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的公共论坛_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 生命伦理的公共论坛: 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张春 美 (上海市行政学院哲学部 ,上海 � 200233) 摘 � 要:本文探讨不同时期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初创时期,关注人体实验伦理,构建生命 伦理准则;发展时期,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生命伦理议题,提倡科学家责任意识;完善时期, 体现公共利益, 建立公众参与技 术决策的平台。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公共论坛、伦理评估和伦理教育等作用, 有助于我国生命科技 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命伦理 � 生命伦理委员 � 生命伦理原则 � 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R- 052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0 - 0763 ( 2008 ) 05 - 0001 - 07 美国是生命伦理学的发源地,也是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自 1974年成立首届国 家生命伦理委员会,至今已有 6届。尽管每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名称、执行时间不同, 但作为一种公共 批判( public crit ique)力量,它关注高新生命科技伦理问题, 推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成为生命伦理 运动的公共论坛。本文考察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形成、发展及影响, 探讨其协调公众、科技与社会 关系的作用,为中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建设提供借鉴。 一、初创阶段:关注人体实验伦理,构建生命伦理准则 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诞生, 是20世纪60 � 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理念和社会批判意识在生 物医学领域的直接反映, 也是保护参与生物医学研究者权利的具体实践,更是生命伦理学建制化的产物。 就技术而言, 二战后的生物医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血透技术、器官移植、胎儿诊断、安全人工流 产、人工呼吸器等新技术,在大大延缓人类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 提出了资源分配问题: 当新技术依 然是稀有资源时, 谁应是受益人? 谁拥有决定分配新技术的权力? 同时,在涉及人体实验的生物医学研究 中,也发现了大量伦理问题。如 3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公共卫生署( Public Health Service)在阿拉巴马州塔 斯基(Tuskegee)进行的黑人梅毒病患者实验项目中,就采用了各种侵害参与者人权的不道德手段。冷战期 间,一些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人体对癌症的免疫力时,给 22位人体受试者注射了肝癌细胞, 却只告知他们 会通过注射得到�某些细胞� ,而完全不提癌细胞一词。�(�1�, pp. 1354- 1360)认识这些伦理问题, 要求关注 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与社会责任, 解决科学利益与人道利益的关系。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因技术之伦理研究� (编号 04BZX055)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7年 7 月 4日 �作者简介�张春美( 1963- )女,上海人 ,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研究方向为生命伦理学。 1 � � 不同于传统医学伦理学,上述问题的讨论,超越了技术层面,扩展到伦理学、神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成 为一种公共文化议题,并与这一时期兴起的消费者权益运动、病人权利运动、女权运动、核能和平利用运 动、生态运动相呼应, 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文化思潮相契合, 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 社会应采 用怎样一种制度安排去规范科学家的行为? 应采用怎样的机制去解决技术活动中涌现的伦理悖论与道德 冲突? 应采用怎样的组织去协调公众和科技的关系? 正是这种�面对文化和宗教异质性,寻求一种结合多 种普遍价值并就生物医学进步达成共识的要求,推动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2�, p. 14) 1974年 5月,美国国会要求健康、教育和福利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DHEW。现 为卫生和福利[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Human Services, DHHS] )颁布保护人体受试者政策,建立伦理审查委 员会制度。根据同年 7月国会通过的�国家研究法�( National Research Act) ,成立了第一届国家生命伦理委 员会�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人体保护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NC)。在执行职能的 4年( 1974 � 1978)中, 发表了 10份研究报告。其 中, 第十份报告�贝尔蒙报告:保护人体研究对象的伦理原则和指南�( 1979年)成为生命伦理学史上的重要 文献。第二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为�伦理咨询委员会�( Ethics Advisory Board, EAB) ( 1978 � 1980) , 在提交 一份有关辅助生殖和胚胎移植的研究报告后就解散了(�3�, pp. 35- 38)。 初创阶段的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关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人权问题, 力图使相关技术行动者通过 协商达成�道德共识�,形成伦理规范,将保护人权思想具体化为生命伦理原则, 引导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 (�4�, p. 17)。 1. 区分研究( research)与实践( practice) 区分生物医学研究与生物医学技术在治疗实践中的应用, 是建立生命伦理原则的基础。正如哲学家 图尔敏( Stephen Toulmin)所说, �我的医生主要关心我的肝脏; 一个研究员则主要关心肝脏。�(�5�, pp. 74- 80)作为系统性调查,研究的过程包括验证假说、推出结论、增进知识。如果提出研究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是为了得出普 适性结论, 且使用了科学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这种行为就是科学研究。而实践是指施于病人并使之取得良好身体状况的 干预行为, 是带着成功期望对特定个体进行预后或预防治疗的活动。因此,当科学研究成为提高医学治疗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时,当某项活动存在着研究因素并涉及人的行为时, 有可能产生伦理问题, 必须关 注保护人权问题。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在批准或否决研究计划前, 审查其科学性和伦理性, 降 低技术行为的道德成本, 增加技术主体的伦理选择,延缓和减少技术伦理风险。 2. 提出生命伦理准则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既要确认技术行为中的善行,也要为善行的选择与践行提供 具体路径, 即制定具体的生命伦理原则。�贝尔蒙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生命伦理三大原则: ( 1)尊重人。 尊重人的自主和尊严, 尤其要保护那些不具备自主能力的人,如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作为个人行为的一 种方式,自主性包括两个因素, �其一是思考行为计划的能力, 人们必须能够审查各种选择, 并在它们之间 做出区分; 其二是人们必须有能力把计划付诸于实践,自主性包括一个人实现或完成所决定事情的能力。� (�6�, p. 22)肯定人的自主性,要求社会具备一种关注生命的责任意识。( 2)行善和有利。要求在科学研究 中把危险降到最低,实现益处的最大化,保护受试者, 使之免受伤害。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在我们的关 系中确保互惠的方式,也是一种把我们过去接受的利益再传递给他人的方式。�(�6�, p. 24) ( 3)公正。要按 公正原则分配利益和负担、产品和服务。这三大生命伦理原则提供的框架和方法, 有助于处理复杂的信 息、协调冲突的利益, 也成为生命伦理学中原则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 3. 探讨生命伦理原则的具体应用 任何伦理问题都是具体的, 制度安排就是探讨伦理原则发生作用的制约因素、运行模式、应用范围、操 作原则、操作方法、评价标准、矫正机制等, 最终将伦理原则变为能依据其去行动的可操作规定, 起到沟通 技术伦理原则与技术实践活动的作用。 在�贝尔蒙报告�中, 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生命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7�, part. C) ( 1)知情同意。即病人在治疗被实施以前, 知道和同意特有的治疗形式,包括知情、理解和自愿三个 环节。它反映了尊重个人的基本原则, 保证了生物医学研究中受试者在理解研究性质基础上自由选择是 2 否参加研究的权力,也是保护所有当事人, 即自主权得到尊重的受试者和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坚持这一规 定, 意味着研究人员有伦理和法律义务去保证同意参与研究, 并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能了解研究的足够信息(如危险性及受益情况) ; 研究对象签署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承认其自愿参与研究, 即 未受到强迫和不正当压力的影响。(�8�, pp. 1938- 1943) ( 2)风险与利益评估。这里体现的是有利原则, 要 求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绝不允许非人道对待人体研究对象; 要确保研究范围内的风险最小化; 伦理委员会 必须对研究计划进行风险评估; 并在有关文件和知情同意过程中全面表述相关风险和收益。( 3)研究对象 的选择。要保证试验对象征募过程的公平性、人类受试者风险最小化, 权衡受试者与相关群体的预期利益 与预期风险等。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创立,打破了科学家和医学家在解释生命价值问题中的伦理垄断地位, 提出了 �尊重人、有利和公正�这三大生命伦理基本准则。此后, 尊重人的自主性, 坚持知情同意原则,作为生命伦 理基本要求,成为各国进行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之一。 二、发展阶段:规范生命伦理议题,提倡科学家责任意识 1980年到 1989年,共有两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第三届为�医学、生物学和行为研究伦理问题研究 总统委员会�( President� 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PC) ,简称总统委员会。在执行职能的 3年( 1980 � 1983)中,共发布 11份研究报告。第四届为�生 物医学伦理咨询委员会� ( Biomedical Ethical Advisory Committee, BEAC) , 其存在不到一年( 1988年下半年到 1989年初) , 也未提交任何报告,是历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中时间最短的一届。 这一时期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关注人类基因工程技术的伦理争论,分析来自宗教的批判意见, 澄清生 命伦理研究内容, 协调生命科学家、神学家、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推动生命伦理学争论从神学转入世俗化领 域。 1. 分析�扮演上帝�这一宗教隐喻, 强调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 1980年,第一项遗传工程微生物专利申请得到批准(�9�, pp. 102- 113)。不久, 加州大学的马丁�克莱 恩( Mart in Cline)完成了首例人类基因治疗, 但由于事先未得到美国国立卫生院的伦理审批, 成为一例违背 伦理准则的科学研究。同年,针对人类基因工程技术可能会产生�道德、伦理和宗教�问题, 美国三大宗教 � � � 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美国犹太教联合会( the Synagogue Council of America)和美国天主教教会( U. S. Catholic of Churches)领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交一封信,信中表达 了一种宗教忧虑: 人类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使遗传学家拥有了在技术上控制人类物种发展的可能性。对 此, 我们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的安全及其对现世代的影响, 还要关注它对未来世代的影响, 社会则必须警 惕�扮演上帝�的诱惑。(�10�, p. 95)这种源自宗教的�伦理质疑�发出了技术研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责任 的呼吁,成为政治经济压力下基因技术研究的一帖道德清醒剂。 对此, 卡特总统要求刚成立的总统委员会进行研究, 给予答复。两年半后, 在进行了 11次委员会会议 后, 总统委员会提交了�拼接生命:人类基因工程的社会伦理问题�。报告花了三分之一篇幅讨论了� 扮演 上帝�这一宗教隐喻, 成为生命伦理学吸取宗教价值观、生命伦理议题从神学走向世俗化的里程碑。 总统委员会指出,基因技术在干预人类生命的活动中取得巨大成效,特别是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人类克 服了生殖活动中面临的多重生物限制, 使生育脱离了性关系, 最终通过克隆技术, 使人从有性别之分的肉 体中得到了解放。这意味着,借助现代科技,人类能认识自然, 并拥有(以往上帝才拥有的)改造自然的能 力, 这种能力是值得敬畏的。但是, 肯定人的理性力量进而肯定人类利用技术干预自然活动的正当性, 并 不意味着这种干预活动不受限制。而这恰恰是不要�扮演上帝�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人要�知汝自己�, 不 要以为自己能准确预测到一切会发生的后果, 以为人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化解一切可能因出错而带来的 危机。(�11�, pp. 7- 13)相反,必须对技术赋予人类自身的能力采取敬畏态度, 认识并接受自己能力的有 限性。 在讨论中, 总统委员会并未将不要�扮演上帝�视为指引具体行动的道德规范, 而是淡化其宗教含义, 将其作为一种�世界视野�(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来看待。这样, 生命伦理学家进入具体的基因伦理困境 3 后, 在寻找伦理规范时,就拥有了一种广阔的终极脉络式背景,即社会文化所提供的道德智慧。 2. 探讨科学家的活动权限与社会责任,强调对基因技术予以伦理规范。 面对人类基因工程伦理问题,伦理学家指出, �在决定是否进行人类遗传工程时,我们得自问: 就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人类未来蓝图而言,该相信谁?�事实上, � 没有任何个人、群体或社会能拥有决定未来世代命运的合法权 利。人类生殖细胞基因工程对保护现今人类已认识的物种是个巨大威胁, 我们应以反对核毁灭那样的勇 气和信心, 反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工程。� (�12�, p. 170)这体现了对技术风险的人文反思。一些科学家却 认为,伦理学家夸大基因工程的技术风险, 会误导公众,使社会更多关注技术负面性,忽视科技造福于人类 的贡献, 会直接影响科研基金的筹集,阻碍基因技术发展。这种唯科学主义态度, 折射出科学家伦理意识 的局限。 有鉴于此,总统委员会强调,社会应汲取来自宗教的批判性思想, 对科学家干预自然活动做出权限界 定。科学家不是救世主, 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尽管借助基因技术,可用正常基因替换现世代个体的异常基 因, 还可直接在生殖细胞上修正异常基因, 甚至导入人体内原本不存在的基因,对体内基因进行正负调节, 使得作为一种研究和操作主体的人体开始成为人类技术控制的对象。但是,科学研究无禁区,并不等于技 术干预的无限而无节制。因为, 对人的生物控制, 尤其是基因控制, 现在已提出了全新的伦理问题, 无论是 人类以往的实践还是思想,都未曾为此做好准备。对此, 人类在行动之前就得考虑行动的结果, 甚至要在 拥有这种能力之前就检验这种能力的运用。科学家对研究成果的社会效应承担一定的道义责任, 务必慎 重考虑研究成果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10�, p. 63)。那种�凡是科技上能够做到的, 都应百无禁忌去运用� 的论调,是科学家忽视和推卸社会责任的借口,也是漠视人类长远与整体发展的表现。 从总体上看, 科学家应以整个人类福祉及其发展进步为目标追求。正是从这一意义讲,科学家应接受 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伦理规范并不是对科学自由的无理约束,相反, 恰是社会伦理的要求, 不断 迫使科学家思考道德上可接受的新研究方法。就此而言,技术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伦理规范的引导。 3. 界定生命伦理议题,推进生命伦理争论的理性化。 80年代,生命伦理争论范围不断扩大,从辅助生殖技术到脑死亡标准建立、从试管婴儿技术到安乐死 立法,从健康关怀到卫生资源分配, 从人类基因体细胞治疗到基因优生, 广阔的研究使伦理探讨内容日趋 成熟。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不再停留于哲学思辨问题讨论, 而是探讨具体境遇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知情 同意原则的贯彻, 死亡的定义,遗传疾病检测与遗传咨询, 卫生关怀服务, 病人隐私等, 将研究重点放在探 究行动的规范上: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力图通过制定伦理规范, 影响生物医学研究 的公共决策,使生命伦理议题从�实质理性�( substantively rational)转向� 形式理性� ( formally rat ional) (�11�, pp. 7- 8)。 这种转向的结果是,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发布的一些报告因� 具有积极的管理效应�而得到许多生命 伦理学家与卫生政策专家的肯定(�13�, pp. 155- 184)。如�死亡的定义�( 1981年)中有关死亡的定义为美 国多数州所采纳。�放弃生命维持疗法的决定� ( 1983年)成为美国国会与州议会立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拼接生命:人类基因工程的社会伦理问题�( 1982年 11月)中关于重组 DNA研究的看法,促使美国国立卫 生院的重组 DNA顾问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从技术和伦理两方面讨论人类基因治疗的安全性 与风险性问题。�保护人体受试者�( 1981年)与�遗传条件的检测与咨询: 遗传检测与咨询中的伦理学、社 会学及法律提示, 教育计划�( 1983年 2月) ,尽管在发布时并未有引起社会重视,后来却因很好地预测了 20 世纪 90年代浮现的一些问题而受到关注。1992年, 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 (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 ment, OTA)在评估往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成效时, 高度评价总统委员会, 认为其发布的研究报告� 得到 人们的高度肯定�, �并产生了持续的政治影响。� (�2�, p. 12) 通过倾听来自宗教的�道德智慧�,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规范了生命伦理议题,关注技术内在价值和社 会伦理规范,形成一种独立的道德声音,使生命伦理争论主体不断从宗教界淡出, 代之以职业生命伦理学 家, 完成了生命伦理学从神学走向世俗研究领域的进程。 4 三、完善阶段( 90年代至今) :体现公共利益,建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平台 90年代至今,共有两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1995年 10月 3日, 克林顿总统发布第 12975号行政命 令( Executive Order 12975) ,成立了第五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 National Bioeth- ics Advisory Commission, NBAC) ( 1996- 2001)。该委员会召开了 48次会议, 发布 6份研究报告。2001年 11 月 28日,乔治�布什总统发布了第 13237号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第六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总统生命伦理 委员会�( President� s Council on Bioethics, PCB) ,期限为两年。2003年 9月 23日, 又发布了第 13316号行政 命令,将其延期至 2005年 9月 30日, 目前仍在运行。至今,该委员会共发表了 7份研究报告。 这一时期的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 关注社会多元化利益与价值存在,通过建立咨询、决策机制, 在允许 道德差异的同时, 吸纳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协商, 形成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使科学决策过程以有 效、可信、负责和透明的方式运行,推动生命科技为保护和促进人的幸福、安康服务。 1. 通过公众参与技术决策, 体现公共利益。 90年代以来,公众参与已成为欧美国家技术决策的重要内容。许多极具争议的技术研究通过付诸公 众讨论和磋商,综合不同社会价值倾向和技术评价, 实现了技术评价的社会互动性, 推动了技术价值与人 类价值的协调发展。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和社会阶层, 代表着多种群体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国家政策蕴涵的多元价值。委员会能够深入基层, 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与公众有着直接联系, 成 为反映普通大众思想的代言人。尽管美国的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没有政治权力,但通过公众参与, 可以为 政府公共决策机构提供信息, 向白宫和其他政府官员提出建议,影响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这里, 关于胚 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代表。 由于胚胎干细胞研究涉及到� 如何看待胚胎�这一敏感的伦理问题, 在第二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 ( EAB)唯一一份研究报告�人类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研究报告及结论�( 1979年)中就已探讨了这一问题。 当时,委员会认为,已婚夫妇采用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 IVF- ET) , 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人类胚胎 的研究是为了增进知识、发展技术, 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基于技术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科学主义立场, 委员会建议联邦基金拨款进行胚胎研究,范围包括特别为研究而制造的人类胚胎。但这一决定发表后, 政 府收到了 13000封信,除了 300封外,其余都反对委员会的拨款建议。结果,美国国会在联邦基金拨款一事 上不敢采取任何行动,胚胎研究一直被冻结(�14�, pp. 3- 6)。90年代末, 干细胞研究兴起后, 重提这一敏 感话题。1998年 11月 1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给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 要求讨论人类干细胞研究 的伦理问题。11月 20日, 委员会给总统回信,指出�将一个人类细胞与一个非人类的卵子结合起来, 形成 一个后代, 会产生重大的伦理问题, 这种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即便用这种方法不形成胚胎, 同样存在严重 的伦理问题。因为,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家将来自人类的材料与其他物种相混合, 被视为一种没有争 议并被认为极其有益的研究。但将人类细胞与非人类动物卵子结合产生的后果是, 将来可能会用该法创 造人类胚胎。�(�15�, p. 72)这将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挑战。 1999年 9月 7日,在研究了大量人类胚胎干细胞与胚胎生殖细胞的科学、医学、法律、伦理问题基础 上,第五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人类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 并提出了 13 条伦理建议。 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涉及产生和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人类生殖细胞。报告认为,应采用两种方式来限制 生产、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和人类生殖细胞。第一种方式是, 仅仅限于用胎儿尸体材料和不育治疗(人工 辅助生殖技术)剩余的胚胎来进行干细胞研究;第二种方式是,对干细胞研究应有适当的、公开的国家监督 和伦理评估制度。 这一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 美国国立卫生院在 1999年 12月公布了�关于胚胎 干细胞研究的指导原则�, 并指出:政府将建立一个特别的干细胞检查组, 对要求政府资助的申请进行审 查, 确保研究工作符合有关伦理和法律规范。而且,要区分毁灭胚胎和进行干细胞实验的行为。科学家只 能研究从冷冻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这些胚胎必须是想要孩子的夫妇在进行人工授精后而夭折的生命; 不 能对胚胎支付报酬,以确保人们不会为牟利而培育专供研究使用的胚胎。 这里, 借助公众参与技术决策, 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人类胚胎权益的捍卫, 彰显了人 5 是目的这一根本道德理念。 2. 以良好的咨询见解、技术性专业知识和持续性思想形成技术决策的源泉。 就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职能而言,除了对国立卫生院、能源部和其他研究机构提出的研究计划进行 伦理审查外,还要回应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 Policy, OSTP)提 出的生命伦理问题(�15�, p. 1)。通过跨学科和跨部门的讨论, 了解生物技术对人、环境和其他社会事务的 影响,澄清科技伦理难题。 例如, 第五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 NBAC)在向白宫提交的 6份报告中,共提出 120条有关加强科学研 究中保护人类参与者的建议。一些建议被许多相关部门所接受,国会议案中也有 13项提到该委员会的报 告。在履行职能的 5年中, 其发布的 6份报告得到媒体、学界和政府的极大关注。从 Nexis 新闻数据库 (Nexis news database)的 1287份媒体报道对报告的引用情况看, �克隆人报告和建议�( 1997年 7月, 共 2卷) 被引用 665次, �人类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 ( 1999年 9月, 2000年 1月, 2000年 6月,共 3卷)被引用 276次, 第三位是�人体研究参与者的伦理和政策问题�( 2001年 8月) ,被引用 108次。学术论文引用委员会报告 的情况也与之一致。在所有报告中,引用数最多的是�克隆人报告和建议�, 多达 30次。从年份看, 学术界 引用该委员会报告最多的年份是 1999年(�15�, p. 15, 19)。这也意味着,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提供了优质 信息,为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有效保障,使咨询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并赢得公众的信任。 通过确立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强调,为了实现技术有利于人的发展目标, �在开发 技术之前预先评估技术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后果, 并在使用技术过程中重新评估和调节其伦理价值。要以 全面促进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为目标来调节和控制技术的伦理评价, 并把这种调控贯穿到技术开发 和利用的全过程中去。�(�16�, p. 21)作为体现特定社会群体价值、利益与经验的代表,国家生命伦理委员 会关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及获得途径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着眼于道德共识建设, 解决生命伦理难 题, 成为沟通科技与公众的中介与桥梁。 四 、几点 启 示 1. 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对生命科技的伦理评估作用。 当代技术发展并非处于无社会因素影响的真空之中,其与社会因素的互动使技术应用后果极其复杂, 也使科学家不可能从总体上特别是长期预言某种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将具有何种社会后果。关注基因技 术风险,要求我们在进行技术评估时必须将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与其成本投入、社会正负效应以及公众对 技术的可接受度等知识信息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交互型技术评估 (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17�, pp. 245- 261)。作为一种技术前评估,它要寻找技术的条件, 或与技术相关的特定决定, 这些决定能被所 有涉及人员接受。同时, 它要产生一整套研究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为了了解技术发展的程度所必须回答 的。正是在这些条件下,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既是一种咨询角色, 又负有规范技术研究的使命, 它不仅关 注�个体决定行动的伦理判据�, 还探讨� 群体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伦理论证� (�18�, p. 17)。这样, 当基 因技术无法实现其价值中性而带来各种风险时,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平衡的评估规范框架,认识技术风 险性与复杂性,形成了技术人文关怀建制, 体现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根本社会价值取向。 2. 发挥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公共论坛作用。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借助公共参与机制和制度化咨询,将�专家知识�与伦理原则结合 起来,修正错误观念, 推进和引导生命伦理争论的深入,联结政治力量与现实决策,成为化解技术风险的缓 冲剂和推进生物医学研究的友好推动力量。这一基本职能决定委员会成员组成必须具有多元化特点, 来 自伦理学、哲学、法律、社会行为科学、公共管理、私营组织和社区等领域, 必要时还有社区代表、病人代表 和特殊利益群体等外行人。他们对道德问题有兴趣, 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在社会和公众中享有正直、 公正的声誉,并有一定的分析、判断、研究和处理问题能力。这样一个跨学科组织,成为一种中立的批判角 色, 为不同社群提供交流协商的社会空间, 并具有自主能力去评价社会中各式各样的技术方案和实践。 3. 发挥国家伦理委员会在推进伦理教育方面的作用。 通过研究伦理问题, 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能�使总统、国会、平民以及相关群体得到相关教育。并通过 6 基于事实的说服方式,以一种最能接受的方式向公众提供有关伦理意识。�(�18�, p. 175)通过开掘与塑造 人的主体性精神, 实现了把人的尊严、价值与自由还给人自己的目的。这种教育职能体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是伦理委员会成员进行自我教育。这种教育大多是非正式的,采用成员间交流信息, 与委员会之外的专 家交流,研究现有文献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正式交流途径, 如举办研讨会, 分发资料或请外部专家进行演 讲。其二是对公众进行生命伦理教育, 传播生命伦理思想、教育公众。其三是科学家社会责任意识培育。 既不能过分扩大科学家的责任, 也不能以对科学自由的强调而排除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而应强调科学家的 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并通过培养道德责任主体、激发主体的责任需要、创设责任情景来加强道德 责任感的培养。 �参 考 文 献� �1�Henry Beecher, Ethics and Clinical Research�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24 ( 1966) . �2�OTA.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Biomedical Ethics in U. S. Public Policy Background Paper �M�. Washington, D. C. : Govern- 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3�陈琦,张大庆: � 探析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 � � � 历史沿革及启示��J�, �医学与哲学� , 2005( 2)。 �4�David Flitner,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Commissions�M�. DobbsFerry, NY: Translational Publishers, 1986. �5�联合国教育、教育及文化组织科学与技术伦理司: � 科研伦理委员会( REC) (续)��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6 ( 11)。 �6�(美)托马斯�A�香农(肖巍译) :�生命伦理学导论��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7�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Belmont Report : Ethical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 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 ects of Research, http:��www. nihtraining. com�ohsrsite�guidelines�belmont. html# top, 2007 年 2月 6 日浏览。 �8�Ronald P. Strauss, etal. , The Role of Community Advisory Broad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2 ( 2001) . �9�李兆阳:�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产业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2。 �10�President� 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Splicing Lif e: The Social and Ethical Issue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with Human Beings �M�.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1�John H. Evans, Playing God ? Human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the Rationaliz ation of Public Bioethical Debate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2�Sheldon Krimsky, Biotechnics and Society : the Rise of I ndustrial Genetics�M�. New York: Praeger, 1991. �13�John Fletcher&Franklin Miller: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Public Bioethics. In The Ethics of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 ects , ed. Ha- rold Y. Vanderpool�M�. Frederick,MD: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1996. �14�许志伟: � 人类辅助生育科技的伦理反思��J�,�维真学刊� 2003( 2)。 �15�Elisa Eiseman, The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ontributing to Public Policy�M�, Santa Monica: RAND, 2003. �16�周昌忠:�普罗米修斯还是浮士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1999。 �17�R. P. B. Reuzel, G. J. van der Wilt,H. A. M. J. ten Have and P. F. deVries Robb�,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Wide Reflective Equilibr-i um�J�, 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 26 ( 2001) . �18�Flitner , David, Jr. , The 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Commissions . Dobbs Ferry, NY: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6. �责任编辑 � 孟建伟� 7 Abstract The Public Forums of Bioethics: The Role of U. S. National Bioethics Commission ( p. 1) ZHANG Chun- mei ( Shanghai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its impacts of U. S. National bioethics Commission. First, it focused on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research related human being , discussed bioethical issues to established bioethical principles. Then, the commission emphasized the respons-i bility of scientists to make the regulation of bioethics. Now, as a platform of public engagement in technology decision,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reflects the public interests.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make ethical assessment, ethical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orum in the develop- ment of our national bioethical commission. The Religious Differences of the Thinking Mod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p. 8) SUN Chang- hong, CHEN Ai- hua ( School of Humanity,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The religious differences of the thinking mod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are as follows: the former is a doctrine of acclimatization which is practical, dialectical and inward while the latter is a doctrine of willpower which is cognitive, formal logical and outward, and so on.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lie in different naturally endowments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These differences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produc- 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sm and the � Primitive Live� Wittgenstein� s Clarification to Modern Architecture ( p. 13) LI Lei, LOU Wei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There are still a variety of research and remarks concerning the style, value, influenc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only architecture of Witt- genstein, who himself considered his architecture as describing deep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giving an expression to an excellent method, leading the rare � primitive life�, trying to break away from the natural law imposing on human beings. His architecture transcended all the ar- chitectural styles. His method, closely relating to his late philosophy , can be considered as craftsman� s pursuing exactness and clarification, not the ambiguous � design� . His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ideal has received high evaluation from researches, but rarely influenced other architects. This is a precious stone demanding further research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alism Tendency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 p. 19) XIAO Fe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 Informationalism�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However, due to the common � information turn� in many academic field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new features of human cu-l tural achievements .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 informationalism trend is rising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On one hand, this trend comes from sciences, the object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other hand, with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ince the �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rise of lingualism it also shows a trend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sm. From such a perspective we can re- examine some basic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get inspire of new understanding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Liar and the Set- theoretical Paradoxes ( p. 26) WANG Jun- feng ( Wuhan University Press, Wuhan, Hubei) This paper tries, by carefully and deeply logical analysis, to reveal the logical basic reason of leading to the Liar and the set- theoretical paradoxes, on the basis of this, independently proposes and systematically argues for a solution to these paradoxes. Experiment Logic and Mechanics Universe ( p. 32) YAN Bing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 Metaphysical theory� and � methodology framework� behind Galileo� working, based on correlation readings and historic facts, were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