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

·专题论文·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桑兵内容提要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被大幅度弱化和虚化。关键词南北和谈内阁制国务院袁世凯六、兼容新进与故旧民国新设各部尤其是南方民党担任总长的几个部，本来就深知南北新旧之间心结甚深，经财政等部风潮一闹，不得不更加重视南北新旧的平衡。即使情非得已，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面也要作出公允持正的姿态，以安抚人心，稳定局面。教育总长蔡元培本来认为“非将旧时部员大加淘汰，学务断难进步”，因而电致南方，延请现负时望者来京襄助，所请计有夏曾佑、袁观澜、钟宪鬯、蒋维乔、许寿裳、周树人、谢仁冰、汤爱理、王云五、杨焕芝、胡梓芳、曹典球、钱秩斐、高叔钦、陈墨涛、马振吾、林冰骨、赵幻梅、胡孟乐、张鼎荃、洪季苓、杨乃康、张燮和、顾养吾、许季上、伍仲文、伍博纯、王懋镕。但5月初其在该部大堂演说，却特意表示：“此次所派，系接收部务之员，将来组织新部，尚须续调多人，不仅限定此数。外间所谓全用南来之人，实系误会。”此话令学部旧员心生侥幸，“现在京师各报多谓学部人员不尽绝望者，即因有此演说耳”。②教育部的表态，不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在人事安排上，还要切实体现南北和衷共济的原则。接收学部事务后，分设厅司，规划一切，“所有参事、秘书长、司长各职，亟应慎重遴选，分别荐任。本文上篇刊登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12年5月5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②《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要闻一”，第2版。29邑吏褥宜2014年第2期查有钟观光等七员，或久供部职，长于行政，或历办学务，确有经验，均堪荐请委任。开列清单。”所谓久供部职，长于行政，历办学务，确有经验，从教育部的具体人事安排可以窥见要旨。该部委任各员定于5月6日开始办事，“兹闻范次长传语各司，凡本系部内旧员，即可于五月六日以前随时到署预备一切。并闻前次留办交代各员，此次有未派人厅司者，均将派入各局处办事。”②其各科科员的任职，不仅平衡新旧，而且兼顾满汉，尽量淡化南北之分。⑧首批留任的17名旧员中，有一人尚未剪辫。为保全饭碗，才含泪剪去。④该部总共委任73人，其中35人系学部旧员。⑨交通部留人接收各司公事后，用人方针尚未确定。“该部录事原有130余人，日前因事全数开除，至初三日始择调四十人署办事。”，⑥而司员在留用51人后，迫于南方来人日益增多，原来旧员亦极力运动，又续调35人。④因此南京来的54人，只能委派外省差事。⑧工商部因陈其美迟迟不到任，由次长王正廷暂署总长，“刻闻该部自参事而下位置，已南王次长向唐总理商定，计参事四人，周家彦广西，陈介湖南，廖炎四川，张奎江苏。又秘书长吴某，名未详，秘书官吴在章，此外尚有数十人，共计不足百名。惟在署旧日之司员，留者甚属寥寥，不日即当发表矣。”王正廷唯恐引起旧员的骚动，“语农工商部各旧员云：新部用人，原无成见，此次旧员暂为解散，将来仍有借重之处⋯⋯各旧员闻之稍慰。”⑩后丁商部实际留用旧员关文彬等25人。⑩农林部与工商部分别接收前清农工商部的相应部门，针对各部南北新旧之争风潮迭起的情形，以及本部面临的各方请托奔竞的压力，农林总长宋教仁专门发布启事：“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鲜，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室，俟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孑L急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子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⑩该部暂派临时办事员25人掌筹备规划一切事务，为承政厅魏宸、罗蕺、金光粹、《教育部呈分设厅司请委任参事等职文》，《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②《各部用人之计画》，《中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2版。③据教育部令：本部接收学部，亟应依据教育部官制选任职员，组织成立除呈请大总统任命钟观光、马邻翼、蒋维乔为参事，董鸿秭为承政厅秘书长，袁希涛为普通教育司司长，林檠为专门教育司司长，夏曾佑为社会教育司司长外，兹委任吴震春、陈应忠、赵允元、刘唐劭、崇贵、陈琦为承政厅文书科科员，严葆诚、陈问成、李廷瑛、柯兴昌、兴安为承政厅会计科科员，顾澄、陈简、赵用霖、德启为承政厅统计科科员，建筑科：贝寿同、范鸿泰、赵世喧，编纂员：顾兆熊、汤中、张轶欧、常福元，审查员：白作霖、林启一、陈懋治、高步瀛、毛邦伟，普通教育司第一科：许寿棠、刘宝慈、吴思训、胡豫，第二科：陈清震、谢冰、杨乃康、张鼎荃，第三科：张邦华、伍崇学、谈锡恩、李宝圭，第四科：洪思苓、陈文哲、王家驹、杨华，第五科：张敬熙、桂诗成。教育专门司第一科：王之瑞、刘家榆、杨曾浩、蒋履曾、秦锡铭，第二科：路孝植、曹典球、王焕文、程良楷、王季点。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沈彭年、樊炳清、冀贡泉，第二科：周树人、胡朝粱、许丹游、洪度。第三科：伍达、王章祜、齐宗颐、徐协真。《政府公报》第5号，1912年5月5日。教育部广告：本部因承政厅及各司官制尚须提出参议院酌量变通，故自参事秘书长司长呈请大总统任命外，五月初五日部令系于未经参议院议决以前暂就现在应办之事量为分设，故于承政厅未设秘书，而暂委科员，于编纂审查两项暂不荐任，而假定为编纂员审查员之名，又于各司亦暂不设科长，均俟参议院改定官制颁布后，再准据规定名称，分别荐任委任，始为完全成立。特此声明，庶免误会。《政府公报》第7号，1912年5月7日。④《六部近闻一束》，《民立报》，】912年5月1日，“新闻一”，第7页。⑤《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要闻二”，第4版。⑥《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2版。⑦《交通部续调人员》，《时事新报》，1912年5月25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⑧《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要闻二”，第4版。⑨《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要闻一”，第2版。⑩《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2版。6月29日大总统批署工商总长王正廷请开去署任及本官呈：“前因陈总长迟滞不至，部事无人主持，是以任命该署总长署理此缺。今总长一席仍在虚悬，而时事之艰，无异往日。该署总长素以爱国为前提，尚期贯彻始终，毋萌退志。所请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处，碍难照准。”《政府公报》第61号，1912年6月30日。⑩《申报》，1912年5月4日，“专电”，第2版。《政府公报》第38号，1912年6月18日。30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张周、屈蟠、张悛，农务司陶昌善、陆长侑、恩庆、黄公迈、陈发檀、易次乾，垦牧司田步蟾、黄岐春、高文炳、周藻祥、钟赓言，山林司胡宗瀛、林祜光、唐荣禧，水产司王文泰、徐宗彦，临时庶务办事员：张璧田、沈竹孙。其中魏震等11人系留用旧员。②海军总长刘冠雄先期在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行受任礼，在北上接收前清海军部时，即注意南北新旧的平衡，所派接收人员南北各半，旧员为王翰、袁瑞、吴纫礼、邓聪保、罗则均、徐兴盒、林文或、荣志、陈瑜、刘云鹏、施作霖、贾凝禧、林瑞田、高穰、潘之瑞、刘蕲、金翊夔、何纫秋、林子嫠、吕富永、徐维震、王世潋、谢天保、李宝符等。③此外，旧部有希望留用者还有郑汝成、李寿田、严文炳、郑清濂、吴毓麟、陈士廉、方阜鸣、曹汝英、刘秉镛、招瑞声、刘传绶、林汝魁、薛昌南、曾宗巩、林葆纶、何嘉兰、李鼎新等人。④对于各部用人风潮不断，外报以为大都由于南北意见不同。⑤各部被裁旧员大概也持相同看法，一度还发起组织北京各部联合会，拟向新政府要求位置，或发给一年薪水，以便另谋生计。具体办法为：1、分别录用，或为另筹生计。2、不主激烈。3、不准暗杀。4、坚持到底。5、不设会长，举干事20人。6、会费共同捐助。已印制传单，分送各部。如表同情者多，即定期开会。⑥为此，袁世凯曾以手函交国务院，表示“嗣后国务既由总理及各部总长担负责任，本总统似未便干预。惟当此国基甫定之际，危急存亡，关系重要，新员固多才能，旧员亦非不可用。务请详细核酌，勿存成见。”⑦唐绍仪也担心各部用人风潮不断，扰乱大局，因而决定除次长外各部用人由总长负全责，总理概不干预，直到考试任用章程制定颁布。⑧连国务总理自己用人，也要考虑南北新旧满汉的平衡，“调用从前内阁承宣厅人员到国务院办公，计共九员，雷延寿、黄彦鸿、江保、傅鸿恩、伊密杨、阿松海、秦树声、吕式斌、曾文玉。内有旗人三员，盖以示不分界限之意。”不过，南北之争毕竟不能完全掩盖新旧之别，由前清旧吏出任次长并暂主部务的司法、外交两部，反而更加趋新，以示与逊清王朝划清界限。尤其是辛亥武昌起事后，为了填补官员辞职离任的空缺，突击拔擢的一批原来层级较低的新锐，更是刻意表现进取。曾任大理院少卿的徐谦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司法部次长，以才力不胜请辞，未蒙批准，遂就任，并先赴前法部办事。值司法部接收交替事务，补行呈报。⑩其时司法总长王宠惠尚未到任，4月5日，徐谦拜谒袁世凯，拟将本部旧有司员酌留三成，其余全行裁撤。部之后，又传令收发所所长派差茶役，将部署内外前清红白批示告示对联封开印报条等一律用青灰刷净，以展现焕然一新的形象。⑩不仅本部如此，徐谦还将大理院、都中各级审判厅人员一律遣散，每处只留一人预备交代，为各部所未有。⑥后王宠惠以各级审判厅不可轻易更动，指示暂留旧人，将来再行甄别。⑩与此反差显著的是，南京司法人员随同唐绍《农林总长令，《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5月9日。②《申报》，1912年5月4日，“专电”，第2版。③《海军部之接收人员》，《时事新报》，1912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④《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要闻一”，第3版。⑤《西报记各部之纷争》，《神州日报》，1912年5月3日，“要闻一”，第3版。⑥《旧部员去留记》，《民立报》，1912年5月3E1，“新闻一”，第7页；《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要闻一”，第3版。⑦《袁总统对于用人之宣言》，《时事新报》，1912年5月1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⑧《北京政海春潮记(九)》，《神州日报》，1912年5月3日，“要闻一”，第3版。⑨《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要闻一”，第2版。⑩《司法部次长呈报就职日期等文》，《政府公报》第12号，1912年5月12日。⑩《徐次长之政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6日，“时事要闻”，第7版。⑥《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要闻一”，第3版。⑩《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国内要闻(二)”，第4版。3】邑支蕊宜2014年第2期仪到京的8人，派定三参事、二司长、一秘书长、二秘书员并负责办理交替事宜，均委以重任。法部旧员因为遭到裁汰而且不发欠薪，与次长徐谦发生冲突。“闻此事之真像，实系由徐次长所激起。盖王总长前曾来电对于裁留司员，已主张新旧参半。而徐次长乃痛诋旧员，至指为亡清奴隶，拟全数解散，尽用新员。所有旧欠津贴，概不发给。因之大起冲突。”②徐谦致王宠惠函称，须一洗前清旧染之污。法部司员反唇相讥，谓徐亦系前清官吏，亦在当洗之列。⑧据《顺天时报》的确切调查，徐谦获任新政府司法部次长后，先与署理法部大臣沈家本谈及整顿司法手续，认为必须先将旧员咸令解散，另委任由欧美留学法政出身者。此后徐接到总长王宠惠来电，告以组织司法机关，所有人员新旧参用。而徐在署扬言王总长来电，不令委任旧员。不料电文为部员左某觅得且予以披露，使得徐谦与部员之间顿生恶感。该部接到政府公函饬令解散，以便另派，各司员称，解散固所应当，但是合署官吏约有千余人，请次长将此前扣留津贴存大清银行之款转售现银，补发欠款，即皂役亦应照军人解散办法，予以三个月口粮，以便另谋生计。徐佯允之，待将储款券向德华银行议妥售价，竞不认可。各司员以其失信，大哗，当议定将款自由分散。而中国银行不准司员更换折券，且不认部款转售之事，以致无法与德华银行兑现。司员遂聚众前往徐宅理论。徐拒不接见，还电话召来巡警多人弹压，各司员之激烈者欲冲入徐宅痛殴之，经劝阻，公举代表四人，到大总统府索要欠款，并具呈全体辞职。由于部内秩序大乱，监狱看守也纷纷整理物件，放弃责任，使得服刑的重案犯无人看管，要求徐谦派人接管。徐谦接报，迫不得已，请各司员不可辞职，将来必当新旧参用。4月29日，原法部全体司员在总统府递呈二件，一提出全体辞职，二要求补发欠薪。大总统袁世凯当即交国务院调和此事。院议总长王宠惠未来京之先，旧司员不容令其辞职，至从前欠薪，理应照数设法补发。“总统总理当即责成徐谦一力维持，现在已有公函到部说明总统总理之意见，传知各司处所矣。”(这种息事宁人的处理态度，虽然避免了政局动荡，却以否定徐谦的改革为牺牲。出任外交次长的胡惟德，原系清朝最后一届内阁的外务大臣。外交总长陆征祥因为尚在驻俄大使任上，到任较晚，部务由胡惟德暂代。“闻胡惟德拟将司员中之年少而曾习外国语言文字者，择优派赴外洋，专研究国际法学，使其深造，藉以养成外交之人才。该部司员等一闻此信，大为恐怖，有虑不能人选，早归裁撤者，有以美差方将运动成熟，恐以出洋中止者。独一般有小差使之年轻者，则跃跃欲试，异常高兴，并日日密探胡氏何时遣派。惟据胡氏告人，虽有此意，亦须俟陆总长到京再定办法。故各司员至今仍惶惶不定。”媒体揣测：“旧日外务部人员刻虽全数留部，然将来仍不免于天然淘汰。”⑥果然，总长陆征祥到任后，于6月17日连续发布几道外交部部令：本部现应从新组织，所有办事人员，除经大总统任命及收文处电报处之士魁、张沛霖两员外，著即一律解散，另候新令，再行到署。接着先派定张煜全等65员留部办事，暂仍各按原厅司分别办公。其先未派在厅司者，暂均赴承政厅办事。此次未经留部之易乃观等25员，均在本国高等学堂或留学他国毕业者，着记名存部，《北京政海春潮记(六)》，《神州日报》，1912年4月30日，“要闻一”，第3版。②《旧部消灭记·法部裁员冲突》，《时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时事新报》报导：司法部风潮真因，亦由裁旧更新而起。徐次长先以此意电商王总长，王电谓过渡时代，不能求全责备，请斟酌损益，以得其平。事为各司员所知，乃借发款事与徐次长冲突。事为唐绍仪所知，以为仅仅争薪，函告徐次长，未领薪水将来必能补发。《各部之笑笑啼啼》，《时事新报》，19l2年5月5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③《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9日，“要闻二”，第4版。④《司法部中突之种种》，《顺天时报》，1912年4月27日，“时事要闻”，第7版。⑤《新旧各部近状记》，《申报》，1912年5月5日，“要闻一”，第2版。⑥《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要闻一”，第2版。32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另候续传。6月22日又发布外交部部令：此次未经留部各员内，年逾六旬之恒林及业经病废之陈全森二君，着每月暂给四十元②，算是善后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新旧参合的做法，使得一些前清庸吏得以继续尸位素餐，败坏了民国新政权的形象，引起官场和舆论的不满。教育部留用旧员彦德，虽曾留学日本六个月学习警视，毫无学识，因为系荣庆侄婿，得以混入学部，不数月而署督学局长，敷衍因循，久为识者所訾。国体变更，应在淘汰之列，乃竟仍得充学务局长。北京学界大起激愤，拟联合团体，起而反对。外交部司员共130人，旧者约40人，其中有聋者、残废者，终年不起，及未剪辫发者，其顽固不堪，无新知识者更居大半。“共和国之外交部，乃容纳此种司员，亦一大缺点也。”③海军部留用42名旧员，与刘冠雄所称实学专长和素称得力两条标准亦不尽相符，而且多属闽籍。不但旧员颇有怨言，南来人员也大为不满。④七、专业取舍袁世凯在成功地将视线由新旧转移到南北，从而脱离南方临时政府的革命法统，解决了自身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建立有效政府的难题。他显然深知前清政府效率不高的种种弊端，希望自己的政府行政运作得力高效。新政府国务员公布，西文《大陆报》即以为“参用南北人才而得其平”，尤其注意到前清科第出身者仅有熊希龄一人，“是尤足征时势之变更，而此后用人行政之方针，当不如前清之局于一偏矣”。⑤至于国务总理和各国务员，更要面对机构精简的压力，民初财政窘迫，只能进一步压缩职位，相应地对于在位人员的能力要求大幅度提升。在此情势下，平衡南北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选拔能员干吏才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当务之急。清季改制，停考科举，变更官制，文官试验一事已经列入议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内务总长程德全鉴于各地光复政权惟军政全归我有，府县等地方官吏皆仍满清旧人，无视民生疾苦，不知政治学问，不革于下，则国本不固，于2月13日呈请速颁文官试验令。孙中山认为任贤选能为当今急务，令行法制局编纂文官试验草案，咨文参议院议决颁行。⑥作为清季新政与宪政的要角，袁世凯对于政府职能如何有效的问题并非没有认识，甚至较一般官员体会更深。3月中旬，袁世凯就表示，民国成立，所有文官考试任用等项章程关系重要，拟即参照旧时法制院所编订的各项官制草案，斟酌损益，俟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施行。⑦4月9日，在京的赵秉钧、段祺瑞、胡惟德等几位总长以及总统府秘书等在迎宾馆召开会议，讨论各部酌留属员问题。有主张各国务总长次长全体到北再行核定去留者，有主张先将旧日司员有毕业专门文凭人员请总统宣布命令留署以免骑墙者，有主张凡各部旧有丞参，以录事以上无论有无文凭，一律甄别，凡取最优等者留署派差外，其余全行裁撤，以免运动之弊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好呈请总统裁夺实行。⑧《外交部部令》，《政府公报》第5O号，1912年6月19日。②《政府公报》第59号，1912年6月28日。③《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国内要闻(二)”，第4版。(《旧部员哭笑记》，《民立报》，1912年5月7日，“新闻一”，第7页。⑤《西报评论新国务员》，《时事新报》，1912年4月1日，“紧要时事”，第1张第2版。⑥《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及临时大总统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临时政府”，第28页。⑦《北京近讯摘要》，《神州日报》，1912年3月20日，“要闻一”，第3版。⑧《会议裁留部员》，《顺天时报》，1912年4月10日，“时事要闻”，第7版；《预备各部要务》，《新闻报》，1912年4月16日，第1张第3版。33邑式吏两宜2014年第2期袁世凯认识到，新政府即Et成立，各官署章制及一切用人之资格权限，关系紧要，不容再缓。鉴于“北京各部司员久已人浮于事，南京遣来各司员又甚繁夥，甚难位置。至临时约法中于各部司员之任用，惟略为规定，然并无一定手续。”在几位总长议而不决的情况下，于4月中旬与赵秉钧、段祺瑞面商任用之法，决定先期议定任用官吏暂行办法，“官制即暂用南京参议院所议决之官制通则，其各部用人之权，分为二级，各司长局长由总次长合意选任，而科长以下则由司长局长荐举，其资格凡高等专门学堂毕业，与在该部供差得力五年以上者，无须考试，其余则须一律试验，方得委任”。②另有报道称，其任用资格，科长以下，原在南京供职者，如系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免考，在北京供职者，在部五年著有成绩免考。此外皆须考试，“以免贤者向隅，不肖者滥竽，仍蹈前清时代之覆辙”。⑧据此，留用人员兼顾学历与经验，新进人员则着重讲究学历知识。因为没有学历者，单靠经验很难通过标准化专业考试的程序。即使是各部由总次长自择的用人，也要得到参议院审查员的同意，而且要依据学历高低确定职位。“闻大概办法须各国高等学堂毕业者方可充司长，本国高等学堂毕业者方可充科长，普通毕业者充一等科员，至有知识经验而无毕业文凭者，只可充二等科员。至薪水一节，有说最少每月一百元，有说最少每月三十元，须交参议院通过，刻下均未能定夺。”④国务院成立后，袁世凯要求各部事务即向新任总长交替，凡旧有之部署人员，应一律解散，以便新总长另有委任。各旧部纷纷交替，各部员司亦均大行更动。而各部人员因总统函饬解散，颇起反对暗潮。理由是此前政府当用人之际，力为挽留，数月间多不发薪，现在新任有人，即挥之使去。要求大总统先行拨给解散款，才肯办理交代。唐绍仪在用人问题上与赵秉钧冲突后，虽然做出让步，决定今后各部用人，除次长外，均由总长负责量才任用，总理概不干涉。惟所用人员是否称职，总长亦负全责。等到考试任用章程拟定颁布后，再行分别考核。⑤4月22日，唐绍仪与各国务员会议各部用人办法，于调停新旧之间，颇难处置。因为财政总长熊希龄尚未到任，而用人与财政关系密切，以致未能议决。⑥然据闻所有委任各员仍系暂局，俟三个月后尚须由本部总长甄别一次，始能确定去留。(2)开新必先除弊。5月底，铨叙局发出通告，前清官吏的科甲、捐纳、保举、劳绩、世袭等资格一律取消。⑧6月4日，国务院又发布命令：“兼差为旧日恶习，庶政废弛，胥由于此。盖人才各有专长，精力不可分用，专责始克有功，兼任不免两败。民国初建，百度维新，岂宜重蹈覆辙，致坏首基。为此通令行政各机关在职人员，勿得兼任他差，其有兼差者，即由各该机关查明开去，以肃官纪而饬吏治。”⑨清季改制，由循例转而讲求效率，各部行政，实缺与兼差大都名实不符，不少官员对于政务力不从心，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少数一身数任、在各部院行走的能员干吏。废除兼差，必然朝着行政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科举出身的旧员难以胜任，势必让位于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各部负责专门行政事务的国务员，因为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所关，无疑更加欢迎实行专业取材标准，而不是平衡南北新旧的政治考量。拿到这两柄尚方宝剑，他们不但可以更好地跳出新旧南北的纠结，而且能够设法有效地解决粥少僧多的难题。在处理南北新旧人员去留问题时，财政部、内政部均已提出按照学历和能力选取的思路办法。34《北京政海春潮记(三)》，《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要闻一”，第3版。②《任用官吏暂行办法》，《申报》，1912年4月20日，“要闻一”，第2版。③《北京政海春潮记(三)》，《神州日报》，1912年4月27日，“要闻一”，第3版。④《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2版。⑤《各部用人之责成》、《解散署员之暗潮》，均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26日，“时事要闻”，第7版。⑥《北京政海春潮记(五)》，《神州日报》，1912年4月29日，“要闻一”，第3版。⑦《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1日，“要闻一”，第2版。⑧《北京政界之潮声》，《时事新报》，1912年5月31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⑨《政府公报》第37号，1912年6月6日。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前清各部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上下夤援，盘踞部中，不要说一般人无法插足，就连想要有所作为的堂官也无可奈何。据说“北京名誉最劣之衙门，向为邮传部，前清时几于无人不舞弊，无事不有弊，无时不弄弊。其司员非权贵之亲友，即多金之纨绔，俗所称少爷部者也。虽有自好之士，一人邮部，亦无不传染。每日到署则串通舞弊，出署则酒地花天，不知所谓公事也。尤奇者，开部不及五年，尚书更易十三次，如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陈璧、李殿林、徐世昌、唐绍仪、沈云沛、盛宣怀、吴郁生、唐绍仪、杨士琦、梁士诒，几于朝暮易置，而侍郎则可以数计。盖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司官中之黠者如梁士诒、叶恭绰，稍能留心公事，便露头角，历任堂官，无不倚如左右手。梁、叶二人，遂援引无数粤闽同乡，勾结一气，上下把持，司员中如关赓麟、关冕钧、谭祖任、唐士清、谭天池、何启椿、梁用弧、陈党也。惟其然也，事无巨细，非闽粤两省人不能预闻。满清有势力人物如良弼、刘道仁、李景和、卢静远、沈林一、唐宝锷之类，于邮传部中均有干薪，为数甚巨。”盛宣怀接掌部务，改委浙人许引之为京奉路总办，苏人孙钟祥为京汉路总办，不过徒有虚名，并不敢放手整顿。盛拟以许鼎霖取代叶恭绰，方商之沈云沛，梁士诒已指使其三家机关报群起攻击，事遂作罢。越数日，盛由其宅内下一堂谕，派皖人徐乃光为总局总办，以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计。不意盛方到署发表此堂谕，载洵忽来电话，横加干涉，盛只好取消成命。而徐系载泽私人，于是与载洵又起冲突。自梁士诒任邮传部长，又兼大总统府秘书官，各路总办俱改用粤人。“一般舆论咸谓该部如欲整理，非全易旧人不可⋯⋯然后大加刷新，以专门人才组织之，或可有重逢天日之望。”首任交通总长施肇基为人圆融，误传是他岳丈的唐绍仪又为梁、叶密友，舆论以为其不过傀儡而已。可是施肇基履任后，颇思有所振作，率先将交通部因乱事告假人员予以裁撤，随后“外交、内务、理财、教育等部亦有裁减员额以节财用之风声，于是在各部当差人员，皆于心界上增添一忧愁之点，其中恐慌尤以旗人及守旧派达最高之度，新人物尚能勉强自持，不呈露张皇之状况”。②可惜施肇基的改革阻力太大，一波三折。4月22日，施肇基到交通部履任，于前清邮传部司员只留4O余人，次日复到署，将所留各员逐一点名，余俱解散，并谕各录事，定于23日当天当堂考试，分别去留。“讵解散各司员暗中鼓动各录事，以官制取销，皆属平等，须将留部及新来各员一律考试，分定等级，万不能以一人意旨，即指某为科员，某为录事，是共和反胜于专制矣。随将堂谕揭破，由承参厅善言解劝始散。次日，复全体到署会议，拟具公呈一通，每厅司局处各举代表二人，由各代表发言，向总长质问。秘书长某闻信，再三劝慰，维时已三钟半，总长尚未到署，遂将公呈先递秘书长处。旋总长到署，当将公呈交阅，并面述众人反对理由。总长无可如何，即将所发布告取销，并谓将来办法与司员一律，决不畸重畸轻，其事乃寝。”⑧邮传部录事所争表面上是要求与新来人员一律平等待遇，其实主要还是害怕考试遭到甄别淘《交通部之今昔观》，《申报》，1912年4月26日，“要闻一”，第2版。②《新官场现形一斑》，《申报》，1912年4月26日，“要闻一”，第2版。③《旧部署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1日，“要闻一”，第2版。据《时事新报》1912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交通部之风潮》，施肇基于到任次日发布告，将从前所有录事概行甄别考试。全体录事大动公愤，谓共和成立，阶级陋习宜扫除净尽。司员与录事同属办公人员。而一则随意录用，一则必经考试，殊不足以昭公允。遂全体会议，由各厅司局处公举二人向总长质问理由。总长屈于公论，立将所发布告取消，并谓将来办法，当与司员一律，决不畸轻畸重。风潮于是略息。《神州日报》则称，施肇基受任之前，奉总统总理谕令，只留专门毕业生和当差五年者，但所留51人中，多未毕业之人，且有办事七年而不留用者。司员成抱不平。25日考试时，录事诘问考试理由。施谓革命时代以前之人，不适用于今日，不得不加考试，分别能否称职，以定去留。录事等即驳之日：录事固皆革命以前之人，然总长独非革命以前之人乎?革命以前之人既不适用于今日，则何必多此一考。且总长既与录事等同为革命以前之人，即同为不适用于今日之人。如欲取消录事，须请总长自行取消，以为之倡。又谓司员不考，独考录事，其不平等太甚。施黯然。少顷即日：不考何如?录事谓：不规则之命令，非总长亲自取消不可。施无如何，遂亲手将传谕销毁。《北京政海春潮记(七)》，《神州日报》，1912年5月1日，“要闻一”，第3版。35邑式支褥宪2014年第2期汰。因为施肇基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到京人员并无特殊礼遇。“闻南政府交通部员陆续到京者计有六十余名，俱系留美邮电学生，于日前往见施总长，施卒然日：诸君此来欲谋司长科长耶?现本部旧人甚多，一时恐还借重不到。即使将旧人尽行解散，本部亦无如许位置云云。该部员闻言大怒，日：我辈本系交通部人员，以公是总长，不得不来相见，安见便是谋司长科长耶?何苦一见面便若此盛气相侵，使用满清专制上司的架子。一人冷笑日：汝不过唐少川之侄婿耳，有何实学，堪任总长?言已，相与鼓掌大笑日：不必理他，我们散罢。遂一哄而去。”此事出自坊间传闻，连报道相关消息的《申报》也认为“此说恐未必确，想施总长或不至若是颟顸，南政府人员亦未必若是暴躁也”。在迫使施肇基取消定期考试以定去留之后，邮传部录事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反而变本加厉。作为替代办法，施肇基“但令各司员出具切实考语，以便分别录用。讵录事等尚不谓然，前日又在署中开会演说，要求全体录用。事为施总长所闻，以如此纷扰，将来办事，何可下手，势必遇事阻碍，尚复成何事体。因于昨日将全体录事一律解散。闻此次好事者不过少数，而藉此糊口者一闻此命，莫不愁锁双眉矣。”不过，解散所有录事之后，公牍无人缮写，积压无数，尤以路政司和铁路局公事最多，南京到部和本部留用人员只得全部集中到铁路局办公。施肇基拟将旧有录事一律召，但必须严行考试，酌留一半，以足敷办公为止，而免冗费，不再另行招考。②司法部暂时主持部务的次长徐谦，4月初便于谒见袁世凯时表明用人方针，将来属官新官制确定，缺额均选用中外法政专门毕业人员补充。而且留用法部旧员，也要定期先行考试，以定去留。⑧并以从前的法官多有不胜其任者，拟俟总长王宠惠到京后会商，将原有法官全行甄别一次，其甄别之法分为三项，一出洋留学法政有毕业文凭者，一在本国法政法律学堂毕业而有裁判才智者，三于新旧法律人情风俗均皆透彻，而又于裁判上富有经验者。除此三项外，无论其系何项出身，概不留用。④虽然因为旧员的联合抗争被迫暂缓甄别，徐谦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总长王宠惠到任后，虽然表明不分新旧的态度，做法却基本延续徐谦的思路，立即发布司法部令：“溯自国体变更，中央行政机关本应首先改组。惟时国务院尚待组织，在京原有各部不得不暂时继续办事。迨四月二十一Et奉大总统令宣告国务院成立，旧日各部事务应分别交替，由各总长接收办理，是为一定之手续，亦正当之办法，固无所容心于其间也。顾自共和宣布以来，全国统一，在北在南，凡经服务之人，均属尽力民国。本总长同深敬佩，毫无歧视。兹经本总长派员接收前法部事务，无论新旧各员，未经指派者，均暂缓进署，听候另行组织。本总长自当虚心访察，延揽富于学识经验之人，共图司法行政之进行。除荐任官外，所有应行委任各官，即当另行通告，定期考试，以示大公。且此次考试并非专为去留部员之计，其考试及格而未经选人本部者，仍可为改良法院之储备。惟是民国用人，期无幸进，而官制谨严，必难普及，任劳任怨，本总长亦所不辞。区区此心，实惟共谅。”(此项命令既确认了接收前清法部的正当性，又表明南北官员都是尽力民国，因而无论新旧，一视同仁，不分轩轾，还毋庸置疑地宣布必须通过考试确定去留，考试合格，也要根据官制需要任免，不合格则连录用资格也没有。这不但断绝了幸进者的企图心，也有效地避免了因为粥少僧多而可能引发的风波。据《天铎报》报道，考试之法并非由王宠惠主动。徐谦主事时期，因意见冲突，风潮不断，即在部中宣布，大总统传谕，各部用人，皆由总长酌派，一时未得派差者还可续派。旧司员张振庠抗论36《交通部风潮迭起》，《申报》，1912年5月6日，“要闻一”，第2版。(《交通部录事之转机》，《顺天时报》，1912年5月7日，“杂报”，第2版。③《司法次长之政见》，《顺天时报》，1912年4月9日，“时事要闻”，第7版。(《司法人员大恐慌》，《民立报》，1912年4月28日，“新闻三”，第8页。⑤《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采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道：酌派二字太嫌囫囵，总当以考试为定。随后又上一意见书，谓国称民主，大总统尚无随意指派官僚之特权，而各部总长乃能随意酌派属员，与共和原则太不相符。要求徐谦请王宠惠详解“酌派”二字，以释群疑而绝侥幸。该意见书刊登于某报，为王宠惠所见，深以为然，故实行甄别以恹众望。开始南北各员报名考试者仅50余人，后王总长电话传谕，非报名投考者，无论南北，一概不用。所以第二次续报名，又增加了50余人。随后司法部发布招考通告：查普通文官须经考试任用，为东西各国之通例，司法一职，实全国人民自由生命财产所关，非遴选人才不足以昭慎重。兹本部组织伊始，除荐任官外，所有科员等必须考试及格者，方予委任，以示大公。为此，通告南京司法部及北京旧法部人员，均可报名应考。至此次考试，并非专为去留部员而设，其考试及格者，如未选入本部，仍可为将来改良法院之储备。凡有志愿者，即日赴部报名，幸勿自误。报名期为5月8日至11日；报名处所：前门内本部(旧法部)报名处；报名手续：填写履历，呈验凭照。考试日期：14日至16日；考试时间：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考试处所在顺治门内象坊桥财政学堂；考试科目有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监狱学。以上六科，每科发法律原理问题四则，其中指定二则必须全答，每则30分，其余二则任答其一，40分。考取数无定额。②据说旧司员中由法政法律学堂毕业者闻之咸有喜色，由科甲捐纳出身者，于法律毫无研究，一闻考试，皆切齿痛恨，已多携眷籍，不与考试。③截至报名日期，仅有百人投考，其中录事70余人，司官不过20余人。④而有毕业文凭的只有50余人。⑤经过上述考试程序，司法部最终录用了刘定宇(83分)、宋庚荫(63分)、何蔚(61分)、吴汝让(60分)、徐彭龄(59分)、何超(58．6分)、马有略(57分)，傅绍儒(51分)、王彦藻(50．3分)、苏镇垣(50分)等lO人，“着于6月8日下午二时来署接见，切勿迟误”。⑥仅就分数判断，即使录取也是相当勉强，充其量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谈不上择优录用。徐谦阅卷后即表示可取者不足10人，颇难去取，交由总长定夺。⑦考试虽然如期举行，效果却未必合乎预期。而且南省各员对此不以为然，拟联合团体，断不投考，宁愿罢归，但必须由总长发给川资。闻王宠惠系为徐谦所播弄而演出此无谓之举，现颇悔考试办法之不适当，将来任用司法机关各员，当以法律法政毕业者为标准。除未习法学而确有经验者酌留数员外，其余悉尽毕业人员委任。⑧由于各部留用旧人之事风潮不断，宋教仁、范源濂、徐谦等主张考试一次，以定去留。但是其他总长也有不同意见。蔡元培就认为，“旧司员不少品端学粹之人，若必待考而后用，恐稍具崖岸者洗耳而走矣。量其才而用之，既用之后，不能称职，退之可也，安用考试为。唐总理亦赞成其说。故《司法部小风潮》，《天铎报》，1912年5月21日，“中外大事”，第3版。②《政府公报》第9号，1912年5月9日。⑨《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五)》，《神,hi日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3版。(垒)《京华政局丛谈(三)》，《神州日报》，1912年5月20日，“国内要闻(二)”，第4版。⑤《京华政局丛谈(七)》，《神州日报》，1912年5月27日，“国内要闻(一)”，第3版。⑥《司法部考取科员单》，《政府公报》第39号，1912年6月8日。括号内成绩为平均分。⑦《京华政局丛谈(十)》，《神州日报》，1912年6月2日，“国内要闻(一)”，第3版。⑧《司法部小风潮》，《天铎报》，1912年5月21日，“中外大事”，第3版。37邑式支西宜2014年第2期考试之事，已成画饼矣。”教育部在交接用人等方面较为顺利，与蔡元培的取法不无关联。用考试来阻退旧员或许有效，选拔优才则整体而言或许适得其反。当然，教育部与各部有所差异，士人自高身份，各有所长，以考试排名次定取舍，实在有辱斯文，难免投机者趋迎，自重者却步，形成负筛选。除司法部外，工商次长王正廷也于5月上旬委派周家彦、廖言、屠振鹏三人考验农工商部旧员，以定去留。丞参以下一律与考。②内务总长同样对于任用司员一事难于处置，经张元奇调停，决定采取考试甄别之法，分别去留，以消异议。⑧其余各部，虽然没有要求必须通过考试来甄别录用，也以不同形式强调和坚持专业化的取向，因而重视学历出身。如海军部旧员共有103人，其中曾习海军者仅30余人。总长、次长拟将不习海军人员全行淘汰，即使30余人中亦只择优授职。④总长刘冠雄当众宣言：“此后部中委任各员，须系海军出身，其非海军出身者，必须熟悉部务，确有经验，不能似前清时代之庞杂。”⑧经过筛选，连同南来的40余人，海军部人员全数合计不过70余人，拟改设七司，逐渐派定秘书长、司长等员。⑥该部旧人以刘冠雄用人不公，联名上书质问，旧人中留学外洋者又要挟刘另设海军参谋处，以位置多人，刘皆不为所动，反而进一步向唐绍仪提出，历年各省所设船政水师海军学堂毕业多人，其中不无人才，拟考试取录，以备任使。⑦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用人虽然不得不兼顾南北，其本意却是“欲将学部旧司官一体解散，从新组织，以示振作”。农林部总长宋教仁要等工商总长陈其美来京，才能商议分割接收事宜及其具体办法。“惟闻已调取部中学生出身之履历，大概有注重学生一面之意。”⑧陆军部按暂行新官制派定人员后，总长仍以“本部关系全国军务，非用专门人才不可”，发谕要求旧有员司凡由陆军各学堂及专门学堂出身者，应仍留备差遣。⑨财政部筹备处续调93人，以东西洋留学生为最多，其中原在南京财政部的34人，新调者59人，而旧度支部人员甚属寥寥。以致其余旧员为此怨声载道。内务总长赵秉钧拟定五条留人标准，第一条就是留学东西洋或国内警察学堂毕业，其余依次为当差资格5年以上，素日办公勤慎而无贻误，历充要差甚为得力以及现充要差难以更动。⑩法制局局长章宗祥系留日出身，前清任过内阁法制院副使，“以民国初立，法制关系重要，极思认真办理，一洗从前腐败之习，其所调用人员，均系东西洋留学生”。如朱献文、汪有龄、余綮昌、恩华、徐秀钧、汪炽芝、胡扔泰、林行规、杨荫杭、胡贻毂、陈介等。⑩同样偏重留学生的还有财政部，以至除了南北意见外，尚有所谓东西之竞争。盖西洋毕业人员多看不起东洋学生，而东洋毕业人员又妒忌西洋学生，于是南北东西，时生冲突。这与五族共和，政府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相悖。迫不得已，总长熊希龄“前日曾在部宣言：谓本总长用人，一视其人之贤否，不论其新来旧留，更无东洋西38《北京政海春潮记(十)》，《神州日报》，1912年5月4日，“要闻一”，第3版。《各部纪闻》，《时事新报》，1912年5月9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l版。《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一)》，《神州日报》，1912年5月6日，“要闻二”，第4版。《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各部用人之计画》，《申报》，1912年5月13日，“要闻一”，第2版。《各部新陈代谢记》，《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北京政海春潮记(十六)》，《神州日报》，1912年5月14日，“要闻二”，第4版。《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要闻一”，第3版。《各部纪闻·留用专门人才》，《时事新报》，1912年5月15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北京政界之潮声》，《时事新报》，1912年5月31日，“紧要时事”，第2张第1版。《新政府组织种种》，《申报》，1912年5月lEl，“要闻一”，第2版。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⑩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下)洋留学之区别。诸君惟当以国家为前提，万不可存高傲心，尤不可存嫉妒心。”外交部的用人政策有所不同，总长陆征祥因为长期驻在欧洲，不太熟悉部务，而且南京方面来员仅4人②，因而采取相对稳健的做法。6月11日外交部发布部令：“本部为民国外交行政中央机关，整理伊始，端赖群材，学问经验，二者并重。本总长久驻欧洲，未亲部务，尤赖老成硕彦相与匡扶。现当鼎革之交，部制未经订定，员缺或难相济，势属无可如何。惟外交前途方当力图发展，则需才正广，所有本部旧时员数，比诸他国，并不为多。本总长为事任人，不拘一格，果有相当之才，必不使抱向隅之憾。至任用之先后，地位之高下，未必尽能满志，亦或势使之然。但本总长区区愚忱，天日可鉴。兹特酌定办法，所有在部诸君，请照所拟程式，各具履历，亲笔填写，于两日内送交承政厅转呈。除由次长、参事及司长诸君各就平El所知开单推举外，即凭所具履历参酌择用。惟既经本部派定以后，如实事求是于他官厅署兼有差务者，应即自行决定去留。”③这与蔡元培的用人方针颇为近似，可谓适合该部实情之举。八、舆论与申论权力枢要所在的内阁各部纷争风波不断，引起舆论的持续关注，并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发表相关评论。各报背景人事不同，立场观点各异，总体上反对无谓之争影响政局乃至国家形象，具体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当事各方责任的判断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国务院刚刚成立，《时报》就发表署名“孤愤”的社论《敬告新内阁诸公》，欢呼新内阁成立之余，提出两点消极希望。其一，“今日各部草创伊始，凡一切部员，皆赖总长之组织，非如满清时代袁内阁之有旧部可循也，又非如南京政府未统一以前之可以草率从事也。国人既属望于诸公，诸公宜振刷精神，组织一完全之内阁，俾一雪吾国人政治能力薄弱之耻。”不要以为临时内阁是过渡之冲而瞻前顾后。其二，责任内阁多由同一政见同一党派组织，新内阁则新旧杂糅，南北互用，难免政见分歧，产生冲突，希望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生意见，力求维持。④社论准确把握住了国务院的与众不同及其基本症结，指出南北政府政治上居于对等地位，因而合组统一政府，首要应当防止新旧杂糅而导致分歧冲突。尽管署名社论一定程度上只是体现作者的意思，此文的确显示了《时报》关于此事的基本态度。自武昌起事以来，中国的政治势力格局加速分化、重构，与《时报》背景全然不同的《大共和日报》，观点却不无近似。4月1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揽莽”的社论《论新政府用人之方针》，敏锐地认识到，在责任内阁成立后，“所竞争不下，而犹待调停者，惟旧时各部之员司，以及南京各部之新进耳。在旧部员司，以为政体虽改，而国实未亡，各部所办之事，什八九仍沿前清旧制，朝章国故，吾辈最为谙习，疏附先后之选，舍吾辈其孰与归。彼草茅新进之流，决不得分吾曹一席之地。而南京政府中人，则人人皆趾高气扬，以新国人材自诩，谓政府为民国政府，但有迁徙而无解散，他日即移驻北京，而各司人员决无另行组织之理。彼旧时腐败官吏，自当在天演劣败之列，而不可更留为新国玷。”对于上述两造自以为是的言论，作者已经耳熟能详，对于双方的观点却不以为然。国步艰危，《各部司员升沉记》，《申报》，1912年5月28日，“要闻一”，第2版。②《北京政海春潮记(十二)》，《神州日报》，1912年5月8日，“要闻二”，第4版。③《政府公报》第44号，1912年6月13日。④《时报》，1912年4月2日，“社论”，第1版。39邑支蕊2014年第2期爱国忧时之士，应当同心戮力，不能因为萦怀利禄，不惜各分门户，反唇相讥。尤其是那些自命志士为物望所依归者，如果只知保全利禄，则民国前途真的希望渺茫。有鉴于此，社论明确提出：“吾以为政府总理及各部总长次长，对于此事，当始终持坚忍之主义，以综核名实，激扬清浊为己任，不惜以一身丛怨府，必举前清时代长官模棱瞻顾，僚属奔竞把持之旧习，扫荡而廓清之，庶几风气转移，人才蔚起，纵内忧外患之方殷，不难鸠群策群力以挽之。而不然者，或屈于情面之瞻徇，或怵于势力之拶逼，明明知为害群之马，乱苗之莠，而聊且虚与委蛇，以名器为调停之具，影响所及，岂徒国事蒙其损害而已。南北新旧之交争，其势方较往时尤为烈，而国家员缺有限，终不能人人而厌其取求。”在社论的作者看来，冗员过多有其前因。清室末造部署骤增，夸呲侧媚之夫，轻险剽悍之士，皆得乘时速化。而南京临时政府草创之初，急欲得人，薰莸泾渭，无暇别择，所招来位置者，大抵虚声无实，欲得俸钱以糊口者。“吾故以为今日官人之法，当一化南北新旧之畛域，而实行甄别澄汰之方，考之言以觇其平日之蕴蓄，询之事以验其临时之干略⋯⋯当今日存亡绝续之交，苟委任不得其人，虽欲追悔而无所及。”4月28El，《时报》针对交通、内务等部裁撤冗员，而袁世凯急谕总长设法调停之事，发表署名“惜诵”(李岳瑞，18521927)的社论《论各部裁汰冗员不可为浮议所动》，指出调停之举为大误。“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前清末造，官邪之炽，宠赂之彰，殆未有过于京朝士夫者也。民国初基，万事草创，正宜实行改良官僚政治，以尽涤旧时之秕政。而首善之区，四方观听攸系，更未有重要于各部之曹司者。苟不急行沙汰澄清之策，则官邪之芽蘖犹存，即暂时敛戢于目前，而暗长潜滋，终必尽复故态而后已。”清代京朝官势力凡三变，清初员少缺多，乾隆以后缺少人多，庚子后政纲定为中央集权，内外轻重失衡，幸门大开，致以贿成，外吏之望京秩，若有班生登仙之羡，乃至有舍监司实缺百计谋一丞参行走者，邮传、度支两部，尤为群擅所集。京员暮夜包苴，植党营私之伎俩，倍蓰于往时，外吏廉耻道丧，国步随之。共和政府开幕，正宜乘机转移风气，用人不拘一格，必须真才实学，不使滥竽伴食之流、夸呲侧媚之夫与绝足轶群之士并处一堂，以致功过不清，赏罚不明，重蹈前清覆辙。交通、内务两部甄别裁汰冗员，为当务之急，不可因员司反对抗议而畏难色沮。凡才俊之士，自信且自尊，不会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