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

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 场所与伦理释读 徐 彬 内容摘要:英国现当代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以其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作《亚历山大四重奏》的文化异质 感、政治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而备受西方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中人与场所、场所与伦 理之间关系的探讨为达雷尔小说中场所与伦理之间关系的释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批评范 式。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达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城不是一种简单、无机的物理存在，它集 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等多重元素于一身，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获得了生命力。达雷尔通 过对亚历山大被人化了的场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描述，揭示了城市伦理环境对人物伦理价 值取向的影响。后殖民语境下的亚历山大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伦理环境，达雷尔不仅 对加在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上的伦理标签进行了的虚、实解读，还揭示出亚历山大城“伦理 真空”和“贱民的发言”地的双重伦理环境特征。 关键词:劳伦斯·达雷尔 场所与伦理 《亚历山大四重奏》 后殖民语境 作者简介:徐彬，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辽宁省 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项目批号:W2011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Place and Ethics in Lawrence Durrell’s The Alexandria Quartet Abstract: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 Lawrence Durrell is highly commented by Western critics because of his depiction of exotic cultures，politic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l- exandria Quartet． The sociological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place，and place and ethics provide perfect critical paradigm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nd ethics in Durrell’s novel． The city of Alexandria is not a simple，inorganic physical ex- istence． It contains historical，cultural，literary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t has acquired a life within a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rough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description of Alexan- dria as a humanized place，Durrell reveals the influences of the ethical situation in the city on the ethical orientations of characters． Alexandria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displays in the novel its u- nique ethical situation，in which Durrell presents both a fictional and a real reading about the eth- ical tag posted upon the ethical situation of the city and reveals the double attributes of the city’s ethical situation as an“ethical vacuum”and the place in which the subaltern speak． Key words:Lawrence Durrell place and ethics The Alexandria Quartet postcolonial context Author:Xu Bin，Ph． D．，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116044，China)． Currently，he is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 merican literature． Email:haihongjiji@ 163． com 英国著名现当代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 － 1990)出生于印度，十 几岁时随父母返回英国，短期定居伦敦。此后，达雷尔先后旅居于希腊科孚岛、法国巴黎、埃 及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旅居经历使达雷尔倍加关注人与场所、场所与伦理道德间的关系。 达雷尔通过小说女主人公贾斯汀之口，对场所给人物施加的影响评论道:“我们被一种强 大、非人的意志力所控制，那就是亚历山大城加于我们身上的重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 ，我 们是这重力场的受害者……”(Durrell，Justine 22)“我们是场所的孩子;场所决定我们的行 为，甚至还决定着我们对场所的看法。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更好的身份认同的方法”(Dur- rell，Justine 41)。达雷尔似乎告诉读者: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自传性事 件，而是决定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重要因素。 小说中达雷尔对亚历山大城的描述涉及该特定场所内主人公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活动， 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的反映。英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大卫·史密斯阐释了场所与伦理 之间的关系:场所是个人或集体身份的核心，体现为建构和经历过该场所的人们高度重视的 场所意识。史密斯的论述具有伦理道德的内涵，反映出在某种地理语境中人们的善、恶评 价。实际上，场所或地方的确立与对它们的解读，从本质上讲都是人们那时那地道德观念的 评价，即:把伦理秩序或善恶美丑加于自然景观之上，依照经济或社会目的进行场所定位，并 赋予场所一定的价值理念(Smith 45)。这些论述虽然属于社会学范畴，但其中有关人与场 所、场所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探讨却为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场所与伦理之间关系的释 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批评范式。聂珍钊教授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 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 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9)。《亚历山大四 重奏》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历山大城既是一种共时性的物理存在，又是一种蕴含特定 历史意义的历时性存在，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具体的后殖民背景下的伦理环境和伦 理语境，是对达雷尔作品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历史现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 本理论与术语”20)。从叙述者、殖民主义者和被殖民主义者的视角出发，达雷尔不仅对贴 在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上的伦理标签进行了的虚、实解读，还揭示出亚历山大城“伦理真 空”和“贱民的发言”地的双重伦理环境特征。 一、亚历山大伦理道德的虚、实解读 人们对某一场所中伦理环境的认知来自对与该场所相关的历史、文学及文化等元素的 理解;理解的深刻与否直接决定着对场所中的伦理环境进行伦理评判的虚与实、是与非。从 《亚历山大四重奏》的第一部小说《贾斯汀》到第三部小说《芒特奥利夫》，达雷尔对贴在亚 历山大城伦理环境上的伦理标签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的渐进过程。 《贾斯汀》中，第一人称叙述者达利通过对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互文指涉阐 发了自己对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的标签式解读。戏剧中的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化身为小 说中犹太女主人公贾斯汀。通过对贾斯汀荒淫的私生活的描述，达利给亚历山大城贴上了 211 外国文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欲望之都”的伦理标签。达利眼中的亚历山大是个“了不起的爱的榨汁器”(Durrell，Jus- tine13) ，而“道德沦丧”则是亚历山大“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的最好诠释。虽然《亚历 山大四重奏》自始至终不乏对贾斯汀“妖魔化”了的“欲女”形象的描述，但从《贾斯汀》到 《芒特奥利夫》，读者能分辨出一条被“妖魔化”了的贾斯汀到被“神圣化”了的贾斯汀的叙 事轨迹。《芒特奥利夫》中相对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者通过对贾斯汀真实伦理身份的描述， 揭掉了达利贴在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上的虚假的伦理标签，还原了事件的伦理真相。 《贾斯汀》中的女主人公贾斯汀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克莉奥佩特拉有诸多 相似之处，现代文本对莎士比亚经典文本的互文指涉凸显了亚历山大“欲望之都”这一伦理 标签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贾斯汀的丈夫纳西姆是亚历山大甚至全埃及最富有的银行家之 一，被人形象地称为埃及财经界的安东尼。像戏剧中的克莉奥佩特拉对罗马皇帝权势的依 附一样，贾斯汀依靠纳西姆获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她的社会影响力几乎可以同克莉奥佩特 拉等量齐观。小说中达利不止一次地将贾斯汀比作克莉奥佩特拉。达利写道:“她［贾斯 汀］让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那些了不起的女王。她们身后留下的乱伦情史的刺鼻味道像漂 浮在亚历山大城上空的乌云一般遮蔽着亚历山大人的潜意识”(Durrell，Justine20) ;“贾斯 汀是亚历山大城真正的孩子，克莉奥佩特拉的后代”(Durrell，Justine27) ;“她［贾斯汀］就是 克莉奥(Cleo)。你能从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读到有关她的一切”(Durrell，Justine97)。 通过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互文指涉，达利定义了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的内 涵，阐释了以“场所精神”为表征的亚历山大伦理环境对人物伦理观的影响。贾斯汀的伦理 观与亚历山大城的“风水”密不可分，是亚历山大城的“土壤、空气和景观”(Durrell， Justine98)作用于人身上的结果。巴萨泽医生对达利说:“城里所有的女人都是贾斯汀，你知 道吗，她们不过是以贾斯汀不同变体的形式出现罢了”(Durrell，Justine 95)。很多批评家都 将贾斯汀比作恶魔般的妖妇，如卡尔曾将贾斯汀比喻成吸血鬼，她展现出的“不是女性的吸 引力，而是一种以折磨和摧毁男性为目的的恶魔精神”，然而卡尔还指出:贾斯汀同时也是 受害者，受亚历山大城“场所精神”的影响和控制(Karl 51)。也就是说，贾斯汀的所作所为 不受理性意识支配，是亚历山大“欲望之都”中“兽性因子”(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 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4)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达利对亚历山大城市居民的伦理现状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如下:亚历山大城里的性爱缺乏意义，不过是肉欲的宣泄，而亚历山大人“如同行尸走肉一 般，过着一种介于生、死之间，无序而混乱的生活”(Badsha 149)。 将贾斯汀与克莉奥佩特拉画上等号的同时，达利已把“情欲”和“权欲”设定为描述亚历 山大城伦理环境的核心词，然而两位女主人公真实崇高的伦理身份却不为达利所知。“莎 士比亚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最出色者之一、同时在作品中又举足轻重的只有克氏［克莉奥 佩特拉］，她是一个由荡妇到贞女的逆转式人物，是具有双重性的女性形象”(杨玉珍 37)。 克莉奥佩特拉之所以委身于凯撒大帝和安东尼是为了通过与两位罗马掌权人“联姻”的方 式确保埃及国家安全和埃及人民的和平生活。安东尼死后，克莉奥佩特拉本想投靠新一代 罗马领导人屋大维，却获悉屋大维会把自己作为战利品拉出去游街示众。克莉奥佩特拉知 道已经无法保全自己的尊严、国家的独立与完整，选择了自杀。由此可见，传说中埃及艳后 克莉奥佩特拉荒淫的私生活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保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而舍生取义的圣女精神。 与克莉奥佩特拉相似，贾斯汀以身体为代价取得殖民主义者信任和换取情报的做法体 311徐 彬: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 现了她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献身的崇高的伦理旨归。在《亚历山大四重奏》前两部小说《贾 斯汀》和《巴萨泽》中，达利对贾斯汀的“妖魔化”认识源于贾斯汀前夫留下的日记。贾斯汀 被前夫通过所谓心理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诊断为患有“慕男狂”(nymphomania)的精神疾病。幼年被强奸的 精神创伤和女儿失踪的不幸是诱发该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至此，读者对被“妖魔化”了的 贾斯汀似乎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解。然而在第三部小说《芒特奥利夫》中，达雷尔对贾斯汀的 刻画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在《贾斯汀》中，达利认为贾斯汀之所以同意与纳西姆结婚 是想利用纳西姆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寻找失踪已久的女儿。在《芒特奥利夫》中达雷尔揭示 了这场婚姻背后的真正原因，即:纳西姆希望通过与犹太女贾斯汀的结合取得亚历山大犹太 人乃至全埃及犹太社区的支持，并以此来重振埃及科普特民族，实现埃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Durrell，Mountolive204)。原本因女儿失踪、婚姻破裂而一蹶不振的贾斯汀得知纳西姆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真相之后，决定与他结婚，并在参与纳西姆反英“阴谋”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贾斯 汀与达利及普斯沃登间的“婚外恋”实际上是帮助丈夫纳西姆获取英国情报的一种策略，是 贾斯汀高尚爱国情操的体现。由此可见，“欲女”、“妖女”是强加在克莉奥佩特拉和贾斯汀 身上的虚假的伦理身份，为国家、民族利益献身的“圣女”才是两位女性真实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 作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妖女”与“圣女”间的强烈反差 源于达雷尔由表及里、由虚入实的双层叙事模式。《贾斯汀》是达雷尔的表层叙事文本，英 国人达利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贾斯汀》中初为作家的达利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我要 在脑海中重建这座城市”(Durrell，Justine 15) ，却被亚历山大城的浮华和贾斯汀“堕落私生 活”的表象所迷惑。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物欲横流的亚历山大和埃 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然而，在第三部小说《芒特奥利夫》中达雷尔将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 述者达利替换成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展现出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的真实一面。与 克莉奥佩特拉一样，贾斯汀的“堕落”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手段。前两部小说中以“妖女” 身份出现的贾斯汀也因此被推举到了“圣女”的神坛上，因此达利最初用来界定亚历山大城 伦理环境的核心词便由“情欲”和“权欲”转变成“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二、亚历山大“打气筒”里的伦理真空 小说《芒特奥利夫》开始，由于缺乏对后殖民语境下亚历山大伦理环境的正确认知，英 国驻埃及第一任大使芒特奥利夫把对亚历山大城的想象凌驾于现实之上，构建出一个虚拟 的“异托邦”。达雷尔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芒特奥利夫］已经将想象中完整、巨大的世界移 植到这片赋予他新生的土地上了”(Durrell，Mountolive22)。小说中芒特奥利夫构建的亚历 山大“异托邦”是一个充满殖民主义和浪漫主义伦理冲突的“打气筒”。两种观念之间的剧 烈冲撞、彼此消解形成窒息芒特奥利夫的亚历山大伦理真空。以亚历山大为背景，达雷尔用 “困在打气筒里的猫”这一后殖民寓言来形容埃及独立运动兴起之后，芒特奥利夫政治上生 不逢时的伦理困境。 “打气筒”的一端是帝国不死的野心和芒特奥利夫强大的政治力比多，而另一端却是一 个因大英帝国日渐衰落而造成的日渐狭窄的发泄口。芒特奥利夫满怀抱负想要在埃及建功 立业，然而突变的政治环境使芒特奥利夫陷入殖民主义者的伦理困境之中:“他的生命仿佛 深埋地下的暗流，与虚假的现实世界不相容，在这个世界里外交家的生活令人窒息，那种感 411 外国文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觉就像一只困在打气筒里的猫”(Durrell，Mountolive 56)。芒特奥利夫对英国驻埃及“高级 专员公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下的殖民主义伦理秩序记忆犹新，然而物是人非，后殖民语境下亚历山大城 的伦理环境已与芒特奥利夫想象中的伦理环境截然相反。 通过英国驻埃及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对刚上任的芒特奥利夫的一番话，达雷尔为读者 大致勾勒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埃及后殖民语境下的伦理困境:“1918 年以后逐个建立起 来的，为‘高级专员公署’服务的英国机构相继脱离了英国殖民体制，‘公署’被‘大使馆’取 代。这里的一切杂乱无章，有一大堆事情正等您做决定。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使馆一直处 于‘假死’(suspended animation)状态。使馆群龙无首，工作人员像无依无靠的孤儿一样，整 日为自己的命运担惊受怕”(Durrell，Mountolive 91)。小说主人公芒特奥利夫年富力强，受 过良好的教育和外交训练，是维护大英帝国海外殖民主义统治的精英。在同僚与埃及政界 眼中芒特奥利夫是一位“严格的、理性的、永远精明强干的年轻的拉吉”(萨义德 52) ，因肩 负治理殖民地的帝国责任而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使命感和优越感。 芒特奥利夫本以为荣升大使后，自己能从常年以服从为天职的低层次外交工作中解放 出来，代表大英帝国自由地行使殖民主义海外权力，然而英 －埃条约的签署却粉碎了他作为 殖民主义者统治埃及的伦理构想。“1936 年埃及国民党与英国政府签署的英 －埃条约废除 了英国在埃及设立的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制度。英国对埃及统治削弱的事实 已经公开化了”(Khattab 92)。芒特奥利夫意识到他的殖民主义政治抱负不过是痴人说梦， 软弱无力的大英帝国已在原殖民地“丧失了最基本的行动能力”(Durrell，Mountolive104)。 尽管芒特奥利夫渴望成为吉卜林笔下所向披靡的帝国英雄，但同时也对时局心知肚明，即: 英国人“再也不能像以前高级专员公署时期那样对埃及发号施令了”(Durrell，Mountolive 251)。 亚历山大城的后殖民伦理环境已然构成囚禁芒特奥利夫的伦理真空。小说开篇，达雷 尔对芒特奥利夫与利拉之间情史的描写是为此后的伦理冲突而预设的“伦理结”，也是芒特 奥利夫“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的 缘由。面对爱情与殖民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芒特奥利夫丧失了对浪漫主义和殖民主 义伦理观的把握。芒特奥利夫掌握的阿拉伯语与东方文化的知识好似“芝麻开门”的咒 语———打开东方大门的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在他手中却失去了魔力，非但没有叩开埃及这 一东方古国的大门，“芒特奥利夫的语言钥匙却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洞察其心灵深处的窗户， 隐藏之后的是芒特奥利夫意欲占有东方他者的性心理”(Diboll 177)。芒特奥利夫眼中的埃 及恰如一位神秘的东方女性，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如同对“无声的”东方女性的占有。芒特奥 利夫自始至终将埃及与情人利拉联系在一起，在他心目中埃及即是利拉，利拉即是埃及。然 而芒特奥利夫既是殖民主义统治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他被以“占有东方”为核心的帝国伦 理观所束缚。伴随着埃及日渐独立和英国海外殖民主义影响力的削弱，芒特奥利夫不能再 像“观察显微镜下的昆虫”(Diboll 182)那样居高临下地对待东方他者了;相反芒特奥利夫 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置身于自我想象所绘制的画卷之中”(Durrell，Mountolive 22) ，被自我 编织的以利拉为主人公的埃及梦所困。受对昔日情人利拉感情的牵绊，芒特奥利夫一再姑 息迁就纳西姆的反英阴谋。英国外交官普斯沃登因未能及早发现纳西姆的反英阴谋而畏罪 自杀，这一事件终将芒特奥利夫从他的埃及梦中惊醒。虽然芒特奥利夫已经感受到伦理真 空对一个殖民主义政治家的威胁，但为时已晚，他已无法阻止纳西姆的反英阴谋。将此事告 511徐 彬: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 知埃及当局之后，芒特奥利夫能做的就只有无助地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安排。 芒特奥利夫之所以成为“困在打气筒里的猫”是他所遵循的两种伦理原则间矛盾冲突 的必然结果。首先，身为大使的芒特奥利夫遵循殖民主义政治伦理规范下的“现实原则” (“reality principle”) (Freud 21)。这一原则贯穿芒特奥利夫政治生涯始终。达雷尔借芒特 奥利夫的大使制服比喻殖民主义者遵循的刻板、严格的伦理规约———“走下飞机，芒特奥利 夫试着上前与欢迎的人群握手，然而他身上的制服却改变了一切。一种莫名的孤独感突然 向他袭来———他似乎意识到为了换取人们的尊重他必须永远放弃与普通人之间的友谊。他 的制服好似中世纪的锁子甲将他包裹其中，让他与世隔绝”(Durrell，Mountolive 131)。 在“现实原则”的高压下，芒特奥利夫无法挣脱英国殖民主义伦理秩序，逾越东西方的 鸿沟。其次，受东方“他者”利拉的影响，芒特奥利夫遵循情感伦理下的“快乐原则”(“pleas- ure principle”) (Freud 21) ，表现为个人情欲的达成。在“快乐原则”驱使下芒特奥利夫忘却 了驻埃大使的责任和义务，将个人情感生活与殖民主义政治生活混为一谈。埃及化身的年 轻美丽的利拉和被天花夺取美貌的年老的利拉在小说中的对比具有双重隐喻:从芒特奥利 夫殖民主义者的视角出发，这一对比预示着帝国精英对东方他者美妙幻想的破灭;从以利拉 为代表的被殖民主义者的视角出发，既然芒特奥利夫已将利拉与埃及画上了等号，那么天花 则象征着殖民主义对东方古国破坏性统治的恶果。达雷尔试图运用这一隐喻表明东西方之 间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并非浪漫的爱情所能调和;小说结尾，生存于亚历山大伦理真空中 的芒特奥利夫迷失了自我，谱写了一曲帝国精英殖民主义埃及梦幻灭的挽歌。 三、“贱民的发言”:亚历山大后殖民新伦理的创造 邓肯认为可以用各种传统符号对某一场所中的群体成员及其社会身份进行编码，这能 让“个体讲述有关自己和所处社会结构的伦理故事”(Duncan 39)。《芒特奥利夫》中，达雷 尔将芒特奥利夫符号化为一类殖民主义者的代表，并通过他讲述了后殖民语境下原殖民主 义者在亚历山大城伦理真空里的故事。除此之外，以著名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的思想为 出发点，笔者发现达雷尔在作品中对“贱民能否发言?”的问题给出了较为清晰和肯定的回 答。亚历山大贵妇利拉和她的长子纳西姆以反父权、反殖民精英的形象出现，成为“贱民” 之后殖民新伦理秩序的代言人，给亚历山大后殖民语境下的伦理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否发言?”中经分析得出女性贱民失声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 势力与阶级压迫和性别压抑纠缠在一起。“妇女的解放运动往往从属或让位于民族解放运 动，民族精英分子往往与当下权力结构结成共谋(complicity) ，女性贱民因此成为帝国主义 霸权和男权统治的双重牺牲品”(转引自曹莉 26)。通过阐述，斯皮瓦克得出如下思想，即: “只有当贱民能够被倾听，他们才能够发言，才可以进入有效的社会抵抗结构，而有可能成 为葛兰西所说的能够参加对社会的干预，担负起社会的伦理责任的有机知识分子，到那 时，贱民将不复存在”(转引自曹莉 27)。《芒特奥利夫》中，利拉既是埃及富商的妻子又是 英国大使的情人。她将反父权与反殖民的斗争合二为一，塑造了独立的现代埃及女性形象。 在与父权“他者”(丈夫霍斯南尼)和殖民“他者”(情人芒特奥利夫)的对话中，利拉抒发了 对自由意志的伦理诉求。 利拉是开罗大学的高材生，接受过上等的欧洲教育，是欧化了的埃及女性的代表。她的 社会活动能力重新定义了她在后殖民语境下“女性贱民”的伦理身份。对欧洲知识的摄取 611 外国文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 和对欧洲语言的习得是她反抗埃及父权社会性别歧视的有力武器。经父母包办利拉嫁给了 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埃及富商霍斯南尼(Faltaus Hosnani)。利拉与丈夫分别来自埃及两个 最富有的科普特家族，两者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可言，倒更像是“公司间的合并”。婚后的 利拉没有过养尊处优的埃及贵妇生活，她“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Durrell，Mountolive 23) ;利拉的美丽和智慧让她在亚历山大上流社会赢得了“黑燕子”(the dark swallow)的美 誉。利拉对知识的渴求、对社交生活的参与和与芒特奥利夫的“婚外恋”都是她反抗父权， 建立埃及女性新伦理秩序的诸多表现形式。 弗莱德曼认为利拉:“不能独立存在，究其本质只是芒特奥利夫的一个他我(alter-ego) ， 一块可靠而适合的发音板”(Friedman 117)。事实却恰好相反，利拉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芒 特奥利夫的殖民主义者的伦理身份。与利拉恋爱的日子里，芒特奥利夫感到“英国远在万 里之外;他的过去如同蛇蜕皮一样离他而去”(Durrell，Mountolive20)。迪博尔指出:“实际 上，受东方女性‘他者’的影响，芒特奥利夫的欧洲男性气质发生了改变”(Diboll 180) ，上文 中所提到的芒特奥利夫因念及旧情而在政治决策上的失误便是最好的例证。 纳西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埃及独立的爱国主义伦理观与科普特民族自豪感紧密 相连，构成了那个时期亚历山大后殖民语境下伦理环境的核心。科普特精英世代以来在埃 及政界、经济界担任重要职务，为埃及的发展做出过显著贡献。然而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 到来，科普特人被渐渐排挤出埃及政坛。埃及科普特精英通过组织和加入埃及国民党的方 式重新参与到埃及政治生活中，取得了反抗殖民主义的话语权。埃及科普特民族主义是纳 西姆试图冲破亚历山大英国殖民统治束缚的原动力，也是亚历山大后殖民语境下新伦理秩 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纳西姆本可以成为有名的埃及外交家，然而在 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科普特人失去了政治权利，纳西姆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成了埃及银行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生活中的被边缘化是纳西姆反英行动的触发因素。纳西姆不但在经 济上资助巴勒斯坦国(Palestine State)的成立而且还参与秘密策划其中的细节，包括向巴勒 斯坦走私军火等，以达到暴力反抗英国近东殖民统治，进而动摇英国在埃及乃至地中海地区 殖民统治的目的。纳西姆对贾斯汀说“如果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自由，那么我们大家的 日子都会好起来。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赶走外国人”(Durrell，Mountolive 200)。 《芒特奥利夫》结尾，利拉归隐庄园;财产被埃及政府没收后，纳西姆被扣留在亚历山大 成了一名消防车驾驶员，至此“贱民”似乎失去了声音;然而与深陷亚历山大伦理真空中的 芒特奥利夫相比，利拉和纳西姆却因对亚历山大后殖民语境下新伦理秩序的创造而对未来 充满希望。萨特在《大地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前言中写道“回旋开始 了;土著居民重塑自我，而我们，定居者们和欧洲人……却分裂了”(Sartre 23)。利拉和纳西 姆虽壮志未酬但我们仍可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听到他们反父权、反殖民主义的震耳发聩的 “贱民”之声。 文学中的场所、地点并非真实存在;即便如此，通过对生活在虚拟社区中的文学人物的 分析，读者却能参照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中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场所的伦理环境中人们的伦 理观念有所认知。史密斯认为“社区观念是场所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最清晰表述”(Smith 77)。达雷尔选取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亚历山大城为小说人物生活的社区，通过对城中殖民 主义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伦理关系的描写为读者展示出一副后殖民语境下亚历山大城的 伦理环境全景图。作为长期旅居他乡的世界公民，达雷尔以不偏不倚的、既非东方又非西方 711徐 彬: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中的场所与伦理释读 的“第三者”身份通过小说展现出对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的虚、实解读。作为故事发生的场 所，达雷尔笔下的亚历山大城不是一种简单、无机的物理存在，它集历史、文化(包括文学) 和政治等多重元素于一身，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获得了生命力。透过小说，达雷尔强调对亚 历山大被人化了的场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阐释在揭示亚历山大城伦理环境和人物伦理价值 取向时的重要作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dsha，Abdulla K． “Durrell’s Heraldic Universe and The Alexandria Quartet:A Subaltern View． ”Diss． Wis- consin U，2001． 曹莉:“后殖民批评的政治伦理选择:以斯皮瓦克为例”，《外国文学研究》3(2006) :23—31。 ［Cao Li． “The Ethico-political Agenda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A Case Study of Spivak．”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06) :23 － 31．］ Diboll，Michael V． Lawrence Durrell’s Alexandria Quartet in Its Egyptian Context． 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4． Duncan，J． “Elite Landscape as Cultural (Re)production:The Case of Shaughnessy Heights．”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 K． Anderson and F． Gale． Melbourne:Longman Cheshire，1992． 37 － 51． Durrell，Lawrence． Justine． New York:E． P． Dutton，1961． ---． Mountolive． New York:E． P． Dutton，1961． Freud，Sigmund． Freud’s Readings of the Unconscious and Arts． Beijing:China Renmin UP，1998． Friedman，Alan Warren． Lawrence Durrell and The Alexandria Quartet Art for Love’s Sake． Oklahoma:U of Okla- homa P，1970． Karl，Frederick 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 Khattab，Abdul-Qader Abdullah． Encountering the Non-western Other in Lawrence Durrell’s The Alexandria Quar- tet． Ohio University，1999． Ann Arbor:UMI，199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 :1 － 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1) :1—13．］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 :12—22。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Its Fundaments and Terms．”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 － 22．］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 ［Said，Edward． Orientalism． Trans． Wang Yugen． Beijing: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7．］ Sartre，Jean-Paul． Preface．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90． 7 － 26． Smith，David Marshall． Moral Geographies:Ethics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Edinburgh:Edinburgh UP，2000． 杨玉珍:“《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主题新释”，《中州大学学报》2(2000) :37 － 39。 ［Yang Yuzhen．“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Antony and Cleopatra．”Journal of Zhongzhou University 2 (2000) :37 － 39．］ 责任编辑:杜 娟 811 外国文学研究 2012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