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谌旭彬：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谌旭彬: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 发布时间:2013-04-08 09:27 作者:谌旭彬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2次 近日，鲁迅“一二八事变”中对日军侵华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颠覆性的。这种批评，是否恰当,亲历“一二八”事变的鲁迅，当日对日军侵华究竟是何态度, 01质疑鲁迅的主要依据有二:日记中的“失记”与“邀妓” 批评者对鲁迅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日军侵华的态度的质疑，依据主要有二:其一，鲁迅“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日记，连续五天出现“失记”，使人疑惑;其二，鲁迅在事变中还有心思去“邀妓”。 鲁迅避难于内山书店五天，日记里连续五天出现“失记”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鲁迅避难内山书店。但鲁迅日记中1932年2月1日至2月5日，却连续五天“失记”。摘引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昙。上午同广平往篠崎医院诊。下午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夜雾。三十日:晴。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 【二月】一日:失记。二日:失记。三日:失记。四日:失记。五日:失记。六日: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府，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七日:雨雷，大 1 冷。下午寄母亲信。……(编辑注:这些日记均属日后补记，据鲁迅日记1932年3月19日记载，鲁迅全家于当日结束寄居回寓，“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2月1日至2月5日这五天，鲁迅全家十口人挤在内山书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据许广平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连同我们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二月六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里去。” 批评者质疑:“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 之所以去内山书店，据许广平回忆，与当时的险恶局势和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邀请有关:“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二十八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面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突然看见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驰去，似衔枚疾走的匆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三十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来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他们当即离去了。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就无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身处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内山书店“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鲁迅在补写日记时，连续五天“失记”，确实不免使人疑惑，以至于批评者质疑道:“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日记，躲在小楼上的那几天，鲁迅就用了两个字„失记?。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 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2月16日，鲁迅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去“邀妓” 更使批评者难以接受的是，在稍后2月16日的日记中，鲁迅补写了自己前去“邀妓”的事情。据日记记载: 【二月】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蟫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十七日:晴。下午往北新书局。夜胃痛。 鲁迅日记中不但对“一二八事件”不置一词，而且还在事变中去“邀妓”，批评者表示相当不能理解，质疑道:“此时的鲁迅先生，应该属于晚年，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 2 „邀妓?。”“此时的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单就文化来说，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可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02但这些质疑很粗糙，经不起其他史料的检验 这两点质疑的依据究竟是否站得住脚呢,光凭揣测是不行的，必须要参考其他可靠的史料来细加考证。但考证的结果，明显并不能支持批评者的质疑。 鲁迅“失记”确属故意，是不愿意记而非无事可记 鲁迅写日记，是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其目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按许广平的理解，“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段不文饰。……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对鲁迅补写日记的记忆力，许广平也有赞赏: “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平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 确如许广平所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于3月19日补写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这近5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遗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内山书店那五天“失记”外，其余每天都有记载，即便当日无事可记，鲁迅也会在日记条目下记下当日的天气，如2月27日条目下，虽无内容，却有一个“晴”字;3月5日条目下，则止有一个“昙”字;3月6日条目下则是“星期。昙”。或许是考虑到补写的日记，难免有应记的事情被遗漏，这些只记载了天气状况的日记没有注明“无事”字样。但在有条件按时写日记而无事可记时，鲁迅总是直接注明“无事”字样的，如事变前的1月7日条目下，所记是“昙，冷。无事”，回寓后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记是“晴，无事”，4月2日是“晴。无事。夜小雨”。如此，就不难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个“失记”，在鲁迅日记中确乎是个异数，是极特殊的状况，而并非当日无事可记，而只是不愿意记罢了。 这种“不愿意”，在鲁迅当日给一些朋友的书信中，也有体现。2月2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感谢他在事变期间对自己的关心，其中写道:“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2月29日，鲁迅又给李秉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现暂寓一书店之楼上，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或须视将来情形而定耳。” 在这两封书信中，鲁迅绝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内山书店避难的那段经历，而止从2 3 月6日说起，这与日记中的五个“失记”是相呼应的。显然，有某些缘故使得鲁迅不愿意提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鲁迅之所以不愿意记，并非如批评者所说是因为面对日军侵略很“平静”，而是恰恰相反 鲁迅对这五天，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但许广平难得留下了一段回忆。据《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回忆道: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注:《回忆录》中将“日本店员加入在乡军人团，并烧饭以供军人”的文字删除)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书店在当日既是鲁迅全家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这种尴尬的错位，或许正是鲁迅不愿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给自己看的日记以“失记”搪塞，或许与许广平相通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是主因;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或许就有避免引起误解及维护个人名誉的考虑在其中了。至于学者的质疑:“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却是没有道理的，2月6日，鲁迅全家从充当日军据点的内山书店搬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但鲁迅已不再忌讳在日记及书信中谈及，可见“待遇”如何不是鲁迅提不提这段事的缘由，避难所身份的错位尴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没有了这种尴尬，鲁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讳提及。 鲁迅当日在内山书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虽未见鲁迅直接谈及，但书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忆，却似乎很能揭示鲁迅当日的耿耿于怀。杉本勇乘回忆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您生病少爷的小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杉本勇乘的这段回忆，在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证，鲁迅记道:“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由此种耿耿于怀，不难看出，批评者虽认为鲁迅目睹日军之侵略“那么平静”，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因为鲁迅“无法平静”，才有了连续五天的“失记”，以及五天后的搬往英租界。 所谓“邀妓”，不过是花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说了大约20分钟话 至于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鲁迅日记说得相当简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批评者说:“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种揣测，其实是不了解鲁迅日记原稿是没有标点的，所谓“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不过是后人校对出版时所补加的标点罢了。至于鲁迅去青莲阁，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已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 鲁迅去青莲阁的目的，或许纯粹只是为了饮茶。青莲阁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鲁 4 迅当时避难所居的内山书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马路，距离四马路上青莲阁非常近。过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困顿生活，连续跑了几天书店收回一些稿费的鲁迅，在15日、16日连续两天带家人去同宝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饭后就近去这一座有名气的茶楼饮茗，也不算奇怪。何况鲁迅也确有饮茗的习惯，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其二楼为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兼售西点、花卉、虫鸟。但确实有许多妓女在青莲阁揽客，据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鲁迅或许就是如此在喝茶时碰上了揽客的妓女。日记中所谓“略来坐，与以一元”，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行情，据艾芜讲，“我们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里，吃一杯茶，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这种风习称为打茶围。”艾芜“一二八”期间也曾在四马路附近有过一次被妓女缠上，不得不花上一块钱打个茶围的经历，他提供的价位，应该属实。“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与鲁迅日记“略来坐，与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但或许也有别的可能。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老干部于海1931年底就是在“四马路一家茶楼去(可能就是青莲阁)”里通过秘密接头完成入党仪式的;1933年鲁迅和苏区来的成仿吾见面，所约之地也是一家咖啡店。但具体到1932年2月16日的这次“邀妓”事件，这样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毕竟，若是秘密工作，让一个妓女在一旁见闻并不合适。 当然，定要如批评者那般将鲁迅去青莲阁理解成纯粹是奔着妓女去的，也未为不可。但这次“邀妓”事件，其一，结果是清晰的，不过是花了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边喝茶边说了大约20分钟话罢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其二，这件事情关乎的只是鲁迅的个人“私德”，与其在“一二八事件”中的“公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评价历史人物“私德”、“公德”不分的陈旧逻辑，可以休矣。 03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其实很清晰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日记里不愿意记那五天里的所见所闻，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原因很简单，鲁迅本人没有对此留下任何解释，这五个“失记”该如何解读，本就见仁见智。要谈鲁迅对日军侵华的真实态度，要靠确凿的史料，而不能靠对那五个“失记”的真实含义的揣测。 按其一贯思维，鲁迅在事变后反思的角度，更乐衷于挖掘“国人的劣根性” 确凿的史料有没有呢,是有的。虽然批评者说:“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但这种表述并不确切。鲁迅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有谈及这场侵略战争，并非只有“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静农，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对战事“有所记叙”，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纠结:“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 5 6月18日，鲁迅再次致信台静农，更具体地谈了自己对“一二八事变”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扬名的。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今天《申报》的《自由谈》里，有一条《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其中的一段云——“密斯张，纪念国耻，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伊是爱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摇出几粒仁丹来，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说:„女同胞听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须得抗日救国～?”这虽然不免过甚其辞，然而一二八以前，这样一类的人们确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时候，器具上有着这样的文字者，想活是极难的。„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我住在闸北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经逃到英租界去了。离炮火较远，但见逃难者之终日纷纷不断，不逃难者之依然兴高采烈，真好像一群无抵抗，无组织的羊。现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热闹起来，大约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迹。” 这封信里对“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鲁迅的一贯思维，即揪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但这样的批评文章终究没有写成，到1936年，鲁迅回忆“一二八事件”，已在报端上说“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了，与给台静农信函中对民众之愚昧的怒其不争，立场已完全相反。这样的变化，或许与时事的变化有关。…[详细] 签名《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虽未见鲁迅就“一二八事件”单独撰文批评日军之侵略，但1932年2月4日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第2号《烽火》，曾公开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包括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鲁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2月4日，鲁迅全家避乱于内山书店。他的签名是怎样送达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联系不上他时擅自所署,后者当无可能，在日军铁蹄之下，这样一份声明攸关生死，断不能不征求当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有限的资料来看，鲁迅的署名，或许与郁达夫的一次探望有关。郁达夫1938-1939年间撰长文《回忆鲁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自己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阉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编辑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乔峰”)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但这段回忆，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郁达夫说他见到鲁迅，是在“一个下午”，地点是“四川 6 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这个“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认为是2月3日，陈其强《郁达夫年谱》认为是2月4日。按郁达夫2月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鲁迅下落，两人相见时鲁迅已看到寻人启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的《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已经署名发表，如此算来，郁达夫见到鲁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但问题是:按鲁迅日记，无论是2月3日还是4日，他所避难之处，是多伦路上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郁达夫说他“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是郁达夫记错了，见到鲁迅的实际时间是2月5日之后,似乎也不可能。鲁迅日记对2月5日之后的友人往来，都有详细的记载，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现“午后同三弟访达夫”的记载，29日，才有郁达夫回访，“并赠干鱼、风鸡、腊鸭”的记载。对这个矛盾，一种最可能的解释是:郁达夫确实是在多伦路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分店见到的鲁迅，或许还获得了鲁迅对《告世界书》署名的许可，但为尊者讳，为鲁迅之名誉计，郁达夫隐去了鲁迅此时栖身于具有日军进攻中国据点性质的内山书店这一事实，而代之以四川路的与战事无关的内山分店——内山书店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其支援战争并受荷枪实弹的日军保护，在当时并非秘密，鲁迅避乱于日军保护区，同时又签署反日宣言，确乎是一件很难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事情。郁达夫在1939年将这一情节隐去，并不奇怪。…[详细] “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另一足证鲁迅对日军侵华的基本态度的史料，来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野口米次郎大约是在1935年10月去印度讲学途径上海时，经内山完造的牵线而见到鲁迅的。鲁迅日记1935年10月21日记载:“午，朝日新闻支社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内山二氏。”六三园是虹口区的一家日本餐馆。 内山似乎经常促成类似日本文人与鲁迅的会见，而且这种会见往往会有日本记者在场，事后，在日本国内与中国的媒体上，也大都多有报道。如1935年5月19日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这样的安排，大约与日本媒体当时致力于宣传中日亲善的政治任务有关，鲁迅与其师藤野先生的故事当日被日本媒体一再渲染，原因就在于此。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鲁迅去世后，她曾被内山骗去参加过一次汪伪政权组织的文人聚会，记录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鲁迅回忆录》中，是被删除了的。由此不难看出，内山完造在中国开书店期间，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文化说客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介绍给鲁迅认识的许多日本文人，如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积极参加者。该会的主办者“日本文学报国会”坦言该会的宗旨，是“(将)在大东亚战争之中担负着文化建设共同任务的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家会聚一堂，共担责任，畅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野口米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大东亚共荣”的宣传者。1938年，他曾写信给泰戈尔，认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野口颇感“委屈”地说道:“这次战争并非是疯狂杀人，而是为了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我们的英雄主义与追求，似乎反被他们(指印度——作者)严厉地谴责”;在泰戈尔复信表示他坚持认为野口的观念是一种“军国主义们的狂人”的观念之后，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写信给泰戈尔，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对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 7 进行了恶意宣传。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终于用他的荒谬逻辑激怒了泰戈尔，以至于泰戈尔在回信中决绝地说道:“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 正是这样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1935年与鲁迅的会谈中，曾试图向鲁迅灌输这样的思想:“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据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野口的记载对“某个国家”含糊其辞，内山完造的回忆则直接得多，据内山说，野口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鲁迅的反应，据米口的记载，“他立刻回答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与鲁迅的会谈便在这里打住了。”而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么做起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鲁迅后来在1936年2月3日给增田涉的信函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鲁迅的原话是怎样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谓“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或许就包括“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这句在内——从此句不难看出，在鲁迅看来，“请日本帮忙管理(中国的)军事政治”，其实质就是让日本人来屠杀中国人。这样的认识，很显然，是野口这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热宣传者所不愿意传播的。 8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结语 “一二八事变”中的鲁迅，虽然在避难内山书店一事上多所隐讳，但在民族大义上并无亏缺。鲁迅不是神，将其请下神坛还原为人是极好的。但这样的还原，须忠实于史料，而不能建立在对史料的过度解读和不完整解读上。所谓“翻案太过，反失其真”，是今人重新读史尤其应该警惕的。 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 | 来源日期:2013.4.8 | 责任编辑:令狐冲 胥志义:人权高于主权 发布时间:2013-04-07 14:04 作者:胥志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962次 一，主权来源于人权，是主权产生的法理基础。 主权是由人权派生出来的。国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集合概念。没有个人何来国家,没有个人权利何来国家权利,没有个人利益何来国家利益,正如物品的所有权派生出使用权，处置权一样。脱离人权奢谈什么主权，主权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主权概念产生于人权概念之后。人要平等，扩展开来就是国要平等;人要尊严，扩展开 9 来就是国要尊严;人不能被侵害，扩展开来就是国不能被侵害。人权意识的觉醒就是主权意识的觉醒。主权是国家人格化之后的人权。在人权意识没有觉醒之前，世界上也存在国家，但国家之间弱肉强食，既无平等，更无尊严，谁的拳头硬谁为王，何来主权,赋于个人权利以建立社会秩序，必然带来赋于国家主权以建立国际秩序。所以人权在先，主权在后。 一个国家宣示主权，只有当宣示人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权利利益时，他的宣示才是有效的。如果他没有获得人民 授权 个人房产授权委托书公司各类授权委托书模版医师授权办法餐饮分店授权书产品代理授权书范本 ，即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主权并不是人权的体现，充其量只不过是统治集团权利的宣示。因为民主授权，是把民众意志注入国家意志，人权的内涵转移为主权内涵的过程。宣示主权就是宣示人权。比如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抵制它国“侵略”，只有当它国“侵略”的含义是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是侵害具体的人权时，才叫侵略。统治集团常常号召人民反侵略，说侵略者杀人放火抢东西，但如果你就在杀人放火抢东西，你有何资格指责侵略者,又何来动员民众的力量,反侵略就是反侵害，而不论这种侵害是来自外国人，还是来自本国人。侵略的本质是侵害人权。 如果两个国家的主权都没有人权的内涵，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两国统治集团的斗争，与人民，人权有何干系,也就谈不上什么侵略不侵略。春秋战国时，国家林立，你争我夺，暴力横行。暴力集团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和统治范围，谁侵略谁，谁正义谁不正义，如何能分清,两个奴隶主为争夺奴隶打得昏天黑地，只是奴隶主的权力之争，能说这是主权之争,所以国家无人权，即无主权。人权高于主权。 二，主权来源于人权，也为保护人权而存在。 主权常常理解为国家权力。思想家霍布斯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是针对具有最强大暴力，体现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器而言。如果掌控国家机器的人不是来源于人民授权，并受人民有效监督制约。最强大的暴力必然带来最大量，最凶狠对人权的侵害。人类遭受的苦难，最多的不是来自自然界，来自平民之间的互相侵害，而是来自国家强权。孔子在深山遇一老妇，问其为何不畏虎而在此居住，老妇答“苛政猛于虎”，足见人对人的侵害大于自然界对人的侵害，掌握最强大暴力的人对人的侵害大于一般人对人的侵害。 国家机器的罪恶，助长无政府主义。与其让一个罪恶的政府存在，还不如不要政府。社会之所以要政府。就是因为社会还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比如一个人或集团，如果力量很强大，就会去欺负弱势群体，这时候，就要有一个比他或他们力量更大的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遏制暴力，保护人权是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但拥有最强大暴力的政府如果成为侵害人权的主体，无人可以制服它，这样的政府不要也罢。所以现代政治的核心是改造政府，通过各种方法把侵害人权的政府改造为保护人权的政府。现代文明进步最突出的表现，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府的进步。 “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在那里,好在它消灭了一个利用国家强制力获取利益的集团。所谓“以天下奉一人”，意味着多少搜刮与掠夺，多少暴行与血泪。更为重要的是，非民主的政权把人民当作敌人，时时担心有人要夺他的权力，为此建立一个控制与镇压人民的暴力系统。只许你老老实实接受盘剥，不许你反抗和抗议。国家机器怎能不成“利维坦”,民主的最大作用，是限制特权利益，消灭权力利益集团，从而把服务于特权利益的暴力机器，改造为保护人权的力量。 10 国家权力是侵害人权，还是保护人权，有几个明确的判断依据。A，是民主授权还是暴力得权。抢杆子里出的政权不是保护人权的政权。B，暴力机器是否从属于个人或集团。暴力机器从属于个人或集团，必然侵害人权。C，国家强制力的使用是消极被动的，即在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之后，才能对侵害人权的人实施惩治和强制。通过暴力去谋求个人集团的权力利益，是积极主动的暴力(用暴力去保护不合理的特权利益也是一种积极的暴力)。这种暴力当然也是侵害人权。D，由于社会个体的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矛盾，政府保护人权的体现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如果社会没有公平正义，说明负责管理社会的政府不能保护人权。 随着人权理念的发展，政府保护人权的职能也在扩展。人有生存而不被饿死的权利，有不露宿街头的权利，有不因无钱治病而病死权利。救死扶弱，实行人道主义，是政府保护人权职能的发展。积极的实行人道主义，与消极的使用暴力，正是现代文明政府的标志。 现代政府为保护人权而存在，为服务人权而进步。所以主权来源于人权，从属于人权，服务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 三，主权来源于人权，也为主权设立了界限。 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国家自主管理权，本意是这个国家的事务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主，不容他人干预。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一原则符合人权理念。人格化后的国家，就象个体的人一样，自已的事当然自已作主。在非民主的国家中，国家管理是统治者的权力，怎么样管理是我的地盘我作主，不容他人干预。同样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我的地盘我作主也有一定道理。这个国家既然是你在管理，怎么样管理，是这个国家内部管理者和这国人民的事，别人似乎也不好说三道四。唯一的限制是，国家权力或可决定所有的国内事务，唯独侵害人权的事谁都不可以决定，不论这个决定是统治者的决定还是民主的决定。凡是侵害人权的决定和规则，行为和思想，所有的人，不论是这国人还是那国人，这国政府还是那国政府，都有谴责的权利，都有制止的义务。 人当然千差万别，有文化习惯差异，有宗教信仰不同，有欣赏通俗，有追求高雅，有能力高低，有贫富分别。但人作为人，又有共性。比如身体不容侵犯，思想要有自由，财产不被掠夺等。我们现在说的公民权利，不是那个国家人民的权利，而是人类的权利，侵害人权是反人类。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不分国别，每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是人类的权利与尊严。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都可视为人类受到侵害。不管受侵害的人是美国的黑人，还是中国所谓的阶级敌人，也不管这种侵害是索马里海盗的抢钱，还是波尔布特的杀人。 人的解放就是人权的实现和人权的进步。人类为此而进行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相互支持。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就是近代人类反抗屠杀，争取人权，联合起来与邪恶势力抗争的一个典范。人们反抗的是侵害人权的法西斯思想，法西斯暴行，法西斯体制。盟军打到德国去，打到日本去，并不是侵略他国，而是铲除邪恶。在人权面前，主权毫无意义。人权无国界，凡是侵害人权的思想，人类都有权围剿之，凡是侵害人权的暴行，人类都有权反抗之，凡是侵害人权的体制，人类都有权推翻之。这是人类的共同事务，而非一国之事务。因为我们都是人。 主权作为国家的管理权力，严格受到人权约束。所谓的自主管理，不干涉内政等，是指与人权关系不大的其它事务或体制。比如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教育方式，比如是君主立宪的 11 体制，还是民主共和的体制。一旦涉及人权，就不是国之事务，而是人之事务。你要打人杀人，把与你思想观点不同的人关进监狱，尽管你打的杀的关的是你管的人，作为同样是人的其它人，包括外国人，基于道义，岂能不管,又岂能因其管而指其“干涉内政”, 不干涉内政，不等于不干涉你侵害人权。人权不是内政，人权高于主权。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