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察举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察举制是汉代至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王朝根据不同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官员担任举主，依规定荐举相应人才，经朝廷检验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定期的察举科目称为常科或岁举，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要求贡举的为特科、制科或诏举，如贤良、文学、明经、有道等科。察举的对象，既有平民，也有现任的吏员。孝廉科是汉代最主要官员来源。 从察举科目的可以看出它是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注重声名取士。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 察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它对当时社会以及后来的选官制度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隋唐时期，察举演变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主要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这几个阶段。 先秦时期中国的世族在社会上有重要地位，几乎全部官位的重职、要职都有世族成员担任，虽然这一时期也有所谓乡兴贤能制的选举，但这只是选拔伍长、乡吏等小官，如孔子之仕“委吏乘田”，皆为小吏。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从西汉开始建立完善察举制来作用主要的仕方法，征辟制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改进的基础上创设的。 察举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制来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和部落的首领由民主选举产生，这种“ 选贤与能”的民主遗风是后世选举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泉，它给两汉察举制以重大影响。 殷商统治者在理政治民上不得人心使得周初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小民难保”，从而调整统治策略，提出“敬德保民”、“德政礼教”的治国方针。因此周朝除了世袭制外还建立了其他的选士制度，主要有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 春秋战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个时期的选士制度也呈多样化特征。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及各诸侯国之间空前激烈的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的需要使得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图强，他们网罗人才、竞相纳士。这时即有重金招聘、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求贤，也有贤者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这些方式强调德行道艺兼求，但基本是和平时期重德行，战争岁月重道艺。德行道艺兼求 ，是先秦选士制度的总体特点，这一特点奠定了察举制的基本格局与方向，它成为察举选士的重要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 西汉初年，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汉高祖曾下诏征召贤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下诏，要求地方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文帝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被举者百余人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汉文帝诏举贤良方正仅为偶然之举，既没有明确规定荐举期限、人数，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荐举标准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的荐举程序。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并且要求“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这标志察举制的正式建立了。 汉代察举制的演进 察举制的最初实行，并无完善的程序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汉朝根据实际实施情况调整和完善，逐步建立起比较严格而完备的察举法规。 察举科目 汉代察举的科目也是逐步固定产生的。汉高祖刘邦时，只笼统地提出选拔“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求贤令），没有明确的选举科目。汉惠帝、吕后诏举“孝悌力田”，汉文帝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虽然规定了明确的选举科目，但不十分固定，且很单一。汉武帝以后察举科目逐渐增多，并日益制度化、规范化。两汉时期比较通行的察举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东汉称茂才）、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 察举人数 孝廉原为每州郡岁举一至两人，由于各郡区域大小不等，人口多少不一，平均分配荐举人数显然有失公平，于是到东汉汉和帝时改为按人口比例进行荐举，大概每廿万人岁举一人，不足廿万人则两年一举，不足十万人则三年一举。对少数民族杂居的边郡地区，又另定优惠政策：十万人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两年举一人，不满五万者则三年一举。 察举标准 汉代察举科目很多，察举制实行之初，各科既无统一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察举标准，用人条件含糊笼统，而且时有变动。这样，这个制度实行时很难操作，它既不利于下级官吏甄选，也不利于朝廷考核。因此直至东汉光武帝建元八年才确定荐举标准，“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察举的条件 汉代察举对被举者与举荐者的具体条件陆续作出若干规定，如对被举者的出身、职业、资历、才能、年龄均作出规定；对举荐者的条件也有若干规定，每年例行的岁举，由刺史、守、相等地方长官负责。西汉三公中的丞相，九卿中的太常、光禄勋负责主管察举工作；丞相司直、 司隶校尉与刺史监督察举之虚实。西汉后期，尚书逐渐参掌察举，至东汉，尚书权力更大。 连坐制 汉代规定选任得当与否，选任者和被选任者都要负连带责任，功罪奖惩相同。汉武帝诏令郡国贡举贤才，由于选令过于苛刻，竟造成各郡未荐一人。于是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又两次下必须定期举人的诏书，明令若有才不举，轻则免官，重则以“不敬”罪论处。（在汉代，“不敬”为重罪，法为斩首，甚至族诛）西汉末年，汉平帝即位，王莽执政，曾诏令适当放宽荐举法，结果滥举之事屡见不鲜。东汉初年，为纠正察举不实，重申严格选举之法，保证了察举制的正常实施，但在察举法规的执行过程中，也有过严或过宽、矫枉过正的弊端。 荐举方式 汉代察举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与推荐相辅而行。推荐过后是还要经过考试复核；复核合格后才能量才录用。无论是特举贤良方正，还是岁举孝廉、茂才，均须经过中央复试。汉代察举制下的考试，在西汉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考试只是区分人才高下，授官大小的参考 ，这与后世以考试为主、以推荐为辅的科举制截然不同。至东汉时，为纠正察举荐人之滥，开始注重考试，形成察举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士制度，而且考试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荐基础上加强考试，这是汉代察举制发展的新趋势。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仍是基本入仕途径之一，西晋时，察举形成了秀才对策而孝廉试经的格局。但曹魏以后，门阀士族势力日益发展，与之相适应，在选官上产生了九品中正制，察举制的地位开始下降。由察举入仕者，多为普通士人，高门权贵子弟一般是凭借门第获得上品，并由一些被视为“清官”的官位直接起家为官。东晋时，察举已相当衰落。南北朝时，察举又趋复兴。但此时之察举，特别是秀才一途，大多为门阀士族占据。北朝后期，随门阀制度的衰落，察举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南北朝时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迁调，而是直接任命为博士、秘书郎、著作郎、员外散骑侍郎、奉朝请、县令等，或为公府、军府、王国和州府的僚属。 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变 在南北朝，考试日益成为决定被举者得官与否的中心环节。人们对秀才的注目，主要是对策时文辞的优美，孝廉则在于经学的精湛。唐代初年，王朝规定参加科目考试者可以自由报名，员额上没有限制。这样，察举制也就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经漫长演变，变成了一种中央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举制度。 察举制科目 察举制在实行的数百年间，不断增减调整，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察举科目，成为两汉取士的主要来源。 汉代察举科目繁多，大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常举行的科目，称常科；另一类是不经常举行的科目，这种科目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的特别选举科目，称特科或特举。 孝廉是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常科中还有秀才、明经等科目。秀才最初为特科，到了西汉后期秀才科也成了岁举的常科。明经科察举通晓儒经的人才。另外还有选拔12至17岁之间的“博通经典”者的童子科。 孝廉 孝廉科就是察举孝子、廉吏。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这种察举就通称为举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 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根据尚书令左雄的建议，规定应孝廉举者必须年满四十岁；同时又制定了“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从此以后，岁举这一途径就出现了正规的考试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种地方长官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考试制度过渡。 茂才（秀才） 茂才，西汉时称为秀才，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贤良方正 贤良方正是汉代察举特科中最常设又最受重视的科目，此科名称不一，或称为贤良方正，或称为贤良文学，都是德才兼优的意思。 童子 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者可以入选。 明经 明经举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察举通晓儒家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两汉各科察举都重视儒家经学。专设明经科，表明汉朝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 明法（治狱平） 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才。汉代治国，儒法兼用，在选拔人才上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对象。 兵法 这是汉代察举特科，主要察举通晓兵法，勇猛善战的军事人才。此科多在“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举行。 尤异 汉代官吏中政绩突出者称为“尤异”。察举“尤异”实际就是提拔政绩突出的现任官吏。此科之设在于鼓励各级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勤政爱民。 治剧 汉代因郡县治理的难易而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复杂、最难治的郡县。汉代三辅洛阳等临近京城的区域是豪强富户的聚居地，社会关系异常复杂，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非特殊之才很难治理。为此，专设岁举特科，选举政绩卓著、勇挑重担、能啃硬骨头的官吏治理此等郡县。 阴阳灾异 汉代君主受董仲舒等“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密切联系，每当阴阳错谬、风雨不调、社会动乱之际，皇帝就下诏举荐通晓阴阳灾异之士，以便调和阴阳、安顿民心。 察举制的作用和弊端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选官制度，先后约持续了约八百多年，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有深刻的影响。 秦代和汉初用人，承袭了战国以来政府奖励军功的政策，主要凭军功赐爵。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削弱贵族的势力，西汉前期逐步建立完善察举，大举纳入人才并大胆果断地打破了汉兴以来非列侯不拜相的惯例，任命没有封爵的公孙弘为丞相，然后再封他为平津侯，这对贵族势力企图长期把持高官显位，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汉武帝通过健全察举取士标准，亲自选用干练有实才的官吏充任三公九卿及高级军事职务，如桑弘羊、张汤、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等都曾官居高职。特别是两汉时期，察举制在大部分时间里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带来了汉代英才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汉王朝之所以能在华夏文明史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成为当时举世无双的文明大帝国，这也与察举得人密切相关。 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选官制度，经过局部变更产生曹魏以后的九品中正制。特别是隋唐时期，为了弥补察举客观性差的弊病，逐步加大考试在其中的比例，最终形成了后期的科举制。它对中国的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官吏制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颇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但是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加上察举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要求，导致察举制主观性很强，客观性差。因此到了实施后期，“声望”是很重要的，于是，士人便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与科举制的区别 首先，科举制是一种考试制度，采用招考与投考的方式取人，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察举制则是一种推荐制度，主要由地方州郡长官承担推荐之责，按科目要求定期地或即时地向王朝贡上合乎相应标准的士人。定期的察举如秀才、尤异、孝廉、廉吏等科，在成立之初皆不考试，举至中央后即授与相应官职；不定期的如贤良方正等科，举后须经对策方能授官，但这种对策有“应诏陈政”、“求言于吏民”之意，与科举制的那种对士人才艺的程式化检验考试，尚有很大差异。 其次，科举制以文辞和经术取士，士人之进退一决于程文之等第；考试成绩，是得官与否的关键。而察举制的取人标准，则是多种多样的，德行、经术、吏能、功次、文法等，都可以构成得举之资格。察举制的取人标准，相对来说更为注重人的整体素质，把士人笼统地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不像科举制，把某一项具体的知识才能作为录用标准。所以，察举制下，被举者中有大量的孝子、隐士、侠客、贤人、名流等等人物，其所为人称道的人格素质使之成了察举对象；而士人在社会上的个人声望，往往也就对察举实施有了重大影响，这在东汉后期尤为明显。 再次，科举制下入仕和铨选有明确区别。科举制是一种入仕制度，未仕的士子通过礼部主持的各级考试后，获得的仅仅是一个任官资格，此后须参加吏部铨选方能得官。而察举制下，得举者固然有不少布衣平民，但也有大量仕州仕郡的掾吏，甚至还有中央朝廷的官员。察举既是入仕途径，也包含了铨选、升迁，有时甚至还有考课的成分（如尤异一科实际就相当于考课）。这里不把察举称为入仕制度而漫称为选官制度，也是为此。 最后，科举制度下，学校制与考试制是相互配合的。唐代“乡贡”与“生徒”同应省试，使科目与学校初步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后来日趋紧密，并在明清时代最终完成。士子须先入国子监或地方学校为生员，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之后，方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试，即所谓“科目必由学校”。而在察举时代，学校与察举大致为互不相涉的两种仕途。关于第一点，参见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关于第三、四点，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第十五章第一节“明显的原始性”，及第三节“先选后考，选举与考课不分”，其中已有类似意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察举制与科举制，是有重大区别的，但前者最终又演变为后者。这一漫长的变迁过程，有内在的规律在其间支配，同时也联系着更大范围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察举制的不同地位、作用和形态，联系或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在这些表象背后，有一些因素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在那些支配着察举制之变迁的诸多动因之中，本书选定如下三个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它们分别是：一、官僚科层制的理性行政因素；二、官僚帝国政体之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因素；三、构成了王朝官吏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因素。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这种选官制度，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新的选官制度是由魏文帝曹丕时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世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 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开九品中正制先导的是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曾三次发布求才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国家，来带兵打仗。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大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指导思想的改变，引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门阀世族主持乡闾评议和控制选举局面的形势，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举制度创造了条件。 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就把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制度化了，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 九品中正制从内容上说主要有三条。一、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品评的负责人，也咄咄怪事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庭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沿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的干扰。大小中正官还都有名为“访问”的属员。二、品第人物这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 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1、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2、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当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3、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但类别却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二品至三品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四品至五品为中品；五至九品为下品）三类。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这是对东汉后期名士品评人物的制度化。 陈群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的。设立九品中正制，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曹氏父子为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在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曹丕采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除了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采之处。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除了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外，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其主要内容为： ①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设置及其职权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设置及其职权的争议 1．中正的设置时间、具体名称和组织结构问题。 唐长孺认为，初立中正时，只限于郡。州中正的设立时间较晚，可以确定在曹芳时，并且至迟不出嘉平二年（250年），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年）。州中正亦称大中正、州都。而县中正，在魏晋时无考。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办法，颇为完备，即州设大中正，亦称都中正，郡设小中正，亦只称中正。 2．中正的职权问题。 唐长孺认为，中正的任务是品第人物、以备政府用人的根据。所有官职授受，除了皇帝特权来处理之外，都必须经中正审查这一道手续。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途径以及任职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 王仲荦认为，中正掌搜荐，以帮助吏部来铨选士人。中正依据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至下下九品，中正有权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以五退六，或以六退七”，吏部的选用，就是根据中正的“品状”来定的。 创立时间及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 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创立时间及原因的争议 1．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时间，大体有四种观点。 一是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时间是在曹丕未篡汉时即延康元年（220年）二月，这在《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有明文。 《晋书·李重传》所载李重语和沈约的《宋书·恩幸传序》将时间提早到曹操时，可能是出于误会。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讨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二是建安年间曹操始建说。韩国磐依据前引《宋书·恩幸传序》沈约所述和《晋书·卫瓘传》、《通典·选举典》等有关记载，认为九品中正制始于曹操时，而且是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另外还有张旭华的“魏武萌芽说”和刘访师的“始于寿张之战说”。 2．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的产生，是由于汉代州郡察举制度已经腐败不堪，再则汉末户口流离，即地主士人亦多侨寓他乡，州郡察举制已不适用，因此，非改不可。曹操求贤诸令，重新确立了选举的原则，也就是选举人才的标准，但怎样达到这个标准，就需要具体的办法、制度来保证执行，这个制度就是九品中正制。 唐长孺认为，就当时人的说法，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因此一方面顾及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于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种理由是正确的。 王仲荦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另外唐长孺、游为民、石荣伦、陈长琦、刘访师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观点。 发展历史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九品中正制实行的原因与初期情况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 由此可见，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唯一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 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在曹芳以后的发展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56引《晋宣帝集》有司马懿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案九品之状，诸中正即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3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如《晋书·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 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品级划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评定士人的品级与起家官官品的关系的争议 陈长琦认为，特定的资品与起家官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最初是二者之间相差三品，而不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乡品与官品相差四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差距，发生了变化。 曹魏时期，九品官人法创置之初，某个既定资品的起家官品，与其对应是相差三个品级。资品虽有九级，而被中正评为下等人才，获下品七、八、九品级者，是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的。因一品被视为圣人之品，不轻易授人，成为虚品。实际上能够起家入仕的资品，只有上品与中品的六个品级。所以，这个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资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西晋以后，资品二、三、四品与起家官品由相差三品变为相差四品，资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资品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而资品六品的起家官品则仍然保持着相差三品的距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列示如下： 起家官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 资品：一、二、三、四、 五、 六、七、八、九 此外，张旭华、胡宝国、阎克奇等专家也有着各自的看法。 品第与入仕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的争议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的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 罗新本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士人和官员的制度，中正对已仕未仕之人均予以品评，品状是吏部授官的主要依据，但他并不直接官人，任命之权归吏部。并且士人经品评后仍需由各种仕途方能为官。 陈琳国认为，两晋时期的选官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一是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二是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三是郡太守辟召和察举等。 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唯一的形式。因为九品官人法给每个官员职位都规定了任职者的人才品级资格，即官品，那么任何人如果没有资品，就没有入仕的资格。但魏晋时代士人之品级的获得，即资品的获得却非只中正评价一种，而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其中的一种。 历史意义及作用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制的关系的争议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才能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门阀政治。 张旭华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建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陈琳国认为，九品中正制颁行之初，门地不是唯一标准，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选举大权交给了朝廷权贵和地方大族，它抛弃了汉代选官中的推荐、考察、试用等好传统，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着过多弊病，在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问题解惑 九品中正制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中正为士人评定的品级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官品与资品、官阶的关系问题 官品制度对官员职位所采取的等级区分形式，易使人们产生误解，并将其与官阶制度混同。 实际上，官阶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等级高低区分官员职位，并据此规定官员地位的贵贱、权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秩俸待遇。 而官品制度则从官才的需要出发，也对官员职位采取等级区分。就这一点而言，二者形式相同，然而，本质却不相同。但是，九品官人法所带来的官品制度及其以官才标准对官员职位的等级区分，必然产生官阶化倾向。到南梁初年，正式以九品官制取代传统的官秩制度而确定为官阶制度，使官品与官阶制度二者实现了结合，官品制度始正式演化为官阶制度。 上品的含义及其等级区分问题 张旭华认为，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虽有九等，然其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与下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属于辨别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晋任官及其与乡品、官品的关系，致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事实上，上品与下品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即它们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种区分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形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属性相同的乡品，却又具有一种新的内涵和社会属性。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形成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上品与下品同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其间的差别日益明显。上品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即由单纯评定人才优劣的一级乡品等级称谓蜕变为代表着士族的社会地位的身份等级的标识，成为辨别士庶分野的界标之一。 科举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1][2]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1]，发展并成熟于唐朝，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而在越南更迟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废除，持续了1300多年。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3]。 发展与演变 科举以前的人才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4]，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进士、明经等及第后，一般要守选数年，方可通过吏部铨选授官[5]。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唐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党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宋朝的科举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许多大臣的子孙也未考上科举，仅能担任中低阶官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