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管窥-新

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管窥秦进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原文刊载于《衡水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摘要：从考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与《汉书·董仲舒传》的不同记载与其本义入手，认为正谊明道是董仲舒针对诸侯王咨询越国三仁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答复，其本义是董仲舒关于仁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看法。古往今来，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可归纳为高度赞扬、严厉批判、平实看待3种。追根溯源，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来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被后人视为儒家义利观的经典语言，直至现代仍有其生命力。关键词：董仲舒；正谊明道；语境本义；评价；义利观作者简介：秦进才(1953-)，男，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言：“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记述大体相同，文字亦有相异之处，含义也有区别。古往今来，学者们做出了无数的解读，写出了数不尽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儒家重义轻利的典型，有人说是义利对立的言论，无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都振振有词。笔者不揣浅陋，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略述管窥蠡测之见，以请教于大家。一、董仲舒所言的不同记载与其本义董仲舒曾两相骄王——江都王、胶西王，在任上曾有一次重要的回答，而《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和《汉书·董仲舒传》有着大致相同的记述，也存在着相异之处。一是提问者不同。《春秋繁露》记载董仲舒所回答的是胶西王，《汉书·董仲舒传》记述发问者是江都王。笔者认为似乎当以江都王为是。二是记载的字数多少、详略不同。《春秋繁露》记载有360余字，《汉书》记述仅210余字。总体来看，《春秋繁露》详细，《汉书》简略。当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成文在前，《汉书·董仲舒传》根据《春秋繁露》进行了删削润饰。三是人数不同。《春秋繁露》作：“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睾、大夫车成，越王与此五大夫谋伐吴。”《汉书·董仲舒传》作：“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前者5人，后者3人，删去了大夫睾、大夫车成两人。四是核心语言不同。《春秋繁露》作：“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除了“不谋其利”相同外，其他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述都不同。《汉书·董仲舒传》对“功”由“不急”改为“不计”，突出了对功利的排斥态度，成为后来正统儒家义利观宗旨的经典表述。还有些细微区别，容当今后仔细比较。董仲舒正谊明道的具体语境是针对诸侯王提出的越国三仁问题所做的回答，其中既有对于诸侯王所问意图的猜测，也有对于诸侯王以借古喻今方式的规劝，还以自己的思路阐明了仁人的标准，不仅否定了越国三仁的说法，而且说明五霸也不是仁人，这是对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回答，本来是双方对于仁人的不同看法，并非是董仲舒系统论述义利问题，更不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部。每个人所处社会地位不同、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异，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角色规范也不一样。董仲舒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这是董仲舒明确的仁人标准，是董仲舒否定越国三仁的根据，也是董仲舒所追求的理想。仁人，尤其是仁圣的三王，其前提不仅是已经早已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并且已经取得了最高的社会地位，在正其道、修其理时，“不谋其利”“不急其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正其道”“修其理”“正其谊”“明其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思想创造活动。在思想创造活动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依靠阴谋狡诈、欺骗隐瞒等不一定就能成功。并且这种活动一般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政治业绩等，因此急功近利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作为仁圣的三王，不去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既是其身份角色所规定的，也是其所从事的事业来决定的。实际上，这是董仲舒按照自己的知识结构、生活体验等塑造了其心目中仁圣的三王形象，并非历史上的三王真是如此。董仲舒专心致志地读书“三年不窥园”，官至二千石，仍然不问家产，虽然居住在陋巷之中，但其生活应当是有保障的。董仲舒正谊明道就是针对着这些寥寥无几的仁人的“正其道”“修其理”“正其谊”“明其道”的活动而言的，而不是针对茫茫人海中的芸芸众生追逐政治、经济等利益的活动而言。《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的记述，与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相异之点，董仲舒的正道修理不谋其利、不急其功，本是为回答诸侯王询问关于越国三仁问题而言，是在特定的场合环境中回答特定的问题。正道修理经班固润饰、升华为正谊明道，主题更明确，语言更精炼，适应了后世社会的需求，因此被后人无限地放大，进行了无限的阐释，成为一个既被人顶礼膜拜，又被人无数次抨击的话题。二、后人对于正谊明道的不同评价翻阅《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看到诸侯王“命令相曰”，“仲舒伏地再拜对曰：‘仲舒智褊而学浅不足以决之，虽然，王有问于臣，臣不敢不悉以对，礼也。’”结语“臣仲舒伏地再拜以闻”等，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到当时的场合环境和汉朝特有的行为、语言特色。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删去了这些记载，并把“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删改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删去了三王等词语，精简得更易于传播。宋代二程、朱熹选取《汉书·董仲舒传》的“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进行阐释，去掉了语境，脱离了本义，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则进一步简化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正谊明道不计功利”等，直至概括为“正谊明道”，每一次简化，都脱离其语境和本义越来越远，也就提供了越来越大的阐释空间，带上了越来越多的普遍意义，现代人则认为正谊明道是儒家义利观的经典语言，赋予了不计其数的连董仲舒都不可能想到的含义。笔者梳理后人的评价，认为可以大致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高度赞扬者，二是严厉批判者，三是平实看待者。1.高度赞扬者高度赞扬者，以宋代的程朱为代表。程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度越诸子远矣[1]。”朱熹推崇董仲舒，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定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内容中的“处事之要”。针对宋代的社会现实，指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2]2174。”社会现实与理想追求发生了脱节和冲突。认为：“只有一个‘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其它费心费力，用智用数，牢笼计较，都不济事，都是枉了[3]。”把正谊明道视为高明的智慧。“‘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4]。”此言有点像老子所言“无德有德”的味道，也就是要把正谊明道变成为自觉的行为。朱熹奉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为经典语言，在理论上阐述其意蕴，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其他学者亦有高度赞扬者，南宋楼鈅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盖深于春秋者也[5]503。”把正谊明道视为董仲舒研究《春秋》的结晶。南宋真德秀认为：“孟子之后其能深辟五霸者，惟仲舒为然。盖仁人者知正义而已利之有无不论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计也。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谓天下通行之路，其实一也[6]。”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正谊明道的内涵。明代王阳明言：“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7]。”在社会上人们追名逐利而无真正道德的情况下，王阳明推崇正谊明道。清朝李元度言：“董子知道之大原，能尊孔氏，斥百家，以正谊明道为鹄[8]。”李元度把正谊明道视为董仲舒尊孔子斥百家的目标。上述学者，把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扩展到人生智慧、人心道义等方面，高度赞扬董仲舒的主张。2.严厉批判者严厉批判董仲舒正谊明道者，亦是以宋朝人为代表。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垢于天下矣[9]。”道义应见于功利之中，谋利而不自私自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就是道义，应当谴责只说不做或说的漂亮不能实行的假言虚语。清代颜元认为：“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鉤，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10]671。”做事自必计及功效利益，完全不谋利计功，便归于空寂了。只当分别先后，先义而后利，而不应当菲薄功利。颜元又指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10]163”颜元认同符合道义的利益，把计功谋利看作是“正其谊”“明其道”的出发点和归宿。李塨认为：“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语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误易‘急’为‘计’，宋儒遂酷遵此一语为学术，以为事求可、功求成，则取必于智谋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请问，行天理以孝亲，而不思得亲之欢；事上而不欲求上之获，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将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将任其不成乎？陈龙川曰：‘世有持弓扶矢而甘心於空返者乎？然则用兵而不计兵之胜，孔子好谋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计田之收，帝王春祈秋报，皆为冀利贪得之礼矣。’[11]”李塨从社会实际出发，认为动机应当与效果一致。又指出：“对胶西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与孔子‘先事后得’‘放利多怨’等语本无龃龉，班固误为‘不计其功’，则禹治水而不思安澜，周公制礼乐而不期太平也；子为父尝药而不思其起，臣为君敌忾而不计其胜也。学者奉斯为旨，则学无事功，举世陆沉，此言之祸，可胜道哉！[12]”李塨批判《汉书·董仲舒传》的明其道不计其功，认同《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的修其理不急其功，与其师颜元有所不同。现代学者对于董仲舒正谊明道持批判态度者仍然大有人在，如胡寄窗说：“董仲舒的基本经济观点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唯心骗人的魔话在此后2000年间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其危害性铯对不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观点之下[13]。”把正谊明道视为董仲舒的基本经济观点，加以批判。还有学者认为，董仲舒虽然继承了孔孟重义轻利的思想，但其义利论较之孔孟的义利论具有更加落后的一面，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是贵义贱利，“只要人民讲义，不要人民讲利以至取消物质利益”“他的义利论是剥削阶级中最落后的论点”[14]。批判带着现代的特点。3.平实看待者平实看待者，其中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正谊明道太高者，有人认为正谊明道应用于读书治学者等。有认为正谊明道立论太高者，如李鸿章言：“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15]。”李鸿章所言是其多年人生经历的体验，自有其道理，亦有其局限。有认为践行正谊明道亦有功利者，如陈瑸曰：“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建庙修学，正谊明道之大端也。予窃谓：不计功未尝无功，不谋利未尝不利[16]。”这是他以自己的仕途升迁经历而归纳的道理，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近代以来，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评论董仲舒的主张。梁启超曰：“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17]”辜鸿铭亦言：“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18]”鲁迅讲：“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19]。”梁启超、辜鸿铭要把治学明理直接与董仲舒的正谊明道相联系，鲁迅的话也说到了知识分子与利害的关系，实际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上述3种评价，据笔者目所见资料，无论是高度赞扬者，还是严厉批判者，所引用的正谊明道语，多来自《汉书·董仲舒传》，又都不说董仲舒正谊明道的具体语言环境，断章取义，望文生义，进行了无限的扩展放大，与董仲舒所阐述的仁人标准已经没有关系，是借用古人的话来说自己的理，把赞扬与批判推向了极端，实际上是以后人之腹度董仲舒之心。再则，如果从叶适、颜元、李塨等人批判宋朝程朱理学所阐述的正谊明道的思想看，倒是认识深刻，一针见血。平实看待者，表面看似乎有点境界不高，视野不宽，实际上与董仲舒正道修理、正谊明道的本义比较接近。用不着把所有言论都概括为普遍性真理，更不是所有的道理都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何良栋所言：“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盖谓当尽吾分之所当为，而不必专以利为事。后儒于言语畸轻畸重之间失其大旨，遂谓儒者不言利而专言仁义。呜呼！中国儒者但知以义为利，不知西国以利为利之说也，知利之有害于仁义，不知利之至而仁义自在其中也。所以今之儒者不能弋获利，第则设帐授徒，或就幕糊口，博取戋戋之脩脯，以终其身，问以生财之道茫然不知，致使生计日绌，其一家八口亦愁苦饥寒，不可名状，此皆第言仁义而不言利之害[20]。”何良栋的评论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比前人有所进步，但还是有放大董仲舒正谊明道的嫌疑。三、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源流考察董仲舒本是为回答诸侯王询问越国三仁的问题，而讲仁人正道不谋其利、修理不急其功，班固改为正谊不谋其利、明道不计其功，进行了润饰升华。千百年来，无数人从赞扬、批判等角度进行了解释传播，对于现代社会仍存在着影响，笔者对其源流稍作梳理归纳。1.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渊源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之言，与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有关，具体来说有谋道不谋食、重义轻利等。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1]71。”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1]73。”追求的境界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21]168。安贫乐道、谋道不谋食，孔子所言主要针对士人中的君子而言，并不包括所谓的小人，也不是针对所有的人。孟子认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1]201。”主张“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21]211-212。”孟子讲利与仁义、民心向背，只有士、君子在财产缺乏、生活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道德、恪守礼法，常人道德水平是随着生活状况改变而变化的，因此明君要保障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有国之君不息牛羊，错质之臣不息鸡豚，冢卿不脩币，大夫不为场园，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然故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22]205。”认为义与利两者都是人生所必需的。物以类别，人以群分，衡量标准应当有所不同，“士以上”当以义来衡量其行为，“民”当以有利来考察其举措。又认为：“上好羞，则民闇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二者，治乱之衢也。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则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22]503”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的导向。“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22]61。在趋利避害方面，君子小人都是一样的，但获取的途径则不相同，关键在于君主的引导。颜昌峣认为：“董生之言盖出于管子。管子云：贤人之身其行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此言忘计功名，与董生不谋功利之意同。然管与董但言忘计不谋而已，非谓正谊明道无功利之相副也[23]。”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与《管子》所言有些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孔子、孟子、荀子所说的人好利是共同的，取得财富利益的方式不同，衡量的标准不一样，作为士人、君子、君主应当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等。同时，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中还可以看到《管子》等思想的影响，诸如这些都可以说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渊源。2.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与其义利思想董仲舒的义利观千百年来进行了无数次的探讨，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主要之点略述管窥蠡测之见。义利合乎天理、顺乎人情。董仲舒认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5]263董仲舒的看法与上述荀子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并且也有自己的发展。他认为利是维持生计的物质需要，义是修养心性的道德要求，道德要求比物质需要更重要。又认为：“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写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故异孔而同归，殊施而钧德，其趣于兴利除害一也。是以兴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5]178。”赞扬为天下兴利、为天下除害的公利，反对讲究多少的私利。还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5]330。”上天与王者都爱利，“爱利天下”就是爱天下与利天下，“变化成功”就是讲功利。董仲舒从天的角度来讲义利的合理性，天与君主都爱利，黎民百姓追求利有何不应当呢。虽然利是人生所必需的，相比之下义更重要。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于义利的追求应当有所区别。董仲舒指出：统治者“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24]2521。又曰：“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24]2521。”又称：“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24]2896。”还说：“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24]3831。”认为：“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赙求金，皆为大恶而书[5]73。”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不同，角色相异，对于义利的要求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亦应当有区别。君子大夫应当是行仁行义的，小人农夫应当求财求利的，因此食禄者们与民争利的行为应当受到抑制。董仲舒主张“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24]2521。又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5]73。君子、官吏应当言不及利，不与民争业，是从修己方面来说的，而对百姓则要先富后教，这是不同角色的不同要求。正谊明道是董仲舒针对仁人而言。“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仁人，是正道修理、正谊明道的主语。正道、正谊不谋其利，修理不急其功，明道不计其利的前提都是仁人。从其本义来说，虽然其中有道义、功利等字眼，主要着眼于明确仁人标准，以说明越国无一仁人而已。即使经过班固的润饰升华，即便从义利角度来看，那也仅是对于仁人的说法，而不是对于所有人的要求。首先，虽说“人皆可以为尧舜”[21]345，“涂之人可以为禹”[22]442，甚至“满街都是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那都是说的可能性，并不是现实就已经存在，就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2]2350的孔子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21]101”孔子都如认为，可知仁人实属凤毛麟角。其次，因为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都记载在浩瀚的史书中；悠久的文化，也不可能全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载入历史，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永垂不朽。记载下来的人很少，如人物，村志、乡志、县志、州志、府志、省志各有不同的录入要求，国史上记载的就更少。即便是记入了国史的人物也不都是仁人，据《汉书·古今人表》统计，记载了1938人，其中属于上中仁人者174人，占总数的8.9%。由此看来，董仲舒的正谊明道本来是针对数量很少的仁人而言，并非要以此来约束、衡量芸芸众生，更没有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以此为行为规则。董仲舒汲取了孔孟荀等诸家的义利思想，并做了一些新的概括，提出了义利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倡导角色不同义利追求应当有所区别等，正谊明道仅是对于仁人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什么专门来讲义利观的，更不是其义利观的全部。是后人按照时代的需要，把正谊明道作为董仲舒的义利观，甚至作为儒家义利观的典型语言、基本经济观点等，脱离了正谊明道的语境，放大了其范围，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人生体验和社会需要，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3.董仲舒的正谊明道与现代社会虽然《春秋繁露》《汉书》所记载的正道修理、正谊明道，有文字详略的不同，有著述体裁的不同等。但从思想的来看，《汉书》和《春秋繁露》记载的有差异，其思想实质是一致的。正道、正谊不谋其利，修理不急其功，明道而不计功利，本是董仲舒对于仁人而言的，后人赋予其义利观的含义，认为是以维护君主统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目的。认为“它强调道德精神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人们超越物欲的羁绊、提升精神境界，有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成为统治者销蚀人们正当物质欲望，只讲道义和服从的工具。特别是由这种义利观引导出的‘损情辍欲’的论点，更开了宋明理学存理去欲思想的先河”[25]。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现代社会，茫茫人海，芸芸众生，行业万千，职能纷繁，价值取向多元，角色规范多种，把古代特定仁人的标准观念扩展为社会所有人共同的约束，对于有些群体或行业可能是合适的，对于有些人或群体可能是荒谬的，对于某些人群可能既有合适的部分也有不合适的因素。对于那些生产、经营部门，对于那些社会财富的代表者，讲究“不谋其利”，无疑是不合适的，用这种思路打理企业，不会谋取经济效益，不会开辟挣钱的门路，很难经营好；对于那些需要建功立业的行当，主张“不计其功”，也是很不合适的，用这种思路很难完成使命；对于那些需要指日成功的事物，坚持“不急其功”，毫无疑问也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上述这些部门，讲究正道修理、正谊明道、完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诚信经营、打击假冒伪劣等可能还有些正能量的作用。把“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放在思想文化创造范围内，应用在教育等部门，由社会良心代表者去实践，可能还有些积极作用。如学者、科学家应当坚持“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6]的科学精神，求真求实，不急其功，执著追求，长期奋斗，才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公务员甘于奉献，心系百姓，权为人民，不谋其利，才有可能当好人民的公仆；教育者安贫乐道，不计其功，诲人不倦，金针度人，才有可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诸如此类者还很多，证明董仲舒正谊明道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生命力。有时候作者的某些言论，经过别人的精简、润饰、升华之后，适应了社会上某些需求，与一些人产生了共鸣，传播得越来越广泛，直至被无限放大开来，一方面扩大了其道理的宣传，促进了理论的普及，变成了社会的流行语言，另一方面既可以使作者无端地享受光荣，也可以使其无故地蒙受耻辱，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正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为梳理其脉络，笔者比较了《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与《汉书·董仲舒传》的不同记载，认为正谊明道是作为诸侯王相的董仲舒在诸侯王询问越国三仁问题时的答复，针对着诸侯王欣赏越国君臣潜心积虑采用狡诈手段雪会稽之耻成为霸主的情况，阐明了关于仁人的标准的，不但否定了越国三仁，甚至连春秋五霸也否定了，这当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本义所在。经班固的删改、润色，写进了《汉书·董仲舒传》，为后人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宋代以来，人们脱离了董仲舒正谊明道的场合环境，抛开了本义，截取正谊明道这句话，断章取义，望文生义，进行多方面的评论、解读、批判，阐述了多重意义。梳理后人的评价言论，可归纳为高度赞扬、严厉批判、平实看待3种。追根寻源，董仲舒的正谊明道说渊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传统，并不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部，是后人赋予它为儒家义利观的经典语言，说它是董仲舒的基本经济观点，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现在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既不能放大为绝对真理，也不能轻易扔掉，而是将其放在适合的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参考文献：[1]程颢,程颐.二程集: 下册 数学七年级下册拔高题下载二年级下册除法运算下载七年级下册数学试卷免费下载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表部编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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