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社会学研究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两个个案的比较* 应 星 提要：本文从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情感体现方式——“气场”的概念 着手，通过对西南地区两个个案的比较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一种特殊 的集体行动类型的发生机制。本文先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概念的辨析，然后 从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气场”的六层分布与此类事件发生之间的关联，并在 最后提出如何把握预防和处置这类事件的关键之处。 关键词：气场 群体性事件 情感 分层 情境动员 一 1990 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 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 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察这些社会 矛盾的信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近十多年来，群体 性事件表现出了数量扩大、规模增加、行为激烈、诱发点多、涉及面 广、对抗性强等特点。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群体性事件从 1993 年的 1 万起增加到 2004 年的 7.4 万起，年平均增长 17%；参与人数由 73 万多人增加到 376 万多人，年平均增长 12%；其中，百人以上参与 的由 1400 起增加到 7000 多起。2005 年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一度下 降，但从 2006 年起又上升到 6 万多起，到 2007 年达到了 8 万多起， 而在 2008 年间更爆发了一些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王东进等，2004； 李培林等，2008）。由于多种原因，学界以往对群体性事件所进行的 专门、深入的理论研究甚少。而今，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既提出了 *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多元解决机制研究”（07BSH039）和乐施会资 助项目（CHR-94655-01-0609A-S）的阶段性成果。 1 社会学研究 加强相关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也提供了从现实案例剖析出发构建理论 的可能性。 我在以往对集体上访和抗争性聚集①的研究中曾提出应将它们与 群体性事件区分开来（应星，2007a；2007b）。尽管这三种形式都可以 被看成是宽泛意义上的集体行动，②尽管无论是集体上访还是抗争性 聚集，与群体性事件之间都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关注它 们之间的断点，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独特的发生机制，这既能使我们 在理论上真正丰富集体行动的研究范式，也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有的 放矢地建立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制。但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报道和研究都没有作这样的区分（例如陈晋 胜，2004；周保刚，2008）。为此，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特作如下 的界定：它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 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 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 消极影响。显然，群体性事件不同于维权行动的特点在于，它具有较 强的自发性、暴力性与违法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群体性事件与其他相关概念作一简要辨析。 群体性事件不同于革命、叛乱或暴动的特点在于，它尽管是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外的 群体政治行动，但并不旨在挑战社会基本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而是由 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它不同于团伙犯罪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以哄抢 财物、破坏秩序、伤害人身为直接目的的刑事犯罪，而是有着带有某 种合理性的行动渊源或背景，违法犯罪行为只是这种行动的“派生”后 果。它不同于群体械斗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民间的群体性纠纷，不是 纯粹的治安性案件，而是群众把目标指向政府、企事业或社会其他管 理者、由利益纠纷引发而又具有某种政治性质的群体行动。 ① 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 gatherings）原出自蒂利（Tilly，1978：275）的概念。它原是指十人 以上作为某个群体的代表，聚集在政府门外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但蒂利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并 没有区分这种聚集过程是否出现了暴力行为。我后来对这个概念作了新的定义：十人以上的群 体代表用较为理性、节制的方式聚集在政府门外或其他重要场合表达诉求的方式（应星， 2007b）。 ② 王国勤（2007）在梳理“集体行动”研究中的的概念谱系后，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基于利 益表达的集体行动”是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框架。笔者部分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可以用“集体行动” 来统摄相关的概念，但前面不宜加上“基于利益表达的”限定，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概念才具有 更大的包容性。在“集体行动”这个概念框架下，包括如下子概念：（1）群体性骚乱事件，或西 方学界常用的集体行为；（2）集体上访、抗争性聚集（包括伴随有集体上访或抗争性聚集的群 体性诉讼），它们可被统称为维权行动，或西方学界常用的社会运动；（3）反叛或革命。西方 学界有时又把反叛、革命与社会运动整合为“集体抗争”这个概念（麦克亚当等，2006）。 2 社会学研究 可以说，群众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背 景，行为违法是它的客观后果，但它真正的驱动力却在于情感 (emotion)。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定义的群体性事件与布鲁默（Blumer， 1946）、斯梅尔塞（Smelser，1962）意义上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比较接近。 布鲁默、斯梅尔塞以及更早的勒庞（2007）都是西方早期集体行 为和社会运动理论中情感论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斯梅尔塞提出的加值 理论（Value-added Theory）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情感论范式。但自资源 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兴起后，情感论因其看待社会运动整个过程 的非理性和病态性而几乎完全被抛弃。近年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开 始重新把情感视角带回来。不过，与早年的情感理论不同的是，当代 西方学界对社会运动中的情感的研究特点在于：情感不再是被看作纯 粹的生理范畴，而是更多地被看作文化范畴。也就是说，情感并非只 是个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更多具有社会的建构特性；情感并非是排斥 认知的，而是可以学习的；情感与理性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Jasper，1997，1998；Aminzade et al.，2001；Goodwin et al.2001）。 西方学界早期情感论与当代情感论各有利弊。早期情感论的力量 在于较为精妙地展示了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心理作用机制，斯梅尔塞 更把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斯梅 尔塞理论的不足在于：过于扩大了这种理论的适用边界，又简单排斥 了理性在其中的作用，也忽略了情感的文化特质。当代情感论的力量 在于抓到了情感的文化属性，并看到了情感与理性的相通之处。但这 种范式同样扩大了理论的适用边界，只不过与斯梅尔斯用集体行为来 统合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做法正好相反，它是用社会运动和革命来统合 集体行为。而且，这种范式常常只是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 及其表现，却疏于分析情感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心理机制。有 批评者就指出，西方学者近期强调情感的文化属性固然是一个进步， 但其对情感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反而不如早期。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都会表现出某些情感，但这些情感性行为是否会在运动中起主导作 用，则取决于该运动的结构条件。比如，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在威权 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展更有可能受情感而非理性的主导。但是，当 代情感论却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赵鼎新，2006：71-72）。 3 社会学研究 要推进对集体行动中的情感的研究，就需要把情感放置在具体的 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正因为此，本文试图从中国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情 感体现方式——“气场”的概念，来着手研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这既是为了摆脱当前学界盛行的利益主导模式，也是为了防止直接搬 用西方学界的情感模式。 本文采取个案比较方法。关于群体性事件，可以作多种分类（参 见周保刚，2008）。但由于情感/利益之别是我们所关心的集体行动的 动因差别，所以，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分类是以非利益相关者为主体 的群体性事件与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所选取的两 个个案就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它们都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沿江地 区，都与水库移民问题有关，其中一个案例是 2004 年发生在C区的 “10·18 事件”，另一个是 2006 年发生在Z镇的“3·21 事件”。这两个案例 的材料基于我近几年所作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① 二 我们先简述这两个事件的基本过程，然后再来作对比研究。 （一）C区“10·18事件” C 区是国家一个大型水库工程的移民聚集区。红光路位于该区的 商业区，人流量很大，距离区政府办公大楼仅 300 米左右。赵力宗是 C 区一个水果批发市场的临时工。2004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 时许，一 个叫李承奎的农民工在途经红光路时，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后行走的 赵力宗妻子。赵妻上前打了他一耳光，赵力宗也冲上前去，将他的扁 担夺过来，朝他的腿猛打。赵力宗边打边说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 事，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 20 万要李承奎的命。赵妻也说自 己家里很有钱，围观的民众谁要来帮打李承奎的耳光，一记耳光她可 以给 20 元。此刻，在场有不少群众表露出不满，大家说：“凭什么为 这么一点小事毒打人家？更何况他已经道歉！”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 人们开始传说赵力宗的身份是区国土局的副局长，他因一个小小的身 体碰撞，竟然用扁担打断了一个农民工的腿，大家应该出来为弱者打 ① 遵照研究惯例，本文在这两个案例中所涉及的所有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 4 社会学研究 抱不平。 当地派出所赶到事发现场时，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围观的群众 已是人山人海，且义愤填膺。民警来现场后，向双方简单询问了事情 的基本经过，然后说要将三个当事者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这时有人 说“天下当官的是一家，‘棒棒’（当地人对进城农民工的称呼）被打是 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在场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启动。而警察未能有 效地劝阻群众，致使警民对峙了三个小时左右。这时围观人群已增至 数千人，传言中更增加了官官相护的内容。区政府后来派来一位副区 长向围观群众表明，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置此事，不会包庇任何人，并 劝说围观群众离开。下午 5 点左右，三个当事人最终被民警带离了现 场，但围观群众并没有散去。 在尚未出现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区政府为防止意外，开始调来 大批警力。大批警察的出现使现场的气氛更显紧张，各种传言继续扩 散，传言这时又增加了政府派警察前来镇压打抱不平的群众的内容。 这最终让群众的不满情绪突破了火山口，喷涌而出。下午 6 点，群众 砸烂烧毁一辆警车后，开始向几百米之外的区政府大楼集结。区政府 大楼门前的广场能容纳几万民众。晚上 8 点左右，到区政府门前聚集 的群众已达 7、8 千人，不断有人高喊着“交出凶手”、“严惩凶手”、“打 倒官僚”等口号。开始时政府派出数十名官员，站在政府大楼门前的平 台上维持秩序，用喇叭向民众喊话，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劝说大家离 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群众不但没有退 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被砸伤的官员只得退 进大楼，局面进一步失控。晚上 9 点左右，政府大楼门外的十余辆警 车、政府公务车被放火焚烧，人群开始冲上原来官员停留的平台。防 暴警察几度从政府大楼里冲出来，欲将民众从平台上清退。而一些失 去理性的群众投掷石块将警察砸伤，还砸毁了政府大楼的玻璃大门， 并砸坏了大楼内的十几间办公室。警民对立情绪不断激化，冲突不断 扩大。警方后来使用催泪瓦斯等强制手段最终将冲入大楼的人群强行 驱赶出来。 19 日凌晨，一个副区长代表区委、区政府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再 度表明政府一定会查明真相、依法严惩肇事者。之后，围观民众开始 逐渐离开现场。此后，一些积极参加打砸抢的人受到了刑事追究。 5 社会学研究 （二）Z镇“3·21事件” Z 镇位于西南一个著名的河流——小江边上，当地沿江村民生活 相当富裕。2004 年，小江边上将建水电站的消息让全镇及周边的村民 寝食不安。他们多数人都担心现有的生活质量会因移民而下降，因而 不愿搬迁。于是，以镇上一个读过大专的居民——周孝忠为首的一批 草根行动者积极投入了反水坝的动员工作。他们组织了 7000 人的反 坝签名，在 Z 镇和周边乡镇散发和张贴反坝材料，组织以眷恋家乡为 主题的文艺演出（参见应星，2007a）。但政府方面几年来对村民的反 坝呼声一直没有做出正面的反应。Z 镇的村民们就在焦虑不安中过去 了两年。 2006 年 3 月 21 日中午，受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某勘测设计 院派了 7 名技术人员偷偷到小江边上的山坡作测量，为制订大坝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作前期准备，结果被 Z 镇村民发现。蜂拥而至的 3000 名群众在山坡 上将技术人员团团围住，要求说明真相。当村民质问技术人员是谁派 他们来、他们有什么权利来测量时，一个技术人员的口气很大，对村 民说“你们别狂，你们很快就得搬家了，还是自己先去乖乖地找落脚的 地方吧。”这下激怒了村民们。在情绪激烈的推搡中，一个技术人员受 了轻微伤。当时有一个近两年跟随周孝忠作反坝动员的积极分子也在 现场。他看局面有些失控，想要出来劝阻，但群众此时根本听不进劝 阻。 下午，县政府一个副县长带着县政府工作组赶到现场。这个副县 长一来就训斥群众：“把你们江边人喂肥了，不听话了？”结果他这话 激怒了众人，众人要去追打他。副县长情急之下，居然被逼得跳到了 江里，后来被当地的派出所长救了上来。僵持到晚上，一个副州长带 领的州政府工作组赶到了。这个副州长看到有技术人员受伤，就对激 愤的群众提出说，他本人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受伤 的技术人员。他的这番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同意把受伤的人 质送往医院，其余的技术人员到当地派出所去睡觉，而副州长则留在 镇政府被扣为人质。 22 日，群众把主战场转移到 Z 镇镇政府。周边乡镇的村民在“Z 镇私车协会”组织的私车的运送下，源源不断地赶来。有人居然身上绑 了炸药包，威胁说是要与当官的同归于尽。因为担心再次激怒群众， 一位副省长要求州县政府暂时不得动用警察。州县工作组不断做工 作，希望能与群众达成妥协。此时的群众群龙无首，七嘴八舌，但强 6 社会学研究 硬的声音一直占据了主流，坚持要政府答应放弃建坝方案。但政府工 作组在这一点上迟迟不能给予答复。县里派了许多出身 Z 镇的干部回 来劝说群众。但正因为这些干部与在场群众的亲缘关系，他们并不愿 意去力劝，有些干部甚至躲回老家不再露面。 23 日，聚集在 Z 镇的人群已超过万人，镇政府办公楼的玻璃和镇 党委的牌子都被砸了，镇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 大，当天晚上，在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指示后，工作组发布了四点公告， 其中明确提出：如果遭到江边多数百姓的反对的话，小江水电站就不 会立项开工的。此时，如果群众再不散去的话，政府就准备出动警力 来强行驱赶了。所幸群众对政府答应的这个条件已经感到基本满足， 遂陆续散去，避免了流血冲突的发生。 事件刚发生时，周孝忠并不知道。他在第一天傍晚知道后，担心 政府今后指责他是幕后黑手，就决定第二天特意出县避风。不过，他 外出前，让另一个有县人大代表身份的反坝积极分子——阿发——在 现场尽可能地控制一下局面。阿发第二天积极联系镇上的私车协会， 将周边的群众运到 Z 镇上来；到第三天晚上政府公告出来后，他又帮 助政府将群众劝回家去。事后阿发和所有参与事件的群众都没有被追 究责任。 三 我在分析维权行动时曾指出：“气”是中国人追求承认和尊严、抗 拒蔑视和羞辱的情感驱动，而草根行动者是“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释 放、升发和调控的主导因素（应星，2007b）。尽管群体性事件的驱动 力也与“气”有关，但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的，我把这种无主 之“气”称为“气场”。所谓“气场”指的是由未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 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我先在这一节分析“气场” 的层级推进过程，在下一节再从类型的角度分析“气场”的不同构造。 通过仔细分析上述案例，并结合对其他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我按 照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把“气场”分为六个层面。 第一层为结构问题层。这是指由结构性利益失衡造成、弥散在事 发地区的“气”。失衡与弥散是这层“气”的基本特征。在一个牵连广泛、 影响深远、关系复杂的社会大转型中，出现较为普遍的利益失衡问题， 7 社会学研究 这本来不足为奇。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目前在市场转型中 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充分的利益诉求机制，同时也还缺乏建设“安全阀” 制度（科塞，1989）的敏感性。许多基层政府习惯于用高压手段来处 理利益纷争。利益受到损失或威胁的一些底层群体不仅实际利益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心中的怨气还无从发泄，造成心理严重失衡， 官民对立的情绪较为普遍。威权体制这种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利益冲突 和心理对抗常常难以通过制度化、理性化的方式来化解。很多情况下， 底层的不满一方面在高压下遭到压抑，另一方面却又正是在高压下得 到积累、强化和扩散，并在寻求着以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 时机。 在C区的“10·18 事件”中，结构问题层的两个特征隐没在具体的事 件背后，我们需要作一些延伸分析才能看清楚。C区是国家一个大型 水库工程的移民重镇之一。国家对这个工程的移民给予了空前的重 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移民的各个环节都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 但是，这个移民工程在长达十多年的移民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比如，库区产业的空心化在移民城区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 题。由于库区原有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投资环境也很不理想，在关 停了一大批效益差的企业后，扶强壮大一批骨干企业的产业规划始终 无法落实，库区的县域经济全面萎缩。在C区，下岗失业职工数量庞 大，城镇居民生活困难。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企业迁建和改制的机 会让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了自己的腰包，一些基层政府也在城镇搬 迁、房屋修建和居民“门面户”①的复建上与民争利，个别官员甚至弄 虚作假、贪污挪用移民公款，这使移民的相对剥夺感甚强，对政府存 在不少怨气。然而，由于水库移民问题的敏感性，库区政府在保持社 会稳定上有很大压力，移民采用集体上访这种正当的利益表达渠道常 常遭到基层政府的强力打压，移民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弥散在 民间的怨气、官民对立的情绪在一天天地积累。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结构问题层的这两个特征表现得很明 显。Z 镇沿江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人们生活富裕，史上有所谓“世外 桃源”的美称。政府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修建的小江水电站势必会对 Z 镇村民的生活 质量和生存环境带来诸多巨大的消极影响。村民不愿搬迁的心情是可 以理解的。村民在草根行动者周孝忠的带领下采取了多种温和的、节 ① 所谓“门面户”，是指用临街的房屋做小生意维生的城镇居民。在水库移民的城镇迁建中，对原 来的门面户是否补偿其临街的房屋，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8 社会学研究 制的表达自己反坝意愿的行动。但是政府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在其 建坝计划已遭到村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始终未对村民进行正面的反 应、积极的疏导和耐心的劝服。村民对政府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非常 不满，而这种不满之气平常又缺乏正当释放的渠道。 第二层为道德震撼层。这是指某些具有“道德震撼”性质的触发事 件将“气”从弥散状态转入凝聚状态。我们这里所用的“道德震撼” （moral shocks）一词是美国学者贾斯柏（Jasper，1995，1998）提出 来的，它指的是在社会运动刚开始时，一个未曾料想的事件发生或一 个未曾料想的信息被公布，引起了人们的道德愤怒，从而使人们倾向 于参加集体行动，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进行动员。值得注意的是，贾 斯柏所谓“道德震撼”与麦克亚当（McAdam，1982）所谓“认知解放” （cognitive liberation）是不同的。“认知解放”是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 的转变，是在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的意识转变。而“道德震 撼”强调的是一种令人震惊或眩晕的景象使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的 道德情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并由此焕发出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热 情。 在 C 区的“10·18 事件”中，自称公务员的赵力宗及其妻子对农民 工李承奎的无理毒打就构成一个道德震撼事件。如前所述，在 C 区本 已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民对立态势，但群众却缺乏正当化的出气渠道。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自称公务员的人口出“可以拿钱来买命”之类的狂 言，其对底层百姓表现出来的极端骄横深深刺痛了群众敏感的神经， 让平日弥散的“气”迅速地凝聚起来。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地方政府暗中委托某勘测设计院到小 江作建坝的技术测量工作，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道德震撼事件。这个事 件之所以具有震撼效应，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对比感：一方面，国家 近年来一直强调实践科学发展观，在进行水电工程决策中要高度重视 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和公众参与，尤其是中央 政府 2004 年 2 月以“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精神搁置了怒江水电站的 开发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明明知道 Z 镇及周边乡镇的村民大多 反对建坝，却进行暗箱操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坝的准备工作。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这种“落差”，地方政府的“阴谋”在偶然 间的被揭开，使 Z 镇村民骤然间愤怒起来，成为整个事件的触发点。 第三层为概化信念层。这是指由于信息传播的迅速和过滤，已经 凝聚起来的“气”被不断加压，使人们产生了斯梅尔塞（Smelser，1962） 9 社会学研究 所谓的“概化信念”(generalied beliefs)。“概化信念”是人们对某个社会 问题的归因的共同认识，它与事情本身的真相无甚关联，而是对既有 的结构性怨恨和相对剥夺感的凝聚、提升和再造。在当代社会，手机 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传递变得甚为便利和快捷，在既有的结构性 怨恨基础上可以瞬间形成“一般化信念”。 在 C 区的“10·18 事件”中，C 区是一个城区，并不具有熟人社会那 种便于信息传播的特性。但事件发生在繁华的商业闹市区和交通干 道，好奇心使围观的人流迅速扩大。而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正如社 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所分析的那样，经历了磨尖、削平和同化的过滤 过程（奥尔波特，2003），最后变质为这样的信息：农民工的扁担不 小心弄脏了区政府某局长太太的衣服，这位局长大人为了给太太解 气，喊来几个“爪牙”把那个农民工痛殴了一顿，结果把他的腿都给打 折了。在这个传播中，这个自称为“官”的人的地位被抬高，农民工的 悲惨遭遇被进一步夸大，由此人们相信亲眼目睹了一个恶官欺压百姓 的故事，激发了大家为弱者打抱不平的决心。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由于乡村具有熟人社会性质，信息本 来就传播较快，与人们近年高度关注的建坝有关的消息当然就传播得 更快。手机在乡村的普及更使这种传播具有了现代技术手段。因此， Z 镇的山坡上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就聚集起了 3000 人。某勘测设计院为 小江水电工程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传播中变质为政府早已暗中完 成了修建大坝的立项，工程开工在即，移民很快就要流离失所了。 由此人们相信现在必须采取坚决的对抗行动，否则自己的家园将不 保。 第四层是次级刺激层。如果说触发事件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初级 刺激的话，那么，当事者或处置者的失当言行则构成了次级刺激，并 引爆了已处于高压状态的“气”。有的时候，次级刺激源可能不止一个， 多个刺激源可以相互叠加。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原来具有正当性的道 德震撼开始转向失去正当性的情绪发泄，群体行动从原来的“事出有 因”开始转向“于法无据”。 在 C 区的“10·18 事件”中，次级刺激源主要来自出面处理事件的派 出所民警缺乏敏感性，缺乏快速应对能力。因为在流言中打人者已经 成了区政府的高官，民警的这种迟钝反应自然被人怀疑为官官相护， 从而遭到了群众的围困。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次级刺激源则有两个。一个是勘测设 10 社会学研究 计院技术人员的挑衅性言论，另一个是副县长的训斥性言论。尽管这 个时候出现了草根行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也意识到应该阻止群众不理 性的行为，但群情激荡的局面已经无人可以控制。第一个次级刺激源 导致了技术人员的被打，第二个次级刺激源导致了副县长的被逼跳 江。 第五层是情境动员层。由于此时参与的人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 模，足以使参与者藏身在集体的匿名性中，并诉诸情境动员，来使“气” 再次加压。克兰德尔曼斯（Klandermans，1988；克兰德尔曼斯，2002） 曾在分析集体行动的共同意识的建构过程时提出了“共意动员”和“共 意提升”两个概念：前者是指行动者在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 的努力；后者是指通过集体行动的场景来完成的共意的覆盖范围扩大 和强度增加的过程。受此启发，我提出“情境动员”这个概念，它是指 在群体性事件中通过场景来完成的行动动员。“共意动员”和“共意提 升”是一个集体行动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无论是共意动员本 身，还是共意提升中的场景，都与动员精英有意识的主导有关。情境 动员与此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者致力于理性维 权的草根行动者没有在场，或者他们即使在场，也难以发挥主导的作 用。有的时候，当地的黑恶势力可能插手进来，混水摸鱼。但更多的 时候，这种动员是直接通过群众的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而自发完成 的。正如勒庞（2007：67）所说的：“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 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 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 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 和行动”。 在 C 区的“10·18 事件”中，当下午 5 点三个当事人终于被警察带离 现场时，围观的群众并没有散去。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对峙中，在围观 人群不断增加的情形下，在流言继续流传的氛围中，群众平日对官民 对立、利益失衡、社会腐败、分配不公的诸多强烈不满在群聚中不断 得到汇合和强化，紧张的空气已到了一点即燃的地步。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当事件的主战场从山坡上转移到 Z 镇 镇政府后，周边上万群众陆续赶来，使对峙局面显得更加紧张。作为 草根行动积极分子的阿发虽然在组织周边村民前来Z镇上起了一些作 用，但整个局面显然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这个紧张 局面实际上还是通过民众群聚的场景而形成的。像那种声称背着炸药 11 社会学研究 包前来的人显然是想借这个群聚的情境把他们一生所受的当权者的 “气”都给释放出来。 第六层是终级刺激层。在极其紧张的最后关头，政府临场处置稍 有失当，或者控制不力，处置不及时；或者控制过头，滥用警力，都 可能引发“气”以大规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斯梅尔塞（Smelser， 1962）在他的加值理论中只看到了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是集体行为发 生机制中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没有看到社会控制能力的过强 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来说，基层政府更 倾向于用警力来解决群体性事件，动辄把警察推到解决干群矛盾的第 一线，结果在很多时候适得其反，彻底激化了矛盾。 在 C 区的“10·18 事件”中，在围观群众还只有几千人、尚未出现 大规模骚乱的时候，区政府即调来大批警力，使“政府即将武力镇压群 众”的流言四处传播，反向刺激了参与的人群数量越来越多，情绪越来 越激动，最终导致了区政府大楼事件的发生。 而在 Z 镇的“3·21 事件”中，终极刺激则源于社会控制的不力。政 府在局势尚未恶化时未动用警力，这是恰当的。但政府派出身 Z 镇的 州县干部回来劝阻群众是一个失策，而政府对群众最关心的是否应该 建坝的问题没有给予及时的答复，则是一个更大的失策。群众越聚 越多，气氛越来越紧张，实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最终导致了镇 政府门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气场”这六层分布的每一层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随 着这些分层逐次推进，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 这六层分布全部完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参见 图 1）。 结构问题层 道德震撼层 概化信念层 12 社会学研究 次级刺激层 情境动员层 终极刺激层 图 1 “气场”分层示意图 为了进一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我们可以把它与维权行 动的发生机制作一个对比。两者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别。 其一，在维权行动中，利益冲突是事件原发性的基础，“气”是行 动再生产的推进力量；而在群体性事件中，“气”成为事件原发性的基 础。就前者而言，冲突常常是争取利益或赢得尊严的手段；而就后者 而言，冲突本身就是目标，发泄久被压抑的情绪是其基本需求。用科 塞（1989：35）的概念来说的话，前者是所谓“现实性冲突”，即“由于 在关系中的某种要素得不到解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 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而后者 是所谓“非现实性冲突”，即“虽然也涉及到两人或更多人的互动，但它 不是由对立双方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起因于至少其中一方释放 紧张状态的需要”。 其二，维权行动是由草根行动者直接组织的行动，其行动是大体 可以预期的；而群体性事件是无组织的行动（即使当地存在草根行动 者，他们常常为了自身的安全也自觉地回避介入这种事件），行动刚 开始是突发的，其过程中的动员是所谓的“情境动员”，其走势是不可 预期的。 其三，“气”在维权行动中是受到控制的，抗争手段是温和的，行 动者为了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可以对冲突的形式、规模进行某种程 度的理性调控，也可以放弃冲突而改用其他替代手段；而在群体性事 件中，有节制的“气”已扩展为失控的“气场”，其激进的非理性行动尽 管“事出有因”，却“于法无据”。 当然，维权行动与群体性事件在发生机制上并非毫无联系。两者 13 社会学研究 的关联上从群体性事件本身不同的类型分析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四 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分类是区分利益相关者是否作 为行动主体。C 区的“10·18 事件”和 Z 镇的“3·21 事件”就是这种分类方 式下的代表。 C 区的“10·18 事件”是以无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行动。尽管在 C 区也经常出现水库移民的维权行动，但这次事件的发生与所有那些 维权行动均没有直接关联。这次事件的驱动力来自弥漫在整个地区的 官民对立之“气”，是该地区总体性社会矛盾的体现。在事件的发展过 程中，基本为“气场”的情景所推动，没有受到草根行动者的影响。这 种“气场”是一种危险的社会信号，人们急于借此泄愤，而不愿谈判妥 协。因此，控制这种群体性事件的难度很大——轻易动用警力可能迅 速激化矛盾，而社会控制松懈又可能导致某种无政府状态。 Z镇的“3·21事件”是发生在Z镇近三年开展的维权行动过程中的， 是以小江水电站潜在的移民群体即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尽管“3·21 事件”不是维权行动的草根行动者所策划的，尽管主要的草根行动者周 孝忠在事情开始后即机敏地避走他乡，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周孝忠 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此次事件施加某种影响。他指派了一个积极分子 ——阿发——居间作用，哪怕阿发在场无法掌控整个局势。这里我们 可以看出草根行动者在行动上的灵活性。尽管他们深知介入群体性事 件可能对他们自身的安全带来直接威胁，但他们仍希望将群体性事件 导向维权行动的目标。也正因为此，这些利益相关者相对容易与政府 达成妥协，骚乱的规模和程度比较容易得到控制。 由此可以作三点分析： 第一，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是孤立于维权行动的，其“气场” 是弥散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地域的，其利益纠纷、人格冲突和不满情绪 是长期的、多重的。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是与维权行 动相交接的，其“气场”首先是具体的维权行动中的“气”激发出来的。 第二，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几乎完全受“气场”的情景感染， 很少受到草根行动者的影响。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尽 管也为“气场”的情景感染力所推动，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草根行 14 社会学研究 动者的影响，这也是草根行动者在反抗与服从、违法与依法之间灵活 运用各种行动策略的“抗议的机会主义”（Chen，2007）的表现。 第三，无利益相关者的群体性事件具有纯粹发泄不满情绪的进攻 性，比较难以控制。如何及时疏导、公开信息、慎用警力，是防止这 类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或再次出现的关键。而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 群体性事件不完全是不满情绪的发泄，它也具有某种基于弥补利益失 衡的防御性，相对容易控制，比较可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来解决问 题。从解决现实利益问题入手，避免对草根行动者进行打击报复，是 防止这类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或再次出现的关键。 从群体性事件的这个类型学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到维权行动与群 体性事件之间某种微妙的关联：一方面，两者可能是递进关系，维权 行动激发出一个“气场”，在合法抗争屡屡失效的情况下，即使草根行 动者本身拒绝采用暴力的手段来维权，也可能爆发无组织的群体性事 件；但另一方面，两者也可能是消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合法抗争 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而宽和的，那么，即使 实质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气”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爆发群 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应星，2007b）。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群体性事件的不同类型及其与其他集体行动 的异同，我根据合法化和组织化这两个维度，建立了一个中国集体行 动的分类图（见图 2）。 15 社会学研究 组 织 化 高 说明：图中数字的指代：1．以无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2．以利益相关者 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3．抗争性聚集；4．集体上访 图 2 中国集体行动分类图 五 根据上述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分析，可以作这样几点总结。 首先，群体性事件在突发性背后存在某种必然性。这指的是群体 性事件具有突发性、无组织性、情境性；但这类事件的发生的确存在 结构性的因素。 1 2 3 4 维权行动 事件 群体性 低 高合 法 化 16 社会学研究 其次，群体性事件事出有因，于法无据。这指的是群体性事件的 导因有某些合理性，但参与者行动的发展逻辑却不具备合法性。 再次，群体性事件是有关行动者相互建构的产物。“气场”不是一 个按照预定目标和逻辑展开的世界，而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变化可能性 和意外效果的产物。这与勒庞的群众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勒庞那 里，群众现象就如同着魔，人只要进入群聚状态，无论外界如何反应， 都会径直陷入迷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群势必变成暴民。“孤立的 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 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勒庞，2007： 45-51）。但就群体性事件的“气场”来说，绝不是群众单方面建构出来 的，而是对峙双方与处置方不断互动的结果，是在打压、拖延和坚执 的拉锯战与突袭、挑衅和爆发的遭遇战中形成的。所谓拉锯战，是群 体性事件发生的“氤氲”——群众并非天生的暴民，而是在结构性的紧 张和安全阀的缺失中倾向非理性行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遭遇 战一开始，群众的非理性行动就注定了要走向大规模的骚乱。实际上， 从“气场”的后五个层面来看，从当事者制造的道德震撼事件到群众形 成概化信念，从当事者或处置者的次级刺激到群众付诸情境动员，从 处置者的终级刺激最后到大规模事件的爆发，是相关各方交替上升、 强化刺激的结果。反过来说，政府如果当机立断，处置得当，既不反 应过敏，也不反应迟钝，既不控制过头，又不控制无力，就完全有可 能在事件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遏制事态的恶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本身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能否预防和恰当处置这类事件。在群体性事件中尽管少数 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就群体性事件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对 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挑战。正如裴宜理所提出的，当代中国的群体抗争 框架是所谓的“规则意识”(rule consiousness)，而非“权利意识”(rights consciousness)（Perry，2008）。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 术上固然要重视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但也恰恰是为了真正实 现社会稳定，我们在战略上又不能随意夸大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危害， 处理不慎，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奥尔波特，2003，《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陈晋胜，2004，《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北京：群众出版社。 17 社会学研究 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克兰德尔曼斯，2002，《抗议的社会建构与多组织场》，载莫里斯等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 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勒庞，2007，《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培林等，2008，《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载汝信等主编《2009 年社会形势预测 与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2006，《斗争的动力》，李义中等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 王东进等，2004，《积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第 3 期。 王国勤，2007，《“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概念谱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应星，2007a，《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2007b，《“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第 6 期。 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保刚，2008，《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工作方略》，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Aminzade, R.& D. Mcadam 2001,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 Aminzade et al. (eds.),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umer, H.1946, “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 in Alfred McClung Lee(ed.),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Inc. Chen, Xi 2007, “Between Defiance and Obedience: Protest Opportunism in China.” in E. J. Perry & M. Goldman (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odwin, J., ,J. Jasper & F. Polletta (eds.)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sper, J. & Jane Poulsen 1995, "Recruiting Strangers and Friends: Moral Shock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nimal Rights and Anti-Nuclear Protests." Social Problems 42(4). Jasper, J.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Affective and Reactive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3. Klandermans, B.1988,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in B. Klandermans, H. Kriesi & S. Tarrow (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JAI Press. McAdam, D.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 社会学研究 19 Perry, E. J. 2008, “Chinese Conceptions of ‘Rights’: From Mencius to Mao—and No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 Smelser, N.J.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Tilly, C.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ss.: Addison-Wesley.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罗 琳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两个个案的比较* 一 二 （一）C区“10·18事件” （二）Z镇“3·21事件” 三 四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