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
90年代初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贫困和农村劳动力外出（媒体上大都称为"人口流动"）现象做一些小规模的实地个案调查和访谈。一开始我关注或试图要了解的，是究竟农民外出在多大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这个长期困扰的 难题，或者，它是不是也可能带来农村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它也可能带来农村的医疗-、家庭-邻里关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和等等的衰落？今天 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了，但是这样来提的似乎还是少数。但愿，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做"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也从每年的丰收中得到了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 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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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外来农民就没有门。他们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 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 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它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就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2]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范例。但是，乡镇企业也有很高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在许多年以后也没有被我们意识到。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在此期间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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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许可以这么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 邓小平的南巡和讲话，从南到北，一风吹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从东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处都开始搞开发、上项目、起建筑。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 ，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都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做"学者"的人意识到。 那个时候，农民搞乡镇企业也好，外出务工也好，主要还是大包干和后来的分田到户以后，剩余劳力一下子凸现或外显出来，各家各户都感到与其闲着也就这么闲着，还不如干点别的。挣点外块，再顺势转移一下家里的多余劳力，是他们主要的"小农考虑"。何况，务农本身一直就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分田以后也是如此。特别是有人要结婚、建房、做寿、办丧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外出务工，结果上的差别就显得很大了。 从全国各省的情况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一开始也主要还是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为最。[3]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在客观上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一个财政收入不及6000万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村子里去调查农民外出情况，在村里住了两月后回到县城，才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上一年打工仔打工妹从邮局寄回来的现金居然可以高达3亿5千万！[4] 那个时候，"民工潮"成了报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研究人员也主要是从城市如何管理他们的角度去做调查的，城市里的上等人，更经常用"盲流"这样的贬义词去形容他们。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从农村本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反正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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