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荀子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孟子 荀子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孟子的教育思想 一、 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古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以学习孔子为志愿。子思和孟子之学，被后世称为思孟学派，是儒家中的一个保守的唯心主义学派。在教育方面，孟子继承了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代有巨大影响.我们研究孟子的教育思想，吸取我国古代教育家探讨教育理论的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古为今用，对我们如何开展素质教育很有裨益，能使我们的教育内容更充实、生动，具有民族形式和风格。 二、教育思想和主张 (一)“性善论” 教育理论的基础 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倡“性善”论。他把人性归于天性，把道德归于人性，又把人性归于天赋，构成了他的先验主义的人性论。孟子认为人性不是食色，告子曰:“食色性也”。应当是提“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属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费思耳矣。”(6)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的“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这反映了唯心主义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成为其教育思想的基础。其一，“性善论”说明了人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人之需要社会伦理与政治，这是为人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而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子认为，讨论人性就应反映出所讨论的对象人这一类的类本质，所以人性是一个类范畴:人相对于其他的类绝不相同，而同类之中却相似。基于此，孟子肯定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7) 并以之贯彻于其教育和政治实践。其二，“性善论”还包含着一个人类种系发展的前提在内，换言之，“我固有之”(8) 的仁义礼智根结底也是人类学习的结果。人性本初称不上善，所谓有善性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学习积淀而成。所以，人性的善是人类学习的结果，是人类缓慢进化的结果，这又合乎逻辑地要求这种结果成为进一步进化的起点与内在依据。这就是孟子为何把性善解为“端”，把教育过程视为“扩充”本性的过程的原因。其三，“性善论”不仅揭示了人之“类”，而且还揭示了人之“故”。孟子说过，探讨人性不过是在探讨人的所以然，而探讨人的所以然又是为了“顺性”而因势利导;人性之“故”就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9) 所以，既然仁义属于人之所有，“为仁义”就必须依据人之所以然，“行其所无事”，“以利为本”。 所以孟子的“性善论”指出了:教育与学习是人的必须，也是人的可能;教育与学习必须遵循人的内在依据，发扬人的自觉。 (二)教育的作用与教育目的 孟子从他的政治思想和“善性”论的哲学思想出发，提出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明人伦”(10) 的“治人”的“劳心者”。孟子并不认为人的完善道德品质 是先天的，而人的本性仅具有善的萌牙，是谓性“善端”，有待于以后教育的“扩弃”和“完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教育，人的“善端”就得不到发展，甚至于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与禽兽无异”。教育是扩充“善性”的过程，教育的全部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进而达到国家的治理。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1) 因此说，孟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以教育入手的，而教育又是扩充完善的过程。他把教育当作国政的根本。对“劳力者”的教育则是为了使之成为统治者的顺民。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12)孟子说过:“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13) 孟子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 “明人伦”，又说明了教育就是通过实现“明人伦”来为政治服务的。“人伦”就是“人道”。具体来说，“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4) 后世称之为“五伦”。“五伦”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关系，为人们所普通接受。在“五伦”中孟子尤重父子一一孝，长幼一一悌这两种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道德规范体系一一“五常 ”，即仁、义、礼、智、信。仁，事父母;义，从兄长;智，明白以上二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礼，教悌在礼节上的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信，老老实实地做事，讲信用。他认为“百亩之田，勿夺民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15) 这是他政治的理想“王道之成”。他希望把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实现，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教育通过使人明了并实现这一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道德教育思想理想人格 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还在于他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孟子对“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作了描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6) “大丈夫”要有高尚的气节，决不无原则地服从，应立足于仁义礼智，只向真理和正义低头;其次，“大丈夫”还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 “浩然之气”。(17) 孟子同孔子一样，其施教的目的在于培养“治人”的“君子”，在道德教育方面他也继承了孔子所提倡的“自省”、“求诸己”、“忠恕”、“厚于责己”、“知耻”、“过则勿惮改”、“杀身成仁”等思想，并且在其“性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内容。孟子非常重视人的自我内部修养，主要的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持志养气 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18) “志，即人的志向，或信念与追求;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一个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他就会有相应的“气” 精神状态。孟子要求士人必须“尚志”。志与气又是紧密相联、互为因果的，“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19) 在这里孟子进了志与气 的关系，意志专一了，就会一鼓作气，气专一了也会使意志更加坚定。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0) 这浩然之气是什么呢?连孟子本人也说:“难言也”，很难说得具体明白。不过他解释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体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21) 显然，这种以直(正义)培养起来，而一点也没受到损害的至大至刚之气，是一种冲天的壮气，是凛然正气，是压倒一切的豪迈之气。明道不移，集义既久，浩然之气就会毫不勉强地自然而生，所以，人的精神境界是靠“养”出来的，是靠一件件平常的善言善行积累起来的。 存心养性 孟子既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在人的心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所以道德教育首要的就在于存养和扩充这些善端。孟子认为，存养的障碍来自于人的耳目之欲。这些被他称之为“小体”的感官不具备理性，因此易受外物引诱而入歧途。孟子主张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22) 一个人欲望很少，那善性虽有所丧失，但也很多;反之，如果一个人欲望很多，那善性虽有保存，但也很少。要真正做到寡欲，就必须发挥人的“大体”一一理性思维的作用。 动心忍性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23) 他认为，人的聪明才智得之于艰苦的磨炼，环境越是恶劣，对人的造就就可能越大。孟子在道德教育方面非常重视磨炼意志，在磨炼意志方面孟子不自觉地摆脱了“性善论”的束缚，认识到后天环境对促进人的聪明才智形成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平?(音趁)疾”。(24) 孟子认为，一个“大丈夫”应当经过磨炼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此之谓大丈夫。”并且大丈夫为了道义，为了信仰，在必要的时候应当能“舍生取义”。 反求诸己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孔子讲忠恕之道，要求“君子求诸己”，“厚于责己”。孟子将这一思想推演为“反求诸己”，并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手段。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25) 当一个人的行动未得到对方相应的反应时，就应当首先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且“乐取于人以为善”。(26) 总之，凡事须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对任何得不到预期效果的行为，都应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反躬自问自己的仁已够了，礼也够了，那么一般说来是会得到别人相应的仁爱和礼遇的。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知耻改过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28) 如果为物欲所蔽，失去了这一善端，就会做出不义的事。做了坏事，如果知道羞耻，就会重新恢复这一善良的本性。所以说“人不可以无耻。”如果做了坏事不知羞耻，那么这种耻才是真正的无耻，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孟子认为在道德修养上知耻与否对人关系重大，对那些有意搞机谋权术的人来说是用不着羞耻的。做了坏事失去了人善良的本性，已经无异于禽兽而不象个人了，还不知羞耻，那就怎么还会再象个人呢?所以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29) 知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耻才能恢复和发扬其善端，知耻才能改过迁善。知耻是内在的心理活动，改过迁善则是知耻的外在表现。 (四)教学思想 他在教学方法上的很多地方在今天仍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他提倡的“深造自得”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要学生加强自学，变罐输为主为自学为主体很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他认为高深的造旨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而自觉地追求得到，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要自觉地有所得。追求探索便会得到、放弃便会失掉，这就是益于收获的追求，这就是说，要重视学生自得，自觉得到的知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他还提倡启发思维。孟子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达到他预期的效果。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要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要做到、教学生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自觉性，教师不能降低要求，要在正确的道路中站住，有能力的学生便跟随而来，这便是教师引导的结果。孟子还提倡“循序渐进”、“专心有恒”、“因材施教”，这些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方法仍然很有作用。他对教师提出了一条标准，那就是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不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作为教师必须首先自己明白，然后再去教别人明白。他谈到教师既要遵循教学规律，又必须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使教师真正做到德高为师，学高为范。总之，不同的时代对人的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孔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有他的合理性，先进性，主要是为当时统治者服务，他宣扬的德是“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事事处处以惟命是从。而现在我们讲的德是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说素质教育所具有的前瞻性，要不断地对传统的素质结构要求加以调整，赋予时代的内涵。比如传统的科学文化素质强调掌握科学知识，但是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就必须使人们掌握更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具有热爱科学，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科学意识和奉献，创新、协作、求实的科学精神。我们只有相应地调整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才可能为下一代打好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文化素质基础。 三、孟子教育思想与现代素质教育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而儒家思想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式与发展，起到了最重要最巨大的作用。儒家教育思想使我们形成了民族性格的社会、 历史和心理。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无不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儒家教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文化教育的基本特色，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珍贵的财富。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如果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这一历史事实，如果不慎重地批判与继承儒家思想学说和儒家教育遗产，我们将失去很多宝贵的知识财富。因为儒家教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十分注重研究封建道德及其教育的问题，把积极有为的人性论，礼治论作为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以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实用性思维方式阐述了自然观与人生观合一的人格论和道德规范，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方法和原则。如德智结合，立志与持志，以身作则，中庸之道，因材施教等，这些原则与方法，通过长期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检验，其中许多方面仍然不失为现代教育科学的基穿?在教学理论上儒家主张以人文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提倡学以致用，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也有许多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及时施教，学思行结合，由博返约，文道结合，启发教学，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兴趣与努力相结合等等。重视学术民主与自由，提倡百家争鸣，尊师重教，把教育放在社会政治生活首要地位的战略思想与作法。在今天看来无不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有益于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的改革，对我们抓学生的素质教育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四、简要评介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其教育思想为几百年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准备了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并与孔子的思想一道共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孟子被奉为位次孔子的“亚圣”，《孟子》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被官方定为经典，定为士人进身的必读书。处在战国中期严酷的兼并战争时代的孟子，其思想表现出对人的注重和对人的评价的肯定。他的“性善论”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强调个体理性自觉的“内发说”。他对教育作用的阐述，对“大丈夫”理想人格的议论，对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的见解，无不体现了对人的主观作用的提倡。孟子思想对后世中华民族气节、民主精神的激发、崇高境界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孟子关于社会分工与教育的论述，也是人类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上的出色一笔。孟子在认识论方面，是个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过发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显然是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于孟子的“天才论”、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等错误思想，理应摒弃。 孟子:人性本善 荀子与孟子相反,主张人性本恶 董:大一统学说,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等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国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其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成为儒家曾参、子思学派的继承人。他宣传其“仁政、爱民”的王道政治学说的主张。孟子晚年退而著书立说，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记述当年游说时的言论，编成《孟子》一书。 一、“存心养性”与“善教得民” 孟子从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仁、义、礼、智等都是人原有的本性。孟子的性善论是孔子“性相近”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包含人格平等的意味。 “存心”就是培养人皆有之的善端。“养性”是发展人的善性。孟子认为，人性是倾向于善的，重要的是把善性扩充起来。在孟子看来，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就在于“存心养性”，在于求其放心。 孟子从其仁政说出发，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善教”对社会的作用比“善政”更重要。“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教”是成为孟子实施其社会理想的最佳途径。 孟子认为“善教”就是老者能衣帛食肉，老百姓能不饥寒，然后兴办学校，施行教化。而教的内容是“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认为只有善教才能得民心，国家才能安定发展。 二、“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从其“性善论”出发，提出了教育目标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强调智力的平等性，从“生知”、“良知”出发要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培养目标。他认为，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取决于他们积极向善的主观愿望。只有经过思考、反省，人才能找到自己内心固有的善性，不用心思考就得不到。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其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对战国末期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乃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存《荀子》一书，共32篇，是研究荀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前一单元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一、教育作用论 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提出了“性恶论”，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他专著《性恶》一文，说道: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说明人的本能中并不存在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如任其发展而不加节制，必然使社会产生混乱，这就否定了先天道德论。那么，人之善从何而来,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为善，全靠后天的努力，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指人为，泛指一切通过人为的、努力而使之发生的变化，这就把“性”与“伪”分开了。另一方面，“性”与“伪”也是联系与统一的，正因为人性本恶，圣人与小人亦同，故“涂之人可以为禹”[1]，其关键在于“化性起伪”。荀子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2]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皆非本性固有，而是“积伪”的结果，也就是由“性”向“伪”转化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3]只要肯学习，接受教育，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改变自己呢,可见，教育对人的成长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任何人只要肯努力，经过长期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 二、论教育目的与内容 荀子在《劝学》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教育目的与内容。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直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 在荀子看来，教育目的是培养由士到圣人的各种治术人才，他要求教育培养能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或者说是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理政的各级官僚，这是对孔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继承。 荀子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几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是最低一等的儒，这类人徒然学得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不侈谈什么“先王”，却懂得取法“后王”，他们虽也在“法典”所未载和自己所未见的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显得光明而坦荡;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4]，以已知推知未知，自如地应付新事物、新问题，治理好国家。这种人治国即使只凭借“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5]。这才是教育所要培养的理想人格。 在教育内容方面，荀子重视《诗》、《书》、《礼》、《乐》、《春秋》等儒家经籍的传授。而诸经之中，荀子尤重《礼》、《乐》。他认为礼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法则，所以说:“学至乎《礼》而止矣。”他曾写《乐论》一文，认为乐是表现情感的重要方式，“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的教育作用很大，“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认为礼可使上下有别，乐可使上下和谐，礼乐并施就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善美相乐” 荀子重视以儒家经籍为内容的文化知识传授，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荀子的传经，使先秦儒家经籍得以保存，这就使后世中国封建社会教育拥有经典教科书，为文化、思想定于一尊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教学思想 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地积累知识、道德的过程，因此，在 ”;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教育思想上，与孟子“内求”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铄 更侧重于“学”。在《劝学》篇中，他说: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典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辑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充分说明了荀子的教学思想的特点，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闻、见、知、行的教学认识过程 《荀子?儒效》篇中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段话表达了学习过程中阶段与过程的统一，学习初级阶段必然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 闻、见是学习的起点、基础，也是知识的来源。人的学习开始于耳、目、鼻、口等感官对外物的接触，形成不同的感觉，使进一步的学习活动成为可能，故云:“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6]但是，感官和闻见只能分别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无法把握事物的整体与规律，因此，荀子主张在闻、见基础上学习，必须向更高阶段发展，即“知之”。 “知之”的阶段实际上是思维的过程。荀子说:“知通统类，如是贝可谓大儒矣。”[7]学习而善于运用思维的功能去把握事物的“统类”和规律，就能自如地应付各种新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然而，仅有理性认识而不去实行，虽有广博的知识，也仍然不是终结，还存在更高水平的“知道”，即“行”。 荀子认为，行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也是最高的阶段，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8]在他看来，由学、思而得的知识还带有假设的成分，是否切实可靠，唯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只有这样，“知”才能称得上“明”。这是教与学不可违背的“法则”，也是“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最大区别。《荀子?大略》篇曾以知、行关系为标准，把人分为四种: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言行一致的称为“国宝”，最为上等，而言行不一的斥为“国妖”最为下等，必须予以铲除。 荀子的学习过程论相当完整而系统，特别是比较正确地阐述了知行关系，具有辩证法的因素，这在先秦教育家中是比较少见的。 (二)虚壹而静，专心有恒 荀子教学特别重视对学习态度的培养，他把学习态度归结为“虚壹而静”，特别强调专心有恒。《荀子?解蔽》说:“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所谓“虚”，即“虚心”，就是不要先入为主，“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不以已有的知识或见解阻碍对新知识的认识和接受。所谓“壹”，即“不以夫一害此一”，就是不以一种知识或见解排斥另一种知识，专心研究某一问题，就全力以赴，不一心二用。所谓“静”，即“不以梦剧乱知”，就是不能用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或者感情的冲动来扰乱人的理想和正常的思维活动。只有做到虚怀若谷、精神专注、头脑清醒，学习才能取得成效。 荀子特别反对志不专注，用心浮躁。他说:“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不与。”[9]在《劝学》篇中，他曾举“鼫鼠五技而穷”的故事，来说明“未有两而能精者”的道理。据说鼫鼠有五技:会飞，却不能上屋;能爬树，却不能到树顶;能游水，却不能渡谷;能探穴，却不能掩身;能走路，却比不上人。所以人之为学，虽则言博，必须守约而“结于一”，只有“并一而不二”，才能“通乎神明，参于于地”[10]。 要想做到“专”，就要持之以恒，不断朝着一个方向努力。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所以，“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11]。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不取决于愚与敏，如果能不懈地努力，则“虽愚必明”。 (三)解蔽救偏，兼陈中衡 荀子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们的思想方法容易片面，妨碍认识事物的全貌。荀子批评了各家学派的观点，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12] 认为诸子都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 他在《解蔽》一篇中，开宗明义地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阐于大理。”所谓“蔽”就是对复杂的事物和现象缺乏全面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只有解除其蔽，以救其偏，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因此，荀子提出了解蔽之法，这便是“兼陈中衡”。他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焉。”[13]就是说，把所有事物都展示出来，摆列在一起，不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对事物作全面、广泛的比较、分析、综合，择其所是而弃其所非，以求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这一思想方法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荀子并不知道揭示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权衡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实践而是“道”或“礼义”，这就削弱了这种思想方法的积极意义。 四、教师理论 荀子特别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14]在荀子看来，“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而教师又是传授“礼”、实行“礼”的榜样，是“礼”的化身，因此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为学必须接近贤师，仰承师训。故荀子又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15] 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连的。“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16]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之兴衰，法之存亡，所以荀子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的同等地位。《荀子?礼论》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教师的地位既然如此之高，自然不是人人可以作教师的。荀子接着便对教师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香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17]即当教师有四个条件:一要有尊严，使人敬服;二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经验;三要具备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不违反师说;四要能体会“礼法”的精微道理，且能加以阐发。至于一般的传习学问，不在其列。 荀子抬高教师的地位和强调教师的作用，既与其“性恶论”有关，也反映了战国末期要求集权统一的趋势，从教育发展本身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荀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出一些新因素。他提出的“性恶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与教育“内发说”截然相反的教育“外铄说”，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学习过程。教师地位与作用的阐发都颇具新意，予人启发，其中不少主张对历代封建教育与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 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 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 “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性”、 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 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 三、主张治学要“专精” 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 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 董仲舒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功自己的恶，少功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不是道德教育。 五、重视教化的作用 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他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于从利的有力工具。他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 六、选用“德教之官”，兴办太学 董仲舒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 “訾选”的入仕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反对当时“任子”和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 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的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地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参考文献: 1、黄首晶，《儒家优良道德教育传统》，《教育评论》2007年第4期，福建教育出版社 2、刘兆伟主编，《中华文化十万个为什么》教育卷，辽海出版社 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第十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4、《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修订本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山齐，《中华文化探秘》，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