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西夏科举“论”稿考 1 ——兼论唐宋西夏的科举试论 金滢坤 2 俄藏Дx 3895号+Дx 3901号文书，《俄藏敦煌文献》定作“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以往学者将其视作敦煌文书，高启安、买小英《上海古籍 3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非佛经文献辑录》(简称《高录》)疑作“学郎策论草稿”，并做释文。原件用硬笔书写，草拟成文后，又反复涂抹修改，还在诸行右侧进行了墨笔句读，因此文章非常凌乱，很难识别。本件文书包括两件《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和一件《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内容有明显的科举考试中经论的特点，从其内容、纸质、书法等角度发现，本件文书应该是黑水城西夏文书，是西夏准备应举的举子练习试“论”的草稿。下文从分録文和考订年代两个部份对底卷进行録文整理和研究。 一、文书的整理与校录 (一)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稿二件 《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底卷中有两件，分别依前后顺序称为甲件(共八行)、乙件(共七行)，两者内容基本相同，但字句略有差别，先后针对《孝经一卷》之《纪孝行章第十》、《广扬名章第十四》、《天子之章第二》、《开宗明义章第一》的相关内容进行发论。敦煌文献中有关《孝经一卷》 456789的文书有《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佚名孝经郑注义书》、《佚名孝经书》、《白文孝经》等，共计三十三件。兹在《高 10录》的释文基础上，以《孝经注疏》及敦煌文献中的相关《孝经》文书进行参校，对底卷重新录文如下。 1 本文为参加京都大学高田时雄教授主持的”西陲出土文献研究班”的研究成果，也是2008年度教育部985基地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08JJD740059)的前期成果之一。 2 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1999年，彩图五。 3 《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第9—47页。 4 P.3428+2674、Дx.2784、Дx.2979、Дx.3867、S.3993+9213、P.25569、S.3824v/1，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410-418页。 5 S.6019，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419页。 6 S.6177+P.3378、P.3382，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420-424页。 7 P.3274，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425-427页。 8 P.2757V，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428-429页。 9 P.3416、P.3698、P.2545、P.4897、P.4628+Дx.2962、P.3372、S.1386、P.3369+4775、S.728、S.10056A+10060B、P.3830、S.5545、S.9956+5821、Дx.1318、P.2715、P.3643PL、Дx.4646、S.707+12911、P.2746、Дx.838、S.6165，见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第389-409页。 10 〔唐〕明皇御注、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收入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十三经注疏》，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 1.甲件 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 〔一〕〔二〕〔三〕〔四〕〔五〕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者乃?教盛者。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 〔六〕〔七〕〔八〕〔九〕〔一〕〔一一〕〔一二〕〔一三〕?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能事亲，然后能扬名于天下。重名于天下，然后能立身。行孝道者也，然后可以治国?(者)。?????〔一四〕〔一五〕〔一六〕〔一七〕〔一八〕〔一九〕。?(是)故自天子以孝可成，人皆不??也。苟不能尽其立身之?(道)，?危亡祸患有不及者，然?也。《书》:“立爱惟亲，立 〔二〕〔二一〕?敬惟长，始于?(家)拜，终于四海。? 〔二二〕〔二三〕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校记】 〔一〕者，甲件原旁注于“昔明”二字的右侧之间，兹据文义补入正文。 〔二〕“昔者明王之以孝”七字已经涂抹，“孝”字右侧旁注“?”，疑为恢复原句符号。 〔三〕唐玄宗皇帝御制《孝经一卷?序》有:“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等语。(建德周氏藏宋刊本影印本，第1页，收入《四部丛刊?经部》) 〔四〕甲件原作“夫孝乃德之本也”七字，涂抹后在其右侧先旁注“皆招为出乃?也?”等八字，再涂改为“孝者乃?教盛者”七字。此句以上部份，因有粗笔涂抹划线，结合文义，疑此句应当删除。 〔五〕甲件“孝子”前有“是故”二字，己涂抹。“孝子之事亲也”至“然后能事亲”，见《孝经一卷?经孝行章第十》(第11页)。《孝经注疏》卷6《纪孝行章第十疏》云:“子曰:„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飬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第95页)〔唐〕玄宗皇帝注，〔宋〕司马光指解、范祖禹说《孝经指解》云:“子曰:„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182册，第9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孝子，S.728号作“君子”。 〔六〕甲件“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等字右侧旁注“以书其???之事少也，以书破??也”等字，已涂抹。矣，乙件亦脱，据《孝经注疏》、《孝经指解》、S.728号及文义补。 〔七〕能，乙件作“可以”。 〔八〕能，据乙件和《孝经注疏》及文义补。“后能事亲”至“然后可以治国者”，是针对“开宗明义章第一”相关内容发论。《孝经一卷?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第3页)《孝经注疏》卷1《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 之终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扬后世，光显其亲。故行孝以不毁为先，扬名为后。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忠孝道着，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也。【疏】:夫孝至立身。?正义曰:夫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后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谓先能事亲而后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末示其迹。其迹，始者在于内事其亲也;中者在于出事其主;忠孝皆备，扬名荣亲，是终于立身也。?注言行至身也。?正义曰:云„言行孝以事亲为始，事君为中?者，此释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也。云„忠孝道着，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也?者，此释终于立身也。然能事亲事君，理兼士庶，则终于立身，此通贵贱焉。郑玄以为„父母生之，是事亲为始。四十强而仕，是事君为中。七十致仕，是立身为终也?者，刘炫驳云:„若以始为在家，终为致仕，则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无终。若以年七十者始为孝终，不致仕者皆为不立，则中寿之辈尽曰不终，颜子之流亦无所立矣。?”(第37-38页) 〔九〕扬，甲件先写作“显”，后从“显”的右侧涂改。 〔一?〕“重名于天下”五字，甲件从“下，然”二字的右侧补入，而且“重名”二字前有“??备”三字，已涂抹。 〔一一〕甲件“然后”二字下有“可以立身”四字，已涂抹。 〔一二〕行孝道者也，甲件旁注于“然后能立身然后可以治国”的右侧，兹据文义补入。甲件“行孝”与“道者也”中间还有五字，已经被涂改成两行小字，右侧第一行为“则?者作?????????”，第二行为“????? 自一用??”。 〔一三〕者，甲件“日”部略残，据文义补。疑此行止“者”字。 〔一四〕底卷卷首有“是故读孝经一卷所以能令人”一句，已经被划线删除。此处残缺约六字，仅存残笔痕迹。 〔一五〕是，甲件“日”残，据字形文义补。天子以孝可成，《高録》作“王可以?可人”，似误。 〔一六〕此句，甲件原作“昔高明王以孝治?(国)”，涂抹之后，旁注其右侧，兹径作正文。 〔一七〕“也。苟不能尽其立身”八字，甲件原旁注于“未有不赖乎孝以成也”等字的右侧，“未有不赖乎孝以成也”已被涂抹，兹径録作正文。尽，《高 録》作“书”。道，甲件仅存“首”字上部，下部残，据字形文义补。 〔一八〕底卷此处约缺六字。 〔一九〕《书》，即《商书》。〔宋〕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卷1《帝王为治之序》:“《伊尹作伊训》商书篇名，伊尹汤之圣相汤，孙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同治十三年冬金陵书局印行，第3页) 〔二?〕“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据乙件、《尚书正义》及文义补。立，甲件仅存上部残划，据字形及乙件、《尚书正义》补。家，甲件仅存下部残划，据字形及乙件、《正义》补。《尚书正义》卷8《伊训》云:“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传】:言立爱敬之道，始于亲长，则家国并化，终治四海。”【疏】:《正义》曰:“王者之驭天下，抚兆人，惟爱敬二事而已。《孝经?天子之章》，盛论爱敬之事，言天子当用爱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为始，立爱惟亲，先爱其亲，推之以及踈，立敬惟长，先敬其长，推之以及幼，即《孝经》所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是推亲以及物，始则行于家国，终乃治于四海，即《孝经》所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异者，《孝经》论爱敬，并始于亲，令缘亲以及疎，此分敬属长，言从长以及幼耳。”(〔汉〕孔氏传，〔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收入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十三经注疏》，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305-307页) 〔二一〕四，甲件仅存下部残划，据字形及乙件、《尚书正义》补。海，据乙件、《尚书正义》及文义补。乙件“海”字下有“并始之谓欤”一句，《尚书正义》无，甲件有无不确，故不补。 〔二二〕之以孝治，据前后文义及甲、乙件开头一句补。 〔二三〕天，乙件上部略残，据字形文义补。乙件“天”字下有一“者”字已经涂抹。下，乙件仅书“一”形，未写完。 2.乙件 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一〕 ?〔二〕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三〕，何也,盖?也〔四〕。在下之人亦〔五〕。是故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六〕，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然后可以事亲〔八〕。能事亲，然后能立身扬名于天下〔九〕，然后可以治国。是知《孝经》所系乎人之事者大矣～《书》:“立爱惟亲〔一?〕，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并始之谓欤〔一〕, 【校记】 〔一〕国，乙件下部略残，据字形文义补。论，底卷仅存右侧残笔，兹据字形及甲件补。 〔二〕底卷此行原为“????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成大??”等字已被涂抹，漫漶不清。 〔三〕昔，据甲件、唐玄宗皇帝御制《孝经一卷?序》(第1页)及文义补。者，底卷仅存下部残划，据字形及甲件、唐玄宗皇帝御制《孝经一卷?序》(第1页)及文义补。 〔四〕乙件“也”字前残缺约七字。 〔五〕底卷“在下之人亦”等语旁注于“是故孝子之事”的右侧，兹据文义録入此处。“亦”字下残缺字数不详。 〔六〕则，据甲件、《孝经一卷?经孝行章第十》(第11页)、《孝经注疏》卷6《纪孝行章第十疏》(第95页》及文义补。 〔七〕其，据甲件、《孝经一卷?经孝行章第十》(第11页)、《孝经注疏》卷6《纪孝行章第十疏》(第95页)及文义补。 〔八〕可以，甲件和《孝经注疏》均作“能”。 〔九〕“立身扬名于天下”一句，底卷原作“垂名于后世，由此上行下效”等字，后从右侧涂改为“求言于??立身”，随后又被涂改为“立身扬名于天下”一句。 〔一?〕立爱，《高録》疑作“爱”。 〔一一〕并始，《高録》作“林?”。《尚书正义》卷8《伊训》云:“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疏】:《正义》曰:“所异者，《孝经》论爱敬，并始于亲，令缘亲以及疏，此分敬属长，言从长以及幼耳。”(第305-307页) (二)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稿 本件基本情况与前件大致相同，亦用硬笔书写，共存七行。此件发论主要针对《周易?系辞上》中:“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 1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进行发论。兹在《高录》的释文基础上，以《周易注疏》参校，对底卷重新录文如下。 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 心信乃一身之主〔一〕，忠信乃一身之要也〔二〕。夫不欺者，与人交结，诚寔之谓也。忠信者，行事不忘之谓也〔三〕。苟人之心〔四〕，能存忠信，以肃其内〔五〕，世人以?〔六〕。?(古)之人出一言〔七〕，而千里应者〔八〕，非与人交结诚寔，行事不忘。何也〔九〕,今之人出一言〔?〕，而千里违者，则必与人交结诡诈〔一〕，行事不以忠信〔一二〕。习之可本〔一三〕，况其迩者乎〔一四〕,诚 能 以 忠 信 不 欺 ，则 与 古 之 人 〔一五〕何 以 异乎, ………………………………………………也……………………………………………………………………………也… 【校记】 〔一〕信，底卷旁注于“一”的右侧，兹据文义补入此处，《高録》作“侦”，不确。 〔二〕乃，底卷旁注于“信一”二字的右侧，兹据文义补入此处。 〔三〕“不欺者与人交结，诚寔之谓也。忠信者，行事不忘之谓也”一句，底卷原在此行的左侧，有划线圈起，补入“也苟”二字之间，兹据文义补入此处。 〔四〕心，底卷先误书“不”，后从右侧注改。 〔五〕底卷“内”字下有“则?必以”等字，已涂抹。 〔六〕此行卷首有“??言立本也”等语。底卷“以”下字疑为“信”字，已被涂抹，但右侧有“?”形符号，表示重收。此句，似乎释文有不妥，文义不通。 〔七〕古，底卷仅存左侧略有残泐，据字形及文义补。言，《高録》作“百”，不确。 〔八〕〔晋〕韩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7《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十三经注疏》，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566-567页)千，《高録》作“十”，不确。 1 本文参考〔晋〕韩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周易注疏》，收入国立编译馆主编《中华丛书?十三经注疏》，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第305-307页。 〔九〕底卷“何”字下有“况其迩”三字，已涂抹，并在其右侧旁注“???”三字，亦已涂抹。 〔一?〕底卷行首有两字，己涂抹，疑为“者乎”，并在右侧旁注“???”形符号，其中 一个“?”符号，已涂抹，似表示重收，但读此句文义，无此三字亦通。 〔一一〕交结，底卷从“人诡”二字右侧中间补入。 〔一二〕以、信，底卷分别旁注于“忠”右侧的上下脚，兹据文义补入。 〔一三〕君之有本，《高録》作“为之可甫”。 〔一四〕况，《高録》作“就”，不确。 〔一五〕底卷文章末尾的这些墨点，应该表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省略的意思。 二、《孝经》与科举的关系 要判定本件文书的写作时间，就离不开对文书内容的考察。显然本件“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很明显这是科举考试中试论的文体，而且是针对《孝经》的经论。因此，要判定本件文书时间与用途，研究《孝经》与考试的关系就尤为重要。唐代明经科考试主修经书限定在“九经”之内，《孝经》不属于“九经”的范畴，而是兼习与《论语》一起，同属兼习经书。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云:科举考试，“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 1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己上，然后试策。)”明经考试开始兼习《孝经》的时间目前还不是很确切。上元元年(674)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 2临时策试，请施行之。”显然，在上元元年之前，《孝经》就已经列入唐代明经科考试。仪凤三年(678)三月敕:“自今已后，《道德经》、《孝经》并为上 3经，贡举皆须兼通。”似乎当时的进士和明经科都应该兼通《道德经》和《孝经》。据《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历代制下》云:“至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明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十一载)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明经所试一大 4经及《孝经》、《论语二》、《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宋代明经科考试在与唐代明经科 5所考的内容相同之外，亦须“兼以《论语二》、《孝经》”。也就是说与唐代在考《孝经》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 2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75《贡举上?明经》，中华书局，1955年，第1373页。 3 《唐会要》卷75《贡举上?明经》，第1373页。 4 〔唐〕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356页。 5 〔元〕脱脱撰《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5页。 6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帝王部?獎善》，中华书局，1960年，第1153页。 7 《唐会要》卷76《贡举中》，第1399页。 8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40《唐书?明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547页。 9 《宋史》卷156《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53页。 唐代童子科考试也是以《孝经》为主要考试内容。武德七年(624)七月诏曰:“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丘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 6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这条史料说明唐代童子科最初只考《孝经》。童子科考试后来逐渐增加了《论语》，大历三年(768)三月二十五日勅:“童 7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仍每年冬，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例，考试讫闻奏。”天成四年 8(929)春正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直到宋代童子科考试，仍然以《孝经》为主要考试内容。淳熙八年(1181)，童子科考试始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二》、《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六经二》义三道、《语二》《孟》义 9各一道、或赋一道、诗一首为上等，与推恩”。 唐代馆学教育，生员可以任选九经作为选修，但《孝经》和《论语》必须兼修。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云:国子监:“祭酒为初献，司业为亚献。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为之殿最。” 随着科举考试对《孝经》的重视，唐代在对《孝经》的整理和注疏方面也有很大成就。长安三年(703)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所注《孝经》，“制 1令宏文、崇文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由是擢拜太子司议郎。玄宗巩固政权之后，也很重视《孝经》的注疏工作。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下敕云:“《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踳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P1405)其月六日，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己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P1406) 玄宗的诏敕遭到朝臣的反对没能实行，不过是年四月七日，左庶子刘子元上《孝经注议》，对当时通行的《孝经》郑氏注本和无注《孝经》之文存在的问 2题提出了质疑，指出“其书错谬多矣，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从而促进了《孝经》整理的步伐。开元十年(722)六月，玄宗将御“训注《孝经》，颁 34于天下”，紧接着在天宝二年(743)五月，又“以重注《孝经》，颁天下”。天宝三载(744)，颁布《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云:“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帝之本，百行莫先。移于国而为忠，长于长而为顺，永言要道，实在人弘。自今以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 5郡县官吏，明申劝课。百姓间有孝行过人，乡闾钦伏者，所由长官具以名荐。”天宝五载(746)，玄宗又下令集贤院，具写御注《孝经》，“送付所司颁示 6中外”，大力推行御注《孝经》。敦煌文书中大量《孝经》类文书的发现充分说明唐五代《孝经》在民间非常普及，其中不少《孝经》上有学郎题记，如S.707号(“同光三年乙酉岁十一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君曹元深写记”)、S.728号(“庚子年二月十五日灵图寺学士郎李再昌记”)、S.1386号(天福柒年壬寅岁永安寺学士郎高清子书写”)等。 唐人有关《孝经》类的著述颇多，如《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一》载《孝经》类有:《古文孝经》孔安国《传》一卷，《孝经》王肃《注》一卷， 7郑玄《注》一卷，韦昭《注》一卷等，共计“《孝经》类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宋人在唐代的基础上，对《孝经》又进一步做了注疏。如《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载《孝经》类:《古文孝经》一卷，郑氏注《孝经》一卷，唐明皇注《孝经》一卷，元行冲《孝经疏》三卷，苏彬《孝经疏》一卷，邢昺《孝经正义》三卷，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又《古文孝经指解》一卷等，共计“《孝经》类二十六部，三十五卷”(P5066-5067)。 1 《唐会要》卷77《贡举下》，第1405页。 2 《唐会要》卷77《贡举下?论经义》，第1405-1409页。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页。 4 《册府元龟》卷40《帝王部?文学》，第454页。 5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74《典礼?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17页。 6 《册府元龟》卷40《帝王部?文学》，第454页。 7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7，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9-1443页。 8 《宋史》卷277《袁逢吉传》，第9441页。 9 《宋史》卷441《文苑传?路振传》，第13060页。 10 《宋史》卷273《马仁瑀传》，第9344页 《孝经》还是唐宋时期重要的童蒙教材。如五代人袁逢吉四岁，“能诵《尔雅》、《孝经》，七岁兼通《论语》、《尚书》。周太祖召见，发篇试之，赐束 8910帛以赏其精习”。如宋人路振“幼颖悟，五岁诵《孝经》、《论语》。如宋大名人马仁瑀，十余岁时，“于乡校习《孝经》”。就连女孩子也要读读《孝经》， 1有孝女荣氏，“自幼如成人，读《论语》、《孝经》，能通大义，事父母孝”。《孝经》甚至成为当时最普及的经书，如五代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了表示自己 2才识浅薄，坦言“但能识《孝经》耳”。当然，《孝经》也是民间宣扬孝道最广的经书，宋人穆修母死，“自负榇以葬，日诵《孝经》、《丧记》，不饭浮屠为 3佛事”。 综上所述，《孝经》在唐宋科举考试中非常普遍，本件文书出现并非偶然，恰恰体现了《孝经》在科举中的普遍性。但要确定本件文书的具体时间，还得进一步探讨科举试“论”的情况。 三、关于科举考试试论的问题 本件文书出现《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 《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稿》的标题，不管是“论”的题材，还是《孝经》，显然都与科举考试关系 4密切，应该就是模拟科举考试中试论的平时习作。由于史料阙如，关于唐五代科举考试中试“论”情况，目前学界对此了解甚少，相关文本也尚未发现。如果此件文书可以证明为唐末五代科举考试的“论”，那么就有可能是传世最早的科举考试中的试“论”，其价值自然不低。因此，考订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中试“论”的情况，对判定文书的时间有一定的帮助。 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试论文体的时间比较晚。建中二年(781)十月，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奏云:“进士先时试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道，明经策 56三道。今请以箴、论、表、赞代诗赋，仍试策二道。”虽然赵赞的建议得到了推行，但是建中三年(782)进士试《学官箴》、《攲器铭》，并没有发现有试“论”的情况。显然，赵赞的建议已经不适合举子修习举业，世人已经习惯了进士科考试注重诗赋的旧制。至德宗贞元四年(788)，进士科省试又恢复了 7试诗赋，是年刘太真侍郎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后来元稹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建议以“学士”和“学士”两科取士，“其诗、赋、判、 8论，以文自试者，皆得谓之文士”。 1 《宋史》卷460《列女传?荣氏传》，第13481页。 2 《宋史》卷431《儒林传?田敏传》，第12819页。 3 《宋史》卷442《文苑传国?穆修传》，第13069页。 4 刘海峰《“策学”与科举学》中略论及宋代“论学”，但未对论进行深入分析(《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论文集》，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等编，2009年，第13-25页)。 5 《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第1380页。 6 〔清〕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11建中三年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419页。 7 《登科记考》卷12贞元四年条，第444页。 8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330—338页。 9 〔宋〕司马光编着，〔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七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7886页。 10 《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第1381页;《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第三》，误作大和三年八月，第7683页。 11 《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第三》，第7684页。 9 唐代再次出现试论是在大和七年(833)七月，宰相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于是八月便有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 10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此奏得到了实行，进士科废诗赋，转而帖经、问大义、试议论。但是，大和八年(834)礼部贡院在进士考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大和八年(834)正月礼部侍郎李汉奏:“准太和七年八月敕，贡举人不要试诗 11赋、策，且先帖大经、小经，共二十帖，次对正义十道，次试议、论各一首，讫。考核放及第。”牛党李汉的奏文居然秉承了李德裕的政治主张，并将 1其付诸实践，但其在政治立场上是站在牛党领袖宰相李宗闵一边的。李汉为何要赞成李德裕的建议，主要原因恐怕是考虑到大和七年八月敕已经颁示天下，到大和元年正月已经是快要举行省试的日子，天下的进士都已经按新敕准备举业了，所以作为礼部侍郎的李汉从稳定科场秩序、维护考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延续性角度，上奏重申大和七年(833)八月敕，以稳定人心。于是十月礼部又奏: 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盖以成法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节文，先试帖经、口义、 2论议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请先试帖经，通数依新格处分。时务策五道，其中三道问经义，两道时务。其余并请准太和六年以前格处分。 随后礼部敕文得到批准，取消了大和七年(833)八月敕规定的进士科考试废诗赋，“试帖经、口义、论议”的办法，进士科考试一切复旧，“请准太和 3六年以前格处分”。实际上，又恢复大和六年(832)前进士考试以诗赋为先的三场制。这年十月，李德裕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入相，随后便恢复了进士试诗赋的旧制，以反对李德裕推行的进士科考试主要试帖经、议论的办法。此事，《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亦有记载:“大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三。厥后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P3612)显然，《宋史》记载多有偏颇。此后，唐代再没有见到科举考试中试论的记载。这样一来，唐代科举考试试论的时间非常短，影响很小，因此，就可以判定本件文书中的三件带有应试特点的“论”稿应当不是唐代的东西。 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兵部尚书张昭远上疏要求重设制举，还提出了实行制举的具体办法，“诸州依贡举体式，量试策论三道，共以三千字 4以上为准”。但张昭远所说的“策论”，应该是“策”和“论”两种文体。五代“策”与“论”的文体差异已经已经非常明显。如晚唐牛希济《文章论》云:“今国朝 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 5之道，以妖艳为胜，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见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显德二年(955)五月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上言:“其进士请今后省卷， 6限纳五卷已上，于中须有诗、赋、论各一卷，余外杂文歌篇，并许同纳，祇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可见进士向礼部贡院交纳省卷中包括了“论”，说明后周科举考试中“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没有明确是否礼部省试也要考论。结合上述考证以及唐五代科举考试实行的情况来看，本件文书出现的“论”基本上可以推定是五代以后举子试“论”的习作。 1 参考《旧唐书》卷171《李汉传》，第4454页。 2 《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第三》，第7684页。 3 《资治通鉴》卷245太和八年十月条，第7898页。 4 《宋史》卷263《张昭传》，张昭远因辟后汉高祖刘智远讳，故省作做张昭。第9090—9091页。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45，中华书局，1983年，第8877页。 6 《册府元龟》卷642《贡举部?条制第四》，第7703页。 7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太宗至道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79年，第830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真宗咸平五年十一月条，第1169页。 9 《宋史》卷305《刘筠传》，第10089页。 7 正真将“论”纳入科举考试的场次是在宋代。宋初统治者虽然认识到经术乃“王化之本”，但是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进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为主的风气并未改变。因此，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洛阳节度判官张知上疏指出:“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诗、赋、策、论也。”他要 8求朝廷“先策、论，后诗、赋，责治道之大体，舍声病之小疵”。张知的建议似乎对刘筠影响颇深，刘筠自景德(1004-1007)以来“居文翰之选”，“凡三入 9禁林，又三典贡部，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在宋真宗的支持下，进士科考试重诗赋的风尚略有改观。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冯拯又上奏说:“来 1省试，惟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士人，专业诗赋，以取科第，望令于诗赋人内，兼考策、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帝赐宋郊、叶清臣等480余人及第，并于本科策问一道，为宋代进士科试策之始。又据《宋会要辑稿》卷3《科举条制》:“(仁宗)天圣五年正月十六日，诏:„贡院将来考试进士。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宝元中(1038-1039)，李淑侍经筵，仁宗“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便对曰:“愿约旧 2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仁宗颇为认可其建议。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 3仲淹担任参知政事进行体制改革时，上书条陈十件事，其中“精贡举”条，便特意提出:“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在庆历四年(1044)的新政中，范仲淹采用李淑的建议，将进士科三场考试次序定为先试策，次试论，最后才试诗赋。然而，不到一年，范仲淹便被罢去宰相之职，伴随着新政的失败，庆历四年以前先诗赋后策论的旧制又得以恢复。但是，庆历八年(1048)，仁宗向近臣访天下之务时，周询对曰:“愿陛下特诏，进士先取策 4论，诸科兼通经义”。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条，第1522页。《宋史》卷285《陈执中传》云:“大中祥符初，严贡举糊名法。拯与王旦论选举帝前，拯请兼考策论，不专以诗赋为进退，帝曰:„可以观才识者，文论也。?拯论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为仪仗使。礼成，进尚书左丞，以疾在告，数请罢，帝以手诏谕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劝拯起视事。”第9610页。 2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3页。 3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3页。 4 《宋史》卷302《鱼周询传》，第10012页。 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186《司马光一五》，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6 《全宋文》卷1188《司马光一七》，第3页。 7 《全宋文》卷690《欧阳修二八》，第291-292页。 到了北宋中叶，随着经术与文学之争达到高潮，进士科考试先试诗赋，还是策论便成为了一个焦点。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上《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掀起了这场争论的序幕，云:“以言取人，固未足以尽人之才。今之科场，格之以辞赋，又不足以观言……今来吕公着欲乞科场更不用诗赋，委得允当。然进士只试策、论，又似太简……乞今后省试，除论、策外，更试《周易》……《论语》大义，共十道，为一场。其策只问时务。所有 5进士帖经、墨义一场，从来不曾考校，显是虚设，乞今更不试。御前除试论外，更试时务策一道。如此，则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这是因为司马光为陕州夏县(山西夏县)人，和许多西北人一样，比较擅长经史而短于诗赋。面对朝野崇尚文学不利西北人仕进的情况，他主张进士在试策、论的基础上加强经义考试，并力主按地域均衡举额分路取人。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又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指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 6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不利于西北等文化落后府路举人参加省试，主张分路取人。针对司马光的议论，参政知事欧阳修提出正面反驳。他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指出:“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 7则其数均。”他认为若执意要多取西北之人，则必须减少东南之数，会造成另一种不平等，且朝廷既然以文艺取人，就应有统一衡量才艺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从两人争论的情况来看，仍是经学和文学的问题，在考试形式上，反映为策论和诗赋的争论。神宗于是令朝廷各公卿大臣展开讨论，直史馆苏轼上书云:“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1他还认为经义、策论之类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文，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因此，苏轼极力反对专取经义策论而罢诗赋。在这场争论中，朝中大臣唯有赵抃赞同苏轼的看法。针对苏轼的说法，王安石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进一步说:“宜先除去 2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于是，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罢去诗赋、 3帖经、墨义，进士科省试内容依次为经义、论、策。熙宁三年(1070)，殿试也一改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办法，而“始专以策”，“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 到熙宁八年(1075)，朝廷王安石所注《诗》、《书》、《周礼》颁行于全国，称为《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官方的标准教材。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明经等诸科都被罢去，所有考试科目全归并为进士一科，但此时的进士科不考诗赋而侧重于经术，进士科的性质实际上却己蜕变成明经科了。一定程度上也确立了试论在经义进士中的考试地位。 王安石罢相后，宋哲宗于元佑元年(1086)即位，政治上出现了“元佑更化”。到元佑元年，礼部奏请立经义、词赋两科进士，在讨论此事时，以司马光为首的经术派力主以经术取士，无意恢复诗赋，主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专用经义、论策取士， 4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而以苏轼等为代表的文学派，则要求恢复诗赋考试。次年，立进士四场法: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于是，两科又合为一科。而在元佑三年(1088)则规定:“将来一次科场，如有未习诗赋举人，许 5依旧取。应解发合格人，不得过解额三分之一。应解二人者，均取。即有零分及解额一人者，并通取文理优长之人。”这是经术与文学之争论妥协折中的结果。到了元佑四年，就正式从法令上分立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两科。按《宋史?选举志》所述，省试“诗赋进士”，习五经中的任意一经，考试分经义、诗赋、论、子史、时务策四场。“专经进士”，须习两经，考试分经义两场、论策两场(P3620-3621)。“专经者用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 6名次高下，则于策论参之”。但是，自从诗赋进士设立后，士多乡习，而专经者不到十分之二三，“诸路奏以分额各取非均，其后遂通定去留，经义毋过 7通额三分之一”。于是，元佑四年(1089)因权知贡举出官、知任杭州的苏轼，极力要求改变以经义、诗赋两科进士平分名额的状态，主张两科进士应该 8按照报考经义、诗赋生员的比例，来分配录取名额，通定去留。 1 《全宋文》1867《苏轼一九?议学校贡举状》，第210-212页。 2 《全宋文》卷1383《王安石二一》，第20页。 3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第3616页。 4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第3620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2哲宗元佑三年六月条，第10018页。 6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第3620页。 7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第3620页。 8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95页。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5哲宗元佑三年十月条，第10101页。 不久，文学派又奏请恢复在殿试中熙宁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旧法:“伏缘朝廷既降朝命，科举兼用辞律，使天下学者习之矣，辞律之学，用志最勤，惟殿试之日……若复试策，则积日所勤，反为无用……又人主临轩，其所询访，必当时大务也……故宿造预作者可以应对而无疑，考校之官，凭此以辨优劣，以第高下，安得实也。惟三题散出诸书，不可前料，诗赋以见其才，论以知其识，且无以伸佞时之说焉。盖对策之流，本缘进取而来，利害 9交其前，得失撄其心，于是佞辞以取说，妄意以希合者，比比皆是。”尽管受到吏部侍郎和礼部侍郎等人的联名上疏反对，但在比较了试诗、赋、论与仅试策的优劣之后，元佑八年(1093)三月，中书省奏请在殿试中恢复熙宁以前试诗赋的成法，而且说“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二千一百余人，而不 1兼习诗赋者才八十二人”。于是下诏，令次年殿试“习诗赋人”，恢复试诗、赋、论三题，“专经人”则令试策，从此后殿试一概试诗、赋、论三题。不过，蔡京执政期间，恢复了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措施。到绍圣元年(1094)，朝中关于“以经造士”，“专用经术之义”的议论日益增多，于是又下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殿试仍旧只策试。经术派再度取得了成功。从北宋进士科考试，分立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北宋经义进士主要考策、论，“论”重在考经义，与本件文书内容颇为相符。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科考试稍稍改变了重诗赋的风气，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 2以初场定去留。”但也仅仅是个案，对整个社会崇重诗赋进士的环境没有大的改变。 此外，宋代制举考试中也增加了试论内容。《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云:“元佑二年，复制科。凡廷试前一年，举奏官具所举者策、论 五十首奏上，而次年试论六首，御试策一道，召试、除官、推恩略如旧制。”(P3648)其实，制举试策、论，可能是受后周制举试策、论的影响。又据《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云:“(绍兴)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P3649)。 宋代国子监考试中出现了论策。宋代国子监所属的国子生、太学生入学后要进行一些考试“凡公试，初场经义，次场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并且 3按照生员的成绩等第，选送参加贡院省试和殿试。显然，这里的论策考试实际上成了举子取解考试的一部份。 宋代吏部铨选也用试论来选拔官吏。《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铨法上》云:“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上，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试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P3704)又如范仲 4淹非常器重王益柔，便“荐试馆职，以其不善词赋，乞试以策论，特听之”。 宋代诸州解试也要试论。《宋史》卷二六三《窦仪传》云:“仪上言:„请依晋天福五年制，废明经、童子科……诸科举人，第一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三场内有九否，殿一举。解试之官坐其罪。进士请解，加试论一首，以五百言以上为准。?”(P90931) 1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第3621页 2 《宋史》卷156《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49页。 3 《宋史》卷157《選舉志三?學校試》，第03657頁。 4 《宋史》卷286《王曙传附子益柔传》，第9635頁。 5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71页。 6 黄振萍《文起源与〈论学绳尺〉》，《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3-46页;陈林《〈论学绳尺〉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卞东波《关于〈论学绳尺〉的笺注者林子长》，《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156页;吴建辉《从〈论学绳尺〉看南宋文论范畴一“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7第3期。 随着宋代各类科举考试中试论的普及和地位的增加，便出现了试论的文集和范文。《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中就有不少宋代士大夫论的文集篇目。载:钱彦远《谏垣集》三十卷，又《谏垣遗藁》五卷，《齐唐集》三十卷，又《策论》十卷，李淑《书殿集》二十卷，《田况策论》十卷，苏辙《栾城集》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冯京《潜山文集》一卷，《陈舜俞集》三十卷，又《治说》十卷，《应制策论》一卷，王发《元祐进本制举策论》十卷，《盛浟策论》一卷(P5364)。值得庆幸的是宋魏天应编选、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完整的保留下来了，为我们研究宋代试论具体范文。该书“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録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题先 56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近年来随着科举学研究的兴盛，该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张海鸥、孙耀斌《〈论学绳尺〉与南宋论体文及南宋论学》考订林子长、魏天应编注的《论学绳尺》成书必在宋末，因为元初无科考，后虽恢复科举，但以赋易论，“论学”遂寝，魏天应和书肆都不可能在入元之后还编刻《绳尺》;该书中最晚的作品是咸淳十年(1274，宋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甲戌榜进士黄龙友的科场论文(卷十)， 1可证此书最后一卷的编成时间当在咸淳十年之后的一一年间。不管怎么讲，《论学绳尺》的出现说明宋代科举考试中试论已经非常普遍，因此才出现了论学类书，以供举子参考。也可以帮助我们判定本件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元代之前。 四、文书的来源与年代问题 2 以上对唐五代和宋代科举考试情况的考察，结合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如果认定本件文书为藏经洞文书，则其成文时间，应该在五代宋初。但是，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敦煌陷蕃以后，以及归义军政权都未曾实行科举考试，这一时期中原政权的科举考试尚未见有确凿试论的记载。因此，本件文书不排除就是黑水城文书的可能性，然而究竟是西夏或元代科举考试中的试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实，黑水城文书混入俄藏敦煌文书的情况，我已 3经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考订了17件。因此，本件文书为黑水城文书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笔者在研读文书的过程中，发现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判定文书的来源和时代。首先，要解决本件文书来自黑水城文书，就得了解一下西夏和元朝 4的科举制度实行的基本情况。根据白滨《西夏的学校与科举制度》的研究，西夏实行科举共八十年，从1147年到1227年，但由于史料阙如，有关西夏科举考试的具体情况，学界知之甚少，考虑到西夏科举主要受宋朝科举的影响，也就无法排除试论的可能性。关于元代科举制度实行的相关情况，据《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云:元代科举会试的考试程序: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 5字以上成。 显然，元代科举考试中没有试论。据明代何乔新为游明重辑刊行的《论学绳尺》作序云: 《论学绳尺》凡十卷，宋乡贡进士魏天应编选南渡以降场屋得隽之文，而笔峰林子长为之笺释，以遗后学者也。元取士以赋易论，于是士大夫家藏 6此书者盖少。至国朝始复宋制，以论试士，而此书散逸多矣。 1 见《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第91—101页。 2 斯坦因认为是十一世纪初叶，伯希和认为是1035年西夏人入侵敦煌前。藤枝晃认为是1002年后不久。方广昌认为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参考荣新江着《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 3 《敦煌学》第24辑，2003年，第61—82页。 4 收入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31页。 5 〔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6 〔明〕何乔新撰《椒邱文集》卷9，收入《四库全书》，第12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又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8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20页。 7 《宋史》卷485《外国传一?夏国传上》，第13995页。 从元代科举考试不兴“以论试士”情况的角度考虑，此件文书定为西夏文书更为妥当而应该不是元代遗物。 其次，从文书内容来看，也比较符合西夏科举考试的内容。文书中的“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是以《孝经一卷》相关内容发论，而《孝经》正 7是西夏“蕃学”、“国学”的重要内容。西夏景宗元吴自制蕃书，“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黑水城文书中就保存 1了不少西夏文的《孝经》译注，如俄藏黑水城文书ИH B.2627号《译写本朱笔校点吕惠卿孝经传序》。聂鸿音先生《吕注〈孝经〉考》一文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对部分章节进行了 翻译 阿房宫赋翻译下载德汉翻译pdf阿房宫赋翻译下载阿房宫赋翻译下载翻译理论.doc 。聂鸿音先生认为西夏文献征引到《孝经》的只有一处，见番大学院教授曹道乐奉夏桓宗之命编写的《德行集》，其中用 2西夏文翻译了《纪孝行章净的“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尤，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但是两个译文的西夏文对应文字存在明显差异，聂鸿音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西夏政府从来也没有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原典籍译本作为正式颁布的科举教材的缘故。显然，《孝经》在西夏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要，并且很常见。也就不难理解本件文书《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论》以“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为立论的原因，正好可以说明本件文书为西夏科举试论的遗物。相反，元代科举考试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主，未有考《孝经》内容的相关记载。因此，将本件文书定为西夏文书也在情理之中。 文中“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论”，以“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发论，考其论题的出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刘清之撰《戒子通録》卷六《家戒》云:“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己以端庄清慎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考《宋史》记载，刘清之，登绍兴二十七年(1157) 3进士第，绍熙元年(1190)光宗即位，刘清之不久病逝，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等。这也可以左证此论大概与其时间相当，则此件文书的年代应当为西夏更为妥当。 最后，从文书彩色图片来看，本件文书的纸质是白麻纸，跟黑水城出土的文书所采用的纸质非常相似。尽管我没有看到原件，但从《俄藏敦煌文献》 4的彩色图片来看，本件文书白麻纸质的特征比较明显，与晚唐五代敦煌白麻纸质相比，纸质粗糙、松软，比较符合黑水城文书的特点。本件文书多使用 5简体汉字，以硬笔书写，均不是中原科举考试特点，特别是唐代“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即便是举子私下习作，也应该用正体和毛笔，这也可以左证本件文书为西夏黑水城文书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人倾向此件文书为西夏黑水城文书，文中有论证和数据不是非常充分的地方，希望学界同仁，给予关注，解决本文未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本件文书能够证明是西夏科举论稿，无疑将是现存的唯一一件西夏科举“论”稿，将对研究西夏科举提重宝贵的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 1 见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Eric.Grinstead，The Book of Filial Piety in Tangut，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s，Fiirst Edition 1972;Second Edition 1975，Studentlitteratur，Curzou Press，Sweden;胡若飞《俄藏西夏文草〈孝经传〉序及篇目译考》，《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97-98页。 2 聂鸿音《吕注〈孝经〉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第285—365页。 3 《宋史》卷437《儒林传七?刘清之传》，第12953—12957页。 4 金荣华《敦煌写卷纸质之考察》，《世界华学季刊》1981年卷2第4期，第23—28页。 5 参考金滢坤《论唐五代科举考试与文字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