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_談宋初之_欲武臣讀書_与_用讀書人_史學月刊_2005_07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 　学　月 　刊 　　　　　　　　　　　 2005 年 　　第 7 期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与“用读书人”3 邓 小 南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 北宋 ;读书 ;文武关系 [摘　要 ]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 ,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 向意义 ,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 ,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 ,又须把握 其寓意 ;既要注意其说法 ,又须观察其做法 ,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 ,宋初国家 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中图分类号 ] K244 ;D691. 4 = 4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058320214 (2005) 0720045211 “Push Mil itary Off icers in Conf ucian Studies”and“Put Scholars in Power”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DEN G Xiao2nan (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A ncient History , Peking Universi t y , B ei j ing 100871 , China) Key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s :Northern Song ; studying ; the relation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Abstract :The first emporor of Song dynasty encouraged military officers to study Confucian classics and insisted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must be a great scholar in Confucian ideas. This emphasis on studying Confucian theory led to the rule by civil officers later in Song dynasty. But a careful analysis is required to put this emphasis in it s historical context . 　　宋代士大夫对于“本朝祖宗”的“立制垂范”有 许多阐说 ,假若我们逼近历史的细节 ,则会发现其 中的某些说法经不起验证。但宋人曾经那样表 述 ,也大多那样相信 ,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人的“本 朝史观”问题。今人做宋史研究 ,离不开宋代的史 料 ,当然也不能脱离宋人对于宋代史事的理解。 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理解”与“史实”既相关联 , 又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需要 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 在学界对于北宋初期朝廷政策的讨论中 ,“文 武关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近一二十年来 ,有不 少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①。在以往的研究中 ,论者 经常引述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 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 ,以其作为判断文武关系的 重要指标。事实上 ,提倡“读书”与“用读书人”,在 宋初的历史上经历着曲折渐进的过程 ;在宋人的相 关说法中 ,有事实 ,也有叠累式的塑造②。 本文所要讨论的 ,是与宋初的“读书”、“读书 人”(“书生”)以及文武关系相关的二三说法 ,希望 能够藉以加深我们对于宋初实际变化过程的理解。 一 　宋初对于“读书”的提倡 从宋代的史料看 ,太祖赵匡胤曾经大力提倡 “读书”。据《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载 ,建隆三 年 (962)二月③ ,太祖曾经对其侍臣们说 : 　　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何如 ? 结果 ,“左右不知所对”。类似的记载 ,也见于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 : 　　3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得益于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 李全德 ,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高柯立、方诚峰、颜鉴之 的讨论交流 ;文章的 格式 pdf格式笔记格式下载页码格式下载公文格式下载简报格式下载 处理 ,由王化雨同学协助完成。 谨一并致以谢意。 ①　仅就笔者注意到的 ,即有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 成》,《学林漫录》第三集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漆侠《宋 太宗与守内虚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 华书局 1983 年版 ;方震华《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与文化 特性 :晚唐至宋初的文武权力》(Cheng2hua Fang : Power S t ructures and Cultural I dentit ies in I m perial China : Civi l and Military Power f rom L ate Tang to Earl y S ong D y nast ies ,87521063) , 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2 ty) 2001 年博士学位论文 ;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中 华书局 2004 年版。何冠环亦有系列文章自个案出发深 入讨论这一时期的文武关系问题。 ②　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一般来讲 ,并不是无中 生有的编造 ,而是加工、“再造”,把后人的理解与阐释叠 加到先人的言行之中 ,从而勾勒出他们心目中可资效法 的“祖宗朝”。 ③　《宋史》将该条系于二月壬午日 ,按是月无壬午 ,应据《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系于壬寅日。 ·54·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谓近臣曰 :“今之武臣 ,欲尽令读书 ,贵知为治 之道。”近臣皆莫对。 这种不知如何作答的懵然 ,正说明这一话题 在此前从来未曾提上议程。李焘继而在按语中引 述李沆等人的话说 : 　　史臣李沆等曰 :昔光武中兴 ,不责功臣以吏事 ; 及天下已定 ,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 ,夜分乃罢。盖 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 ,可谓有 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 ,识者非之。 朝廷上话题的转换 ,使人们察觉到时代变迁 的迹象。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在宋人眼 中却被认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同一段话 ,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 ,有着 不尽相同的记载 :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 ,喜 ,遣人赐之酒果 , 曰 :“今之武臣 ,亦当使其读经书 ,欲其知为治之道 也。” 《涑水记闻》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两 处记叙最主要的不同 ,在于司马光提到太祖这一 号召的背景以及明确要求武臣“读经书”以通治 道。 将奖赏国子监“集诸生讲书”与“欲令武臣读 书”联系起来 ,使人们感到赵匡胤胸中综合考虑文 武治道 ,已经展布开相当宏阔的目标。据司马光 所说 ,这一叙述出自李淑等人编纂的《三朝训鉴 图》[1 ] (卷一) 。范祖禹《帝学》卷三的记述 ,较《涑水 记闻》更进一步 : 　　(建隆)三年六月 ,以右谏议大夫崔颂判国子监 , 始收生徒讲学。帝遣中使以酒果赐之 ,因谓侍臣曰 : “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 ,贵知为治之道。” 他索性将“欲令武臣读书”事系于是年六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则不把两件事情“捆绑”处 理 ,在考订了“聚生徒”时日的基础上 ,逐一分别记 载 ,他在注文中说 : 　　赐崔颂等酒果 ,据《实录》在此年六月。《崔颂 传》亦云 :“三年夏始聚生徒。”《宝训》载武臣读书事 乃因赐颂等 ,误也。 倡导武臣读书 ,寄寓着太祖对于规约、引导武 臣的关心 ,目的在于使其“通治道”,而不仅是善兵 机 ,通谋略。要求武臣“读经书”的说法 ,仅见于司 马光笔下 ,究竟太祖是否曾经把武臣读书的范围 指示得如此清楚 ,遽难断言。就赵匡胤“黄袍加 身”前的个人经验而言 ,他将读书的目的解释为 “广闻见 ,增智虑”[2 ] (卷七) ,所读之书似乎涉及颇 广 ;登上帝位之后 ,尤其注意前代历史的经验与教 训 ,据《元城语录》所载刘安世语说 ,“(太祖) 极好 读书 ,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 ,或至夜分”。而面 临着宋初“初定天下 , 扫五代之失 , 日不暇 给”[3 ] (卷二) 的情形 ,作为君主向武臣所倡导者 ,显 然又不是要人人都去博览群书 ,成为“有脚书橱”。 考虑到太祖对于建立君臣秩序的强烈关心 ,则“读 书”之要义 ,恐怕不在于研习某些具体内容 ,更在 于转向“文治”的姿态 ,在于营造一种上下、尊卑次 第井然的氛围。而“经”“史”在这一关键“大纲”处 自有其独到作用。 《演繁露》续集卷一《太祖右文》条 ,使我们看 到程大昌对于“欲令武臣读书”一事的理解 : 　　五代间凡为节度使皆补亲随为镇将。镇将者如 两京军巡、诸州马步军判官是也。此等既是武人 ,又 皆有所凭恃 ,得以肆为非法 ,民间甚苦之。太祖微时 深知其弊。建隆二【三】年二月谓近臣曰 :“今之武臣 欲尽令读书 ,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 程大昌把武臣读书事与纠镇将扰民之弊联系 起来 ,寓示着一种可能性 :即太祖在当时是希望通 过读书改善武臣参与“为治”的方式。联想到“宋 初诸将 ,率奋自草野 ,出身戎行 ,虽盗贼无赖亦厕 其间 ,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4 ] (卷二七五) 的现实 , 太祖确实有提高武臣素质的用心。但是 ,“欲令武 臣尽读书”的深刻用意却不在于此处。赵匡胤自 己点题说 :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而这“为治之道” 背后的潜台词 ,李沆等人无疑把握得很准 :“昔光 武中兴 ,不责功臣以吏事 ;及天下已定 ,数引公卿 郎将讲论经义”———引导将帅们读书、讲论经义 , 是从属于“天下已定”这一总体政治背景的 :其目 标不在于变武夫为操持“吏事”的治国能手或饱读 经书的儒臣 ,而是要使他们明悉君臣大义。《宋 史》卷二六一的论赞中说 : 　　太祖事汉周 ,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 ;及分藩立 朝 ,位或相亚。宋国建 ,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 ,俯 首改事 ,且为尽力焉。扬雄有言 :“御之得其道 ,则狙 诈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为创业之君也欤 ! 提倡武将读书 ,正是希望“折其猛悍不可屈之 气”,这是太祖的御将之道 ,其目标首先在于将这 些“出身戎行”、“位或相亚”者改造成为明了尊卑 名分、自觉维护治国秩序的将佐官僚。 宋人津津乐道于宋初武将的读书风气 ,并将 其归因于宋太祖的提倡。实际上 ,“提倡”并非惟 一的因由。当时的武将及其后代听讲、读书 ,是一 渐次趋于普遍化的过程 ,这与他们来自实践的感 ·64·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受以及身边读书人的影响有直接关系。① 当然 , 我们也确实看到 ,“官家”提倡读书 ,在武将心中的 导向作用是实实在在的 ,对其意义不可低估。 太祖时的骁将党进 ,“本出溪 (奚) 戎 ,不识一 字”,“一岁 ,朝廷遣进防秋于高阳 ,朝辞日 ,须欲致 词叙别天陛 ,閤门使吏谓进曰 :‘太尉边臣 ,不须如 此。’进性强很 ,坚欲之。知班不免写其词于笏 ,侑 进于庭 ,教令熟诵。进抱笏前跪 ,移时不能道一 字。忽仰面瞻圣容 ,厉声曰 :‘臣闻上古其风朴略 , 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 ,几至失容。后左右问 之曰 :‘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 ?’进曰 :‘我尝见措大 们爱掉书袋 ,我也掉一两句 ,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 来’”。[5 ] (卷八) 党进这番怪异举止 ,使当时的“仗卫掩口 ,几 至失容”,后人也常把这件事作为笑料引述。实际 上 ,这番表演意在“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这一 方面使人感觉到性格强悍的党进面对“措大”们不 肯服输的心态 ,感觉到他心中憋积的一腔闷气 ;另 一方面也使人们注意到 ,这般貌似憨痴的武将 ,却 很明白朝廷中的风向。 感受到“变家为国”的压力 ,宋太祖对于“读书 以通治道”的提倡贯穿于方方面面。对于子弟的 教育 ,自然为帝王所注重。《三朝圣政录》有“帝王 家儿不要文章”一条 ,虽然不大被后世文士们引 述 ,却使我们从中看出 ,在皇帝头脑中 ,读书显然 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太祖问王宫侍讲曰 :“秦王学业何如 ?”曰 :“近日 所作文词甚好。”上曰 :“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 ,但 令通晓经义、古今治乱 ,他日免为舞文弄法吏欺罔 耳。”[6 ] (卷十九) “帝王家儿”读书 ,与王朝的长久天下相关 ;诵 经读史 ,通晓经义与古今治乱之由 ,自然是其中要 旨。而太祖的特别交代 ,也让人看到读书的功用 之一 ,是得以控御官吏 ,免受“舞文弄法”者之蒙 蔽 ②。 对于近在身旁的“文吏”式人物 ,太祖则担心 因其学识不足而影响到治国的方略。他督促赵普 读书的故事是人人都熟悉的。其读书的重点 ,也 应该在于经、史。北宋僧人文莹在其《玉壶清话》 卷二中记载 : 　　太祖尝谓赵普曰 :“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 , 隽轨高驾 ,卿得无愧乎 ?”普由是手不释卷 ,然太祖亦 因是广阅经史。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李焘也曾记载道 : 　　赵普初以吏道闻 ,寡学术 ,上每劝以读书 ,普遂 手不释卷。[2 ] (卷七) “以吏道闻”而“寡学术”,这大约是赵普“品 牌”式的标志。而赵普后半生似乎颇有改变。宋 太宗雍熙三年 (986)五月 ,赵普在其《谏伐燕疏》中 说 : 　　臣虽寡智谋 ,粗亲坟典。千古兴亡之理 ,得自简 编 ;百王善恶之由 ,闻于经史。其间祸淫福善 ,莫不 如影随形 ,焕若丹青 ,明如日月。常为大训 ,历代宝 之。 他继而列述了自己阅读汉唐史籍的感受 ,并 且表示要抄录下来 ,“专具奏呈 ,伏望圣慈特垂披 览”[7 ] (卷一二九) 。出自他本人口中的这个“虽寡智 谋 ,粗亲坟典”的形象 ,与人们习知的“善心机而寡 学术”的赵普 ,显然有着相当的参差。 《宋朝事实》卷三《御制》中载有“太宗皇帝御 制太师魏国公尚书令真定王神道碑”,其中说及赵 普“手不释卷”的内容 : 　　性本俊迈 ,幼不好学 ;及至晚岁 ,酷爱读书。经 史百家 ,常存几案 ,强记默识 ,经目谙心。硕学老儒 , 宛有不及。既博达于古今 ,尤雅善于谈谐。 太宗笔下的赵普 ,晚年博通经史 ,竟至“硕学 老儒 ,宛有不及”,文化修养大有提高。但据《宋 史》卷二五六《赵普传》载 : 　　普少习吏事 ,寡学术。及为相 ,太祖常劝以读 书。晚年手不释卷 ,每归私第 ,阖户启箧 ,取书读之 竟日。及次日临政 ,处决如流。既薨 ,家人发箧视 之 ,则《论语》二十篇也。 一说“经史百家 ,常存几案”,一说箧中“《论语》二 十篇”,差距鲜明 ;洪业先生曾有专文辨所谓赵普 “半部论语治天下”事[8 ] (p405～426) 。早岁疏于学术 的赵普晚年手不释卷 ,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看来 ,宋太祖对于“读书以通治道”的认 识及倡导 ,在当时的社会上激起了从上至下的积 极反响 ,对于官员层有着明显的宣示与警劝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 ,“欲令武臣读书”在现实生活 中主要反映为一种导向 ,并不等同于武臣身体力 行的践履。《宋史》卷二五 ○《高怀德传》说 ,“怀德 将家子 ,练习戎事 ,不喜读书”;太宗也曾经说 ,“方 今天下诸侯贤明知书者 ,唯 (张) 永德一人而 已”[2 ] (卷四七) ,都反映出这种状况。而真正“居常读 书手不释卷”的武将 ,往往不为周围同侪所接受 , 真宗时曾任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的王汉忠 ·74· ① ② 参见拙作《走向再造 :试论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 《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帝王家儿”“读书缀文”逐渐蔚为风气 ,真宗时 ,对读经 书又有进一步的强调。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七 ,大 中祥符五年五月癸酉条。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是一例[2 ] (卷五二) 。 二 　关于“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代士大夫竭力宣扬的“用读书人”,其实是 指宋太祖“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研究者有时 据以论证宋初的“文臣治国”,而实际上恐非如此 简单。该说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 四年 (966)五月乙亥条 : 　　上初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 ,以改今元。既平 蜀 ,蜀宫人有入掖庭者 ,上因阅其奁具 ,得旧鉴 ,鉴背 有“乾德四年铸”。上大惊 ,出鉴以示宰相曰 :“安得 已有四年所铸乎 ?”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穀、窦仪 问之 ,仪曰 :“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 ,当是其 岁所铸也。”上乃悟 ,因叹曰 :“宰相须用读书人。”由 是益重儒臣矣。⋯⋯(原注 :此事不知果何时。既无 所系 ,因附见收伪蜀图书法物之后。) ① 太祖平蜀 ,在乾德三年 ;阅蜀法物、图书 ,在四 年五月。尽管李焘说明“此事不知果何时”,但玩 其文意 ,应在乾德年间 ;应召的学士窦仪去世于乾 德四年冬 ,则此事不得晚于是年。这一期间的宰 相为赵普。前文既曰“皆不能答”,所问似不止一 人。若将所谓“宰相”的范围扩大至正、副宰相 ,则 又有参知政事薛居正、吕馀庆。构成当时治国班 底的此数人中 ,薛居正进士出身 ,赵普、吕馀庆则 起自“文吏”,无疑都可以算入“读书人”之列。但 他们的知闻、学问显然还不算广博。由此看来 ,宋 太祖心目中能做宰相的“读书人”似乎要更高一 筹 ,是指富于才学的“文儒之臣”。 “宰相须用读书人。”像这种能够“垂范后世” 的警句 ,通常受到后世修史的“读书人”们的重视 , 也受到后世研究前代史事者的重视。而太祖的这 一说法、这一意向 ,似乎并未被他这一阶段内的行 为措置所验证。所谓“书生”、“读书人”,其实都是 相当含混的概念 ;即便在当时被视为“儒臣”者 ,也 多不通典故。从当时的政治实践来看 ,宋初所重 用的主要是富于“吏干”的官僚 ②。太祖话音落地 时的宰相赵普 ,“少习吏事”,精吏干而“寡学 术”,[4 ] (卷二五六) 而恰恰是他 ,自乾德二年范质、王 溥、魏仁浦罢相后 ,独相达十年之久。若就泛泛意 义上的“读书人”而言 ,此前被替换的宰相范质、王 溥 ,都是五代进士 ,不能说不是“读书人”,但他们 在相位时地位尽管尊崇 ,却并非要近 ;而且他们正 是参与选择了“乾德”年号的宰相。若说是以陶 穀、窦仪等人作为标准 ,将有文才的饱学之士视为 “读书人”,则我们也看不到太祖意欲优先起用他 们为宰相之明显迹象。 窦仪学问优博 ,为人清介忠厚。《宋史》本传 中说 :“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执守 ,欲相之。赵普 忌仪刚直 ,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及仪卒 ,太祖悯 然谓左右曰 :‘天何夺我窦仪之速耶 ?’盖惜其未大 用也。”[4 ] (卷二六三) 从这一记载中看 ,太祖确实对窦 仪相当赏识与眷顾 ,也可能曾经有过“大用”的打 算 ;不过 ,即便是太祖真正有意“大用”,仿佛也并 不是要以这位典型的读书人来取代寡学术的赵 普 ,否则将非赵普能够阻挡。《国老谈苑》中记载 说 :“周世宗尝欲以窦仪、陶穀并命为宰相 ,以问范 质。质曰 :‘穀有才无行 ,仪执而不通。’遂寝其 事。”[9 ] (卷一) 所谓“执而不通”,有可能是妨碍窦仪 任相的原因。 窦仪遽然去世 ,距太祖发出“宰相须用读书 人”的慨叹至少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假若皇帝“用 读书人”的决心已定 ,应该来得及任命 ;既然没有 类似举措 ,只能使人们感到 ,太祖即便有这种说 法 ,在当时也不过是表示一种导向而已。又据《遵 尧录》载 : 　　太祖尝患赵普专政 ,欲闻其过。一日 ,召翰林学 士窦仪 ,语及普所为不法 ,且誉仪蚤负才望之意。仪 盛言普开国勋臣 ,公忠亮直 ,社稷之镇。帝不悦。仪 归家 ,召其诸弟 ,张酒食 ,语曰 :“我必不作宰相 ,然亦 不诣珠崖。吾门可保矣。”[3 ] (卷二) 这段话让我们感到 ,窦仪确曾有过任相的可 能 ,而由于他的耿直操守 ,自己葬送了这一前景。 如若此说属实 ,那么看起来太祖所需要者是顺心 贴己的近臣 ,而并不欣赏这种“读书人”的风范。 陶 的情形不大相同。他对于法物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熟 悉 ,超越同侪 ;但他轻薄、反复的为人 ,在宋初却受 到鄙夷 :“太祖将受禅 ,未有禅文 ,翰林学士承旨陶 穀在旁 ,出诸怀中而进之曰 :‘已成矣。’太祖由是 薄其为人。”[1 ] (卷一) 惯于征战而处事爽快的赵匡 胤 ,对于陶穀一类儒士并非无所了解 : 　　陶尚书穀为学士 ,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 ,陶 至 ,望其上 ,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 , 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 :“此措大索事分 !”顾左右取 ·84· ① ② 李华瑞在其《宋代建元与政治》一文中 ,比对了相关材 料 ,认为“上述记载似不可信”。见李氏著《宋史论集》第 43～45 页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张其凡在论及太祖朝的用人方针时 ,曾经正面讨论过 “宋初重吏道”的现象 ,并且将其纳入“祖宗之法”的范畴 予以认识。参见《宋初政治探研》卷二《宋初诸政平议 · 试论太祖朝的用人》, 第 109～126 页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袍带来。上已束带 , 遽趋入。[10 ] (卷上) ① 对于陶 ,太祖既肯容忍 ,大面上也能尊重 ,但全 然谈不上倚信 ,只是充分使用而已。魏泰《东轩笔 录》中说 : 　　陶 自五代至国初 ,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 人倾险很媚 ⋯⋯太祖虽不喜 ,然藉其词华足用 ,故尚 置于翰苑。 自以久次旧人 ,意希大用。建隆以后 为宰相者 ,往往不由文翰 ,而闻望皆出 下。 不能 平 ,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 ,以为久在词禁 ,宣力实多 , 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 :“颇闻翰林草制 ,皆检前 人旧本改换词语 ,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 ,何宣 力之有 !” 闻之 ,乃作诗 ,书于玉堂之壁 ,曰 :“官职 须由生处有 ,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 ,年 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 ,遂决意不用矣。 文莹《续湘山野录》所录陶 《题玉堂壁》诗 ,与魏 泰所引不尽相同 : 　　官职有来须与做 ,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 陶学士 ,一生依样画葫芦。[11 ] 但其诗意 ,无疑是一致的。这样心怀怨望的“读书 人”,显然亦非太祖所垂青。用李焘的概括来说 , 即“上素薄之 ,选置宰辅未尝及 ”[2 ] (卷二) 。 关于镜鉴年号事 ,李攸《宋朝事实》卷二《纪 元》所载 ,承袭了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的说法 ,而 与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有些不同 : 　　帝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 ,以问翰林 学士陶 。对曰 :“伪蜀时年号也。”宫人果故蜀王时 人。帝于是益重儒者 ,而叹宰相寡闻也。 这段记载 ,索性将陶 一人推到了前台。回答引 出的结果 ,是皇帝“益重儒者 ,而叹宰相寡闻”。这 一说法 ,尽管不如“宰相须用读书人”之说精辟 ,却 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宰相须用读书人”这一说法还有一个类似的 版本 ,见于《王文正笔录》: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 ,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 及卜郊肆类备法驾乘大辂 ,翰林学士卢多逊摄太仆 卿 ,升辂执绥 ,且备顾问。上因叹仪物之盛 ,询政理 之要。多逊占对详敏 ,动皆称旨。他日 ,上谓左右 曰 :“作宰相须用儒者。”卢后果大用 ,盖兆于此。[12 ] 在王曾笔下 ,太祖“作宰相须用儒者”的论断 ,似乎 是应验于卢多逊之个案的。今按卢多逊任翰林学 士 ,在开宝四年 (971)冬 ;据此 ,则太祖这一说法发 生在距乾德四年 (966) 五载之后。如果说到卢多 逊本人的“大用”,开宝六年赵普罢相后 ,他被任命 为参知政事 ;而终太祖一世 ,并未因其博识而被用 为宰相。 其实 ,宋人并非不清楚“祖宗”选择辅相的标 准。不仅魏泰明白“建隆以后为宰相者 ,往往不由 文翰”,哲宗元祐初年 ,监察御史孙升也曾说过 : 　　祖宗之用人 ,创业佐命如赵普 ,守成致理如王 旦 ,受遗定策如韩琦 ,此三人者 ,文章学问不见于世 , 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 ,今日辅相未有其比。 他对于“一代文宗”王安石的“设施之方”则全然持 批评态度。比较之后 ,孙升总结说 : 　　由是言之 ,则辅佐经纶之业 ,不在乎文章学问 也。[2 ] (卷三八八) 宋太祖事实上并没有依据“益重儒臣”的原则 对宰执班子进行调整。在随后的几年间 ,没有发 生任何重大的人事更动 ;只在乾德五年 ,沈义伦取 代王仁赡为枢密副使。尽管沈义伦曾经“习《三 礼》于嵩、洛间 ,以讲学自给”[4 ] (卷二六四) ,但他之所 以被擢用 ,是因为他居官清廉 ,而并非由于其儒学 背景。 总体上讲 ,乾德二年 (964)后周留任的三相罢 任后 ,由赵普任相、李崇矩任枢密使“分秉国政”的 格局 ,直至八年后的开宝五年 (972)才开始有所变 化。看起来 ,在当时 ,尽管太祖对于“读书人”的重 要性有所认识 ,而鉴于国事方殷 ,首先需要的是既 可信赖又善处繁剧的行政首脑。这种选择标准 , 实际上范质等人心中早就清楚。建隆初年 ,范质 曾以宰相身份“举贤能 ,以辅佐天子”[ 4 ] (卷二四九) ,他 说 : 　　端明殿学土吕馀庆、枢密副使赵普 ,富有时才 , 精通治道 ,经事霸府 ,历岁滋深 ,自陛下委以重难 ,不 孤倚任 ,每因款接 ,备极公忠。伏乞授以台司 ,俾申 才用。今宰辅未备 ,久难其人 ,以二臣之器能 ,攀附 之幸会 ,置之此任 ,孰谓不然 ?[2 ] (卷二) 一方面“精通治道”,一方面又“经事霸府”,而且 “历岁滋深”,既具“器能”,又缘“攀附”,吏干、亲信 两全 ,这正是国家建立之初腹心股肱的首选标准。 如果说对于前朝重臣范质等人有所保留 ,则赵普、 吕馀庆等人应该成为被倚重的理想人才。 但是 ,即便是对这些被认为“富有时才”、“备 极公忠”的“贤能”人物 ,太祖之倚信仍然是有限度 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在开宝四年十一月 癸巳条后记载着这样一件事 : 　　上因出 ,忽幸 (赵) 普第。时吴越王 方遗普书 及海物十瓶列庑下 ,会车驾卒至 ,普亟出迎 ,弗及屏 也。上顾见 ,问何物 ,普以实对。上曰 :“此海物必 佳。”即命启之 ,皆满贮瓜子金也。普皇恐 ,顿首谢 曰 :“臣未发书 ,实不知此。若知此 ,当奏闻而却之。” ·94· ① 《归田录》卷上。《王文正笔录》将此事系之于窦俨 ,李焘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癸丑条中认 为应系窦仪事。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笑曰 :“但受之 ,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 耳。”因命普谢而受之。 李焘在注文中说 ,此事“不知的在何时”,他只是斟 酌情形附书于李从善入贡事之后。 “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淡淡一句话 ,蕴 涵着耐人咀嚼的意味 ,真切地道破了当时的实情。 这句话 ,在显示出太祖的襟怀、解脱了尴尬的赵普 的同时 ,也使人们惊讶地了解到身在相位的“书 生”与“国家事”之间某种程度的疏离。而这显然 与我们一向熟悉的说法颇不相同。太祖对于“书 生”们的实在态度 ,由他自己坦坦荡荡地说了出 来 :既任用他们执掌政务 ,又不使国家要事皆出其 手。一“笑”而过 ,正体现出太祖对于自己控御朝 政、控御“书生”能力的充分自信。 《东都事略》中的《赵普传》说 : 　　普既拜相 ,事无大小皆决于普。太祖待普如左 右手。[13 ]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也说 : 　　太祖初登极时 ,杜太后尚康宁 ,常与上议军国 事 ,犹呼赵普为书记 ,尝抚劳之曰 :“赵书记且为尽 心 ,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 徐自明在其《宰辅编年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 　　世多言本朝任相不专 ,自罢坐论之礼始。尝观 赵普相太祖十年 ,虽置参知政事 ,而不押班不知印 , 普亦自信不挠 ,讫用成功。⋯⋯兵权所在 ,人臣最难 言 ,而赵普罢符彦卿成命于已行之后 ,贷重赟之死于 将戮之时 ,任相犹谓之不专乎 ?[14 ] (卷一) 而实际上 ,太祖尽管“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却并 不把身为宰相的赵普视为“国家事”的决定者 ,这 一方面反映出 ,当时的皇帝似乎仍把政府的行政 首脑视同于私人的幕僚谋主 ;另一方面 ,也显示出 当时的行政体制在决策过程中所处的从属而非充 分独立运作的地位。 就“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而言 ,与“读书 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的是 ,在开国皇帝心目之 中 ,重要的或许在于一个“用”字。在为他所用的 前提之下 ,不同类型的文臣开始活跃于当时的政 治历史舞台 :首先 ,其当务之急 ,是要建立统治秩 序 ,安定赵宋政权 ;而这项使命的完成 ,无疑有赖 于一批富有实践经验、长于吏干的文职官僚。其 次 ,为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计 ,又要自根本处着 手 ,“丕变敝俗 ,崇尚斯文”[2 ] (卷七九) ;这当然又离不 开淹博饱学的“儒生”。 三 　关于“事业付之书生”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总序中说 :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 ,即其一时之好尚 ,而一代之 规 ,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 ,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 权 ,宋之尚文 ,端本乎此。 今天的研究者 ,仍然称道宋太祖“决定改变前代重 武轻文的传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赞扬他“在重 武轻文风气延续了几百年之后毅然起用文人治 国”的举措。[ 15 ] (p150 ,153) “起用文人治国”,事实上是历代创业之君不 得不采用的共同做法。远自汉 ,近至唐 ,莫不如 此。贞观初年 ,黄门侍郎王 与唐太宗议论“近代 君臣治国”时 ,即曾批评“近代重武轻儒”的问题 , 引起太宗同感。[16 ] (卷一) 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是 ,相 比较于唐末五代 ,当宋代的士大夫们提及“祖宗 朝”的文武关系 ,讲到“儒生”、“读书人”地位的骤 然提高时 ,掩盖不住的那份强烈自豪。 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三《太祖 ·幸太 学》中 ,吕中说 : 　　我朝以儒立国 ,故命宰相读书 ,用儒臣典狱 ,以 文臣知州 ,卒成一代文明之治。[17 ] 陈傅良《止斋集》卷三 ○有《乾道壬辰进士赐 第谢太上皇帝表》,其中称道 : 　　窃迹本朝家法之详 ,究观列圣心传之要 ,规模一 以经术 ,事业付之书生。[18 ]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集》卷三八《成都府 学三先生祠堂记》则说 : 　　艺祖造宋 ,首崇经术 ,加重儒生 ,列圣相承 ,先后 一揆 ,感召之至 ,七八十年间 ,豪杰并出。[19 ] 在吴渊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所作的序文中 也说 : 　　艺祖救百王之弊 ,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 ,以 “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19 ] 陈傅良将“本朝家法之详”、“列圣心传之要”归结 为“规模一以经术 ,事业付之书生”,把处于“文武 制衡”中的一方拔擢出来 ,置于“祖宗事业”主持者 的超越地位。而魏了翁、吴渊等都将“本朝”这一 “家法”的首创之功归结于宋太祖 ,归结于他“用读 书人”的主导思想。上引诸多高度概括的说法 ,主 要出自于南宋的士大夫 ,所反映的主要是他们对 于大约两个世纪之前的“祖宗”之行为、措置的成 就感与无限怀恋。这种感慨 ,既来自对于无所作 为的时政之不满 ,也来自对于五代宋初政局反差 之认识。 应该说 ,就一个时代的导向而言 ,北宋初年承 继了五代 (尤其是后周) 以来的发展势头 ,文臣的 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 ;原本军阀习气相当浓厚的 赵匡胤等人 ,也在“变家为国”的过程中调整着个 ·0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的意识与作风。但毋庸讳言的是 ,如前所述 ,太 祖对于文臣的宽和 ,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源于他对 于控御“书生”的自信 ,源于他相对于“书生”们的 居高临下的感觉。 曾任翰林学士的王著 ,原是周世宗的藩邸旧 臣 ,不拘细行而受到太祖优容。《国老谈苑》卷一 讲到他某次参加太祖宴会之后的失态 : 　　御宴既罢 ,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 ,优容 之 ,令扶以出。著不肯退 ,即趋近屏风 ,掩袂恸哭 ,左 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 :“王著逼宫门大恸 ,思念 世宗。”太祖曰 :“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 ,吾所素谙。 况一书生 ,虽哭世宗 ,能何为也 !”[8 ] 此事虽然不见于《宋史 ·王著传》及《续资治通鉴 长编》等书 ,但所记太祖谈吐 ,颇类其平日风格。 宋初的人们深知 ,五代时风气的颓坏并不能 完全归因于胆敢宣称“天子宁有种乎”的武人 ,这 正像北宋中期田况《儒林公议》指出的 :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 ,凡五易姓 ,天下无定 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 ,忠义之风荡然矣。[20 ] 陈傅良在其《内引札子》中也说 :“祖宗承五代之 后 ,士风极衰 ;而一旦作兴之 ,至过汉唐而无愧三 代。”[18 ] (卷二四) 太祖、太宗任用文臣治理国家事务 , 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倚信“读书人”。当时在 他们的心目中 ,“文”“武”分野并非惟一的措意范 畴 ,“作兴士风”、端正“君臣之道”,才是帝王所更 加关注的。 据《宋史》卷二六四《薛居正传》载 : 　　先是 ,太祖尝谓居正曰 :“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 , 为臣者多无远略 ,虽居显位 ,不能垂名后代 ,而身陷 不义 ,子孙罹殃 ,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 受人谏疏 ,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 ,不若自不为 之 ,使人无异词。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 ,能保全而 享厚福者 ,由忠正也。” 这里虽然也委婉地批评了唐太宗 ,但显然主要是 说给自己的臣僚们听的。 宋人经常宣扬“艺祖救百王之弊 ,以‘道理最 大’一语开国 ,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19 ] (《序》) 。 似乎北宋建国伊始 ,即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而事实上 ,职业军人出身的皇帝赵匡胤与读书业 儒的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感。人们熟知宋太 祖在对赵普言及派文臣“分治大藩”的考虑时所说 的一段话 ,即 : 　　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分治大藩 ,纵皆贪浊 ,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2 ] (卷十三) “纵皆贪浊”一语使我们注意到 ,太祖当时对于“儒 臣”的评价 ,是很有保留的。《杨文公谈苑》有这样 一段记载 :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不合 ,太祖曰 :“安得宰相如 桑维翰者与之谋乎 !”普对曰 :“使维翰在 ,陛下亦不 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 :“苟用其长 ,亦当护其短。 措大眼孔小 ,赐与十万贯 ,则塞破屋子矣。”[20 ] 这番对话提示人们 ,赵匡胤虽然看重有干才的儒 臣 ,但在他心底 ,无疑存在着对于“书生”“措大”们 人格上的几分轻蔑。 在注意到宋初帝王越来越多地起用文臣刷新 政治、措置政务的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当时存在的 另一方面事实。太祖等人对于文士的任用 ,更多 地着意于建构统治秩序 ,着意于文武制衡 ;对于他 们以往所不熟悉的读书人 ,并非完全放心倚用。 《武夷新集》卷十一有杨亿为宋初著名文士杨徽之 所作行状 ,其中说 : 　　太祖多遣近臣廉访谣俗 ,使者即公 (按指杨徽 之 ,时监唐州方城商税) 之故旧 ,公因言“应天顺人 , 海内宁一 ,所宜崇儒术以厚民风”。使还 ,具白其语。 太祖怒 ,以其讪上 ,左迁凤翔天兴令 ,未几 ,又移嘉州 峨嵋令。[21 ] 此事应该发生在乾德年间。在后人看来。杨徽之 的建议并无特殊之处 ,而这在当时之所以会触怒 皇帝 ,显然是由于太祖忌讳这一类批评 ,也不喜欢 这一类人物在一旁风言风语指手划脚。直到开宝 年间 ,閤门使梁迥挑拨文武关系、“轻鄙儒士”的进 言 ,仍然在太祖处寻得认同 ; [2 ] (卷三四) 而太祖也仍 然习惯于以亲校伺察朝廷正式命官的非体制性的 施政行为。 开宝七年 (974) 二月间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 当时 ,国子监丞梁梦升知德州。刺史郭贵的族人、 亲吏在德州颇为奸利 ,梁梦升依法惩办了他们。 郭贵派亲信来到京都 ,与太祖亲校史 商议 ,合谋 除去梁梦升。一天 ,宋太祖提到“近来中外所任 , 皆得其人”,史 马上进言说 :“今之文臣 ,亦不必 皆善。”并且以梁梦升为例 ,说 :“只如梁梦升权知 德州 ,欺蔑刺史郭贵 ,几至于死。”太祖听后 ,自有 判断 :“此必刺史所为不法 ,梦升真清强吏也。”即 刻决定以梦升为左赞善大夫 ,仍知德州。史 于 是不敢再发一言。北宋罗从彦《遵尧录》、南宋刘 光祖《两朝圣范》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 ,无 不将此事作为太祖护佑文臣的范例。但应该注意 的是 ,像史 这样的人之所以在太祖身边有发言 权 ,主要原因是 : 　　上初临御 ,欲周知外事 ,令军校史 博访。 廉 得数事 ,白于上 ,案验皆实 ,由是信之。累迁马军都 军头 ,领毅州刺史 ,渐肆威福。[2 ] (卷十五) ·1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 的进谗方式 ,显然是经过考虑有其居心的。 他选择以“文臣”作为切入点 ,很可能是希望迎合 太祖对于这部分人素有的疑惑。但是 ,已经做皇 帝 15 年的宋太祖 ,尽管仍然不肯放弃任用私人的 手段 ,可他毕竟对于国家方略已经有了很多思索 , 处理各类信息的方式 ,相应地显得比较成熟了。 伴随着宋初政策调整而来的文武关系调整 , 在社会上激起了方方面面势力的强烈反响。这里 既有“书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 ,对于群体利益 的维护 ;又有武将既妒忌又艳羡的复杂心情以及 对于“书生”能力的深刻质疑。 太宗朝一方面确立了文臣政治 ,另一方面太 宗本人对于臣僚 (包括文臣们)的蔑视与猜忌却仍 然时时流露出来。这类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颇为不少 ,如该书卷四一至道三年 (997)六月甲辰 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罢为集贤院学士判 院事条下 ,记载了钱若水执意“解机务”的原因 : 　　及 (前执政)刘昌言罢 ,太宗问赵镕等曰 :“见昌 言否 ?”镕等曰 :“屡见之。”上曰 :“涕泣否 ?”曰 :“与臣 等言 ,多至流涕。”太宗曰 :“大率如此。当进用时不 能悉心称职 ,一旦斥去即 澜涕泗。”若水曰 :“昌言 实未尝涕泗 ,盖镕等迎合上意尔。” 吕蒙正罢 ,太宗又谓若水曰 :“人臣当思竭节以 保富贵。蒙正前日布衣 ,朕擢为宰相 ,今退在班列 , 想其目穿望复位矣。”若水对曰 :“蒙正虽登显贵 ,然 其风望亦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 ,资品崇重 ,又非 寂寞之地也 ;且蒙正固未尝以退罢郁悒。当今岩穴 高士不求荣爵者甚多 ,如臣等辈但苟贪官禄 ,诚不足 以自重。”太宗默然。 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辅臣如此 ,盖未尝有秉节高 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故也。 太宗的揣度 ,反映了他对于亲自拔擢的刘昌言、吕 蒙正等人的基本估计 ;而字里行间浸透的轻蔑感 , 是出自他对于这类“人臣”强烈的不信任。钱若水 的辩解 ,显然未能说服这位青年时代出入军旅、登 极后尚有待辅臣 (其中主要是文臣)“感动”的“人 主”。 从五代到北宋前期的情形来看 ,当时的文臣 群体 ,无疑在经验磨砺的过程中有所改造、有所成 长 ,也在国家事务中争取着更大的发言权。宋代 士大夫的尊严 ,也正是在这样的长期过程中生成 的。 有学者自较长时段中的发展变化观察分析 “文”“武”关系问题 ,指出 :唐朝中叶以后 ,随着封 建社会的发展和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变化 ,逐渐形 成了文武殊途和相轻的局面 ;武将的实权超过文 臣 ,而文臣的社会地位却高于武将。这种状况经 历了唐末五代重武轻文的阶段 ,发展到北宋 ,形成 了重文轻武的局面。[22 ] (p59～66) 我们讨论的“文”“武”,主要不是指治国方针 中的文武大计 ,不是民政或军政方面的偏倚 ,而是 就文武官员的相对职分地位而言。所谓“重” “轻”,本是相对的两端。但重用文士 ,绝不意味着 轻视武人。职业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夺取帝位后 , 要镇抚四方乃至推进统一 ,首先离不开禁军将领 们的支持 ;而他心目中所着重警惕防范的 ,也正是 曾经与他“比肩”的这些高级将领 ———在此基础之 上建立的政策 ,显然只会是“制武”“御武”而不可 能是“轻武”。五代的多数君主 ,都曾经在任用文 士方面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就他们而言 ,之 所以有这种努力 ,并不仅仅由于意识到了治国的 需求 ;更现实的 ,是这些马上得天下的君主需要抑 制武将权势膨胀的趋势 ,需要对付来自武将们的 直接威胁。宋初的情形同样如此。由戒惕而抑 制 ,赵匡胤这位“创业之君”的举措 ,有效地消磨了 “同时将校”的“猛悍不可屈之气”[4 ] (卷二六一) 。这决 非“轻武”所能奏效。如果无视太祖心目中防范的 重点所在 ,而认为开国之初即奠立了“重文轻武” 之国策 ,显然失之于草率。 说到“重文”,则不得不指出 ,尽管有“用读书 人”的种种说法 ,但如前所述 ,太祖对于“文士”、 “书生”的信用 ,都是掌控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南 宋大儒朱熹与他的学生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 : 　　广曰 :“自汉唐来 ,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 ,故议 论胜而功名少。”曰 :“议论胜亦自仁庙后 ,而蔓衍于 熙丰。若是太祖时 ,虽有议论 ,亦不过说当时欲行之 事耳 ,无许多闲言语也。”[17 ] (卷一二七) 朱熹并且严厉批评“秀才”们言盛行弱的作风说 : 　　秀才好立虚论事 ,朝廷才做一事 ,哄哄地哄过 了 ,事又只休。且如黄河事 ,合即其处看其势如何 , 朝夕只在朝廷上哄 ,河东决西决。凡作一事皆然。 太祖当时亦无秀才 ,全无许多闲说。只是今日何处 看修器械 ,又明日何处教阅。日日著实做 ,故事 成。[23 ] (卷一二七) 考虑到二百年间的教训 ,朱熹很羡慕太祖时“日日 著实做”、“无许多闲言语”的状况 ;而他所谓“太祖 当时亦无秀才”的说法 ,实际上是指“秀才”们在当 时的影响力有限。在一定意义上 ,这正反映出历 史的真实。 四 　文武兼长与文武分途 近年间 ,随着对于宋朝文武关系问题研究的 ·2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日渐深入 ,概括性的提法日趋丰富。其中有对于 宋朝“重文轻武”倾向的批评 ,有对于“崇文抑武” 方针的分析 ,也有对于“以文驭武”政策的讨 论。[24 ] (p251～255) 无论自哪个角度观察宋朝的文武关 系 ,人们都会注意到 ,“在晚唐 ,特别在五代 ,是武 夫横行之世 ,文官们只能低眉拱手 ,听任他们摆 布。到了宋代 ,这种情形就完全颠倒过来”[ 25 ] (p3) 。 晚唐时期的禁军将领 ,即使在与文职宰相共 同参预了诛除专权宦官之生死斗争的背景之下 , 他们对于“书生”的不信任感仍然是根深蒂固 的[26 ] (卷二六二) 。长期以来文武殊途造成的“书生” 对于军事事务的疏离、文武双方之间的隔膜与戒 惕 ,并未由于这类事件而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变。 将领们希望能够维持禁军集团自身的既得利益 , 宁可选择在新的宦官“军主”之下带兵 ,也不肯与 朝士结成新的前途未卜的政治阵线联盟。 经历了五代的动荡与严酷的外部环境之挤 压 ,武将与文臣之间有了更多的相互观察与进一 步接近的机会。出身于军将之家又已经“变家为 国”的赵匡胤 ,手中掌握的实力决非势单力薄、仰 人鼻息之晚唐皇帝可比 ,他以居高临下的气派 ,希 望能够通过新的路径解决文武矛盾问题。 从中央集权与国家政务正常运转的角度出 发 ,宋初致力于使文武官员“各就其位”,逐渐将武 臣从“亲吏事”、“主钱谷”的位置上剥离开来 ,而以 文臣取而代之 ,主持各级行政事务。这类举措 ,奠 定了宋代文武分途任事的基础 ①。而与此同时 , 在宋太祖的心目中 ,理想的人才状态似乎是武将 懂文治 ,而文臣通武干。 以文臣知州县 ,被认为是太祖在位期间制度 建设的一大成就。谈到考察文臣人选问题 ,研究 者经常引述到这样一件事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十三开宝五年 (972)末条载 : 　　初 ,上问宰相赵普曰 :“儒臣有武干者何人 ?”普 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 都监。于是召见 ,面试射 ,且问 :“能擐甲否 ?”仲甫 曰 :“臣在郭崇幕府 ,屡从征讨 ,固尝被介胄矣。”上 曰 :“汝见王明乎 ? 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 ,若公 勤不懈 ,不日当为牧伯也。”仲甫顿首谢。 上因谓普曰 :“五代方镇残虐 ,民受其祸。朕今 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分治大藩 ,纵皆贪浊 ,亦未及武 臣一人也。” 如果这段记载大致可靠 ,那么应该说 ,宋太祖不仅 曾经提倡武臣读书 ,也曾提倡文臣习武。只不过 这后一项提倡未被其后的臣僚们阐发渲染而已。 围绕辛仲甫之事 ,太祖想到的 ,实际上是两类 不同的职任。首先是要在某些地方任用文臣做 “兵马都监”,因而需要寻求“儒臣有武干者”;另 外 ,作为“分治大藩”的理想人选 ,应该是忠淳而又 公勤、略具武干的儒臣 ,起码是“儒臣干事者”。他 对于不肯放下身段的“迂儒”之厌恶[6 ] (卷十九) ,可谓 众所周知。 太祖与赵普、辛仲甫的对话 ,给我们的印象 是 ,他在当时着意物色的 ,首先是允文允武、文武 兼长的“忠淳”者。当他说及儒臣时 ,“纵皆贪浊” 一语 ,显得相当低调 ,使人感觉到“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选择 ,这也如实反映出太祖对于儒臣事实上 的陌生感与伴随而来的警惕。 文莹在其《玉壶清话》卷一记载着同一件事 , 但说法颇有不同 : 　　太祖问赵韩王 :“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 ?”赵 以辛仲甫为对。⋯⋯遂召见。 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 ,更不暇他试 ,便令武 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 ,破的而中。 又取坚铠令擐之 ,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 仲甫奏曰 :“臣不幸 ,本学先王之道 ,愿致陛下于 尧舜之上 ;臣虽遇昌时 ,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 ,一 弧一矢 ,其谁不能 ?”上慰之曰 :“果有奇节 ,用卿未 晚。”后 历险易 ,雍熙三年参大政。 太祖对于“武夫之艺”的重视与偏好 ,引起了本为 儒臣的辛仲甫的不满。叙述者文莹觉察到太祖形 像可能的尴尬 ,于是为皇帝寻得了一种合理的解 释 ,说“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 ,更不暇他试”。 考虑到开宝中期的实际情形 ,这一理由显然有些 牵强。 开宝八年 (975) ,王嗣宗在太祖的鼓励下 ,靠 “角力”、“手搏”夺得状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