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德伦

我的父亲李德伦 本文话题:兴趣爱好 文化部 我的父亲 中国文化 父亲 斯特恩 “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我的父亲李德伦永远长眠在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那片绿色的草地下，这段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在他的指挥艺术正要向巅峰发展时，他却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时而被抛向天空，时而被掀入深渊。又有人说他生就逢时，他出生在20世纪初，故于21世纪初，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需要他的时候，他投身于革命，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年月里，他为了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奉献出了他的全部。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老百姓都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到我家来吊唁的 人群络绎不绝，鲜花摆满了父亲那简陋的三居室，从屋里到院里，一直摆到了大街上。从北京到外省市直至国外，有很多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都在为他举办追思音乐会，这一切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在他的身边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恰恰是中国音乐界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革的半个世纪。我亲眼目睹了父亲为了这个发展和变革所付出的艰辛。我的父亲是一位乐观豁达的人，许多热爱音乐的人都被他那强烈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们都曾对我说过同样一句话:与我父亲的交往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我父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良师和益友。在父亲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住在协和医院特需病房的阳光厅里，陪伴在他的身旁，父亲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世界的爱，对音乐的爱和对亲人的爱。他虽然是一位著名的指挥家，但是他永远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所有热爱音乐的人们的心中。父亲的大提琴说起父亲的大提琴，那可算得上是一件古董了。这把琴，法国造，淡黄色的琴板透着古朴的光泽。它非常有张力，当你用力拉的时候，它会给你同样的回应，发出浑厚响亮的声音。这把琴原来的主人是一位犹太裔大提琴家罗曼?杜克生(R.Duckson)，他原来是斯德哥尔摩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手，二战时期来到了中国上海。20世纪40年代父亲考入 了上海国立音专(现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拜杜克生先生为师，成为了他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战后杜克生先生离开上海去了美国，临走时父亲花了10块现大洋从他手中买下了这把琴。 1946年，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和欧阳山尊先生募集的一批乐器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刚刚建立的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当教员。从那时起，父亲从木管、铜管到弦乐一个人一个人地教，其中许多乐器父亲也没学过，不会演奏，他就边看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边学、边教，可以说当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演奏员多半都是他的学生。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带着这把大提琴从延安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到晋察冀边区，最后从石家庄步行北上，直到1949年随党中央进了北京城。进城前夕，父亲和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同志们就住在清华大学里，那时乐团在清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他们演奏了贺绿汀的管弦乐曲《森吉德玛》和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这些清华学子眼中的“土八路”所举办的音乐会震惊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国民党都没有个像样的管弦乐团，没想到从山沟里来的共产党竟然有这样的管弦乐团。解放后父亲忙于指挥工作，这把大提琴就一直放在家里的柜顶上。我从小就学钢琴，可是我对柜顶上的大提琴充满了好奇心。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快毕业时，父亲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向父亲提出了要学大提琴的想法，父亲问我为什么要改学大提琴，我对父亲说:“我太喜欢乐队了，我希望能够做一名乐队演奏员。”父亲对我的想法非 常支持，在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父亲郑重地把这把历尽沧桑的大提琴送给了我。1961年9月1日，在学校开学时，父亲拿着这把大提琴亲自把我送到了学校。学校的老师们见到这把琴，都对父亲提出，把这么贵重的琴给孩子是不是太早了，父亲说:只要孩子能好好学习，送什么都值得。从此这把大提琴成为了我家珍贵的传家宝。这把琴伴随我完成了学业，又到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演了10年样板戏，后又伴随我一同调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90年代初，我丈夫被派往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工作，我也带着心爱的大提琴远赴欧洲。那时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我经常被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愚昧无知所困扰。记得有一次我和大使夫人去出席一个希腊人举办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活动一开始，主办人就拿出了各色各样的中国古代的三寸金莲，这位所谓的汉学家让在场的人们传看这些小脚鞋，并津津有味地介绍，我和大使夫人坐立不安，感到非常尴尬。又有一次，在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一位希腊老太太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你们中国男人是可以娶四个老婆吗,” “当然不是，中国是一夫一妻制。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我反问她。 “大红灯笼高高挂。”她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外交官夫人的聚会上我用心爱的大提琴演奏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天鹅》和一首巴赫无伴奏组曲中的前奏曲，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英国使馆一秘夫人的请帖，请我到她家去吃饭。 原来这位一秘夫人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她告诉我她一直想组建一个三重奏组合，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大提琴人选，那天听了我的演奏她感觉我是一位专业人士，希望能够有机会合作。我将此事向大使做了汇报，大使对我与英国音乐家合作的事很支持，由我和这位夫人(小提琴家)还有一位英国钢琴家组成的三重奏就这样开始排练了。1993年的夏天，我们在雅典参加了一个露天消夏音乐会的演出。音乐会的场地就设在南非驻雅典使馆院内，当时我国与南非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在征得大使的同意后，参加了演出。演出开始前，常驻雅典的外交使团官员们带着家属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除了其他国家的使节外，我还看到有韩国的使节，他们的夫人都身穿节日的盛装，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们在音乐会上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三重奏。当音乐会结束后，在我的面前排起了长队，是各国的使节在等待和我握手，一个来自中国的妇女能够演奏勃拉姆斯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除了对音乐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外，还问了我几乎是同样的问题: “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大使馆。”“你一定是专业的吧,” “我是中国国家歌剧院的大提琴手。”父亲送给我的大提琴，在这关键的时刻，使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现代妇女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改革开放时期，很多大提琴家向我借用这把大提琴，中央音乐学院的李小弟和薛伟录制了一张小提琴与大提琴的 CD，李小弟就是借用我的大提琴录音的。还有一些大提琴专业的学生为了参加比赛或考试也前来借琴，心里虽有些不舍得，还是借给他们用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父亲走遍了祖国大地，他不断地向当地的领导层呼吁，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交响乐团和音乐厅。在天津建立交响乐团时，请父亲去指挥他们的乐队，父亲说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有一个能坐的马桶就行，因为那时父亲年纪大了腿不好。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天津给了父亲一笔出场费，父亲回到北京后用那笔钱给天津乐团买了几套昂贵的琴弦。1997年父亲到刚刚组建的河北交响乐团举办建团音乐会，河北交响乐团缺大提琴，父亲就让我带上大提琴随他去帮忙。演出结束后，交响乐团给了父亲一笔出场费，但父亲把这笔钱又捐给了乐团。他给河北交响乐团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由于乐团刚刚组建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让他们用这笔钱购买一些乐谱。到了21世纪初，父亲病了，住进了协和医院，他失去了吞咽功能，医生给他插上了胃管进行鼻饲。但那时鼻饲所需要的营养品非常昂贵，每个月需要3000多元，可是父亲一生两袖清风，没有什么积蓄，那时父亲已经住院快两年，家里的一点钱也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按照国家规定:鼻饲营养品不是医疗费而是饭费，不能报销。我开始着急起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挨饿，我想到了那把心爱的大提琴，我想本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应该把这把琴还给父亲。父亲把它送 给我，使我学到了本事，可以自食其力，现在父亲需要了，我应该把它用还到父亲身上，我征得了母亲的同意，准备把这把大提琴卖掉，用卖琴的钱来供给父亲的鼻饲营养品。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代为寻找买主，可是这朋友却对我说，你这把琴不能卖掉，应该进博物馆。我按照他的建议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家的困难情况。没过几天，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就来到了协和医院，他对协和的医护人员说了八个字“全力以赴、不计代价”，还对我们家属说，以后你们不要考虑什么能报销，什么不能报销，只要是治疗需要的，全部由文化部解决。大提琴保住了，费用问题也解决了，组织上对父亲的关怀使我们全家非常感动。去年，我听到妹妹的女儿蕴斯考上了多伦多大学大提琴专业的消息，我决定把这把珍贵大提琴送给蕴斯，把这珍贵的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知道了我的决定一定会高兴的。绝 唱2001年10月19日凌晨零点39分，我慈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这时不禁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位音乐老人——父亲的挚友艾萨克?斯特恩，他们两位音乐老人的去世使1999年11月19日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音乐会成为了这两位老人的千古绝唱。20年前，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曾经访问北京，并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此片获得了奥斯卡奖。斯特恩的访问就像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世界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 为了纪念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北京国际音乐节准备邀请斯特恩先生再次访华，并与我父亲合作20年前他们曾经演出过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除此以外，音乐节还安排曾经在影片中出现过的三个学习音乐的孩子(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及教授)在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为了能够实现这个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总监余隆于1998年专程到美国纽约拜访了斯特恩先生。斯特恩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幽默地说:“You want people to know how old we are～”(你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俩有多老了～)父亲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场音乐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也在积极地做着准备。事与愿违的是，1999年9月中旬父亲感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吃不下饭，到中日医院去看病，大夫说是气管炎，给开了点药就回家了。母亲还是不放心，又找了个熟人联系了和平里医院，准备到和平里医院去住院查一查。就在去和平里医院的前一天的9月17日，父亲突然说:“小兰子(家里的小阿姨)晚上不要上楼睡了，就留在楼下吧。”到了夜里，父亲突然说不舒服要坐起来，母亲刚刚把他扶起来，他马上就喷射性地呕吐起来，两只眼睛也直了，吐出的东西全部是咖啡色的。母亲赶忙用身体支撑住他好让他不倒下，连忙让小兰子叫楼上的侄外孙杨宏伟和侄孙媳妇晋萍下来，同时又马上打电话找中国交响乐团的司机李宝良，侄孙媳妇刘晋萍是协和医院的研究生，她建议马上 送协和医院抢救，就这样父亲被送到协和医院。当时如果小兰子不在楼下，母亲又撑着父亲不能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到了协和医院急诊室，经过检查才知道是得了肺炎，咖啡色的东西是胃出血(当时父亲的血色素是5克)，同时伴随肾衰竭(父亲1978年患肾癌，手术后只有一个肾)，情况非常严重。八十多岁的老人得肺炎是非常危险的，更何况还伴随有其他的并发症。医生告诉母亲、父亲病得非常严重，也有可能治不了，让她做好思想准备。经过协和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左右病情才有所稳定。当时我们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在父亲身边，我在塞浦路斯，妹妹小燕在加拿大，弟弟小苏在美国，母亲也不愿让孩子为父亲担忧，一直到父亲病情基本稳定了，才 通知 关于发布提成方案的通知关于xx通知关于成立公司筹建组的通知关于红头文件的使用公开通知关于计发全勤奖的通知 我回来照顾父亲。我接到了母亲E-mail，马上向使馆领导请假回到了北京。母亲一见到我，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这些日子她的压力太大了，不仅是因为自己带着金属的心脏瓣膜每天跑医院的劳累，更重要的是精神压力。11月19日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的日子越来越近，斯特恩马上就要到北京了，到处都是音乐会的海报，父亲又病得这样重，“演，还是不演,”就像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的一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上。“不演”——难道就这样告别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让所有的人感到遗憾和失望,这场音乐会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音乐会，这是父 亲与斯特恩世纪末的约定啊～“演”——年迈的病体能支持住吗,况且还要冒着到公共场所被再次感染的危险，八十多岁的人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再次感染将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白。亲戚和朋友、组委会和各部门的领导频频来电话，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演，还是不演,”“能行吗,”“还是不要演了～”当我11月14日下了飞机赶到医院，父亲一见到我就哭了。我看到父亲病卧在床，他脸色苍白，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我轻轻地俯在父亲耳边问:“19号的音乐会能演吗,”父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能……。”我被他的回答所震惊，看样子老爷子这次为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是豁出去了。为了避免再次感染，为了父亲能够静下心来为音乐会做准备，医院在病房门上贴了一个条子“谢绝探视”。父亲在家人及来自陕北农村的姑娘小兰子的照顾下，在24小时特护的监护下，继续了这场世纪末音乐会的准备工作。11月18日下午，父亲在家人和特护的陪同下，来到了世纪剧院做演出前的排练。当我们用轮椅把父亲推进世纪剧院的后台时，立刻被记者包围了。为了使父亲能够静下心来排练，我们把父亲推到了舞台的一角，这时斯特恩正在舞台上与他的儿子小斯特恩排练音乐会加演的节目，当他见到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便一边拉琴，一边向父亲走来，等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两位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全场观看排练的人们，包括正在台上排练的中国交响乐 团的演奏员们无不为之动容。排练开始，父亲身穿红色的毛衣，坐上了指挥台，所有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经历了这场大病他还行吗,父亲拿起了指挥棒打下了第一拍，莫扎特的音乐响彻了整个剧场。八十多岁、病魔缠身的父亲，指挥还是像当年一样的松弛和流畅，头脑还是像当年一样的清醒，他用双手极好地控制了整个乐队，把莫扎特的音乐演奏得非常优美，随着音乐的发展，每个声部、每个乐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太棒了～父亲和斯特恩两位八十高龄的老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两位老人用一生的音乐阅历，把莫扎特的音乐诠释得无懈可击，很多在场的音乐界专业人士都连连称赞说:“这才是真正的莫扎特～”排练顺利地进行着，我多么希望给父亲多照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啊，可是我又怕我的傻瓜照相机的闪光灯惊扰了他老人家的排练，我轻轻走到与我家非常熟悉的摄影家陈雄身边对他说:“你一定要多拍几张，这可能是我爸爸最后一次排练了。”当我说完话走开时，陈雄已无法控制他的感情，眼泪顺着相机流了下来，取景框一片模糊……排练结束了，父亲被记者包围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美国CNN电视台的记者及随同斯特恩前来拍摄记录片的摄制组(其中一个老头20年前拍片时就来过)。这些人向父亲提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做了回答，尽管身体已经非常疲倦了，他还是才思敏捷、侃侃而谈。美国CNN电视台的记者提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20年前的电影中曾问 过你关于莫扎特的问题，你当时讲了很多，后来斯特恩打断你说:‘他是个天才嘛’。这个观点你后来改变了吗,”父亲回答说“当时那个时代，‘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因为‘文革’时期曾经批判过‘天才论’，所以当时不能只讲天才，我只能讲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产生了像莫扎特这样的作曲家。其实我是同意斯特恩的观点的，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有莫扎特这样出名呢,”CNN记者又问:“现在是不是可以不考虑政治因素了呢,”父亲马上说:“时代背景还是有的，但不能一切事都用教条去套，应该承认有天才。”他巧妙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演出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9年11月19日傍晚，北京世纪剧院门前人山人海，这一天等退票的人非常多，人们都期盼着能够亲眼目睹两位老人世纪末的“绝唱”。组委会专门请来了表演艺术家，也是两位老人的好友英若诚先生担任音乐会的主持人，他幽默的话语、纯熟的英文让全场的中外观众领略了这20年的变迁。上半场，20年前曾经戴着红领巾为斯特恩演奏过的小学生、20年后已经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王健、徐惟玲和潘淳为大家演奏了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20年的变化，不止是这三个孩子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当年的中国音乐界在20年之后变得更加成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音乐厅、音乐节、国际比赛等，有更多的孩子将成为新世纪的演奏家。下半场开始，人们期待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在英若诚向观众介绍之后，父 亲坐在轮椅上，被年轻的指挥家、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总监余隆和父亲最疼爱的外孙科民推上了舞台，这时剧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时两位青年指挥家李心草和杨洋从另一侧跑上舞台，帮助把父亲搀扶到指挥台上。满头白发的斯特恩拿着小提琴走上来了，剧场里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当斯特恩在舞台中央站定之后，剧场里鸦雀无声，人们在等待着这20世纪末的绝响。两位老人互相默视了片刻，斯特恩向父亲轻轻点了一下头，父亲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莫扎特的音乐顿时充满了整个剧院，人们都屏住了呼吸，随着这优美的音乐在广阔的音乐殿堂里翱翔，如痴如醉。人们的眼睛模糊了，他们被这优美的音乐和这两位老人对音乐刻骨铭心的爱所感动，台上演奏员的眼睛也模糊了，他们强忍着眼泪，不让这眼泪沾湿他们正在演奏的乐器，他们被斯特恩精湛的演奏技巧及对音乐生动的表现力所感动着，被父亲清楚无误的手势及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所感动着，他们也被自己的演奏所感动着。音乐会结束了，整个舞台被淹没在鲜花的海洋里，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经久不息……两位老人走了，可他们的音乐却永远在我们心中的音乐殿堂里回响。李鹿 李德伦长女，原中国歌剧舞剧院大提琴演奏员(特约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