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文献翻译

由长期波动引起的利润率递减：理论与实证分析 由长期波动引起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与实证分析 ANWAR SHAIKH 介绍 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一个不停动荡的动态过程。只要资本积累依旧保持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它就有强大内置的节奏，而危机因素和特定的历史事件仅作为这个节奏的调节。因此任何对于具体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积累的分析都必须区分资本积累本质的模式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 商业循环是资本主义动态过程中最明显的要素。快速循环（三到五年的库存量）产生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停的振动，中等速度循环（七到十年的固定资产）产生于总产能和供给的更缓慢的波动（Shaikh，1989a，1989b）。在这些商业循环之下的是一个更加缓慢的节奏，它包含了相互交替的长期阶段性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和减速积累，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曲线’。不同的商业循环都与这条基本曲线相关联，并且被这条曲线改变（Mandel，1975，pp.126-7）。而危机的影响和历史事件被加进这些本质的模式之中。资本主义历史的舞台就这样不断运动着。 马克思认识到对利润率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是受获利性驱动的。近期，Ernest Mandel已经率先回归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运动法则和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强调（Mandel，1975，1978，1980）。特别是，他论证了我们所感知的“长期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变量中是相互交替的长期阶段性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和减速的表现，而这种加速和减速积累直接与相应的利润率波动相联系（Mandel，1980，ch.1）。在长期萧条的痛苦之中，一些“外生的超经济因素”积极地联合起来，引发利润率的突然增长，并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Mandel，1980，p.24）。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两件事：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资本家在新的资本更加密集的技术中投资而得到提高；剩余价值率随着生产力的增长普遍超越真实工资的增长而得到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增长速度最初超过了有机构成的增长速度，使得利润率继续上升。但是最终国家储存的劳动大军开始枯竭，真实工资增长加速，剩余价值率开始放慢速度增长甚至可能停滞。现在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占据着支配地位，利润率下降，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资本积累减速的阶段（Mandel，1980）。总的来说，“加速和减速积累的长期波动”是相应的“利润率上升下降的长期波动”的直接表现（Mandel，1980，p.15）。 我的论点同曼德尔很相近，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曼德尔的论点是建立在利润率的上下移动的基础上的长期波动理论。与此相反的是，我一直论证的是，马克思关于长期下降的利润率理论为长期波动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基础（Shaikh，1978，1984；1987a，1987b）。在下文中，我将首先简明的描绘出本论文的论证步骤，并且发展和分析美国从1899年到1984年在长期的趋势下利润率的数据。我的目标是确定由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使得我能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史分析提供足够的基础。 长期波动和利润率下降理论 由于篇幅的限制，利润率下降理论的基本要素只能在此简单的描述。在本章的结尾的不同的参考书目中将给出细节。 就像之前写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的特点是围绕长期曲线的循环波动。危机的因素和特定的历史事件修改了这种循环和趋势。这种利润率的全面移动则反映了这些影响。 目前的讨论集中在决定潜在趋势的力量，即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曲线”。这就需要我们区别与这种潜在趋势相对应的基本利润率 和综合了这种趋势和各种其他因素的实际利润率 。基本利润率可以被定义为在某种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生产能力利用系数下获得的利润率。在总需求，总供给，生产量和变化的工作班次趋势之间的均衡之中的振动和其他的变化将揭示出生存利用率的大幅度移动，这种移动使得实际利润率 围绕缓慢变化的基本利润率 上下波动。在中期和短期的运动中生产能力利用系数因此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Marris，1984）。 卡尔·马克思，就像在他之前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认为基本利润率的趋势是一直下降的。他对于这种趋势的分析开始于对利润的无限需求的观察。这种需求驱使每一个资本同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本对抗。劳动力的挣扎表明劳动力自身处在机械化生产中，在机械化生产中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工人们被机械所取代。但是这种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只能通过在同其他的资本对抗中得到体现，前提是它能拥有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 一个普遍的规律，更加低的单位生产成本可以通过花费更多的和单位产出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是资本化生产）固定成本来达到。为了将它用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一种内在的趋向，在更高的平均固定成本为代价下，趋向于更低的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总成本。 个人的资本家使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降低单位成本，利用低的成本去降低商品价格，扩大市场份额。马克思曾说过：“竞争是通过商品的降价来完成的” （Marx，1867，vol.1,ch.25,p.626）在“一个资本家只有通过便宜的卖出更多商品来获得自己的资本，也驱使着同行业的资本家这样做”，并且“为了能够卖出更多便宜的商品而不破坏自己的利益，他必须……尽可能的提高劳动的生产能力”反过来也出现了“由上面可知，通过对劳动的分化，通过更加全球化的引进和不断进步的机械技术”（Marx，1867，p.89）。总的定价和价格下降行为是因此也是资本竞争与生俱来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竞争无效，就是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 。 机械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引发技术，组织，价值（ ）和物化的（ ）资本竞争。非常明显的是，这种增长的资本化生产意味着一个同每单位产出紧密相连的更多数量的不变资本（一个增长的资本/净产出率 ），也就意味着增长的物化竞争 (Shaikh,1987a)。 增长的物化竞争对于一般利润率产生一个下降冲击，甚至当剩余价值率 比物化资本竞争 要更快。之后的结果是相当显著的。Rosdolsky已经展示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的讨论已经包含了这种结果的核心（Rosdolsky，1977，chs16,17,26,和第五部分的附录）。令s=剩余价值，C=总量（固定和循环不变的资本）， =可变资本，并且 现有劳动力。然后我们可以写出基本利润率如下 马克思论证剩余价值率趋向于一直增长，因为真实工资将不会同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一样快（把所有的技术改变带来的生产获得转移到工人工资的企业不会存在由于它是资本主义企业）。从上面的基本利润率的表达式中明显得出，由于在极限中，（ ）/( )趋近于1，即使当s/v没有极限时，（ ）/( )以下降的速度上升。这样，无论 增长多快，利润率最终以 渐近的速率下降（也就是说资本中物化成分以 的速率上升）。对于任何 和 上升速度的联立，都能显示出基本利润率将必然会下降。为了证明它，让我们假设 和 都是时间的增函数，这样设 = , , ,并且 这样得 从上面关于基本利润率的表达式之中很清楚的得出 随着时间上升， 越来越小，因此 最终被物化竞争 的趋势所支配。更加深入的分析在Shaikh(1984)。 一个长期的利润率下降必然在基本利润额中产生 ‘长期波动’，这种长期波动先加速后减速，之后停止，最终的下降。考虑下面的简单表述（更多的细节在Shaikh,1987b）。基本利润额 库存资本。假设基本利润率以给定的速率 下降，所以 。利润额的增长速度是 ， ，这里 和 分别是 和 的增长率。 但是从 的表达式中可得 。而且，一般来说如果资本的积累率和利润率是成比例的，那么 ，这里 资本家的储蓄倾向（Ricardo-Marx-Kalecki-Kaldor等等），然后我们可以写出 长期的好转正好发生在收益性回归到基本利润额开始上升的那一点。这样在长期繁荣的开始阶段， 。现在经过长期的繁荣随着利润率下降（原因正如上面阐述的那样），因此 下降直到达到某个危机的水平，基本利润率 。在这一点，基本利润额不变。 为了完成这个论证，对于在基本利润额的长期波动的分析必须要对相应的实际利润额的路径进行分析。在这里萧条时期和普通资本积累之间的不同变得至关重要。在普通的资本积累时，生产力的利用的实际水平倾向于在某个正常水平移动。但是在萧条时期，资本积累停滞，长时间看生产力的利用低于普通水平。因此在长期好转的开始阶段生产力的利用将上升，直到机械化生产的积累导致生产力利用率再一次围绕正常水平移动。实际利润率因此可能一开始上升甚至当基本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而且，由于实际资本积累率粗略的看和实际利润率成比例， 一开始也是上升的。实际利润率的上升和资本积累的加速将使得一开始实际利润额上升比基本利润额快。图7.1和7.2说明了这种内在的动态，建立在这种动态之上的是历史因素的作用。基本利润额和基本利润率是虚线，实际利润额和利润率是实线。注意到基本利润率在长期好转的开始时期是上升的，但是后面的长期繁荣部分却下降直到进入长期萧条。这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在长期波动转变换阶段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和利润额的移动 有关而不和利润率有关（和曼德尔相同）。也同样说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利润率下降中排除了长期的或者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把普通积累到危机阶段的转折点叫做“绝对过度积累点”。它标记了一个阶段的改变在主要的模式的积累。在长期下降阶段的准确模式依赖于更具体的事件因素涉及信用体系，依赖于工人的状态，商业和银行，也依赖于阶级矛盾的强度。 在马克思的论证之中说明的趋势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如下： ·对于产出和工资而言上升的不变资本比例。从马克思的角度看，这些比例分别代表了资本物化和价值成分的货币形态。 ·生产力上升比真实工资更快（从马克思的角度看，一个上升的剥削率）。 ·下降的利润率，甚至在繁荣时期也是如此（与繁荣时期利润率上升相反，曼德尔）。 ·利润率的下降导致最终基本利润额的停滞。 ·在危机的开始阶段企业利润的停滞反射，这时发生了一种定性的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我们可以精确发现美国历史两次连续的长期波动。 美国的长期波动和利润，1899-1984 前面的分析要求我们区别实际利润率之下的潜在的基本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基本利润率产生积累的“曲线”，这个曲线就是我们感知的一个长期波动。这条曲线同样也被实际利润率所反映，但是由于存在快速和慢速的经济循环，历史事件，和经常存在的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只是表现为隐藏在混乱不稳定的影响之下的长期趋势。由于混乱将在生产能力的速率中被考虑到，一个对于生产能力速率来说好的实证测量显得至关重要。 这种测量不仅需要考虑灾难事件例如萧条和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快速（三到五年的库存量）周期的影响，还应该考虑缓慢（七到十年的固定资产）循环和正常工作班次中的长期趋势所带来的细微影响。 对于生产能力的常规测量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的解释思路趋向于短期影响。结果，他们趋向把中期和长期对生产能力利用率影响加载到对趋势的估计上。对于这种调查的真实性例如从美国经济研究局获得的测量的开工率，开工率被有意无意的轻描淡写过去甚至在短期循环波动中也是如此。同样最高产量的测量比如Wharton指数，假设所有短期的产出高峰都是和相同（百分之100）水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关，因此自动地排除了所有的中期和长期的影响。美联储广泛使用的测量手段建立在折中的联合了关于开工率和生产量水平的调查数据，因此它出现了同样的缺点（Hertzberg，et al.,1974;Schnader,1984;Shaikh,1987b）。 唯一的可以避免这些偏见的测量手段是建立在驱动资本设备的的电动发动机的利用。现在的经典研究中，佛丝Foss（1963）展示了直接测量生产力能力的通过比较安置的电动发动机的生产量，这种电动发动机驱动资本设备，正如他们实际使用的那样。遵循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和Christensen和Jorgenson（1969）发展的方法论，我重新计算了这些生产能力（series），修改使得它和佛丝新的数据关于正常水平的工作班次中缓慢改变（Foss，1984），并把它拓展回1899年，在本章的数据附录里，在190页。 电动发电机指数的巨大优势在于它建立在直接测量生产量和使用。它的主要限制是1963年之后的统计中不再收集安置的生产量的数据。可是，战后时期存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数据来源也直接谈到了工业生产量和它的使用。每年的关于商业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 调查包含了每年新增的制造业的生产量（DCAP）和每年相应的由生产量扩张带来的总投资（E）的信息。这些分别广泛用于生产能力和投资速度的研究（例如，Feldstein和Foot，1971）。我已经展示了这种数据能够构造一种对于1947-85时期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的新的测量方法。结果显示，新的测量与电动发动机测量的生产能力相符合，在1947-63时期两者交迭在一起（ ）。这就允许我们把这两种测量结果联系起来，调整正常水平的工作班次趋势（Foss，1984），以1899-1984时期生产能力的利用的新的长期测量而告终。这种测量的细节和其他的计算在本章的数据附录中(见189页)。 图7.3显示了生产能力利用的长期测量。正如附录192页解释的那样，这是一种实际生产的测量与正常的社会（经济）生产能力相关。后者被定义为与正常水平的工作班次相对应的生产能力。它包含正常的生产量的贮存。因此作为结果的生产能力的利用测量仅仅反映了循环和危机的影响，就像理论上希望得到的那样。萧条和战争对于生产能力利用造成大的影响，但是在缺少动荡的时期这种趋势在80%-90%之间盘旋。 一个对于生产能力利用来说好的长期测量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使用之前略述的理论来论证。利润率下降理论定位了在一般利润率（在正常的资本进步中剩余价值的比例）的水平上的基本趋势，不仅仅是在正常的商业收入率的水平上。因此在这里展示的利润率测量一般上是可能建立的，由于利润被定义为超出生产成本的部分，因此销售成本，金融活动（实现成本），和所有的税收都被算在利润之中。就是说，实际上，被商业会计称之为“销售利润”（收益（原文作利润）减去生产成本），与更加狭窄的测量“净收入”（销售利润减去税收和行政，销售，财政上的花费）（Meyer，1964，pp.49-51）。长期来看由于实现的成本一般比生产成本上升的快速，商业利润率可能同一般利润率相应的下降。但是不考虑前者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区别影响后者趋势的主要和次要的因素（对于后者发生原因和分析是这项工作的继续）。 为了能够从短期、中期的循环和危机影响中区别结构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变量如资本产出比例和对于生产能力利用影响的利润率。在这一章，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做这种调整，通过用生产能力利用系数除掉流动的变量比如产出和利润为了得到正常的生产能力。（即潜在的产出和利润。更多的诡辩的技术将在后来的工作中被研究出来。） 从1899-1984之间95年的间隔包含了两个完整的长期波动：一个开始于1890中期在192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达到顶峰，另一个在193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从利润率下降理论来看，分析这两个关联的所谓的正常积累的阶段至关重要，这两个阶段分别是1899-1929和1947-84。图7.4-7.6比较了对资本 生产工人工资，资本 产出，和利润率经过调整和未经调整的测量，而经过调整的测量数据有双重趋势。 有证据表现在每个事件上甚至我们对于生产能力利用的简单调整获得在未调整的变量短期和中期影响的很多部分（不是全部），从而帮助产生长期的趋势。在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是最具有冲击力的，在大萧条时期经过调整的变量水平基本稳定，而那些没有经过调整的波动很大。在图7.6，例如，正常利润率 或多或少是不变的在大萧条时期，而从1929-33年实际利润率一开始急剧的下降当积累崩溃，之后急剧上升当积累恢复。图7.3表现的很清楚，后者两种影响主要因为生产能力利用的波动。正如之前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波动是理论上所希望的。 相同的，在战后时期正常的利润率表现一种清晰的下降趋势。但是它被一个长达17年的生产能力利用的波动所掩盖，这个波动在1958-66急剧上升之后在1966-75急剧下降。实际利润率也在战后长期波动的好转阶段上升，在低迷阶段下降。Mandel认为这种现象是实际利润率上升和下降造成好转和低迷的证据。我认为它是长期下降的利润率的影响，下降的收益率最终阻止了长期好转和倒转上升的生产能力利用的水平，开始于1958年（看之前的围绕图7.1和7.2的讨论，在179页）。 图7.7着眼于总利润和总价值的比记为 和总利润同生产工人的工资账单的比 。由于这些是两个流动变量的比，他们没有被u所调整。他们基本稳定在第一个时期，但是显著上升在第二个时期。图7.8描述了利润率下降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连接。上面的曲线代表最大的正常利润率 ，它仅仅是正常资本-产出比 的倒数。下面的曲线展示了正常利润率 。正如我们所见，这两条曲线在萧条之前是相同走势的，在战后也是相似的。两个时期的不同的相对运动是通过利润分配 的不同趋势来解释的，如之前的图7.7指出的一样。而且，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时期正常利润率的长期趋势是受资本-产出比的趋势支配的。我们已经在前面部分展示了这种支配是一个上升的资本-产出比的必然结果。 利润率在制造业可以很好的代替社会收益率，因为利润率趋向使部门分组之间相等。但是利润额也依赖部门的增长率，并且利润额也要求部门之间没有倾向的平等。这种情况下，部门的重要性在整个社会的资本中变得很重要。在大萧条之前的时期，制造业支配总的资本，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确实的从中推断社会移动。图7.9着眼于1899-1929年制造业的实际利润额和正常利润额的移动。这个数据中最惊人的是1920年代利润额的减速和停滞，这在1929年的导致了大萧条的股市大崩盘之前发生。在战后时期我们不能在制造业利润中获得总的利润。但是我已经在别处展示了极为相似的加速/减速模式对于战后时期总的无金融行业的利润（Shaikh，1987b）。利润的数据和在数据之下的理论将引导我们定位1920年代和1960年代末的两次长期波动的转折点。更多的精确的数据需要进步和更具体的利润额的测量。而且，这些模式为长期波动的理论论证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表格7.1总结了之前描述的长期趋势。它展示了不管时代的重要不同，一般利润率依旧是下降的。第二个时期的剩余价值率（通过 来近似）和资本的价值成分（通过 来近似）表现出比第一个时期更快的上升速度。而且，后者即资本价值成分的影响支配两个时期，以至于一般利润率在两个时期是下降的（虽然在第二个时期是一个更缓慢的速度）。 总结和结论 我想要尝试去略述这个基于马克思长期利润率下降理论的长期波动理论。利润率下降是因为资本中物化成分上升必然压倒，甚至一个上升的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下降的趋向阻止最初的利润额加速，之后减速最终停滞。利润额停滞的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积累过剩点”，发出长期波动的转折点的信号。它引导从稳定健康的积累到不稳定和萧条的积累。上面论文的实证研究需要调整利润率为生产能力利用系数的变量，如此引出基本的结构模式，并且和上面的论文做比较。在这点上，理论论证进步的可以了。 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本章使用的利润的一般测量需要和更多的具体测量数据联系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一般利润率中分离出马克思意义上的收益率，即商业理解的收益率。这将允许我们说出循环和实现成本的影响，税收的影响，最终资本收益率的影响。而且，将变量对于生产能力利用系数的不同的调整的方法还需要改进。最后，应该提及所有的利润率的研究都遭受传统的资本存货的测量（包括我们自己的），遭受他们的结构中主要的不足的影响（R.A.Gordon,1971;R.J.Gordon,1969,1970,1971;Perlo,1968）。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由于很可能资本存货的测量存在缺点产生对利润率测量的偏差。人们正在尝试修正这些缺点。 数据附录 下面使用的一些系列数据无法每年都获得在1899-1984年之间。缺失的数据尽可能的填上了，通过使他们的斜率和某些有相互关系的变量一致和在可获得的点之间插入的方法。 1.制造业资本库存，价值增值，工资和利润 资本库存的测量是以总现值美元来表示制造业的设备的库存，从1899-1985。这是一个未经出版的追溯的扩展的系列数据，它是关于投入产出工业的资本库存的，由工业经济局（BIE）出版。我要感谢工业经济局的Ken Rogers使我得到这些数据。这是唯一的一致的系列数据在现值美元和定制美元系列追溯到1889年。像大多数其他的数据一样，它有这样的错，即计算时建立在设备的有效使用期限与经济影响无关的假设上，甚至当大萧条那样的大灾难时也是如此。 对于总价值增值和工人工资的基本数据来自1982年的制造业普查，表1，1983-85的数据来自后来的普查。总的利润是通过总的价值增值减去生产工人的工资，同制造业中的实际价值剩余相近似。这使得利润包含非生产工人的工资，内部职员的工资和折旧费。这些数据都可以在1949-1986年，在1947年，在1919-39年，在1899-1919年获得。缺失的年份在我们的1899-1949系列中被插入在可获得基准之间，通过使用现值美元下的国家生产总和。1929-87的GNP数据可以在美国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中获得，从1929-82（NIPA，1929-82）和后来的现在商业概览（SCBs）中获得，对于1909-28可以在Romer的重新评估（Romer，1987，表7，附录）中获得，1899-1908的数据可以从美国历史统计中获得（HS，1975），系列F1。通过上面对于一般生产的描述，对于缺失数据的插入就可以完成了。这种技术也被应用于估计缺失年份的生产工人工资。 2．生产能力利用系数 1899-1963电动发动机利用指数 我采用由Christensen和Jorgenson（1969），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和Foss（1963）发展的基本过程，并且用他们和Rogers/BIE资本库存的估计联系起来，为了研究制造设备的实际总库存（KREQ），人口普查基准的数据关于电动发动机的装机容量（HPBNCH）从制造业人口普查，并且从制造业调查每年的这些发动机消耗掉的电量（ELCONS）和我自己的估计。细节如下。 HP 基准年估计（HPBNCH）用于驱动制造设备的电动发动机马力的容量是美国历史统计中获得的（HS,1975），p70，有1899，1904，1909，1914，1919，1925，1927，1929，1939，1954，1962（最后一个可获得的年份），在Foss（1963）的研究中转换成几十亿的Kw-hrs并且使用未出版的BIE关于实际制造业设备库存的数据（KREQ）在基准年之间填写进去数据，从1889-1984年。 EMOTORS 制造业消耗的电力的数据可以通过从1939-62的不同的制造业普查得到。这段时间的数据可以在HS（1975）中获得，作为总的电力消费（Series S124）减去核电力（Series S125）。这种相同的来源同样列出了早期的数据，即使1929年的普查数据是不完全的和1929年之前的没有普查数据（1954年制造业普查，pp.208-20）。美国历史数据（1975）没有列出任何文件的来源或1939年之前的统计方法。对于他们的需求展现了进一步的信息是不可获得的。根据这点，我感觉到重新估计1939年之前的统计数据需要谨慎。Foss（1963）评估1929年的价值通过假设被生产的电力驱动的发动机和被购买的电力驱动是相同的，由于它在可获得基准年1939年和之前是大致正确的。但是1939年是一个严峻的衰退年，而1929年几乎是高峰年。在其他几乎是高峰的基准年份1954和1962年，两种利用率的比例是系统性的和1939年不同。因此我使用1954-62的平均比例做替代。1929和1939基准年的数据相互替换的使用一部分制造业产出的指数，这些指数来自使用电动发动机驱动机械的工厂（QMAN*）。后面的数据是结合对1899-1938年的总制造业产出的估计创造的，总制造业产出在《1860-1970长期经济增长》Series A19，和对于1939-1985年的相应估计在《1987年总统经济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中，图表B45，总制造业乘以电动发动机hp和总的机械hp相关（Schurr和Netschert，1960，图62，p.187对于基准年1889-1954；HS，1975，Series P70/P68，p.681,对于1962；并且对于基准年之间是线性可交换）。对于1929-62年之间的ELCONS结果的数据被拓展到1899年通过使用QMAN*和ELCONS/ QMAN*的趋势在1929-39之间。最后一步是把制造业消费的电力ELCONS和制造业消耗电力的比例相乘是得到电动发电机（EMPROP），为了创造被估计的制造业发动机设备电力消耗（EMOTORS=ELCON EMPROP）。1929，1939，1954年EMPROP的比例是可以获得的（Foss，1963，p.11）和1962（Christensen和Jorgenson，1969）。由于它变化很小，中间年份的比例被估计通过基准年的线性可交换，和1929-1939之间的趋势用于推断回1899年。 UE 相对制造业设备利用率（UE）是通过发动机设备消耗的电力（EMOTORS）计算出来的，相对与正常生产力的发动机马力（HPN）与工作班次的正常水平相适应。在最初的研究中，Foss（1963）计算了标准（40小时）每周的转移测量资本hp通过乘以安置的生产能力hp（与机械生产力的高峰相符合）乘以转移的斜率（40小时）到不停地每周的运转（168小时）。但是之后， Foss估计（Foss，1984）在1929到1976之间工作班次的正常水平上升，这就意味着生产能力本身也上升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因此乘以标准化转移生产能力，转移生产力通过工作班次指数得到（Foss，1984，图表1，pp.8-9对于1929-76；1976年的价值被用于1977-84，由于这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1929-39的趋势来推断回1919年，由于1919-29是一个增长时期；1919年的价值被用于1899-1918年，由于缺少更好的选择）。 对于1947-86年，McGraw-Hill调查附加的生产能力的数据和总投资中扩大生产的投资的比例的数据被利用去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生产能力利用指数。证据显示这次调查的数据涉及资本总的附加值（Rost，1980），所以每年的净附加值可以估计出来通过每年总的附加值乘以扩大投资/总投资的比例。这些净附加值累积得到一个生产力指数，并且这个指数被划分到美联储的工业生产指数中用来创造生存利用率指数。最后得到的指数很像是1947-62时期相互交迭的电动发动机利用指数。这一过程更加细节的描述在Shaikh（1987b）的附录B中有叙述。 最后的一步是结合之前两个生产能力的系列数据来创造一个全面的从1899-1985年的系列数据。结果得到的数据在之前的生产能力利用系数的数据中代表了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并且是唯一一个覆盖这样长的一个时期的系列数据。 注释 在新古典主义对于完全竞争的概念中，在大多数新李嘉图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他们关于竞争的表述建立的基础上，资本厂商被假设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甚至当技术改变的时候他们也期望价格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最大化的行为必然导致在任何给定的工资下一个上升的一般利润率（Okishio，1961）。另一方面，如果假定随着技术革新，价格被预期下降，面对价格下降的行为，然后同样利润率最大化的行为将倾向技术，技术拥有更低的单位成本（Nakatani，1979）。现在Okishio的定理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一般利润率的运动证明是确实是依赖马克思分析的因素（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等等）。 在一个更具体的水平上，这个论点适用于马克思所说的企业利润额，即和投资等价的利润，因为企业的利润是特工业投资特有的元素（与金融的投资和投机不同）。 通过生产力利用率的调整是理论上适当的技术来确定基本利润率。过滤这些方法一般需要经济数据首先是分离趋势的，预示着我们寻找的用来确定这种恰好的趋势的认识。（例如，在第四章的Rainer Metz，本卷）。 一般的问题可能作为一个不被人发觉的成分被人解决。我们让 ,这里 =利润率r之中循环和危机的成分，并且r*=结构（趋势）成分。由于生产力利用率u是我们衡量循环和危机影响的指数，我们可以假设 。然后 ，我们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的适当的 的因素。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过程实际是假设 。 时间为变量的Log线性回归来计算趋势。结果预测的价值的反log函数被添加了初始的变量。 参考文献 评论 Boe Thio 在Anwar Shaikh的文章中的理论说明想要建立一个“基本”利润率下降假设。由于实际利润率并没有显示这样的下降趋势（在Shaikh的185页的图7.6可以看到），解释实际和基本利润率之间的矛盾的因素在建立利润率趋势中是很重要的。论文的实证部分做了三件事： 它展示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存货和生产能力利用的新数据。 它着重于生产能力利用对于收益性的影响。 它尝试证明美国经济中长期利润率是下降的。 对于第一点，很难评价资本存货和生产能力利用的数据质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完全。因此我的评价主要集中于数据的应用和结果的合理性。对于第二点，我同意Shaikh的观点，生产能力利用的影响对于收益性很重要。有关的定义是： 和 。 如果我们定义 它遵循 并且可以观察到的利润率等于 在Shaikh的定义正常利润率等于 。 这个“正常利润率”在Shaikh的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尝试测量利润率将会获得是否正常的生产能力利用是流行的。随着更高的有效需求和产出，其他的都相同，一个更高的可观察到的利润率将被实现。这就意味着，正常的利润率将不被有效需求的改变所影响。我们冒这个险，可是这样弄混了纯粹的定义和因果原因，因为利润分红从来不是不受有效需求的改变的影响的。 引入利用率u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定义可以观察到的资本产出比例k区别资本系数k*的改变和利用率u的改变。当我们寻找u的对于利润率的影响时，我们有两个效应：更高的利用率意味着更低的可观察到的资本产出比例（通过定义）和更高的利润分红；可是这是被表达为可观察的利润分红。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用上面定义的在正常生产能力利用下流行的利润率去代表“正常利润率”；r*等于被正常资本产出比例分配的实际利润分红。所以r*尽管是被利用率修正过的，但是它不是有原因的和u独立。因为它影响观察到的利润分红。只有当利润分红ps对于利用率无反应时，定义的正常利润率r*代表了全部生产能力下获得的利润率。从观察到的变量中的利润率的测量和解释，可是生产能力利用率是可有可无的。实际利润率的测量不可能被生产能力利用率影响。 我们可以观察到利用率能够从长期平均水平和不止一个商业循环中出现背离。经济也许会有所不同在长期“接近全面就业”的时期面临低的需求压力。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化也许被低估了，如Shaikh所说，由于对生产和资本存货的改变的高估。如果我们接受观察到的利润率影响将代表低估。 Shaikh声称我们可以拓展长期中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我有一些评价。他对于生产能力利用的关注严重依赖长期趋势中的工作班次。没有对于工作班次进行修正，在观察的时期测量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将充分的上升，所以这个测量是否正确存在疑惑。 关于Shaikh对于利用指数的解释，我们应该观察到它建立在对于电动发动机的使用上的间接测量和在全面生产中这些发动机的能源使用。即使这样的测量是完全正确的，为何它展示在长期趋势中利用率改变不一致，由于逐渐发展的技术应用到合适型号的机械上，或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基础上学习怎样累积机械电力。不需要去打断观察到的实际电动发动机生产能力的使用作为一种利用率的趋势。因此我发现利用率指数的解释和它的应用无法充分建立。 对于第三点——作者的对于长期利润率发展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是1899-1929和1945至今两个时期利润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被解释为正常资本产出比例k*的增加（见上面）。这个论点和经济领域的大部分其他的出版物都不同。例如，本卷书由A.V.Poletayev编写的章节（第六章），Weisskopf(1979),Dumenil,Glick和Rangel(1987)。利润率系统性地下降不是普通发现的，长期下降的利润率能够被稳固上升的资本产出比例所证实的观点无法找到其他的统计数据的支持。如果使用Maddison的美国总资本存货和GNP指数（1982）来获得宏观经济的资本产出比例指数，我们会发现（设1950年指数=1）1900=1.20，1913=1.30，1929=1.28，1950=1，1960=1.03，1975=1.10。我们发现了实质的影响，但不是系统性的增长。Feinstein（1972）的英国数据显示增长的资本产出比例直到1920年代末，下降直到1940年代初，之后有些增长。它显示了技术进步能增加资本货物的效率，这与产出相关。这应该被记住，可是利润的概念在现在的章节里和国民核算的利润概念不同。这更是一个通用的剩余价值的测量：价值增值减去生产工人的工资。因此我们得到上通用意义上利润分红的系统性增长。可是工资也随着时间上升。 Shaikh证明尽管剩余价值率在这种意义上是上升的，资本产出比例的上升支配着效率使得产生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在整个20世纪。毫无疑问，图7.6展示了实际利润率没有特殊的趋势，图7.5的实际资本产出比例也同样是真实的——除了一开始的五年，这五年是人造的统计数据。同时我们观察到长期中利润率在一个近似固定的水平移动。长期中利用率的移动怎样有助于解释利润率这一点我们却无法得知。 总结一下，Shaikh尝试给出一个新的更加准确的测量美国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方法是有疑问的。他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和利润率影响分析观点也可以适用于短期和中期，但是不需要添加一个长期中的利润率移动。 参考书目 反驳 Anwar Shaikh 我很感谢Boe Thio对于我这一章的深刻的评论。我们在某些观点上是相同的，但是别的不相同。资本主义积累理论中基本的不同点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让我首先写出理论上一致的范围。Thio认同生产能力利用u是考虑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尝试解释观察到的利润率移动 。他继续注意到我确定u对于r的影响的过程是不充足的由于我仅仅调整了分母而没有调整变量u的分子。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很重要：确定u的影响的准确的统计方法；和r是否是一个整体，还是分开它的每个有效成分比如 和 。我的统计过程是调整 因为 是随u变化而变化的比例，但是不调整 因为它不是随u变化的比例，尽管它可能是变化的。以不同的方式看我的调整过程是把它看成是未观察的成分模型的简单的形态，r的调整是一个整体通过函数 （我的Note4，193页）。任何情况下，不难发现我的图7.7中利润分红 是相当稳定的当和图7.5中未调整的资本产出比 相比。因此尽管Thio正确的指出了；理论上 对u的影响的可能性，这在实证中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第二点我们完全同意需要区别大部分抽象形式的利润，这是剩余超过生产成分的部分，它有更加具体的形式比如商业净收入（生产利润减去销售费用和行政费用）甚至是税后商业净收入。我有同样的观点（183页和189页）。大部分抽象的定义大致符合制造业的剩余价值额，可是更具体的形式符合剩余价值的部分，这些部分是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利润保留的。由于马克思论证了下降的利润率是存在大多数一般水平的，而不是增长的行政费用，销售费用或者税收，这在理论适当的水平上评估实证显得很重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从由利润率下降造成的命题中区别出在循环费用中仅仅恶化基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命题。我同意前者，而Thio含蓄地表达了支持后者的观点。 有两点不同，根植于理论考虑中。我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测量是正常经济生产中的实际生产比例，后者被正常的周工作长度和强度定义的（通过每周正常的工作班次测量）。正如马克思强调过的那样，正常工作周的长度是社会和历史决定的，随着不同时期而不同。它变换的很慢，也许是不连续的，由于新的标准建立起来。Foss（1984）发现在世界大战前和战后工作长度上升了25%，可能是因为增长的生产的资本强度本身就是更高工作班次的动机（Winston，1974，p.1307）。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经济生产能力作为以不变成本循环周期为实际产出中心，其他的事件（比如萧条和战争）是等同的。因此，只有当经济生产能力是正确定义时，人们认为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测量缺乏长期的趋势——正如它实际上那样，在我的图7.3。这就是Thio不同意的。他希望移除对正常水平下工作班次的调整，之后，发现剩下的指数将“充分的上升在观察阶段”，完全的否决我的测量。实际上，Thio希望用工程学的方法测量生产能力来替代经济学测量的方法。但这是错误的。尽管工程学测量的方法作为历史基准是有用的，但所测量的生产能力没有经过调整过的生产和投资决定。只有经济学的测量方法能满足经济积累的分析。 Thio也认为我对于长期趋势中的利润率和资本产出比不能证明其他的结论如本卷的Poletayev或者Weisskopf（1979），Dumenil，Glick，Rangel（1987）和Maddision（1982）（见Thio，198页）。这是一个很古怪的论题。在他们自己强调了生产能力利用率在分析利润率中的重要性，并且考虑到常规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测量存在偏差之后，他们又回归了实证研究，既没有用这些相同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去调整利润率（Weisskopf）或者根本无法调整（Maddision，Poletayev，和Dumenil等人）。由于这些缺点是我批评的真正方面，我很难做到他们做的一样。 此外，Thio回归到观察到的利润率在长期无法下降。但是他在这点做的很草率。甚至匆忙看一眼图7.6就指出大萧条之前从1899-1929年，实际利润率r和正常利润率r*一样有很大的下降趋势。但是在确定大萧条，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那些衰退，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快速接替，和美国利润率的任何趋势注定要被实质上连续不断的混乱所掩盖。直到1960年代这些混乱所造成的震动才消失。那么仅仅在1965年之后才能从观察到的利润率中“读出”正常利润率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这难道是理论的错误？我不同意。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区分主要的危机事件和隐藏在这些事件下面的“资本主义发展曲线”才能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在一定程度上Thio和我有分歧，这种分歧是理论和方法上的，而不是实证上的。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