是著名演员,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男主角,张忠良的伴演者。音乐顾问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组长陈济略,配器是黄锦培,指挥是电台的甘汉波(甘涛),甘涛后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教授,舞台监督是苏丹,伴奏为《大同乐会》国乐团和大同难童教养院国乐团,父亲工作过的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还支援了不少演奏员。花木兰由电影演员杨薇饰演,杨薇现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其他演出人员还有韩南侠,罗扬,田琛,李健予等。为这部有歌有舞的新兴话剧,抗日音乐剧助力的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蔡香泉,王瑞麟,中央电影摄影厂罗学濂,中央青年剧社,奴吼剧团以及潘公展,王晓籁,朱学范,王冠英,许静仁,潘世经,洪兰友等重庆知名人士。 此外,父亲许如辉在主持重庆《大同乐会》乐理工作期间,还谱写了许多严肃音乐作品,其中颇重要的一部是《国家典礼乐章》。 父亲谱写《国家典礼乐章》的缘由,起于一九四二年冬。那年,第八次音乐教育委员会,假教育部所在地,重庆远郊重镇青木关召开,顾毓?先生是大会主席,父亲和郑玉荪代表《大同乐会》出席。在:提倡古乐,恢复礼乐:的宗旨下,这次大会作出决定,要编一部《国家典礼乐章》,由国立礼乐馆牵头,郑颖荪先生(非郑玉荪)负责。大会还决定由《大同乐会》编曲和试奏。至此,为《国家典礼乐章》谱曲的重任,实际上已落到我父亲许如辉身上。而国民政府编制《典礼乐章》的真正目的,是准备一套完整的器乐曲,用于日后不同场合的庆典活动。 父亲手稿中记载:次年春天,也即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国立礼乐馆的负责人郑颖荪先生亲临《大同乐会》,送来一套印刷材料。父亲接过文件细看,是一些经过选编的古诗古词,约数十首,每一首古词上均已冠有标题:《接总裁》, 《接元首》, 《孔子纪念歌》,《国父诞辰歌》,以及《婚礼》,《丧葬》,《庆寿》,《喜乐》等。不久,父亲(许如辉)将这些古诗古词谱成曲子,郑玉荪刻写蜡纸,印成册子,最后成为一部众所周知的《国家典礼乐章》。《国家典礼乐章》由《大同乐会》内部试奏,后来在重庆文运会堂和新运广场公开演出,影响深远。潘公展,陈立夫,顾毓?,郑颖荪以及重庆不少音乐界人士都聆听过。《国家典礼乐章》在文运会堂试奏时,潘公展与我父亲均发了言.《国家典礼乐章》在重庆新运广场公开演奏实况,由当时的中央通讯社作过报导。 顺便提一下,这位原民国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先生,正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教过江泽民主席运算微积分课的老师,今已是百岁老人了。数年前,江泽民主席顺道美国费城拜访过他。而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晚年潜心研究儒家学说,今年年初以百岁高龄在台湾故世,海峡两岸同致悼念。潘公展先生抗战后任上海《申报》主笔,后去了台湾,亦已作古。 曾经参与试奏的刘志坚先生从大洋彼岸告诉我: “你父亲谱写的《国家典礼乐章》,有二十余章节,曲调非常庄重,《大同乐会》在演奏时,速度很慢,整段曲谱化一个小时才演奏完毕。” 刘先生还寄来了我父亲亲手刻写的《国家典礼乐章》原始曲谱(工尺谱和简谱两种)。郑体思先生撰文认为:《国家典礼乐章》除《欢迎》,《欢宴》,《凯旋》等章曲调稍为轻快活泼外,其余几乎都是庄严,肃穆,景仰的缓慢曲调。(14) 我父亲扎记中提到:他作曲的《国家典礼乐章》,是由郑玉荪先生刻写的。而刘先生提供的版本(主旋律本)是我父亲刻写的,我设想(有待考证):抗战后期,是否还有一部我父亲谱曲后,交由郑玉荪刻写的《国家典礼乐章》总谱遗留世上。 结 语 我父亲许如辉和郑玉荪主持重庆《大同乐会》,目的是想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和传统,振兴中国民族音乐。然而,重庆《大同乐会》的运作远比上海艰难,因为许如辉和郑玉荪完全靠白手起家,不如在上海能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幸好王哓籁,潘公展喜欢民族音乐,潘公展的夫人会弹奏古琴,琵琶,重庆《大同乐会》才得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同乐会》比上海《大同乐会》更具创意和开拓精神,重庆《大同乐会》不仅演奏古典曲目,还演奏我父亲许如辉创作的许多新曲目,创办了一所儿童国乐团,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此外,还成立了大同剧社,推出抗战音乐剧《木兰从军》,投身热情高涨的重庆戏剧运动。父亲主理所有重庆《大同乐会》的乐务工作,郑玉荪则负责文宣和对外交流。两人珠联壁合,相得益彰,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文艺界开创出一片天地,许如辉和郑玉荪先生对重庆《大同乐会》所作贡献,是应该记入中国音乐史册的。 因众所周知的两岸政治原因,由于王晓籁,潘公展的参与,致使重庆《大同乐会》在国内长期蒙受莫须有的恶名,我父亲后半生历尽坎坷。此外,原上海《大同乐会》成员对郑玉荪先生一直耿耿于怀。我想,郑玉荪作为上海《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的儿子,因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振兴中国民族音乐无望,渴望在大后方重庆继承父业,弘扬国乐,实也无可非议吧。 抗战胜利了,被困在山城的各地精英纷纷离去,返回上海,北京和其它城市,刹那间,一度喧闹沸腾的重庆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变回一座寂寞的孤城。父亲在重庆所开创的事业不得不撂下了,一九四五年底,他和郑玉荪相继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大同乐会》同仁,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和南京。而留在重庆的会员们,坚持活动,直到一九四九年,重庆《大同乐会》才不复存在。会员们有的回到内陆,有的去了台湾,更有如孙培章先生,远走高飞到了美国。但是,无论他们居住在海峡两岸,天涯海角任何一方,无论他们面临何种艰难曲折,都始终如一地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演奏重庆《大同乐会》的保留曲目,令人敬佩。 一九四六年,我父亲和郑玉荪又在上海重逢了。他们时常聚首我家,谈天说地,两人友情老而弥坚,直至六十年代中期国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印象极深的郑伯伯突然在我们面前消失。在此敏感时刻,我父亲已深为自己冤枉官司所埋,不得不与郑玉荪切断联系。 其实,郑伯伯亦于文革中去世,此是后话了。我母亲每回首重庆《大同乐会》往事,总念念不忘厚道的郑玉荪,她对自己不知郑玉荪先生何时故世,没能为郑玉荪先生送上最后一程,时至今日仍遗憾不已。 祖国对外开放后,一九八七年夏,我家收到一封信。信中提道:许老师,你的作品仍在台湾演奏。这是寓居美国佛州,原重庆《大同乐会》的孙培章先生,风尘仆仆,不远万里,欲看望我父亲来了。孙先生停留北京时,从中央民族乐团秦鹏章先生处探得我家地址,先期来信,好让我父亲有思想准备。遗憾的是,我父亲未能读到孙先生这封感情真挚的来信,已于年初去世了。 重庆《大同乐会》落幕了。父亲许如辉与郑玉荪先生,高风亮节,鞠躬尽萃,不为钱财,只为理念,联手主持的这一影响深远的抗战音乐团体,为提倡中国本土音乐,弘扬祖国高雅文化,成绩斐然,历史会添上这一笔文化遗产,人民会铭记他们的功勋。 更引以自豪的是,凡与我父亲许如辉共事者,无不对其人品赞不绝口。亲睹我父亲主理重庆《大同乐会》乐理事务的刘志坚先生,在其《忆许如辉先生》一文中,对我父亲高度评价,即为一例: “许如辉先生助人为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严谨有嘉,令人景仰„„,许先生堪称一位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15) 参考文献 (1):许如辉手稿 (文内其它未注明处,大部分录自许如辉手稿) (2):重庆《中央日报》,:山城语丝:,,,,0年3月21日,上海图书馆近 代文献馆馆藏 (3):重庆《中央日报》,,,,3年4月6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4):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北市国乐》,台湾台北市立国乐 团主编, ,,,期,,,,,年,月,第,,页 (5):重庆《中央日报》,,,,1年3月5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6):重庆《中央日报》,,,,3年10月8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7):同(4),第,,页 (8):同(4),第,,页 (9):郑体思:“重庆大同乐会”,《沙平坝文史资料》,第,,辑,,,,,年,,月,第,,页。 (10):重庆《中央日报》,,,,3年1月25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11):陆铿:《陆铿回忆录与忏悔录》,时报文化出版社,台湾,,,,,年,月,第,,,页。 (12):同(,),第71页 (13):重庆《中央日报》,,,,,年,月,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馆藏 (14):同(4),第,,页 (15):刘志坚::忆许如辉先生:,(待发稿),,,,,年,月 (原载《音乐探索》,成都,,,,,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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