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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_窦娥冤_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_周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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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_窦娥冤_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_周晓琳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二 ○○五年第三期   11    中图分类号 : I206.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2 - 9684 (2005) 03 - 0011 - 04 从《窦娥冤 》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周晓琳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

从_窦娥冤_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_周晓琳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二 ○○五年第三期   11    中图分类号 : I206.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2 - 9684 (2005) 03 - 0011 - 04 从《窦娥冤 》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周晓琳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 : 以《窦娥冤 》为代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一批中国古典悲剧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机 制深刻地影响着戏曲作家的创作动机 ,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着他们的创作手法 ,从立意到构思再到艺术表现 ,中国古典悲剧创作的每 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民族文化精神打下的烙印。 关键词 : 窦娥冤 ;古典悲剧 ;民族特征 ;伦理性质 ;心理机制 KNOW ING THE NAT IO NAL FEATURES O F CH INESE CLASS ICAL TRAG2 ED IES FO RM AN UN JU ST V ERD IC T ON DOU E ZHOU Xiao2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 itera ture, Ch ina W est N orm al U niversity, N anchong 637002, Ch ina) Abstract: A s a rep resentative work of Chinese classical tragic operas An U njust V erd ict on D ou E possesses distinct national culture features.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ese peop le’s p 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aesthetic judgement were affectting opera authors’movtive of creation deep ly, and also confor2 m ing to their means of artistic exp ression. From the concep tion to the idea and the artistic exp ression, the brand that is marked by the sp irit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ound in every segment of the classical tragedy creation. Key words: A n U njust Cerd ict on D ou E; classical tragedy; national features; ethical characteristic; p sychological mechanism   《窦娥冤 》是关汉卿杂剧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诞生于中 国古典戏曲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元代。在众多的中国古典悲 剧中 ,它颇具代表性 ,王季思先生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 集 》[ 1 ] ,它名列第一。《窦娥冤 》无论戏剧冲突的设置 ,情节 结构的安排 ,抑或人物形象的塑造 ,艺术表现的形式 ,均体现 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解读和剖析此剧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 典悲剧有别于西方古典悲剧的几个显著特征。 一、悲剧的冲突性质多属于伦理性质的善恶冲突 “没有冲突 ,就没有戏剧 ”,戏剧的本质乃是表现不同力 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戏剧冲突既可以由剧本中相互对立的 各种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关系而产生 ,也可以由人物自 身性格的内在矛盾所构成。中国古典悲剧亦不例外 ,剧中人 物的悲剧性结局均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窦娥冤 》乃旦本 戏 ,戏中的主要矛盾冲突围绕女主人公窦娥而设置和展开 : 窦娥为保全自己的贞操与尊严拒绝泼皮无赖的逼婚 ,遭到陷 害被送进宫府 ;在衙门里她据理抗争 ,但为救婆母而屈打成 招 ,最终背着杀人的罪名走向刑场。该剧中无论窦娥与张驴 儿父子的冲突 ,抑或她与桃杌的矛盾 ,均显示出鲜明的伦理 性质 ,关汉卿通过善恶冲突的设置以及一个善良女性生命被 扼杀的悲剧结局 ,有力地控诉了存在于元代社会生活中的种 种邪恶势力 ,并且借助清官的力量实现了“扬善惩恶 ”的创作 意图。 扬善惩恶作为一种普遍的创作理念支配着包括关汉卿 在内的众多古代戏曲家的写作活动 ,于是 ,善恶冲突便成为 多数古典悲剧的基本情节框架 ;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被剧作 家用道德观念加以阐释与评判 ,伦理属性也就必然成为人物      收稿日期 : 2003 - 09 - 30 作者简介 :周晓林 (1954 - ) ,女 ,河北行塘人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2     从《窦娥冤 》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周晓琳 形象的本质特征。在《窦娥冤 》、《汉宫秋 》、《赵氏孤儿 》、《精 忠旗 》、《清忠谱 》、《桃花扇 》、《雷峰塔 》等一系列古典悲剧 中 ,主要人物总是分属善恶两极 ,他们或忠或奸 ,或义或不 义 ,或清正廉明或昏庸贪婪 ,非此即彼的道德属性十分明显 , 例如程婴与屠岸贾、岳飞与秦桧、周顺昌与魏忠贤等赫然分 列于忠与奸两大人物系统之中 ,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王昭君 与毛延寿、白娘子与法海等则分别成为善与恶的代表。戏曲 作家刻画剧中人物时 ,注意力通常聚焦于揭示和表现他们的 道德属性之上 ,赋忠义者以正貌 ,刻奸邪者以丑形 ,从而使笔 下人物成为某种道德理念的化身 ,人物的个性通常从属于人 品。由是造成矛盾双方冲突性质的单一化 ,即以善恶伦理冲 突为主要乃至唯一意义内涵。 与西方古典悲剧相比 ,中国古典悲剧的这一特征显得尤 为突出。虽然善恶冲突也是西方古典戏剧家所表现的重要 内容 ,但是伦理道德决不是他们设置矛盾冲突的唯一出发 点 ,西方古典悲剧展示的矛盾冲突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文化内 涵。例如 ,表现命运悲剧是古希腊悲剧是重大主题之一 ,古 希腊戏剧家把揭示人与神、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作为自己的 神圣使命 ,索福克勒斯创作的著名古典悲剧《俄狄浦斯王 》就 描写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抗争 ,俄狄浦斯王的悲剧 无疑表明命运、神喻支配着人的一生 ,它的力量是绝对的 ,人 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阻挡和改变它。又如 ,在莎士比亚创作 的《哈姆雷特 》、《奥塞罗 》、《李尔王 》等悲剧中 ,除了正义与 邪恶的斗争之外 ,人性的冲突同样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与表现 的对象 ,爱与憎、果断与优柔、勇敢与柔弱、宽容与狭隘等既 可以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外部矛盾 ,也能够成为人物内心冲突 的根源。别林斯基就认为哈姆雷特“陷入了同自己的内心斗 争中 ,这个斗争是由两种敌对力量 ———促使他为父亲的死亡 复仇的责任感和他不善于复仇的个性 ———的抵触所产生 的。”[ 2 ]莎翁笔下某些悲剧人物的结局并不仅仅因为遭受到 外部邪恶势力的毁灭性打击 ,其自身性格的弱点如软弱、嫉 妒、狭隘、轻信等也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重要原因。 对于悲剧人物的评判 ,或可谓之集善恶于一身 ,或难以用简 单的善恶标准予以识别和定性 ,此种情况绝少在中国古典悲 剧中出现。 中国古典悲剧矛盾冲突单一的伦理性质 ,从根本上讲取 决于中国古代社会伦理化的文化内核。在农耕经济基础上 建立的中华文明古国未能冲破原始社会的外壳 ,氏族血缘关 系没有得到彻底清除 ,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赋予封建文化体 系鲜明的伦理特质 ,宗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影响和宗法观念的长期存在 铸就了中华民族重血缘、重道德的伦理品性。长期以来 ,中 国古代作家生活在浓厚的群体意识的氛围中 , 自觉以理性 的、现实的态度对待人生 ,在道德思维的支配下去认识主观 自我与客观世界。他们把以善为美、美善统一的民族审美精 神转化为自己创作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判断 ,在对客体进行把 握时 ,表现出以道德评价取代审美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的趋向。不少作家往 往习惯于运用道德尺度、善恶标准去认识、评价、表现社会生 活以及自身的情感世界与人生追求 ,在作品中抒写道德情 怀 ,讴歌道德楷模 ,维护道德秩序 ,表达伦理诉求 ,使自己所 建立的艺术对现实的关系通常不是审美关系而是道德关系。 这种现象在传统戏曲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戏曲作 家进行创作活动时能够自觉发挥文学艺术药人救世的伦理 教化功能 ,诸如“不关风化体 ,纵好也徒然 ”(高明《琵琶 记 》)、“若于伦理无关紧 ,纵是新奇不足传 ”(明丘浚《五伦全 备记 》)、“传奇莫作寻常看 ,识义由来可立身 ”(邵璨《香囊 记 》)等之类表述揭示了他们普遍具有的创作动机和价值判 断。关汉卿让窦娥的鬼魂高唱“从今后把势剑金牌从头摆 , 将贪官污吏都杀坏 ”,李玉作《清忠谱 》“写孤忠纸上 ”、“更除 奸律吕作阳秋 ”,同样表明他们是从道德伦理的立场切入戏 曲创作领域的。在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中 ,忠孝仁义清 廉等均属于善的范畴 ,古典悲剧的戏剧冲突贯穿着对这一系 列内涵的欣赏与张扬 ,正是剧作家们宏扬伦常、扬善惩恶创 作宗旨的具体表现。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改编纪 君祥的《赵氏孤儿 》,题以《孔子道德五幕剧 》之名 ,这无疑表 明他也读出了该剧的道德伦理内涵。 二、悲剧主体通常是矛盾冲突的被动承受者 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青年女性 ,幼年丧母 , 被用以顶债而离父 ,成婚不久即丧夫 ,夫死无子 ,接二连三的 打击使她心如槁木死灰一般 ,彻底地失去了生活的追求 ,只 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 ”,伺奉好婆母 ,了此一生。可是残酷 的现实连这最起码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她 ,泼皮恶霸与昏庸官 吏相结合 ,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 ,最终吞没了善良无辜 的弱小者的生命。与窦娥相似 ,其他古典悲剧中的悲剧主体 在矛盾冲突中亦往往处于“弱小者 ”的地位 ,这主要表现为他 们通常是矛盾冲突的被动承受者 ,成为对方迫害、打击的对 象 ,最后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甚至毁灭。《汉宫秋 》里的王 昭君之于毛延寿 ,《赵氏孤儿 》中的程婴、公孙杵臼之于屠岸 贾 ,《精忠旗 》里的岳飞之于秦桧 ,《桃花扇 》里的李香君之于 马士英、阮大铖等均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雷峰塔 》一剧 , 该剧女主人公虽由蛇精而变 ,但却善良多情 ,从不害人。剧 作家围绕她设置了与许宣、法海之间的两组矛盾线索 ,尽管 在与许宣的关系中 ,白蛇始终呈现着主动的态势 ,并且凭借 自己的勇敢和机智一度赢得了对方的爱情 ,但是在与法海的 冲突中 ,白蛇却始终无法摆脱被迫害的命运 ,她的反抗不是 主动向邪恶势力挑战 ,而纯属保全自己爱情的无奈之举 ,明 显体现出“官逼民反 ”的被动性 ,双方冲突的结局是法海在许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二 ○○五年第三期   13    宣的配合下 ,将白娘子收入钵内 ,镇于雷峰塔下 ,白娘子执著 追求的爱情最终被毁灭。 中国古典悲剧里那些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 ,在善 恶冲突中的行为明显缺乏攻击性 ,他们一般不主动向对方发 起进攻 ,其行为不以否定、毁灭对方为目的。他们的抗议与 斗争局限于某种特定的邪恶势力对自己实施的迫害与打击 , 缺乏普遍意义上的抗恶性质。剧作家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 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 ,而是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 的摧残与凌辱时奋起反抗 ,甚至以死相拼 ,使其人格在最后 一博时得以升华 ,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以不断生发的美丽 光彩和动人力量打动和感化人。窦娥、王昭君、岳飞、李香 君、白娘子等形象皆如此。至于《琵琶记 》里的赵五娘更是一 个怨而不怒的典型 ,虽表现出承受苦难的坚韧意志与不屈精 神 ,却在根本上缺乏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意识与觉悟。 相比而言 ,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不少主人公对于已经发生 或将要降临的人生不幸 ,显示出直面的勇气和主动抗争的态 势。俄狄浦斯王尽管最终未能摆脱命运之神的摆布而惨遭 不幸 ,但是在悲剧发生之前 ,他并未束手待毙 ,被动地接受命 运的安排 ,而是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尽可能摆脱悲剧 的结局 ,其抗争意识与挑战精神显而易见。欧里庇得斯的 《美狄亚 》所讲述的复仇故事与《窦娥冤 》完全不同 ,美狄亚 被丈夫抛弃后 ,不仅没有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甚至不满足于 以控诉负心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她奋起反击 ,以恶 抗恶 ,采取极端强暴的手段对付无情无义的伊阿宋 ,最终不 惜杀死亲生儿女以断绝对方传宗接代之想。同样 ,莎士比亚 笔下的哈姆雷特在与其叔父的冲突中也显示出相当极强的 主动性和攻击性 ,他的斗争开始于潜在的危险尚未变成现 实、政治迫害也并未全面实施之时 ,显然不属于走投无路时 的困兽犹斗。中国现代经典悲剧《雷雨 》之所以显示出与古 典悲剧完全不同的美学风貌 ,主要原因在于该剧“流淌 ”着西 方戏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的“血统 ”[ 3 ] ,繁漪等人的反抗与 结局反映出西方古典悲剧对曹禺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典悲剧主人公的弱者形象与被动地位决定于中 华民族传统的处事哲学和文化性格 ,戏曲家对悲剧主人公行 为的艺术处理折射出民族独特的美善观。在农业经济的基 础上 ,中华民族形成了向往宁静、渴求安泰的文化心境 ,对于 土地的依赖和对气候、季节的适应 ,必然会抑制人们的扩张 性与冒险精神 ,而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以及血缘关系在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又逐渐培养起人们对于和谐之美的欣赏 与追求。在“天人合一 ”哲学观念的作用下 ,“和 ”成为传统 文化美善观的内涵与标准 ,“家和万事兴 ”作为治家的准则至 今仍在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礼之用 ,和为 贵 ”的律令则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为 了达到全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之目的 ,主流文化系统必然提倡 个体的顺从与忍让 ,于是 ,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自然成为人之 美德 ,以德报怨也被视为品德崇高的表现 ,《琵琶记 》第四十 一回所欣赏的“事当逆来顺受 ,抑情就礼通今古 ”的人生态 度 ,就鲜明地体现了主流文化以忍为善的伦理导向。中国民 众普遍推崇“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的处事原则 和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 ,一个以“防人 ”为立身处事之要务的 民族 ,显然不大可能产生大批具有强烈攻击性人格的成员 , 而讲究有理有节 ,就必须为弱小者的反抗找到正当理由与前 提。长期以来 ,国人习惯以“官逼民反 ”来解释民众的反抗 , 人们素来看重的是民反之结果 ,而往往忽略了官逼与民反之 间的逻辑关系所凸显的民族文化性格。民反是因为官逼 ,官 不逼 ,普通民众通常不会或者不愿造反 ,外力的压迫逼使顺 民沦为“刁民 ”(窦娥便是如此 ) ,其反抗行为的被动性不容 忽视。“困兽犹斗 ”、“兔子急了也咬人 ”之类的成语、俗语 , 可谓传统人格的形象写照。 指出传统人格所具有的柔顺、保守倾向 ,并不意味着对 民族性格中反抗因素的否定。鲁迅先生曾经概括了沉默之 人的两种结局 ,中华民族显然属于“在沉默中爆发 ”的一类 , 事实上最能忍受的人一旦反抗起来 ,其爆发出的力量是往往 巨大的 ,也是惊人的。具有传统人格形态者的反抗往往属于 “后发 ”类型 ,善于在最后时刻奋起博杀。尽管中国古代的军 事斗争不乏先发制人策略的成功运用 ,但是在审美领域里 , 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欣赏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效果 ,这一点 在古典悲剧同样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三、悲剧的结局往往呈现着大团圆的模式 以《窦娥冤 》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悲剧通常具有一个光明 的尾巴 ,即戏的结尾呈现出大团圆的结局 ,这正是后发制人 的标志。剧作家或以复仇的手段为备受摧残甚至被毁灭的 悲剧主人公伸张正义 ,昭雪冤情 ,如《窦娥冤 》、《赵氏孤儿 》、 《清忠谱 》等 ,或虚构出皇帝的一纸诏书 ,从而改变人物的悲 剧命运 ,如《琵琶记 》;或通过死后冥化、升天、成仙等超自然 的形式演绎着善有善报的道德理念 ,如《精忠旗 》、《娇红 记 》、《长生殿 》、《雷峰塔 》等 ⋯⋯十大古典悲剧中只有《桃花 扇 》可谓真正跳出了大团圆的窠臼 ,让悲凉哀伤的旋律响彻 剧终。 大团圆模式既然成为古典悲剧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 分 ,就势必引发出人们对古典悲剧观的思考与探索 ,因为戏 曲的结构安排最终要受制于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目的。 本来 ,中国古代既未出现“悲剧 ”、“喜剧 ”之类的学术概念 , 也缺乏相关系统性理论的建构 ,较早使用“悲剧 ”概念来分析 古代小说和戏曲 ,并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 维 (见《宋元戏曲考 》与《红楼梦评论 》) ,而王氏与中国现当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4     从《窦娥冤 》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周晓琳 代其他学者用以审视、研究中国古典悲剧的理论 ,主要由西 方借鉴而来。鲁迅先生关于“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 ”的经典之论曾对国人的悲剧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 响 ,而该判断的得出同样明显受到西方悲剧理论的启发。自 从亚里斯多德《诗学 》提出只有“人遭受到他不应当遭到的 厄运 ”,才能够引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 ”的悲剧情感 ,悲剧 就是要“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 4 ]的相 关理论之后 ,西方有不少理论家对悲剧实质的把握与阐释都 显示出同一方向的延续与深化 ,例如黑格尔指出“悲剧人物 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 ,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 美好品质 ”(《美学 》第三卷下册第 288页 ) ,他认为悲剧的结 局应当是局部善的、合理的东西的毁灭 ,但全面、正确、进步 的伦理观念 ———永恒正义则在悲剧人物的痛苦或毁灭中得 到保存和升华。[ 5 ]而叔本华更是将展示“人类的不幸 ,罪恶 的胜利 ,以及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 ”[ 6 ]作为悲剧的目 的。上述各家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均将美、善的对象被毁灭 (哪怕是局部的 )视为悲剧构成的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以《窦娥冤 》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古典戏剧之所以能够称 之为悲剧 ,关键在于它们也展示了“有价值 ”东西的被毁灭 , 同样可以激发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等悲剧性情感体验 ,人们 正是由此看到了东西方悲剧的相通处与一致性。然而根据 中国古典悲剧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 ,西方悲剧理论并不完全 适用于它们 ,事实上善的被毁灭并没有给予中国古代戏曲家 最高层次的审美满足 ,表现“罪恶的胜利 ”不是他们的最终目 的 ,换言之 ,他们所需要产生的审美情感不仅仅是西方美学 家所强调的怜悯与同情。其创作动机除了揭露和鞭挞丑恶 之外 ,还在于讴歌和欣赏善的最后胜利 ,为受摧残、被毁灭的 善去惩罚和消灭恶是他们赋予中国古典悲剧极其重要的文 化功能。因此 ,中国古代作家的悲剧观还应该在鲁迅先生的 论断之后再加上一句 :“并且通过惩恶的结局进一步证实和 宏扬善的价值 ”。扬善惩恶的创作动机无疑是中国古典悲剧 大团圆结局产生的伦理前提。 对于中国古典悲剧 (也包括古典小说 )的喜剧性结局 ,现 当代学者多给以否定性评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鲁迅与胡 适两位文学大师的观点 ,前者称之为“瞒和骗 ”的艺术 ,后者 斥之为“说慌的文学 ”。本来 ,团圆的结局意味着戏曲矛盾冲 突的消解 ,这种消解应该符合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规律 ,然 而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它通常不是或主要不是 戏中所表现的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 ,而是剧作家根据自 己的主观愿望和审美理想而设计的 ,明显留下了“人为 ”的痕 迹。为了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理想蓝图 ,他们甚至不惜违反 生活逻辑与历史真实 ,采用十分简单的手法去化解原本复杂 激烈的矛盾以便实现自己团圆的梦想 ,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 马致远创作《汉宫秋 》,他让王昭君之死驱散了笼罩在全剧中 的战争阴云 ,美人一跳江 ,匈奴番王的态度便立即大逆转 ,绑 了毛延寿 ,献于汉朝以示求和之意 ,于是干戈化为玉帛。如 此处理不免给人一种“儿戏 ”之感。这种完全根据作家主观 意图安排情节结构的做法 ,的确如胡适先生在《文学进化观 念与戏曲改良 》中所指责的那样 :“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 剧惨剧 ,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 ,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 大快人心 ”。 中国古典戏曲的大团圆结局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 的一条重要规律 ,即起于冲突而终于调和 ,从百家争鸣到儒 学独尊是如此 ,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亦如此。大团圆 模式的出现实为多种民族文化因素综合所致 ,其中既有崇尚 圆满、渴求平和的民族审美心理的作用 ,也有在专制制度高 压政策统治下所形成的古典人生哲学的影响 ,前者使民族成 员更倾向于追求团圆的人生和欣赏和谐之美 ,后者则将作家 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从现实导向理想和幻想。严酷的现实 ,不 幸的人生造成社会多数成员个性的压抑与心理的失衡 ,当平 衡成为生命需要之时 ,快乐就成为了一种补偿 ,中国古典戏 曲的大团圆结局可以带给写戏者和看戏人快乐的享受 ,因为 戏中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能够补偿他们现实人生 的诸多缺陷 ,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正因如此 ,古代作家才 非常强调戏曲“补恨 ”、“消愁 ”之功能 ,“传奇原为消愁设 ” (李渔《风筝误 》) ,应是他们的共识 ,诚如《精忠旗 》尾声所 唱 :“贤奸今古同芳臭 ,愤懑心头借笔头 ,好教千古忠臣开口 笑 ”,通过为忠臣昭雪而让作家与读者开怀 ,这正是大团圆结 局产生的文化心理机制。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 ,其他诸如艺术表现的综合性、 写意性和时空自由流动性等特点也同样为《窦娥冤 》等古典 悲剧增添了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 参考文献 : [ 1 ] 王季思.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82. [ 2 ]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 (第 3卷 )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0. [ 3 ] 王福和. 雷雨的希腊悲剧血统———兼与《俄狄浦斯王》比较 [ J ].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 , 2002, (3) . [ 4 ] 亚里斯多德. 诗学 [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62. [ 5 ] 蒋孔阳 ,朱立元. 西方美学通史 (第四卷 ) [M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79. [ 6 ] 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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