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晋宗室政治研究

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一、选题依据及价值绪言顾炎武在《同知录》卷二六“上下通称"条中有论日：“今人以皇族称为宗室，考之于古不尽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谓日宗室”。可知宗室一词并非一开始就特指阜族成员。《魏书》卷五二《胡叟传》载“叟与始昌虽为宗室，而性气诡殊”。《北齐书》卷四四《张雕传》载“雕以景仁宗室，自托于洪珍’’。可知到魏晋南北朝时，宗室一词还可以为平民所使用。本文则将宗室专指与皇族有血缘关系之人，仅指阜族男性成员。东晋时期，司马氏家族作为阜权的传承者，在当时门阀士族当政的情况下，皇权极度衰落。作为皂权的附庸，宗室力量受到压制、迫害，处于一个比较卑微的位置，这是一个总体的特征，这一点似乎是学界对东晋宗室力量的整体看法，因此，从整体上研究东晋一朝宗室的著作并不多见。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他又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皂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宋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就是对有晋一代权臣迭专国政的揭示。1因此，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来研究东晋的宗室以及其与士族的关系就比较有意义。对于在权力的分配和斗争中，宗室势力扮演何种角色、其政治命运如何，前人研究的重点大多在晋末宋初的宗室境遇方面而缺乏整体上的概述。关于历代宗室与皇权的关系，论者极多。但对东晋时期这一问题的研究极为少见，也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韦庆远在《中国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史》中说道：“宗藩问题好似一把两刃剑，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可以成利，也可以成害，这是他们不能不郑重而审慎的对待的。”陈长琦对宗王政治有言日：“宗王与皇帝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对君主地位的觊觎，不仅存在于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也存在于皇室家族之间。宗王政治，是封建专制君主制的派生物。君主与宗王之间既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有关论述并4；少见：《魏书》卷九六《i(1-马容传》载：“自容之僭江南，至于德文之死，君弱m强，不相鹎制．赏罚呼令．搿jlI权宠⋯⋯”。《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苦道：“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fII权甩”；《晋书》卷一一七《姚必载记．I：》青：“晋主虽有南面之粹，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来人叫‘适CJiJe-著作《习学记苦序日》卷三o《(晋书)二》“列传条”论谢安时也指jJj“晋世事柄悉确：请If(”．皆一语中的，指I{I东晋皂权4i振之格局．2扬州人学硕上学位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给封建政治以重要影响⋯⋯宗王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晋时期达到顶峰，东晋时期跌于低谷⋯⋯在世族政治的制约下，它在总趋势上走向没落为世族政治所取代。’’1在门阀士族力量的压制下，皇帝需要依靠宗室力量，但是宗室力量在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又反过来与皇权相争，尤其以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相争一事为明显，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值得去研究。纵观东晋一朝，宗室成员对皇位有没有觊觎之心，是否对皇权的传承有过异议，同样是一个细节问题，而这一点在门阀政治的大背景下似乎被淹没，成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目前仅见王永平师《略论司马道子之专权与东晋后期政局之变化——兼论东晋后期寒人政治势力的兴起》(《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后收入王师《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一文有相关论述，王师指出“似乎也暗示着王国宝参预谋害孝武帝之阴谋。从当时主、相相争之激烈及其昏乱之情形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司马道子与王国宝暗害孝武帝并非没有可能"。历代学者治魏晋南北朝史，尤其在家族史的研究中，侧重点都放在了世家大族这个层面，但研究司马氏家族的却寥寥无几，也许是因为司马氏作为皇权所在，具有了超过一般世族的政治意义。但是，河内司马氏家族，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章《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中指出：“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服膺儒教的河内司马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同属于一个阶级。"严耀中先生也说司马氏家族乃是“经学世家，一流高门”，2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一个世族，这一点是他和其他世家大族的共性。在当时社会思潮由儒而玄的过程中，尤其是东晋时，这个家族的成员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如何，这一点很少有人论及。“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3在此背景下，宗室人物中附庸风雅之徒，染清谈玄风之辈亦有，如简文帝司马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4就是司马氏家族一重要代表。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对东晋诸皇帝在文学方面的活动也多有称誉：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待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册，振采于辞赋⋯⋯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元席⋯⋯5‘陈长琦：‘六朝政治'。南京出版社2010年，79页．2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一t：海人民：lj版社2000年，93页．’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201页．’‘晋书>卷九‘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219页。‘‘增订文心雕龙)，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541页．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由此记载，可以看到东晋一些皇帝对文学之推崇。因此，从当时思想文化的背景下来探讨司马氏家族成员的活动以其与政治之关系也是一重要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在晋末宋初易代之际，东晋一些宗室人物出逃异国，在边境活动，给刘宋政权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门阀政治衰落，在受到刘裕压迫的情况下，这些成员北奔，成为边患，他们身边也聚集了很多人物，本文也试图对这些集团的成员构成做一分析，来探讨在门阀政治的末期，宗室人物的活动情况。本文将尽可能全面细致地探讨东晋宗室成员这一特殊群体在当时政治背景下的活动，进而加深笔者对田余庆先生所论门阀政治的理解。二、学术史回顾及研究现状关于东晋宗室人物的一些记载，最基本的史料来源就是《晋书》、《宋书》、《魏书》、《南史》、《北史》、《建康实录》、《资治通鉴》、《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这些古籍对史实的记载相对比较集中详细。历代关于东晋政治的研究大多是沿袭“王与马，共天下"1之政治框架，在不同士族当政的背景下，研究成果大多也都集中在其他门阀士族人物上。关于宗室人物的研究实不多见，并且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东晋皇帝身上。如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谈及晋元帝时认为晋阼不兴，是时势使然，对元帝还是不忍苛责；也肯定了明帝分荆湘以制上流之势，但是明显地对这一政策没有得到贯彻始终不满，并且论及明帝以后诸帝，“盖晋君非幼则弱，不复知为国家计，其势然也”。2对司马元显他则认为其实是乱晋之罪魁祸首：“司马元显一日杀二士⋯⋯晋安得不亡"。3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东晋诸帝王细作评判，同时对东晋一朝之政局也有剖析，兼及其他人物，包括宗室人物在内。尤对简文帝继承帝位不满，直呼简文帝为贼。又如论及司马楚之、司马国瑶等北奔之人：固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瑶兄弟始．楚之、休之相继以走姚兴⋯⋯El导之以南侵，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类为禽虫，偷视息于人间，恣其忿戾以徼幸，分豺虎之余食，而犹自号日忠孝，鬼神其赦之乎?⋯⋯望犬羊而分余食，廉耻灭而天良无遗矣．41见《晋*》卷九八‘：Ji敦传》和《资治通签》卷九一‘晋纪》一三冗帝太必三年条．2[南朱]叶适：《习学记苦序目》卷：zJl,‘(晋书)一》“：盆”条，中华书局1977年，410页。3[南米]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O‘(晋书)二二》“列传”条，中华书局1977年，435页．‘[清]』：犬之《读通箍论》．中华书局1975年，402页．4扬州人学硕上学位论文他从封建纲常伦理出发来贬斥司马楚之等人，而不能将其置于当时遭受逼迫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有失偏颇。1钱大听《廿二史考异》，通过对一些宗室人物的生卒年表的考证，可以补《晋书》之缺漏，也是对有关宗室人物研究资料的补充。今人在论及东晋宗室人物时，大多从政治研究入手，并且多以宗王政治为研究中心。陈长琦在《六朝政治》(南京出版社2010年)中对东晋宗王政治这一现象有过论述，他指出东晋并没有强大的宗王政治，虽然宗室势力试图恢复建立起如诬晋一样强大的宗王政治，但是没有成功，并且加速了东晋的衰亡，所谓“有晋之分封子弟，实树乱阶”。2陈勇的《东晋南朝宗王出镇初探》(北京大学1988年硕士论文)对东晋宗室人物出刺州镇略有探讨，但是仅把元帝和孝武帝两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对整个东晋时期的宗王出镇概括为“萧条"二字。关于东晋宗室制度方面的研究，侧重点主要在对禁卫武官的研究上。薛君立在《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睾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对孝武帝一朝皇权重振迹象的考论也是从皇权对禁卫武官控制的加强入手的，由此，他认为在这一时期，皇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张金龙的《禁卫军权与东晋政治》(《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虽非专门论述东晋宗室活动的论著，但是作者在文中对禁卫军武官制度的领军人物的统计显示，东晋一朝，担任禁卫军将领的人员，出身高门士族的远远高于宗室成员，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皇权的衰落，该文主要是整个东晋南朝的研究和对比，和薛文侧重不同。张兴成的《两晋宗室制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不仅从制度史的角度对东晋宗室人物做了宏观的概括、考论，而且具体入微，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考据精辟，很多内容可以作为对东晋宗室人物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并且其研究思路也给人很大启发。另外，张兴成的《两晋宗室司衮要论》(《阅江学刊》2011年第1期)通过对东晋一朝宗室人物所任八公之职的研究，，指出元帝系诸王更具有政治优势，而衮职虽已不能宰制时局，但仍对时局有所影响。王连儒的《晋宗室诸琅邪王分封世袭综论》(《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指出因琅邪王氏与晋室长期合作，为了平衡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琅邪王氏，宗室诸王在世袭继统问题上尽量避免以琅邪王的身份入篡帝位，而由此致使各种政治力量纷争。本文对东晋一朝自始至终的政治形势的论述比较完善，对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的描写也很1而关于司马国瑶等叛述之行，‘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的记载更为中肯：晋河问王子国瑶、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兴谓之日：“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瑶等日：。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直者莫不害之．是避之来，实非诚款，所以避死耳⋯⋯休之等至长安，兴谓之日：。刘裕崇奉晋帝，岂便自．缺乎?”休之口：“睁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谓臣日：‘刘裕供御主上．刻薄奇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此处指出了刘裕当时对宗室势力的迫害．2‘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中华书局1974年，1741页．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细致入微。李济沧《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一文对东晋宗室人物略有所论，如司马承，对其在湘州刺史任上所为之事多有肯定，而对西阳王司马蒙则冠以横暴之词。在讨论东晋阜权、士族与兵权的的关系问题上，以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的士族专兵为门阀政治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的观点为代表，成果颇丰。汪奎在《中外军体制与南朝刘宋政局》(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认为东晋时中外军制度陷于混乱，皇权对中军的控制渐渐减弱，成为皇权不振的一个原因；张鹤泉先生在《东晋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特点及其权力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东晋出镇都督对兵权的控制和兵源的来源上有相当大的权力；潘波涛在《试析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政治生态》(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中认为司马氏缺乏一支独立、强大的武装是政权不稳固的重要原因，而士族却处于相反地位一手握重兵；戴丽琴在《东晋门阀政治与南方宗族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3期秋之卷)一文中也认为东晋朝廷没有自己掌握的中央军，才演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皇权与门阀共治的政治格局。作为一个统治家族，司马氏家族内部势力和皇权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祝总斌先生在《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北奔的一些宗室人物如司马楚之等还保有相当力量，他们可能会利用晋恭帝的正朔名号复辟，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刘裕杀死晋恭帝。张兴成的《晋末宋初的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指出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成员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争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对东晋皇权政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而宗室成员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寻求时机来提高自己的力量，从而来巩固、加强皇权。潘波涛的《试析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问的政治生态》(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讨论司马氏宗室与皇权的关系上立论颇有新意。其认为孝武帝时期，司马道子虽然得势，但是东晋政权维护高门士族利益的性质没有改变，因此门阀政治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只是因为相权控制在司马氏手中，孝武帝的阜权似乎得到了加强：而司马道子和孝武帝对门阀政治的意图是不同的，孝武帝只是在门阀政治的框架内加强阜权，不愿意破坏士族与阜权共治的局面，而司马道子则是意图改变政治格局，重建阜权政治，二者必然产生冲突，而孝武帝为了遏制司马道子的力量，扶持亲信，造成了这一时期的党争局面，进而保持阜权和士族的平衡。孙文祝在《陶侃和东晋初年政治》(郑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认为明帝末年安排庾亮为辅政大臣，奠定庾氏与司马氏共天下基石的原因乃是因为与宗室势力相比，如若篡位，6扬州人学硕1：学位论文外戚难以名正言顺，因此，为防范宗王势力，明帝精心安排庾亮辅政。这些方面的成果在各自研究角度都已非常深入，对史料的收集、分析，事件过程的推测、论证都非常严密。但即便如此，对同一问题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这就发人深思，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提供了思路。论文写作从政治史、家族史的角度出发，在陈寅恪先生的地域和阶层分析法指导下，从司马氏本身作为一个世家大族的角度出发来探究其活动，分析其成员和其他阶层人士的关系、和其它地域集团的关系。从东晋时期司马氏宗室人物的仕宦——主要是地方州镇仕宦经历和其皇位传承，去探讨司马氏家族与士族的关系以及其内部的传承和争斗。探讨东晋宗室成员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重点在政治活动的研究上，对宗室成员所任之重要官职及去职、死亡原因详加考论，以此揭示司马氏家族和其他士族之间的关系及形成这种政治形态的原因。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第一章东晋帝系传承与宗室、权臣之关系东晋一朝历国垂一百年，元帝为建元之君，凡传十帝。其门阀政治格局，决定了阜权受屈于权臣，所谓“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权臣”，1而前贤所论，亦多关于士族之强权。细绎史籍，有关东晋帝系传承背后政治力量之角逐，内中实有未发之覆，今稍为阐说，试图从帝位传承之不稳固与时局之关系论述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并进一步将新旧兴替之际，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主要政治力量勾勒清楚。下表为东晋帝系传承图：明帝亘霉J蓦幕，_、七、-，废帝2／、、一，哀帝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东晋一朝，不仅兄终弟及的情况极为普遍，2而且皇位传承之曲折复杂，亦可略窥一斑。内中过程之隐晦，约略可以猜度。但幕后推动之势力，不外乎宗室与权臣二者，今详论东晋帝位承袭过程中之细节，以求有所得焉。‘《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2365页．2111余庆先生红‘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终场。i太原I：氏》中论．1二族为保持家族地位。露人才腼4i重嫡嗣时，说：“<颜氏家训·后娶》所谓‘江左4：讳庶孽’我疑‘J这种社会政治情况颇自．关系。东晋璺位兄终弟及较多，‘j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町作为东晋帝系传承／fi稳同之一闪．此足⋯先生啦见。今以此为切入点，详论Je背后史复杂之原I蚓．7一全主上8扬州大学硕十学位论文第一节明帝即位过程之曲折田余庆先生在论东晋立国原因时说：“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1可见元帝立国本就是机缘巧合，皇位极其不固。在士族的支持之下，在南北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司马睿得以在江东延续晋阼。关于元帝受屈于琅邪王氏之事，兹不多论，仅从元帝对司马绍的态度考论司马绍得立为太子一事之过程。《晋书》卷六《明帝纪》载：明皇帝讳绍⋯⋯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吏来，因问帝日：“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日：“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日：“日近”．元帝失色，日：“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日：“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2由是益奇之⋯⋯元帝为晋王，立为晋王太子．及帝即尊号，立为皇太子⋯⋯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同书同卷《元帝纪》载：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元帝)即王位，大赦，改元⋯⋯(四月)丙辰，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封王子宣城公裒为琅邪王．⋯⋯太兴元年(三月)丙辰⋯⋯(晋王)即皇帝位⋯⋯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晋明帝司马绍幼而聪敏，从永嘉年间元帝初镇建业时开始，便甚得元帝之宠，并且随着元帝践阼，也很快得立为皇太子，中间并无很长间隔，似乎司马绍作为元帝长子，其太子位得来甚易。然考诸史籍，事实并非如此。在元帝诸皇子中，另有一人对其太子位亦构成极大之威胁，就是司马绍之亲母弟、并与其同日受封为琅邪王的司马裒。3《晋书》卷六四’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后论)．北京大学：l：版社2009年．309页。2‘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条”亦载此事．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引诸家说，认同将此事系于元帝初镇建业时。即永嘉元年．3东晋一朝，琅邪王一系，地位颇为特殊。元帝以琅邪正继统，后康帝、哀帝、废帝、简文帝、恭帝等皆得为琅邪乇，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元四王·琅邪孝王裒传》言道：琅邪孝王裒⋯⋯后徙封宣城郡公，拜后将军．及帝为晋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过于明帝，从容谓王导日“立子以德不以年．”导日：“世子、宣城俱有朗俊之目，固当以年．”于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琅邪，嗣恭王后，1改食会稽、宣城邑五万二千户，拜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征还京师．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赠车骑大将军．同书卷六《元帝纪》载石季龙等围谯城，祖逖率兵击走之后，元帝令司马裒等受逖节度，率军击贼一事，可以推测，元帝对司马裒是欲委以大任的。2甚至在太子位已定之后，元帝仍有废立之意。《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初，帝爱琅邪王裒，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日：“夫立予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当初司马绍地位之不稳定，似乎多赖王导“日夕陈谏"才得以保全。而司马裒天不假年，早死，司马绍之围得解。而元帝对司马绍之不满，应该是对其背后支持者之警告。《晋书》卷六《明帝纪》载：(绍)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成见亲待．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于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太平御览》卷九八《皇王部二三》引孙盛《晋阳秋》日：明帝文武鉴断，初在东宫，敬礼贤士，昵近明德，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皆见亲待，分好绸缪。雅好辞章谈论，辨明理义，与二三君子并著诗论，粲然可观．于时东宫号为多士．9一日．多以琅邪。lj之身份承袭皂位，可见琅邪一系之重璺性。7C帝册裒，办足宠爱之情．1‘资治通签》卷九o《晋纪》一二冗帝建武冗年条下亦仃此记载。胡三省于此注L】：“(琅邪图)帝后人宗，故以裒奉琅邪困嗣”。似乎冗帝以不能立i日马裒为憾，故以琅邪之封作为补偿。2‘资治通鉴》卷九o《晋纪》一二冗帝建武冗年条载：“仍以蓉[都督青、徐、究兰州诸军事，镇广陵”。《晋书》之《阮乎．传》、《1：舒传》办载此事，町见7已帝对；d马裒之宠爱，以军困人事锤炼之．另．《晋书》卷pq八‘丁潭传》载：“时琅邪I：殷始受封，帝欲0I朝贤为】e周．I：卿”。也町见元帝对裒甚为霞视。lO扬州人学硕．I：学位论文司马绍背后支持者多为当时之权臣名士，1而绍本人又颇有名士之风，这当也是王导等人支持他的原因。而温峤、庾亮又与其有“布衣之好"，更毋论与庾亮之姻亲关系，更当为庾氏势力所支持。元帝亦或有感于司马绍周围皆是士族势力，如若司马绍继统，难免被权臣挟持，或因此之故，才有废司马绍之心。孰料士族势力之强大，元帝竞难如愿。而究诸史籍，甚少见司马裒与士族人物交往佐证，2由元帝安排司马裒率兵出战一事推测，司马裒本人或许是一尚武之辈，如此，就更难获得王导等支持了。但元帝乐见一勇武强干的继承人来强化司马氏的皇权，这样，元帝废绍立裒的意图就明显了，但是士族绝对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皇权的出现，所以，二者必然发生冲突，最后还是皇权屈服于士族势力。《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时(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皂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庾亮此举，应是对元帝治国教子政策之公然反对了。在这种时局下，元帝虽有以裒继统之念，但亦只能作罢，并且死前所安排的辅政大臣，也是与绍素来亲近之人，以期能尽心佐绍，不生二心。虽然元帝欲通过废除司马绍来打击士族势力的目的终未得逞，但是绍即位之后，亦颇有乃父之风，并不甘心权力旁落，但也最终激起士族势力反对，并未能打破门阀政治之格局。但是对明帝其人，所谓“明帝不夭，中原其复矣乎⋯⋯举动伟然，出人意表，可不谓神武哉”，3虽有过誉，亦颇有理。1吕思勉先生在‘R思勉读史札记》“魏晋法术之学(下)”条中有言“两晋之君，亦未尝不知法术之可任。然元帝终不能如孚之徒：阮放侍IⅡJ帝东宫．常说‘老》、‘庄》，不及军团，明帝又雅友爱之：则知所谓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矣，此中原所由不复欤?”先生所谓中原所由不复云云姑置4i论，但足明帝多受当时玄学名士影响，亦染此风尚，不能以法术治国则是有道理的。2‘晋书》卷七六‘j：舒传》载：“明帝之为东中郎将，妙选．1：佐，以舒为司马，转后将军、宣城公裒谘议参军，迁军司，嗣辞不受。裒镇广陵，复以舒为车骑司马，频领望府，成称明练。裒薨，遂代裒镇，除北中郎将，jI：i青、徐二州军事”。有关乇舒为司马裒司马一事，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里苦道：“王导以从弟舒为i司马裒的司马。无异在广陵，安排一支J：与马的联合势力。司马裒旋死，王舒遂镇广陵。”ⅡJ先生此言，同亦合千氏家族所谓狡兔三窟之计，王导等也许亦是冈为元帝对司马裒之态度，为门户计，安排下舒辅佐司马裒，所谓“频领颦府”，可见司马裒当时之地位，如若司马裒得继人统，琅邪于氏亦可凭此渊源，保其地位。但是如若司马裒地位不保，王氏家族亦是绝对不会为je拼死效力，幸赖裒早死，这种情况并未：{j现。也由此町见当时1：族势力对争权的把持‘孑二者之合作一在拥护司马氏帝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家族门户之利益，极度关注皇权的传承．王连儒枉‘晋宗室琅琊千分封世袭综论>(‘聊．城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琅邪一卜氏实际史属意于司马裒，但其所论仅-E敦一人之意，窃以为不能代表当时t导为家族门户计之意图。后来1：舒并没自．附逆f敦之乱，并凡将投奔自己的jf含父予沉江，可见在．证嗣问题．卜王舒‘j．Ii导的态度是一致的，并小赞嗣t敦所为。而陈启云、罗骧在‘社会名望．Lj权力iF衡：解读：卜敦之乱》(‘史学月刊>20]0年第l期)一文中明言将手氏家族内部势力分成两派：“一派以-I：敦为首，包括上含等人，可谓激进派；一捧以下导为首，包括王舒、土彬、王棱等人，可为温和派．两派虽在维护乇家的利益与存亡上有共通之处，但行事方式则不相同。”。3[清]土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晋明帝”条，中华书局1975年，346页。宋人叶适亦极其推崇明帝，在其著作‘习学记言序目>卷三o‘(晋书二)纪瞻传'条论明帝时也曾何言“明帝尝独引纪瞻于广室，慨然忧天下臼：‘社稷之臣欲无复-f．人，如何?’大哉斯言，可以兴晋室．惜其早亡也”：同卷‘(晋书二)千戾传'办自-苦：“然其(明帝)英度包括不减汉光武，而风致过之：惜盛年不究，不然，东晋事小止如此也”．可见后人对明帝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青颇高，但是个人能力终究难逆时局，处于门阀政治上升时期的帝王只能委曲求全．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第二节成、康、穆诸帝之传承明帝之后，成帝即位。其母明穆庾皇后乃庾亮妹。作为明帝长子，其太子之位在太宁三年确立之后，并无动摇。在明帝崩逝后自然入继大统。虽然有庾氏势力在强力支持，但是在即位当同，亦有一波折，可略窥当时士族势力内部之斗争。《晋书》卷七o《卞壶传》载：明帝不豫，(卞壹)领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复拜右将军，加给事中、尚书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进玺，司徒王导以疾不至．壶正色于朝日：“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导闻之，乃舆疾而至．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对卞壶、庾亮、王导三者关系有深刻论述，此处仅欲指明王导因庾氏之关系，而对成帝大不敬，而卞壶则是一力维护司马氏皇室权威。1可知当时庾、王二族已渐成水火之势。同样的，对成帝的不满，也源自庾氏势力崛起对王氏家族利益的侵犯。可见，成帝即位，虽无悬念，但不合王导之意，成帝承统获得最大利益的乃是庾氏，后来事实也证明如此。可见，即使表面风平浪静的一次皇位继承，背后家族政治利益之斗争亦丝毫不减。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局面不会改变，而政治势力角逐的结果是哪个家族可以对未来的皇帝施加绝对的影响。成帝即位虽顺，亦讨平苏峻之乱，但是这种格局不会改变，也就是Ffj余庆先生所论“东晋门阀政治，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在相争中求发展而又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2王导虽有不满，并且王氏家族也不甘被取代，仍苦心经营，但王氏势力最终仍被庾氏所取代，而庾、王二族也并没有爆发激烈冲突，这也是士族轮替的和平禅代了。成帝去世时仅二十二岁，子丕、奕皆年幼，虽然王导、庾亮在咸康五年、六年相继死去，但庾氏势力仍在，并且庾冰乃是成帝临死安排的辅政大臣之一。康帝岳以成帝母弟身份承袭阜位，完全是颍川庾氏为家族门户利益斗争的结果。《晋书》卷七《成帝纪》载成帝临死所下诏书：。张盒龙在《魏晋南北朝禁一l!武官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卜稚’j东晋·d马氏的政治渊源梳理详各，指明卜静为·d马氏阵7￥人物，。卜稚及其二予在苏峻乱时死节，巫证IⅡ】这个家族对·d马氏的忠贞；明帝删逝时。卞壶为领军将军，是禁’l!武官之首，)￡力盘亦为王导所惮．2前揭‘东晋门阀政治》．35页。12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朕以眇年，荻嗣洪绪，托于王公之上，于兹十有八年⋯⋯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龄眇眇，未堪艰难．司徒、琅琊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王公卿士，其辅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协和内外，允执其中．似乎康帝之嗣，乃因司马丕年幼，成帝高让之故。《晋书》卷二o《礼志中》载王述等人言“成帝不私亲爱，越授天伦，康帝受命显宗"云云，直是泛泛而语，不能道出内中实质。若因年幼之故，成帝本人即位之时亦不过五岁而已，因此此论绝对无法成立。《晋书》卷七七《何充传》载康帝得立原因颇为详尽：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权侔人主，虑易世之后，戚属转疏，将为外物所攻，谋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须长君，帝从之．充建议日：“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故武王不授圣弟，即其义也．昔汉景亦欲传祚梁王，朝臣成以为亏乱典制，据而弗听．今琅琊践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庙，将其危乎!”冰等不从．既而康帝立，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日“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惭色．1此事《晋书》卷七《康帝纪》亦有记载，不过略显简略。2庾冰因为康帝舅之故，故极力赞成立康帝，其游说成帝之理由固亦有力，但仍不能逃其为私门计之嫌。而何充属意立成帝子，也是出于抑制庾氏势力的目的。何充虽与王导、庾亮有姻亲关系，但是何充“少与导善"，3王导对其亦颇有知遇之恩，很明显，何充与庾氏势力当有矛盾之处。4此时王导虽已死，但是庾氏仍当权，何充与庾冰在立谁为帝问题上的矛盾，其实质亦是士族内部势力之斗争。观此处康帝与二臣语，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何充一言，竟使其有愧疚之色，可见康帝之承嗣，其本人亦知颇不合纲常。而幕后之推动力即为颍川庾氏。皇位的吸引力‘‘世说新语·方正>“何次道、庚季坚并为元辅”条亦载此事．2‘晋书》卷七‘康帝纪》载L|：“初，成帝有疾，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遂以帝为嗣。制度年号，再兴中朝，I!i1改元口建元．或为冰日：‘郭璞馥云“征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无也；丘山，讳也。’冰惧然，既而叹(=I：‘如柯古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足果验云”．时人所传郭璞谶语，虽荒诞小町信，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康帝承继皇位在当时并不为人看好，并非吉兆．3‘晋书'卷七七‘何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2028页。。I丑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庚氏之兴和庾、：E江州之争，中讲道：。何充虽居王、庚之同，实际却是袒t的”．王永f师在‘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7卷第3期，后收入王师‘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从>，广陵书社2010年)一文中直言“何充在政治上是隶属于工氏集团的”，另外，王永，lt师在‘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琅邪一E氏之婚媾与交游考一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j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许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后收入王师前揭‘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从，)一文对何充与王导之关系亦自．论述，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论鄱鉴’中对庚、王之争有深刻论述，此不赘论，仅欲指明庚、王二族之矛盾冲突而已．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13是巨大的，难保康帝即位前无觊觎皇位之意图。1康帝之嗣，可谓宗室内部势力凭借士族之力而登大宝，是宗室与一部分士族的联合行动，为谋求共同利益而结成一次联盟，当然，这个联盟的主导力量是士族而非宗室。因庾氏专权谋私之故，东晋帝系传承首现兄终弟及现象。而成帝病笃之际，宫中突现一变故：“成帝疾笃，时有妄为尚书符，敕宫门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气自若，日：‘是必虚妄。’推问，果诈”。2此事颇为曲折隐晦，史实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今略作推论。中华书局本《晋书》校勘记对其中“尚书符"诸本有做“中书符”者，虽略有所论，但以宋本为准。今略论之：若作“中书符"，其时，庾冰为中书监，何充为中书令，以此推之，此事何充似有嫌疑，这亦合何充之政治态度；若作“尚书符"，成帝病逝前所立之辅政大臣除庾冰、何充外，尚书令为诸葛恢，诸葛恢其人，《晋书》本传载：诸葛恢⋯⋯j良邪阳都人也⋯⋯值天下大乱，避地江左，名亚王导、庾亮．导尝谓日：“明府当为黑头公．”及导拜司空，恢在坐，导指冠谓日：“君当复著此．”导尝与恢戏争族姓，日：“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日：“不言马驴，而言驴马，岂驴胜马也!”其见亲狎如此．3诸葛恢与王导同出琅邪，因地域之关系，二者更甚为亲密，诸葛恢在政治上亦当和何充之态度相近，颇亲王氏而疏庾氏。亦有材料证明，诸葛恢与何充在政治上的态度颇为一致。《弘明集》卷一二《晋尚书令何充等执沙门不应敬王者奏三首(并诏二首)》载：晋成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不应敬．下礼官详议．博士议与充同．门下承冰旨为驳．尚书令何充及仆射褚翌、诸葛恢⋯⋯等奏，沙门不应尽敬．‘1康帝l临死并没胄将争位还予成帝一系，而足、I￡己予，可见其私心向己。<晋书》卷八‘哀帝纪》载穆帝崩逝后，康献阜后令青哀帝(司马丕)“背n：成康，属当储二二。以年神：幼冲，朱域困难。故娃宗岛让”．可见一d马不足成帝属虑之继承人选一l二连儒扯‘晋宗室琅邪fi分封世袭综论》(《聊域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笫3期)一文中认为，成帝传位于康帝，但足并未苦IⅡJ·d马不之继承人资格办废，康帝卉不．诳己了。私心霞矣．足很有道理的。2‘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躬冰传》，中华书局1974年，1928页。关卡“尚书符”。祝总斌先生柏：《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困{l：会科学⋯版社，1990年)第六章《魏晋的三公、尚书》中有详细论述，先生以为魏野以后尚书台已疑奉成为申栩机构，尚}5省长官柏：名义．1：也被视为申棚。书相机构町以柚：已有律令、i召书的煦则规定下，自行下文书指挥，町4i必奏请if{书，这也足尚∞台成为’中相机构的一个I刃证。井日．先生亦考证指fiI，当时1i独尚书臼有单独下符之权，】e它机构办有。由此町以想见尚书符权力之人及此时局势之险恶。’以．I：-二事分别见《世说新语》之《识糁》“诸筠道l刿初过江左”条，《排调》“请葛令、f承相共争姓族先后“条。‘有关沙门是否心敬ji者．东晋关于此争论竹止一次。周一良先生在《魏杼南北朝史札记》之《(晋书)札记》“灵宝”条中对枢幺令沙门J衄敬一f：者事，认为此举有利于维护一川哭利益；n思勉先生柚；《乃思勉读史札记》“沙门致敬人主”条中苦道“南韧屡议而不果行者，在北柳不待宵而其人自行之矣”，先生认为拒北朝沙门虽敬jl：者，但j《实质却非宗教冈素，l酊是对争权的惧怕；蔡幸娟和：《东晋庾太后临韧ji外戚庾氏》(赍湾《成功人学历史学报)2004年6月第一二-1．八‘，)一文中认为外戚身份r庾氏起家以极人帮助．庾氏势力办要加强争权来巩同)e地位，二二者|且为扶持；町见14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此事前后何充等凡三次上书，以庾冰作罢告终。而在这一过程中，诸葛恢与何充是保持一致的。虽然此事发生于咸康六年，但是对何充、诸葛恢与庾冰的关系亦可作一反映。1因此，如若成帝疾笃时，妄做“尚书符"者，诸葛恢恐有嫌疑，而何充亦难逃其嫌。由此可见，成帝崩逝前的政治局势也颇为紧张，庾冰兄弟当时虽权倾内外，2仍颇忧心政局发生意外变化，《晋书》卷七《康帝纪》载康帝即位，即令“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长，不得辄离所局而来奔赴"，亦是对时局微妙关系之反映。康帝即位，虽赖庾冰扶持，成帝高让，在法统上可站稳脚跟，但是其即位过程亦有波折，可见在当时门阀士族当政背景下士族对皇权的干涉，皇权的承袭乃是士族斗争后平衡的结果，在这一传承过程中，各家族为门户利益筹划，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士族要保持门第不衰，亦要依赖皂权，因此，也必须选择合己意之继承人，皇权的传承也就操于士族之手，即上文士族处于联盟的主导之谓也。田余庆先生所言“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到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3而康帝即位过程中之波折，即合先生所言第一点。康帝即位两年多就死去，死因虽不明，但应属恶疾暴崩。《晋书》卷七《康帝纪》载：“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时年二十三。”司马聃被立为太子到即位，短短三天，但是其中之明争暗斗，亦甚为激烈，而背后实力争斗，也绝非一朝一夕才造成。聃之即位，多赖何充之力。《晋书》卷七七《何充传》载：“俄而帝疾笃，冰、翼意在简文帝，而充建议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遗旨，便立太子，是为穆帝，冰、翼甚恨之。”明确指出，康帝崩逝前朝中大臣存在严重分歧，庾氏兄弟与何充再次发生冲突。庾氏不愿立穆帝，当时因为穆帝其时年幼，4如若援引成帝即位年幼、庾后临朝之例，那么褚皇后所依靠的力量首选自非庾氏，而是褚氏人选，对庾氏将颇为不利，后来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其时庾氏势力正处于顶峰，而终为何充意见所折，这其中过程亦耐人寻味。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桓温时言道“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此言虽针对桓温而发，但是窃以为论建元年间颍川庾沙门是否敬千者与争权有莫人关系，故庾冰此举实有加强争权之目的，可解庾冰令沙门敬王者之由。1另‘太、r御览>卷一四八‘皇太了部’ljI何法盛‘晋中兴书>直言：“建元_二年，康帝疾笃，左光禄大大领司徒漠、尚书令恢等上书日：k⋯·伏惟复太子⋯⋯宜建．讧储宫⋯⋯奏可’。”此记载虽在穆帝即位之时，但是明显的诸葛恢是赞何充电穆帝的，由此可以推测，诸葛恢与何充之政治态度J避是始终保持一致的．2时庾冰为中书监，受命辅政，弟庾翼为荆州刺史，居上游彤胜之地．’前揭‘东晋门阀政治>．9l页．‘凸恐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对庾氏兄弟在．谚成帝、康帝问题J：的态度有如下论述：。庚氏之立康帝。可谓欲扶翼其所自il{．其欲证简文帝，果何为哉?庾氏兄弟．皆有志f恢复．然则jt谓固有强敌．宜证长君．或非虚语也．”对庚氏兄弟町谓褒扬甚矣，并且认为由于庾亮任法裁物，颇失人心．所以才招来谤毁．先生对庚翼也是一力推崇．党恒星：东晋宗室政治研究氏之实力地位，对门阀政治的威胁亦可。关于庾、王二族在成帝世实力地位轮替过程，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述十分详细，此不赘论。咸康五年王导、郗鉴相继卒，咸康六年庾亮卒，庾王矛盾虽暂得缓和，但是庾氏势力明显已胜过王氏。今兹根据《晋书》，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秦锡圭《补晋执政表》，勾勒咸康末、建元中扬、荆、江、豫、徐五州刺史及中枢执政人选之变化，1分析当时门阀政治之变迁，以及其与皇位传承之关系。揭示士族内部权力分配与彼此牵制，以维护司马皇室不坠之整体格局。2扬州刺史一职。咸康五年七月庚申王导卒，辛酉，以庾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诸军事，任至建元元年十月，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何充为中书监，都督扬、豫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荆州刺史一职。咸康六年正月庚子庾亮卒，庚戌，以庾翼为安西将军、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少I'IN史，任至永和元年七月庚午。江州刺史一职。3江州刺史一职变迁比较复杂，兹根据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考证，庾亮在咸和九年代陶侃为江州刺史后，一直任至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卒。庾亮卒后，王允之才代为江州刺史，晚于庾怿出刺豫州。4咸康八年八月王允之调为卫将军，咸康八年十二月，后父褚裒代为江州刺史。建元元年十月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庾冰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5领江州刺史，任至建元二年十一月卒，庾翼又督江州至其卒。6豫州刺史一职。咸康五年末，庾怿刺豫州，咸康八年二月，毒王允之不成，惧，自杀。路永代之，但是庾冰又于建元元年都督豫州之四郡军事，险要之地已被庾氏控制。1吴廷燮在《东晋方镇年表序》中言口：“东晋桶域广狭无恒，扬、荆、徐、豫皆为秉镇。扬奉畿甸，符帛所jf{，领以宰辅。荆居．I：流，甲兵所萃，号口分陕。徐LJ北府，豫L=l两藩。”此言町表IⅡJ当时诸州之地位，I叮当时诸州对建康朝廷之影响，论者多矣，如傅乐成先生在《荆州与六朝政局》(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联经jI{版事业公·iJ，1977年)一文中占道：“自几帝以迄柯幺之乱之百年中，东晋外霞之局，始终朱革。jJi敦乱后，中央执政．既无革新能力，复与荆州桶吏，多／fi栩能。中央地方问之意见既深，遂使荆州处于半独立状态，予中央以英人威胁⋯⋯”今仅据前贤所论，分析当时诸州刺史人选变动‘j时局之关系。2⋯余庆先生所谓“门阀政治的格J而既经巩同，作为门阀政治的fiIil宵矛盾，即此---：J：族oj彼一：{j族的矛盾也就足f-jp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m反复f|I现。庾、I：矛盾。就足这种I：族门户问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前揭《东晋门阀政治》，100页)，I卉1然庾、jI：矛盾如此．1flj此时颍川I庾氏炙于口，热．】e它I：族ojJe之矛盾也必如水火，只足此时琅邪Ii氏已衰，谯郴桓氏还没仃兴起，没仃一个家族能暂时oi』e相抗。故矛盾冲突4i如之前表现l¨j{Il!Im已．’江州位处I：下游之问，位置极Je霞要，严耕颦先生所谓“故荆、扬争衡，得江州存恒胜，此殆终南朝／fi变之局也”(《中困地方行政制度史一魏杼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辜}I⋯版社2007年．47贝)，闪此，江州刺史一职舀i此时辗转变迁，背后势力之角逐町见一斑。‘见前描《东晋门阀政治》，110负所论。5IlI余庆先生在《庾氏之兴和庾、：li江州之争》(见前揭《东晋门阀政治》，114页所论)中于此处援0I《资治通箍》胡注对叫郡之分析，虽朱下定论，但是庾氏对长江．I：游之控制．已经确凿无疑，庾氏对建康朝廷之逼，也娃而易见了。‘⋯先生认为l虬啖舆强力抵制，朝廷以谢尚为江州刺史的虑愿没有达成，江州继续把持拍：庾氏手中(见前揭《东晋门阀政治》，115页所论)．16扬州大学硕J二学位论文徐步I,l束lJ史一职。咸康五年八月郗鉴卒后蔡谟继任，咸康八年，蔡谟领司徒，何充“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领徐州刺史，镇京口”。1建元元年十月，何充刺扬州，桓温代之，任至永和元年八月。从咸康末之建元年间，扬州刺史先为庾冰，建元元年十月为何充替。荆州刺史一直为庾氏掌握。江州刺史一职几经变迁，终在建元元年十月为庾冰所得。豫州险要之地也于建元元年为庾氏所得。只徐州刺史一任，庾氏未曾插手。而其中一关键就是建元元年十月何充、庾冰、褚裒等人职位的变化。建元元年十月，庾冰出刺江州，褚裒还建康为中书令，此时，“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颍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去，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2庾氏势力的膨胀，不仅对其它家族是一个威胁，而且对晋阼的传承亦是一威胁。此时庾氏之处境和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时之处境颇类似，但是仅有方镇之势力，而无中枢执政之遥相呼应，此又是其逊于王氏之处。但是后来王敦起不臣之心，而又终为士族所阻，此又是门阀政治发展之前车之鉴。士族之联合，在于针对司马氏皇室，而其内部斗争亦不会停止，防止任何一家威胁司马氏之皇权，亦是门阀政治之使命。士族力量从王敦之鉴中吸取了教训，因此，此时庾氏势力之扩张，虽达其顶峰，但终不能专皇权。建元元年十月何充、庾冰、褚裒三人职位之调整，可以说是门阀士族内部权力的分割和门阀政治的自我完善。庾氏可以控制荆、江、豫，但是不可控制中枢、下游京口。然而其时，何充、褚裒等人的声望、势力远不能与庾氏相比，因此只有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下游实力之完整，而且援引桓温为徐州刺史，亦可谓利益均沾，以三族实力来对抗庾氏，以期维护上下游势力均衡。但是田先生所谓局势紧张亦毫不为过。康帝崩逝，庾氏属意司马昱，而何充建议立太子司马聃，最后还从何充之意，可见当时下游中枢实力为庾氏所忌惮。庾氏试图再次操控皇位传承，意图进一步提高其家族的影响，但是这次终为其他士族力量所折，而其也接受了这个结果，门阀政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此可见一斑，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认为桓温篡逆之心终为谢安、王坦之所阻，其时为门阀士族力量的最高峰，此论故十分恰当，但是何充等力阻庾氏试图弃康帝太子而别立司马昱一事，亦可谓门阀政治发展一关键，门阀士族的政治力量之强大在此也可得见，而颍川庾氏保持克制，并没有冒然采取进一步行动，可能导致士族内部战争冲突，也是其明智之处。毕竟，当一个家族威胁到司马氏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