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人 个体 意识的觉醒

转载 人 个体 意识的觉醒 转载 人 个体 意识的觉醒 原文地址:"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作者:再复"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刘再复 近代启蒙思想家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他们把国家从"天下"与"朝廷"的意识中分解出来，然后又使国民走上国家的主体地位。但是，当时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的"民"，乃是组成国家的群体性质的"民"。在群与己之间，他们的重心还是放在"群"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与近代思想家不同之处(也是它的进步之处)，便是把思考的重心从"群"移向"己"，即突出个体、更新个体。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便完成了中国近现代第二个重大意识的觉醒，即人的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一意识的觉醒的意思就是:不是群体性的"民"才重要，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 这种觉醒，使五四的启蒙家把个人的个体价值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国"的手段。这就与前一代的思想启蒙家很不相同。前一代的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他们都把"民"作为强国的手段，即使在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的时候，也通过语言的移植落脚到强国的目标上。这一点，正是史华慈教授《寻求富强》一书最精采的地方。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讨论群与己的关系问题。穆勒在原著中，不仅把"己"的自由作为"群"的前提，而且把"己"作为目的本身。他说:"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抵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但严复在翻译时并未像穆勒这样突出个人，反之，他加进许多自己的解释，把个人解放变成服务国家的手段。史华慈教授作了许多文本比较，最后批评说:"假如说穆勒常以予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页一三三)这一批评显然是中肯的，因为五四启蒙家和前一代启蒙家有如此重大的区别，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便着意破坏"国家"的偶像，把"国家"、"族群"作为与"个人"相对立的范畴，以至公开宣布要打倒"国家"的偶像。一九一八年，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就把"国家"视为应当加以推倒破坏的虚伪的"有害的偶像"。之后，他 在与钱玄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独秀文存》页七三八，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而周作人在提倡"人的文学"之时，也特别声明，这种新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O)。郁达夫更是把国家视为文学艺术之敌，他在〈艺术与国家〉一文中，认为"现代的国家与艺术势不两立"(《创造周刊》第六号，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上就是把"国家"、"种族"、"家族"等作为"个体"的对立项，然后突出个人，这正是五四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过程中，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是一些政治思想家，那么"人-个体"意识的觉醒，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却是文学思想家和作家。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发现，中国是个大国而不是强国，而五四的文学思想家则发现，中国人不是人而是非人。鲁迅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人"的时代，而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他们在发现中国人乃是非人的时候，一开始就空前尖锐地指出，造成非人绝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自己的父亲，即自己的父辈文化。父辈的礼教吃人，四千年被仁义道德包裹着的祖辈文化吃人。 五四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这样呐喊。因此，五四文化运动乃是一次无情的审父运动，其"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紧连对父辈文化最激烈的否定和批判。在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看来，中国人的个体自由、个体价值完全被消解在庞大的君臣父子关系的固定秩序中，"己"完全被消解在以"群"为轴心的文化大纲结中。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发现中国人乃是非人的同时，也发现造成非人、吃掉孩 孝道"，子的恰恰是自己的父亲。因此求赎的办法及救救孩子的方法便是批判"与父辈文化实行决裂，不惜背着数典忘祖的罪名去"刨祖坟"。 此次以否定形式而完成的人的发现，达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深广度。在广度上，它于发现人的时候，延伸到发现妇女与发现儿童，即伴随着人意识觉醒的是妇女意识与儿童意识的觉醒。在深度上，则是发现"非人化"(如同兽)的三个层面，即一是"食人";二是"我亦食人";三是"自食"。 关于深度，我在过去撰写的文章中曾提及过。首先是"吃人"，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示的最著名的观念。他通过小说说明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乃是长达四千年用仁义道德包装起来的被吃的历史。这一极端的观念一提出来即震撼中国。当时的中国太麻木，不用极端的文本策略，不足以让人惊醒。而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实际上还揭示另一观念，即"我亦吃人"。这就是揭露被吃者本身也参与吃人，也可以说历史的解释主体本身也有罪。这是更深刻的观念。这一观念在说明，吃人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每一个参与历史的人，包括看到某种中国历史罪恶的人，自己无意中也参与罪恶的历史活动，成为罪恶的一部份。小说中的"狂人"，他既发现自己"被吃"，但又发现自己也吃妹妹的肉。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特的忏悔意识就是从"我亦食人"这一命题上产生的。这是当时的思想先驱者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共犯结构"，中国人就 人血馒头"(小说生活在这种结构中，连最老实、最善良的华老栓，也参与吃" 〈药〉，但自己不知道。而无数宣扬妇女节烈观的人，正在参与吞食母亲和姊妹的生命，自己也不知道。因此，提示"我亦吃人"，告知中国人要"救赎"须从自身开始，乃是很大的启蒙。可惜，这一层观念在五四及五四后的数十年中并未被充份注意和理解。第三个层面是"自食"。"自食"这一概念在鲁迅的散文〈墓碣文〉(《野草》)中出现过:所谓"自食"，就是自己吃自己，这是中国人更加悲惨的"非人"状态。人最不堪的就是自我奴役、自我虐待、自我消灭，反映这一状态的文学典型就是阿Q。阿Q作为人而悲惨地成为"非人"，就因为他用各种理由把人应有的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格全部自我消灭掉。他无端地捱打，本应反抗，但是，他立即又萌生出"小子打老子"精神优胜法吃掉自己的反抗意念。他穷得一乾二净，本应改革现状，但他又用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的精神骗局吃掉自己从奴隶状态摆脱出来的意念。中国人的"自食"，最后是吞掉自己的全部灵魂和全部良知，只剩下一副任凭专制机器摆布的麻木的躯壳。"自食"这一发现，经历过"交心运动"、"斗私批修"、"思想改造"的大陆知识分子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正是"决心自食"的惨烈行为，当这种行为进入狂热状态时，人真是变成一种被文明包装着的"自食之狼"。 在广度上，则是对人的发现，伸延到对妇女和儿童的发现。男人是非人，作为男人的奴隶的妇女更是非人。她们是奴隶的奴隶，牛马的牛马，甚至只是"器物"而已。所以五四的妇女解放带有奴隶解放的特点，即从松绑手脚(废弃缠足)、打破节烈(免除活殉葬)开始。对儿童的发现也很有意思。鲁迅〈狂人日记〉 结束语就是"救救孩子"，他发现中国人的被吃首先是孩子被吃。当时的文化革新者们实际上共同发现，中国文化有一种吃子意识和杀子意识。鲁迅特别要批判"二十四孝图"，而最憎恨的又是"郭巨埋儿"这样的故事，就是这一宣扬孝道的读物，恰恰形象地反映在"孝道"神圣名义下的杀子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带着解放妇女和解放儿童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人的意识的觉醒中包含着妇女意识和儿童意识的觉醒。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选择易卜生有双重意义，一是易卜生个体意识最强，他认为世界上最有力的人是孤独的人，鼓吹以个人独战多数而不惜成为"国民公敌";二是易卜生妇女意识非常强烈。在世纪之交的北欧，两个作家非常杰出，一个是挪威的易卜生，一个是瑞典的史特林堡，两人观念不同，而且成为水火不相容的论述。史特林堡敌视妇女，和中国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观念差不多，而易卜生则鼓吹妇女解放，张扬妇女的个体价值。《新青年》选择了易卜生，其意义是非常丰 易卜生专号"同时发表了胡适和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的《傀富的。《新青年》" 儡家庭》，并使娜拉这一名字成为中国妇女觉醒的时代性符号。同年七月，胡适又发表〈贞操问题〉攻击扼杀妇女青春的节烈观。一九一九年，他又发表〈我的儿子〉，攻击"孝道"，警告父母"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望儿子报恩。同一年中，鲁迅也发表〈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攻击"节烈"与"孝道"，共同为妇女和儿童的尊严与地位请命。 在西方，发现人和发现妇女、儿童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完成的。而中国的先觉者们却企图在一次新文化运动中完成。对此，他们曾引为自豪过。周作人一再提起这一点。在〈人的文学〉中他就说明，欧洲对人的发现经历了三次巨大历史事件后才告完成:"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现，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为他是一个末成长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悲剧。"一九三四年他又说:"西洋在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五四时代人的发现包含着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时间广度，包含着对妇女和儿童的发现，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里所说的发现，是指时代性、集体性的发现，即作为一个时代集体地肯定人的价值的时候，也集体地肯定了妇女和儿童的个体绝对价值。如果是作为个别的发现，那么，也可以说，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已充份发现了妇女，他 少女)比男子美丽而且比男子更有才华。贾宝玉在男子群中是最不仅发现女子( 有才华的，给大观园各馆命名时，他显示出其他酸秀才们难以比拟的聪明灵气，但是，在林黛玉、薛宝钗面前，却总显得才华不足。贾元春省亲时，他所作的四首诗中，其中一首写得最好的，恰恰是林黛玉替他"作弊"的。但曹雪芹只是个人的独特发现，只有到了五四，才划时代地发现女子的价值。 可惜的是，五四对"人-个体"的发现并没有使"人"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站立起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世纪性的大悲剧。为甚么站立不起来，我和李泽厚先生一再强调的一点，就是此时的人缺少可以站立的坚实土壤，即没有相应的独立的经济前提和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五四人的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由资本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经济独立之后而提出的人格独立的要求，也不是神启示与生物学理性启迪的结果(进化论只是影响一部份改革者)，而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一样，乃是国家衰败、民族危亡刺激下的结果。五四启蒙家虽然与梁启超那一代启蒙家启蒙的重心不同(从国-人)，但在意识的发生(起源)上却有共同点，这就是从"民族-国家"的黑暗中获得救赎的灵感。只是梁启超找到的救赎办法更多地着眼于群体性的"民"，但五四启蒙家们更多地着眼于个体性的"人"。而这种区别，只有在面对历史及面对民族文化传统时它才有力地表现出来，而在面对现实及面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政治问题时，个体人的启蒙意识显得没有力量，它在救亡的神圣要求之下根本不敢伸张个体的权利。易卜生那种"独战多数"的声音也只有面对中国大家庭的"三纲五常"时才理直气壮，而一旦面对现实，看到多数人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民族的苦难，发出个人的声音立即又感到内疚。创造社诸作家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自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很快就精神自杀，否定自我而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的转变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转变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的人的意识表面上与"民族-国家"意识势不两立，一些思想家与作家也宣布它们势不两立，但在中国当时具体的历史场合下，两种意识根本难以构成真正的对抗，"人-个体"意识终究只能成为"民族-国家"意识下的附属观念，而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独立的意识。 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事实上已描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体意识觉醒"的悲剧，关于这一悲剧，他在《告别革命》对话录的续篇中进一步阐发，他说这一悲剧实际上经历了"被制约-被压倒-被消灭"的三部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发生就受到"民族-国家"存亡的现实意识的制约，即使在"彻底反传统"的时候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潜意识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关怀国事民瘼的传统所制约，并非"天赋人权"这种纯然的个人主义。换句话说，人的个体意识一发生，就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群体主义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制约;这种制约即潜在的冲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环境的恶劣日益尖锐，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之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便压倒了人的个体意识。在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李大钊所主张的用苏联革命的办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已占上风。一九二O年，刚发出打破国家偶像不久的陈独秀在他 一九二O年九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就完全改变文化的〈谈政治〉( 启蒙的思路，主张以革命的手段创立另一国家偶像。他说:"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一文章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突出个人的启蒙性质的运动已发生根本变化，它又回归到"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来，只是它要建立的乃是一种以革命手段而获得的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O年之间，寻找"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潮即革命的思潮就又逐步压倒改良的思想，"民族-国家"意识也已压倒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在被民族国家意识压倒之后，进而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另一种更为强大的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最后就完全被阶级意识所消灭。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特别声明: 1:资料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属原作者 2:资料内容属于网络意见，与本账号立场无关 3 :如有侵权，请告知，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