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托派_王国龙

炎黄春秋 2010年第 12期 2010年 4月 4日，温州城的一座老人院里， 有位老人逝世了，其名王国龙，终年 96岁。 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史上，这是一个 标志性的事情：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就 此绝迹。 中共元老也是托派元老的彭述之、郑超麟、 王凡西相继在 1983年、1998年和 2002 年去世。 2006年，我采访王国龙老人的那一年，他已经 92 岁了，他已经成为仅存在中国大陆的托派中年龄 最长者；如果把中国托派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他 应该是第二个时期的元老级人物。 （一） 王国龙出生于 1914年。他的童年是在中国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气氛中成长的。当 时，比他大 10岁的姐姐正在温州女子师范学校 读书，在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王国龙的姐姐成 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女老师就是温州早期 共产党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立者胡识因。 那几年，姐姐经常带着他参加温州城内激进人士 的游行、集会和讨论，见到过许多后来成为共产 党人的革命者，王国龙回忆道：“因为我姐姐的关 系，很小我就晓得‘五四运动’了”。 1924 年，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王国龙没有继续上学。姐姐通过朋友把他送到北 伐军十七军政治部在温州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他 当时只有 13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他的老师就 是日后著名的文化老人苏渊雷先生。在为期半年 的学习中，王国龙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第 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一个 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国龙所钦佩的几 位革命者惨遭屠杀，他回忆：“到了‘四·一二’时， 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个老师，看着他们 被国民党杀害，我在感情上是非常难受的，这不 是什么思想上的正确认识，而是感情上的”。训练 班随着北伐的结束而解散，王国龙只得辍学。 1929年冬天，王国龙被送到上海江东书店 当学徒。这家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带左倾激进青 年在上海的联络点。学徒期间，王国龙结识了从 苏联留学回来的早期中国托派曾猛。那时曾猛还 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 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也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 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 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时期的一批 党员，如郑馨、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 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上海的。 革命者经常聚在书店讨论时局，策划暴动，传递 情报，17岁的王国龙在这神秘、庄严又恐怖的革 命气氛中耳濡目染。 我曾问过他，你在青年时期接触过中共，也 接触过托派，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共呢？这个问题 我问过两次，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 的这个思想已经贯穿在口述中了”。于是，我从口 述里寻找，果然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王国龙少 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相信中国革命的 出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吧，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 主义的启蒙，得知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 这条路上出现分歧———斯大林之路和托洛茨基 之路；斯大林之路朝向个人专制，而托洛茨基之 路朝向“不断革命”。他说：“托洛茨基最打动我的 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而他所向往的十月革命 的胜利也正是“不断革命论”的胜利。 （二） 在王国龙的一生中，共有 6次被捕经历，其 中两次被判刑。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 1932年，时 ● 段 跃 “托派”王国龙 人 物 志人 物 志 72 炎黄春秋 2010年第 12期 年 19岁。其罪名是“危害民国”，证据是经常收到 从上海寄来的“反动刊物”，（中共的《红旗》和托 派的《火花》）刑期 2年。当刑期届满时，王国龙坚 持不认罪，说：“我现在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托派， 但我一出监狱就正式加入托派组织”。因为这句 话，他被加刑半年。以后，他又被捕过 3次，两次 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拘留；另一次是因为叛徒 告密，托派身份暴露。他被押送浙江省军法处候 审。在民国司法中，中共和托派是没有区分的，一 概称做“共匪”，所以他在第三次被捕时曾与中共 党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辗转几个监狱后，他患 了急性疟疾，生命垂危，在托派同情者的帮助下， 保外就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共坐牢四次， 时，6年有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王国 龙两次被捕。一次是 1949年 10月，拘留一天后 释放，王国龙回忆：“那次被捕还没有称我们是 ‘人民的敌人’，只是告诫我们，‘要少数服从多 数’停止一切活动”；第二次被捕是 1952年 12月 22日。但“那一次，对我们的用词就改成‘人民的 敌人’了。”1953年他被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判 处无期徒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 20 年后， 转送上海郊区的劳改农场 7年。加起来共 27年。 算一算，在王国龙老人 96 年的生命中，有 33年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且集中于人生的青 壮年期。 （三） 温州的托派是中国托派中较为活跃、人数较 多的地方组织。创建于 1937年抗战前夕，王国龙 是温州托派的创始人之一。 在温州托派最活跃的时期———抗日救国运 动，针织业工人运动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 学生运动以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运动中，王 国龙都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温州托派组织被 当局破获，并沉寂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了艰难的 组织恢复工作，不久，托派组织再次活跃于温州 的中学生、教师、职员和工人中。同时，他还为浙 江省其他地区的组织恢复工作做了许多工作。 在 1939年到 1949年的十年中，他往返于温 州与上海之间，一方面参与托派中央的事务性工 作，另一方面继续学习托洛茨基和马克思主义理 论。期间他帮助彭述之办理论学习班，联络托派 同情者和工人组织。当时托派中央机关经常因有 人被捕或时局变化面临危险，领导人及其家属和 文件经常急需应变，托派中央两次重要应变的具 体事宜都由王国龙一手操办。1942年，在托派内 部第二次分裂的艰难处境中，王国龙担当起秘密 油印中央机关刊《斗争》报的工作。实际上，他是 彭述之的工作助手。1949年，托派中央机关迁往 广东、香港后，他担任了由中国托派多数派组成 的江浙临委委员，实际上是中央机关的临时执行 机构，这个机构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自行解散了。 从 1932年第一次被捕到 1949年革命胜利， 共时 17年，王国龙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真正稳 定的职业，唯有他心目中神圣的革命。 （四） 当我通过上海的周履锵老人，联系采访王国 龙时，王国龙回信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只 是小学毕业学历，我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外语，都 是自学的。” 在江东书店，来来往往的革命者都曾是王国 龙的良师益友，他回忆道：“曾猛除了口头给我讲 托派的道理，还给我看书，就是中山大学的教材， 我记得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本是《西 洋史要》。我的自学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记 得我还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日本河 上肇的书”。“书店里还有一个叫何止铮的人，是 温州师范的，参加过大革命。中共‘五大’以后，他 和曾猛一起到苏联。1931年后回国，一到上海就 被曾猛拉到托派里面去了。他住在江东书店后， 我们整天在一起，他在江东书店里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了高尔基 的《母亲》，那个时候俄中字典还没有，我记得他 是用《俄和字典》翻译的。翻译以后，是我抄的，全 部抄下来”。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母 亲》中译本的第一个版本。 江东书店的这段经历，使王国龙的求知欲得 以开发，从此，自学成为王国龙终身的习惯。他回 忆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先后被捕四次，一 共坐了 6年多牢，我的英文和古文等许多知识， 都是那段时间自学的”。以至在他第一次被捕的 人 物 志人 物 志 73 炎黄春秋 2010年第 12期 最后一年，监狱管事竟请王国龙担任自己儿子的 古文和英语老师。1949年前，王国龙在温州的师 范学校、商业学校当过教师，在温州一家报社当 过主笔，撰写和编辑了许多文章。在提篮桥监狱 服刑期间，他曾被派到翻译组，翻译过一些无线 电、助听器等技术资料；1979年后又翻译出版了 《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先知三部 曲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阅读他翻译的《先 知三部曲第一卷》，不得不钦佩他在英文与中文 方面不凡的造诣。 （五） 王国龙和所有职业革命者一样，一生居无定 所、颠沛流离。 1949年以前，王国龙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这是因为他的经济来源必须随革命活动的需要而 定。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个人收入微薄，即使偶尔 收入丰厚，也要拿出一部分接济比他更困难的同 志和朋友。1949年革命胜利到 1952年被捕，他没 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靠亲属和朋友们的帮助过 日子。他回忆，“一直到我到了周浦以后（1973 年），给我生活费了，我才能给家里寄钱回去”。 王国龙 1941年结婚，生育过三个子女，子女 的幼年时期他都在为革命活动奔忙，无暇顾及。 当我问到他：作为托派，您给家属带来怎样的影 响时，我看到他惭愧、内疚、痛苦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情。他说： “第一个，我老婆的神经病就是 1952年我在上海 被捕时发病的，她就在我姐姐那里疯了。我的姐 姐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老婆送回温州。到温州 后，她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慢慢好了，但是神经一 直没怎么康复，所以她一直到老，这个病根子还 时时发作。 第二个，我一逮捕，我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 生活怎么办？是我老婆的弟弟承担了我们全家的 生活，而且他又培养我大女儿读到高中。他本来 是准备帮我的女儿继续读大学，但是因为我的关 系，我女儿不能考大学，只读到高中为止。因此他 无力结婚，他到死没有结婚。并不是他不想结婚， 没有能力结婚啊！这就是我的舅子，我舅子，他是 一个工人。 我的儿子只读到初中，初中还没毕业，在工 厂做工。我的二女儿也是初中没毕业就做工了。 我老婆在街道的一个工厂里面做工。我的大女儿 也在工厂做工。 我被捕的时候，我大女儿大概是 9岁吧，一 个反革命家属在社会上该怎样生活？还不仅是不 能读大学，对她的影响……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我发现，王国龙老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总 是很简练，很不情愿，有种既然提起，就尽快说完 的不堪，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 考察王国龙老人的个人生活，革命与个人利 益的关系是背离的，革命没有成为他获得个人利 益的目的和手段，就此而言，称他为纯粹的职业 革命者，当之无愧。 （六） 在辛亥革命、北洋和民国那段历史中，中国的 政治革命一直都是由形形色色、能量各异的革命 团体搅在一起，对近代中国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 在我所能够阅读的文献中，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 者们的革命更像是亭子间里的革命，按照托派元 老王凡西的话说：“它不过是一个带有宣传性的革 命小团体”。王国龙老人也在口述中明确说：“中国 托派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够领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说明了它自身的缺陷”。 有朋友曾经问我：“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关注 早已被遗忘的托派？如果中国革命按照托派的主 张发展，照样没有出路！”的确，朋友的好意不无 道理，如果按照托派的理论和组织方式去取得中 国革命的胜利，去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 问题，确实有太多局限，但这些是不是革命与反 革命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呢？是不是改写甚至抹去这个历史事 实的理由呢？ 王国龙老人 96年的生命史，十几岁开始的 职业革命生涯，向我进一步诉说了这样一个事 实：在纷繁的中国革命舞台上，中国有一批坚定 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存在过，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和 方式存在过；他们在向中国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革命启蒙中做出过贡献；他们在抗日战争 和推翻旧政权的运动中是革命的积极行动者。 （责任编辑 萧 徐） 人 物 志人 物 志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