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世纪之交的翻译与汉语：以严复为说 沈国威

KansaiUniversityhttp://kuir.jm.kansai-u.ac.jp/dspace/��Title19-20世�之交的翻�与��：以����Author(s)沈,国威Citation合璧西中̶�祝�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OpenHorizion:Es-saysinHonourofWolfgangKu-bin:294-311IssueDate2016-7URLhttp://hdl.handle.net/10112/10315Rights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本文はFLTRPの許諾を得て作成しています。TypeBookTextversionpublisher294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翻译与汉语：以严复为说沈国威不同语言的接触促生了翻译，边界地区、越境贸易是最原始的翻译场。翻译的初始形式是口口相移，就汉语而论，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才开启了中外文字层面的语言转换。尽管佛经以文字的形式显现，但如《翻译名义集自序》所云“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a以口述笔录为主要翻译方法的经文中留存了大量的口语因素。16世纪末开始的耶稣会士的译书，除了宗教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以外还涉及到了其他广阔的世俗领域；雍正禁教，汉译西书沉寂百年之后，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又推动了第三轮翻译潮。19世纪末，严复从传教士手中接过了翻译的旗帜，此时才最终改变了“西人口述，中人笔录”的翻译模式，开始了中国人的为中国读者的翻译。严复1895年开始译《天演论》，至1909年，严复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了其主要译作，而这十余年也是有史以来汉语词汇发生最急剧变化的时期。b翻译是两种语言的对峙和转换，影响翻译的有诸种因素。首先是译者，其次是读者的审美情趣和社会整体的知识水平；而最重要的影响因子是来自目的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异文化的体系性知识的翻译对语言的要求更为严格，这种语言之间的张力关系左右着翻译的成败。世纪之交的汉语如何承担此重任？就世纪之交的翻译群体而言，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非严复莫属。然而因典雅的译文a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1页。b王力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特别是一八九八年（戊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前后，“变法”的中心人物和一些开明人士曾经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一般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于是汉语词汇里需要增加大量的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学上的名词术语。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王力《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516页。）合璧西中.indd2942015/11/913:38:38295中外语言接触史名声鹊起的严复却对当时汉语的状况极为不满，他说“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c翻译的文本由词汇、句子形式（句型）、文章体裁（文体）三种语言要素构成，本文以严复为切入点，从上述三个方面讨论世纪之交的翻译与汉语的关系。一、关于译词严复说“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橥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d“名词”即用于翻译的词语，现在称为“译词”。译词传达新概念，是翻译的前提，对于译者而言，没有译词也就没有翻译；同时，译词必须意义明白，一目了然，不然读者无法理解。对于读者而言，译词是译文的落脚之处，不懂译词就读不懂译文。故译词的整备包括下面两方面的内容：一、建立中外文词汇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二、以 清单 安全隐患排查清单下载最新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下载程序清单下载家私清单下载送货清单下载 的形式将词汇体系的对应关系提供给语言社会。第二点即汉外辞典的编纂问题。翻译离不开辞典，16世纪末耶稣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为编纂辞典做准备，但是并未能实际刊行。e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Morrion,1782—1834）来华，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3卷6册的《字典》，开创了系统对译中外概念的先河。此后整整一个世纪，传教士的汉外辞典无一不在其影响之下。卢公明（J.Doolittle,1824—1880）著有《英华萃林韵府》（1872），其中收录了其他传教士编纂的术语集，这是他试图统合传教士创制的术语的努力；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科技书籍翻译的傅兰雅（J.Fryer,1839—1928）也编有数种术语集。尽管两人都高c严复：《政治讲义》，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册，1247页。d严复：《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严复集》第2册，277页。本文《严复集》不收，可参见沈国威编著：《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e有关情况请参见马西尼《早期の宣教師による言語政策：17世紀までの外国人の漢語学習における概況——音声、語彙、文法》，内田庆市·沈国威编《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日本：雄松堂，2007年17—30页；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当代语言学》第9卷2007年第2期97—116页。合璧西中.indd2952015/11/913:38:38296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声疾呼传教士们提供翻译过程中积累的译词，反馈中国社会，但效果并不显著。严复1895年开始翻译时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辞典。严复说“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f译词清单，即汉外辞典缺失的状况一直到《英华大辞典》（1908）的出版才逐渐有所改善。关于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情况可参照笔者编著的《近代英华华英辞典解题》（2011）及其他著述，本节主要讨论第一点，即建立中外文词汇体系之间对应关系的问题。汉语与主要外语之间建立词汇体系上的对应关系是翻译赖以成立的基础。这一言说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汉语与外语之间存在着词汇上一一对应的可能性，译者需要做的只是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其实，这只是一种信念。不同语言的词汇体系不可能一一对应，这是因为说不同语言的人用不同的视角切分世界，描写世界；说某种语言的社会只为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概念准备一个“词”，即加以词汇化，否则，则使用词组或短语的形式表达这些概念。人类一方面具有人类社会赖以存续的共同的基础概念（自然的和社会的），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民族、语言社会的不同，概念的词汇化又呈现出体系上的巨大差异。g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无论是高度文明社会使用的语言，还是原始部落的语言，都可以表达他们认为有必要表达的任何概念，故没有什么概念是不可移译（或表达）的，只是在移译（表达）的“单位”上有“词”与“非词”之别。实际上译者的任务只能是，一、找出概念等价物（translatedword或equivalent）；二、如果没有，创造一个。所谓的“等价物”可以是词，也可以是比词大的单位。有人认为真正的“等价物”是不存在的。笔者不取“不可翻译论”，认为在词这一级层次，我们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等价物。如同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一样，“词”有个体的一面，它带有个人发音、使用、联想上的区别，是parole；“词”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langue。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译词也是如此，在经过词汇体系的调整之后，等价关系是可以建立的。说不同语言的人是可以进行沟通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是以语词的可译性为前提的。如果既有语言成分中没有，或没有找到等价物，则需要另行准备。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说明法应对，即用句子、短语或词组进行说明；另一种是直接造新f严复：《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2年g例如“兄弟姐妹”在汉语中是单纯词，在英语中则不是。合璧西中.indd2962015/11/913:38:38297中外语言接触史的词。前者多见于双语词典，后者多见于译文。马礼逊的《字典》是从翻译《康熙字典》和《五车韵府》着手的，这是一个寻找中外概念等价物的过程。马礼逊马上发现，为数众多的概念在语词的层次无法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为此他采用了“格义”，即通过解释的方法给既有词语添加上外来的概念。在马礼逊的辞典中“新造词”还只是偶尔为之的权宜之计。纵观辞典编纂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由“非词”形式向“词”形式演进的倾向。h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i由此可知，严复遭遇了与编纂辞典的传教士们相同的问题，即用自语言中的词去对译外语中的概念时，常常“终嫌参差”，即无法建立严格的等义关系；二是在不存在可以移译外语概念的既有词语时，只能“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即造新词。在世纪之交，创制、使用新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严复却并不隐瞒、避讳自己造新词的行为，甚至颇有些沾沾自喜。他说：“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j笔者曾在前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详细讨论了日本兰学家、明治启蒙家，以及来华传教士的汉字译词创制活动。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此只选择具有显著汉语特征的问题，译词和词形（单双音节）的关系，加以讨论。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翻译科技书籍始于19世纪60年代，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傅兰雅曾专门著文，讨论科技术语的创制问题。傅氏提出的原则之一是“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而字数以少为妙”。字数最少的复合词是双音节词，尽管傅兰雅用新造字的方法命名化学元素取得了成功，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一般性术语应该采用复合词的形式。k转观严复的译词创造，继《天演论》出版之后，严复于1902年刊行了《原富》。《原富》出版后，梁启超立即在《新民丛报》上撰文加以推介。l梁的文章谈到了两点，即译词与文体。梁启超一方面批评严复译文的文体太过渊雅，另一方面，对严复的译词则赞赏有加。梁说“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h初期的翻译和辞典中，句子、说明性短语的数量总是多于单词，然后，句子、短语逐渐凝缩成译词。i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赫胥黎著：《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xii。j同上。k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34—136页。l梁启超：《介绍新著原富》，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23日，第101—115页。亦见《与梁启超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16—517页。相关论述亦参见沈国威：《从《天演论》到《原富》：以严复吴汝纶的信札为素材的考察》，《翻译史研究》，2013年，190—207页。合璧西中.indd2972015/11/913:38:38298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不易，后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但是梁启超唯独对严复的“计学”提出了质疑。m其理由之一是，“计学”的“计”是单音节名词，使用不便。例如日本的“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都无法改为“计问题、计世界、计革命”等。梁启超说就译词的音节数问题曾去信询问严复，还没有得到回复。对此，严复在后来的回信中写道：“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也没听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译名不必拘泥“单字双字”，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例如Economics，有时作名词用，有时作形容词用，不一定非译“计学”不可，这与“化学”有时可以译成“物质”，“几何”有时可以译成“形学”是同样的道理，“计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译成“财政、食货、国计”等，只要能表达意义就行。所以EconomicLaws可称“计学公例”，EconomicProblems可称“食货问题”，EconomicRevolution可称“货殖变革”。n仅就“计学”而言，“计学”的“学”是类名词（或称新词缀），有时会对复合词的词义产生影响。如“计学改革”是计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改革，还是所涉及的内容的改革并不确定（比较“经济改革”vs.“经济学改革”）。然而这里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作为汉语的语言单位需要有“伸缩性”，即“经”“经济”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这样在构成复合词时才能运用自如，例如：“经济改革”→“经改”。同时，又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汉语不接受“计问题、计世界、计革命”等三字形式。严复为了避免“计学”构成四字词组时可能产生的歧义，提议使用“食货问题、货殖变革”等形式。但是“经”＝“经济”的意义一致性，是由形态上的相似性保障的（都含有“经”），o而“计”与“财政、食货、国计”的对应由于没有形态相似性的支撑，不仅会增加记忆负担，还势必造成一事多名、一名多译的后果，徒增混乱，是必须防止的。与“计学”对峙的“经济”是来自日本的译名，严复对来自日本的双音节译名颇有微词：按宪法二字连用，古所无有。以吾国训诂言仲尼宪章文武，注家云宪章者近守具法。可知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pm相关论述参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170—179页。n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18页。严复的回信摘要登载在《新民丛报》第12期（1902年，壬寅三月）上。o对于这种韵律上的调整，笔者暂不将其称之为“形态变化”。参见王丽娟：《从“大批判”与“很大批判”的对立看单双音动词的句法功能》，《中国语学》，260号，2013年40—53页。p严复：《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238页。合璧西中.indd2982015/11/913:38:38299中外语言接触史不久，黄遵宪也加入了梁严二人的争论。q黄遵宪主要谈及了两个问题，即译名的创制和文章形式的改革。r对于译名创制，黄具体地提了以下几个方面：造新字、假借、附会、嗹语、还音、两合。黄认为解决译词问题“诚莫如造新字”，但是“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怕“坐之非圣无法之罪”，无人敢去尝试。s“附会、还音、两合”所讨论的是音译词问题。附会的方法是选择那些没有意义但是发音相近的字“而附会之”，即给予新的外来义；还音是对那些“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的词采用音译；两合则是用两个汉字的合音接近外语的发音。其中关于“嗹语”的议论值得格外注意。“嗹语”即创造复合词，黄遵宪所举的例子均采自佛典翻译。黄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嗹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单喻、兼喻”源于荀子。即黄遵宪认为复合词必须有语义上的动机：不“兼”则无法“喻”。而佛经中的某些“嗹语”和“喻”无关，故为“强凑”。t然而吴稚晖认为日本的新词译词并不一定是“强凑”：和训之字，本用假名。动状各词，大都不用汉文。用汉文者，惟双迭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耳（双迭之动状词，汉人q严复：《黄遵宪致严复书》，《严复集》第5册，1571—1573页。r关于文章体裁，黄遵宪主要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建议，如改行、使用括号、序号、图表，加注释等。但是同时针对严复“文界无革命”的主张，明确地指出：文体是需要改革的，“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图附表，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s高凤谦也说“十三经字数不过五千余。至许氏说文则九千余。流衍以及本朝之康熙字典。竟增至四万余。然则说文字典所采新字为经传所未见者。遽谓之非先王之法。言得乎”。（<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7期，1910年，79—80页）。关于造新字无法解决译词问题的论述，请参阅沈国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1期，121—134页。t所谓“强凑”是指汉语中的并列造词格，即由两个近义（同训）或反义的语素构成复合词。论者多注意到了意义的“精密性”，其实，并列格复合词中的语素并不都对词义的精密性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之所以要用两个语素并不是词义上的要求，而是韵律、词性转换（并列格复合词可以较容易的转变为体词）以及其他原因上的必须。并列词格是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具有很强的能产性。朱庆之在《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2）中详细讨论了佛经翻译中通过所谓的“同义连文”方式创造并列结构的双音节词的问题。合璧西中.indd2992015/11/913:38:39300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即此可见名词固不能专用单息拉勃矣息拉勃［＝音节，引用者］。而动状等词，亦未尝能止用单息拉勃也）。又日本新学词头，采用欧书者，近二十年之所增添，大都不喜译意，而用假名译音。u吴稚晖指出日语中的双音节词并不都是“掉文”（即严复的“于辞为赘”），“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吴还说汉语的名词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v同理，动词、形容词也不能只用单音节形式。但是吴氏并没有说明两者之间在韵律上是否有互相制约的关系。w几乎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指出：中日（实际上是严复的译词）译词创造上的重大不同之处是，“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所以译词的“精密”“则固创造者（如中国的严复等，引用者）之所不能逮”，“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x这样双音节化就成了追求“精密”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喻”与“不喻”的问题了。y1914年，胡以鲁在《庸言》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译名》，这是一篇讨论日制译词对汉语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的文章，z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述。aヒ胡以鲁（1888—1917），字仰曾，浙江省宁波定海人，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法政，获法学士学位；后入东京大学博言科攻语言学，获文学士学位；在日期间亦师从章炳麟。胡氏回国后，历任浙江高等学校教务长等教育行政方面的职务，1914年转入北京大学讲u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第101—103期，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473页。v严复也曾指出中国的字书“虽然其书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而吾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则于是有《佩文韵府》以济其穷。”《英华大辞典》序，1908年。收《严复集》第2册，253页。w现在我们知道两者的韵律节奏是互相制约的。参见冯胜利等的研究。冯胜利《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x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教育世界》第96号，1905年4月。收《王国维遗书》巻5《静安文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页97上—100下。标点为笔者所加。y笔者认为“喻”是概念的理解性问题，“精密”是语词的区别性问题。所谓“区别性”就是将一个词同其他词区别开来。“精密”常常被理解为对概念的精密描写（如王国维），其实近代以后活跃起来的双音节动词、形容词的近义词群大多情况下对描写的精密化没有贡献。例如，改良、改善、改进、改革；细小、微小、渺小等。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沈国威：《近代译词与汉语的双音节化演进：兼论留日学生胡以鲁的“汉语后天发展论”》，《日本学研究纪念文集——纪念黑龙江大学日语专业创立50周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6—38页。z胡以鲁：《论译名》，《庸言》杂志第25，26合刊号，1914年，1—20页。ヒ 沈国威：《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载《或问》第9期，2005年，103—112页。合璧西中.indd3002015/11/913:38:39301中外语言接触史授语言学课程，1917年英年早逝。在〈论译名〉中，胡以鲁指出：（十）彼方一词，而此无相当之词者，则并集数字以译之。此土故无之术名性以一词相傅会，不惟势有所难，为用亦必不给。况国语发展有多节之倾向。科学句度以一词为术语亦疐跛不便乎。例如“爱康诺米”（Economy）译为理财，固偏于财政之一部。计学之计字，独用亦病跛畸。不若生计便也。可见胡以鲁对单音节形式的科技术语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文章结尾，胡以鲁引用荀子所谓“参而成文，名之丽也”的观点，主张“无其名者骈集数字以成之”，即在沒有可资利用的固有语词时，以多音节复合词的形式创造译词。胡氏“国语发展有多节之倾向”的观点应该是关于双音节讨论的先声。严复说双音为“国家”，单音为“国”，视为等同，对译词的词形可能引起的表达上的限制，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注意。他在《穆勒名学》中仍大量使用单音节术语，如：“德property”“意concept”“觉percept”“识memory”“信belief”“原data”“委conclusion”“端term”“意feeling”“觉consciousness”“感sensation”“情emotion”“思thought”“健active”“顺passive”“志volitions”“为actions”“质matter”“敬devout”“鬼superstitious”“睿meditation”“品quality”“神mind”“形body”……。这些单音节的术语其后均遭淘汰。严复创造了大量的译词，遗憾的是现代汉语中只保留了3个：“乌托邦、图腾、逻辑”，其余都成为历史词汇，包括风靡一时的“天演”。其间的原因极多，而译词的词形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原因。二、关于句子形式所谓句子形式即语言结构的问题。具体地说，中文与英文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句子结构不同。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严复的意思是：对英文中的名词可以（例如使用关系代词等方式）随时（从后面跟进）进行解释，就如同汉语的夹注一样。所以西文的句子动辄数十个词，而汉语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句子形式。如果省略这些修饰成分，又怕翻译得不完全。严复从语言类型合璧西中.indd3012015/11/913:38:39302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的角度敏锐地感觉到了中英文句子结构的不同。语言类型学的知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SVO型的语言，修饰成分在被修饰成分的右侧（即后面）。这样，句子中的任何一个名词性成分都可以通过关系代词一类的小辞导入修饰成分，在记忆负担允许的情况下，句子可以无限延长。但是，同样作为SVO型语言的汉语则不具备这种结构上的可能性。古汉语的名词修饰结构，即定语形式极不发达（句子的延伸需要借助结构助词“的”，或文中回指呼应的形式。而结构助词“的”被用于正式的文章是五四前后的事）。abフ关于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佛经翻译过程中已经有零星指摘，例如释道安指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acヘ笔者不谙梵语，不知释道安具体何指。但所谓的“胡语尽倒”似乎是一个修辞性的语序问题。在梵语中，谓语和宾语，抑或其他成分，如状语、定语、时间场所等从句的顺序可以根据强调、对比焦点的不同，加以调整，而汉语的语序则较固定。故梵语通过语序调整实现的修辞效果，汉语却无法完成。汉语与英语在句型、句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体词的修饰成分的位置上。严复在《天演论》中频繁使用夹注，其中有知识解释性的，也有原文直译的。新版横排的《天演论》，或将夹注移到脚注中，或使用括号，缩小字体插入正文。但是汉语的夹注从本质上说是书面语的问题，无法通过语音加以表达。句子长度是与文体相关连的，文体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句子形式的可能性。当时的汉语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句子形式？如果说1895年当时，文章体裁尚有主观选择的回旋余地，那么句子形式上这种可供选择的余地则小得多。严复的《天演论》很大一部分使用了以四六骈文为基调的句式，这种结构对称的形式要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所以，译文的表达必然受到严格限制。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问题即当时的汉语所具有的表达上的可能性。句子短小，这一点极不利于对概念的严格定义。adホ严复对概念的界说是极为关心的，但是在《天演论》里定义文体没有得到解决。至《原富》严复不得不放弃了《天演论》式的文体，这又造成了他的另一种不满，自叹“文字则愈益フ 关于汉语欧化文体的研究，有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师范学院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等。但是均未论及定语修饰问题。ヘ 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主要是修辞角度的考虑。ホ 汉语翻译其他语文时也遇到了定语的问题，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词汇交流编”第一章。现代汉语的定语修饰功能有了改善，如使用介词“对”将宾语提前，用代动词“进行、加以”等使宾语可接受较长大的修饰成分等。合璧西中.indd3022015/11/913:38:39303中外语言接触史芜蔓，殆有欲罢不能”（详后）。三、关于文体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在译词和句子形式之后，严复意识到了文体的问题。“辞达而已”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语词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文体的问题。严复精通英语，对翻译内容也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把握。但是，当他一旦决定将英语的文本转换成汉语的文本时，他首先要面临译文采用何种文章体裁这一语言形式的问题。ae#1赫胥黎的两篇文章，一为讲演稿，一为帮助读者理解讲演内容的导读性文章。讲演稿的内容被认为更具专业性，故需要一个导言，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即便如此，讲演的内容也是可以通过口头语言表达的。而反观汉语当时还不存在演说体。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用一种被称之为“浅文理”的文体翻译圣经和其他传教文书，这种文体具有口头宣讲的可能性。但是自马礼逊始，传教士汉译圣经近百年，“浅文理”并没有成为一种能为士大夫所接受的文章体裁，而对新国语产生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还正在酝酿之中。af#2早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就曾经就译文的得失向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请教。ag#3吴汝纶在回信中对严复的译文提出意见说：“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ah#4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外国的文章中国化，效果并不见得好，佛经的翻译就非常重视异域的情调。吴的指摘与马礼逊、罗伯聃（R.Thom,1807—1846）等#1沈苏儒说“在他拿起《天演论》来翻译的时候，除了‘之乎者也’的古文以外，他还能有什么别的文字工具？”《论信达雅》收罗新璋编《翻译论集》，942页；而黄克武则指出：当1890至1900年代，严复从事翻译工作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一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一是从曾国藩（1811—1872）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湘乡派古文”，或称桐城派古文；一是刘鹗（1857—1909）、李伯元（1867—1906）、吴趼人（1867—1910）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1页。#2《时务报》于1896年秋创刊，为梁提供了新文体的试验场。#3吴汝纶不懂西文，也不懂西方科学，有助于严复的只能是文章的修辞，而这也正是严复所需要的。#4吴汝纶：《吴汝纶致严复书（二）》，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严复集》第5册，1560页。合璧西中.indd3032015/11/913:38:39304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传教士的文化适应的主张、实践有所不同。ai#5严复接受了吴汝纶的建议，对译文做了修改。他向吴汇报说：“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aj#6从这些往还的信函中可知晋唐佛经翻译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但是他们讨论的还只是一些翻译上的细节问题，并没有涉及文体，关于文体的认真思考最早见于《天演论》的“吴序”（戊戌孟夏）。ak#7在这篇序言中吴汝纶首先指出了“文”与“道”的关系：“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即中国古代圣贤的学说教诲，上等的道理高尚，文章完美；次一等的，道理稍有逊色，但文章可以使其长久流传。唯独那些文章不好的，其学说也就无法流传下来。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思维在当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吴接着写道“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吴将文章分为两类：“集录”和“撰著”，所谓“集录”就是篇章各自独立，不相连贯，《诗经》《尚书》是这一类书最早的作品；所谓“自著”，就文章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周易》《春秋》则是最早的例子。吴汝纶指出汉代多撰著，最有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和扬雄的《太玄》。前者模仿《春秋》，后者模仿《周易》。这两本书都是有一条主线，文章围绕主线展开。但是到了唐代中叶，韩愈推崇《诗经》《尚书》，社会的风尚变为喜好集录文体，宋代以后也是如此。所以唐宋多集录之文，集录的书多了，撰著的文体则不再多见，偶尔有一些，文采也不好，读者不喜欢。最近传入中国的西方书籍，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与汉代的撰著文体有相吻合的地方。吴汝纶似乎觉察到撰著更适合于“宏大叙事”；撰著文体的这一特点同时也与学术，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的体系性密切相关。吴指出撰著和集录在文章体裁上虽然不同，但归根结底是文章的功力。现在有人说，西方的学问都是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要想开启民智，最好的办法就是译书。可惜的是现在“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眼下的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既非“集录”也不是“撰著”，而是时文、公牍、说部，即八股文、官场公牍（例如樊增祥的判牍等）和小说逸闻、笔记、杂著之类，除此三种以外几乎无以为文。西书中虽然有很多新知识，但是时文、公牍、说部这样的文体无法胜任翻译西书的重任，也难以引起有知之士的阅读兴趣。#5内田庆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145—164页。#6《严复集》第3册，520页。严复致吴汝纶函，1897年11月9日（旧历十月十五日）。#7吴汝纶：《天演论》“吴序”，载《严复集》第5册，1317页。合璧西中.indd3042015/11/913:38:39305中外语言接触史吴汝纶指出汉晋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土的学问还没有衰落，那些有才能的人笔录口译者的翻译，口述笔录，两者互相切磋，所以译成的佛经自成一体。吴说：赫胥黎的学说和佛教有何种关系不得而知，但译成中文的赫胥黎要想比肩司马迁、扬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即使要和唐宋的文章并驾齐驱，也很不容易。严复正是目睹了传教士等译书的失败，认识到文体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受众层面的问题。他在《天演论》中采用了古雅的文体，即走了一条“雅驯”的路。严复通过他的译文不但传达了赫胥黎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介绍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使读焉者怵焉知变！”能触动读者的文章自然是好文章。吴汝纶在序言中对严复的译文赞赏有加：“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从文章的角度来看，严复的《天演论》获得了巨大成功，如鲁迅所说连“吴汝纶都也肯给他作序”。但是，吴汝纶在对严复的译文推崇备至的同时，又说“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al#8吴清醒地意识到了西方新学的内容、严复的译文形式、当时读者的阅读情趣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势必影响新知识的普及。在使时代的读者屈就传统的文体，还是使文体适应于时代的读者这一问题上，吴汝纶说“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指望大家都写桐城文，读桐城文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期待有人想出新办法来，这也是“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am#9万事都在进化中。《天演论》的雅训满足了当时受众的阅读情趣，但“建立一干，枝叶扶疏”的文体并没有完成。“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章，真的适合西方科学的宏大叙事吗？《天演论》脱稿前后严复已开始翻译《原富》了。这是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术语，而术语的大量使用势必影响到文体。《天演论》达旨式的译法显然行不通，an$0译文也难以再现《天演论》的“铿锵”节奏，这一切都使严复倍感困惑。早在1898年春，严复就已经陆续将《原富》的部分译稿寄给吴汝纶，并“数数致书”希望吴汝纶依然能象《天演论》那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吴也为严复“虚怀谦挹，懃懃下问，不自满假”的态度所打动。但是吴汝纶对《原富》这样的专业#8吴汝纶在给友人的信中还说“天演论亦拟排日付印。几道欲某代为销售，近日阅报者尚不能多，又阅者未必深通中国古学，不过略猎书史，得时务报已拍案惊奇，如几道之天演论，则恐‘大声不入俚耳’”。（答吕秋樵，戊戌正月廿日）《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181页。#9吴汝纶：《天演论》“吴序”，载《严复集》第5册，1319页。$0严复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载《严复集》第1册，第101页。合璧西中.indd3052015/11/913:38:39306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著作同样也是无能为力。吴汝纶于己亥年正月三十日（1899年3月11日）致函严复：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镵刻物态，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諈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ao$1自谓所能贡献的只是“字句间眇小得失”，是“愚心所识一孔之明”，仅供严复参考。然而吴汝纶笔锋一转突然写道“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故决计纠资石印，更为校勘记二卷，稍益于未闻，俟缮写再呈请是正。”《古文辞类纂》（1779刊）是桐城派古文重镇姚鼐所编的文章选集，吴在此提及似颇为唐突，但是如果和前引吴汝纶为《天演论》所作的序一起看，则不难了解吴汝纶的用心。吴汝纶认为《古文辞类纂》是集录类图书的最高峰，即使是西学式的宏大叙事，要靠此打好文辞上的基础。严复在收到吴汝纶信后一星期内就写了回信，言辞中似有误会。ap$2为了消除严复的误会，吴汝纶于二月廿三日（1899年4月3日）再次回复严复。aq$3从吴氏的回信中看，严复似乎从吴氏推崇《古文辞类纂》感觉到吴在暗示自己的译文没有达到吴所期待的水平，即不够“雅驯”。严复在二月七日致吴汝纶的信中对此辩解：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就是说，翻译西方的专业书籍不得不使用中国典籍中没有的新词和术语，然而这些新词术语被视为杜撰，影响译文的雅驯，实在难以两全。针对严复的误解，吴汝纶在二月廿三日的回信中解释道“以校读尊着《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1严复：《吴汝纶致严复书五》，载《严复集》第5册，1563页。$2严复的信不存，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吴的回信推测严复来信的内容。两人的信函往还的大致情况是：吴汝纶正月三十日致信严复，严复收到即于二月七日（1899.3.18）回复，收到严复信后吴稍作斟酌，于二月廿三日去函解释并回答严复的疑问。$3严复：《吴汝纶致严复书六》，载《严复集》第5册，1564页。本节以下吴氏的议论均引自本札。合璧西中.indd3062015/11/913:38:39307中外语言接触史书籍猥杂，多不足远行”。西学东传后，国人无暇阅读中国的历史典籍，“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对于严复在信中表示的困惑，吴汝纶一方面发表意见：“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但是，同时又说：“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吴氏承认词语的选择应该根据内容来决定，对严复使用新词表示理解。吴指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但是对于世纪之交的西学，“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吴谦逊地说自己“不通西文，不敢意定”，推测“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用其体似亦可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吴汝纶把《天演论》吴序中的“有待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认为移译西方的新知识应该积极地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但是，六朝译佛书时，之所以能够创新文体，是因为当时“中学未衰，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而“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19世纪末在西学的侵蚀下中学已是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加之文体的“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吴汝纶把新文体创建的希望寄于严复，说：“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然而仅靠严复的孤军奋战是无法挽回古文派的颓势的，在时务文体和日本新词的夹攻下，严译的命运亦不难预见。吴汝纶的鼓励及期冀似乎并未增强严复的信心，严复在1900年初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又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以前而论，则有似夙因；由后而云，则又有若定命者，先生以为何如？”最后恳请吴汝纶《原富》成书之后“一序又非大笔莫谁属矣。先生其勿辞。”ar$4《原富》书稿交印后，严复再次恳请吴汝纶为之作序，说“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as$5对严复来说，请私淑导师赐序远不是略表敬意的客套，只有吴汝纶的序言才能挽救他堕入俗境的译文。1902年《原富》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卷首有严复的“译事例言”，落款为1901年9月28日；接下来是吴汝纶的序言，落款为1901年12月。推辞再三的吴汝纶终于答应了$4严复：《与吴汝纶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22页。编者认为此信写于1900年1月29日。$5严复：《与吴汝纶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524页。编者认为此信写于1901年9月至12月之间。合璧西中.indd3072015/11/913:38:39308合璧西中——庆祝顾彬教授七十寿辰文集严复的请求，为之作序了。吴汝纶对桐城派文集的“不经意”的言及，使严复倍感压力，几乎要放弃《原富》的翻译了。然而严复最终完成了原著主要部分的翻译。如前所述，《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赞扬严复译词的同时，对严复的译文文体提出了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at$6自以为“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的译文竟被评者说成“太务渊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