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看中西文化异同

张浩：从“李约瑟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看中西方文化异同中西方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根源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农业形态——粟作农业和麦作农业。由于气候和灌溉条件限制，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只能种植耐旱的粟类作物，比起中东地区的高产的麦类作物，粟的产量很低，因而，我们的先人们要时常面对粮食不足的困境。人之常情，当境遇顺利时，往往富于幻想，而在艰苦条件下，则会脚踏实地，因而，受粮食带来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西方人形成了主观抽象的思维方式，而我国古人形成了注重现实的思维方式，并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而这种内在特性的差异，也造成了双方的不同命运：　　大约与西欧同时，4-6世纪，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类似的游牧民族冲击，然而在西欧，希腊学术因缺乏实用性，在与基督教的竞争中彻底消亡，与之迥异，在我国，游牧民族则完全接受了实用的汉文化;另一方面，逻辑和分析式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的缺乏，导致我国传统技术体系长期性的积累不足，而西方“科学革命”的发生，则是经过上千年的不断积累，在十六世纪，若干要素发生共振的结果，由此，自然科学不仅取代了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且日益结合技术而具有实用价值，我国也于此时彻底丧失了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形态，当它具有某种显著的优点(缺陷)，同时，也必然内生一种相应的不足(长处)，所以，即使在西式知识体系硕果累累的今天，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仍是互见优劣：为了构建满足特定条件的理想化模型，西式思维把现实中的若干要素抽离出来分析，在实践中则是按照此模型，人为制造包含少数变量的封闭系统(如从发电厂到终端用户，就是物理实验室简单闭合回路的延伸)，由于这种方式滤掉了许多无关变量，因而体现出极高的效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罔顾众多其他变量，在多变量的开放系统中，往往会带来链式反应，引发新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而中式思维则表现为问题导向型，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建立一个个个性化的模型，故而灵活性与适用性更强，尤其因为它全面考量而不割裂现实，因而在多变量的开放界面的动态复杂问题上(如社会关系、战争、人体等)，显露出独特价值。　　虽然有这些差异，但在彼此文明史上，还有一类共同的社会因素，对“理性进步”(可以包括中西方的多种知识形态)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不仅像李约瑟指出的，我国文化技术领域存在活跃时期和停滞时期，而且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发展惯性，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活跃和停滞(乃至衰落)的对比尤为鲜明，例如，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具典型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十七世纪之前，意大利地区的学术水平高居西方世界之首，却在伽利略的绝唱之后迅速衰落?”　　鉴于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普遍联系相互作用，许多非直接因素产生了类似双刃剑的效果——例如商业因素，商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可能会改进“技术”，但另一方面，为了高额的垄断利润，他们会通过设置行会与专利制度等壁垒，来阻挠先进技术的推广，商业因素反而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所以，影响“理性进步”的社会条件的研究，必须结合“思维”本身的规律，寻找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无论何种“思想”的演变，都存在发生、发展、被认可、被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各个阶段，因而真正有效的社会因素，应该在思维周期的各个阶段产生直接作用。通过分析西欧“科学革命”前后的学术史(尤其是意大利地区的历史)，在“科学革命”中起着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民众中崇尚知识的风气，因为一片广阔的文化沃土上，显然能够生发与滋养更多的理性之苗;②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因为思想恐怖之中的人们，畏首畏尾固步自封，而只有宽容的环境，“创新”思维才可能得到保护与认同;③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彼此的文化差异，会促使双方反思自身传统，审视外来文化，在这种批判意识的剧烈碰撞中，理性火花层出不穷，思想革命一触即发。　　通过与我国的比较，我们认为，虽然中西方知识形态内容各异，但同为人类理性衍生物，上述促进“理性进步”的条件具有普遍意义。　　摘要：人类的不同种群，在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不同的进化方向，但其文明都有内在的逻辑与合理性，本文试图结合“李约瑟难题”的探讨，梳理中西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从辩证的视角，分析中西方文化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此外，本文还试图从外因的角度，寻求中西方在社会环境上的“共同点”，以探讨促进人类理性进步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粟作农业;科学革命;理性进步　　一、“李约瑟难题”及关于它的争论　　在上个世纪，“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之也产生了不少争论。这些争论的背后，既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有自身视角的差别，还有概念表述的各异，甚而各说自话没有交集，如果说“李约瑟难题”像一团历史的迷雾，围绕它的种种争论，则使这个问题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众说纷纭，但论证各方普遍能够就如下事实达成共识：　　1.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文明比同时期的欧洲要有效得多;　　2.西部欧洲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　　3.中国没有发生类似的“科学革命”[①]。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承认上述事实，受到质疑的，是这几种事实之内和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举例来说，其中第3个事实，引起了最多的注意，而李约瑟关于它的发问，到目前为止，各路学者给出了五花八门的答案，都没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李约瑟试图用以作答的“外部因素论”，收到的批评意见也很多，甚至有学者完全否定“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个问题，因为“人们不能回答那些没有出现过的问题”[②]。　　然而，就连“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第三版”这样看似偶然的事件，如果循着“报纸第三版”和“你”的若干特性深究下去，也是有着某些必然性因素存在的[③]，而探索存在于重大社会事件之中的必然性，并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借鉴，正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必须坦承，目前研究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缺乏有力证据，而使相关论证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支持某种因果关系存在的观点。　　除此以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有的甚至产生了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错误，例如，李约瑟一直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科技进步的要件，进而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解读的关键，然而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西方思维，是不适用我国国情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其重视集体价值的国度，相当数量的古代发明家(比如蔡伦)，根本没有任何商业利益方面的考虑;又如，有些科技史研究者，不加区别的将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当做一个整体看待，然而，以巴黎为中心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地区的文化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更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则是研究者的视角问题，我们注意到，虽然看法不同，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默认这样一个前提：比起东方的知识体系，西方以“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体系绝对优越——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是如此辉煌伟岸，以至于学者们普遍看不到这种知识体系内生性的缺陷(而非李约瑟指出的关于科技的次生性问题)，而恰恰是这种缺陷，导致了大家都严重忽略的第四个事实：　　4.近现代科学的前身——希腊学术，在西部欧洲一度夭折。　　由于站在近现代西部欧洲的视角上，把“科技”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当做人类理性的唯一方向与可能，难怪有学者不无讽刺的指出，李约瑟本人“是否不经意地落入了他非常希望避免落入的陷阱：从表面上看是在为中国辩护，内心却假定欧洲是至高无上的”[④]。　　文化比较的作用，在于认识双方的长处，检讨彼此的不足，但是非常遗憾，当前学术界，普遍只关注了西之长我之短，却少有人试图从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出发，去理解中国古人，寻找蕴含在历史中的古老智慧。倘使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从中国古人的视角出发，则可看到，西方文明的这种内生性缺陷，正是古代中国人一直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长处，恰恰针对的是西方的不足。　　二、从自然地理条件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不同环境下人类认识的演变　　纵览人类的认识过程，不外乎根据对世界的观察思考，提出一个个“模型”，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模型(至少主流的模型)都可以很好的解释世界，即使神学也是如此[⑤]——用“科学”这个近代才流行的概念，来衡量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把今人的观念强加给古人，在古人那里，他们认为他们追求的是真理，在任何时代，成为潮流的知识形态，都吸引了其时最杰出的人士，代表了当时公认的人类认识的最高水平。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各种变化，观测手段的持续改进，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原有模型就需要修正或重构[⑥]，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模型”不断否定的历史(尽管在后人看来，过去的某些时候表现为倒退)。　　然而从横向来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影响，在某一个文化圈内，社会思想的发展，会自发的向着某个方向前进——某种本土思想成为主流意识，某种外来思想得到群众认可而被接受[⑦]，都必定有其适应环境的一面，再天才的思想，如果缺少适宜生存的土壤，也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的共鸣。换言之，历史地理条件对人们的认识，也存在某些带有趋势性的影响。　　无论我国还是西方的原始模型，都起始于对自然现象简单的观察思考，又切合人类自身衣食住等客观需求，因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方向分歧，很可能和彼此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关，正是生存环境存在的差异，使得双方各取了原始模型中的合理部分，或者偏重出于主观的逻辑推演，或者偏重符合客观的直观经验，分别在主观基础与客观基础的体系中发展并渐行渐远。　　(二)、概论西式思维的主观性　　在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埃及和两河流域，从很早的年代起，就开始种植麦类作物，这一地区温度适宜，土壤肥沃，加上良好的的灌溉条件[⑧]，共同造就了本地区发达的农业，而只有粮食问题得到解决，文明才有出现的可能——可以说，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高产的麦类作物，使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轻快的迈出了通往文明的第一步。　　伴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进步，环地中海区域还产生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祭司(僧侣)与商人阶层，和农民相比，他们的思维模式显得大不相同：农民对现实高度关注，祭司与商人则更关注现实中没有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祭司编织超乎现实的故事，出于牟利的考虑，商人到处寻觅市场空白，而且，抽象的人类创造物，也成为了他们的思维对象——前者称扬的是神灵，后者追逐的是货币。祭司假托神意，商人依凭资财，取得了显赫的社会地位[⑩]，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追求抽象的思维方式终于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并导致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文明的分叉[11]，它的特征是从主观出发，注重推理，形而上学(纯哲学)、几何学、神学无不如此，这种倾向从远古时期延续至今，康德把它概括为：“凡是通过感官和经验得来的认识都不过是纯粹的假象，只有在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观念之中才有真实性”[12]。　　必须指出，这种从“主观”出发的学术特征，带有着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否定现实、追求来世的神学体系统治着西方的学术界;此外，不独神学空想色彩浓厚，在政治学领域，从柏拉图到马克思，许多学者都是主观构想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不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当前的可操作性，提出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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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即使是在“严谨”的近现代科学之中，“客观规律”的理想化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几乎所有的定理、定律，都只能表述若干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完全无视现实中的其他要素，所以，在许多时候导致这样一种情况：论证越严谨，条件越严苛，反而距离现实世界就越远，如牛顿提出的惯性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14]”，在实际生活中，不受外力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15]。　　(三)、概论中式思维的客观性　　相比地中海区域的邻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旅则要艰难的多。大约在一万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业起始于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和黄河流域的岗坡上，然而非常不幸，我们的先人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在我们的文明发源地，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只能种植粟、黍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作物，比起中东地区广泛种植的麦类作物，粟的产量很低[16]，而且由于缺乏水利设施，收成很不稳定。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的几千年里，同样的人口规模和繁殖率，中华民族的始祖显然会时常面临粮食的不足，如果说人类在战胜饥饿的斗争中，体现了某种共性的话，我们的先人承受的苦难与表现的坚强尤为卓绝[17]。　　物质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时常进行各种价值判断——什么值得做，什么不值得做——不得不放弃一些少价值的事情，而将时间精力用于更有价值的事情，以花费更小的能量，创造更大的效益。华北地区漫长的严冬和经常性饥饿引发的族群中普遍的安全感的缺乏，使这种注重现实价值与意义的客观思维倾向一经显现，立刻受到族群的广泛认同而成为主流，于是，任何有助于现实生产生活的想法与做法都受到鼓励，而对生产生活没有帮助的想法与做法则遭到排斥。此种注重客观实际的思维模式，经过数千年的反复锤炼，而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入文字文明后，又得到了不断强化[18]。　　比起西方人，在中国古人的意识里，较少理想化的主观色彩[19]，相较西式思维，中式思维有几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在我国古人那里，“对立统一”很早就被认识，他们的思维中几乎没有针对单一变量的分析，而多是辩证思维指导下的综合判断[20]。以华夏文明开始定型的春秋战国时期来说，几乎所有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家，都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而力求避免陷入主观的绝对化：孔子与时俱进，疾“固”而中庸(用)[21]，墨子权衡利害，非“礼”而贵“义”，邹衍推演阴阳变化，老庄、惠子的思想更是充满辩证法[22]，正是这种强烈的辩证思维倾向，阻碍了矛盾律与排中律基础上的形式逻辑体系的生成。　　第二，对价值与意义的重视，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人类社会的一切要素中，现实中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因而我国传统学术立足以人为本，体现出强烈的实用倾向，即使本土产生并成为主流的佛教派别禅宗，也旗帜鲜明的强调“人”在现实中的解脱，而不是寄望于幻想中的来世天国。　　第三，从史前时代开始，在表达方式上，我国形成了务求简洁的倾向，不仅汉语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之一，而且我国圣贤的经典著作，比起外国来普遍短小精悍，甚至在很多时候，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23]　　(四)、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同命运　　从主观或客观出发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借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来予以描述——如果说西方人是致力于寻找理想的规范，中国人则是致力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双方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西方发展出了发达的神学、精深的形而上学与基于逻辑的自然科学，而我国则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经学、备受重视的史学、富于辩证思维的哲学和各种实用技术。　　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因其不同的特点，也产生了不同的命运。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注重实用，因而对环境变化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大约和西欧同时，从晋朝到隋代，我国北方地区经历了和西欧类似的游牧民族冲击，但和希腊学术灭绝的命运迥异，在我国，游牧民族完全接受了汉文化。　　就技术史而言，需要指出的是，比起其他人类文明，我国古代取得的科技成就，传统哲学(主要是阴阳学说和道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起西方，在古代中国，各个技术领域的杰出人物，往往具有相当的哲学素养(与此相对，古代西方人则体现为神学素养[24])，甚至许多文盲半文盲的工匠，也对“道”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了逻辑方面的不足[25]。我国古典哲学富含辩证思维，能够从事物对立统一的高度看待问题，从矛盾运动的角度揭示趋势，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同时，古代的发明家们，又在各个具体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因而往往妙手拾得，臻于化境。　　我国注重实用的知识体系，对民众的观念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自古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技术领域中，不断改进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为人们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自觉[26]，如造纸术和钢铁冶炼技术，从秦汉到明清，一直都在朝着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方向改进。在这种意识引导之下，“平民、匠师和手工业者”成为了古代中国规模庞大的发明家团队，也正是来自集体的巨大能量，推动了我国在技术领域不断进步，可以说在我国技术史上，每个重大技术进步背后，都有无数的无名英雄的身影。　　反观西方学术史，希腊学术之所以一度让位于基督教神学，亦有其必然性，而绝不是简单的因为民众的“愚昧”所致——平心而论，在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古典学术的较量里，无论是思想理论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希腊学术都经历了全面的溃败：　　从理论方面来说，同样主观出发的两种哲学，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学术之间，一定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辩论[27]，在这些论战中，尚处在萌芽阶段的自然科学，存在诸多不足甚至错误，因为无法解释的问题而显得捉襟见肘，经不住质疑者的诘问而陷于理屈词穷，神学则可以把解释不了的一切，都归于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28]——显然在当时，认识论的层面上，神学的论证更加使人信服。　　另一方面，基督教被历史选择，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信仰与伦理的需求，希腊学术则极少与实践结合，因此缺乏实用价值，而且，在传播途径上，不同于希腊学者们的高高在上，基督教从下层群众中开始传播，依托严密的组织，传教者用学者们无法比拟的热忱宣扬教义，并不断调整策略去适应新的受众，日益得到群众支持，而成为一条不可抗拒的洪流。　　理论上存在缺陷，生活中毫无用处，丧失了群众基础的希腊学术日益衰落，尤其在西部欧洲，食物的短缺和长期的动乱，使生存条件急剧恶化[29]，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断削弱，当西欧迎来数百年之久的“黑暗时期”，希腊学术更被弃若敝屣。　　然而，希腊学术内在的合理性，注定了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环地中海区域，每当人们开始关注精神生活，希腊学术总能被重新发现，从而在异域的土地上一次次复活，进入十六世纪，经过了千年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准备，若干要素发生共振，西式知识体系终于在古典希腊学术的衍生物——自然科学上取得了突破。至于科学取代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同样是因为认识论与实践两方面，科学都实现了逆转：理论日益成熟而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逐渐结合技术而越来越彰显实用价值。　　所以，关于“科学”，不是李约瑟认为的竞争中“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独自发展的话，中国根本无法走上“科学”之路，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外交流史上，我国对西方学术表现淡漠——在发展出完整体系，进而走向应用之前，“科学”基本上是无用之学，因其缺乏实用价值，也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30]。对比中西的一些共同范畴，比如数学，在古代中国，为了讨论各种实际中的数学问题，形成了发达的“算术”和精密的历法(因其对农业关系重大)，却没有发展出完善的数学体系;在机械制造领域，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我国的技术体系如果继续独立发展，有可能产生不需要什么理论的蒸汽机[31]，却永远不可能制造出需要理论体系支持的计算机和核反应堆来。　　(五)、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不同作用[32]　　中西两种知识体系，也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生产实践活动，两者的典型特征可以分别概括如下：如果说中式思维是考虑实际问题中的主要矛盾，那么西式思维则是抓住理论模型中的特定变量。　　亚里士多德说：“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质性”[33]，而西式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正是把现实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抽离出来，构建一类问题的统一模型，并尽量为其创造理想化的条件。近代以来，科学实验的设计，往往是特定物质，在特定条件下(如封闭的空间，一定的温度)实现某种需求，其在实际中的应用，也是将该理想化模型，从实验室推广到某一工作面，人为制造一个包含少数变量的封闭系统，以使其他变量的影响减至最小，如化工厂与发电厂就是化学实验室与物理实验室的延伸。　　西式的解决方法，由于滤掉了许多无关变量，因而体现出极高的效率，而我国的许多传统工艺中，往往夹杂了无关变量(包括不少迷信的成分)，因而整体效率较低[34]。但另一方面，西方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来构建一个严密的体系，同样的，对应用者来说，为了解决问题——不管是简单问题还是复杂问题，都需要先从事长期的学习，进行大量的知识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西式体系显得效率不足，中式则要简捷得多[35]。　　西式处理方式的可复制性很强，在特定领域，按照相同的研究方法，用若干已知变量，套用特定的模型范式，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西式层次性的逻辑结构，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以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后学者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反之，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逻辑(特别是矛盾律与排中律)和分析式研究方法的缺乏，导致长期性的知识积累不足，某些杰出人物的成果中，个人“经验”的部分，往往难以用文字记录下来，造成推广的困难(某些先进工艺因而失传)，这是我国古代技术成就体现为缓慢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西式由于模式化而显得教条[36]，典型的中式思维，则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型特征：强调从实际出发，针对实际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建立一个个个性化的模型[37]，所以中式思维的灵活性与适用性更强。　　尤其西方分析式的思维人为割裂现实，只考虑了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而罔顾众多其他变量，但是，在包含多个变量的开放系统中，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往往会带来链式反应，引发新的更棘手的问题，如近年来日益严重的各种环境污染，就突出的反映了西式思维的弊端。　　与之相对，中式思维则注重综合，全面考量而不脱离现实，因而在多变量的开放界面的动态复杂问题上(如社会关系、战争、人体等)，显露出独特价值[38]。以医学为例，我国传统医学，从人体功能和行为的系统性高度，来解释和解决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问题，而西医则沿袭了分析式的思维方式，用静态的眼光，机械的对目标变量予以控制，在他们看来，疾病之源是细菌、病毒甚或基因，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体各器官组织、体内各种寄生体以及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公允的讲，目前西方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其量只是实验室中化学与死体解剖学的延伸，远未能达到古代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当然，由于计量标准、观测手段的改进与提高，中医需要对原有理论进行检讨批判，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39]。　　又如，人类社会同样是一个多变量的开放系统，对它的认识更需要辩证视角、动态思维，不顾时世的移易，企图用某个理想化的静态模型，来解释未来的世界，其效果无异刻舟求剑，而这也正是西方某些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既包括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屡屡与实践相悖，因而在现实中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　　综上，中西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并不是哪个绝对的好、哪个绝对的不好，而是在不同的范围内互见优劣。近代以来，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之所以遭到贬抑误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缺陷与问题，另一方面则和逻辑的缺乏有关——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一个内容错误但被表述得清晰明确的观念，经常比一个内容正确但被表达得含糊复杂的观念更能掌握群众”——借助西方逻辑工具的厘清和梳理，我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必将得到应有的价值重估[40]。　　(六)、管窥当今中美产业与文化差异　　随着世界范围文化交流的深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普及，各种不同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然而，直到如今，在现实中仍然可以明显的看出中西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别，我们以中美两国若干事例做一简要说明：　　①美国的创新范围已经变得十分狭隘，大部分都局限在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内[41]。　　②《华盛顿邮报》2月5日的评论指出，要让苹果公司把生产线搬离中国，就像要求苹果把总部从美国硅谷搬出一样，是不可想象的。《时代周刊》指出，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足够多的工人、足够多的供应商来满足苹果公司庞大生产规模和交货速度上的要求。苹果公司曾估计，在美国要聘用8700名制造业工程师来管理iPhone的生产需要9个月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15天。　　③某网站CEO说，他自己近期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星期，到美国第一天他上网看到一盆花，觉得很好，就下单想把它买下来，当时他想自己要在美国待一个多星期，一定能收到这盆花。结果下完单后他去查看什么时候才能到时，发现至少要两三个星期[42]。原来当地的配送规则是：星期一把花配送到加州或者西海岸，星期二送到哪里，星期三送到哪里……可能两三周才能送到你手里。这种配送速度在中国已经远远落伍了，现在我们网购，商家几乎是每天三次配送或者四次配送，有人甚至当天下午下单，晚上收不到货就觉得不舒服。这是中美在电子商务的现状对比。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这个互联网后起国家，现在网上零售占比已经达到6%，跟美国一样，而中国网上零售增速去年是85%，美国去年则是15%。　　对比中美两国在创新上的差异，美国的优势领域，都有强烈的主观导向，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如在电子商务领域，美国发达的信息技术，却没有得到物流业的同步支持，打个比方，就像是大脑极为发达的人，残缺了一条实践的腿;中国人则一直紧盯现实生活，哪里有需求，哪里就被关注，显而易见，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制造产业链，绝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从而导致全社会层面效率与成本的持续改进[43]。　　从“火”到“石器”、“铁器”、“电器”，随着“技术前沿”逐渐变为“日常经验”，人们不断将一个个原有的生活方式抛弃，并习惯于使用更强大的工具;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以“人”为归依，不能脱离“人”的基本需求和违背人类的进化方向。然而，在主观利益导向的社会中，追求短期效益的投机心态浓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技术创新的方向(当然从长远来看，市场仍然是有效的)，而这种脱离实际的倾向，也蕴藏了一定的风险，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外界条件突然改变而导致环境恶化，最脱离实际的被最先抛弃。　　三、社会因素对理性进步的作用[44]　　(一)、何种因素与理性进步有关?　　在前面一章，我们比较了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不同之处，而且，不仅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再以环地中海区域学术史为例，同样的希腊文化遗产，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和不同时期的西部欧洲，也结出了不同的智慧之果;而且，不仅过去存在这种差异，就像亚里士多德不能预见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伽利略不能预见今日的科技成就，人类的未来，也必然会产生不为现代人所知的新的知识学科和学术形态，甚至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样，它们的萌芽，还可能被“现代人”认为是荒谬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因为民族特质和自身知识结构这些内部因素的差异，而在认识论层面有所不同，并由此派生出了不同的知识形态。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类因素，虽然不决定知识形态的内容，却能够对各种知识形态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不仅像李约瑟指出的，在我国出现过文化技术领域的活跃时期和停滞时期，所有文明的发展史上，也都有相似的经历，而且由于我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巨大的发展惯性，在其他地区，这种活跃和停滞(乃至衰落)的对比尤为鲜明。例如，在“李约瑟难题”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具典型性的问题：“为什么在十七世纪之前，意大利地区的学术水平高居全欧之首，却在伽利略的绝唱之后迅速衰落?”　　这种活跃和停滞的背后，是何种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在人类社会中有无普遍意义?如果这些因素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关于它的研究显然将被赋予积极的现实意义[45]。　　(二)、若干经济、政治因素对科技进步的作用　　在“李约瑟难题”的探讨过程中，曾经有许多外部因素被屡屡提及，然而某些说法值得商榷，例如，普遍认为，商业文明(资本主义)促进了科技进步，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首先，关于“科学”，由于对风险的警惕和对短期利益的重视，商人们更关注立竿见影的、有现实操作性的实用技术，而非旷日持久的、带有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换言之，商业对于“科学”贡献甚微[46];其次，客观上，商人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可能会改进“技术”，但是，必须看到，商人的着眼点在于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够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没有一个商人是欢迎自由竞争的，所以更多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的限制与阻挠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欧洲手工业者就建立同业公会[47]，现代则利用专利制度，来进行技术垄断[48]，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因素倒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　　政治体制也是如此，集权官僚体制[49]虽然饱受病诟，但是它的主要风险来自于顶层决策的不合理，而不是这个体制本身。实事求是的讲，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人类社会中执行效率最高的组织形态，正如葛瑞汉指出的，“一旦科学作为获得力量的手段被认识到，一个国家对更先进国家的恐惧，就会转化为一种比商业利益更强大的发展科学的动力”，[50]20世纪以来，作为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前苏联和新中国，比起许多“民主”国家，取得了更大的科技成就。　　如上所述，这两类社会因素与科技进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51]。究其原因，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且彼此之间传递这种作用，上述因素类似双刃剑的效果，正是因为它们并非影响科技进步的直接因素，而是经过一次或多次的传递，透过更直接的因素，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了相反的作用。　　(三)、理性进步之社会条件探讨[52]　　鉴于上面谈到的情况，与“理性进步”进步相关的，更为直接的因素的研究，必须结合“思维”本身的特性进行。而如果考虑“思维”的特性，还可发现这些影响“理性进步”的因素，在人类社会中往往具有普遍意义——与植物的生长，需要阳光、空气、适宜的温度与湿度等外部条件类似，同为人类理性衍生物，虽然内容各异，但无论何种“思想”的演变，都存在发生、发展、被认可、被否定或否定之否定的各个阶段，因而它们的发育发展，对外部环境也同样有所要求，当条件好的时候，理性的种子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条件不好的时候，就沉睡休眠、枯萎夭折。　　通过分析西欧“科学革命”前后的学术史(尤其是意大利地区的历史)，我们认为，在“科学革命”中起着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民众中崇尚知识的风气;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等，下文我们将对这几种社会因素分别予以论述，并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加以印证。　　1.民众中崇尚知识的风气　　①.概论　　从人类知识演进的角度看，人类的认知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无论何种思想创新，都离不开对旧有知识的继承，即使是对现有思想的有力批判，也必然是建立在对它的深刻理解之上，无疑，一个崇尚知识的环境，更有利于个体学习吸收前人的成果，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从个体成长发展的轨迹看，所有个体，他少年时期的教育背景，青年时期的志向兴趣，成年时期的家业生计，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当时社会中流行的风尚喜好，必然会对个体产生强烈的引导作用，一个崇尚知识的环境，不啻一片广阔的文化沃土，显然能够催生出更多的理性之苗;从社会资源分配的层面看，在任何社会中，各种社会资源都会向着热门领域集中，一个崇尚知识的环境，会使各种资源在文教科技领域优先配置，尤其在某些细分领域，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之下，往往会使这些领域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成果。　　因而，在人类社会中，对知识的崇尚氛围，是推动理性进步最有力的因素，反之，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巨人，是诞生在文化荒漠之中。虽然身处不同文化圈的人们，追求真理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只要求知之风晓畅，民智之门开启，就都会有意识的朝着真理的方向前进。　　②.三种社会风气在中世纪西欧的不同影响　　与“崇文”相对，人类历史上还盛行过“尚武”和“拜金”两种社会风气，而这两者对于人类理性的进步，存在明显的消极作用，我们可以中世纪的西欧为例，来分别做对比说明：　　a.“崇文”与“尚武”　　在冷兵器时代，许多民族中都存在追求武勇的倾向，由于长期的战乱，直到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尤其是意大利以北)的广大地区，贵族们依旧普遍“尚武”，而“对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读书和写字是一件毫无男子气概”[53]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中，自然也不可能产生像样的精神成就。　　在西欧的知识启蒙运动中，大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在各地区扶植自己的势力，历代教皇多次发布谕令，批准设立大学并授予大学师生各种特权，对大学给予保护，由于当时正值教会权力的巅峰，大学和学者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54]，并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巴黎大学的影响力，甚至一度仅次于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欧洲的“第三势力”。[55]　　随着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社会风气为之一变[56]，由此，无数青年才俊开始投身于学术[57]，各个学术领域大师辈出，捷报频传。　　b.“崇文”与“拜金”　　在西方，由于对财产权的重视，“拜金”主义存在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流毒不浅。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地区，恰恰有两个城市共和国，分别盛行“崇文”与“拜金”两种风气，其不同作用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佛罗伦萨“对教育相当重视”，“社会公众对才学杰出的承认与奖掖采取多种形式”，即使“下层劳动群众也深知教育之可贵”[58]，所以该城诞生了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维利、伽利略等文化巨人，实不足为奇;相反，热那亚是个繁荣的商业城邦，曾经强盛富庶数个世纪之久，然而“她对较高的文化从来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兴趣”，“她唯一的兴趣是贸易，唯一的才能也只是经商”[59]，因而在文化史上，甚至文艺复兴期间，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文化遗产。　　③.我国的情况　　在我国，从先秦时起，“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此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我国都是文官治理，由于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唐朝以后推行的科举制选官)，使民众中普遍存在崇尚知识的风气[60]，我国人民中的理性气氛，也长期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61]。此点可以从下面的民俗中得到证明：我国传统的择偶观念“郎才女貌”，把男性的知识水平，而非出身、外貌、经济条件作为首选考量，这在全世界范围为仅见。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拜金”主义随西方文化传播到我国，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2.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　　①.概论　　真理在不同个体面前展示出不同的映像，没有任何两个人对它的认识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继承”是就人类某些旧有的理性产物达成共识，那么“发展”就是强调我们思想的新颖与不同。然而人之常情，是“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庄子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从自己的认识出发，轻率的否定与自己的见解相异的观点，尤为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异见”可能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或触犯到当权者的利益，思想家本人往往遭到迫害，他的成就则被无情扼杀。　　因此，不难想见，生活在思想恐怖之中的人们，畏首畏尾固步自封，唯恐越雷池一步，相反，只有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中，思想的创造力才可能得到保护与鼓励，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一种非主流思想，得到社会认可而成为新的主流，它的发展过程中，都至少有一段时间，社会环境是宽容的。　　②.“科学革命”前后西欧的社会环境　　虽然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的宽容，但是每逢相对宽容的环境，理性之树都会焕发勃勃生机，由于哥白尼学说遭禁锢，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受审判，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不宽容，被有意无意的夸大了[62]，仿佛“科学革命”是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下，顶着重重高压完成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误导了大众的认识，有必要予以阐述澄清，以下我们将通过对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　　a.十七世纪前的西欧　　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在西欧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会影响下的学术环境乃至民众生活环境大体宽容。　　首先，由于感性上个人体验的不同，理性上经义理解的歧义(当然经文本身也可能有前后矛盾之处)，再加上徒众信仰的虔诚，可以说任何一种宗教史上，各种异端都层出不穷，然而在教会层面给予重视并予以打击的异端，主要是反教会的、狂热的宗教学者和可能造成群众影响的教派、巫师等特定人群，以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为例，它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活跃[63]，打击重点则分别是异端教派[64]和男女“巫师”[65]。　　其次，由于在中世纪，大多数教育资源都掌握在教会手中，可以说，整个中世纪中后期，教会对待学术的总体态度是宽容的，尤其从十三世纪开始，修道会提出以学术辅助传教，教会随即予以肯定[66]，于是，在相当长时间里，神学成为推动学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当时的教会也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67]。正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学术自由气氛浓厚，论争不断[68]，不仅诞生了经院哲学，而且作为“异教”文化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被教会认可为官方哲学，更带来了希腊文化在整个西欧的全面复兴。　　再次，在不同时期，教会对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不断消长变化[69]，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也相互渗透影响，尤其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意大利[70]，对身处罗马的教廷触动极大[71]，导致该时期的教会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72]。在这一时期，“理论上，教会企图控制各种文化活动，实际上，教会却令人意外地宽松，或者可说麻木”[73]，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是裸体形象在大量艺术作品，甚至许多宗教题材的作品中出现;另外一个说明这种宽容的值得一提的例证，是罗马教皇权力基础之一的政治文件——《君士坦丁御赐文》，被学者瓦拉证明为伪造，即使如此，瓦拉仍然受到教皇尼古拉五世青睐，并被聘为宫廷秘书。　　b.十七世纪后的西欧　　随着宗教改革的威胁愈演愈烈，从十六世纪中后期起，教会的政策逐步趋于保守[74]：教廷认定的禁书目录陆续颁布，教士们开始给壁画中的裸体穿上衣服，教会召集的特伦托会议，则通过了许多决议，对文化领域进行整肃。雪上加霜的是，伴随文化领域宽容政策的止步，意大利地区还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由此，“意大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取得的领先地位，因此而中途夭折且再不能恢复”[75]。　　与之相对，比起天主教地区，北部新教地区科学发展得更迅速，主要原因并不是新教比天主教更欢迎科学[76]——马丁路德一样基于《圣经》，对哥白尼的学说表示否定——而是在宗教改革后，新教地区的宗教势力，大多未能拥有像天主教会那样的，干预世俗生活的强大力量[77]，从而在客观上提供了宽容的环境，造就了很大的学术自由。　　③.我国与西方的社会环境比较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占据重要地位，思想领域的不宽容多由此而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客观上使个性得到发展，又有利于思想的创新;而主导我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对个性的发展持否定态度，在古代中国，从个体幼年时期开始，就规范限制了他的发展方向，压抑了思想的多元化倾向，不利于思想领域的创新，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宗教因素较少，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学术政策都比较宽容，明清以来，思想禁锢政策的推行，是传统学术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78]。　　3.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①.概论　　人类认识过程之所以体现为波浪式前进，一方面是我们的知识体系本身的问题，因为对于未知而言，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总是带有缺陷，不够完备，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遮蔽我们的双眼，阻碍我们新的认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没有缺陷的知识体系，因为当它具有某种卓越的优点，同时，也必然内生一种相应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往往看不到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人的社会性，使得在同一文化圈里，经常会达成一种共识，形成对某种知识形态和某个权威的神话与盲目崇拜，导致认识的片面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则可以使真理被更全面的认识，从而启发人们的思考与创造。　　这种交流互动，特别会对接受的一方产生重大影响：在一种崭新的视角与思想的刺激下，接受方会用带有本民族特质的视角，反思自身传统，审视外来文化，双方的差异越大，带来的震撼也就越大，在这种批判意识的剧烈碰撞中，理性火花层出不穷，思想革命一触即发。　　②.“科学革命”前后西欧地区的文化交流　　“科学革命”前后，西欧地区的文化繁荣，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极大。　　首先，经历了文化的黑暗时代之后，对西欧来说，“古希腊”学术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外来文化，而且西欧的重新接受希腊文化，又是在两个时期，分别向阿拉伯和东罗马(拜占庭)两个异国教师学习的[79]。正是在这些外来文化的濡养和刺激下，才产生了许多重要学者，诞生了两个新的知识形态——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　　其次，长期的政治分裂格局，造成了西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多样性[80]，另一方面，网络遍布全欧的教会和林立的大学，汇聚了来自各民族不同背景的人们，又在客观上为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经院哲学流行期间，甚至“几乎没有一位顶级的巴黎学者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81]。　　第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革命”，是完全不同特质的两种民族精神撞击的结果。从远古时期起，古罗马人就以质朴、实用的风格示人，与古希腊人脱离实际、注重抽象的风格大相径庭[82]，在重新接受古典文化的过程中，意大利人也要实用得多[83]：当巴黎领导西欧掀起神学理论热潮的时候，亚平宁半岛在法律、医学、文学艺术等世俗文化领域发动了“文艺复兴”，也正是他们对现实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希腊学术的缺陷[84]——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希腊学术的命运，可能和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一样，走到经院哲学就戛然而止了。　　③.中外思想史上的文化交流　　纵观世界学术史，几乎所有大级别的学术繁荣，都与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密不可分：古希腊学术的兴起，建立在向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学习交流之中[85];中世纪阿拉伯人历时百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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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吸收了古希腊、波斯和印度的许多思想成果，使阿拉伯学术一跃而上，并在地中海世界长期占据领先地位;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学术黄金时代，先秦时期的学术繁荣，和当时的不同地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流有关，而宋代的学术繁荣，则和逐渐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并积极互动关系极大[86]。　　四、结语　　结合以上论述，针对当前现实，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的教育与科研水平也取得了很大的提高，而在各项具体政策制定上，结合本文讨论，我们认为如下措施值得参考：鼓励各行业开展继续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学习，在全社会兴起求知之风;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营造宽容的社会环境;双向加大国际交流的力度[87]，鼓励译著等等。　　其二，倘使我们不拘泥于当前若干不尽如人意的细节，把眼光放远，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对西学的充分消纳之后，当下我国，很可能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学术大繁荣的前夜——我们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论断，是因为眼下的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众多的学术黄金时代之间，在从普及的国民教育到开放的社会环境、频繁的对外交流、多元化的学术氛围等诸多方面，存在极大的相似之处。　　其三，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人类理性凝结出的两颗明珠，这两种文明各有其长处与不足，然而，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的无限热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填鸭式的吸收[88]，相反，我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其不合理成分遭到过度解读。今天，从“理性”出发，辩证的认识人类文化遗产，探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性价值，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促进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①]这里说的“科学革命”是指影响深远的变革。　　[②]葛瑞汉先生和席文教授持此观点。　　[③]席文还打比方说，“这个问题和你的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报纸第三版上一样”。　　[④]H·F·科恩：《为什么科学革命绕过了中国》，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⑤]尤其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已经是“一套科学的体系，其承载的问题不仅是上帝与宇宙的本质这种终极关怀，同时也关心人类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具体关系”，“能够将其他所有的科学成果都囊括在内，并有机整合。”　　[⑥]以西方学术为例，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曾被奉为圭臬，但是到后来，他的很多认识被证明是错误的;又如对宇宙的看法，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个旧模型先后被推翻，能够提供更好解释的新模型陆续创建。我们今天认为的某些真理，将来也必然会被证伪。　　[⑦]以宗教而言，同为印度发源的宗教，印度教在本土成为主流，佛教则在本土湮灭，在我国发扬光大;一百五十年来，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⑧]古埃及拥有公认的因尼罗河泛滥而成的肥沃土壤，两河流域则修建了许多水利设施。希罗多德在描述古代巴比伦时则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土当中，这个地方的土地比其它地方要肥沃得多”，而且“它到处是水渠纵横交错的”。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7页。　　[⑨]从远古时期开始，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粮食产量就非常之高，大量的粮食剩余，则造就了地中海地区的发达粮食贸易，这是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得以生存的根本原因，以下几个例子可以为证：在公元前3000年，位于两河流域的古国，曾经用大量粮食和埃兰(古代伊朗)交换贵金属和其他矿物;希腊地区广泛种植橄榄等经济作物，可以反推粮食主要由进口而来;古罗马时，埃及每年要向罗马供应大量麦子。　　[⑩]这不仅和我国远古时期很不相同，而且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仍然深受这两个阶层的影响。　　[11]基督教显然是一种僧侣创立的文化，而僧侣对学术的贡献，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数学所以先兴于埃及”，是因为埃及的僧侣有足够的闲暇，以探讨“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页);商人思维的痕迹，则可以从泰勒士的故事窥见一斑：相传泰勒士精通天象，他预测到来年将会风调雨顺，于是在冬天的时候，以很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丘斯和米利都的全部橄榄榨油器，翌年橄榄大丰收，突然间需要许多榨油器，他就恣意抬高价钱，赚了一大笔钱(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4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希腊学术是埃及、两河流域的智慧之果和希腊人空灵的商人气质发生共振的结果。　　[12]<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3页。　　[13]马基雅维利曾辛辣的批评道：“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或君主国。”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　　[14]原文为“Everybodyperseveresinitsstateofrest,orofuniformmotioninarightline,unlessitiscompelledtochangethatstatebyforcesimpressedthereon.”　　[15]笔者只是指出这一现象，而不是试图否定惯性定律(当然也否定不了)。　　[16]粟的产量不及小麦，是基本的农业常识，而从史前一直到秦汉时期，粟几乎是北方地区唯一的粮食作物，由于度量衡的变迁，确定历史上的亩产量很困难，杨贵推测夏商周三代的亩产量分别为40斤、61斤、83.1斤，周国林推测汉代亩产量为116斤，于琨奇推测秦汉时期亩产量117斤，参见杨贵：《对夏商周亩产量的推测》，《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周国林：《关于汉代亩产的估计》，《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于琨奇：《秦汉粮食亩产量考辨》，《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民国以来，统计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渐翔实精确，我们不妨以民国部分年份，华北四省的谷子亩产量来做一参考，并可想见秦汉乃至史前，粟的亩产一定低于或远低于这个数字(下表单位为斤)：　　摘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21页。　　[17]因此我们不得不比环地中海地区的邻人，多付出上千年的时间进入文明，而我们缓慢积淀的理性底蕴，也在嗣后的几千年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8]在《尚书》的多篇里，既描述了农夫稼穑之艰辛，又对各种“淫逸”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抨击。　　[19]现代人往往只看到今日西方科技的辉煌成就，却很少注意到主观视角蕴藏的风险，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这种风险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智者，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庄子“至人无己”，都对主观意识表示否定。　　[20]显然，我国古人注意到万事万物相互影响，普遍联系，而只有综合判断才符合实际，在西方，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