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年谱

国学大师王国维年谱1877年，丁丑，光绪三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即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十八岁。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始知世有"新学"。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11月与莫氏成婚。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1928年始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工半读。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氏攻读甚勤。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即康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代罗振玉为日人那珂通世所撰、东文学社影印之《支那通史》撰序、为日人桑原隲骘藏《东洋史要》撰序。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紘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TheorgofTheConservationofEnergy）、《农事会要》。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撰述常刊载于此。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夏，张謇在通州（今南通市）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铁云藏龟》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为《论性》）、《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释理》。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致力于研读康德学说。9月，汇编甲辰(1904)年以来刊于《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为《静庵文集》。附古今体诗五十首，名《静庵诗稿》。11月，随罗振玉辞职，赋闲家中。是年撰《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静庵文集自序》。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转折。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5月，校《片玉词》。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又辑《南唐二主词》。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撰《〈词林万选〉跋》。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10月，译著《辨学》（即逻辑学）一书刊出。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909年刊行时易名为《中国名画集》）。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3月作《雍熙乐府跋》。3、4月间，前后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跋》。4、5月间，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6月，辑《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又校《后村别词》，并作《校记》。又作《〈乐章集〉跋》。修订《曲录》成六卷，又成《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7月，校《寿域词》，作校记、跋。9月，校《石林词》，从《梅苑》中录得《孤雁儿》并序，补入《漱玉词》，并对原附《易安居士事辑》之讹进行辨误。10月，校补《放翁词》，28日，与罗振玉、蒋黼、董康访法人伯希和（Pelliot）。29日，学部奏设编定名词馆，严复任总纂，王国维任名词馆协修。又校《片玉集》，并作跋。11月，辑《优语录》一卷，搜集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作《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2月，校《录鬼簿》。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此稿由俞平伯于1925年标点，次年朴社出版。此为此书最早之单行本）。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校《大唐六典》，并作跋。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1917年又订正之，成《隋虎符跋》、《伪周二虎符跋》）。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作《译本琵琶记序》。8、9月间，撰《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后易名为《雪堂丛刊》）。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8月，撰成《胡服考》。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4月，返海宁扫墓。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释旬》、《释昱》。7月1日，张勋复辟。撰《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8月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9月，草成《殷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入秋，检古书古器物，题跋甚多，如《楚公钟跋》、《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唐尺考》、《裴岑纪功刻石跋》等。10月，撰《韵学余说》、《江氏音学跋》、《五声说》。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稿本），据《唐语林》以校《封氏闻见记》。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quot;经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相邦印跋》。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9月，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继续为蒋编藏书。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四十六岁。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6月1日，觐见溥仪。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始草《魏石经续考》。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quot;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4月18日，移居清华园之西院。研究院同时还聘请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世称"清华四大教授"。另，聘李济为讲师。4月23日梁启超到校，6月12日，赵元任到校，住清华园之南院。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暑期，应学生会邀请向留校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9月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教务会议，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到会。会上公布各教授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 练习 飞向蓝天的恐龙练习非连续性文本练习把字句和被字句的转换练习呼风唤雨的世纪练习呼风唤雨的世纪课后练习 ，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1）经学（含《书》、《礼》、《诗》）；（2）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古史；（4）金石学；（5）中国文学。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1927年，丁卯，民国16年，五十一岁。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3月，撰《金长城考》（后易名为《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4月，编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5月12日，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会，并致辞。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背面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本《简谱》据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编就，谨致谢意。（整理/魏泉）附：《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今年是国学大师和教育家王国维诞生120周年、自沉于颐和圆昆明湖70周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举世悲悼和震惊。为了纪念他，他的友人编印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他的学生编撰了《王静安先生年谱》。孙敦恒先生研究王氏遗著，发现该谱有不足之处，遂撰成《王国维年谱新编》，对原谱是“承其是，改其非，增其不足”。著名学者张岱年、季镇淮分别作序。该书的出版是对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研究的新贡献。王国维早年屡试不中，遂放弃科名。曾就读于杭州崇文书院和私立东文学社。1897年担任私塾教师。1901年到武昌农务学堂任职，同年秋留学日本。翌年回国，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执事，兼《教育世界》杂志主笔。1903～1904年，先后任通州、苏州师范学堂等校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课程。1906年到北京，先在清廷学部总务司行走，后任学部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开始从事中国小说、戏曲、词曲的研究，以所著《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而名世。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自居，转而研究甲骨文、简牍、古器物等古代文化史料，成就卓著。1916年在沪主编《学术丛刊》。1918年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年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4月入清宫任废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为“南书房行走”。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专任教授，为清华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的学问和思想有显著的矛盾。辛亥革命以前，他努力学习西学，如康德哲学和叔本华哲学，并用西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取得辉煌成就，如他28岁时所作《红楼梦评论》，就是“新红学”第一篇理论批评论文。辛亥革命以后，他对种种事情看不惯，以致于1927年6月2日忧愤自沉。在近代中国，王国维是较早地积极译介外国教育学、心理学、哲学和美学的著名学者之一。《教育世界》发表的第一部教育学，也是外国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教育学，就是他从日本移译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他第一个破天荒地明确提出教育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他还主张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并重，教育应以道德为中心。在中国美育史上，他较早提出将美育列为学校正式科目。所有这些，都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原文发表于“学术巨子--王国维”纪念文选）关于年谱编撰的新思考棗-兼述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文/王学海自宋代吕大防编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栋编撰《杜工部年谱》始，年谱作为记述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载体，已日益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梁启超晚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结合他自己的史学实践，把年谱与传记并称为“人的专史”，纳入了新史学范畴。(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从那时以来，年谱不但作为传记体裁进入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的殿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趋丰富，特别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宽松的环境，传记与年谱竞相争艳，成为新时期文化学术繁荣兴旺的特有景观之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年谱的编撰，从内容到方法均有所出新，呈现了新一代的风貌。如若以新旧年谱作比较，那么，新年谱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由过去那种单一的按年月序列独记谱主之行坐起居，已发展至立足于史学棗思想这么一个本体论的基点；在这里年谱不再是单纯的史料罗列，而是通过客观的史料为依托，在探索谱主历史命运的同时，把谱主已经过去了的生命史重新激活起来。这种把梁氏所说“人的专史”体现于年谱中的写法，就是把谱主的历史作了新的演绎；这种新的演绎，不仅重新激活了谱主的生命史，而且被直接作为一种哲学和史学的思想活动进入读者的审美鉴赏之中。仅就文化学术而言，人们在学习和借鉴名师前贤时，便会从这里找到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科学依据。再就人才学的角度而论，此种史学棗思想的本体论基点，打破了过去那种只要占有材料，便可以编谱成家的单薄相和霸气，可让真正有才华有思想的学者，在材料面前公平地作深透的思考和多元的阐述，从而给现代史学增添真正的含金量。应该说，近年来编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名人年谱正是由于立足于此点，才使向被视为贫乏的年谱广受欢迎，焕发了新的学术活力。我国王国维研究的专家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便是具有以上新特点的一部年谱新著。王国维作为学贯中西、蜚声世界的学术大师，在文学、史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影响，历久而弥隆。对于他的生平业绩，有待我们作更深入、更细致、更精当的科学探讨。近读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女士《读父亲年谱有感》，使我尤感亲切和受益。说亲切，是因为在去年清华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向东明女士当面请教，并一起合影留念；说受益，是由于东明女士此文亲切地追述了自己的弟兄姐妹的人数与出生日期等外人难以确知的细节，从而补充或纠正了现行年谱及其他传记性著述中某些未详或疏漏的说法。同时，由东明女士的“有感”，也引发了我对王氏生平及其年谱的若干新的思考。思考之一，东明女士文中对陈鸿祥先生《王国维年谱》中提及的“金人”及所作的解释，提出了看法。东明女士根据陈谱引录罗仲安老人回忆所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认为陈谱由此“推论”为“与继室潘夫人，年龄相距较大，故视若‘金人’，此两金人之含义，相差千里，前者指父亲，只是缄默，不加可否。后者则视(继室)若神明，显指父亲的对潘氏宠妪之意，与罗仲安原意也不合。”其实陈谱并无此意。“金人”者，铜铸之佛象也，陈鸿祥先生在王国维《咏史二十首》的注释中，曾有明确的说解(参见陈著《王国维与文学》)，仲安老人回忆中的意思是指三缄其口。陈谱中虽也写到观堂先生在处理家庭关系中或有“偏袒之处”，但这“偏袒”二宇是被年谱作者明显地打上了引号。特别是紧接上句，陈谱明确指出，观堂先生“一向只顾读书写作，不问家事，纵然母子不和、婆媳龃龉，亦不闻不问”。这样地来描写和记述观堂先生之“金人”形象，我想应该是公正的，因为这实在是真正做学问而不屑颐及家庭琐事，以毕生精力奉献文化学术的大师形象。窃以为，年谱作者在这里运用了艺术思维，是与史学的科学思维同质的。因为，这并非凭空想象和任意发挥，而是依据亲炙观堂风貌的当事者记述，倾注了对观堂先生的敬仰之情，故阐发了完全符合逻辑的思想，所以是科学的。在这里，艺术的思维不仅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帮助史学摆脱干巴巴的史料准砌，而且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形象地丰富科学，从而使科学更具生动性和形象性。陈著《王国维年谱》无疑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思考之二，东明女士文中对陈谱引录的罗仲安老人回忆所说“潘氏夫人乃前夫人莫氏之侄女”作了补正，即实系“表甥女”。为谨慎，笔者又查阅了几种年谱，知东明女士是观堂先生随罗氏“辛亥东渡”以后出生的(1913年)，是潘夫人的长女，故对其生母有更深切的了解，确非外人所能及。不过，这其实与陈谱阐释“罗王失和”并不矛盾。对此，陈谱据罗仲安老人回忆，参酌有关史实，曾作了三点论说。除前述“金人”之说外，第一点，潜明系王氏长子，前妻莫夫人所生，知继母本是“表姐”，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难以使他在感情上接受，亦即仲安老人回忆所云“不甚服贴”；再一点，就是观堂先生自日本回国以后，租借上海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罗氏(振玉)作为精通甲骨、金文并与王氏共同创建“罗王之学”的人，其以《周易》为人生之测器，并因而不满王氏因房子价廉而租下此“闹鬼”之居又作了潜明夫妇之寓，这看似推论，却甚合罗氏因女婿潜明之丧而携爱女“大归”的情理。尤其是陈谱既以一个史学者之真诚治学心态去“秉笔直书”仲安老人回忆涉及的这段外人难以知晓的隐情；又明确指出，对于所谓“闹鬼”，“王氏能泰然处之，不为所动，于今视之，正好说明其具有科学头脑，不信鬼神”。王氏既精通《周易》又能不迷信，这种人文加科学的精神在王氏身上潜在着，是被历来研究王氏之学的专家学者们所忽视的，而陈鸿祥先生却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可谓“独具只眼”地在年谱中首次把它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层面上，应该说这是在王氏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新贡献!这又启示我们，年谱的编撰，若专限于谱主一人之身之言之行，就难免带有某些主观的因素或情绪；如能间以左右，引以不同方面之说来作某种角度的佐证，恰为谱主之客观形象作了公正的营造。而陈谱之公正性，还在于引用了“罗王失和”之后罗氏后裔提供的史实(陈鸿祥先生曾不辞辛劳，数年与罗氏后裔通信并登门拜访求教)，从而在客观上树立起了王氏可敬可信的历史形象。思考之三，以东明女士的“有感”，使我们更感编谱立传，在深入发掘谱主生平事迹、遗事、快文等有文可征的史料的同时，尚需旁搜博采，努力搜访谱主有关的方方面面之人(包括他们的亲友后裔)的口述或回忆等“口碑”。昔司马迁愤发撰《史记》，凡一百三十篇，其中既有发“金匿石室”之书的秘史，又有实地探访的珍闻；既有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谱子百家之书编撰之篇，又有亲访鸿儒名将、野老耆宿、游侠逸隐等三教九流，观颜察貌，记其言谈而成文章。此历史与现实相融汇、文献与口碑相结合之法，实乃《史记》所开启的中国史传写作的一大优良传统。鲁迅先生在谈及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时也曾说过，不是把古人写得更死，意即在历史人物身上灌注新的生命，使之“活”起来，这就需要鲜活的口碑。即以东明女士此文为例，她回忆观堂1927年“自沉”以后，其家人返海宁故里，大嫂(即潜明妻)“曾专程到海宁探视潘氏母亲，时间虽短，诚意仍令人感动，平时书信往来，未尝间断”。这些看似生活琐事，实为了解罗王两家至亲关系所不可少，对于从多侧面探讨“罗王失和”之前因后果亦十分有益。同样，“罗氏三姐妹”即孟康(庄)、仲安(静)、守巽(慧)是观堂先生生前挚友罗振常女儿、罗振玉的侄女，她们既随罗王东渡日本，当观堂先生1914年返抵上海时，都已长成十七八岁或十岁以上的少女，故其当时所记或后来所写回忆，都能道出非亲历者无从提供的见闻和感受，这对编谱立传之人，无疑是难得的“第一手史料”，而决非无稽之谈的“齐东野语”。除了史料的搜访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重刘知几倡导的“史识”。对于年谱的编撰而言，就是要有年谱作者自己的主见棗在收集、整理、研究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谱主史料时所产生的思想，而且应该是那种不依傍前人之说、能冲出旧见的独立见解。我们认为，生命是一种体验，科学是一种实验，在体验与实验之间，我们能说出自己的话来，这就是“史识”。所以，“史识”应该不是一个被固定了的概念，更不是一种早已有了定义了的陋见陈说。“史识”应该是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崭新的人文观照，就后一辈学人而言，理当比前一代的学人有更丰厚、更新颖、更深刻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不受谱主家属的情绪感情等影响，又不被其他相关人物已有说法(或某种需要)所束缚，从中体现出梁启超先生所强调的“学者的人格”来；才不致于因上述原因而使学者作茧自缚，陷入“学术的尴尬”之中去。据此，再重读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年谱》，我觉得蔡老尚思先生在卷首的题词中谓之“特点有三新”，即内容新、观点新、体例新，确是知言。这“三新”归结成一点，就是表现了编撰者新的“史识”。这本历时近十年编成的年谱，无论对观堂先生生平著译的考释，还是对观堂先生“自沉”的内外因的评述，在它出版了七八年之后，仍能受到包括观堂先生后人在内的研究者的垂注，就足以能说明它卓尔独立、迥异旧谱的个性来。重读陈著年谱，我还感到年谱是谱主的一个整体显现，但整体并非就是完美。正如观堂先生的为人、学问体现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一样(此正义由陈寅格先生在王氏“自沉”后被阐释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名人编年谱之后学，做学问的立足点当仍以“义”为主。《中庸》曾谓：义，宜也。《孟子．告子》(上)也谓：义，人路也。宜，公正之说法(活动)也；人路，遵循真实之实践也。因此，如实地、全面地记述谱主的一生，真实地、客观地为谱主作出评判，这才是整体，尽管这整体中可能包括着谱主的某些不足甚至缺陷，但我相信只有此类年谱，才会永载史册而为后人所器重，为科学研究者所接纳。同时，也能在编撰过程中，以“义”为线，与谱主相牵而进入真善美的境界。因为谱主的快事已是一种历史的活动，而年谱的作者之编撰是一个做学问的行为过程，把凝固了的历史活动，在著者的行为过程中重新激活起来，依据的是什么?我想，主要的应该是著者的评判和思想。思想，只有思想，才能让千年历史重生光彩；思想，只有思想，才会叫万年古人重作榜样。然思想的运行之轨，恰在于义也。这是“史识”的基本概念，也是史学的基本命题，更是史学工作者的人格力量所在吧!凡此，再来看尔今书市上诸多的“名人年谱”与“名人传记”，或为推出“泰斗”、“大师”类光辉形象，而悄悄割去了不甚光亮的另一面；或是只述其超凡人圣的一面，而掩盖了其俗世庸乏的另一面。此种做学问的“行为过程”，虽会因暂时取悦一方而给自己名利双收，但却决不会在日后成为“信史”，当引以为戒也。此乃思考之四。[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王国维研究会](摘自《学海》1998年第2期)原文发表于“学术巨子--王国维”纪念文选摘自《北大中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