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初发和演变—先秦诸子哲学思想

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初发和演变—先秦诸子哲学思想汪永嘉（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安徽合肥23009）摘要：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规律的相符合的认识，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形态表现出来。先秦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由源起到初成形态的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门派，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关键字：先秦；老子；墨子；孔子China'sSimpleThoughtofDialecticsandNew-onsetofEvolution—thePre-qinPeriodallPhilosophyWANGYong-jia(Collegeofmechanicalandautomotiveengineering,HefeiUniversityofTechnology,AnhuiHefei,230009,China)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philosophyextremelyrichcontentandcomplicated.TheChinesepeopleinthelonglifepractice,accumulatedthemassiveandnature,societyandthemotionlawofhumanthinkingfitwiththeunderstanding,withasimplematerialismanddialecticssimplephilosophyformexpressioncomesout.Thepre-qinperiodisChina'sancientsimplethoughtofdialecticsplayintothesourceoftheformatthebeginningoftheperiod.Appear"Confucian","Taoist","legalism"monsters,etc,thestructureofChinesecultureisakindofimportantelements.Keywords:thepre-qin;Laotzu;Mozi;Confucius0.引言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此之前，人类认识史还经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阶段，机械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阶段。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特别长，因此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传统也特别悠久和深厚，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反，机械唯物主义在近代中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是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蓬勃兴起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潮所代替。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规律的相符合的认识，这种本质上是正确的认识必然要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哲学形态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17世纪，能够出现像王夫之这样的古代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决不是偶然的。1.先秦诸子学说的三个阶段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中国古代辩证法源于《易经》，而形成于《道德经》和《易传》，其影响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及医学的各个方面，而在兵法、中医方面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打着辩证法的烙印，它是最宝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人类历史上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无一不精通辩证法，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提出的辩证思想尽管未能摆脱其唯心主义局限，但是相对形而上学来讲它不啻为哲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早期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初发和演变的过程中，阴阳观念和阴阳思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而影响了朴素辩证法的特定内容和思维特征。本文所说的“早期中国”，主要指先秦和汉代。这正是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由源起到初成形态的时期。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道家”、“法家”等门派的形成是诸子思想发展到末期的事，至于九流十家的名目更是由后来汉儒所制定。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发展，经过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由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80年，前后约一百七十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诞生的时期。这时期的思想家自觉地超脱了古旧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藩篱，而对宇宙、人生、真理等基本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提出了新的观念和理想。这阶段的重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和杨朱等所提出的观念和理想虽然不同，但都是建立在思想自觉的广义“认识论”基点之上。由早期道家对传统(尤其是西周人文主义的政教传统)的怀疑，因此产生一切变幻无常的观念，到孔子在“不知、不可知”的“认识论”怀疑气氛中，提出了人本主义(有异于人文主义)的“认识论”基点，再由墨子从这个基点上建造出一新的宇宙观、人生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思想系统，而终结这阶段思想的发展。第二个阶段大约由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280年，先后约一百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转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在第一个阶段中各重要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观念和理想的不同，引起他们追随者之间的相互抨击与辩难。其中，孟子排拒杨墨以祖述仲尼是最明显的例子。《墨子》书中“三辩”、“明鬼下”、“非乐”、“非命(上、中、下)”、“非儒”、“耕柱”、“公孟”等篇指名针对仲尼、儒家而发的议论；及《庄子》书中儒道对辩对比的文字，可能都是这时期的作品。这阶段中更重要的发展是从这种辩难而引起思想家们对思想的本质、知识的来源和根据、真理(是非、胜负)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以及思想、知识、真理和语言的关系等种种问题的反思；因此发展出在思维方法、逻辑和语言哲学上可以和西方哲学相比类，甚至比西方哲学更为早熟的哲学理论。此一发展以“墨经”、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和《庄子》书中绝大部分的文字，以及《老子》书中关于“名”和“道”的理论为代表。第三个阶段大约由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0年，是战国和诸子思想最后结局的四五十年。这阶段中重要思想一是对自然界的定律和法则的寻求，代表是“墨学”和邹衍所整合的“阴阳五行说”。二是对人世间功利、威权与秩序之建立，把自然界的定律、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观念，引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以成败、祸福之效应为价值标准，来树立外在权威和奠定有效的人群组织(社会、国家)。代表这方面的思想，有荀子和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以及与荀子有密切关系的齐国稷下先生所编纂的《管子》书，与李斯有密切关系的吕不韦门下宾客所编纂的《吕氏春秋》，和属于后期道家的“黄老刑名派”。三是混杂综合的学术风气和“大一统”的思想趋势——属于第二阶段末期的《庄子》和属于第三阶段的《荀子》、《管子》、《尹文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是这学术风气和思想趋势的产品。一直发展到西汉初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和西汉末刘向、刘歆成稿而由班固收录为《汉书·艺文志》的“诸子论”，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认识论”基础2.老子的思想《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哲学理论的。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这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条重要线索。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对中国专制政治起了长远的影响，同时，贯串于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那种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给中国民族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要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而形成一种在主客体“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兵家辩证法最显著的特点是理性态度。这种理性态度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一句，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智的判断和谋划。二是必须非常具体地观察、了解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各种现实现象，重视经验。三是这种对现实经验和具体情况的观察、了解、分析中，要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错综现象中发现和抓住与战争有关的本质或关键。四是兵家的辩证思维既是主体在有关自己生死存亡、切身利害的战斗实践中所获得和所要求的认识方式，上述一切观察、了解、分析、估量、考虑、决策都是在主体的行为中来进行的。因此客体在这里作为认识对象不是静观的而是与主体休戚与共的，是从主体的功利实用目去把握的，客体不是作为与主体利害、行动相分离的恒常稳定的对象来作观察处理的。《老子》一书是对当时纷纷扰扰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在这些频繁斗争中大量氏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概括。思考和概括的结果就是军事辩证法成了政治辩证法，把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对兵家的辩证法基本上保存了上述特征，即它仍然是在主体活动和具体运用中的二分法直观思维方式。它的辩证法在实质上并没有失去主体积极活动的特征。只是它不是在瞬息万变的军事活动中，而是在较为久远的历史把握中获得和应用，从而具有静观的外在特征。《老子》道家与以仁学为基础的孔学儒家区别开来，同样讲人的活动，兵家、道家重客观实际而不讲感情；儒家则以人的情感心理作为某种重要依据。那么，如何解释“道德”呢？泽厚先生认为，“德”由“循正”、“遵循”的功能、规范义转而为实体性能义，最终变为心性要求义。“德”似乎首先是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主要是与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老子》中已把这种政治方术提升到哲学的空前高度。《老子》辩证法与兵家的重大不同和发展之处，便是提出了“无为”。“无为”也就是“上德”，“上德、无为、道、一、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老子》辩证法具有多层的含义。作为一种社会论的政治哲学，《老子》把兵家的军事斗争学上升为政治层次的“君人南面之术”，以为统治者的侯王“圣人”服务。这是它的基础含义。这一含义里的“无为”是一种“君道”，君主必须“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不管，实际却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以为”，统治者不是处“无”，而是占“有”，那就被局限，就不可能总揽全面了。因为任何“有”尽管广大，总是有限定的，能穷尽的和暂时的，它只能是局部。只有“无”、“虚”、“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种空洞的逻辑否定或混沌整体，实际上却恰恰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因为它才是全体、根源、真理、存在。而这就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的优越态度，所应采取的统治方略。《老子》把社会论和政治论提升为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思辨哲学。“德”—“无为”是《老子政治社会理论，“道”—“无名”则是〈老子〉的哲学本体。“反者道之动”大概最简要地概括了〈老子〉“道”的主要内容，即在运动中相反相成的对立项互相转化。这个兵家本就有之的辩证法观念在这里净化为这个“道”的总规律。“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这三者（规律、真理、存在）在〈老子〉中是混为一体不可区分的。中国的辩证法以至宇宙论总不离开人的活动。后世人们从《老子》辩证法里获得的，也并非对自然的认识或思维的精确，或神意的会通，而主要仍然是生活的智慧。只有在这种生活智慧的领悟中，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积极感受到某种超越的哲理而得到精神的极大满足。“道”的不可确定性的实际来源之一，又主要是具体运用中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所造成的。法家是接过了《老子》政治层的“无为”含义上的人君南面之术，把它改造成了赤裸裸的统治压迫的政治理论的。《老子》把兵家辩证法提扬为哲学学说，韩非将其极端地发展了。韩非发展老子方面大致分为三点：与由冷眼旁观的非情感态度发展到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个人利害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与标准。这充分反映了战国末期原始氏族传统及其观念的崩溃。二是这种冷静的计算空前地细密化。韩非提供了“理”的哲学范畴。“道”的哲理失去了诗意的朦胧，却获有了现实的周密。三是这一切冷静态度和周密思虑具有异常明确的功利目的。这是孙、老、韩的共同特征。由此，不是个人的道德才智而是客观的权势地位，在政治中才起决定作用。3.墨子的思想先秦氏族传统逐渐崩毁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空前解放，使墨家一度与孔学相抗衡。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此书中。作为墨子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概括起来似乎可以说是强调生产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亦即对所谓“力”、“强”的强调。墨子认为，人之不同于禽兽正在于人必须依靠自己劳动才能生存，这是个简单的事实，但却是重要的真理。墨子整个社会政治哲学就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之上。他所忧虑和关注的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他所要求的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动者有一定的休息。墨子与孔孟的区别在于：孔孟将举贤，基本限制在和服从于尊尊亲亲的氏族学生传统范围内，反映着上层贵族们的利益；墨子的“尚贤”则是要打破这种传统，反对举“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而面目姣好者”，而认为应该不管出身贵贱，血缘远近，惟“贤”是尚，这反映着下层的利益。孔孟举贤是为了休礼乐行仁义，然后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墨子则首先和直接强调老百姓的食饱义暖。因此，作为“为政之本”的“尚贤”，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标。所以，墨子反对违反这个总目标的氏族贵族统治者们的奢侈生活，强调“节用”。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一是“非命”、“节用”，把命与力、强对立起来，认为饱饥、暖寒、治乱、荣辱、贵贱一切在于人的努力（生产），而不在于命运，在社会道德和道德标准也以此为转移；“节用”是重视生产，减少浪费。二是“交利”、“兼爱”，是乐园空想。儒家的兼爱是无条件的，超功利的，而墨家的爱是有条件的，以现实物质功利为根基，基于利的义是小生产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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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儒家从亲自血缘和心理原则出发，强调爱有差等，由近及远，墨子兼爱则是以“交相利”出发，不主张有差等，企图以普遍的爱来停止战乱取得太平，这是一种小生产者的乌托邦意识。三是“天志”、“明鬼”，小生产劳动者需要一种信仰力量，来作为超出自己狭隘经验范围的精神支撑。所以尽管以现实功利为基础，墨子的社会政治原则并不建立在近代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论的原理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人格神主宰的基础上。墨子思想的演变，它并未消失，农民起义中有较多的墨子思想特征。太平天国就是一例。此外，颜李学派中的颜元，号称儒门子弟，却是墨子思想的传承者。他号“习斋”，他最强调的就是一个“习”字。这个“习”不是正统儒学所重视的文化学习，而是指向实际操作等体力活动和特艺训练。“读书愈多愈惑，审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他坚决反对重义轻利，强调礼仪，使之具有神圣的准宗教性质。颜元的主习主动，强调实用，主张复古，提倡均约，激烈抨击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使他在十七八世纪中国民族民主思潮中另具有一种风貌殊色。此外，墨子思想也与近代民粹主义有思想血缘关系，在中国近代以至今日，始终有一股以农民小生产者为现实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暗流在活跃着。4.孔子的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思想。这主要散见于《论语》一书的各篇中，虽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化的理论形态，但不失为辩证思维的花朵。一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发展观。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奴隶制在新起的封建势力面前逐渐衰败，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扩大。新生事物与旧有势力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从小就“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语凡是出自《论语》的，只注篇名）。他认为，宇宙间诸种事物都处在不断运行和变化之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在这里，孔子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天并未说什么，可“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片生长。可见，孔子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自然界的“四时”之“行”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有其内在规律性，不受“天”的干扰。因此，当他站在河边，面对流动的河水，不禁感慨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时间的流逝也如河水流动一样，昼夜不停。　　在孔子看来，不仅自然界的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人类自身也是如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发展着的过程。在他自述为学之路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并且“不逾矩”，说明人的认识、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勤学多积累，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正是由于“学”的作用，才使他的知识、认识逐渐地增多、深化和发展。对于人类自身，孔子还提出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的命题，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由于后天“习”的作用才发生显著的差别。显然，孔子认识到人性并非天生不变，而是可变的。《论语》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即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主观武断、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如果我们抛弃其阶级属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孔子的这种态度和方法至今仍有其闪光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不可单独、孤立地看待某个事物或某个问题，而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武断和一麟半爪，这样，方能使问题处理得准确、恰当。可以说，孔子提出的“四毋”是一种朴素的联系观，它自发地遵循了辩证思维的路线。孔子在其一生的实践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了“四毋”这种朴素联系观，这从他的许多言论中便可得知。如：“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这就是说，对待一个人，不能因为他某一句话说得好就提拔，也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废弃他的好言论，而必须长期地从“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正反两方面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个人的认识方为全面。在孔子看来，那种“不善不能改”的人，是令人担忧的（“不善不能改，是君忧也”（《述而》））。可见，孔子对待犯错误的人，并不局限于他的过去（“既往不咎”）而着眼于其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体现了孔子力避主观性、片面性的态度。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矛盾意义的哲学范畴，如“故”与“新”、“质”与“文”、“言”与“行”、“学”与“思”等，并且初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故”与“新”是相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温故而知新”（《为政》），“故”的积累可以“知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可见，孔子要求将“言”与“行”统一起来作辩证的考察。　　孔子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辩证法思想只能是唯心辩证法。在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下，孔子虽然看到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他虽然承认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中庸”方法，但过分强调了矛盾的同一性，忽视了矛盾的斗争性，未能认识到缺乏矛盾双方的斗争就不会有事物的真正突破和实质性飞跃。，我们研究孔子的辩证法思想只能依据史料加以恰如其分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既不能故意拔高，也不能人为压低。5.结语中国哲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哲学和文化发生过几次重要的双向交流运动。特别是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给中国带来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儒、道思想传播、介绍给西方。“东学西渐”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十分推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包括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都不同程度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黑格尔尽管站在“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立场上，表示轻蔑并贬损中国哲学，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开始于中国人，世界精神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与朱熹哲学中的“理”或“太极”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有不少资料可以说明，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合理内核”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是有实质的思想渊承关系的。马克思不仅了解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了解它们的“共同之点”是什么，而且他本人对中国古代阴阳两极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辩证法也并不陌生，他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肯定了中国古代“两极相联”的辩证法的普遍真理性。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并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文化，对这个东方大国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和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以上事实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且马克思本人对它也有一定的了解，并从这种古老的哲学中吸取过辩证智慧。[参考文献]：[1]黄志斌.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2.[2]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6]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江苏科技出版社,1993.[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6.[8]谷峰,黄玉臻.孔子辩证思想探析.河北学刊,1996,3.[9]姜金锡.孔子辩证法思想浅析.贵州社会科学,2001,3.[10]杨然.浅析孔子辩证思维的特征.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1]王乾成.我对孔子学说中一些辩证思想因素的认识.平原大学学报,2004,1.[12]彭彦华.孔子辩证法思想探赜.学术界,2004,6.（注：可编辑下载，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推荐精选推荐精选推荐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