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
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送高閑上人序,) 此乃以側說方式刊落浮屠外天下國家之非，手法有別於,送浮屠文暢師序,之正說，不啻因材施教，因勢利導也，其於闢佛立場則始終如一。
其次再談,送廖道士序,，誠如林紓《韓文研究》所云:「,送廖道士序,原可不作，而昌黎志闢佛老，必時時於此等題目著意。」廖道士學於衡山，故此文專從山川物產引入人才，以為地靈而人傑，乃置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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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於下列數句:
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没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送廖道士序,)
所謂「魁奇而迷溺」真是既譽且損，所以如此寫，不外欲導之回歸儒家正道，以無負山川磅礡鬱積之氣與夫水土物產之美。
由上述可見韓愈闢佛立場堅定不移，三篇贈序各自以不同風貌呈現闢佛內容，和其他文體的闢佛文字殊途而同歸，正見其用心所在。
(二)重視人材
韓愈一生都十分注意發現人材、培養人材、並推荐人材。《新唐書》本傳說:「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國史補》云:「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貞元十八年正月，,與祠部員外郎傪書,中向陸傪一次就推荐了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等十人。這些所謂的韓門第子形成龐大的文學集團，使古文運動聲勢益大。除此之外，韓愈在文章中經常流露出對人材問題的重視與關切，出自一種深思長慮，主要是著眼於為國家尋求治道，其中,進學解,一文即是以自喻方式宣傳選拔人材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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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文云: 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進學解,)
顯而易見地，這是一段「反語」，韓愈正是欲藉此反語道出他對用人唯材與選賢任能的正面主張，希望主政者能「登崇俊良」，達到「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的境界。韓愈生存的年代主要是在德宗貞元至憲宗元和年間，這一段時期正是唐朝朝政日非，由盛轉衰的關鍵。德宗貞元年間，宦官正式執掌兵權，加上對藩鎮的姑息，以及貪污風氣的盛行，政治逐漸敗壞，雖有忠言直諫之士如陸贄，然而德宗「猜忌刻薄，以聰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因此，陸贄雖盡忠直諫，最後卻被貶死於邊荒之地，而韓愈也在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天旱人飢，奏請停徵京兆府稅錢及田租，狀上後，為幸臣李實所讒，貶為連州陽山令。另一次被貶則是在憲宗時，以諫迎佛骨，險些被加極法，這些都是「仕不遇時」的結果。韓愈是熟讀孔孟之道的人，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上宰相第二書,)，因此他特別關心人材問題，文章中凡是論及人材的就往往傾注全力，寫得有聲有色，蓋有感而發，不得已也。三十五篇贈序中論及人材的不少。,送權秀才序,與,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都提到「伯樂」。,送權秀才序,云:
伯樂之廏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云: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伯樂」在中國文化裏早已是一個語碼，一個象徵，是才智之士終其一生渴求能遇上的。,雜說,稱「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可以說是韓愈暢談選拔人材的精闢之論。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補注引曾國藩曰:「何地無才，惟在善使之耳。」
善使之者即伯樂也。可嘆的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韓愈此語猶如警世木鐸，發人深省。他所殷切期望的是「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則此相與此將非伯樂莫屬，倘能如此，則野無遺賢，而國必大治，所謂「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但事實上是卓犖瓌怪之士常無法遊於大人君子之門，懷才不遇者比比皆是，此皆世衰道微有以致之，故韓愈筆下對不遇之士常寄以無限同情，,送董邵南序,云:「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送王秀才序,云:「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士人的不遇是韓愈經常關注的焦點，其中,送董邵南序,是相當具表性的一篇，文云: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
董生是一位居仁由義，懷抱利器的人，卻「連不志於有司」，可謂「不遇」的典型，當然是鬱鬱寡歡了。韓愈有詩言董生「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征租更索錢。‥‥」真是斯人也而有斯時也。苟非仕途壅滯，人材焉得不遇若此,韓愈下筆臨文之際，又豈能不對董生寄以無限同情,《新唐書》本傳說韓愈「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則韓愈之同情董生，無非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同情董生，亦傷痛自己的不遇，更控訴這樣一個無法「登崇俊良」的時代。
至於如何「登崇俊良」，在,送齊曍下第序,中則明白提出「公無私」的主張: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更於下也。下之人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
「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其道無它，「公無私」而已。因此，像楊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送楊支使序,)的人，就應該「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送楊支使序,)，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必大治。因此，居官者當「以義取人」，而任事者當「以道自任」。去就出處，惟義是歸，則漪歟美哉～,送石處士序,寫石處士為一美材，不苟應聘，而終赴烏公之命，美極盛極，令人神往。文云:
先生居嵩、邙、瀍、縠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孟，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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