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二章50年代、60年代小说任课教师：李洁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一、小说家的分化 “现代”的小说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其写作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 茅盾虽有过撰写长篇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却可能意识到在这一文学环境中实现的困难，而终于没有试图去实现。 沈从文 张恨水作为现代“通俗小说”(有时被批评家称为“旧小说”)的代表作家，他连同这种小说形态，在“十七年”中事实上已经“消亡”。 在50年代，张恨水转而用小说形式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美国。 徐訏也在1949年后去了香港。 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却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 废名(冯文炳)作为小说作家，也几被“忘却”: “写作热情我是有的，但写起来也有困难。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另外，我所掌握的语言，在汉语中是很美丽、很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 师陀等也不见有值得注意的作品问世。 另外一些小说家，开始了他们在取材、艺术方法、作品风格上的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 1952年春天，中国文联组织以巴金为组长的创作组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的生活，准备创作一批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巴金选择志愿军某团六连作为体验生活的地点。在七个多月生活中，他与战士吃住在一起，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巴金满怀激情创作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保卫和平的人们》、《明珠和玉姬》、《会见彭司令员》等作品。 后来，出版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 巴金：“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团圆》—《英雄儿女》 巴金原本还想创作一部中篇小说，一直未落笔。1961年，经过3年酝酿与创作，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在8月号上问世。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立即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成电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立即组成《团圆》创作班子，由武兆堤任导演，毛烽负责剧本的改编。武兆堤在此之前已经和苏里联合导演了著名影片《平原游击队》。毛烽曾在朝鲜战场上战斗3年，对志愿军生活很熟悉，时任总政文化部处长。他俩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本的灵魂。 经过20多天努力，《团圆》剧本完成，名字改为《英雄儿女》。 《英雄赞歌》由公木（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时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曾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作词，刘炽作曲。 刘炽以自己当年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种子，加以发展完成的。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做和声……” 张天翼（1906—1985），在50年代前期，主要从写儿童文学写作。 《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是当时很受少年欢迎的作品。 《宝葫芦的秘密》（1958年3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版） 少年王葆幻想坐享其成，渴望有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能够给他带来幸福。他终于如愿以偿了，但宝葫芦带给他的却是一连串的麻烦与苦恼。事实教育了王葆，最后他毅然抛弃了宝葫芦。 告诉青少年“劳动创造幸福”的道理。 艾芜1952年来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 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 沙汀的作品仍取材于四川农村生活，它们大部分收入《过渡》和《过渡集》这两个短篇集中。 丁玲、萧军、路翎等在50年代受挫，创作不能得到继续。 对于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周而复、马烽等来说，他们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但他们也遇到许多难题。二、小说体裁的状况 在小说体裁上，这一时期趋向于关注它的“两极”，即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中篇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不稳定的体裁，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没有受到重视。 从1949年到1965年，这期间发表的中篇小说，大约有四百余部。 较为知名的有《铁木前传》(孙犁)、《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来访者》(方纪)、《水滴石穿》(康濯)、《归家》(刘澍德)等不多的几部。* 造成中篇创作沉寂的原因。一是“先天不足”，在现代阶段就没充分发展。二是文体自身局限和一些人的文学观念偏狭造成(中篇既不如长篇容量那么大，全面充裕地去处理生活，又不象短篇那么快捷，能迅速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作出反映)。三是大型文学期刊的短缺。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 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 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 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这个时期，还有了“短篇小说作家”的概念。 被称为短篇小说作家的有赵树理、李准、马烽、王汶石、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林斤澜、唐克新、陆文夫等，尽管他们中有的也写过中、长篇。 从50年代初开始，对短篇小说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 如：1957年，《文艺报》组织短篇小说笔谈； 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以敏捷、迅速反映生活见长的短篇小说，也有对社会生活“整体”和历史“本质”揭示的可能： 它是“可以证明地层结构的悬崖峭壁，可以泄露春意的梅萼柳芽，可以暗示秋讯的最先飘落的梧桐一叶，可以说明太古生活的北京人的一颗臼齿……” 当代对于短篇的讨论，可能还包含着另外的意味。 一些更多地标举19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经验的作家(如茅盾、魏金枝等)，试图以这种经验，来推动中国小说观念和技巧的“现代化”。 对短篇的这种讨论，推动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短篇艺术重视剪裁构思的潮流，而出现越来越多的那种写“横断面”的“严格意义”的短篇。 不过，在“文革”前夕，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宣讲”式和故事性、通俗性的方面又得到强调。１.农村生活题材中，从土改到合作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村的一系列变革都是重要的主题，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土地改革后农民观念变化：马烽的《一架弹花机》和赵树理的《登记》农业合作化：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妇女解放：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和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写农村妇女由家庭走向社会、从奴隶到主人过程 缺点：这些农村小说一方面推崇现实主义方法，一方面真正意义的现实主义却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农村题材小说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也难以媲美。 ２.和农村现实题材相辉映，历史题材也有大的收获。代表作是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朱定《关连长》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长篇出版的数量大为增加，且出现了一批体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水准的作品。 这个阶段，常被当时和后来的批评家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或“高潮”)期。 长篇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重镇 １基本情况. （1）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是本时期最早的反映战争和革命历史的长篇。50年代初长篇小说的收获也基本在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取得。杨朔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三千里江山》、柳青反映解放战争的《铜墙铁壁》、孙犁反映抗日战争的《风云初记》比较突出。（2）.5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的收获当属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知侠《铁道游击队》。（3）.50年代后期-60年代的前期，由于大多数作家生活和艺术积累丰厚，加上创作环境相对稳定，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集中的收获期。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欧阳山的《三家巷》、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现实题材：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4）.60年代初因为日益扩大的阶级斗争而使长篇发展出现了停滞和危机。尤其是长篇《刘志丹》事件（大冤案）直接冲击，使长篇创作出现了全面滑坡。 赵树理的《三里湾》， 高云览的《小城春秋》， 曲波的《林海雪原》， 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 梁斌的《红旗谱》，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杨沫的《青春之歌》， 冯德英的《苦菜花》，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吴强的《红日》， 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冯志的《敌后武工队》， 刘流的《烈火金钢》， 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 草明的《乘风破浪》， 柳青的《创业史》，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姚雪垠的《李自成》， 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等。２．不可小觑的成绩 一是它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专业创作队伍。其中一个层面以赵树理、周立波等文学素养深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大都解放前就开始创作；另一个层面包括参加民主革命、积累大量生活素材的杨沫、杜鹏程、吴强等。 二是题材覆盖面广阔。其内容几乎覆盖了从辛亥革命到新国家建立的历史，俨然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演义，和近现代社会的形象发展史。 三是人物形象塑造成功。不少形象达到了“典型人物”高度。英雄人物有朱老忠、杨子荣、江姐、许云峰、林道静、梁生宝、李双双……性格复杂的“中间人物”有严志和、梁三老汉、赖大嫂、“常有理”“小腿疼”“吃不饱”。 四是手法多样。虽然都是现实主义范畴，但并不排斥各自的具体的叙事方式和角度。体现了现实主义总的创作原则支配下的不同艺术形态。三、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与现代乡土小说不同：农村小说强调政治运动和斗争；作家立场被要求与农民一致。 这时期农村小说艺术形态: 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 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 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 另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 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在50年代，文学界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代表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被人们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 他们创作形成了某些共同性： 一、地域的特征。 二、写作与农村的“实际工作”的关系。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赵树理（1906-1970） 山西沁水县人。 早在40年代就因《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的作品而蜚声延安文艺界。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和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改编为电影《花好月圆》）、《灵泉洞》等。 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文学立场，强调文学的功用性，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既宣讲党的政策又反映农民现实问题的双重功能。 但这两种身份、双重功能之间事实上并非如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契合无间，两者之间常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他1949年后的创作渐显拘束、枯涩。 孙犁谈到这时期赵树理的小说： 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三里湾》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登记》为配合新婚姻法的颁布而作。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共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婚姻法最新的司法解释。*《“锻炼锻炼”》（1958） 1958年，“大跃进”运动。 彭德怀元帅从农村收集的民歌有这样的歌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 1959，赵树理写了《公社应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 1962年，“大连会议”上，赵树理：“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 《“锻炼锻炼”》中出现话语层面与故事层面里的两种事实。 “到底谁需要锻炼”？ （1）叙述人视点（话语层面）来看： “争先农业社”中农出身的老社长王聚海认为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还需要“锻炼锻炼”， 而杨小四等人却趁老社长外出的机会想办法整治了好吃懒做、损人利己的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等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 由此揭露出中农干部“和事老”似的工作作风和群众中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旧思想。 （２）人物视点（故事层面）来看： 年轻的副社长杨小四等人面对社员们因工分太低、有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的消极怠工，采用“坦白交待”“干脆送法院”等粗暴、专横的办法强迫社员完成生产任务。 （３）性别视角来看： 故事涉及的落后社员都是农村妇女。 国家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这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匮乏，同时也是为妇女提供一个由家庭模式走向社会模式从而获得“解放”的途径。 但作品中参加劳动与其说是“翻身”“解放”，不如说是强制性的劳作，故事中除了几个女干部，大部分妇女都在想方设法逃避集体劳动。 故事的最后，“吃不饱”、“小腿疼”等人并没有被教育、改造过来，而只是被迫就范。 赵树理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尽管他仍然被重视，但由于他的作品不直接表现激烈的阶级冲突，也无突出的英雄人物，更多的是表现伦理化日常化的农村新旧意识之间的冲突，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始终没有能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核心。 “大跃进”期间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当时农村严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他拒不认错。 随着政治氛围的日益恶化，他也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关于赵树理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史” 1946年，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 先抑后扬 塑造了一个外表古怪让人难以接近，但熟悉业务、懂得技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水利局田副局长的形象。 西戎《赖大嫂》２、李准（1928-2000） 蒙古族，河南孟津人。 编剧、小说家，本姓木华梨，后简化成李，原名李铁生，后改名李凖。 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1952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车轮的辙印》，电影文学剧本《李双双》、《老兵新传》、《牧马人》、《清凉寺的钟声》等。 《黄河东流去》，上集1978年，下集1984年，北京出版社初版。《不能走那条路》 敏锐反映了“土改”后农村出现的土地买卖和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现象。 小说写的是农民张栓因为做小买卖，“捣腾牲口”，欠下了账，想卖掉土改时分的土地，“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而村里的另一个农民宋老定，土改之后攒了点钱，想买下这块地为后代置业，后来在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的劝说下，放弃了买地的念头，而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张栓，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从《李双双小传》到《李双双》 小说《李双双小传》（1960） 电影《李双双》，鲁韧导演，张瑞芳和仲星火主演。 从小说到电影，作品的故事情节与思想内涵都有很大的改变。 原小说只是一部应时的歌颂农村“大跃进”中妇女办公共食堂的故事。 准备拍摄电影时，农村办食堂的政策已经破产，原小说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家自己解释说：“这个主题上还蕴蓄着更加重大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中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从写人出发、从写性格冲突出发，把这两个人换到什么地方都可以。” 电影的中心事件改写成农村如何发挥妇女劳动力，正确开展评工记分问题。 这部影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艺术的隐形结构，即来自民间的表演艺术模式。 《李双双》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特别是干部的自私自利作斗争，这就是这部影片在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动的艺术力量。 《李双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二人”对戏的模式，即一个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的旦角和一个自私胆小、好心善良、趣味横生的丑角所展开的性格冲突的轻喜剧。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它植根于民间文化，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三市一盟。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皮金滚灯》，又名《皮金顶灯》、《祭棒槌》，川剧灯戏之一，是川剧小丑剧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川剧中久负盛名的独门绝活。“滚灯”语言诙谐，不拘一格。书生皮金迷恋赌博，其妻怒其不争，训练出“滚灯”这一技巧，推动情节的发展，处处令人捧腹。滚灯与变脸、吐火并称川剧三大绝活。* 《李双双》的性格冲突，正是喜旺（丑）低而李双双（旦）高，喜旺围着李双双转，喜旺尽管在每一场冲突中都输于李双双，还是不断夸耀李双双的好处，直到最后亮出“先结婚，后恋爱”的包袱底，暗示了剧情所推动的二人冲突，其实是一种男女相恋爱的过程。 剧情线索： “夫妻打架”→“双双荐夫”→“约法三章”→“喜旺出走”→“双双迎夫”→“再次出走”→“夫妻和好”。 《李双双》的人物性格的喜剧性也来自民间。 《黄河东流去》，以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原，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四十四县，一千多万人遭灾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人民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经历的深重灾难和可歌可泣的斗争。 1985年小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四、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 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小城春秋》、《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苦菜花》、《三家巷》、《红岩》等。 短篇小说方面，有《山地回忆》、《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费》、《三月雪》、《万妞》等。 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 一方面，能够使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极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 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 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 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 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 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 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 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1、《红岩》的写作方式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多次重印，累计达四百万册。 到80年代，共印行二十多次，发行八百多万册，可以说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 改编为歌剧《江姐》、 电影《烈火中永生》(水华导演、赵丹主演） 《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和刘德彬等，是书中所描写的事件的亲历者。 50年代，他们着手搜集、寻访死难者的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并在重庆、成都等地作过上百次的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讲述革命者的英勇和敌人的残暴。 1956年底，他们把口述的材料加以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整理，出版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1958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建议罗广斌等将这一题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加以表现。 第二稿由于“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而没能成功。 重庆市文联组织讨论会，邀请各方面人士为小说的写作“献计献策”。 1960年6月，罗、杨二人到北京听取出版社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在京参观学习后觉得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时代特征，有了深入的认识。 “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找到了明朗的色彩，找到了小说的主导思想，人物也就从而变得更崇高、更伟大了”。1961年3月完成第三稿。 1961年6月，完成了第四稿，8月，作了最后一次的修改。 《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红岩》以对“革命”的更具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时间的“本质”的讲述。 小说的主要篇幅放在狱中斗争上，但同时也涉及中共在城市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并组织了表现四川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的另一条线索。 革命者(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 敌人(徐鹏飞等) 两个政治集团、两种人生道路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 “共产主义教科书”2、“革命通俗小说” “革命通俗小说”（或“革命英雄传奇”）是50年代中前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类型， 主要包括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等作品， 由于多以传统小说的手法来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深受读者欢迎。《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1918—1991） 该小说曾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搬上银幕、电视荧屏和舞台，还有连环画等。 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赵明导演。 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曲波（1923—2002） 山东省胶东半岛黄县人，一九二三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当过染匠，失业归家。曲波只念过五年半小学，十三岁失学，在家务农和樵采。他少年时代曾熟读《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及其他古典文学作品。 一九三八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九四九年转入工业建设战线先后在工厂、设计院及工业管理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五五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该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先后完成了《山呼海啸》《桥隆飙》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热处理》《争吵》和散文《散观平武》等。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曲波在北京病故。飙[biāo]*曲波的《林海雪原》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影响极大，出版后不到一年就销售了50万册。 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方式、情节与叙事节奏的章回小说痕迹、使用大量“巧合”造成的传奇效果、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等等，都再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风采。 对中国传统小说母题的借用和改造： “英雄”——侠义小说（血债与报恩复仇） 少剑波、杨子荣 “儿女”——才子佳人小说 白茹、少剑波 “鬼神”——神魔小说（神魔斗法） “神化”的解放军战士、“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3、另一种记忆 孙犁、茹志娟、刘真等对革命历史的讲述，是不同的另一种方式。 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一种个人的抒情性的特征。孙犁（1913—2002） 原名孙树勋，河北衡水安平人，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孙犁”是他参加抗日战争后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晋察冀地区的报社任编辑，学校教员。 50年代以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历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孙犁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传统，培养了刘绍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业余文学创作骨干，被誉为“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等。 小说主要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正月》，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 1956年因重病辍笔。1977年后，写有大量散文、评论。 “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2003年7月，孙犁纪念馆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荷花大观园落成，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一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荷花淀》、《山地回忆》等：多是回忆追忆之作；女性形象突出；风格清新柔美。 《铁木前传》（1955）：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奏，但实际突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情感的变化。 《风云初记》（1951—1962）：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用诗写的小说”，有抒情风格，色调明快；成功的女性人物刻画。荷花淀派 以孙犁为代表，由他的《荷花淀》而得名。主要成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 他们的创作特征： 一是对河北农村生活的诗意描绘； 二是善于从日常生活叙述中表现美的意蕴，表现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的人性美，具有欢乐、明朗的格调； 三是善于刻画农村青年妇女的形象。 “荷花淀派”的作品，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心理刻划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 在五六十年代，小说由于强调典型环境和人物的创造，提倡“正面描写时代的巨大斗争生活”，孙犁的这种抒情的、散文化的小说，不能获得较高的评价。茹志鹃（1925-1998） 茹志鹃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 短小精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 茹志鹃小说的特性首先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视阈。 《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 “写什么”？ “妇女翻身”的故事 茹志鹃的叙事更多地从女性内部的视点，即深入人物内心甚至潜意识领域来展现这场“解放”运动给她们带来的变化。《百合花》 这部短篇小说中女性的视阈主要表现在“怎么写”层面上。 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情深意浓，呈现出当时的战争题材作品所罕见的清新、隽永的风貌。电影《百合花》海报 小说的审美追求与作品写作的年代有关。 写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所造成的恶劣的人际关系使作者非常苦恼。 “每天晚上无不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 “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的艺术追求与茹志娟的身世也不无关系。 她少年时住过孤儿院， 18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此后她便将“革命队伍”看成自己的家，因此对“革命队伍”中人事的追忆在她便是一种家园的记忆。 《百合花》的不合时宜和曲折遭遇。 一再遭到退稿，“感情阴暗，不能发表”。 《延河》发表。 茅盾称赞：“清新、俊逸”。 《百合花》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 作家的创作目的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 在当时提倡写“英雄人物”的战争文化背景下，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或者说是不把他们当作“英雄人物”来写，这是与她对“英雄”艺术形象的认识直接相关。 由于作家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 小说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小说叙事人“我”。 小说在叙事上采用的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 小通讯员与“我”和新媳妇两位女性的关系。 战争爆发前，“我”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由此引出小通讯员的护送。他是个刚参军一年，只有十九岁的农村青年，质朴憨厚、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的交往。 小通讯员完成了任务（护送“我”与借被子）后要回团部，他对这次与女性接触的经历充满兴奋和感激。作家这样写道： 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了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 新媳妇的出场自然而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的对比： 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 最后新媳妇从众多的伤员中一眼就看见那个露着的大洞时的表现： 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完全消失了，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她低着头，正一针一线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 作品高潮：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要动手揭掉小通讯员身上那床被子时，新媳妇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 她“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气汹汹的嚷了半句”，然后，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作者正是通过这条精心设计和挑选的有着“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终完成了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赞歌。叙事策略： 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 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 含蓄优美 《百合花》结尾： “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共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婚姻法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废止。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婚姻法最新的司法解释。**二人转，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东北地方戏等。它植根于民间文化，属走唱类曲艺，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三市一盟。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一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皮金滚灯》，又名《皮金顶灯》、《祭棒槌》，川剧灯戏之一，是川剧小丑剧中的经典之作，也是川剧中久负盛名的独门绝活。“滚灯”语言诙谐，不拘一格。书生皮金迷恋赌博，其妻怒其不争，训练出“滚灯”这一技巧，推动情节的发展，处处令人捧腹。滚灯与变脸、吐火并称川剧三大绝活。*飙[biāo]**孙犁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持青年作者的传统，培养了刘绍棠等大批知名作家和业余文学创作骨干，被誉为“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