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

骆玉明：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 骆玉明: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因巫蛊案的牵连，下狱论死，依常例将于十二月被处决(冬末行刑，此天人相应之意)，十一月，时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写信到狱中，此信后人题为《报任安书》，或用任安的字，题为《报任少卿书》。 巫蛊事件中，太子发兵杀死武帝所任命的使者江充而后在走投无路中自杀，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查究此案的官员直接受命于武帝并对他负责。而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我以为这信中的很多话实是司马迁对武帝的宣言，应该不是过度的阐释。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见《艺舟双楫?复石赣州书》)。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恐怕对方在突然间被杀，那么自己将无从对之一舒愤懑，而死者也会遗恨无穷。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以其尚存人世而怏怏，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太史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内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精神高贵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 1 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 极矣”。《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犹有未足，篇末继言受刑之后身心迷恍，至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王元化说，每读《报任安书》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千古以来，人同此心。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经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高祖本纪》描述汉王朝创立过程中一股活泼泼涌动的无赖气是真切而令人发谑的;《封禅书》则以平缓庄肃的调子十足铺陈了武帝假天自神的演艺，而篇末的跋语更特地指出:“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徐复观以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要义便在解析封禅的神话，“把人与事的表里表达出来了，也即是把掩蔽在庄严仪式后面的由专制、侈泰、愚妄结合在一起的事之里与人之里，表达出来了，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论史记》)思想便这样以它的光照见雾中的历史。 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 2 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3 骆玉明: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讲演稿) 一、一个专制而思想萎顿的时代 关于这个话题，先做一个归纳总结的话，就是在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斗争。一方面，是拥有全部权力、作威作福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具有大智慧、大魄力的一个君主或者说一个暴君;另一方面，是一位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崇高的人格、对人的珍贵有非常深切的理解和渴望的一个普通的文士。在专制的权力面前，一个思想者，一个尊贵的人，他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这是司马迁给我们做出的一种榜样和一种启发。 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帝王，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体制，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建设，但是秦很快就崩溃了。历史当中积蓄的那种冲突力量，在秦始皇时代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这种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努力，不可能在一代人中完成。所以到汉王朝建立以后，它还是封建制和君宪制的一种扭合。一直到武帝时，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才真正建立，集权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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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说起的话，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状态相当混乱的时代，但是从思想的创造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进入秦汉，秦虽然有钳制思想的意图和政策，但是毕竟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历史的活力仍然在涌动，所以在秦汉之际那个时代，社会处于一种非常动荡的状态中，人们的思想、情感还是很强烈、很活跃的。读《史记》里描述秦汉之际的历史，会觉得那就像一部英雄史诗。那么多人挤在历史舞台的出口处，每个人都希望登上这个舞台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张良在博浪沙拿个大铁锤去砸秦始皇的车子，没砸成，遇到一个老头儿黄石公，得了一本书，半夜里偷偷地不断地读，读得天下之道、治天下之道。始皇东巡的时候，跑到沛下，刘邦叹息说“大丈夫不当如是也”。跑到会稽，项羽又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在种地，腰酸背疼了，抬起来捶捶腰，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读秦汉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多的人那么热烈地渴望着在历史上表现自己、造就自己。历史的这样一个涌流尽管不断受到阻遏，但是一直以一种力量来表达着自己。 但到了汉武帝时，落下了闸门。士大夫们黯然失色，他们的意志再也不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思想再不能够得到陈述，他们的人格蒙上了灰尘。这就是苏辙所说的，整整一百多年，没有值得称道的人物了。 二、一次壮丽的生死抉择 但是在这个闸门落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的一场历史的决斗，一个沐浴着中国历史光辉、秉承着中国先贤的智慧、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无比高傲的司马迁站在那里。你可以说他是弱的，他无权无势，手无寸铁;你也可以说他是强的，他决不在强权面前低头，试图以自己的思想、智慧和人格让后人知道谁才是强者。我把它称为一场历史的决斗。 5 那么这场冲突是从什么时候起来，又是怎样展开的呢,首先是李陵事件。汉武帝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爱好，喜欢用自己的家属做大将。武帝宠爱过李夫人，他们是音乐世家，她的哥哥李广利被武帝用作大将军。李广有“飞将军”的声名，李家留下了一个孙子——李陵。当武帝又一次打算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时，他用李广利作主帅，让李陵去给李广利当前锋。 我愿意另分一道兵，两支军队同时出李陵不愿意蒙受这种耻辱，于是就主动向武帝提出，“ 兵，分散匈奴的兵力”。武帝于是把五千老弱兵给了他。由于李广利行动迟缓，结果李陵遇上了匈奴的主力。这次战争的对比是以十万左右对五千，而且这个五千不是汉朝的精兵。所以李陵一路打，一路退，真的是弹尽粮绝。实际上李陵已经退到离长城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退得很近了，仍然没有人接应。结果李陵只能解散了军队，他被俘虏了。 当时武帝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李陵兵败自杀。这样就可以为皇上的威望增添一层光辉，同时也就造就了一个可以宣传的先锋模范。但是李陵没有死。按照后来李陵跟苏武的交谈，李陵说他是想留着这条命，将来有所作为。 我们不管李陵的这句话是为自己辩护，还是真的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读西方的战争史，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对俘虏的尊重。对俘虏的尊重是因为他作为军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李陵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武帝极其气愤。李陵后来被灭族。 李陵没有死的消息传到朝廷来的时候，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地攻击、诽谤、辱骂李陵，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减轻自己的罪过，减少自己的危险，迎合帝王的心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耻、什么样的懦弱, 司马迁出来说话了。按照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描述，他跟李陵没有任何私交——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从私人交情上，他没有说话的义务和责任;从职位上来说，他是一个太史令，主要任务是掌管天文历法和朝廷档案文献，对国家的战争和行政都不负有责任。于公于私，他都不具有为李陵辩护的责任，但此刻他站出来辩护了，因为朝廷上弥漫着一种无耻的气氛，一个有洁癖的人在这种空气当中感受到呼吸困难。 司马迁为李陵作了辩护，必然会牵涉到李广利。李陵与匈奴大兵相遇的原因是李广利出兵迟缓。这就引起武帝的大怒。当所有人都倒伏在武帝的威权面前，以一种无耻的可怜的嘴脸逢迎皇帝的时候，竟然有人敢说相反的话，并且隐含着对皇帝用人不当的影射，这就使武帝龙颜大怒。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专制帝王的权力，其结果大家是知道的——遭腐刑。 6 这个时候司马迁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还是不接受,接受的话，实际上，至少你现在认可了皇上的威严和他加给你的耻辱，你将承受这个耻辱并且在这种耻辱中生存下去。 司马迁也可以不接受，他可以死。一旦他不接受这种耻辱的刑罚，选择死亡作为一种对抗，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报任安书》里说到的，司马迁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时，他讲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层意思牵涉到司马迁的人生态度，他说他写《史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倜傥非常之人”留下声名、功绩、形象供后人赞赏。司马迁显然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倜傥非常之人”，一个卓越的人像蚂蚁一样死去，他是不愿意接受的。这是司马迁在这个时候不能选择死亡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大家并不认为我的死是一种光荣的死亡，是为了什么气节、意志、崇高的目的而死，以为只是犯了极大的罪恶同时又无比愚蠢，不能够逃脱，所以只能够死。这个时候司马迁想到，他的这种死构成了对自己存在的全部抹杀，同时也构成了对自己人格的抹杀。他成就了暴君的意愿。面对一个暴君的强权，选择死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一种屈服，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力量跟他战斗。所以司马迁选择不死。 不死，司马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比死亡更沉重，这种屈辱的生存比死亡更沉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有这样的描写，说的是他受刑之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心理描写那么深切，所以千年之后读这样的 句子 关于阅读的唯美句子关于古风的唯美句子执行力的经典句子鼓励人努力奋斗的句子用沉默代替一切的句子 时，还不能不感受到内心的一种冲动。 《史记》当中有大量的笔墨写死亡，写英雄因不屈而自杀。《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的死，用了很大的篇幅。其实以司马迁《史记》的规模来看，可以非常简单地交代过去。项羽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愿意把他渡到江东，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项羽说:“我回到江东去，即使江东父老可怜我，还拥戴我做王，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他把自己的马交给亭长，回过身来，等待追击的汉军。汉军的前锋到达后，首先冲在前面的是吕马童——原来是项羽的部下。项羽笑起来，说:“汝非吾故人乎,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于是拿刀自杀。一群人扑上来，把项羽的尸体分成了五块，所以这个万户侯最后是分封了五个两千户侯。这就是英雄的失败和懦夫的胜利。 7 司马迁就喜欢描写这样的场面，喜欢描写英雄的壮烈的死亡和懦夫的耻辱的生。屈原披发徜徉、抱石投江而死，李广不愿意以百战之身受辱于刀笔吏而横刀自杀，荆轲出发的时候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不断地读到这样的场面，这是《史记》当中极其壮烈的场面，也是极其富有诗歌色彩的场面。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指这种感情色彩而言的。这种感情色彩在描写英雄壮烈的死亡的时候显得特别突出。你能感受到这是什么吗,这是在纸上写出对死亡的一种体验，一次又一次地拿笔杀自己，在这里得到一种对灵魂的自我拯救，并且以此培养出一种坚忍。 三、一场光荣的宣战 司马迁下狱之后，武帝给了司马迁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中书令，即皇帝秘书长。根据班固的《司马迁传》，这时候司马迁任的是尊显之职，但是这决不能补偿和清除司马迁内心的悲哀和耻辱感。当《史记》写完之后，司马迁有了一个对自己的决算，也是一个他跟武帝之间的决算，那就是他写下了那封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报任安书》。 任安遇到汉武帝时最大的事件就是汉武帝的儿子——太子刘据杀死汉武帝的使者江充，就是“巫蛊之变”。汉武帝的亲信江充指责太子有巫蛊之事。于是汉武帝就派遣江充作为特命官员去治理巫蛊事件。太子实在忍受不了江充，所以把江充给杀了，无路可走，自杀了。这是一件大事。 当时任安作为北军的代表，收到太子的咐命并接受了，然后关起了城门。这是一个很含糊的做法，因为一个官员投入到父子之争当中是很不理智的，他想含糊一下。结果在武帝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像任安这样接受过太子咐命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批地被杀死，杀了几万人。任安被判处死刑，当然是要等到秋天执行的，所谓天人感应。 《报任安书》是一封很特殊的书信。皇帝的秘书长，就相当于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写信给谁呢,给前北军护军使者——军队的最高掌权人之一。信是送到监狱里去的，监狱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你说这信首先是谁看到的,毫无疑问首先是汉武帝看到的。不经汉武帝看过，谁有胆子把这信送过去,所以《报任安书》的特殊就是它的背景，不把司马迁隐藏的内心搞清楚，读着就会很奇怪。 8 这个时候，他不去安慰人家，也不去解释，却长篇地说自己往年怎样为了李陵事件蒙祸;说自己蒙祸以后，内心是怎么痛苦;说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死，为什么忍受痛苦而活到现在;说自己如今已经写出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该放的已经放好了，该交托的都交托好了。有这样说话的吗, 这点的背后，我认为司马迁是想表达:“你快要死了，我也快要死了。死亡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要把我自己跟你说说清楚。要知道生死没有这么重，人到了不得不死的 唯一的解释是在这个地方，否则就没有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理解他跟老朋友去说这种时候，就得面对死。” 话，让任安理解自己，同时这些话也全都是对汉武帝说的。 所以我们在《报任安书》中里读到一种蒙受耻辱以后他内心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人可以遭受的耻辱有种种，他为什么从头说过来,他要说:在人所蒙受的耻辱当中，我蒙受的是最大的、最下的、不能忍受的耻辱。他要告诉世人的是这句话。只有读懂这句话，才能够读懂司马迁为什么生，为什么活，为什么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史记》就他自己来说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者最大的抱负。 司马迁的《史记》常常被我们理解为一部通史，实际上它不是一部通史，它是司马迁所知道的人类史。把司马迁把所知道的人类世界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全都写进去了。它起于黄帝，终于今上本纪——当今的皇上。它贯穿了所有的时间，并且贯穿了所有的空间，有《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有中国周边地区的人类的活动。它实际上是中国第一部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著作——以前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诸子书是一个流派的著作，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是一部宏大的著作，并且包容着如此丰富的信息，包容着如此广大的人类活动的知识。它足以使司马迁骄傲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司马迁知道自己将是不朽的。这个不朽将会到什么时候呢,也许将来国家会消亡，也许将来会没有中国，因为国家会融通、消失，但是《史记》将永远在。 这个时候，司马迁说:“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件不足道的事情。”“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是一个宣战，是凭借思想、智慧和意志对强权的宣战，以自己的历史不朽所作出的宣战。人能够做出这样的宣战是光荣的，是无愧于他的生命的。天地生人不易，每一个人生在世上都是不易的，人是庄重的。这就是司马迁想拿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道理。人们之所以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 9 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淹没，但权利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也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