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_大学生VS父母的数字代沟研究_林枫

992017年第3期总第143期新闻大学JOURNALISMBIMONTHLY·传播学·一、引言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技术正在不断改造与重塑中国家庭。以微信这一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体为例，在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物的同时，也为我们管窥中国家庭亲子两代的差异（即，数字代沟）与互动（即，数字反哺）供了重要场域。尽管身处同一个家庭，中年“数字移民”（亲代）和青年“数字原生代”（子代）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拥抱”微信，因而也通过微信掌握不同的信息。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家庭内的数字代沟在微信平台上有哪些具体表现，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选取了90后大学生家庭展开了此次实证研究。二、文献综述（一）从数字鸿沟到数字代沟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英文表述为“DigitalDivide”或“DigitalGap”，本意是数字差距或者数字分裂。从1990年代开始，“数字鸿沟”作为一种比喻出现在各类媒体报道和政府报告当中，意指在新的信息技术的接入、使用及采纳方面，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地域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信息技术富有者与信息技术贫穷者之分，他们之间有【摘要】在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不同年龄层群体之间的数字代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对于此类问题的实证研究还十分有限。我们试图从微信这一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体入手来考察数字代沟。我们的样本来自126个大学生家庭，其中，亲代145人、子代126人。一方面，我们通过亲子配对问卷调查揭示出两代人主观认知到的数字代沟；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总计5609条朋友圈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展现出两代人客观存在的数字代沟。这些主客观上的数字代沟，简而言之，就是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进一步统计分析显示，亲代教育程度、子代教育程度、子代年龄、亲代年龄、家庭所在城市发达程度对数字代沟有显著影响。最后，我们还讨论了数字代沟对家庭亲子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关键词】数字代沟；微信；家庭；亲子；大学生【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 标识 采样口标识规范化 下载危险废物标识 下载医疗器械外包装标识图下载科目一标识图大全免费下载产品包装标识下载 码】A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大学生VS父母的数字代沟研究林枫周裕琼李博（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作者简介]林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5级研究生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兼职研究员李博，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生[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代沟、数字反哺与老龄化社会媒体素养升研究”（16BXW048）资助。100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出旨在使人们认识到信息技术富有者与信息技术贫穷者之间的不平等，并成功将这一不平等议题引入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的讨论之中，成为社会政策甚至政治主张中的一种关怀。[1]数字代沟实际是数字鸿沟概念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为“代际数字鸿沟”，是两个年龄差别较大的群体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代问题”由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Mannheim）最早出，他强调代的特性决定了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承的特性。[2]对于“代问题”，周晓虹认为，代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3]中国自1840年被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的深刻变革以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断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除了撼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封建宗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之外，对文化认同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论述了截然不同的新旧文化所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就这样开演在亲子之间。这时，狂风吹断了细线，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头了。”[4]这种“父不父，子不子”即为一种代际矛盾，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代沟。在米德（MargaretMead）看来，代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代沟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急遽变化、现代化进程的发生、社会的不断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的选择方面出现的差异、隔阂”。[5]这种差异、隔阂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尤其是在崭新的技术革新发生时，代沟问题会愈演愈烈。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短短数十年内随着各类技术突飞猛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代际之间的关系，孕育着代际之间新的矛盾和冲突。“代际数字鸿沟”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数字鸿沟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的点不在于技术、设备，而在于年龄和成长环境、成长过程的差异，常见的代际数字鸿沟表现在老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之间。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对新技术、新媒体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差异，以及对信息价值甄别能力的差异，即为“代际数字鸿沟”，周裕琼将这类表现在家庭层面中的代际鸿沟称为“数字代沟”。[6]简言之，数字代沟是传统代沟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是数字鸿沟在家庭层面的呈现。主要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对于新媒体的采纳、使用与理解等方面存在差距。许多对于大众社会的研究数据表明，年龄对于数字鸿沟的影响不可忽视，年轻群体无论在新媒体使用频率、程度及新媒体知识上都领先于年长群体。[7]（二）数字代沟的相关研究在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的眼中，两代人地位的“颠覆”是网络世界最大的变化。他毫不怀疑：“这种控制数字化未来的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掌握在年轻一代的手中。”[8]他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断裂——两代人之间的断裂：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年长一代迥然不同。也就是周晓虹所称的，在信息化时代下，两代人之间存在着的代际鸿沟。数字代沟作为数字鸿沟在代际间的表现，其研究角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数字鸿沟。学者们主要在三个层面对数字鸿沟展开研究：1.数字技术的接入（access）；2.数字技术的使用（use）；3.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后产生的影响。这三个层面的数字鸿沟分别被称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被出来伊始，有关研究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的接入互联网的差距，也就是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而后学者们逐渐把焦点转向人们对因特网的使用方面，被称为第二道数字鸿沟（使用沟），将使用时长、频率、环境、人口学基本变量等方面引入数字鸿沟的研究当中。正是由于第一道和第二道数字鸿沟的存在，必然会对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就产生了第三道数字鸿沟，也称知识沟。对于第一道数字鸿沟和第二道数字鸿沟的划分，阿特维尔（PaulAttewell）主要从细微层面进行划分，而且主要是从电脑和因特网的接入和使用进行划分。[9]但是，在全媒体时代，仅仅对电脑和因特网上的数字鸿沟进行分析是不够的，VR、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的出现造成的数字鸿沟也101应纳入考量。总体上来看，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从区域对比出发，包括：1.全球性数字鸿沟，主要对全球各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因素差异所产生的数字鸿沟进行研究；[10][11]2.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主要对地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理条件等方面因素所产生的数字鸿沟进行分析。[12][13]第二类是从群体出发，包括：1.对流动人口新媒体使用的数字鸿沟的分析；[14]2.对老年群体与青年一代的数字鸿沟的关注；[15]3.大学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16]第三类是从媒介技术的改变出发探讨各类数字鸿沟。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大多涉及地区之间、群体之间、或者媒介之间的对比，关注的都是宏观层面的数字鸿沟，而对于家庭内部的这种微观层面代际数字鸿沟则并不是很重视，有所涉及的研究也比较少。周裕琼认为，对于数字代沟的研究，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在微观层面，家庭作为代际关系呈现的主体，也是代沟以及随后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而在宏观层面，社会上不同世代之间同样存在代沟与反哺。[17]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宏观、轻微观”的倾向。另外，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国内外关于新媒介技术对数字鸿沟的影响的研究已有很多，却鲜有关于新媒介技术对代际数字鸿沟影响的研究。因此，从微观层面考察代际数字鸿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在为数不多的从微观层面考察代际数字鸿沟的研究中，威廉姆斯（AmandaL.Willimas）等对家庭这一微观系统进行考察，分析对互联网的使用是如何影响个人-家庭联通性以及亲子互动，得出社交媒体技术有巩固家庭关系的潜力的结论。[18]梅斯（GustavoS.Mesch）等人研究指出：互联网使用频率、类型与家庭成员共享的时间呈负相关、与家庭争端呈正相关，并且带来对家庭凝聚力的较低感知和认可。[19]沈玲在对雅加达500余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家庭进行调查后，分析了印尼华人家庭媒体使用现状，发现不同代际之间的媒体使用倾向有很大不同。[20]周裕琼聚焦于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通过对200个家庭中亲子两代的量化考察，在分析了家庭中的数字代沟情况以及由“文化反哺”带来的家庭内代际关系的“革命”后，认为文化反哺有可能成为缓和亲子冲突、改革家庭结构的难得机遇，子代对亲代的反哺过程可以弥合数字代沟。[21]朱秀凌对青少年与父母手机使用方面的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进行研究发现在接入沟方面，青少年与父母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使用沟上，青少年与父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受年龄、性别、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孩子学校属性影响。[22]有关数字代沟的研究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演变而不断变化，有学者就曾指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SES）对新媒介使用的影响要超出其对传统媒介使用的影响。[23]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手机使用习惯、社交习惯、新闻资讯获取习惯等，由此而带来的代际之间的三类数字鸿沟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本研究从微信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出发，采用微观研究的视角，分析家庭内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数字鸿沟。三、研究设计国内关于数字代沟的实证研究，目前还不多见。周裕琼通过亲代与子代采用新媒体的数量之差、使用网络服务数量之差作为指标来分别测量亲代与子代在新媒体采纳与使用上的数字代沟；朱秀凌则采用亲代与子代的手机使用功能数之差来测量二者在手机使用上的数字代沟。本研究是在亲子两代都使用微信的基础上展开，所以并不需测量二者之间的接入沟。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二者在微信使用上的差别，将数字代沟的测量指标集中在使用微信功能数、使用功能差别两方面。现有的对数字代沟的实证研究几乎都来自问卷调查，因此，所能测量到的是受访者主观感知到的数字代沟，未必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我们认为，亲子两代的微信朋友圈的客观存在，正好能弥补这一缺陷。因此，我们增加了内容分析法来考察亲代与子代朋友圈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选择与偏好上的差异。如图1所示，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亲子两代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及家庭状况将会影响102到数字代沟。具体而言，数字代沟又包括两个维度：其一，客观呈现维度，即，对亲子两代朋友圈的内容分析数呈现出来的客观数字代沟（ObjectiveGenerationDigitalGap，简称OGDG）；其二，主观认知维度，即，通过亲子两代配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揭示出来的主观数字代沟（SubjectiveGenerationDigitalGap，简称SGDG）。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数字代沟，都将涉及使用频率、使用功能和信息选择偏好三方面数据。我们根据地域、父母及子女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因素，利用滚雪球的方式选择添加了126个家庭中亲子两代的微信研究样本，共计271人。样本组成中，父亲有33人，母亲有112人，儿子有42人，女儿有84人。有些家庭，我们添加了两个亲代（即，同时添加了父亲和母亲）的微信，为了研究便利，我们将这样的家庭拆分为两个家庭（即，父亲与儿女，母亲与儿女）。最终，我们得到了145个由亲子两代组成的家庭样本，对他们进行朋友圈的内容分析和配对问卷调查。表1是样本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年龄、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况，表2是每个家庭所在城市发达程度和是否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分布情况。首先，我们对样本家庭亲子两代在2015年2月和3月发布的所有5609条朋友圈进行了内容分析。编码类目包括：发布朋友圈的数量、朋友圈内容种类（健康养生类、知识教育类、鸡汤哲学类、爱国相关类、生活心情类、新闻评论类、娱乐消遣类、广告消费类、音乐分享类、亲情友情类、美食烹饪类和其他类）、是否原创、若为转发是否有添加评论、原创形式（纯文字、纯图片、文图并茂、小视频）、亲子有无互动、互动形式（点赞、评论、点赞并评论）、评论形式（文字、表情、文字加表情）以及有无被删帖（发布者删帖、被举报删帖、被封号）。其次，再邀请上述271人填写问卷，问卷分为亲代和子代两个版本，在问题设置上稍有不同，两个版本的问卷包括亲子两代的微信使用情况、互动情况、彼此对亲子关系的评价及微信使用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情况。亲代问卷共36个题目，子代问卷共28个题目。虽然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在新媒体被广泛使用时，家庭成员对新媒体使用和认知上的差异会图1：微信数字代沟研究框架表1：样本家庭（n=145）中亲代（n=145）与子代（n=126）的人口特征表2：样本家庭（n=126）的所在城市等级与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分布情况103给家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但鲜有学者从一个特定的媒体形式出发，用量化的方式去考察代际之间新媒体使用的差异。我们希望通过验证以下假设来更加全面的分析大学生家庭中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数字代沟。另外，亲子两代的样本数据相当丰富，因篇幅有限，我们仅围绕使用沟、知识沟、影响因素三组研究假设来报告最核心的发现：H1：子代与亲代在微信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H1a：子代使用微信朋友圈的频率显著多于亲代。H1b：子代使用微信功能数显著多于亲代。H2：子代与亲代在信息选择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H3：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状况对数字代沟有显著影响。四、研究发现（一）数字代沟在微信使用上的呈现首先，我们通过内容分析从客观角度考察家庭内的数字代沟。分析数据表明，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数量上，存在两个极端：不发朋友圈和发文特别多。平均而言，亲代朋友圈发文数量为23.18条，子代朋友圈发文数量为17.05条。在家庭中，对二者使用pairedsamplest-test检验后，发现二者在发文数量上的差距并没有统计显著性（p=.103，见表3）假设H1a未得到证明。剔除没发朋友圈的样本后，发现亲代朋友圈中原创占比只有14.5%，而转发占比达到85.5%。子代的朋友圈与亲代恰好相反：原创的占比达到了69.6%，转发占比仅有30.4%（如图2）。以家庭为个案，亲子两代朋友圈原创或转发形式的均值进行统计检验，使用pairedsamplest-test,亲代朋友圈原创数（M=3.25，SD=6.65）显著少于子代朋友圈原创数（M=11.45，SD=18.19）,二者差距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见表3）。在转发数量上，亲代（M=19.97，SD=33.46）明显多于子代（M=5.56，SD=10.16），二者的差距也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见表3）。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亲代的朋友圈更多是转发各类文章，而子代的朋友圈中更多的是对自己生活的记录、自拍等，较少看到转发的文章。对发文形式进行统计发现两代人差异显著【亲代的发文形式排序：文图并茂（57.7%）>纯文字（19.2%）>纯图片（12.9%）>视频形式（10.2%），子代的分文形式排序：文图并茂（70.8%）>纯文字（18.9%）>视频形式（7.4%）>纯图片（2.9%）】，但这只能表现出两者在功能选择上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证明H1b。为了更进一步探索两代人使用微信功能上的差别，我们通过问卷列出了11种微信中常用的功能，包括发文字、发图片、发视频、发语音、语音聊天、视频聊天、朋友圈、转账、付款、购物和发定位功能，供受访者进行选择。经过统计后发现，在表3：朋友圈数量配对样本检验图2：亲子两代朋友圈原创性对比104绝大部分所列出的功能上，子代都比亲代采纳的多（见表4）。在一个家庭中，使用pairedsanmplest-test进行统计检验，亲代微信功能使用数（M=4.58，SD=2.12）显著低于子代微信功能使用数（M=6.97，SD=2.38）,二者差距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H1b得到证明（p=.000）。根据前期调查，我们将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分为12类，分别为健康养生类、知识教育类、鸡汤哲学类、爱国相关类、生活心情类、新闻评论类、娱乐消遣类、广告消费类、音乐分享类、亲情友情类、美食烹饪类和其他类。剔除掉已被删帖的朋友圈数据后剩余4703条，对这4703条朋友圈的内容类型和家庭角色的关系进行分析，使用Chi-Square方法进行检验，结果为χ2=1445.976，df=11，p=.000。这表明，朋友圈中的内容类型与家庭角色有关。如图3所示，亲代的朋友圈中出现最多的是鸡汤哲学类，占22.6%，其他较多的内容类型依次为生活心情类、其他类、娱乐消遣类、亲情友情类、健康养生类、新闻评论类占比分别为：16.9%、13.8%、9.7%、7.9%、7.9%、7.9%。而反观子代的朋友圈，生活心情类占比高达66.1%，这与问卷调查中子代发朋友圈的主要目的是记录生活（49.7%）这一结果基本吻合。在一个家庭中，对亲子朋友圈的各个类型进行频率统计后，使用pairedsamplest-test方法，经过检验后发现，在健康养生类（t=4.60，p=.000）、亲情友情类（t=4.65，p=.000）、鸡汤哲学类（t=4.39，p=.000）、生活心情类（t=-5.22，p=.000）、新闻评论类（t=3.530，p=.001）、爱国相关类（t=2.65，p=.009）、其他类（t=5.18，p=.000）这七类内容上，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性，假设H2得到支持。可以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亲子在信息的选择中存在着一条明显的代沟。（二）数字代沟的影响因素分析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代沟与亲子两代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而数字代沟的变化显然也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容分析获得的数据虽然可以体现出数字代沟的存在，但却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量化分析，为了探索亲子两代之间的数字代沟是否与人口学因素和家庭情况因素有关，这里将问卷调查中的主观层面数字代沟（子代使用功能数-亲代使用功能数）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家庭中亲代年龄、子代年龄、亲代教育程度、子代教育表4角色*使用功能数交叉列表图3：亲子两代朋友圈内容对比表5：数字代沟影响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数字代沟*p<.05,**p<.01,***p<.001105程度、性别组合、家庭收入、所在城市等级等七个因素对于数字代沟的影响。依据以上设计建立模型，所得模型具有显著性（F=5.551，p=.000），可以解释因变量18%的方差（调整后R2=0.181），模型见表5。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家庭收入和性别组合两变量显著水平大于0.05，说明这两个变量并不会对数字代沟产生足够大的影响。亲子两代年龄、亲子两代教育程度、所在城市等级等五个变量对家庭中的数字代沟情况都有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家庭内数字代沟大小的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亲代教育程度、子代教育程度、子代年龄、亲代年龄、城市等级。其中亲代年龄越大、子代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数字代沟越大；子代年龄越大、亲代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数字代沟越小；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家庭数字代沟最大，居住在三线城市的家庭数字代沟最小。另外这个结果也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子代教育程度比亲代高出越多，数字代沟越大；亲代年龄比子代高出越多，数字代沟越大，这与我们对代沟既有的认知相符。经过对家庭中数字代沟的述及对家庭数字代沟影响因素的分析后发现，在数字代沟的影响因素中，亲子两代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发达程度对数字代沟影响显著，亲代和子代的性别和家庭收入并不会对数字代沟的大小产生影响，假设H3得到部分证明。五、结论以往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大多把视角落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之间，分析技术、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与多数有关数字鸿沟的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将数字鸿沟置于家庭内部，考察同一个家庭内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数字代沟，通过内容分析、问卷调查，考察家庭中亲子两代在新媒体（微信）采纳与使用上的差异、信息选择的差异。对于家庭中的数字代沟有三个方面的发现。第一，亲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新媒体使用沟。无论是微信的使用频率，还是使用微信的功能数，亲代与子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微信使用方面，子代更多使用与生活有关的功能，而亲代则局限在社交方面；第二，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沟。在信息选择上，亲代更倾向于选择新闻媒体类、身体健康类、心灵鸡汤类的信息，与之不同的是子代在信息选择上更多的是娱乐、工作、教育类的信息。除此之外，子代比亲代更容易鉴别出虚假信息，不容易被信息表面所迷惑；第三，家庭内亲代与子代间的数字代沟与两代人的年龄和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居住地的级别密切相关，亲代年龄越大、子代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地发达程度越高的家庭数字代沟越大，子代年龄越大、亲代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数字代沟越小。另外亲代年龄比子代高出越多，子代教育程度比亲代高出越多，数字代沟越大。亲代与子代的性别组合（父女、父子、母女、母子）和家庭收入并没有对数字代沟的大小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这个结果也证明在绝大多数家庭中，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数字代沟都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研究发现所示，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在微信的使用上有极大的差异，他们对微信中信息的选择、获取、认知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往往会让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越发疏远。在调查中也发现，微信在增进亲子交流的同时，其自身的一些功能可能反而加剧了亲子间的阻隔。首先，微信朋友圈的“屏蔽”和“分组”功能制造了不平等的信息交换，让子代可以更轻易地隐藏自己，对此亲代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根本无法察觉。其次，在内容分析中可以发现，亲代的朋友圈中更多存在被删帖的情况，而子代朋友圈中被删帖的内容则很少，可以间接的说明子代对信息辨别和甄别的能力要高于亲代，这种不对等的信息辨别能力，往往会让亲代与子代产生隔阂，亲代不清楚子代的想法而“一意孤行”的将一些信息抛给子代，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有些时候会带来子代更多地“反叛”，也会使亲子两代之间显得有些疏远。最后，微信本身是基于强关系社交，而这一点也恰恰会使得亲子间“渐行渐远”。在微信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交环境中，同106侪群体不断强化亲子两代各自原有的观念、思维方式等，这使得原本就存在隔阂的亲子两代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家庭关系因为数字代沟的存在而恶化，相反很多家庭都存在亲代向子代请教微信使用的情况，微信等新媒体在制造了数字代沟的同时，也成为弥合矛盾的契机。从米德出的后喻文化到周晓虹所出的文化反哺，很多学者都强调了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上的反哺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让很多老年人应接不暇，同一个家庭中横亘在亲子间的数字鸿沟无疑会对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年轻人对老年人在新媒体技术上的“指导”却可以在有效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拉近亲子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周裕琼和朱秀凌都指出在新媒体使用上的文化反哺对弥合家庭矛盾、促进沟通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目前来看最切实可行的弥合家庭内数字代沟的策略就是子代对亲代在新媒体技术上的“反哺”。微信为家庭中“数字反哺”的发生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场域，让亲子两代之间可以更加便捷地交流，虽然微信的封闭性使得亲代与子代在微信上交流的对象更多局限在与自己能力相当、想法一致的同侪群体中，但是同时其降低了交流的成本，并且使亲代有了请教子代的动力，使子代获得了反哺的能力。本研究以微信为例进行代际关系研究，虽然初步验证并探讨了在“同一个家庭”中“不同的微信”这一现象，由于所选取的研究样本主要都是大学生及其父母，子代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集中，而且两代人的年龄分化也不是很大，所以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正在整个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中上演，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议题，但是在新媒体层面的数字代沟以及随之而来的数字反哺是如何互相作用，并且最终对家庭关系产生影响，我们尚不能做出简单的判断，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注释：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1)，第75-79页.王鑫磊.人间鸿壑：中国社会代沟问题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第2页.周晓虹.冲突与认同，第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J].社会，2008(2)，第20-38页.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8页.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J].青年研究，2002(2)，第51-56页.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2)，第117-123页.LogesWE,JungJ.“Exploringthedigitaldivide:Internetconnectednessandage,”CommunicationResearch28(4)(2001):pp.536-56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16页.韦路、张明新.数字鸿沟、知识沟和政治参与[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第143-155页.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J].中国社会科学，2002(3)，第34-48页.韦路、谢点.全球数字鸿沟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0-2010世界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9)，第36-54页.汪明峰.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城市化——“数字鸿沟”的空间层面[J].社会学研究，2005(6)，第112-135页.刘朝霞.新媒体对城乡数字鸿沟的影响探析[J].新闻前哨，2016(1)，第69-71页.张昕.流动人口的微信使用与社会网络想象[J].今传媒（学术版），2013(10)，第18-21页.李梅.城市老年人媒介接触行为实证研究[D].郑州大学，2013，第41-44页.赵联飞.中国大学生中的三道互联网鸿沟——基于全国12所高校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6)，第145-168页.周裕琼.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5(12)，第53-56页.WilliamsAL,MertenMJ.“Family:internetandsocialmediatechnologyinthefamilycontext,”FamilyandConsumerSciencesResearchJournal40(2)(2011):pp.150-170.MeschGS.“FamilyrelationsandtheInternet:Exploringafamilyboundariesapproach,”TheJournalofFamilyCommunication6(2)(2006):pp.119-138.沈玲.印尼华人家庭媒体使用现状分析——基于对雅加达500余名新生代华裔青少年的调查[J].东南亚纵横，2013(12)，第69-74页.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2)，第117-123页.朱秀凌.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中学生家庭的实证分析[J].新闻界，2015(11)，第47-53页.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第56-65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151adults.Basedontheexistingscholarship,theresearcherconductedanonlinesurveyofcollegestudentsinChina(N=2188)andexaminedhowtraditionalmediaandonlinemediaconsumptionaffectedyoungadults’politicalexpression.Theresultsshowthattheuseoftraditionalmediapromotesyoungpeople’sonlineandofflinepoliticalexpressiondirectlyandworksthroughtheexternalpoliticalefficacyonthemindirectly.Onlinemediausehasapositiveeffectonyoungadults’onlineandofflinepoliticalexpression.Inaddition,itworksthroughexternalpoliticalefficacyandpromotestheonlinepoliticalexpressionthroughinternalpoliticalefficacy.Notonlyistherea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theyouth’sonlineandofflinepoliticalexpression,butalsoexistsapositiveinteractionbetweeninternalandexternalpoliticalefficacy.[KeyWords]Mediause;politicalexpression;politicalefficacy;newsconsumption99DifferentWechatoftheSameFamily:ExploringtheDigitalGapbetweenCollegeStudentsandtheirParents·LINFeng,ZHOUYu-qiong,LIBo[Abstract]Withthefastimprovementsofmediatechnologies,thedigitalgenerationgapbetweendifferentagegroupshasbecomeacrucialissuetosocialdevelopmentbutithasattractedfairlylimitedattentionfromresearchers.WeattempttoexplorethedigitalgenerationgapfromtheperspectiveofWechat,whichiscurrentlythemostrepresentativenewmediaApp.Oursampleconsistsof126universitystudentfamilies,including145parentsand126students.Ontheonehand,wedisclosethesubjectivedigitalgenerationgapbycomparingsurveydatabetweenstudentsandtheirparents.Ontheotherhand,weillustratetheobjectivedigitalgenerationgapbyanalyzingthecontentofthe5609momentsofoursample.Thesesubjectiveandobjectivedigitalgenerationgaps,inaword,suggestthattherearedifferentWechatsinthesamefamily.Furtherstatisticalanalysesshowthat,educationlevelofparent,educationlevelofstudent,ageofparent,ageofstudent,developmentlevelofcityaresignificantpredictorsofdigitalgenerationgap.Wealsodiscusstheinfluencesofdigitalgenerationgapuponparent-childrelationships.[KeyWords]digitalgenerationgap;Wechat;family;parent-child;universitystudents107OnTheBackgroundsofIntellectualHistoryofWilliamStephenson’CommunicationPlayTheory·KEZe[Abstract]WilliamStephensonproposedtheplaytheoryofmasscommunicationin1967,wh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