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道农村社会学思想述评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思想述评 研究背景 一、学科背景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已有10年了。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农村社会学虽然尚未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学科,但已经开始形成一些独具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小城镇研究、贫困研究、农村组织研究、农村社会结构研究,构成了农村社会学主要的研究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目。本文试图通过对杨开道对这些问题研究的评述,纵观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其思想在农村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二、人物生平 杨开道先生1899年6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北渡村的地主家庭,幼年就学于当地私立学校。1920年2月杨先生进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学习,同年9月进入南京高辱师范学校农科专业,学习作物育种。 1923年夏天,杨先生在东南大学(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洪武棉场实习时,“不知不觉地感觉到农业界有一个重要缺点,一天到晚拼命干着,毕业了充当一位助教;就是到外国跑一趟,挂上一块金字招牌,也不过一位教授”,而农民“还是在那里吃苦,在那里发愁,和国内农学士,国外的农博士没有一点缘份。”杨先生“不愿意再作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专家、教授,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作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介绍人,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家”。 也就是在1929年的夏天,杨先生发表了他有关农村社会学的第一篇论文《归农运动》。正是抱着服务于农民的理想,杨先生放弃了作物育种专业的继续学习, 1924年6月东南大学毕业后,8月即赴美,先后在衣阿华农工学院和密执安农工学院师从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H.B.霍索思和K.L.巴特菲尔德,学习农村社会学。 1927年4月,杨先生在密执安农工学院获农村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7年7月至1937年11月,是杨开道先生教学和著述最有成效的10年。他的有关农村社会学的大部分工作和著述均完成于此间。 1928年秋,杨先生应《社会学丛书》的主编孙本文博士之约,在讲稿的基础上为《社会学丛书》整理出中国第二部《农村社会学》,次年1月又为《社会学丛书》写出中国第一部《社会研究法》。 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中国农村生活运动的热潮时期。但是如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却很少有人作具体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春,杨先生即着手主编《农村生活丛书》,至1931年,《农村生活丛书》14种全部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 1928年,在美国洛氏基金会的帮助下,杨先生亲自主持并组织燕大社会学系学生在河北清河镇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后为了试验乡村建设的办法和组织学生实习,1930年杨先生又积极组织,在清河镇正式成立“试验区”。这是中 国第一个院校农村实验基地,给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切实的场所,许多学生的毕业论文、调查报告都取材于“试验区”。此外,杨先生还积极联络当时的乡建派领袖梁漱溟、梁耀祖和晏阳初等人,于1933年7月参加发起并组织了当时颇具影响的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参加组建了“乡村建设学会”,并任理事。 1937年底以后,杨先生既进过官场,也做过杂志主编,所做农村社会学的工作甚少,时而收集一些资料,准备编写大部头的农村社会学教材,因战争时期一再迁徙,资料遗失殆尽,终未落墨。直到1948年,杨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在资料严重缺少的情况下,为《中华文库·民众教育》第一辑写了一本《农村社会》的小册子。 解放后,杨先生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和其他科研工作,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筹委会主任、院长,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晚年精心研究明代户口问题,完全离开了农村社会学的工作和科研,直到1981年7月23日逝世。 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 主要任务: 1.完成选题、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选点工作。 2.借助学校图书馆和学术数据库,理清思路,整理脉络,力求调查工作的 平稳顺利开展。 3.积累学术知识,深入认识研究领域,充实前期工作。为下阶段调查活动 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4.将采集得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第二阶段—成果展示 主要任务: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完成最终论文。 研究结果 一、思想简述 1.农村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时代的原因,杨开道和那一时代的社会学家一样,将自身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是建立在农村社会研究基础之上,而他的农村社会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改善农村生活的全部”。 杨开道在《农村自治》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六年前,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作者还是一位嫡系的农学生,在东南大学洪武棉场实习,对于棉花、玉米、黄豆的交配,还有不少的兴趣……可是不知不觉的里面,感觉到农业界一个重要的缺点……(农民)还是在那吃苦,在那发愁,和国内的农学士、国外的农博士,没有一点缘分。当时下了一个决心,不愿意再做和农民不相干的助教、专家、教授,而愿意作农民的朋友,作农民和专家中间的一个介绍人,使专家能够服务农民,农民能够利用专家。” 此后,杨开道赴美期间学习西方农村社会和农村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并在日后将之带回国内。在“农村生活丛书”系列著作中,杨开道介绍了欧美农村社会学学说,欧美农村发展历史及统计资料,从理论上论述农村社会的性质与特征、种类、起源、进化、人口、环境、生活、组织等,并结合西方农村社会学原理,针对中国农村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和主张。 首先,将农村社区的概念引入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杨开道将“community”译作共同生活,也即社区。他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主要是源自社会学家麦艾维(R.M.Maclver)的研究。他提出,农村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社会”,而应称为“地方共同社会”,杨开道将农村社会定义为一种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 其次,以“共同社会”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杨开道开创了系统化的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农村问题不同于农业问题,农村社会研究不是研究某一单方面的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谋农民全体的幸福,所以应剖析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人口、地域、心理、文化、经济等。 以系统观看待农村问题,则农村研究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人口、土地、社会交往、教育、经济、宗教、政治、卫生、娱乐、社会组织等都要囊括在内。农村问题是以人为主体,人与人的关系为主体。土地问题包括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土壤状况、土地分配、农场大小等。土地分配仅是诸多问题之一,绝非唯一的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在于对农民的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公民教育、农业训练等方面。其他办法有改善交通设施,实行”重农”政策,或由政府出面协助佃农买地。 再次,运用系统观,杨开道分析了农村社会生活面临的几大问题。杨开道认为,当时中国农村生活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教育不良;第二是经济困难。农民所耕面积太少,耕地不满10亩的农家占10%;第三是工作太忙,农民们拼命工作,把精神生活给抛弃了;第四是农村社会相互间距离太远,交通不便,结果农民只有家庭生活,没有社会生活,也没有充分的人力和财力, 去组织社会事业;第五是农民毫无组织。农村是散漫的社会,农民不知组织的利益和方法。 最后,引介西方农村生活运动的经验,谋求改善中国农村生活。杨开道认为,如果按照自然顺序进行中国农村生活的改良,就会耗去许多精力和时间,而如果按照原理和成例的教训去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中国的农村生活运动,则可以省掉许多精力和时间,成绩也许更好。他介绍了英美等国开展旨在建设“好农业,好经营,好生活”的农村生活经验,针对中国农村现状提出了11项具体意见。包括:提高农民知识;改良农事;注意农村经济;便利交通;扩大农村范围;提倡农民组织;培养农村领袖;发展社会服务;生活社会化;开发正当娱乐;生活艺术化。 赴美留学之前,杨开道就“以为农村自治,在整个的农村生活改良是最基本的方法”。从事农村社会研究之后,农村自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对农村自治的研究成为了杨开道一系列农村社会研究的主旋律。 杨开道认为“自治的意义,就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农村的自治,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村子的人民,大家联络起来,处理他们大家共同的事务。自治的意志,绝对是村民自己的意志,他们自己要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愿意处理自己的事务,才有自治的可能”。 杨开道从事农村自治研究之时,一方面,中国政治界正自上而下地推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各地也陆续施行乡村自治。然而,农村自治施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杨开道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批评。例如自治推行方式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无论方法如何良善,组织如何严密,办理如何周到,总是官治,是被治,不能算是自治”;以及在自治编制方面,“算术式的编制,机械式的编制只能在纸上奢谈,或是在四四方方井田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底下实行,对于事实的农村社会,太没有顾到了……不管他们的家族,不管他们的职业,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他们的互相了解,勉强了凑成一块,还能真正去工作,去作自治的基础吗?”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以及不考虑地方实际情况以编制形式进行组织整合,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农村自治。 面对即存问题,杨开道从“主体”、“组织”、“事业”、“人才”、“经费”几个方面论述农村自治的保障基础,廓清农村自治的本义,旨在为建设真正的农村自治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杨开道认为,中国农村自治问题在于人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自从秦汉以后,中央集中权力,地方政治,人民丝毫不能过问,所以养成一种不问政治的习俗。人民自己抛弃自己的民权,听凭政府管理的宰割,数千年以来,都是这样”。 故而,杨开道还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农村自治的资源,进行了关于农村自治的社会史研究。他广引《周礼》、《管子》、《文献通考》等古籍,论述历朝历代的农村组织。杨开道认为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乡约制度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于是,他进一步探讨乡约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同保甲组织的关系,强调乡约是振作国民精神的一个适当的办法。在他看来,乡约秉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原则,应该成为全体农民进行自我组织的精神内核。 2.农村社会调查与农村社会工作 杨开道认为,“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单靠理论,就像诊病的医生,必须明白人体的生理和构造,才能判断所患的病症,开出药方。喊几句口号,贴几张标语,就像打吗啡针一样,可以刺激镇定一下,但结果治不了病”,他主张,“为了改良农村社会,一定要先了解农村”。 在教学方面,杨开道重视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培养。他将社会研究方法作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他认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社会研究方法尤其要紧,并且是其他方面的基础。他是社会学的试金石,有了他,便可以发现事实,发明技术,推求原理;没有他便天天到国外去贩卖舶来的事实、技术和原理。要想社会科学的自主,社会科学的独立,我们一定要先去改良我们的工具——社会研究方法”。 杨开道的《社会学研究法》一书根据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讲稿整理而成。该书简明地刻划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如1907年的匹兹堡法学做的大规模社会调查、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开创的个例研究等。还详细介绍了几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社会研究方法、历史方法、社会调查法、个例研究法、统计学方法。在书的后半部分则介绍了进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规范,包括书目的编制、书籍的参考、问题的分解、材料的搜集、材料的整理。 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倡导社会学研究中国化,培养方法学习与实践调查的有机结合的社会学人才。杨开道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一起深入农村,开展了调查与社会工作结合的清河社会学实践活动。 1928年秋季,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部捐助一笔款项,作为教授社会学及研究社会学之用。杨开道、许仕廉等人决定选择一个村镇,作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服务之用,即建立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室”。许仕廉、杨开道牵头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务。许仕廉任主任,杨开道任书记及实地调查的总指导。 调查实践活动历经两年,由许仕廉完成了调查报告,对当时清河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作了描述和分析,并且着重强调了”清河试验区”在农村社会服务方面所体现出的意义和价值。 燕大社会学系根据清河社会状况调查结果,提出了五条改善当地社区生活的措施:(1)开办成人识字班、图书馆等;(2)重新开办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由燕大学生义务授课;(3)开办一个卫生诊所,提高当地的健康水平;(4)帮助农民办销售合作社; (5)当地政府部门应与人民合作,修建道路及排水系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水灌溉,最终将清河建成为本地区的模范镇。 1930年2月,“清河社会试验区”正式成立。在此后的7年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了颇有收效的农村社会服务工作。如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他各种合作社;设小本借贷处,试验放款,以改进生产事业,消除高利贷;引进优良品种、凿井、植树等,进行农业改良;开设家庭毛织业训练班;开办幼稚园、幼女班、母亲会、家政训练班。另外还办了图书馆和阅报室;开展防疫工作和设办医疗门诊等等。 清河试验区所取得的社会实践成果,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地方性地实现了杨开道倡导的全面改善农村生活的目标,而且培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实践调查与农村工作能力。20世纪30年代,在吴文藻主导下,燕京大学 社会学系的年青学者们运用“功能学派”理论,采取社会学的“参与观察法”,出产了一批实地社区研究成果,可称为“燕京学派”。而“清河调查”可称为“燕京学派”的先声。 3.乡约组织的社会史研究 前文提到杨开道为了推动中国建立真正的农村自治,转而进入历史资料寻求农村自治的历史脉络和制度渊源,撰写了《中国乡约制度》、《吕氏乡约的考证》、《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农村自治》等书籍、文章,探索了一条社会学历史研究的道路。杨开道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其在农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平实风格大相径庭,显示了精深的史学研究功夫。 《中国乡约制度》是杨开道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之作。杨开道将中国农村组织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周以前的传说时期,第二是秦汉以后的混乱时期,第三是北宋熙宁以后的组织时期。通过文献《周礼》,他认为周代的农村组织应该是农村组织的理想模型。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据周礼管子各书所载,非常完整,非常严密,不特中国后代不能恢复旧观,就是东西后进业无可比拟……元魏以后的里制,以及保甲乡约,都是依照古法——周礼里面的法制——所以不是古制复活,便是理想实现。 杨开道考引《周礼·地官·大司徒》介绍“六乡”和“六遂”制度之后,评论道:“上面的组织,除了族的四闾构成,凑成百家整数以外,其他阶级都是以五进位,真是十分整齐,十分严密。每一级组织,有一个乡官,主持一切调查,教化军旅的事情,把政治和教育,文章和武事打成一片,完成所谓“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理想”。 “秦汉乡治的主要单位自然是乡,乡有三老,啬夫、游檄等领袖,亭只有亭长,邮只有邮长,里也许连领袖都没有的”。“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三老帮同县令丞尉办理县政。三老不惟下可教化民众,并且上可直达朝廷,把人民的乡治,和政府的乡制打成一片。”杨开道重视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乡三老制度,认为三老制度适合于中国农村寓治于教的组织形式,并把三老制度的消失看作是乡治混乱的开始。 乡约组织的出现在荆公新法之后,“农村自卫的保甲组织,是在熙宁三年实行,谁知六年以后的熙宁九年,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乡约组织”。 乡约组织颇为简单,每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仿佛是秦汉的三老。除了约正以外,还有直月一人,由全约人士按照年龄大小轮流充任。每月有月会一次,公同聚餐,公举美行恶行,记之于籍,以示劝勉或警戒。 杨开道发现朱熹对乡约组织深感兴趣,朱子不惟亲自增损吕氏乡约,“提倡乡约,并且对于保甲、社仓、小学的工作,也分别提倡,——尤其是对于社仓和小学方面的贡献尤大”。 杨开道对保甲制度和乡约组织抱有浓厚兴趣,撰写此书之后,便下了考证功夫,分别撰写《吕氏乡约的考证》、《王荆公保甲新法的研究》两篇长文,考证了两种制度的由来、成文内容、具体实施、制度承继变迁等等。 杨开道曾说:“历史学家的止点,便是社会学家的起点,因为历史家的目的在寻求真实的史料,社会学家的目的便在应用已有的史料去推求前后的因果及至社会的原理”。杨开道翻考历史本义,为施行农村自治寻求民间的历史资源。在 这项研究过程中,杨开道表达了他将自治希望寄托于民众,希望中国能复兴乡约传统,建设村民参与、人人共享的自治组织。另一方面,从学理角度,通过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应用,杨开道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向更加纵深的视角延伸。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拥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源,中国社会状况需要配合文献研究才能得到更加确切和深入的解读。在《社会学研究法》一书中,杨开道指出了社会学研究要考虑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即是历史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后辈学人,如瞿同祖、林耀华皆在中国社会与制度研究中,大量运用历史文献,承继了杨开道的社会学历史研究。如林耀华撰写的《义序的宗族研究》,虽然采用了功能主义的理论,但是,在文献上,却采用了《书仪》、《朱子家礼》、《礼记正义》、《二程全书》、《傅氏家训》、《陔余丛考》、《礼仪》等大量的历史经典来对汉人宗族制度进行一番梳理考证,体现了“本土社会的必然的诠释方法和外来方法论相整合的积极的意义”。 作为将西方农村社会学理论引入中国学界的第一代学人,杨开道引入西方的同时就进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以扎实的研究成果融西方农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问题之中,应该说是“文化自觉”的学术实践。 4.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 生于晚清长于民国时期的学人们,大都怀抱救国图存的意识。与同辈一样,杨开道是为了谋求中国农村发展,谋求中国农民幸福立志而学。所以,杨开道的学术与现实紧密联系,他的思想始终伴随着中国近代农村救亡图兴之路,具有着很强的实用色彩。 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发表了多篇政论时评,其中与梁漱溟先生争论的系列文章颇为引人注目。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杨开道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对于农村建设运动的信心和发展计划。 梁漱溟先生于1929年春天,由广东到江苏、河北和山西去考察农村自治,将所得印象和感想发表在《村治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的《北游所见记略》。“他对于徐公桥、翟城村,平教总会的乡村事业都用了最锐利的观察,下了最切当的评语。”认为几处农村自治的成果并非尽如人意,列出村治七大难题,并“客气地说自己一点不能解答”。杨开道此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村社会学的课程,并且适逢清河调查,于是杨开道利用教学和实践的积累,针对梁所提出的七大难题,撰写了《梁漱溟先生村治七难解》文章,对应梁漱溟的七大难题一一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对农村自治提出了积极、可行的主张。 梁漱溟先生认为培养和选拔村长是个问题。杨开道认为,村长的培养和选拔一方面需要考虑年龄、阶层、文化素养的问题,同时,比起提出选拔村长的种种条件,并因为难以找到合乎条件的人选而发愁来说,用长期的训练培养出村民自治合作的领导者,勇于谋划的人才更重要。杨开道认为,“……本来乡村就没有现成的村长资料,村长资料也不是天生的,不想法子去训练而单想弄现成的,事业上那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为甚么教师要训练呢!为甚么医生要训练呢!为甚么统计人才、调查人才要训练呢!……人是万能的,只要有人,不管他新人旧人,消极的人或是积极的人,施以长时间的训练,没有不可以造新的”。 对于村治领导群体出现的新旧人物之争的问题,杨开道认为,“人有新旧、学问无新旧、无论新人、旧人,受了相当的训练,旧的会变新,新的会变得不至于太新,遵守着我们的政策,按照我们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改决农村问题,去 增进农人生活,乡下人没有不欢迎的”。杨开道心目中的理想村长应该符合作为现代社会合作的条件,“村长要是一个肯负责任,把公众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拼命地去干,,肯负责,想做事,能做事(的人)”。 杨开道还详细地列出了训练村长的计划,包括训练对象、训练内容、学制。杨开道写道:“训练课程除了文字和基本知识添补以外,第一时期便要注意乡村社会的各种基本知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统计、教育学等。第二时期便要注意到自治的原理、自治的法规、自治的历史,以及各国自治状况。最后的时期,便要注意到自治的实施——户口如何编查、公安如何保卫、教育如何提倡、农业如何改进、卫生如何讲求、道路如何修筑、娱乐如何欣赏、灾害如何防治。所包含的内容,一句句都是实话,都有根据,都可依靠……课堂训练以外,平时应该有充分的实习,教学生了解实际的问题,毕业以后或是三年讲授完毕以后,应该有半年以至一年的长期实习,整个实习,去启发他的应付的才能,积蓄他的办事的经验。” 其中,杨开道展示了他关于农村人才培养的教育思想,并在其日后进行的农村人才培养教育实践中得到发扬。 杨开道反对在村长的任用态度上抱有暂时和应急性的态度。他希望通过村长人才的专门培养,能给农村自治长期输送富于农村工作经验,扎根于农村的领导者。 另如,在关于对梁漱溟所提村民问题的回应中,杨开道提出了废除农村手工业的思想。他谈到“(将农村建设为自治的公民社会)手工业的废除是一个先决条件,一天到晚十几个小时都在那里运用肌肉,结果还不足一饱。那里有余钱去购买读物、开办学校;那里有余闲去研究学问,运用脑子呢!机械农业第一可以节省时间,第二可以宽裕经济,第三可以运用脑子,有了这三样基本,然后扶植其自治能力,训练其自治习惯,便成为自治的公民”。 杨开道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成熟看法,并清醒地认识到农村脱离手工劳动的未来出路,打破了一些使农村返朴归真,重回传统的农村建设者的迷梦。 再如,杨开道对于施行在农村自治中的四级制度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不自然”,”本来农村社会有三个自然的区域,我们不去利用,而偏要创出一种四级制度出来”。他认为“村的区域采取自然的农村地方社会community,村的下面采用邻里区域Neigh-borhoodArea作为基本单位,村的上面采用乡镇共同社会urbancommunity,作为村县的中间阶级,便可以互相团结,共同工作。” 当时活跃在学术界的一批农村建设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农村自治中的制度和规模等问题者寥寥,“自治区域的大小、形式、关系,尤其无人过问。因为社会区域的研究,是最近十五年才开始工作,所以还没有十分普遍”。但是区域的规模、大小、形式、关系等问题,却对农村建设实际内容的开展关系攸为切重,制度设计恰当与否会决定性地影响政策实施的好坏。杨开道将国外区域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思路引入中国,并很好地与农村社会相结合,提出了具有相当高水准的意见。 杨开道从可操作层面探讨了农村自治面临的七个紧要问题。并综论“村民、组织、经济、事业、人才、经费、编制、区域”这七方面问题的解决步骤是:”一方面提倡农村大众能组织起来,在运输上,交易上,金融上,互相扶助,增加他们经济的利益。等到生计问题稍为松动以后,我们便马上去办理各种教育的事业。这三件东西:自治、经济、教育,是农村社会的骨架,是农村生活的基本, 有了相当的办法,才能进一步办理卫生、宗教、娱乐、社交的事务……”与梁漱溟的悲观相比,杨开道展现了他的积极乐观态度,这积极态度并非空穴来风,恰恰由于建立在长期务实的基础上,杨开道才可能真正提出建农兴农的可行性意见。 无疑,出于实践的真知不会过时,即使在今天看来,杨开道的这些建设思路依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新时期农村建设的学者们深思。 二、历史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中国农村经济萧条,灾荒连年,农村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为救国于即堕,农学成为强固国运之本的重要手段,农学也成为了一时之显学。1896年,上海务农会成立,开近代兴农风气之先。罗振玉为创办者之一。1896年,浙江杭州知府林迪臣在杭州筹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农业学校——杭州蚕学馆。至宣统元年,全国有初高等农业院校100余所。杨开道成为了中国早期现代农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并在此后成长为中国首位农村社会学专家。20世纪20、30年代,杨开道将其生平所学奉献给中国农村建设,为探索中国农村建设的出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书籍,他体现了传统中国学者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将学术与现实紧密联系。 作为中国第一位农村社会学博士,杨开道严格地依据学科规范撰写农村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书籍,为培养农村社会学专业人才准备优秀教材。作为最早关注农村社会的社会学专家,杨开道系统地将英、美、丹麦、法等西方国家农村改革和建设经验介绍到中国,为探索农村发展之路的学者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参考思路。同时,他亲自将西方实践与中国现实结合,其撰写的书籍涉及到农村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内容细致扎实,现在读来也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20世纪40年代,杨开道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期间,撰写了大量引介西方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探讨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文章)。作为最早怀抱农村自治理想出国求学的学者,杨开道却在发历史之微,撰写制度考证之文,细致发掘中国历史自治传统的脉络,开创社会学与历史结合研究道路的先河。杨开道的学术应了时代的召唤,并成为了时代的强音,而其学术音律,仍然具有强烈的魅力,值得我们重新奏响。 参考文献 [1]王晓毅.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4(1):47-《》 [2]黄永鱿.批钊锡开道的阶极刹和的反动谬渝[J].刊名,年,卷(期):《9-》4 [3]刘精明.试评述杨开道农村组织理论[J].刊名,年,卷(期):《2-《7 [4]朱又红.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7,1(》):44-《4 [《]李爽.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J].史学集刊,2”“8,7(4):113-117 [》]马威.杨开道学术研究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9(2):39-4《 [7]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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