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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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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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
后多次重复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
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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