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

一、概念：人类学（民族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藏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庞大，似乎只要与藏族、西藏、藏区有关的都可以归入这一研究领域[1]，许多老一辈学者认为，藏学开始于唐蕃时期，研究范围不仅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也涉及了一部分自然科学学科[2]。在中国，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藏学还有其强烈的政治属性，被赋予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的重任，是国家涉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西方欧美国家，Tibetology更多的是指文献、历史、考古等方面的人文科学取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研究藏族的人类学家把从事藏学领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称为藏学人类学。对于这种提法，另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藏学人类学包括了藏学、人类学两个很大的学科概念（或者学科群），容易引起误解。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和争议，我们使用“人类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这一概念。人类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AnthropologyofContemporaryTibet）是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是采取人类学的视角对藏族社会进行研究的手段，它不是一门自古便有的，其理论、方法和概念源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因为并非所有的知识生产形式都有学科规训（discipline）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学科是历史的产物，并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4]；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这些技能去集中研究各自相对独立的现实领域[5]。所以，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就是，在对藏区、藏族及其周边民族的研究中采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长时段的参与观察，用田野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撰写研究成果(人类学的专业术语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说，首先应该坚持李绍明先生提出的“田野是民族学的生命线”的观点[6]，同时也要注重历史文献与田野资料相结合的研究，以推动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交叉和综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①——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刘志扬（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275）摘要：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是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是采取人类学的视角对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进行的研究。本文对当前国内藏学研究机构及研究方向做了简要的综述，并就当前人类学（民族学）对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研究的几个热点进行了评述，阐述了这一研究在藏学领域中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机遇、挑战。关键词：藏学;人类学;民族学;藏族;藏区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2－0018-10收稿日期：2012-01-14作者简介：刘志扬（1965-），男，新疆塔城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藏学人类学研究。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OrientationinTibetologyandAnthropologyinChina——AnOverviewofResearch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Anthropology(Ethnology)LIUZhi-yangAbstract:Theresearch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Anthropology(Ethnology)canbetreatedasaresearchperspectiveoraresearchapproach,whichfocusesonTibetansocietyfromtheperspectiveoftheanthropology.ThispapersummarizescurrentdomesticinstitutionsofTibetologyandresearchorientations,andreviewsseveralhottopics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currentAnthropology(Ethnology).Further,thispapernotonlypointsoutthesignificanceofthisresearchorientationintherealmofTibetologybutalsoelaboratesit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Keywords：Tibetology；anthropology；ethnology；Tibetans；Tibetanareas第23卷第2期2012年4月VOL．23NO．2Apr．2012人类学研究18合研究。为什么我们不叫人类学（民族学）西藏研究而叫藏族研究呢？因为Tibet（西藏）这个词在 英语 关于好奇心的名言警句英语高中英语词汇下载高中英语词汇 下载英语衡水体下载小学英语关于形容词和副词的题 中主要指“藏区”，也就是国外学者提到的“文化的西藏”（EthnicTibet）②,李安宅先生将其直接表述为“有藏族文化，说藏语的民族聚居区”[7]，即包括卫藏、安多、康三个文化区。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西藏是行政区划的概念，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TibetAutonomousRegion，简称TAR），况且如果在汉语中使用“西藏”，有点把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他藏区排除在外的意思，不太妥当。藏族及其周边民族社会涵盖的范围应该包括：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藏族（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藏区）社会；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尔苏、多须等散杂居藏族；被国家识别为藏族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人、夏尔巴人，分布在四川和甘肃交界地区平武、文县、九寨沟、松潘等地的白马藏族；与藏文化圈相关的民族如云南的纳西族、普米族、珞巴族，西藏的门巴族、土族等；还有与藏族聚居区相邻的各个民族如汉族、羌族、彝族、傈僳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裕固族、东乡族等。另外，生活在印度、尼泊尔、不丹藏文化圈内的藏族及其周边民族③，移居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法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大洋洲国家的海外藏胞社区也应该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关于人类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的英文表达④，根据国际惯例，大致可以翻译为，AnthropologicalStudiesonTibet，或者AnthropologyofTibet，更加接近原意的是AnthropologyofContemporaryTibet（或AnthropologicalStudiesofContemporaryTibet）。至于说加上“周边民族”后大致可表述为AnthropologicalStudiesofTibetandotherEthnicGroupsSurroundingTibetanPlateau，亦可以译为AnthropologicalStudiesof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二、国内研究机构及研究方向（一）藏学研究机构与专业刊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中央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设立了藏学研究专业，培养了一大批藏学研究专业人才；同时还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样的部级研究机构，协调全国藏学研究队伍。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省区的高校和省区社科院等都设立了相关的藏学研究机构。除了高校和科研单位之外，一些涉藏的国家部门也设置了相应的藏学研究机构。另外，陕西、上海、广州等地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藏学研究。按照权威说法，目前中国现有50余家与藏学研究相关的机构，2000多名与藏学相关的工作者⑤。北京从事藏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由于政治权重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拥有中国最多的藏学学术研究资源。西藏自治区是全国所有藏区中面积最大、藏族人口最多、藏族密度最大的地区。全区主体民族为藏族，其他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被识别为藏族的僜人、夏尔巴人等。全区有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阿里、林芝7个地市。到2010年，共有71个县，542个县，其中边境县21个，农业县35个、牧业县14个，半农半牧县24个。常住人口290万，其中市镇人口69万，乡村人口221万[8]，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基本为藏族。西藏自治区总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接壤，北部和东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为邻。从区域文化的特征上看，传统上西藏自治区包括以拉萨为中心的中部的“卫”，以日喀则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区的“藏”，以昌都为中心的“康”，还有上部的阿里地区，另外还有珞巴族生活的洛隅地区和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西藏自治区作为藏族人口最多的藏族文化的核心地区，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藏自治区从事藏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等。除上述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外，西藏自治区还设立了其它一些研究机构，如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自治区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自治区文化厅民族艺术研究所、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天文历算研究所、自治区《拉萨尔王传》抢救工作办公室、拉萨市志办公室、自治区和拉萨市两级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自治区档案馆、自治区文物局等。此外，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西藏自治区党校、西藏农牧学院等也设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四川省是民族大省，也是全国仅次于西藏自治区的第二大藏区，藏族聚居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其它如雅安市的宝兴、石棉、汉源，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盐源、越西、甘洛，绵阳市的平武、北川等地还有少量的散杂居藏族和小聚居的藏族的分布。藏族聚居区面积25万平方公里，占四川全省总面积的52%。四川藏区居住着藏、汉、羌、彝、回、纳西等6个世居民族，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藏族占本区人口的64%。四川藏区主要有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巴方言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安多方言区，以及嘉绒、白马等不同的藏族文化支系。因此，四川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藏学研究人才齐整，队伍强大。目前四川省的藏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和藏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康藏研究中心、四川藏学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民族学院等。青海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江河源头”、“亚洲水塔”。根据青海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到2010年底，青海全省常住人口为562万[9]，其中藏族137万，占24%。青海藏族大多属于藏族三大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人类学研究19方言区中的安多方言区，自称“安多哇”，主要聚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青海除藏族外，还生活有汉、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等民族。青海从事藏学及民族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机构主要有：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⑥、藏学院⑦）、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下设民族与宗教所、藏学研究所、文史研究所、哲学社会学研究所等）、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省文联《格萨尔史诗》研究所等。甘肃省藏族主要集中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还有生活在其它地县八个藏族乡的藏族⑧。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主要民族有藏、回、汉等，其中藏族36.7万，占总人口的54%。甘肃藏族属于安多方言区。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格萨尔研究院、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藏学研究所（位于夏河县拉卜楞镇），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位于滇川藏三省区结合地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是云南省藏族的主要聚居区，除此之外，丽江、贡山等县也有少量的藏族散杂居人口。云南藏族属于藏语康方言区，内部又有中甸、东旺、德钦、维西等土语的差别[10]。与藏族文化渊源关系密切，风俗习惯相近的民族有普米族、纳西族；藏文化周边民族包括傈傈、白、彝、回、怒等民族。因此，云南藏族聚居区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汇交融的特点十分明显，云南省的从事藏学研究的主要机构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民族大学（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中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五省区以外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一些相应的藏学研究人员，但没有形成规模性的研究群体和学术梯队，很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南京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室）等。目前，有关藏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很多。有人撰文认为与藏学有关的刊物有30多种⑨。实际上，我国刊发有关藏族社会研究的学术刊物远不止这个数目，其它非“藏”字头的刊物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世界宗教研究》、《开放时代》，以及很多高校的学报等都在不定期地登载藏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二）藏学领域中的人类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尽管中国藏学队伍十分庞大，但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宗教、语言、文学、历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从事长时段实地田野调查，并应用人类学方法和理论进行民族志写作的研究人员人数十分有限。目前从事藏族及周边民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包括一些高校中与人类学、民族学、藏学相关的院系中的教师，以及他们培养出的藏学人类学人才。这些院校博士生受到了系统的专业培训，毕业论文的资料大都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目前培养人类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的高校主要有：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以下我们仅挑选几个作者相对熟悉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说明。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藏族社会研究的主要科研教学机构集中在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藏学研究院，研究者既有藏族学者，也有汉、回、羌、裕固等民族的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具有他者和自者研究结合的视野，并具有语言优势。近年来，结合藏学人才培养和教师自己的专业方向，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对藏族聚居的农村牧区、城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足迹遍布整个中国藏区。他们的研究包括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研究、藏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等。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特点是把区域研究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和严谨，又有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在学界独树一帜。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藏区考古与藏族文化艺术研究，二是藏族历史研究，三是藏区社会现状与发展研究，四是藏彝走廊研究。川大藏学所的人才培养以硕士生、博士生为主，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另外，他们的对外交流活动十分活跃，经常聘请国内外知名的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和交流互动。近十年来，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藏学人才培养和研究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其特点是注重共时性的微观社区和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时间比较长。对于田野时间的基本要求是：本科生1个月，硕士研究生3个月，博士研究生6个月。中大的学生一般来说田野比较扎实，也较多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据初步估计，中山大学从教师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目前涉及到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的著作、论文（包括毕业论文）和调查报告有150多篇，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之中。田野调查点分布在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藏区。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平武县民族宗教局合作在平武县设立了中山大学教学科研基地。目前中山大学仅就平武白马藏族将出版专著三本，另外还有硕士论文10篇左右，本科论文40篇左右，以及在学术刊物发表的10多篇论文。云南大学的特点是注重田野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根据李绍明先生的总结，云南大学近年来在编写民族志方面做了三件事：一是在2002年前完成了云南24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村寨调查，出版了26本书籍，并在2003年前将村寨调查扩展到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出版了一批书籍；二是开展了云南各民族家庭婚姻调查，出版了各民族的女性志；三是陆续出版了56个民族20世纪的家庭实录。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人类学研究20部分藏学研究重要刊物省市刊名主办单位周期备注北京《中国藏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季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西藏《西藏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季刊CSSCI来源期刊，“藏学研究”栏目为全国少数民族学报名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西藏民族学院双月《西藏研究》西藏社会科学院双月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月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藏学学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年刊《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四川民族学院双月青海《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季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大学季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青海民族大学半年刊《青海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院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北方十佳期刊甘肃《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季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双月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兰州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云南《甘肃民族研究》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季刊云南《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季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云南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院双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人类学研究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21这些基础工作为完成我国民族志做了一些前期工作[11]。还有一些政府部门下属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实地田野工作中的成绩十分突出，除了将政策性研究与基础研究有机结合进行研究之外，还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政府资源优势，整合所在地区的研究力量进行研究。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为例，该所长期在藏彝羌等地区开展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和研究工作,出版了“藏彝走廊研究系列丛书”，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又先后与平武县、石棉县等地方政府合作，在藏、羌、彝等民族聚居区和散杂居区建立田野调查基地，如在平武县建立了“中山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人类学科研教学基地”，在石棉建立了“尔苏木雅藏族研究中心”。同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还以四川省民族研究会为平台，整合省内民族研究资源，共同开创了藏彝走廊、西南民族研究的新局面。三、近几年人类学藏族研究形成的几个热点（一）地域和族别研究1.藏彝走廊研究目前学术界形成了规模和群体效应的是西南学术界以李绍明先生为首发起的藏彝走廊研究。近10年来，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并带动了其他民族走廊（或者通道）和区域（地域）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从“走廊”角度认识研究东部藏区各民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的学术方向。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新概念。2003年，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首次全国“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围绕藏彝走廊的科学价值、范围、历史文化特征等进行了讨论。从此之后，藏彝走廊研究开始引起学术界重视。藏彝走廊这一民族区域的学术概念也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2009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上，“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成为单独论坛，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相继开辟了“藏彝走廊研究专栏”，扩大了“藏彝走廊”的学术影响。“藏彝走廊”专题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李绍明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与文化》[12]、石硕的《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13]和《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14]，以及袁晓文主编的系列“藏彝走廊研究丛书”等。除了四川学者外，目前关注藏彝走廊研究的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西北民族走廊研究西北走廊大体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由甘青两省之间的河西走廊和陇西走廊组成[15]。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马成俊、张海云的《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16]对费孝通在甘青的学术活动和思想进行了梳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秦永章撰写了一系列分析西北民族走廊的文章，如《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分析了“西北民族走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指出西北走廊为历史上农牧民族的迁徙往来、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提供了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2011年1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西北民族走廊文明、宗教与族群关系研讨会”，对西北民族走廊的概念、范围、特征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虽然西北民族走廊的研讨尚处在开始阶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一批引人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在地域研究方面，其他还有如四川学者提出的康巴学等区域研究概念，不过目前尚处在萌芽阶段，没有产生像藏彝走廊那么大的社会和学术影响。3.尔苏（多须）藏族研究散居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尔苏藏族是藏族的一个支系，总人口约3万人，分为“尔苏”、“多须”、“里汝”三个方言区⑩。由于尔苏藏族聚居区处于藏彝走廊东部边缘藏汉两大文化的交汇地带，其文化特征及族群认同有助于理解藏彝走廊内部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尔苏藏族的族群性和对藏族的族群认同成为一个学术切入点。目前上海大学的巫达、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巫达采取人类学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对尔苏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尔苏人的族群性和他们对藏族的认同做了深入地探讨[17]。四川大学民族研究所袁晓文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描写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分析，从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维度，对多续族群的历史记忆特点和族群认同方式以及二者间互动和整合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藏彝走廊核心区的族群认同的多元性、特殊性、区域性与民族性等特征[18]。其它研究尔苏比较重要的人类学（民族学）成果还有，李绍明、刘俊波主编的《尔苏藏族研究》[19]，李星星的《蟹螺藏族：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研究》[20]等。4.门巴、珞巴研究门巴族和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门巴族居住地门隅在西，珞巴族的居住地珞渝在东。其中珞巴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輥輯訛，门巴族3000人左右；门巴族也只有不到9000人的人口。由于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居住区地处十分偏僻的藏东南高山峡谷之中，并有喜马拉雅山脉阻隔，前往那里进行调查非常不便。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的莫俊卿、索文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姚兆麟、吴从众、李坚尚、张江华等深入门巴、珞巴村寨调研，编写了一批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为门珞巴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1980年代以后，陆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民族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专家学者前往门珞地区考察，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门巴珞巴族历史与社会形态、宗教与民俗（民间文学）等方面的成果[21]。目前我国研究门巴族和珞巴族的专业人员很少，随着老一辈学者的人类学研究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22退休或者去世，长期坚持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只有西藏民族学院的陈立明教授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22]。5.羌族研究1982年至2008年5·12地震发生前的16年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关于羌族研究的文章共计414篇（其中包括对古羌人的研究），平均每年26篇左右；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研究羌族的文章迅速增加，到2011年11月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共计发表相关文章523篇，平均每年170篇左右，比大地震前增长了20倍。近几年来羌族研究中的重点集中在灾后重建，羌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关于羌族的一系列论著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他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23]和《华夏边缘》[24]应用巴斯的“族群边界”的概念，以羌族为切入点和参照系，通过对羌寨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重新审视了“民族”、“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藏汉族群边界的变化情况、以及边缘与中心的关系等，为中国的民族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同时也使得羌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二）专题研究1.藏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进入1980年代以来，藏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学者开始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手段和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代藏区的社会和文化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格勒等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25]，是格勒等学者于1987年5月至10月，花费5个月时间对西藏那曲安多县扎仁区、扎萨区牧民社会进行调查后写出的一本人类学专著，本书对藏北草原牧区社会历史沿革、贸易生产、婚姻家庭、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分析。有关人类学微观社区专题研究的专著也不断涌现，西藏社会科学院班觉博士运用以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为主的多学科的研究手段，通过对西藏日喀则地区白朗县一个农村社区所作的12个月的田野调查，以西藏农村社会一妻多夫制家庭复活的经济和文化因素为切入点，撰写了关于西藏一妻多夫制（兄弟共妻型）的博士论文《当代西藏兄弟共妻家庭复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26]，班觉博士在文中对当前西藏农村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一妻多夫制家庭（调查点一妻多夫家庭比例占到33%），一妻多夫制家庭对当地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其他还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平著《活在喜玛拉雅：写真西藏》[27]，这是徐平等人在西藏日喀则江孜县帕拉庄园所在地——班觉伦布村从事了为期4个月的调查后，结合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写出的关于班觉伦布村50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历程的专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丹增对拉萨市布达拉宫下“雪村”的研究也是期具有较高价值的微观社区研究成果[28]。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从四川嘉绒藏族家屋名号“房名”入手，进入对嘉绒藏族社会结构特征的探讨，为我们揭示出嘉绒藏族作为一个家屋社会的特殊结构輥輰訛。陈波通过对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的巴尔库村50年间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并结合田野资料，分析了藏族农民家户内的祭祀空间、公共祭祀空间和朝圣空间、历书、仪式中大小传统的不同，以及表现在村落宗教方面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关系等，运用雷德菲尔德“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阐述了村落身份制度“吉毒”在身份建构和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29]。我的田野调查点也在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在对藏族乡村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我通过一些标志性文化事项（就医行为方式的选择、洁净的观念和原则、饮食文化等），试图从整体的观点来理解蕴涵于其中的文化逻辑[30]。生活在藏汉两大文化边缘地带川藏交界的三岩藏族近几年来也引起了年轻学者们的关注，廖建新深入研究了三岩藏族特殊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帕措”（或“戈巴”）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结构和功能，以及为求生存而形成的不断循环的冲突、妥协的常态[31]。王正宇也在较长时段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讨论了三岩藏族社会在自然环境和国家力量的双重在作用下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三岩藏族如何建构和维持自我身份的策略[32]。2.族群关系研究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对藏族周边民族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多都关注于族群互动与族群关系，除去上述我们已经提及的巫达和袁晓文关于尔苏藏族的族群认同研究外，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引人注目。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张亦农通过在甘南郎木寺两年的田野调查，深入探究了藏、汉、回三个民族在这里的互动关系和汉藏边地的宗教、民族与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复兴的社会经济原因[33]。马成俊分析了甘青边界地区处在藏、汉、回三大民族环绕中的撒拉族是如何在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不被同化，又要与周边各民族和谐相处情境之下的适应策略，剖析了生存于大族群集团和强势文化集团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怎样通过建构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34]。刘夏蓓研究了居住在青海省化隆县中南部的卡力岗人从藏族到回族的民族身份转变过程及其内在的历史、社会、宗教等原因，以此说明了回族来源的多元性和宗教在族群认同层面的重要性輥輱訛。祁进玉通过对西北甘、青地区几个土族聚居农村和两个城市土族散杂居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并通过深入访谈并配合问卷调查，以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视角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比，从地域、民族、国家的角度对土族社会的群体认同意识进行了深入地探讨[35]。3.生态人类学研究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亚洲几条著名的大河都发源于此。另外，藏区生态体系脆弱，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差，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坏后,极易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我国生态环境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人类学对于青藏高原环境的研究更加关注与人与环境间的关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36]，一是强调藏族牧民的游牧实践与千百年来积累的地方性知识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23环境十分融洽而不是“破坏”[37]；另外，关注市场化、现代化情境下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国家环境保护话语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国家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过程中的作用与效果輥輲訛；第三，说明了藏族农牧民在环境保护中的能动性以及他们所建立传统的良性管理机制，强调农牧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对青藏高原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作用[38]。4.宗教人类学研究藏传佛教与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藏传佛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宗教研究是藏学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与宗教学角度不同的是，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宗教人类学）从整体观的视角出发，更加关注的是宗教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是说，宗教人类学研究的是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并不过多地关注与宗教起源、教理、教义、教法、教派的研究。因此，人类学者不必如宗教学学者那样追求对宗教教义精深的理解。索端智考察了青海省东南部“热贡”藏族社区后，指出在当地文化中存在两种并行的象征体系，即佛教和民间守护神体系。佛教和民间守护神在社区生活中的存在是功能与结构的有机并接。佛教的诸神位居高端，是正统的，而守护神则处于被佛教役使的地位，二者构成一个有机整合的象征和意义结构模式。他进一步讨论守护神体系的社会意义，认为守护神是不同地域社会的社会性标志，不同层级的守护神代表不同层级的社会，守护神的体系与结构与社会具有同构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不同地域社会的象征[39]。也就是说，守护神信仰体系的不同圈层隐喻的是藏区大小不同的地域社会。[40]藏传佛教并非是藏族社会绝对的宗教形式，各种民间宗教的存在构成了对正统的藏传佛教的补充，是藏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孙林的《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以扎实的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对西藏中部农业区民间宗教的信仰、宗教类型，仪式类型等各种宗教实践活动做了一个系统的阐述和历史演变脉络的梳理[41]。台湾的朱文惠以云南省维西县塔城乡（现已改为塔城镇）其宗村为田野调查点，经过6个月的田野工作，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与当地农牧村落的共生互惠关系，僧俗之间与亲友邻里以礼物形式往来的馈赠关系。他的研究说明，当地的僧俗共生关系建立在一种双方彼此需求的基础上，即宗教人士提供给村民满足今生和来世愿望的各项宗教法事服务，村民则向寺院提供物资和人员的补充，凸显出地方多重社会网络关系往来的互惠形式[42]。5.藏族社会的法人类学研究法人类学的研究一般聚焦于正式法律制度之外民间社会的非正式法律制度和习俗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习惯法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里，民族学人类学者尚未涉及或者还没有深入研究。如甘青交界处争夺草场的群体性械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稻城、道孚和丹巴各县发生的争夺资源的纠纷事件；存在于西藏昌都、四川甘孜等地的“陪命金”（赔命价）制度和以牙还牙的“血仇”等。以“赔命金”为例，这是一种藏区自古就有的习惯法，近些年呈上升趋势，在一些偏远的农牧区藏区，当人被杀死或者被打伤之后，当地人不是通过国家正式的法律途径解决，而是按照部落传统的习惯法用金钱和财物进行赔偿。2002年我在西藏调查时，7月份的《西藏日报》连续一个星期登载了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的一条通告，大致内容是严禁“陪命金”。政府在党报上连续刊登这样内容的通告，应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同时也可想而知在西藏一些偏远的农牧区陪命金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和普遍。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从人类学学理层次关注藏区习惯法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藏族学者穆赤·云丹嘉措以大量的第一手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了藏区习惯法在在现实社会中“回潮”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原因[43]。扎洛就川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几个县的草场纠纷为例子，对藏区的草场纠纷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就现行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政策性建议，指出只有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与习惯法的结合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避免类似纠纷的发生[44]。从事过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有李虹[45]杨方泉[46]、吕志祥[47]等。其它人类学（民族学）关于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的视角和角度还有，对于藏区唐卡艺人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从藏族洁净观念[48]、服饰文化[49]切入对藏族社会进行的研究，以及中山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大学、西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对白马藏族的研究輥輳訛，德吉卓嘎[50]等对藏族妇女的研究等等。四、挑战、问题与重点（一）挑战与机遇2008年的3·14事件后，藏区研究对我们国内从事人类学的藏族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挑战。从整个学术界看，目前对于藏区社会和发展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及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藏区国家政策、现代化道路等的误解和歪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西藏和其它藏区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研究。国际上讨论“西藏问题”掺杂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包含着经济和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些身居国外的藏学家，由于实证材料的不足，撰写了一些与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文章，传播着错误的信息，影响到国际社会对西藏的观点和看法，产生了消极的国际影响。国外藏学界关于中国藏区研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学者缺少实地田野调查资料。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我们不可替代的优势，用大量实地调查的资料分析和研究现有的各种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对西方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予人类学研究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24以澄清和批驳。通过全面、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较完整地反映当代藏族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回应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藏区的各种重要理论争议。以往对国情研究大都只是停留在静态描述的层面，缺少动态的分析研究。对藏区的现代化研究是中国的国情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探讨我国藏区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道路，需要对各个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逐步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便摸清藏区的现状，以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生产关系、传统文化、社会组织结构、教育、宗教以及政策导向。（二）从藏族、藏学向藏文化圈及周边民族研究扩展人类学民族学在藏学研究中相对沉寂，发声不多，尤其缺乏人类学民族学学理上探讨，缺乏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的角度看待藏区的问题和现象，藏区的发展和变迁。藏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群。国内藏学界的各种会议和研讨经常集中在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历史、语言、宗教板块；另一个是社会经济，也就是和现实问题有关联板块。这种长期形成的套路固化之后缺乏活力。比如目前很多对现实问题的讨论都只是为了给政府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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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学科层面学理上的探讨，所以只能是层面较低的应用性研究，无法提炼出高水平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藏学研究注入活力，藏区和藏族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人类学民族学关注并能发挥学科优势的地方。目前藏族的研究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关注藏族较多，忽视或较少关注周边民族。如果我们把藏文化看作是一个文明的话，其实藏族文明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圈，周边很多民族和文化都受到藏文化圈的影响，很多民族和藏族都有紧密地渊源关系。藏族是一个与许多民族交错居住和相邻居住的民族，在藏族与周边民族接触互动频繁的区域，也就是我们说的边缘地带、交汇地带或者民族互染互动的区域。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藏的边缘，甘青、川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的边缘堆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雅砻江流域保留了自己语言的藏族的支系就有十多个。在这些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保留着非常古老的信仰习俗，但是同时他们也信仰藏传佛教。也就是说在这些社会里，制度性宗教和民间宗教并行。如白马藏族在医治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时，会分别把本民族的呗莫（巫师）、藏族的喇嘛、汉族的端公都请来做法[51]。这些边缘地区对人类学民族学来说可能是文化积淀最丰富，社会结构最复杂，文化涵义最为深厚的区域，对这些区域的深入研究不仅对藏族的研究有益，对周边民族也有益。因此，藏族与周边民族研究是从一个大视野的角度来看待藏族和藏文化圈，并通过这个平台把五省藏区的学者整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提炼一些关键的问题。（三）基础研究与政策性研究并重在基础研究和政策性研究的关系上，首先，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学者要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这是学者的生命力所在，是学术的根基所在。站在这个起点上，具备了扎实基础研究的情况下才能做好应用研究；其次，基础研究与政策性研究并不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二者应该并重。我们的应用研究应该有强烈问题意识，并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具备现实关怀，同时还要有一份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使命感。政策性的研究应该与现实相结合，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把学科的理念和方法与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以问题为研究导向。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向藏区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效果并不尽人意，单纯的资金投入反而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藏区的发展大多体现在城镇，与农牧区关系不大，造成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再如藏区很多地方照搬内地经济发展模式，强力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忽视了社会建设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导致了很多发展项目不具备可持续性。另外，我们还看到，现在青藏高原腹心地区的游牧社会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连游牧社会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成了问题；当前的现代化、国家化、市场化、全球化、牧民定居、生态移民等会对藏族游牧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样也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为人类学（民族学）介入藏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都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好好地提炼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关系到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等，就能为藏区发展做出贡献，就能给国家对藏区的决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咨询和建议。好的应用性研究必定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研究。但是目前我们对于藏区的很多基础研究还没有做好，或者没有顾及到，比如青藏高原腹地游牧区的社会结构、亲属制度、传统的社会组织等等我们了解还是不多，研究不够，因此基础研究的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性研究质量的提高。结合以上的综述与分析，我们认为，除了学者自己个人的研究兴趣之外，今后人类学民族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共同关注领域应该包括，全球化背景下藏族及周边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旅游对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产生的影响、藏区都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藏传佛教及民间信仰；藏区稳定与国家安全、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研究；藏族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研究、青藏高原的生态移民和生态环境问题等等。注释：①2011年12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广西南宁举办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人类学（民族学）视野下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分会场有来四川、青海、西藏、上海、云南、北京、广州等省市自治区的学者参加。会上，各位人类学研究刘志扬：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25专家学者认为该选题将人类学（民族学）学理与现实问题相统一，把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从藏族地区扩大到其周边，给学科带了新意，是个学术前瞻性强的议题。本文即为本次会上的交流发言稿。②美国学者梅尔文·戈尔斯坦将其分为“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其中“民族的西藏”除了我国境内的藏区外，还包括印度（拉达克、锡金、北部的北方邦和阿鲁纳查尔邦）、尼泊尔和不丹。参见MelvynC.Goldstein,theSnowLionandtheDragon:China,Tibet,andtheDalaiLama,HumanRightsQuarterly,Vol.20,No.1(Feb.,1998),p.198.③如在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高山谷地，生活着若干说藏语的属于藏文化圈的民族，包括胡姆拉、穆古、多尔波、洛（木斯塘）、纳尔、尼商、努布里、楚姆、朗桑、夏尔巴、哈隆登。参见科内尔·杰斯特.尼泊尔高山谷地的藏族共同体[J].李丽译世界民族，1991，(6).④对于“人类学藏族研究”的英文翻译，上海大学张亦农教授提供了主要的参考意见。⑤隋笑飞：《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副总干事:我国藏学研究进入最好时期》，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⑥该学院现设有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七个教研室；以及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中心、青海省土族研究中心、青藏高原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心、青藏高原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青藏高原农牧发展研究中心和青海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等六个研究中心。⑦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以藏语言文学教学科研为主，具有非常强的藏语言领域的实力。⑧八个藏族乡分别为：宕昌县官鹅藏族乡和新城子藏族乡、文县铁楼藏族乡、武都县坪垭藏族乡和磨坝藏族乡、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马蹄藏族乡和祁丰藏族乡。共约1.5万藏族人口。⑨参见于嘉、边巴次仁：《我国藏学研究获得重大进展》，新华网拉萨5月2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5/02/c_121369603.htm。实际上，我国刊发有关藏族社会研究的学术刊物远不止30余种，其它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开放时代》、《思想战线》等许多刊物都在不定期地登载藏学研究论文。⑩“尔苏”分布在四川省雅安市的石棉县、汉源县，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越西县、冕宁县、木里县等；“多须”居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里汝”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县、木里县等。輥輯訛截至交稿，尚未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珞巴族、门巴族的人口数据。因此只能使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輥輰訛参见李锦：《父亲的“骨”和母亲的“肉”：嘉绒藏族的身体观与亲属关系的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李锦：《卡布阿乌：嘉绒藏族老人超越家屋的权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李锦：《土地制度与嘉绒藏族房名的获得：对四川省雅安市跷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輥輱訛参见刘夏蓓：《一个特殊回族群体的人类学调查：以卡力岗两个回族村为例》，《回族研究》2004年第4期；刘夏蓓：《卡里岗人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报告，2004年。輥輲訛参见李锦：《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的风险与对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索端智：《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城镇化安置及其适应性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周涛：《牦牛、环境与“共用地”管理：以西藏林芝县秀巴村的个案研究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2期；扎呷：《论西藏的草场资源与环境保护》，《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輥輳訛杨冬燕：《（白马）藏族信仰习俗现状调查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王越平：《乡民闲暇与日常生活：一个白马藏族村落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汪丹：《白马藏人猪膘肉食体验的文化解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刘志扬：《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拉先：《白马藏区神职人员的渊源及现状调查研究》，《中国藏学》2010年第5期。参考文献：[1]格勒.中国西藏文化的人类学研究[A]//格勒人类学、藏学论文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688.[2]王尧.藏学概论[M].大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4；多杰才旦.回顾与展望我国的藏学研究[J].中国藏学，1988，（1）.[3]李冀诚.藏学研究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服务[J].民族研究，1989，(5)；拉巴平措.2010年中国藏学研究评述：在首届藏学珠峰论坛上的主旨发言[J].中国藏学，2011，(1).[4]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9:28.34[5]华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