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高句丽王姓从_解_到_高_的变化_孙炜冉

高句丽渤海研究高句丽王室的姓氏并非肇始便“以高为氏”，①其经历了从“解”（xiè）姓到“高”姓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恰是高句丽国家由弱到强、由东北小国发展为东北大国的变化过程。一、高句丽王室初期以“解”为姓高句丽王室的姓氏是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②他在沸流水地区建国，“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③但是，由前五位高句丽王记事明显可以看出，建国便“以高为氏”与历史事实不符，太祖大王之前的高句丽王室未有一人为高姓者，反而是以夫余王姓“解”（xiè）为姓。王氏高丽末期的史家李承休在《帝王韵记》注中对于高句丽王室“以高为姓”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其云：“王初诞而举国高之，因以为姓。”姜维东认为此说完全是“一种附会之说，不值一驳。而且‘高朱蒙’一名也不伦不类，如果高句丽始祖确实有了姓氏，他不必把世人对‘善射者’的通号用在自己的名字中。”④笔者认为甚然。早期关于高句丽王室姓氏的研究多依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及《帝王韵记》等文献，认为高句丽自建国伊始便“以高为姓”，⑤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现今学界对于高句丽王室自建国伊始便“以高为姓”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其附会的成分更高。⑥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海东文献中可获悉，夫余王姓解名夫娄，夫余系（或称濊貊系）神话中的天帝之子亦解姓，名慕漱，与高句丽同样自称源于夫余的百济，解氏为其国内八大姓氏之一。由此可知，解姓乃是夫余王室的姓氏。而高句丽始祖朱蒙（邹牟）以夫余王子自居，所以其建国初期不仅以“卒本夫余”为国号，更有着以“解”姓为高句丽王姓的攀附阶段。其实，同样从上述文献中便可以发现，高句丽王室以高为姓是直至中期才开始的。中原史书首次记载的高姓高句丽王乃是在《宋书·高句骊国传》中的长寿王高琏，⑦在长寿王高琏之前，其王室成员的名字很不规范，有以解为姓者，如众解（即朱蒙，《三国史记》云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所谓“众解”，“众”乃邹牟之连读，“解”乃其攀附夫余王姓，自言其为夫余流亡王子的手段）、解明（琉璃明王类利的第二位太子）、解朱留（即大武神王无恤）、解忧（一云解爱娄，即慕本王）、解色朱（即闵中王）；有的只有名字而未记其姓，如类利（朱蒙长子，即琉璃明王）、沸流和温祚（朱蒙庶子或养子，百济建国者，以夫余为姓）、都切（琉璃明王的首位太子）、如津（琉璃明王王试析高句丽王姓从“解”到“高”的变化孙炜冉[内容提要]高句丽王姓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姓“解”（xiè）到姓“高”的变化过程，该变化反映了高句丽由弱变强的国力发展以及其与夫余和中原王朝之间亲疏关系的变化。[关键字]高句丽解姓高姓高阳氏高辛氏[中图分类号]K2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241（2016）06-0066-04[作者简介]孙炜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吉林长春130024[基金项目]2016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句丽诸王问题研究”（2016JD68）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高句丽王系研究”（JG2014W006）··66DOI:10.16435/j.cnki.cn22-1273/c.2016.06.012试析高句丽王姓从“解”到“高”的变化子）、再思（琉璃明王王子）、好童（大武神王王子）、翊（慕本王太子）等。从众多早期高句丽王室成员的名字中可以看出，此时很多人的名字都是高句丽语的音译，其汉化程度亦相对较低，很难想象其王室此时便有个汉化程度极高的“高”姓。高句丽王室初期所谓“以高为氏”的信息最早来源自《魏书·高句丽传》，然而，从其云“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⑧所谓“自言”，显然说明这种说法是出于高句丽单方面的说辞，而非真的由中原史官自汉代高句丽建国时便传承下来的信息。而且，《魏书》的成书年代是在6世纪中叶的北齐天保五年（554），此时高句丽已步入后期。这个时期，高句丽各项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早已日臻成熟，其仿效中原皇室的王族神圣化、传奇化手法亦不断更新，尤其是到了全盛期之后，高句丽已然完成了对自己王室的神化架构，在5世纪初便在“好太王碑”中镌刻了其演绎的传奇不凡的王室来源传说。那么，高句丽王族姓氏亦早已在长寿王之际便得以确认和宣扬。所以，所谓建国便“以高为氏”的说辞不可信。二、高句丽王姓从“解”到“高”的变化原因那么，高句丽王室为何要将姓氏从“解”变更为“高”呢？其动机和时代背景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其动机是源自于高句丽与夫余之间国家实力的逆转，高句丽攀附对象的转变。高句丽王姓起初为“解”，这是因为其初期实力较弱时，攀附夫余，所以以夫余王姓为高句丽王室姓氏的缘故。夫余王姓“解”是以商人始祖“契”（音xiè）为其姓氏的转音。但是，随着夫余的不断衰落，高句丽继而兴起，两国在东北地区的实力发生了逆转，高句丽代夫余成为了东北地区的首藩。于是，高句丽不再需要攀附夫余，转而攀附中原政权，极力拉近与中原王朝华夏文明的关系。而与后燕景宗皇帝慕容云“叙宗族”事件，给了高句丽王室攀附中原文化以启示。《晋书·慕容云载记》载：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也。祖父和，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广开土王》十七年（408）条载：(高句丽)遣使北燕，且叙宗族，北燕王云遣侍御史李拔报之。云祖父高和，句丽之支属，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⑩《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论曰》载：高句丽亦以高辛氏之后姓高氏。慕容云的祖父高和来自于高句丽，移民辽西后，以汉人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为其祖，故言其姓高。显然这也是一种明显的攀附行为，这与当时中国极其看重门阀出身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联系。而倘若以此便认定高句丽族源便真的是高阳氏，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诚如苗威所言，从高和家族该攀附行为可以看出，“无论高句丽还是慕容氏，将自己看成是炎黄子孙，所表现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认同。”同样，作为国力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在位时期，经过了小兽林王的文化改革之后，更加注重自身在法理上的合法性，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是高句丽王室所亟需完成的。在这个时期，高句丽不仅完成了邹牟（朱蒙）诞生建国的神话体系，还要为自身王室攀附上一个显赫的门庭背景。受到高云（慕容云）家族攀附高阳氏的启发，高句丽王室攀附上了高阳氏的孙子高辛氏。择选高辛氏为王室祖源，高句丽着实是下了一番心思的。高句丽在崛起的过程中，经历了依附夫余到对抗夫余，最终再到使夫余臣服的过程。在初期阶段，高句丽处于借鸡生蛋的创业期，所以其王室极力宣扬与夫余的同宗关系，王姓亦与夫余一样；迨至太祖大王时期，高句丽国力与夫余已不相上下，且竞争东北之主，所以不再需要借助宣传与夫余的亲缘关系，故这一时期高句丽王室不再以“解”为姓，此阶段的王室成员多为有名无姓；及至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实力已经远超过夫余，并且称霸海东，但其势力尚不及三燕，仍接受三燕的册封。所以，尽管与燕主“叙宗族”，攀亲戚，但尚不敢在法理上有所造次，而高辛氏为高阳氏之孙、契之父，高阳氏代表了燕，而契（解）代表了夫余，高句丽则以高辛氏为代表，如此，三者关系便是，燕（高阳氏）为高句丽（高辛氏）之祖父，而高句丽（高辛氏）为夫余（契〈解〉）之父。高句丽这种祖源排序既拉近了与燕主的关系（同样将自己视作炎黄子孙），··672016·6又压制了与夫余的主次地位，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这样的伎俩其他政权也都出于同样的目的而屡试不爽，如高句丽宿敌新罗，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论曰》中载：“新罗人自以小昊金天氏之后，故姓金氏（注曰：见新罗国子博士薛因宣撰金庾信碑及朴居勿撰姚克一书三郞寺碑文）。”同书《金庾信传》云：“（新）罗人自谓‘少昊金天氏之后，故姓金’。庾信碑亦云：‘轩辕之裔，少昊之胤。’则南加耶始祖首露与新罗同姓也。”由文献中注释可知，该说辞来源于金庾信的碑文，在金庾信传中亦被详述。金天氏何许人也？少昊高阳氏也，金庾信则为统一新罗的第一勋臣，可见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之际，使用了同样的政治宣传手段和伎俩，意在取得压制和吞并高句丽的正当法理，即新罗为父国，高句丽则为子国，以显示新罗在政治地位上是要高过高句丽的。其次，其背景是源自于魏晋南北朝极其重视门阀出身的社会风气。前文已述，高句丽择“高”为姓当是在广开土王（好太王）时期酝酿，确定于长寿王在位时期，原因有二：其一，这一时期重要碑碣文献“广开土王碑（好太王碑）”，乃至时间稍后不久的“冉牟墓志”都载记了高句丽建国者邹牟（朱蒙）的神话，但却都未载有其王室“因高为氏”的文字，说明此阶段只完成了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的构建，王姓的确立还在酝酿阶段。其二，在《宋书·高句骊国传》中首次载记了高句丽王为“高姓”，即长寿王高琏，所以，高姓的确立当就是在长寿王在位期间的公元413至491年之间，即南北朝的魏宋对峙时期，该阶段承袭了自魏晋以来严重的看重门阀士族出身之风气，故攀附之风盛行。“世系绵长是构成中古士族门第的重要因素，但在士族谱系绵延不绝的表象背后存在着明显层累造成的痕迹，攀附先世和伪冒士籍是其中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所以，攀附之风广泛存在于意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大族甚或周边少数民族王室之中。在变动不居的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和贸易，民族迁徙非常频繁，尤其是一些种姓发展落后国家的人流落到内地，通常都是以其国名作为他们的姓氏。著名的如西北昭武九姓移民内地者，基本都是以其国名为姓，高句丽人迁徙内地则也都如此。自曹魏正始（240-248）起至北魏中叶，有许多高句丽人移民内地的辽西、荥阳及代北诸地，且多以高为姓。这些地区的高姓，“如果史书称其不知其所从来，那么就可能来自高句丽。”王明珂指出，“得姓”以及与姓氏相联结的祖源历史记忆，华夏周边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以及中国域内社会中的家族，与黄帝（或炎帝）建立想象中的血缘联系是整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高句丽王室最终攀附高辛氏，自称为其后裔，表现了高句丽在逐步壮大过程中，华夏支脉意识的强化。三、“解”姓读音及高句丽王室的解姓残留解读音有三：jiě、jiè与xiè，用做姓氏时只有第三种读音xiè，所以对于释读夫余和早期高句丽王姓时，基本都按此xiè音读记。但有日本学者依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中载记的关于新罗“遇王县”本为原高句丽县“皆伯县”，而王逢县之名由来，系传说“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迎”。据此揣度，“王逢”当为对应“皆伯”的汉译，“王”对应的是“皆”，“逢”对应的是“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学者罗新进一步认定，“皆”便是高句丽语“王”的读音，进而提出，“皆”与夫余王姓“解”同音同指，此“解”非指高句丽初期王姓，而是官号“加”（其认为“加”即“兄”系官爵）的异写，高句丽早期的“解”（皆）实际是“加”，载称王之后，将“加”爵转递授予了官员。首先，日本学者以“王逢”来对应“皆伯”得出的高句丽语言“皆（解）”为汉意“王”、“伯”为汉意“逢”的推论，从严格的语言翻译准确性上来看恐怕难以成立。因为文献中不仅记载“王逢县，一云皆伯”，还记载了“遇王县，本高句丽皆伯县。”显然，“皆伯县”无论是翻译成“王逢县”还是“遇王县”，都不耽误对高句丽语“皆伯”的理解，即从高句丽语出发来看，并没有严格的皆与王、伯与逢的对译，皆伯是无法拆分理解的一句非汉语音译的词汇。此种以汉字音译而来的民族语言地名，绝不··68试析高句丽王姓从“解”到“高”的变化能再以汉字对应而加以解读。其次，就夫余和高句丽“加”爵官号的渊源来看，亦无法说通其与“解”姓本为同指。夫余“加”的官号称谓早已有之，而夫余王室王姓为“解”氏，因此便推翻了“解”初为国王官号，后以王称之而将“解”（加、兄）之官号降而为大臣官爵的可能。且从大武神王所记为“一云大解朱留王”，小兽林王所记为“一云大小解朱留王”可以看出，若将“解”理解为高句丽早期王称，那么便成了“大王朱留王”和“小王朱留王”。显然，这从语言表达方式上是无法说通的，“解”只有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才能诠释这样的记载。最后，通过《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某些王名字便可窥见，“解”应当读“xiè”（谢）音，而不是“jiě”（皆）音。如烽上王“讳相夫，或云歃矢娄”。从烽上王名字首字可知，无论是“相”还是“歃”，其发声首音都近似“谢”，而非“皆”。可见，虽然自慕本王解忧之后，高句丽王室便不再刻意以“解”为姓，但是仍有以“解”为姓的残留，起码直至小兽林王（小解朱留王），其王室仍有沿袭以“解”为王族姓氏者。并非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早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便存在一个由“解”姓转变为“高”姓的过程。[注释]①《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4页；《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元年（前37）条，孙文范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②③《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元年（前37）条。④姜维东：《高句丽王室得姓传说》，《博物馆研究》2013年第3期。⑤参见许宪范《“高句丽”名称由来及其民族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单体瑞《朝鲜姓氏的产生及变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韦山《韩国人的姓、本及族谱》，《当代韩国》1996年第4期；曹德全：《朱蒙姓高吗？——高句丽“以高为氏”析》，《高句丽史探微》，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杨军：《高句丽名义考》，《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梁启政：《略议高句丽姓氏》，《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姜维东：《高句丽王室得姓传说》，《博物馆研究》2013年第3期。⑥参见牟元珪《也谈韩国人的姓和本》，《当代韩国》1997年第2期；梁志龙《朱蒙考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王炳山、曹德全《高句丽始祖朱蒙姓“高”考析》，《职大学报》1999年第3期等。⑦《宋书》卷97《高句骊国传》。⑧《魏书》卷100《高句丽传》。⑨《晋书》卷124《慕容云载记》。⑩《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广开土王》十七年（408）春三月条。《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论曰》。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1页，第38-43、58-60、69-77页。苗威、孙炜冉：《高句丽小兽林王考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三国史记》卷41《金庾信传》。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张军：《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时期意识形态建构》，《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姜维公：《高句丽历史研究初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总第73本)2002年第3部分，第583-618页。[日本]板桥义三：《高句丽の地名かぅ高句丽语と朝鲜语·日本语との史的关系をさぐゐ》，转引自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罗新：《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载《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三国史记》卷37《地理志四·高句丽》。《三国史记·地理志》载：“遇王县，本高句丽皆伯县”。参见《三国史记》卷35《地理志二·新罗》。《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参见《三国志》卷30《魏书·夫余传》。《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烽上王》。[韩国]金龙善：《高句丽琉璃王考》，《历史学報》87，1980年。责任编辑：赵欣··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