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地方

第49卷第6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Vol.49　No.6JournalofHuazhong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Nov.　2010　　收稿日期　2010-08-10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资金2007年青年骨干教师项目“美国中国学的回顾与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王日根　肖丽红(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摘要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关于中国地方史的研究,在反思费正清中国整体研究、立足于官方的中国政治运行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将关注重点转向中国地方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立足于省、县乃至乡域等地方视角,对王朝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在地方的运行与效果、城乡地方性社会组织与跨地方性社会组织、城乡地方、社会生活、城乡妇女社会生活、民众运动与社会阶层、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文化与消费等较广泛的领域,进行了既具有理论色彩、又颇见实证性的研究,出版了一大批代表性著作,显示出美国中国学紧随时代潮流、不断自我超越及壮大发展的景象,这些均激活了研究者的思维,彰显了历史学的学科魅力。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中美间学术联系渠道的畅通、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者能深入中国社会实际、实地观察、查阅官民档案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几代移居美国的中国学人或由美国学成归来的学人们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具有主流话语色彩,对中国本土地方史研究影响明显,我们仍需对其生成背景、脉络演进及得失加以厘清,避免跟风式的注脚性研究、视野和范围狭窄的碎化性研究。关键词　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评述　　美国的中国学是在反传统“汉学”境况下诞生的,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是目前海外研究中国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实力最强的群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黄宗智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一份介绍报告至今影响着人们对美国中国学的理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三代说”。他将二战后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其学者群体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以费正清、芮玛丽、列文森为代表,重点进行政治史和精英人物研究;第二代大体以珀金斯、施坚雅、魏斐德、孔飞力为代表,特点是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第三代以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地方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主题“自统治人物转移到社会基层的广大人民”,代表人物是裴宜理、周锡瑞等①。梳理三代学者的学术脉络,明显感受到后代对前代的反思与批判。如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费正清时代“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②的宏大叙事方式,以及“冲击———回应”研究模式,7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以省、县级为研究单位的历史著作。到了80年代中期,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对70年代之后研究旨趣的变化做了详尽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中心观”。90年代至今,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在实践“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又不断反思、修正这一理论。一、从中国中心到全球化视野: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批判以“冲击———回应”模式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作法。如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969)即从中国的人口与耕作技术方面思考明清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③。到了80年代末,这一研究成了主流。黄宗智关于中国小农经济的两部著作,对美国中国学影响深刻④,由此提出的“过密化”理论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一书为例,作者通过对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小农经济的考察,论证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斯密和马克思论证下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典型框架,而是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即高度的商品化经济没有让江56南瓦解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化自然经济,也没有带来雇佣劳动式的经营式农业发展。所以高度的商品化在明清以来的江南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反倒让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这一研究是将区域社会考察、从中国社会内部思考问题、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具体开展与深化的成功之作。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中国中心观“过度强调中国,忽视外力影响”的局限,体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全球化视野的提倡。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指外文著作出版年,下同),是在全球化的视角中考察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文出版单位及出版时间,下同)。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市场与物价的长期变化,论证了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向及其市场价格的运动趋势以及劳动的地区专业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和欧洲都适用于斯密型经济增长理论。但到了19世纪,欧洲发展起了城市机械化工业,这更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库兹涅茨增长理论。从此,中西经济发展道路分道扬镳。直到20世纪前半叶,尽管贸易和市场不断扩大,中国仍未摆脱斯密型增长的束缚,经济增长主要还是斯密型增长的运作空间扩大的结果而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则是在反思“西欧中心论”与“冲击———回应”模式基础上,进行了中西比较的研究,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虽然对于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黄宗智有诸多批判,但不管是“大分流”还是“内卷化”,均反映了学者希望摆脱西方中心观,实践从中国社会内部思考问题的努力。而且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走得更远,学者们逐步把17-18世纪时期的中国与欧洲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思考19世纪之后中西发展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这种互为主体的双向对比研究更客观地看待中西之间的差异。二、从区域政治、经济到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与深化　　地方史研究,是在对费正清时代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方法的批判中产生的。因为在中国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的考察过程中,他们深感全面驾驭中国各地史料之难,于是采取了分地区各个击破的办法⑤,较为显著的是关于华北、江南的研究。区域社会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至今仍是美国中国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而许多在美获得博士学位或访学归来的学者,或带进来这种研究方法,或将美国学界中国区域社会史的成功之作翻译介绍进来,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趋势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比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与深化经历了从关注区域政治经济到区域社会文化的视角转变。1.以区域社会视角探讨政治、经济问题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与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9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已经展示了地方史研究的端倪⑥,虽然著作标题上并未列出考察的地域,但正文却是对中国华南地方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思考。之后,美国中国学中明确以中国某些省份、县级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不断增多,关注的视角与内容也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周锡瑞关于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的研究,贝蒂关于安徽桐城县士绅的研究,罗威廉关于汉口的两部研究论著,斯特兰德关于北京的黄包车夫的研究,萧邦奇、玛丽·兰金关于浙江绅衿的研究等等。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关注点:其一,通过区域社会的视角重新解读政治事件。如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1976)以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运动发展为切入点,指出了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特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其二,希望通过城市社会的描述解释城市政治,如斯特兰德对北京的黄包车、黄包车夫的描述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市生活与政治的交织⑦,傅高义对1949—1968年间广州政治与社会的研究⑧,包德威对1890—1949年济南地方政治和城市发展的研究⑨等等。其三,集中对某个城市进行商业与社会的考察,罗威廉关于汉口的两部著作最为典型⑩。57其四,通过某一县市的专门研究,提出与宏大叙事模式下研究不同的观点,如贝蒂的《明清两代安徽桐城的土地与宗族》(1979)挑战了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上层社会的若干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即认为科举考试是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认为明清时期安徽省桐城县确定上层社会的标准是土地占有情况与宗族组织关系11。还有萧邦奇在《中国的精英和政治变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1982)一书中,通过区域考察论证了精英类型的多样化12。其五,集中于各地精英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及由此影响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十分盛行,引起了一股近代城市史研究热潮。具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多数对“公共领域”有较大的兴趣,注意力多集中在城市的地方精英、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强化的相互问题上13,如玛丽·兰金关于浙江精英活动的研究14、曾小萍关于自贡盐商精英的研究15、关文彬关于天津盐商的研究16、罗威廉、斯特兰德、萧邦齐的研究等等。虽然以公共领域视角解释区域政治有争议之处,但在争议论战过程中又进一步推进了研究17。目前,美国中国学界仍不缺乏以地方史视角探讨区域政治、经济的研究。但总体而言,目前美国中国学界在关注地方政治、经济变化时,通常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政治、经济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探讨上。如宋怡明对东南沿海卫所的考察,即希望通过地方政治制度的变化理解社会变迁。2.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以区域社会视角探讨地方的现代性、文化、生活、群体与消费等方面的著作日益增多如梅尔清的《清初扬州文化的建构》18是关于清代扬州城市文化的研究,安东篱的《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2004)获得200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是为近代早期的扬州城所作的一部传记,它以明清时期扬州徽州盐商之兴衰及影响为核心线索,以细腻的笔触再现扬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华书局,2007年);韩书瑞的《北京》是关于北京的庙宇与城市生活的研究19;贾晋珠的《印刷牟利》20、包筠雅的《文化贸易》21是关于福建建阳、连成出版文化的研究;白思奇的《都市中的同乡》是关于北京同乡会馆、乡籍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研究22;罗威廉的《红雨》是关于湖北麻城县的民众运动的研究23;贺萧的《天津工人》是关于天津的工人阶级的研究24;还有王笛关于成都的街头文化与茶馆的研究,著有《街头文化》(2003),《茶馆》(2008),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茶馆第二部的研究,是希望通过茶馆这一微观世界去透视20世纪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人们公共生活的变化25。还有典型的上海史研究。如卢汉超的《霓虹灯外》(1999,上海古籍出版,2004年)、顾德曼的《家乡、城市和国家》(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199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裴宜理的《上海罢工》(199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梁元生的《上海道台研究》(19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叶晓青的《点石斋画报:上海城市生活》(2003)26、叶凯蒂的《上海之爱:妓女、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2006)27、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995)28、芮哲非的《古登堡活字印刷在上海》(2004)29等等。此外,一批优秀的博士学位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也构成了上海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文提及的梁元生的著作修改自徐中约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道台研究》,芮哲非的著作修改自魏斐德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戈登堡在上海》。不管是论著还是学位论文,宽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选题涉及到上海社会的各个方面。综观此类研究成果,共同特点是研究者的关注兴趣不再只有地方的政治史、经济史、人口史,地方的社会与文化、民众日常生活亦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所以研究的内容涉及了地方社会文化、地方社会群体、地方社会生活、消费等方面。而研究视角上,新文化史、后现代等思潮对研究思路影响深刻。这方面研究日益成为目前美国中国学界的关注重点,很多论著在学界评价甚高。如卢汉超的《霓虹灯外》一书,关心的是上海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美国中国学界收到好评甚多,美国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赞其为“这是关于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30。区域文化史研究,在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亦颇受欢迎。三、从注重研究对象到注重研究视角:对“眼光向下”的修正　　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美国学界反思费正清时代偏重精英人物研究的偏颇,渐渐将研究重心从“上层人物”、“精英人物”、“官方史学”、“外交史学”转向社会下层,提倡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内部”、“外部”等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而不是只对其中的一个方面孤立地加以分析,因为这些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58美国中国学界的“眼光向下”呼声很高,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研究。但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反思与纠正一味的眼光向下,运用各种视角重新研究社会各阶层。1.民众运动的重新解读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界对社会暴动投入了较多的热情,不少学者均涉足该领域的研究。如柯文的《历史三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裴宜理的《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保卫革命》31、韦思谛的《大山里的革命》32、濮德培的《榨干土地》33、罗威廉的《红雨》、萧邦齐的《血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白凯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上海书店,2005年)、蒲安乐的《中华帝国晚期的乡土反抗对现代的对抗》34等等。仔细分析作者的研究路径,以上著作至少体现了解读民众运动的三种基本取向:其一,以民众运动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政治、社会与文化。如孔飞力的《叫魂》(1990,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是通过一场民众骚乱重新解释政治史的典范;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重新表述了这场民众运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不仅限于从政治和宗教因素思考。特别是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下,不少学者以记忆社会史的视角切入民众运动研究,希望通过不同时段、不同人群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梳理、分析,展示记忆变化背后隐含的不同动机、权力运作关系。如罗威廉的《红雨》一书中的一个精彩之处即是通过描述于成龙事迹如何被记述、传承与解读来探求人们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语境。柯文的《历史三调》亦是将义和团事件如何为不同时段、不同人群所解读,通过一种类似对群体记忆如何在不同历史背景中被记述、传承的分析,来体会这一事件背后不同派别的权力运作关系。其二,强调民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与历史背景的关系。如《血路》一书中,萧邦齐的研究致力于将区域研究与革命者的人际活动、角色变化结合起来,以沈定一革命身份的变化与不同场域人群活动的复杂关系,展示个人性格与历史机遇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裴宜理认为《血路》一书是“近年来西方有关革命运动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强调其过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的范例35。其三,强调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对民众运动的主导作用。最先开始关注此方面研究的应数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在该书中作者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特定地理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并将集体暴力形式分为掠夺性策略与防御性策略两大类。濮德培关于湖南1500—1800年间农民运动考察的《榨干土地》、韦思谛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大山里的革命》、罗威廉关于湖北麻城民众运动研究的《红雨》均是试图解释地方环境对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由此思考只有一些特殊的地区,叛乱才会反复爆发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2.多重视角审视下的社会各阶层、群体研究中国中心观提倡底层人物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在微观史学的启示下,研究的是否是普通民众已经不重要,学界更重视的是以何种方法与视角切入研究。陈启能曾对微观史学带来的整个八九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做了详细概述:“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的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在各种研究著作中,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则号召,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36。所以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社会各个阶层的研究成果:其一,精英人物的重新研究。如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974),在重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连续性基础上,通过对王韬的经历与思想研究,分析了中西思想间的互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二,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考察。如穆黛安的《华南海盗》(1993)着重关注了广东沿海地区的海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司马富的《算命先生与哲学家》(1991)是关于算命先生的研究37;卢汉超的《叫街者》(2005)是关于乞丐阶层的专门研究38;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1992)是关于生活于上海的苏北人的专门研究,《姐妹与陌生人》(1986)关注的则是上海大都市的棉纱女工生活39;贺萧的《天津工人》(1986)、裴宜理的《上海罢工》(1993)则是城市工人阶级的研究著作。还有生59活于各个层面的女性群体的考察,如贺萧的《危险的愉悦》(199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沛霞的《内闱》(199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曼素恩的《缀珍录》(199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199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费侠莉的《繁盛之阴》(199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高彦颐的《闺塾师》(199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2005)40,张孙康宜、苏源熙编的《传统中国的女性作家》(1999)41,胡缨的《翻译的故事:中国新女性的产生》(2000)42、戴真兰的《丑事:18世纪中国贞操观念背后的政治》(2005)43等等。其三,多重视角审视下的群体研究。以女性群体的研究为例,不同视角的审视让女性群体研究成果丰富而多彩。如以法律文化视角审视女性群体,可以通过女性在法律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及活动展示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关系。如白凯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1990),是从妇女的视角出发,依据翔实的诉讼档案,结合判词与法律条文分析,论证了宋代至民国妇女财产权的变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苏成捷的《帝制中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2000)44,及目前正在撰写的清代一妻多夫和卖妻习俗的专著亦是以性别视角审视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郭贞娣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的自由女性主义,1912—1949》,关注了近现代史上的法律、性别与情感。陈慧彬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移民、性别与跨国家庭的研究,希望以妇女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与理解家庭内部的动态关系等等45。还比如以书籍社会史的视角审视女性群体,可以为历史上女性群体的活动找回部分声音。如高彦颐的《闺塾师》思考了印刷文字与女性读者和作者诞生之间的链接。魏爱莲的《红颜与书籍:19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2006)以高彦颐笔下的女诗人为研究起点,将小说的兴起置于17世纪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试图寻回失去的声音,倾听那些创造和消费散文小说的女性们被压抑的回声46。四、几点评述1.中国中心观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仍有很强的影响力虽然马钊认为,“进入九十年代,清史研究中呈现的趋势已经不能用`中国中心观'来简单概括,在中国历史的坐标中理解中国历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而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对学者而言,真正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兼顾中国历史的个性特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趋势,或者说急需解决的是如何把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经验基础上的学术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以及如何反思对中国历史的固有认识”47。但学者在“兼顾中国历史的个性特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趋势”以及“如何反思对中国历史的固有认识”的实践过程中,仍是在实践与修正着中国中心观。所以,无论是全球化视野还是多层理论下深化的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群的研究,柯文提倡的“从中国社会内部思考问题、地方史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中国中心观仍然影响研究者的路径选择。梅尔清在对近年来美、日的书籍史研究做综述时,对这一现象亦深有感受,称“事实上,尽管学者们已经融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但是这种大多数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文化的西方及日本学者,仍明确追求将中国书籍的历史书成一种社会和文化产品,或一种政治力量,或是一系列地方化了的阅读实践,从而使柯文在1980年代提倡的`中国中心观'得以不朽”48。对中国的关注当然也缘于近些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中国边疆史的关注亦可能与美国的国家战略不无关联。如有关新疆的研究成果有:卫周安(JoannaWaley-Cohen)《清代中期的流放:流配新疆,1758—1820》(ExileinMid-QingChina:BanishmenttoXinjiang,1758—1820)、米华健(JamesMillward)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BeyondthePass:E-conomy,Ethnicity,andEmpireinQingXinjiang,1759—1864)和《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Crossroads:AHistoryofXinjiang)、迈克尔迪隆(MichaelDillon)的《新疆:中国中亚区域的民族划分、分裂主义和控制》(Xinjiang:Ethnicity,SeparatismandControlinChineseCentralAsia)以及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FriderickStarr)主编的论文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ChinasMuslimBorderland)等。再如有关台湾的研究有乔治城大学东亚史专业博士菲利普斯在《同化与独立之间:当台湾人遇到国民党中国:1945———1950》、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欧阳泰所著《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鲍梅立《台湾属于中国吗?文化、势力和移民对于变化中认同的影响》等。2.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活跃了美国中国学研究60从美国中国学诞生之日起,年鉴学派、文化人类学、后现代、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等等新理论不断影响着美国中国学,活跃了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如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下,宗教信仰、仪式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极大热情,如华琛对东南沿海天后信仰的研究、康豹对浙江瘟神庙会的研究、姜士彬对山西赛会的研究、杜赞奇对关帝的研究、司徒安对城隍信仰的研究、宋怡明对五帝信仰的研究、万志安对五通神的研究等等。在族群理论的影响下,以民族关系为起点思考满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过程与满汉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如柯娇燕49、路康乐50、欧立德51、罗友枝52的研究等等。近年来,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又启示研究者关注“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符码”53,出现了如上文提及的女性群体研究、社会记忆研究,书籍史研究54,还有消费文化55、身体史、表象史、语言社会史、旅行史等等方面的研究。即便是重新审视政治问题,新文化史视角的参与也让政治史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将关注点转向了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政治与媒介、节日与民族的关系等等”56。虽然在借鉴新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引发过不少争议,如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争议等等。但客观而言,这种实践及其实践带来的争议(乃至论战)亦推进了现有的研究。如市民社会理论不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中掀起了一股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热潮,亦促使黄宗智等学者思考,由此提出了“第三领域”的研究设想。如果说个体的学术研究成为埋头拉车的行为的话,那么学术会议则提供了一个抬头看路的机会,学术报告、学术点评以及学术会议主题的拟定均具有了批评、讨论与纠偏的效果。有人形象地比喻其为“思维的碰撞”与“灵感的流动”。2010年美国的“陆地、岛屿与海洋”全国历史学年会不仅将不同的地理空间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融合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大学科,如地理、生物、化学、地质、水文等等学科,显示了强烈的对话意向。近年来美国中国史学界的新思潮的产生往往起于学科间的交叉,像施坚雅、黄宗智、彭慕兰乃至贡德·弗兰克,尽管有些是属于对二手资料的思索,但却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3.华人学者日益增多,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华人学者是美国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如早期的杨联陞、韩玉珊、刘广京、钱存训等进行的中国史学史书目编纂介绍工作,对美国中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起了启蒙作用。之后如瞿同祖、张仲礼、萧公权、何炳棣对中国地方政府、绅士、人口等等方面进行的专题研究亦深刻影响了美国中国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裔学者、留美工作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群体是美国中国学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首先是华裔学者。如余英时对中国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方面的出色研究;黄宗智对华北、江南的小农经济、新法律史的出色研究,其提出的“过密化”理论深刻影响了美国中国学界。又如魏斐德先生晚年的中国太太梁禾对魏先生有关上海史研究的深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留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工作,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如王笛在国内已有不俗的研究成果,赴美后受到罗威廉教授等的影响,学术进一步走向深邃化。其次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赴美留学,留美工作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成就显著,另一方面则将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介绍到中国57,在美国中国学新研究成果的引进以及中美学术的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充当着积极的联系人。目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毕业后留下的博士学位论文亦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的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元生,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明珂、华东师范大学的姜进等等直接致力于以自己的研究带动和影响着美国域外中国地方史的研究。4.学术交流日益增多首先是共同参与学术会议与学术课题。如2010年6月28日—7月2日于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地方社会研究新路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与会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包括了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学家等等。本次会议亦是上述学者合作的课题“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的研究报告会。其次,美国中国学研究者深入中国查阅档案与进行田野调查越来越便利。如孔飞力的《叫魂》、白彬菊的《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58、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韩书瑞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均得益于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以黄宗智为首的UCLA新法律史研究团队特别倚重地方档案的运用。如黄宗智根据巴县档案与淡新档案研究,完成了法律三卷本59;白瑞德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主要依据的是巴县档案60;艾仁民的《清代满洲的国家、农民和商人》,主要依据的是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盛京户部与盛京内务府衙门诉讼档案以及吉林市档案馆所藏的伯都纳副都统衙门档案;李怀印的《华北村治》(中华书局,2008年),主要依据的是河北获鹿县清末民初的档案材料。此外,到中国各地实地调查搜集的各类资料也推进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如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韦思谛的《大山里的革命》、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等均依赖于在中国获得的档案、地方史和访谈录等资料。包筠雅亦在福建省连成县长期调查、访问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出版商后裔,搜集大量地方文献后,完成新著《文化贸易》。5.几点不足其一,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如火如荼,但区域选择十分不平衡。如重视城市社会文化研究,忽视乡村社会文化的考察。还有城乡之间关系链接脱节十分严重。即便是城市的研究,亦存在集中于江南、华南、华北区域的考察,西北、西南等区域考察严重不足的弊端。其二,美国中国学仍面临着如何防止“碎化”研究的问题。地方个案实证研究的日益增多,一方面注意到了以往宏大叙事研究模式下忽视的精彩历史环节,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研究日益“细化”乃至“碎化”的问题。还比如新文化史、后现代等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拓宽了研究领域,但亦不可避免有些只重视选题,不重视研究方法导致的低俗“猎奇式”研究。所以,如何平衡地方个案的实证研究与宏大叙事关怀仍有待探讨。同样,对待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亦应突出问题意识,将研究问题与社会变迁结合考察。其三,对待新理论的态度在宽容的同时,亦应考察其“适用性”问题。新理论虽然活跃了美国中国学研究,但在运用到中国时不可避免地须思考“适用性”的问题。只有将这些理论真正内化到中国问题的理解中,才能更好解释中国的现象。目前美国中国学界在此方面的争议仍较大,如“市民社会”是否适用中国,“第三领域”是否能纠正市民社会的不足等等。注释①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②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页。③珀金斯:《中日农民的发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④《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获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1990)获亚洲协会列文森奖。⑤魏斐德自1960年代起,便开始地方史研究。他说:任何人要研究社会史的话,必须要限定自己所要研究的范围,你很难写出一部有关全中国范围的社会史,所以你得选定一个具体的能够深入的相对较小的范围,如此便可深入理解其框架结构、社会组织和不同阶层的人民,从而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历史。叶斌:《魏斐德与上海史研究》,《史林》2004年第5期。⑥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界亦不乏对中国社会进行区域考察的成功之作。如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1945)是以山东省的台头村为研究对象,对台头村的日常生活、村内冲突等乡村生活状况做了考察,揭示社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许烺光的《祖荫下》(1948)亦是此类著作。但这些著作偏重人类学方面研究,此时期美国中国学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考察还是以费正清、列文森等的研究特点为主导。⑦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csinthe1920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⑧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⑨DavidD.Buck.UrbanChangeinChina:PoliticsandDevelopmentin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78.⑩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HilaryJ.Beattie.LandandLineageinChina:AStudyofTung-chengCounty,Anhwei,intheMingandChingDynastie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12R.Keith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e: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13王笛对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有详细介绍,详见王笛:《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14MaryBackusRakin.EliteActivism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6215MadeleineZelin.TheMerchantsofZigong:Indus-trialEntrepreneurshipinEarlyModernChin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16ManBunKwan.TheSaltMerchantsofTianjin:State-MakingandCivil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1.17如黄宗智、魏斐德对罗威廉、玛丽·兰金的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研究过于强调地方社会空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及地方精英与国家制衡的能动作用,认为社会力量与国家在公共领域是进行对抗冲突。这种研究有明显的西方理论移植色彩。在争议过程中,黄宗智提出了“第三领域”理论以区别于适用西方社会的“市民社会”。18TobieMeyer-Fong.BuildingCultureinEarlyQingYangzhou.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19SusanNaquin.Peking:TemplesandCityLife,1400—19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20LucilleChia.PrintingforProfit:TheCommercialPublishersofJianyang,Fujian(11th-17thCenturie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3.21CynthiaJ.Brokaw.CommerceinCulture:TheSibaoBookTradeintheQingandRepublicanPeriods.Cambridge,Mass.:HarvardAsianCenter,HarvardUni-versity,2007.22RichardD.Belsky.LocalitiesattheCenter:NativePlace,Space,andPowerinLateImperialBeij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5.23WilliamT.Rowe.CrimsonRain:SevenCenturiesofViolenceinaChineseCount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7.24GailHershatter.TheWorkersofTianjin,1900—1949,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25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6XiaoqingYe.TheDiansizhaiPictorial:ShanghaiUrbanLife,1884—1898.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3.27CatherineVanceYeh.ShanghaiLove:Courtesans,Intellectuals,andEntertainmentCulture,1850—1910.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06.28LindaCookeJohnson.Shanghai:FromMarketTowntoTreatyPort,1074—185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29ChristopherAReed.GutenberginShanghai:Chi-nesePrintCapitalism,1876—1937.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4.30卢汉超:《霓虹灯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1ElizabethJ.Perry.PatrollingtheRevolution:WorkerMilitias,CitizenshipandtheChineseState.Lan-ham:Rowman&Littlefield,2006.32StephenC.Averill.RevolutionintheHighlands:ChinasJinggangshanBaseArea.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6.33PeterC.Perdue.ExhaustingtheEarth:StateandPeasantinHunan,1500—1850.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1987.34RoxannPrazniak.OfCamelKingsandOtherThings:RuralRebelsAgainstModernityinLateImperialChina.Lanham:Rowman&Littlefield,1999.35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页(中文版序言)。36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37RichardJSmith.Fortune-TellersandPhiloso-phers:Divination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91.38HanchaoLu.StreetCriers:ACulturalHistoryofChineseBeggar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5.39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9—1949.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40DorothyKo.CinderellasSisters:ARevisionistHistoryofFootbinding.Berkeley: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本书台湾已有中译本,由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出版。41Kang-ISunChang;SaussyHaun,eds.WomenWritersofTraditionalChina:AnAnthologyofPoetryandCriticism.Stanford:StanfordUniv.Press,1999.42YingHu.TalesofTranslation:ComposingtheNewWomaninChina,1899—191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43JanetMTheiss.DisgracefulMatters:ThePoliticsofChastityinEighteenthCentury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5.44MatthewHSommer.Sex,Law,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45关于上述作者的部分研究文章可参见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46EllenBWidmer.TheBeautyandtheBook:WomenandFic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Distribut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47马钊主编:《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北63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编辑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代前言)。48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49主要有三部著作。PamelaKyleCrossley.TheMan-chus.Cambridge,Mass.:BlackwellPublishers,1997.PamelaKyleCrossley.OrphanWarriors:ThreeManchuGenerationsandtheEndoftheQing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amelaKyleCrossley.ATranslucentMirror:HistoryandIdentityinQingImpe-rial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50EdwardJ.MRhoads.Manchu&Han:EthnicRe-lationsandPoliticalPowerinLateQingandEarlyRe-publican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2000.该书2002年获得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51MarkCElliot.TheManchuWay:TheEightBan-nersandEthnicIdent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52EvenlynSRawski.TheLastEmperors:ASocialHistoryofQingImperial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曼素恩等对该书评价很高,认为它开辟了以前无人研究过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新领域。53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风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蒋竹山编:《新史学:新文化史专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54关于美国中国学中书籍史研究状况的介绍可见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史林》2008年第4期。55如高家龙的《中国药商》。ShermanG.Cochran,ChineseMedicineMen,ConsumerCultureinChinaandSoutheastAsi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该书于2008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56JamesF.MdMillan.“SocialHistory,`NewCultur-alHistory',andtheRediscoveryofPolitics:SomeRecentWorkonModernFrance.”TheJournalofModernHisto-ry66.Dec.(1994):755-772,转引自张仲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57如王笛在《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上有数篇文章涉及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动态的介绍;马钊主编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亦是国人了解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等等。58BeatriceSBartlett.MonarchsandMinisters:TheGrandCouncilinMid-ChingChina,1723—182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59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60BradlyWReed.TalonsandTeeth:CountyClerksandRunnersintheQingDynast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已列入黄宗智主编的“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丛书,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　梅莉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