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的散文创作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创作实践，是有宋一代散文的高峰。苏轼在文学创作的几个主要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北宋名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为豪放词风的开创者。 一．苏轼的生平和文论主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后因奔母丧返回故里。嘉祐五年回到汴京，次年顺利通过“制科”考试，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入第三等，开始从政，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苏轼入朝直史馆。神宗熙宁年间，因与主张新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通判杭州，后又历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徐州（今属江苏）、湖州（今属浙江）。元丰二年（1079），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诬以“作诗訕谤朝廷”之罪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安置。元丰八年（1085），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三月，出知杭州。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县）、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县）。绍圣初年，新党再度执政，又以“为文讥刺朝廷”之罪远谪惠州（今广东惠阳）、澹州（今海南澹县）。徽宗即位，被赦北还，卒于常州，后追谥文忠。有《东坡七集》。 在文道观上，苏轼坚持文道统一，但他更重文，重视文章的文学性。他一方面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实用性，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但另一方面，却进一步强调文的重要性，更重视文学的艺术待征。苏轼曾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引）。他在《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又说：“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他曾不止一次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谢民师书》），“文章如金玉珠贝”（《答刘沔书》）。可见苏轼对“文”给予了他的前辈们未曾有过的重视，既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更重视文章的艺术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 在语言上，苏轼强调“辞达”。要使物既“形于心”又“形于手”，作者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所以苏轼特别重视“辞达”，要求辞要达意、言能尽意。他在《与王庠书》中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谢民师书》也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苏轼认为作家要对事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把客观事物和人们的微妙心灵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用言辞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出来。苏轼的“辞达”论，既是对写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文学技巧最高的评价。 在文章风格上，苏轼崇尚自然，反对雕琢。他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矣”（《文说》）。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对谢民师文章风格的评价，也是对自己文风的评价。所谓随物赋形，指要求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恰当地再现其形态。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指作家要无拘无束，自由抒写，又要波澜横生，千姿百态。文理要出于自然，姿态要千变万化。他要求作家既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又要笔墨豪放，不为规律所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鉴于此，他反对矫揉造作，反对艰深，反对千篇一律。这不仅包括华靡的时文，也包括怪僻的古文。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斥责当时一些文人“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他不满王安石的“欲以其学同天下”。他说：“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书》）可见苏轼特别强调独创和表达的自由，提倡艺术风格的自然和多样。 二．苏轼散文的特点 苏轼的散文创作，各体兼擅。苏轼也长于议论，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和史论。这种评史议政的文章，如《思治论》、《六国论》、《续朋党论》、《留侯论》、《教战守策》等，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援古证今，说理透辟；尤其善于运用一些浅显贴切、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而不是抽象枯燥的发议论。《教战守策》的主旨是说明“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一旦发生事变，就要惊惶失措。作者在运用古代先王教民的遗则和后世的经验教训作论据后，运用了生动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虽善于养身而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虽“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疾”。这是因为王公贵人“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由于生活上过于安乐，经不起霜露风雨。苏轼认为“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然后才“可以刚建强力，涉险而不伤”。他认为教养人民也同此理。他说当时“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并说：“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正是身体疾病的根源，也是国家祸患的根源。作者引譬设喻，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为例，准确生动，很有说服力。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成就也很高。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生活面非常广阔，这为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题材。他的山水游记与众不同，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特别喜欢杂以议论，阐发哲理，如《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和《清风阁记》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这些记叙文，“随物赋形”，千姿百态，行文舒张有致，文笔变幻多姿，波澜起伏，充分体现了他对语言高度的驾驭能力和纯熟的表达技巧。《超然台记》寄寓超然物外之乐，文章从发挥人生哲理的议论开端，进而记建此台的背景与经过，再写登台之乐，最后归结点题，表达自己“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的旷达襟怀。全文叙事、议论、描写杂用，情、景、事、理相融，文章逐层递进，虚实相生，自然而又巧妙。《石钟山记》重点在辨明石钟山得名的由来。作者身临其境进行实地考察，最后找出山名石钟的根据，并从这一具体问题的探究中得到启发，指出对任何事物作判断，必须“目见耳闻”，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的真相，而不可主观“臆断其有无”。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体现了作者的务实精神。文章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结构谨严，中心突出，层次清楚，行文曲折有致，富有启发性，体现了宋代游记借记游来说理的特点。 苏轼散文中的随笔、书札、杂说，有时大笔挥洒，妙趣横生；有时淡淡几笔，描绘出了一种新的境界。正如明人王圣俞在编辑《苏长公小品》时所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他在《志林》、《仇池笔记》中的许多随笔，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如《志林》中的《记承天寺夜游》，只有短短八十余字，却用简练的语言描绘出月夜凄清幽美的景色和随缘自适、自得其乐的心境，文笔自由洒脱，似乎漫不经心，却诗情画意，趣味横生。《日喻说》善于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抽象的道理。先用“生而眇者不识日”为喻，以言“求道之过”；后用“北方之学没者”为喻，以言“不学而务求道”和“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问题。两个比喻很像两则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生动贴切，情趣盎然。苏轼有不少书信是谈诗论文、发表自己文学见解的。《答谢民师书》可谓其中的佼佼者。这是一篇文艺书简，通过讲述作文 体会 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昆山之路icu常用仪器的管理名人广告失败案例两会精神体会 ，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文学见解：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强调“辞达”；反对“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文字生动简洁，如行云流水。此外，《答王庠书》、《答张文潜书》等，也发表了重要的文学见解。 苏轼的散文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堪称典范作品。赋在宋代已经散文化，完全摆脱了汉赋那种缺乏内容、形式板重的缺点，已改变了六朝以来骈体赋的浮靡文风，成为一种自由抒写的文学体裁。《前赤壁赋》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江山美景，凭吊历史人物，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表达了他遭贬后失意的苦闷及用老庄的随缘自适自我解脱的达观态度。篇中的主客对话，实际上代表了作者思想中两个相互矛盾的侧面，最后抑客伸主，反映了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终占上风。作者将写景、抒情、议论三者融会统一，诗情、画意、哲理兼而有之，显得挥洒自如，流畅奔放。作者将跌宕起伏的感情，深有启发的人生哲理，借助于江水、明月、清风等自然景物，作形象化的表达，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苏轼的散文具有雄健奔放、挥洒自如的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的论说文，引证史实，指斥时弊，写得明晰透辟，气势磅礴，雄辩滔滔。其他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自然流畅，随手拈来，信笔挥洒，言简意明，饶多意趣。真所谓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完成者，他完善了古文运动的理论，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古文的表现手法，大大提高了古文的表现力，把古文的艺术性、实用性、通俗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文章，生前就为人们所喜爱，士人学子争相传诵。徽宗时他的作品遭到禁毁，人们仍然冒着风险搜求和藏收。南宋时苏文之盛行，举子们有“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谚谣。他的散文对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