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历史渊源与最新进展

内生增长理论：历史渊源与最新进展 内生增长理论：历史渊源与最新进展 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     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t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 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 。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 ，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 ，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中间产品的种类的增加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知识的规模报酬递增。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Lucas（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如Romer（1986）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 ，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 Young（1928）。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 Young思想的形式化。在其已成经典的论文中，Allyn 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事实上，Romer（1986）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的影响。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 ，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 。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 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 。Lucas 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随着理论的进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是沿着Romer的独立研究与开发部门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还是沿着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研究路线进行的研究，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的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实证研究事实上是沿着两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新增长证据；另一条是沿一国的长时段数据，研究一国的经济增长因素；或者单独讨论某个具体因素，如对外开放、税收、平等、金融进步、长周期、教育支出、创新等，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沿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实质上是以著名的Barro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s）进行的，即以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一国的人均收入为自变量，对国民收入增长率是否趋同进行回归检验。如Barro(1995，1996)对92个国家、美国国内各州、日本国内各县的趋同趋势进行了检验；Michael J.Boskin(2001)对战后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技术进步应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调整上，据此，他得出结论，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而可见资本为25%以上，而70年代以后增长率的下降则应归因于单纯物质资本调整型技术进步；Aghion and Howitt(1998)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能代表国家间差异的数据，如一国与另一国之间所存在的增长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所造成的 ，同时国与国之间的GDP差距是否如汇率所显示的那么大，是值得探讨的，然而，对于GDP的调整，虽有PPP之类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没有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第一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很多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支持的经验证据，如Mankiw,Romer,Weil(1992)所进行的研究（即著名的MRW检验）表明，有着递减报酬和外生技术进步的Solow-Swan模型，能够对经济增长率进行解释，而且，他们的工作也表明了条件趋同的存在；Young(1995)使用超越对数总量生产函数，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了测算，Young的研究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如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其TFP的增长率是很低的，不足以解释其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Young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Jones(1995)研究了OECD国家在二战后的R&D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他发现，战后OECD国家R&D开支的急剧提高，对于其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沿第二条技术路线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之间对于各个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结论仍缺乏一致性。Abhijit.V.Banerjee的《不平等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93）,Douglas Holtz-Eakin,etc的《代际冲突、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NBER WORKING PAPER NO.7762）,Paul Beaudry and David Green（2001）的《人口增长、技术应用与经济产出》，S.EDWARDS（1997）《开放、生产率与增长》[使用9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开放与TFP增长之间关系的强健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Engen etc.（1996）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本文使用了历史数据分析方法、国别分析方法、微观分析方法等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在短期内税收近似中性，而在长期内的累积结果显著的结论]等，分别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的，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工作仍然与旧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方法相似，只是投入要素被更宽泛地解释，以包含产生增长的因素，这样，能够在一个微观的基础上，对市场不完全背景下所产生的增长更深刻地进行刻划 。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熊彼特主义(Schumpeterism)的复兴。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另一个重要进展与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有关。在九十年代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很多模型 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但是，就笔者所见，如何建立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技术进步模型，仍是值得经济学家努力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John Laitner(2000)讨论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因此，经济增长率也随之发生变化。John Laitner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对九十年代后兴起的两部门（或多部门）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Ben Fine(2000)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但是，90年代在估计方法（对于Barro型回归的突破）、变量的调整（如多国的长时期数据）、数据的调整（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如对于民主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 三、内生增长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局限性     相对其他西方经济理论来说，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应用是很快的，尽管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大的贡献。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佐证，因此，经济学家均对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颇感兴趣 。但从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应用所取得的进展来看，其目前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     第一，内生增长理论使用了复杂的动态最优化理论，这决定了它只有在极特殊的函数形式下才能得到解析解。对于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描述也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而事实上，一个经济是不可能沿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的，在更多时候是一个由不平衡向平衡渐近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内生增长理论尚缺乏足够的工具进行描述。     第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许多参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决定与经济增长路径的决定至关重要，但在实证分析中，这些参数的定义与测算均存在争议。例如，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在资本形成的数量分析上，经济学家已面临一些困难，包括如何决定现有资本的折旧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资本的折旧率与会计上所理解的折旧率有本质的区别，在经济学中，折旧率除包含固定资本的物理损耗外，还包括可能存在的创造性破坏而带来的损耗，而后者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如何区分新形成资本与原有资本之间所包含的技术差别，如何在投资中分离出固定资产投资与存货投资等 。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两个支柱性的概念：人力资本与R&D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均存在测量困难的问题。目前所流行的方法是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使用教育年限法，对R&D的测量使用R&D投入经费法。教育年限法的缺陷在于，其忽视了教育年限的滞后性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对于中国的情形来说，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能主要来源于新增高中及大学入学率 ，而这一点在一般的分析中却被忽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Lucas,1988），笔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一种网络外部性或者说外部规模经济 ，而且这种外部性同时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作用过程，但目前的研究很少有对于这方面进行分析的。对R&D测量的投入经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是关于投入经费的计量，由于在中国改革时期，R&D的投入来自多方面，如政府、企业、大学教育经费、私人组织等，但传统的统计体制缺乏对其进行测度的方法。很多学者使用政府的科学事业费近似地估计R&D投入，这种方法的偏差越来越大。另外，对于R&D的产出，一般都是使用具有一定到达率的随机泊松流进行近似，这种方法虽然简洁，其应用有着局限性（因为一般均假设到达率与R&D经费成正比）。     第四，如前所述，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仍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最大修改是对其总量生产函数的修改。从本质上说，总量生产函数所代表的是一种数量关系，而并非精确的解析函数关系，总量生产函数预测了在一定投入的基础上，产出会等于多少 。然而，这种数量关系只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当脱离了这种环境时，函数关系即不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变量只代表了我们在进行分析时所考虑到的变量，而不代表所有影响产出的变量，当这些没有被考虑的变量发生变化时，总量生产函数即不适用，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这仅仅体现在参数的变化，而不体现为生产函数的改变。例如，我们假设Y=（K，L，E），E代表环境变量，当E不变时，生产函数可写为：Y=（K，L）。然而，我们将内生增长理论移植到中国时，却必须考虑这种环境变量的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制度背景与经济结构等重要的环境变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中没有予以考虑，因为在成熟的西方经济中，这些变量可以近似地看成常量。    从九十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进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仍处于一个活跃发展的时期，尽管没有划时代的创新，但在现代方法与经典理论的结合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如对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定量模型的建立、对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重新探索等。另外，在实证分析方面，尽管目前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可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