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虞和平
内容提要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
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
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
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
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
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
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
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
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
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商人外交 民间经济外交
所谓商人外交,从外交活动的主体来说,它是国民外交的一个
组成部分,是指商人的有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内中包括商人独立
的外交活动和商人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包括商人直接的外
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但是不包括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
从外交活动的内涵来说,它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体,也就是一种把
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或作为主要手段以达到其他目标的国民
外交。这种商人外交,是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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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产生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近代中
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风俗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以往
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从五四运动本身的直接起因、目
的和主体来讲,它是一次在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发生的大规
模的国民外交运动。从国民外交运动的角度来说,商人对五四运动
的广泛参与,也就是一次重大的商人外交运动。商人在五四运动中
的表现和作用已有不少论述,但缺乏从商人外交的角度加以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905年到1926年之间以商会等商人团体为主
体的商人外交活动,论述五四运动前后商人外交的发展状态,并显
示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商人外交的影响。
一
、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活动的进步
五四运动是在特殊的时事背景下爆发的。1919年1月,作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协约各国在巴黎举行和会,讨论世界和
平问题,分配胜利果实。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理应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收回以往被战败国德国所侵占的领土和权
利。因此,工商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一
心以为“值此强权消灭,公理大伸之日,大可仰望伸眉,沥诉身受之
苦,所谓干载一时,殆在此欤!”可望“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
此后“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0他们对巴黎和会的情况十分关
注,一开始就向和会及中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愿望和态度,并企盼着
从巴黎传来理想中的佳音。但是,巴黎和会的结局不仅没能使中国
的国际地位得到任何改善,而且甚至把被德国所占的青岛和山东
① 参见1919年2月11日《时事新报》;1919年1月5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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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文
的领土干U权利电转侈给了Fj本,而中国政府派出的 会代表竟然
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的这 严重违背公理、践踏中国主杈
的做法.以及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态度,不仅使工商界fⅡ社会各界
大失所望,而且激起lr他f『J极大的愤怒.决心以自己的力量迫使巴
黎和会改变公然剥夺中国主权的做法,促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
上签字。这种时事背景是以往工商界所参与的外交事件所没有的,
这使工商界在介入这次外交事件中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把商
人外交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其具体表现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由被动变为主动。在五四运动之前,商人的外交活动主
要有4次,即1905年的反对美国强迫中国续订《华工禁约》活动;
1910年的接待日本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商人访华团;1915年
的组团访问美国和参与抵制日本“二十一条”活动。①在这4次外
交活动中,商人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前后两次是受社会各界的影响
而介入的,中间两次是在外国商人外交的带动下而展开的。五四运
动中的商人外交,则由商人自己发起,且领先于社会各界.表现出
明显的主动性。在巴黎和会尚未正式开始的1918年12月5日,就
有上海工商界领袖人物张謇、朱佩珍、沈镛发起组织了“凡民国商
界中各业团体代表及各业个人皆得为本会会员”的“主张国际税法
平等会”,“以要求本国议和专使在欧洲平和会中主张税法平等为
宗旨”。②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各团体数百人又联合开会,讨论对巴
黎和会的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⑧,力
图为国际和平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接着于1919年1月27
① 参见拙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
116—129、329—340页。
② 《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集会缘起》,1918年12月6日《申报》。
③ 《组织国际和平研究会》,1918年12月7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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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拟就一份对外宣言,向巴黎和会表明中国工商界的要求,希望能
使“全国人民得与世界万国享同等福利”-lj。这一宣言在得到全国
“不下百余处”商会的赞同后,即于2月底送交巴黎和会。②此后,
工商界密切注视巴黎和会的进程,随时向和会和中国政府表明自
己的态度和主张。2月6日,上海洋货商业公会、出口公会等工商
界团体,在得知日本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
图强迫中国政府改变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消息
后,立即致电政府说:“欧会(即巴黎和会)我国代表
发言
中层任职表态发言幼儿园年会园长发言稿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在区委务虚会上的发言内部审计座谈会发言稿
提议,应
得自主,岂容他国箝制!外使到部无理要求,务请严词拒绝,以保
主权,庶达国民公意,而免贻笑友邦。”⑨接着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
平研究会和国货维持会也于2月15日向政府发出类似通电,认为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称职的,“若日使再有恫吓行为,
我工商当坚决对待之,请政府谢绝干涉,坚持到底”④。当巴黎和会
无视中国的要求和呼吁,竟然背着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中
做出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而中国代
表在政府的训令下准备签字时,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为首的工
商界,又即刻向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和政府分别发出通电,要求
“坚持直接归还青岛到底万不得已则退出和会,决不签字”。⑨
第二,由间接转向直接。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大多
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援力量,处于间接外交的后台活动状态。这种
状态在1905年的反对续订《华工禁约》和1915年的抵制日本“二
十一条”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工商界主要是以抵制美货和日
① 《工商界注意国际和平》,1919年1月27日《民国日报》。
② 《研究国际和平之同情》,1919年2月24日《民国日报》。
⑧ 《各公团电请拒日要挟》,1919年2月6日《民国日报》。
④ 《工商界御侮之坚决》,1919年2月15日《民国日报》
⑤ 《商业公团联合会电》,1919年5月7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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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货的办法支援政府外交。1910年的接待日本和美国商人访华团活
动和1 915年的组刚回访美国活动,虽然没有明显的政府外交后援
性质,但也具有一定的与政府合作的色彩,且其内容仅限于经济事
务。④到五四运动时,商人外交从一开始就以直接向巴黎和会提出
自已要求和主张的姿态出现,从而走上了直接外交的前台。在其所
进行的活动中,虽然也向本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后来
还采取了抵制日货、罢市和抗税的手段,以此协迫政府拒绝签约和
惩办国贼,但是已不是纯粹的政府外交的后援活动,这些行动在很
大程度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外交态度,并成为其直接外交活动的一
个组成部分。如上海书业商会的停业公告说:“各同业均于5月9
日停业一天,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
学生表示敬意。”
第三,由依附走向独立。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由它
的被动性而导致依附性,较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商人外交活动的发
起和展开,或是为了协助政府外交,如反对《华工禁约》活动;或是
追随社会各界的外交活动,如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活动;或是附和
外国商人的对华外交,如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人访华团和组团访
美。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活动,开始明显地改变了这种依附性,
虽然也存在着协助政府外交和与社会各界联合活动的一面,但是
更主要的是开展自己独立、自主的活动,既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
外交主张,也独立自主地组织自己的外交活动和决定外交活动的
进退。如在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者一
致认为:“现在大战告终,公理卒胜强权,各国人多振奋,吾国人更
宜振奋,政府固当有政府之一番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国民亦当有国民之一番计
① 参见拙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16—129、329—340页。
② 《书业商会敬告同业》,1919年5月9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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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希望此次乎和会议公允’ 正,达 界永久和平之目的。”u
五四运动是冈第一一次【±【界大战结求后.协约各国不能平等处
理中国与列强各国的国际关系、中国不能挽回已失权利问题而引
起的,虽然这些问题不可能经过一次五四运动就得到解决,但是由
此激起的挽回权利、争取囝际平等的信念和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
而是继续保持下来。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外交环境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原协约诸国弹起了讲公理、讲平
等、讲世界和平的高调,美国总统威尔逊于“l918年1月8日在国
会演说和平条件,拟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
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②。原协约各
国为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而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亦趋于频繁,并
不得不让作为原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参加国际活动,使中国在充当
国际活动陪衬的同时,也增加了进行外交活动的机会。从而刺激了
中国工商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力图借此改善自己
进行国际商贸活动的条件,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商人外交在五
四运动中所开创的新水平上继续发展下去。
五四运动以后的商人外交,不仅保持和增进了五四运动中商
人外交的主动性、直接性和独立性,而且又有新的进步。进步之一
是外交活动益趋频繁,呈现出由因事参与转变为时常关注的趋向。
五四运动之前,商人外交活动较少,只是在遇到关系国家主权和自
身利益的重大外交事件时才介入其中。五四运动之后,商人外交活
动明显增加,主要有: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参与华盛顿会议;
1922年9—11 参加关税研究会;同年10—11月参加太平洋国
① 《组织国际和平研究会》,1918年12月7日《申报》。
② 《工商界希望世界和平》,1919年2月11日《民国日报》。另参阅莱丹著、王造时译
《美国外交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12—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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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际商务会议;1925年5月声援五卅运动;同年8月参与关税特别
会议;1926年5月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此外,讨论外交问题
已成为商会会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
五四运动以后举行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都把外交问题作为主
要议题之一。1921年1O月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之一
是讨论对华盛顿会议的要求,涉及一般外交问题、关税问题、商约
问题、收回权利问题等;1922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把外债问题作为主题之一,还讨论了收回辽东半岛问题;1925
年4~6月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会议
主题之一,涉及关税问题、外交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等;同年10—
11月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关税自主问题为惟一主题,讨
论了实行关税自主和修改税率的具体办法和方案。①
进步之二是由国内走向国际。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活动,
除了1915年的中国工商界组团回访美国之外,都是不出国门的外
交活动。1915年的组团回访美国虽然走出了国门,但是其外交性
质和作用不够明显,主要是一种商务考察和贸易合作活动,对改善
两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关系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做出任
何举动。五四运动以后,走出国门的商人外交活动明显增加,在上
列的1922—1926年的6次主要外交活动中有3次是走出国门的,
且一次比一次进步。
第一次是1921年底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这次外交活动,
全国商会与教育会联席会议虽仅推选了余日章和蒋梦麟2人作为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但其商人外交的性质和作用却较为明显。
余、蒋两人是商、教两界自行推举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根据商教
联席会议议决的商、教两界对华盛顿会议的要求精神,“赴美宣传
① 参见拙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356—365、115—11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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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OOO年第2期
民意” ,并协助和监督政府代表的工作,力争实现中国政府和商、
教两界的要求。在参与会议的过程中,他们两人也不负所托,联络
中国留美学生积极开展后援活动;主动向政府代表献计献策;广泛
宣传中国要求平等和平的合理愿望以取得美国各界民众的理解;
在山东问题遇阻时,建议“拒绝直接(与日本)交涉,提出大会公
决”,如被拒绝,便宣告脱会。②从而阻止了北京政府的妥协方案,
取得了美、英等与会国的重视和同情,终于基本解决了巴黎和会未
曾解决的山东问题,使中国的主权有所挽回,国际地位有所改善。
第二次是1922年1O一11月参加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
商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沿太平洋各国的商务外交会议,由沿
太平洋的十余个国家参加,“目的为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却除隔
阂,共谋今后商务上之发展”,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对于太平
洋地区商务的重要性;交通与运输;物资的改良及保护;经济与投
资;国际关系等。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团由工商各界自行推举代表
经政府批准而组成,计有上海总商会推举的穆藕初、赵晋卿、郑希
陶,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推举的毕云程,上海工商研究会推举的赵
桂芬。中国代表团此行“抱有二大宗旨,一以中国之真实进步告知
各国,俾却除以前之误会,以发展今后之商务;二研究各国之真实
情形,以为国民对外之准备”⑨。可以说这是一次比较纯正的商人
外交活动,旨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三次是1926年5月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中国商人此
次组团访日的起因,在日本方面是受五卅运动的刺激企图缓和中
① 《商教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1921年1O月18日《时报》。
② 参见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版,第75—86页;查良钊:《蒋梦麟
先生二三事》,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③ 毕云程编:《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日记》(无版权页),第15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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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突
日关系,提出所谓实施“中日亲善”的计划,由日本全国商业会议所
连合会出面邀请上海总商会组团前往访问,作为其实施“中日亲
善”的第一步;上海总商会则希望借助五卅运动的余力,将计就计,
试图利用“中日亲善”的El号,敦促日本改变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于
是接受了这次邀请,其外交动机是卜分明显的。该访问团由60多
人组成,大多数为上海总商会的会董和会员,也有北京、汉El、奉
天、江西、蚌埠、无锡、芜湖等地的一些实业界重要人物在内,以上
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为团长,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访问团。中国商人
此次访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既以经济外交活动为主,访问了神户、
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东京、横滨、长崎等重要工商业城市,与
各地的日本工商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旨在“联络两国工商界的感
情”;又继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以来改善中日国际关系的努
力,并对日本提出的所谓“中日亲善”作出反响,以调查研究日本
“国民对于中日两国关系之观念”为主要目的之一。明确向日本工
商界表明:“本团此行,一方面固为实业上之观摩,同时亦负有增
进邦交之使命”,两国经贸关系的增进,要以政治关系的改善为基
础,应彻底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
系。否则中日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亲善”关系,也难以增进两国
的经贸关系。④
二、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意识的强化
中国商人外交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与其外交活动相应,在清
末开始萌发,逐渐增强。在接待日本和美国的商人访华团时,工商
① 《赴日参观团团员名单》、《对于中日亲善之意见》,《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6
号,“附录”,第1 2页、“言论”,第1—4页;《余日章传》,第l11一l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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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某些上层人物从国际商务合作出发,开始产生商人参与外交
的意识。在接待日团时认为:此举是中日两国“社会团体之交通,
相与握手言欢,实足代表两国舆论”;“国于今日之世界,不能孤立
而无所与”;并表示:“如将来日本人能按最文明之公理以待中国
⋯ ⋯ 中国国民未有不愿与日本交好者”。①在接待美团时,有人指
出:中美商务合作“实为中美实业家联合之起点”,“中美邦交从此
亦愈形坚固”。②到清末民初准备组团回访日本和美国时,开始提
出商人外交的概念,指出组团回访日本,“虽纯属国民之外交,然实
足为邦交之补助⋯⋯实为商民联合外交之发轫”③;组团回访美国
“为商业外交上不可少之事⋯⋯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外交之一
种事业,将来交接以后定能发生效力”④。在1915年的反对日本
“二十一条”活动中,商人的外交观念与保卫国家利权结合在一起,
认为商人应与全体国民一起共担救国之责。他们指出:“此次外交
失败,决非一时之失败,非一人之失败,实吾国民之不振,自作自受
者也。故条件签字,虽出于政府之手,实则吾四万万国民各分担签
字之一部,此吾国民所宜自省也。”⑤五四运动之前,商人在外交活
动中虽然逐渐产生和明确了商人外交的意识,但是其认识水平仅
限于自身进行国际商务合作的需要和对政府外交的后援,从总体
上来说尚处于萌芽的阶段。
到五四运动时,商人的外交观念则明显增强。五四运动作为一
次国民外交运动,它的直接起因可以归结为下述三个方面,并相应
① 白石重太郎:《赴清实业团志》,东京博文馆印刷所1914年版.第162、144、88页。
② 《航业发展之新纪元》,宣统三年五月初八日《时报》;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
“商务”,第5O页。
⑧ 《上海商务总会禀农工商部文》,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日《申报》。
④ 《四月初五日上午开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9号。
⑤ 《爱国》.《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2年第7号,“论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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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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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地进一步激发了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国各界民众的外交意识。
一 是国际上谋求建立平等互利国际关系和世界永久和平的进
步潮流,激发了中国商人力图通过外交活动获得国际和平平等关
系的愿望。如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在给
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地商会的电报中说:“欧洲大战告终,和议开
始,本会鉴于世界大势及将来万国平等方针蕲向”,特组织本会,
“冀以促成永久和平,尽世界一分子之天职”。①又在送交巴黎和会
的宣言书中说:“迩者欧战告终,为公理卒胜强权之日,各国惩前
毖后,将有重造世界之创局,即不合公理之国际关系,皆将诉之于
此次和平会议,为世界人道之新纪元⋯⋯故国际联合会之组织,必
以世界之眼光,持世界之主义,本世界光明正大之民意,定一国际
公平之条件,无论国之大小强弱,共同遵守⋯⋯我国领土上、主权
上、政治上、经济上,其国际之不平等者,固我国民亟望于此次国际
和平大会之主持公道。”②
二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惨遭外交失败,引发了包括商人
在内的社会各界自主开展外交斗争的使命感。由于政府的软弱无
能,中国本应挽回的权利失之交臂,中国人民感到中国的外交不可
再指望政府,只有国民起来开展外交斗争,或可挽救中国外交有败
无胜的局面。如以工商界为主的北京国民自决会在其成立宣言中
明确表示:日本“劫持和会,攘夺我山东,政府懦不可恃,国民若不
急图自决,嚣亡旋踵,同人等组织国民自决会,共图挽救,宣誓即Et
与日本断绝工商业并各友谊的关系”⑨。又如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
在发动罢市的x,-J~'t-宣言中表示了对政府外交的失望:“吾人以北
① 《工商界注意国际和平》,l919年1月27日《民国日报》
②《工商界希望世界和平》,1919年2月儿日《民国日报》。
③ 《国民自决会之堀起》,1919年5月6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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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京政府,历年以来所为违反国民公意,损失民国主权之行为,其结
果将阻滞中国人民之进步,障碍远东之永久和平。故屡以文电哀
吁,求其反省,取消丧失主权之不正当条约,惩办应负责任之外交
及军事当局。而政府怙恶不悛⋯⋯上海中国商民全体,认此为政府
故意与国民宣战,非可以口舌喻,已于昨日起一律罢市,以表国民
反对政府卖国行为之决心⋯⋯此乃中国人民最和平最正当之爱国
的表示。”①
三是列强各国不能平等公正地对待中国,激起了商人力争中
国应有国际待遇的紧迫感。如汉口总商会的通电中说:“报载三国
会议,关于中国胶州及山东问题办法,于法律公道及中国人之安
宁,均成失望⋯⋯当此人心激烈奋不能忍之时,佥谓中国对于列
强,输送华工,不能谓不力;供给原料,不能谓不有功。乃于和平会
议之场,竟无平等待遇之事。则此后受人鱼肉,更何待言。”列强居
然如此不讲公道,不顾中国之安危,不念中国对世界之贡献,一味
侵夺中国主权,使中国人民不能不“同一生不如死之心,与其奴隶
而苟存,不如横决而同尽”,以拼死一争。接着便采取拒收日本商店
支票的金融抵制办法作为外交斗争的手段。②杭州总商会亦通电
作类似的表示:“欧和会议,全国注目。不期我国完全失败,薄海愤
恨。民心未死,岂甘受此奇辱。专使列席和会,原为争持国权。今
以德人侵我之青岛及其一切权利,竟未能直接归我收回。揆诸公
理,安得为平。”人民必须奋起“誓雪国耻”。随即动员商家抵制日
货,展开外交斗争。③其他各地商会的抵制日货活动无不出自这种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
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
②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21页。
③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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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外交斗争的原因。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中包括商人在内的国民外交意识的强化,
主要是由于列强违背其讲求国际和平平等、遵循公理的诺言,以及
中国政府的妥协投降外交所激起的。正如时人所言:从中国在巴
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过程中,国民“应得以下四种之觉悟:1、觉现
在世界尚非实行公理之时期;2、觉日人还未脱德国派侵略主义欺
凌之患,不可不设法抵制;3、觉外交失败,无往非恶劣政府自种恶
果;4、觉实行国民之外交与平民主义之外交,是刻不容缓之事”①。
五四运动以后,商人的外交意识继续强化。五四运动中国民的
外交努力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显示了国民
外交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合理要求并没有实现,政府的外交态度照
旧不变,国际环境留给中国挽回权利的机会不多,这既鼓舞了国民
的外交积极性,也进一步激起了国民需要继续努力的使命感和紧
迫感。
五四运动结束不久,即在上海成立了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华民
国全国各界联合会”,其《缘起》中表现了国民外交意识继续强化的
趋向。它首先表述了国民在政府拒签和约后的感想:“慨自德约拒
签,吾民以政府有一度觉悟,必下一大决心,嗣后外交方针,必变其
秘密主义为公开主义,去其媚外手段为卫国手段,改其专制思想为
民意思想”,使国民能更充分自主地参与国家的外交斗争。接着指
责政府自拒签和约以来违背民意、专制无方的外交举措说:“讵拒
签将近四月,对德方针举棋不定,反与谋我者(日本)秘密交涉,惟
恐大好河山断送不及”,甚至镇压、拒绝山东民众挽回家乡权益的
外交请愿活动,置国家外交于“不谋不决”之地,“民国前途何以图
存”。进而又陈述国民必须继续全面参与国家外交的迫切性和必要
① 蔡晓舟、杨量工合编:《五四》,北京后门三眼井15号蔡寓1919年印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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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性说:“国际联盟会开幕在迩,究竟山东权利如何挽救,密约协定
如何取消,领事裁判权如何收回,关税制度如何改良,势力范围如
何打消,以及国际上妨害主权之种种设定,与不平等待遇如何使平
等或撤废”等问题,都必需事先准备。政府既不谋不决,国民则不能
置国家存亡于不顾,“急宜合全国各界之群策群力,精慎研究,努力
准备”,不致又如巴黎和会那样,再遭“外交失败”。因此,国民必须
“急起直追,本主权在民之根本法,组织全国真正之民意机关,对外
声明对内自决”,共谋救国之策。
如果说上述这则《缘起》不是直接出于商人之手,只是包含了
商人的外交意识的话,那么在1921年1O月的商教联席会议讨论
中国对华盛顿会议的要求时,商人表现的强烈外交意识则一目了
然。经会议议决通过的x~~t-宣言,首先表明了中国商教两界欲参与
华盛顿会议的基本态度:“欧战告终,和平恢复,世界问题之中心
遂集注于太平洋。凡尔赛条约未足以确保东方永久之和平。此届
美国总统哈定氏召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限制军备及太平洋诸问
题。我中华民族夙爱和平,尤深表同情于斯举。诚以我国处太平洋
重要位置,太平洋之利害即东方之利害,亦即我国之利害。既属共
同利害之问题,即负共同解决之责任。”接着向华盛顿会议提出全
面收回和卫护我国权利的要求说:“1、根据国际平等原则,凡各种
不平等之条约,有妨碍中国之安全,或东方之和平,未经我国国会
同意者,均否认之。凡国际问之缔约和协定,于中国有关系而未经
中国同意者,亦否认之。2、各国不得藉特殊地位或某种关系,以冀
获得中国任何一部分之势力范围及特种权利。依据前两条,应取消
日本二十一条之要求,及所强取之满蒙、山东等一切权利,并促其
① 《全国各界联合会缘起》,1919年1o月19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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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履行无条件交还青岛之宣言。”
这种参与国家外交斗争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解决东方国际关
系和中国外交问题的基本意识,以及全面收回中国已失权利的要
求,成为此后商人外交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追求目标,只是在不
同内容的外交活动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此外,商人外交意识的强化还表现在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转变。五四运动之前,商人的外交活动虽
然已涉及到政治外交问题,但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基本放在经济
外交上,有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和自身的经济权益,或改善国际和国
内经贸活动的条件,而加入政治外交活动,有的则纯属经济外交活
动。从五四运动起,商人外交活动的政治外交性质明显增强,特别
是在1922年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和1926年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
日本时,明确提出了政治外交的观念。
在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时,中国首席代表穆藕初在大会发言
中针对列强只说中国内战影响国际商务发展而不提国际侵略对中
国和国际商务发展的危害指出:国际间政治的侵略,“不仅敌国间
之商务难以充分发展,即附近各国之商务亦受政治侵略之影响而
妨碍其进步⋯⋯故国内和平诚为增进商务所必要,而国际间之友
谊尤为增进商务上之远大利益所必需,商务之进步必须基于国与
国间之好意。”因此必须首先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国际的政
治关系,国际的商贸关系才能发展。②
在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时,访问团团长虞洽卿就建立平
等的国际政治关系对发展国际商贸关系的重要性作了详细论述:
“在贵国一部分人士之意见,以为在商言商,只须讨论如何增进中
① 《全国商会联席会议开会纪》,1921年lO月14日《时报》。
② 《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日记》,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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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两国之贸易,不必涉及政治⋯⋯以敝团同人眼光看来,贸易与政
治二者不能分离,因政治而发生之恶感影响贸易。今欲去贸易上之
影响,俾贸易能发展,而不先设法改变政治上之方针及办法,将所
有障碍物除去,减少恶感”,无异“缘木求鱼”。“我国人民对此不平
等条约,早已决心取消,不达目的不止。凡首先助我成功者,我必亲
之善之。”并明确告知日方:我国人民已从以往的“在商言商”,“完
全放弃其在政治上之义务”的误区中觉醒过来,“无论何界人民,皆
承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其效果颇可观,想已为诸君所洞
悉。人民放弃其政治上之义务已属不可,况对于贸易上发生恶果之
政治,岂可置之不问乎!”④
三、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特点的变化
随着商人外交活动的进步和外交意识的强化,其外交活动的
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表现出渐趋成熟的发展趋向。
第一,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五四运动之前的
商人外交活动,基本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或由某一人物出面领导的,
只是在得到其他地区商人的响应或协助后才形成全国性的外交活
动,缺乏全国统一的组织性。从五四运动起,商人外交活动的全国
统一组织性逐渐加强。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活动,从一开始就有
一 个全国统一的组织,这就是“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该
会由上海旅沪商帮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华工商研究会、华商
旅沪维持会、烟酒联合会等“数十团体”发起成立②,并得到中华全
①虞洽卿:《对于中El亲善之意见》,《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6号,“言论”,第2—
3页。
② 《工商界注意国际和平》,1919年1月27 El《民国El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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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国商会联合会的支持和赞同,不久又得到“奉天之昌图,直隶之河
间、彭县、永年、沧县,京兆之固安,江苏之宝应、奉贤、南桥、宿迁,
浙江之余姚、上虞,安徽之宿县、宁国、繁昌,山东之益都、平度,广
西之藤县,山西之平原,河南之桐柏,湖北之孝感,江西之瑞昌”等
全国百余处商会列名赞同①。此后的商人外交活动,大多在中华全
国商会联合会的主持下进行。1922年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和1926
年组团访问日本,虽然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但亦具有代表全国商
人的资格。
第二,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五四运动之前的商人外交
活动,以抵制反对列强侵略、寻求国际平等合作为主要目的,基本
上是一种被动防御列强侵略的外交。五四运动中的商人外交活动,
则转向以争取挽回国家已失之利权、重新建立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的国际关系为主要目的,如要求收回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和山东的
主权,使商人外交开始进入到主动进取阶段。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
外交活动中,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的
要求。在1925年4—5月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讨论了更为全面的有关收回国家主权的议案。他们提出:
“各种不平等之条约未经国会通过者应即取消;于我国主权及生计
有妨碍者,于关税原则、世界潮流有违背者,均应取消”。会议要求
政府取消和修改的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有:“二十一条”、中
美商约,以及列强共享的租界地、使馆界、国际地域、势力范围、领
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使馆驻兵、租界巡捕等有损中国主权的特
权。并准备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自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签订的
所有不平等条约,以便向政府提出取消或修改的建议,敦促和协助
① 《研究国际和平之同情》,1919年2月24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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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回国家应有之主权。
随着上述从防御外交到进取外交的转变,商人外交的目的又
进一步从雪国耻、挽利权转向“四海之内皆兄弟”,把外交对象从对
方国家的政府扩大到商人和民众,力图通过增进国际人民的友好
关系阻止和消弭国际间的战争和侵略,改善国际商贸发展的环境,
商人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这在1922年1O月参加太平洋商务会
议时已有明显表现。中国首席代表穆藕初的大会发言中,在阐述了
国际侵略对中国和国际商务发展的危害之后,强调各国人民应阻
止侵略增进友谊,他说:因上之故,“各国人民之责任,必须设法减
少或阻止政治家之侵略行动,而商业团体尤觉利害切肤,更不能不
取相当之行为,以谋真实亲善之实现,此为吾太平洋各国所宜十分
注意者也”。然后又阐明了国际间人民友好关系对维护国际和平的
重要性说:“今后世界之和平,必须建其基础于各国人民友谊之
上,始能永久而巩固”。②
到1926年上海总商会组团访问日本时,这种增进两国人民间
友谊的特点更显突出。虞洽卿在东京日华实业协会主办的午餐会
上发言说:“敝团此次来贵国观光,系完全国民运动,毫无政府关
系。敝团深信贵国方面亦系国民自动。就鄙人所知,此次实为贵国
与敝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之接洽,作开诚布公之谈话⋯⋯互换意
见,必将有大裨益于两国,因此深望此类纯粹国民举动日益增多”。
此种国民外交实为“增进两国友谊”之良法。但定,欲图“中日亲
善”,不仅需要鼓吹,更需要“唤醒两国人民,使知亲善之重要”,否
则“亲善于沙土之上,风吹雨淋,坍塌之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又
① 池汉功编:《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五次大会报告》,该会1926年版,“议案”,第
●
95—96页。
② 《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日记》,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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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向Et本工商界提出希望说:“贵国人民对于中Et亲善,果愿诚意进
行,有切实之表示,敝国人民亦必以诚意相报”。①
第三,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五四运动之前,商人的外
交活动大多因受列强侵略行为的直接刺激而发生,其目标也直接
针对列强的具体侵略事件。从五四运动起,商人外交活动除了继续
受这种感性认识支配之外,更主要的是在维护国际和平平等及争
取中国应有国际地位的理性认识支配下展开的。如在五四运动中,
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阐述其组织全国工商界进行外交斗
争的理由说:“世界者,人类之积也,聚人类而成国家,聚国家而成
世界”。因此,“人类者,实为世界之主体。自狭义言之,则有国家之
分,自广义言之,凡地球上舍生负性之伦,同为世界之人类,即为世
界之同胞。当此人道主义Et益昌盛,世界潮流Et趋大同,欲求各国
之永久和平,须持世界主义”。本此主义,“如地球上各国,其领土上
有类于普鲁士之强占河耳萨斯罗兰者,一律归还之。此外,如主权
上、政治上、经济上⋯⋯凡不平等者,皆本公道之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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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之⋯⋯
我国民既为世界之人类,即应抱世界之主义,共谋世界人类永久和
平之幸福”。②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指出了世界各国应该彼此平等
的道理,又道明了中国正是从这一国际平等的道理出发而要求收
回主权,其立意之高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
1921年商教联席会议关于华盛顿会议的对外宣言,则体现了
商人对待外交上历史遗留问题的理性态度。该宣言除了声明否认
列强未经中国同意和法定程序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反
对列强侵占中国任何权利之外,又表示“我国民应督促当局整理
财政,使外债确有清偿之准备;我国民为谋国际间之福利,主张开
① 虞洽卿:《对于中日亲善之意见》,《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言论”,第1—4页。
② 《工商界希望世界和平》,1919年2月11日《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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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其开放程序,应按内政之进步,督促当
局推行,并希望各友邦修改条约以辅助之”(!)。他们从国际平等原
则出发,既反对列强侵略,争取独立自主,又承认通过合法程序订
立的国际互利条约和清偿外债,也主张经过修约实行互利互助的
门户开放。尽管他们的这些主张建筑在对列强幻想的基础上,在当
时可以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软弱办法,或许反而被列强所利用,
但是他们这种重建平等互利国际关系的观念是相当理性的。
第四,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商人
的外交活动,大多以经济绝交作为达到自己外交目的的主要手段,
五四运动以后,除了必要时继续采用这种经济手段之外,日益趋向
采用法律手段,显示出中国商人外交的进一步成熟。这突出表现在
参与华盛顿会议的活动中。商教联席会议关于废除“二十一条”的
议案指出:“1、查国际缔结条约,必须经双方合意,方为适法,日本
对我国提出之二十一条约,以哀的美敦书强迫承认,显系违反公
法,此种条约当然不能存在。2、查外交事件,例由公使提交外交
部,此二十一条约,当日该国公使竟呈我国大总统当面声明严守秘
密”,并强迫其私下承认,“未经国会通过,依法亦不得成立。3、查
欧战议和之初,美总统威尔逊咨国会文件列举各条,其中有排除经
济障碍之主张,日本对我之二十一条约,不第有障碍于我国经济,
且足致我国于死地,此种条约显背和约宗旨。4、山东青岛完全为
我国领土,前经缔约租于德国,德国失败理应仍归我国,日本对德
宣战时,亦曾有交还中国之声明,后竟占据不退,实为自背宣言,有
失国际信用”。“5、查我国因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反公法,业与
德国宣战,断绝邦交⋯⋯条约当然消灭,青岛领土自应归我,日本
① 《商教联席会议第一次开会纪》,1921年1O月13日《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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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乃以强迫手段所得权利而不交,实属强权占据”。q)这无疑显示商
人外交斗争水平的提高。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商人外交活动的发展变化过程表明,五四
运动的特殊环境使商人外交从此前的萌发阶段进入基本成熟阶
段,并在中国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中
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挽回和
维护近代中国的主权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本文研究受日本“住友财团基金”资助。
[作者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北京 1000063
【责任编辑:徐秀丽】
① 《全国商会联席会议开会纪》,1921年1O月14日《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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