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严文明）

中原文物年第期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这一看似距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许多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不但中国人在研究,外国人也想了解个究竟。其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得到一些比过去远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还有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大凡关心当代社会发展的人,莫不深感西方文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资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相形之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却获得了飞速的经济发展和比较健康的社会进步。人们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西方大不相同,几乎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同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用的东西,创造性地解决自己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问题。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它是那样地博大精深,不但能够比较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过去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今天经过适当的调整,在中国和东方各国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样一个伟大文明所创造的文化遗产,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当然应该花大力气进行研究。而追溯这样一个伟大文明的起源,当然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信古、疑古到考古中国人历来以自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而感到自豪。但这个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毕竟并没有轻易放过,而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后来的人也就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曰信古。“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他们怀疑被儒家捧为圣人的尧、舜、禹等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的实行过什么禅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这样一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似乎要大幅度向后拉了。这些学者被称为疑古派,在一段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大的影响。人们既不能盲目的相信历史著作中的每一件事情,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怀疑、辩伪的阶段上,而需要寻求一种探索古代历史乃至史前史的科学基础。这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实物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的上古史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这种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在我国是从年发掘河南省绳池县仰韶村史前遗址而开始的但作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组织的考古研究工作,则是从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的发掘开始的。因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对研究史前史和早期文明史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途径。下面的时间表很可以说明考古学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年至年,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基址和王陵墓群,还有大量的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特别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甲骨文窖藏,从而证明殷墟是自盘庚迁殷直至封王灭国,历时年之久的商代晚期都城。由于这一发现,学术界才普遍接受中国文明至少应追溯到商代晚期。年,在河南省郑州首先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遗迹,其后经过多年的勘探发掘,基本上确定那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城址略呈方形,周长约公里。城内发现有宫殿基址,城外则有多处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人们相信,中国文明至少要提前到商代早期。年,为着寻找夏墟,曾对河南省堰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一种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往后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在二里头相继发现一了宫殿和宗庙基址,同时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不少学者认为那应该是夏代的一个都城,于是中国古代文明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夏鼎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正是按照考古发现的时间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的。最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还要往前推“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因为“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页,文物出版社,年。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下面,我想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稍稍梳理一下,看看我们“野蛮”的祖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走向文明的脚步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一万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约公元前,年至前,年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亚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国各遗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明,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考古学者们正在努力探索。中期约公元前,年至前,年是原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并已初步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等旱地农作物,单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一处,便发现了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一卜万斤以上。南方的长江流域多种水稻,近年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头山文化中,都发现了稻谷遗迹。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年代很早的炭化稻米。年代相当于中晚期之交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更是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和相关的农具。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较长时期定居的农村,从而为往后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晚期约公元前,年至前,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坟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洪文化等,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时农业聚落遗址分布的密度明显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每一个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结构排列,体现集体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时期还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最多者可达一百余人。各墓的随葬品很少差别,而且也不强调个人所有,这显然也体现着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大约从公元前,年起,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在聚落之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聚落内部,个别房子造得特别讲究,规模往往也比较大,而大多数房子仍是简易的窝棚。在多数聚落的规模并无显著变化的同时,少数聚落却发展得特别大,出土遗迹遗物的规格也比较高,说明它们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是社会分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数大墓开始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木停,随葬品可多达多件,质地也特别精良。而绝大多数小墓则无棺无掉,随葬品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贫富分化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在辽宁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所谓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圆丘等一大群建筑。所谓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屋,现在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积,就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体塑像和个别禽、兽的塑像。人体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体表圆润光洁,突出乳房和臀部,象是女性,故谓之女神庙。庙旁有用石头护坡、表面为平整的长方形祭坛。这组建筑的前方数百米,在一处很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砌成一个巨大的阶梯式圆丘,推测也是作祭祀用的。贵族墓葬分布在祭祀遗迹的附近,有余处,每处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掉,随葬玉器等贵重物品。墓上垫土,四周砌石。有的砌两、三层台阶,宛若祭坛。其外围还往往竖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上面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掉,有的也随葬玉器。这,·些小墓的死者当是墓主人的随从或近侍。这样看来,牛河梁所反映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裂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而且由于这个墓地同祭祀中心结合在一起,可见宗教也是由贵族所把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这些贵族的地位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的社会,已经同过去那种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了,这是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大约从公元前,年到前,年的一千年间,生产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除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外,还能制造一些小件的铜器,种类有刀、削、锥、凿、斧、铃和指环等,在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型的铜镜。这些铜器的质地不尽相同,有些是红铜作的,也有少数是青铜或黄铜做的,后二者可能与矿石成份较杂有关。由于铜器在当时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过去把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法就不尽合适了,有必要列为铜石并用时代,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中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又由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除农业比过去有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的制造已于前述。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它需要有厚重的转盘以加大惯性,要有既稳固磨擦系数又小的转轴和轴承,还要有传动设备,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发明的第一种简单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生产率。三是玉器制造向高精方向发展。当时已经广泛地用切割方法和管钻法加工玉材,然后用琢磨和抛光方法使其润滑光亮。大部分玉器还用圆雕或半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方法进行装饰,成为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玉器的种类已很复杂,有专用于宗教仪典的珠和璧,有象征军权的俄,有各种佩带的装饰品如发筹、耳坠、手镯、带钩和磺、管、珠等,还有很多穿缀在衣服或其它软质物件上的饰件。有些玉器是作为组装件或镶嵌物来使用的。例如一件玉诚的木柄头部要装玉禽,尾部要装玉徽,柄身还镶嵌许多排列成花纹的玉珠。有些漆盘、漆杯和漆壶上面也镶嵌很多玉珠或玉片。这些漆器显然也同玉器一样宝贵。当时还已发展了丝绸业,良诸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过丝线、丝带和绸布片等。所有这些手工业的成就大部分是为贵族所垄断的,于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分化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个时期在建筑业中也有巨大的进步。在一些房屋建筑中已经大量地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夯筑技术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有些坟山也用夯土筑成。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而各种类型的城堡确实就在这个时候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了。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大约有三十多处,分布于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如果以后加强考古调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城址。河南和山东境内现已发现座城址,其中较大的如河南辉县孟庄和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面积都有万平方米左右,较小的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则有万平方米。但后者做得比较讲究,已发现有东、南、北三座城门,南门两边设有门卫房,「道的地面以下还设有通向城外的陶质排水管道。有的城周围设壕沟,有的则由人工修成高坡。湖北和湖南境内发现了座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浙江省余杭市良诸遗址群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周围还有若干祭坛和贵族坟山,组成一个巨大的遗址群。内蒙古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随山势用大石头砌筑城垣,这种山城往往坐落在险要的地方,多数应是军事城堡,少数较大的山城里面也有数量不等的常住居民。城的出现应当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这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加深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人们创造的许多财富为少数贵族所占有。他们贪得无厌,还要凯觑别人的财物,于是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性战争。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制作精致的石铱和石箭头,是军事活动激烈化的直接反映各地还发现许多乱葬坑,坑中往往丢弃数具乃至十数具尸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有的骨骼上还带有射入的石箭头,显然也是战争激烈化的直接证明。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里人叫做国人。《考工记》说“匠人营国,九经九纬”,是说建筑师修城,城内街道纵横各九条,十分整齐。国有时也包括部分乡村,即所谓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做邦。传说黄帝时就有万国,尧舜的时候有万邦。大禹的时侯也是“天下万国”。万者言其多也,并不一定就准是一万个国家。总之是一种小国林立的局面。以后因为相互征伐兼并,到商汤时只剩了三千余国,周武王灭商时会于孟津的还有八百诸侯。龙山时代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刚好早于夏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是真正的英雄时代。把前面的意思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的雏形已经具备,到商周时代更是集其大成。从秦汉起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需要有专门的论述,此处不赘。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中,不仅有一个起源的时间和阶段问题,还有一个··起源的地方问题是本地起源的还是外来的如果是本地起源的,那么是在中原还是在别的地方或者说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呢几十年以前,中国文化西来说曾经风行一时,那是某些西方学者在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假设,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自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考古学随之取得巨大的进展,大量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外来说已经基本上消声匿迹了。现在谈论得比较多的,是首先从中原起源,然后向周围传播扩张,还是同时在许多地方起源,相互影响传播,最后因中原地理位置优越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呢在五、六十年代,中原中心论或中原起源说是颇占优势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夏、商、周三个彼此递擅的朝代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如果承认夏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或者如当时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只有到商代,中国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那么中国文明无疑就是在中原首先发生的。何况夏、商、周都有一个独立走向文明的历史,那时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任何文明起源的证据。无怪乎加拿大华裔学者何炳棣在系统论述中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东亚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时,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并把它作为其专著的名称。在一个时期,有些学者把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加以延伸,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这明显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针对这种情况,苏秉琦先生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间题。开始是分为十区,后来又归并为六大区,这就是所谓多中心说。八十年代,与文明起源相关连的考古新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心建筑号房子的面积达平方米,分前堂、后室和东西两厢。前堂大柱子的直径达··厘米,地面和墙壁都抹上一种类似水泥的涂料,其规模和建造技术在中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还没有见过。它应该是一个中心聚落的中心“殿堂”,说明甘肃省的东部早在公元前,年就已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与此同时,辽宁省凌源县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建筑群和贵族墓地。正如前节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是走向文明的重要信号,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中也还没有类似的例子。在浙江省余杭市的良诸遗址群中发现了巨大的夯土台基,推测它可能是一座城。其周围有人工筑成的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祭坛和贵族墓地,墓中随葬的玉器和漆器等,数量之多与品位之高,也是同一时期各文化中所仅见的。有的学者据此推测良诸文化已有某种形式的国家组织,已经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城址,面积达万平方米,是现知龙山时代多座城址中最大的一座。那里显然也存在一个文明起源的中心,其发展水平大概不会低于良诸文化。有趣的是上述地点都不在中原,而是分布在中原的四周地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时中原是比较落后的,只是到夏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我个人觉得中原近年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所以暂时显得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如四周地区。日后工作跟上去了,肯定还会有所发现的。即使到那个时候,也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就一定比周围地区高,更无法证明周围诸文明的发生一定是受中原文明的启发或传播的结果。所以中国文明并非仅仅从中原发源,而是有许多起源中心的,这差不多已成为大多数考古学者的共识。有的学者觉得文明起源固然不是在一个地方,但最后只有中原才形成了夏商周文明,别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了下文,这样实质上还只是一个中心。其实,在夏朝建立的时候山东就已经有一个有穷国,其实力之强大足以在一个时期夺取了夏的政权,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近年在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一座相当于夏代的岳石文化的城址,面积达万平方米,城垣版筑技术十分先进,证明当时东夷的确有自己的文明。到了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巨大城址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不比中原商文化逊色多少。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青铜文化,也是一支不同于商文化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青铜文化。两地都存在着与商文明颇不相同的文明,只是没有进入正式的历史记载,现在被考古学家恢复起来了。由此可见,多中心起源论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文明既然是在若干地方起源的,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苏秉琦先生曾经用裂变、撞击和融合比喻各地文明起源方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一种探索。张光直也注意到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有明显的不同,他称之为区域文化同时这些区域文化又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从而组成为一种相互作用圈,或称之为文化互动圈。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龙山时代,在这个互动圈的基础上发生了中国文明的起源,这是对文明起源模式的又一种探索。我认为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时,有两个因素是应该特别留意的,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史前文化的背景。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这需要作一点解释。首先,中国的地形象一把大坐椅,背对欧亚大陆而面向海洋。它的四周为高山、大川、沙漠、海洋所环绕,从而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同境外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本地起源和独自发展的,文明的发生和早期发展也基本上是在没有外界重大影响的条件下进行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地域辽阔和地形非常复杂的国家。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逐渐发展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其发展水平也颇不同。例如广大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因距海甚远,地势又高,雨量稀少,大陆性气候十分显著,在新石器时代难以发展农业,所以遗址稀少,往往多细石器而较少陶器,文化发展也十分缓慢。东北地区因纬度较高,无霜期较短,在新石器时代仅南部一些地区发展了农业,渔猎经济则比较发达。陶器出现虽早,器形却比较简单,主要是筒形罐,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华南气候炎热,雨量丰富,植物繁茂,照理是非常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但丰富的食物资源可能正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华南新石器文化发生虽然很早,却长期没有显著的发展。相形之下,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较适宜,又有较宽广的平原和肥沃的冲积土壤,因而分别成为粟作旱地农业和稻作水田农业的起源地和中心区域,新石器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称之为东方的两河流域。由于这个两河流域位置比较适中,文化发展水平又比较高,所以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由于中国范围很大,不同地区的文化仍然有较大的差别。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谱系,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区,即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两湖区和下江区。推测四川也应自成一区,但至今因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实际情况还不清楚。每个文化区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有联系的。假如把每个文化区比喻为一个花瓣,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很象是一个重瓣花朵。这样的格局对于后来文明的起源及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原区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虽不见得比周围地区高出多少,但因为地理上处于中心的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海岱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原低,某些方面如制陶制玉等甚至比中原更先进。从这里产生的东夷文明,长期成为与华夏对峙的力量,直到战国时才完全融合于华夏文明之中。两湖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主要地区,古为三苗所居,后来发展为荆楚文明。下江区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洪文化开始就一直比较发达,到良诸文化时期达到高峰,那里应是古吴越文明的发祥地。后来同荆楚文明一起,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燕辽区、甘青区和四川的巴蜀区等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自然地理提供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即使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内部结构时有变动,甚至出现某些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与社会的层面来说,却仍然是多元一体的态势。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民族特别强固的凝聚力所由产生的根源。明白了这个道理,不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也将成为团结亿万炎黄子孙建设光辉未来的精神力量。上接第页族有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燕文化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应该引起更大重视。它并不因为地区偏北而减少其生命力,这一地区从古及今在文化史上的发展,与华夏文明的发展是息息相通的。①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年月版一页。②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版,页。④关于这一部落联盟分支向东再向北的迁徙,其它证据可详见拙作《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年期。⑤王国维曾说,燕国旧地为’古之邺国”,是“殷时北方侯国”,说详《观堂集林》郭沫若也提出燕“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说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此看出,商代是燕文明的萌芽时期。⑥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性质,可参见邹衡先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分期与类型分布》,文物出版社年版。⑦此说可参见李学勤先生《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年期并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