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完整笔记隋唐文学1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581——960) 一、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耀眼的巅峰。唐代文学可谓百花齐放，诗歌、散文、小说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还兴起了词和变文这两种文学形式。 （一） 唐代的诗歌 诗歌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形式，唐诗可说达到了中国诗歌繁荣的顶峰。唐诗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量众多 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首先最直接的，当然是表现为数量的丰富。唐诗的繁荣也是如此。有唐一代所创作的诗歌总数，今天恐已难以做出全面精确的统计。但清康熙年间所编纂的《全唐诗》，却为我们留下了唐诗繁荣的一个记录（1）。据康熙所撰《序》云，《全唐诗》收录诗人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共九百卷。其中有别集者六百九十一家（《唐音癸鉴》），这个收录恐怕还不是最完备的。这是因为，在印刷术尚未流行的唐代，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方法，这样，有可能一些作品由于缺乏传播环境，很快就失传了。其次，由于唐代距今已千有余年，唐诗本身的流传过程中，很可能散佚很多。韩愈在《调张籍》中说李白与杜甫的诗是“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李、杜这样的大诗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第三，清修的《全唐诗》，在纂修时主要以季振宜的《唐诗》为底本，以胡振亨的《唐音统签》为校本。这两家虽对唐诗搜求颇勤，但限于当时条件，必然不能完备详尽。所以唐代的诗歌的总数远远不止于四万八千九百余首（2）。但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诗歌创作取得这样巨大的收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史上壮伟的奇观。 2、艺术精湛　 唐诗之盛，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质量。唐诗在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辉映千古的伟大诗人，还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唐诗的一般水平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关于唐诗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讲述，这里仅举一个例子，略作说明。在《全唐诗》中，有一位诗人金昌绪，他只有一首小诗流传下来，可说是一位再小不过的诗人，但是他的这一首题为《春怨》的小诗，其艺术成就却令人叹服不已。“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们初读此诗时，不仅要疑惑，这位闺中少妇，何以要迁怒树上的黄莺鸟，从树上赶走它，不让它鸣叫？原来是黄莺的鸣叫声将她从梦中惊醒，那么她做的是什么梦呢？何以惊醒她便生气，到了末句，我们才明白，原来她做梦是要去辽西和丈夫相会，而黄莺的鸣叫，惊醒了她，使她不得在梦中与丈夫相会。短短二十字，把闺中思妇对丈夫的思恋痴情痴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我们不能不汉服诗人深厚的艺术修养与艺术表现的功力。全诗如剥茧抽丝，一层一层，渐次披露，可谓既引人入胜，又委婉曲折。由此可以看出唐人诗歌艺术的精湛。 3、体裁全面　 古典诗歌的体裁是多样的，常见的有五、七、杂言、歌行、乐府、绝句等体制，但是这些体裁并不是一开始就随同文学的产生而同时诞生的，它是随着诗歌本身的发展完善而慢慢丰富起来的。先秦时期，诗歌的体裁最初是三言，而《诗经》多是四言，《楚辞》则以杂言居多。汉末五言诗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形式。南北朝时期，诗歌体制趋于多样化，南朝齐梁时出现的“永明体”开始对诗歌的格律开始了探索，为近体诗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诗歌发展过程中，在体裁形式上积累与探索，为唐代诗歌体裁形式上的完备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所以，到了唐代，各种诗歌形式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故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慨叹道：“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歌体形形式上的发展，到了唐代，可以说是一次集大成，据前人对于《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所作的统计，其中五、七言古诗7244首，五、七言绝句9210首，五、七言律诗15474首，排律2004首。这个统计占《全唐诗的百分之七十，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人在诗歌体裁上运用之多样。 4、影响广泛　 唐代是一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不仅诗歌的数量多，作家多，而且诗人队伍的构成也很广泛，上自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下及缁流、羽客，童子妇人，都对诗歌十分爱好，并且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喜欢诗歌创作，所以胡应麟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以帝王而言，唐代的帝王大多能诗，著名的如太宗李世民、中宗李显、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文宗李昂、德宗李适、宣宗李忱、昭宗李晔等。其中存诗一卷就有四帝。后妃则有武则天、徐贤妃、杨贵妃等。以童子而言，唐诗中早慧能诗者颇多，如骆宾王、杨炯、杜甫、徐惠、缪氏子、刘晏、林杰等。缁流羽客中有寒山、拾德、皎然、贯休、齐己、吴筠、陆羽等。妇人则有鱼玄机、薛涛、李冶等。不仅诗人的社会层次广泛，整个社会也都非常喜爱诗歌，唐诗在当时就以种种方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今存唐人唐诗选本即有十多种。白居易曾说他的诗被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说明当时人们对诗歌的普遍喜爱。不仅如此，唐诗还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宣宗李枕在白居易死后所写的《吊白居易》诗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居易名，造化天子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怆然。”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深受欢迎，《源氏物语》即有不少地方受白氏影响（日本学者丸山青子有《源氏物语与白氏长庆集》的著述），等等。 （二） 唐代的散文 除了诗歌，其他文体在唐代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散文是唐代获得很高成就的一个方面。从六朝开始，中国散文创作渐渐走向骈俪化，骈文的创作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从西魏开始以至盛唐，要求改革文体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直到中唐韩愈、柳宗元的出现，在文坛发动了一场古文运动，才使文体革新取得成功，对当时的文坛及众多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在散文创作上所以得的实绩显示了古典散文在经过先秦两汉繁荣后的再次辉煌。他们所创作的优秀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韩、柳创作以虽以散文名世，并把骈文作为变革的对象，但骈文的创作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与散文一样，出现了许多万口传诵的名篇。如以大散文眼光来看，两类都可归入散文范畴。整个唐代，骈散文创作的成就与数量，亦十分可观。清代嘉庆年间董诰等奉敕所编的《全唐文》收有作者3035人，骈散文共20025篇。但这个收录尚未完备，后来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续收777位作者，文2871篇，两者合计，作者3516人（去重复296人），文22896篇。近代以来，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新出土的唐文数量极大，故《全唐文》的补遗、补编在不断进行。据西北大学《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统计，其所收集的全国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新增清编《全唐文》未收文1100余篇。由此可见，唐代散文创作，作家之众多与创作之繁荣。 （三）　唐代的小说 唐代传奇小说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魏晋时期是我国小说创作的初期阶段，此时的小说尚不离搜奇记异，写法上以实录为指归，虽名为小说，而实与今天所说的小说尚有一定的距离。至唐人传奇，则始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他们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与时代风貌，其小说不仅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塑造了十分形象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一些优秀的作品，象《虬髯客传》、《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柳毅传》、《长恨歌传》等，至今仍保留他们的艺术魅力。唐代还出现了变文和话本，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后世的戏曲、白话小说和曲艺都有显著的影响。 （四）　唐五代词 唐代还出现了词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最初词是由民间兴起的。保存于敦煌石窟的曲子词，展示了唐词的最早形态，随着民间词的传播，文人亦开始了词的创作。唐代文人词的创作，相传最早是盛唐时期的李白，但学术界目前对李白词的真伪尚有争论，不过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已开始从事词的创作，则是毋容置疑的。到了晚唐五代，词由滥觞而渐成溪流（1），终于发展到宋代时，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而在词的发展过程中，唐五代词的引导作用，则是不容抹杀的。二、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 关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繁荣的原因，学术界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但是关于唐代文学繁荣的最根本的原因究竟何在，至今大家仍未取得一致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下面所述的几个方面，是促成唐代文学繁荣的一些因素，供大家研习时参考。 （1）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为唐代文学煌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唐王朝是继隋初统一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唐王朝建立后，接受了前代王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措施，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使得社会经济很快得走向繁荣。所以唐初的经济很快得到发展，形成了“贞观之治”。太宗之后，虽有则天称帝时的一段反复，但到了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又形成了著名的“开天盛世”。“贞观之治”与“开天盛世”前后交映，成为唐代乃至于封建时代繁荣盛世的象征与标志。《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时的情况是：“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通鉴》亦载开元末（740）的情况：“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京米斛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杜甫在《忆昔》诗里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去日出，齐纨兽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不仅经济繁荣，当时唐王朝国家的版图也空前扩大。盛唐时期唐王朝影响的范围东北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经济的繁荣，国家统一，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这样的背景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以及人民的创造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呈现活跃的状态。经济的繁荣也影响了唐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唐代的许多诗人都曾有过一段漫游的生活，有人漫游过大半个中国。如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杜甫的“放荡齐赵间，求马颇清狂”。孟浩然的“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两京”等等。这种漫游生活，不仅开阔了诗人的眼界，而且增强了诗人对社会的了解与对人生的体验。所以冯至先生在谈到漫游时说：“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或不幸的遭遇，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杜甫传》）漫游也改变了诗人的行为方式，许多诗人都具有侠客的气质，这样也使他们的诗歌充满一种豪迈不羁的魅力。所以当时国家的强大，经济的空前繁荣，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政治经济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唐王朝由盛转衰，但是面对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以及知识分子力图改革弊政而致力中兴，又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与激情。此外，由于社会的大变动，作家队伍的构成的变化，也是唐代文学的繁荣的一个原因。六朝时期，文学的主要作者是贵族（或者说世族地主）而到了唐代，作家队伍则主要为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世族文人不同，他们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大都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势力。他们有比较丰富的阅历，对政治现状常常有所不满而要求革新；他们能够吸取民间文艺的营养，敢于揭露社会矛盾，表现政治理想，等等。 （2）政治的开明，思想的宽松活跃，为唐代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与当时思想、文化环境的的宽松、活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的统治者，虽然强调儒学为本，但并不象汉代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儒、释、道等各种思想都得以流传。终唐一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虽然在各个时期互有消长，但基本上都得到了自由发展，并且呈现一种互相融和的趋势。由于思想界的自由，异域的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原。龟兹乐、胡旋舞、琉璃瓦、夜光杯、胡饼、胡药乃至于袒胸露臂甚至半裸的乐伎，都成为长安这个世界性的名都的奇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互相影响，为文学的繁荣增添了新的手法。如山水诗与山水画、舞蹈与书法等的相互影响。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杜甫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中则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贴，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等等，思想文化的活跃促进了文学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立，对于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如变文、词）也有积极的影响。 （3）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重视，有利于文学风气的形成。唐代的统治者都非常喜爱文艺，他们除了亲自创作诗歌外，对文人的创作也加以奖励、提倡。唐太宗在作秦王时，于武德四年打败王世充后，就开设文学馆，置文学学士。后又开设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唱和吟咏。他在《帝京篇序》中说：“予以万机之暇，游息文艺。……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虽然是从儒家的文艺观出发，讲究文艺的实用，但“于万机之暇，游息文艺”也可以看出他对文艺的喜爱。高宗武后时期，诗坛上的文艺活动更加繁荣，在武后的倡导下，以上官婉儿为中心，在宫廷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宦赋诗，先成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新唐书·上官昭容》亦载：“婉儿常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唐玄宗是一个风流天子，不但对诗歌爱好，而且对其他艺术门类，如演唱、音乐也非常在行，曾设立“皇家梨园”，称歌伎为“皇家梨园弟子”。代宗皇帝也非常重视文学，王维死后，他曾关心王维的诗集编纂工作。宣宗曾写诗悼念白居易，等等。另外，唐代的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以科举取士，而科举制尤其重视进士科，这对于吸引知识分子研习诗文，促进诗歌他人创作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胡震亨《唐音癸签》说：“唐试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扬名，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大关键”。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统治阶级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提倡，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形成，应该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文学本身的发展演进，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作了准备。文学的发展，总是从幼稚到成熟，从朴质到完美的。在唐以前，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题材、风格等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汉魏乐府的叙事抒情手法，都给唐代作家以丰富的营养。同时，六朝以后山水田园题材的开拓，以及对声律、对偶等艺术技巧的运用，也为唐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此外，四、五、七言、骚体、乐府、古诗、新体诗的发展，也在运用体裁形式方面为唐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代的作家正是在此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吸取了前人的教训而把唐代文学推向了高峰的。 （5）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学高潮的到来。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差异颇大，因此不同地域的文学，其面貌也各不相同。春秋战国时期北风与南骚的不同，即是明证。自晋室南渡，南北方长期对峙，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下，南方与北方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风貌与特征。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即指出了南北文学的不同面貌。自隋统一之后，南北政治上的对峙被打破。政治上的一统，也带来了文化上交流与融合趋势的加快，南北的文风也在逐步的融合。清丽而又略嫌纤巧柔弱的南朝文学，与北朝的刚劲、粗犷、沉厚、朴实的文风相结合，为一种既优美又刚健的新文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说的“若能擢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文学风貌。而唐代诗人经过近百年的摸索探讨，终于将南北两种文风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诗歌最成熟的典范。 三、唐代文学发展的分期 唐代的诗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在唐代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段落，对此，前人早已有所认识。对于唐诗演进过程的描述，最为流行的大致有所谓“五唐说”和“四唐说”。 五唐说最早始于宋代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以诗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并且指出，唐初是承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指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指大历才子之体。元和体是元白诸古诗。这五种体式的标示，实际上已勾勒出了唐诗流变的一个基本轮廓。 严羽之后，元人杨士弘选录唐诗，编成《唐音》一书。他将严羽的五体并为“初、盛、中、晚”四体。到了明代的高棅，“四唐说”已扩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趋于定型。他在《唐诗品汇·总序》中指出：“有唐三年，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此盛唐之盛也，大历贞元中，……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并且他从盛衰正变的指导思想出发，对各个阶段的代表诗人、诗风作了论析，同时他在《品汇》当中对于唐诗各个阶段的嬗变潜衍过程也作了说明。从此四唐就不仅分体，而且成为唐诗的分期。按这个分法，初唐不包括高祖时代、中唐又太短，所以还不甚严密。明末沈骐在《诗体明辩》的序里分唐诗为“四大宗”，修正了这两处。此后，“四唐说”便为历代诗论家论唐诗流变所遵循。现在一般所说的初盛中晚的时限大致是：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为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昭宣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当然这个分法，也有人根本反对，也有人推敲过各期界限。而现代人对唐诗发展演变的分期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五期、六期、八期等不同的分法（1）。 初唐约百年，诗人大约270人，诗歌2757首，其中心问题是要批判地继承六朝文学，融合南北文风，为诗歌发展开辟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初唐百年诗歌的演进，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后两个五十年。初唐的前五十年可说是宫廷诗的时代（2）。从作家来讲，初唐前五十年主要是以李世民为代表，包括李百药、虞世南、马周、许敬宗、杨师道、长孙无忌、魏征、上官仪、褚亮等人在内的作家群，而以“绮错婉靡为本”的“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初唐的后五十年是逐步突破旧的诗风，建立唐诗风范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坛上比较热闹，改革诗风的呼声与创作实践同样强烈，先是高宗武后时期，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登上诗坛，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感情基调也清新健康起来，继之有沈佺期、宋之问确立了律诗这种新形式。最后是陈子昂登高一呼，痛斥齐梁，高倡风骨，为唐诗开展健康地发展道路。总而言之，初唐诗歌虽未完全摆脱六朝的浮华和纤弱，诗歌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尚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已透露了新的气息。 盛唐，是唐代诗歌达到繁荣的顶点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里，涌现出了十几位大诗人，他们以不相同的风格，投入到了盛唐之音的大合唱之中去。正如李白《古风》其一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在盛唐诗坛上，李白、杜甫无疑是两位最伟大的时代歌手。而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一批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另一批诗人分别以或宁静优美、或豪迈奔放的音符，弹奏出盛唐之音的不同音部。总体来说，这一代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之音。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伟大的诗人杜甫，以他如椽巨笔，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在诗歌史上，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的开启者，在整个唐代诗歌史上占据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诗史上一位杰出伟大诗人。 中唐诗人大约五百七十人，诗歌数量最多，约一万九千余首，诗歌流派也最多，所以高棅称之为“中唐之再盛”。这时与安史之乱期间相比，虽然时局得到相对的稳定，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使社会陷于严重的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盛唐那积极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退潮了，严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们不得不倾向冷静的观察与思考，所以诗歌转向了现实主义道路。而盛唐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熟完美的境界，也为中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与开拓上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中唐诗歌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上，都出现了竟相创新的局面，诗人及流派的创作“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中唐诗坛，大致有以下几派： （1）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包括李绅、王建、张籍等人在内，倡导新乐府的创作，要求“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和为事而著”，揭露中唐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反映时弊民疾，在诗歌形式上只要求浅显平易通俗，自然，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从尚奇怪，重主观的创作主张出发，着力于探讨诗歌的新的艺术形式，并且通过个人的遭遇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这一派诗人除了韩孟之外，还有刘叉、卢仝、马异、贾岛、李贺等，其中韩、孟、李最为出色。 （3）韩、孟、元、白之前的中唐早期，尚有刘长卿、韦应物与大历十才子等诗人，带着对盛唐的依恋，以萧条、冷落的心境表现山林隐逸的生活情趣。 （4）柳宗元、刘禹锡等“元和贬谪”诗人，或借异乡山水以抒发贬谪之苦闷，或借历史古迹抒发千古兴亡之慨叹，柳的山水诗写得清淡秀丽，峻洁峭激，刘的咏史诗则豪迈畅朗。 晚唐七十年，是唐诗的晚秋时节，但并非一片萧瑟。总体来看，由于晚唐政治形势的恶化，人民生活更加贫困，所以现实主义诗歌在晚唐继续得到发展。李商隐、杜牧两位诗人为晚唐之翘楚，他们的诗歌，无论其内容还是艺术都具有杰出的成就。许浑、温庭筠、韦庄、司空图、韩偓、郑谷等诗人，也都各有特色。而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继承了中唐元白新乐府的传统，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晚唐时局如西风落照，士人深感回天乏力，故淡泊情怀与艳情绮思的主题在晚唐诗坛便十分流行。而艳情绮思的题材在词这一新起的艺术形式中表现的更为充分。到了五代时期，词这种形式迅速发展，为后来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二章 隋及初唐诗坛 一、隋代诗坛概况与唐初宫廷诗 1、隋代诗坛概况 隋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统共也只有三十多年。隋代诗坛总的特点是：南北文风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却又合而未融，虽有发展却艰于创新，齐梁文风在新朝继续沿袭，整个文坛仍处于过渡阶段。 隋朝建立初期，在隋文帝杨坚时曾一度出现改革文风的呼声，但最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隋文帝杨坚企图用行政手段改变流行的靡靡之音，泗洲刺史司马幼之因文笔华艳而获罪，但这并没有改变文坛的风气。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痛斥南朝文学华而不实，危害政教时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遇，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隋文帝深以为然，并将此书颁布天下，但六朝的积习太重，行政上的干预并未奏效。《隋书·文学传序》说：“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斲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至炀帝杨广弑父自立，则更变本加厉地承袭了齐梁诗风，沉缅于淫歌狂舞之中。 隋代诗人一部分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薛道衡、卢思道、杨素。另一部分是由陈入隋的文人，如虞世基、虞世南、江总、许善心等。 先说前一部分。自从庾信、王褒入周以后，北朝文学已经成为南朝文学的一个支流，所以薛道衡等人虽然生在北方，其作品却带有很强的南朝文学的特点。 　薛道衡（539—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人），曾官至襄州总管、播州刺史，后因忤逆炀帝被杀。有集三十卷，今传辑本《薛司隶集》一卷。《昔昔盐》是他的代表作。 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溪。采桑秦氏女，织绵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这首诗写的是传统的游子思妇的题材，并且以骈丽轻靡的语言出之，正是齐梁诗的一般写法。但诗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却能透过环境细节的描写，刻划出思妇的孤独寂寞的心境，显示出艺术上的独创性。唐刘餗《隋唐嘉话》云：“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他的《人日思归》一诗，含蓄婉转。“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隋唐嘉话》载：“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嘲之曰：‘是底言，谁谓北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卢思道（约530－582），今传辑本《卢武阳集》一卷。他主要生活在北朝，相传他的诗曾得到庾信的赞美。他有一些诗如《采莲曲》偏于齐梁风格，但他的《从军行》一诗则多少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点，是他的代表作： 朔方烽火出甘泉，长安飞将出祈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闺妇怨思，本在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此诗抒写征人思妇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婉的讽刺。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弘辽阔的境界。全诗语言流畅清丽，又兼有贞刚之气，堪称开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故胡应麟称其“音响格调，闲自停匀；体气风神，尤为焕发。”（《诗薮》） 来自南朝的诗人，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沿袭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但也有个别清新俊拔之作，如虞世基的《出塞》（和杨素之作），其中“霜烽暗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之类的句子，无论内容风格，都可说是唐边塞诗的先驱。 从以上几位诗人可以看出，隋代诗坛总体面貌较复杂，南北文风并存且互有影响，但却未形成统一的富有个性的面貌。 2、唐初诗坛：宫廷诗的时代 这里所说的唐初诗坛，主要是指初唐的前五十年。这五十年，一方面，从创作思想上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诗人对南北文风的差异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南朝齐梁文风有所批判，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则仍承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历史的积习与传统的惰性。自南北朝以来，南朝的诗风一直占据诗坛的主导地位，北方的文一直羡慕南朝的文采风流。隋朝建立，隋文帝改革文的措施并未奏效，而到了隋炀帝继位后，又大力煽扬南朝文风，使得齐梁绮靡诗风再度得到流行。而唐王朝的统治者浮出于鲜卑，北人向来喜爱南风，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南朝文风仍以其惯性很容易被继承下来。 第二，与这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构成有关。唐初的诗人中，有一些诗人本来就南朝的遗老诗人，如虞世南在南朝以及隋时就以写宫体诗、宫廷诗而著。入唐以后，沿用旧的风格就十分得心应手。而大多数诗人则是围绕在帝王周围的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他们的地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视野和生活范围。作为朝廷重臣，他们经常参与帝王的宫廷活动，宫廷生活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生活视野的狭窄及缺乏强烈的感情，使得他们的创作大量以奉和、应制、酬唱为主要内容，而奉和、应制、应诏、应令等恰是南朝宫体诗的主要题材，这样，在词采上追求华饰的南朝诗风，就很容易为他们所继承下来。 第三和帝王的审美趣味有关。李世民是一代英主，尽管他有一些诗写得颇有气势，如他的《帝京篇》，明人胡应麟曾称道是“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但是，他对南朝诗风却有着强烈的爱好。现存他的诗中，有很多是流连风景、吟风弄月之作。并且他本还带头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从今而后，请不奉不诏。”太宗只好说：“朕试卿耳。”这当然是自己给自己打圆场。但却说明太宗的趣味，这也自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 正由于此，在唐初的五十年间，南朝诗风仍然在延续。不过唐初以李世民为首的诗人的创作毕竟与南朝的宫体诗有所不同。在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条件下，他们诗中的情调毕竟带明清新明郎的气息，尽管风格绮靡，却不象南朝宫体诗那样颓靡，因而，唐初的与南朝的宫体诗并不等同，称其为宫廷诗似乎更为确切。而这近五十年，就可称是为宫廷诗的时代。 宫廷诗人的诗作也非一无可观，除李世民的《帝京篇》外，虞世南的《咏蝉》诗写得不错。“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后人把这首诗同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诗比较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施补华《岘庸说诗》） 在宫廷诗人中，上官仪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上官仪（616？－664），字游韶。贞观初进士，太宗时曾任秘书郎，高宗时官至东西台三品。因建议高宗废武后，得罪武则天，被诬构参与梁王李忠谋反，下狱死。太宗对其文才颇欣赏，《旧唐书·本传》云：“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他的诗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诏之作。他的诗以绮靡婉媚著称，时人多效仿，称为“上官体”。《旧书》本传即云：“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诗的对偶进行了整理与归纳，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这样对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李淑《诗苑类格》，所谓六对是：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所谓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五曰连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声花；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 二、王绩与“四杰” （一） 王绩 初唐的前五十年，由于受南朝诗风的影响，宫廷诗占有统治地位，诗坛上可谓是“鸾凤齐飞”充满华靡雕琢的诗风。但这一时期却有一位独立于诗坛的风气之外，带着山野泥土的气息，默默耕耘的诗人，这就是初唐诗人王绩。 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县）人。王绩的一生，可说思想上充满了矛盾。其一生三仕三隐，即是思想上彷徨不定的表现。隋代时他曾任秘书正字、六合丞。隋末天下大乱，他大约惮于仕途风险，遂辞归故里。唐武德初年，天下一统，他又一次出仕，在门下省待诏。武德末年，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帝位，发生了震动天下的玄武门之变，贞观初，大搜建成党羽，王绩深感仕途险恶，又一次辞官归隐。大概在太宗时形势稳定后，看到太宗肃清吏治，选贤与能，于是他又第三次出仕。由于未能的到重用，所以后来又隐退了。王绩在仕途上很不得意，故常以饮酒为乐。第三次出仕时，他听说太乐府史焦革善酿酒，苦求为太乐丞。时人曾称其为“斗酒学士”。其作品有《东皋子集》三卷，近年学术界新发现了五卷本的《王无功集》（有韩理洲的《王无功集五卷本会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王绩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王绩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高门望族。他早年也很有一些功业抱负，但时代的风气，加上家族日渐衰落的命运，使他也染上了道家、阴阳家乃至佛教的思想。一方面他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另一方面，又喜爱简放自由，不愿忍受官场的约束（“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在隋唐之际的风云变换中，他思想的这两方面起伏消长。入唐以后，他带着隋代遗老的感情，对新朝表示不满，因此便常以阮籍、陶潜自比，生活上也学习他们。他的《五斗先生传》、《自撰墓志铭》，显然是模仿陶渊明。但他缺乏陶渊明的那种内在的热情与理想，思想境界也远不如陶渊明高，所以他学陶遗神，最后只剩下一幅疏懒的空架子。 王绩的主要贡献在诗歌艺术上。他的诗写得朴素自然，以此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显得相当真切。如《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全诗以朴素之笔，用白描的手段，描绘了一幅山间晚归图。这里没有浓墨重彩，甚至连色彩都没有用，但所写的那种山间气氛却一下子让人感受到了。黄昏晚照下的山景、夕阳影里的归人、彷徨无主的诗人，都织在一幅画面里，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律诗。自从南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律诗这种新的体裁就已经酝酿了，到了初唐沈、宋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五、六十年的王绩，能写出这样成熟的律诗，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诗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的反复，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所以沈德潜云：“五言体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唐诗别裁集》） 此外，他的《秋夜喜遇王处士》和《夜还东溪》，都写得素笔白描，不事点染，却生动自然，充满情韵。前者云：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莺飞， 后者云： 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 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表现了他对故乡与亲人的深切思念，虽嫌不够凝练，但却十分亲切。 王绩的诗歌主要以写隐逸山水与田园见称。他上承陶渊明，下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六朝的山水田园诗到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之间的过渡诗人。 （二）“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将的题材由宫廷移到市井，由台阁移江山与塞漠，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杰”的称号在当时即已出现，但其排列顺序却有不见的说法，或云王杨卢骆，或云卢骆王杨。《旧唐书》卷一九0《杨炯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以为然。”可见这种排列有表示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高低之意，而张说《裴公神道碑》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郗云卿的《骆丞集序》云：“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后来明人王世贞在《全唐诗说》中亦云：“卢骆王杨”。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闻一多《唐诗杂论·四杰》中认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象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他认为“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大了十岁的光景。”“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不论是王杨卢骆，还是卢骆王杨，闻氏提示出四人为两组，对认识四杰还是颇有意义的。所以他说：“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意思。”除此外，他认为在创作上，卢骆擅长的是歌行，王杨专工五律。 “四杰”的齐名，除了文章的原因外，似还有个性的原因。他们的个性都很张扬，行为都比较浪漫，遭遇也都比较悲惨。因为个性张扬，行为浪漫，因而备受时人的诋毁与唾骂，也因遭遇的悲惨，也受到了后人的同情。当时人称他们为“浮躁浅露”，不能致远。《旧唐书》卷一九0《王勃传》载云：“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为幸。”裴言不幸而言中。关于这一点，从四人的生平遭际可以看出。 1、卢照邻（637？－689？），字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最初他作过邓王李元裕府典签，后迁益州新都尉，因患风疾去职，隐居太白山。后服丹药中毒，病势加重，足孪，一手又废。移居阳翟具茨山（今河南禹县）下，预为墓偃卧其中。后因不堪病痛，乃自沉颖水而死，有《幽忧子集》七卷，今人徐明霞点校本将他和杨炯合为一册，中华书局出版。 2、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宾王天姿聪颖，七岁能诗，其父曾任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境）令，少年曾随父至博昌，不久父死任上，他在穷极无聊中渡过其早年生活。约在高宗龙朔元年，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朝廷诏令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陈述己能，他却耻于干进（《自叙状》），不久即离开了元庆幕。后又曾任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咸亨元年（670），因事被谪，从军西域，在塞外游历两三年后返回，又在蜀中游宦多年。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又被诬坐赃下狱。出狱后于调露二年（680）除临海丞，后弃官居扬州，光宅元年（684），徐敬业在扬州暴动，辟骆为艺文令，写下了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不久徐兵败，骆下落不明，或云于乱军，或云出家为僧。（《唐诗纪事》载：“宋之问贬黜放逐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岧嶤，龙宫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照明灯曰：“少年夜久不寐，何也？”之问对曰：“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乃骆宾王也。”） 3、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人。王绩之侄孙，王通之之孙。其生卒年说法不同。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其：“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致其乐，颜氏斯殂。”据此知其享年二十八岁，当生于公元649年，卒于676年。《旧唐书》本传去其卒于上元二年（则卒时二十七岁），《新唐书》云其卒于二十九岁，恐皆误，因为杨炯与王勃同时，其记必有据也。他十四岁即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召署为修撰，因作《檄英王鸡文》，高宗以为挑拨诸王交构，即日斥之，不令入府。因漫游蜀中，一度任虢州参军。后官奴曹达犯死罪，勃匿之，又惧事泄，遂杀之，犯死罪，遇赦革职。父王福畤亦因坐迁交趾令，勃往探视，渡水溺死。王勃才华横溢，《唐才子传》云：“属文奇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选磨墨数升，则酣饮被覆而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清人蒋清翊为之作注。 4、杨炯（650－693以后），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十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又应制举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三十三岁任太子李显府中的参事司直，又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后因其从祖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叛乱事牵连，迁梓州参军。又任盈川县（今浙江衢县）县令。死于任上。有《杨盈川集》，原三十卷，今有十卷，有诗30余首，全为五言。 从上可以看出，四杰的生平遭际与个性确有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的一生大都地位不高且遭遇坎坷。他们早期都有京城生活的经历，但又都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京城而到处流离漂泊，这种生活经经历，对他们的创伤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卢照邻投水自尽，骆宾王下落不明，王勃溺水而死，只有杨炯得以善终，但总体上却都享年不永。 第二，他们都是有才华而恃才傲物的人，个性都比较强，也即所谓“浮躁浅露”。杨炯在“四杰”中算是比较沉静的，但也恃才凭傲，《唐才子传》载云：“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尔！’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王勃也有恃才傲物的记录。《唐摭言》载云：“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都，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珍，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婺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不过闻一多先生认为：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他说：“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因为‘王勃在短短的二十八岁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一大堆的著述’”，计有《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而卢、骆则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他认为骆宾王“是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义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所谓“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杀人报仇，革命”的事，指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当时骆宾王正是由于仕途坎坷而满腹不平之时，因此徐敬业征诏他为艺文令，便一拍即合。文中对武则天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说她：“入门见疾，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武后读之，但嘻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武后变色曰：“宰相何得失此人。”而所谓“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则是指他在蜀的两桩公案，他有两诗写此事，一是《代女道士王灵妃答道士李荣》，一是《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总之四杰确是有个性的诗人，也正因此，遭到了时人的诃责与唾骂。关于四杰的创伤上的特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具有变更文坛绮艳诗风的自觉意识，并且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他们变革意识，从杨炯的《王勃集序》可以看出，其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风，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里所说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主要指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因此，他们变革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上官体”。我们知道“上官体”是当时宫廷诗风的典型代表，四杰反对“上官体”是具有重要诗风改革的意义的。 第二，在创作上，他们的诗歌的视野与题材大大开拓了。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把诗歌的题材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与塞漠。我们知道，初唐前五十年的宫廷诗人，其诗歌创作的范围，不离于宫廷的宴饮、酬唱、奉和与应诏，视野比较狭小，而到了四杰，他们的创作则展现了一个宫廷诗人所不了解的更为宽阔的世界，他们写羁旅苦辛，道路险阻，写边塞立功，功名追求，人生哲理等等，把诗歌的题材领域拓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古意”本是宫体诗惯用的题目，但他却把宫体诗原写宫廷转到市井生活。诗中既写了长安的繁盛，还有王公贵族的车马、宫阙、第宅的壮丽、权贵的竟逐豪奢，既有王孙公子，军官侠客的纵情声色，市井娼家对爱情的充满热烈而又颠狂的追求，还有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这样的内容已不是宫体诗、宫廷诗所能容纳了。而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中所写的“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等，则写到了前所未曾见过的边关生活，有了与宫廷、台阁诗人所未曾有过的感受。此外象王勃的《秋日别薛昇》，《山中》，《滕王阁诗》等，或写送别，或写羁旅，或写人生思考，都表现出了他们在诗歌题材上的新开拓，“他们终于把生活视野，把诗情，逐渐地引离了宫廷的小天地，门窗已经打开，广阔地天地就在面前了”（罗宗强语）。 第三，在诗歌的感情基调上，他们的诗歌变得更加充实，他们或在诗歌中渲泄他们抑郁不平的牢骚，或写他们追求功名的热望，都具有一种昂扬、壮大、浓烈的情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谈到卢、骆对宫体诗的改造即说他们的诗“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这里的气势、感情，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是唐初的宫廷诗所没的。不仅卢、骆如此，王、杨也是如此，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其不论是写送别还是写对建功立业的向往，无不以充沛的感情，壮伟的气势充塞其间。这种强烈、昂扬、壮大的情感正是唐诗个性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而这些在四杰诗中的出现，也正是四杰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之一。而他们在歌行与五律两种体式的探索，也为唐诗后来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与律诗的成熟和定型 高宗武后时期，是初唐文学的变化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文坛风貌的变化，实与进士科的勃兴有关。进士科的勃兴，为出身寒庶却又以文才著称的文人在仕进上的升迁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同时，也由于政治上的多变，带来了文人命运的反复多变，诗歌的感情基调也因之出现了变化。以“四杰”为代表的出身下层的诗人，以一种抑郁不平之气从事诗歌创作，在诗中吟唱他们的苦闷、忧愁与欢乐以及他们对前途的种种憧憬，把一种博大的感情带进了诗歌中，同时，也由于他们生活经历的丰富，使他们诗歌的题材领域得以开拓，从而使梁、陈以来沿袭至唐初的浮靡诗风出现了转机。而这一时期诗坛上出现的宫廷诗人，则在诗歌的格律上进行探索并取得了新的成绩，从而使六朝以来就开始萌芽的近体律诗，到这一时期趋于完全成熟与定型。 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人，主要是活跃武后朝的沈佺期、宋之问及有“文章四友”之称的杜审言等人。 1、沈佺期、宋之问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约生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元二年进士。圣历、久视间曾为中书舍人，约在久视元年冬（700）授考功员外郎，次年曾知贡举，以“受贿”事下狱，后出狱复职，迁给事中。他和宋之问等均谄事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中宗神龙元年（705），张氏兄弟被诛，沈佺期被流放驩州。两年后遇赦，却不得归朝，量移台州。一年后返回长安，官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太子少詹事，大约卒于开元初。 宋之问，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一说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人。约生于高宗显庆前后，他与沈佺期为同年进士，在武后朝为宫廷侍臣，曾官左奉宸内供奉，很受恩宠，也因张易之案被贬为泷州参军，不久逃回洛阳，官至修文馆学士，又曾任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因受贿而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后，以其曾附张易之，武之思，配徙钦州，先天年间赐死贬所。 沈、宋二人在高宗武后时期都是活跃于宫廷“文艺沙龙”的得宠的宫廷诗人。高宗武后时编纂《三教珠英》，二人都曾参与，武则天时的宫廷唱和，二人都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旧唐书·宋之问传》载云：“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袍以赏之。”《新唐书·沈佺期传》载： “（佺期）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可见二人在宫廷的恩宠。但是他们的人品却都未足为人称道。特别是他们谄事武后的“面首”张易之兄弟，尤为士林所不齿。而宋之问的品德尤为后人所诟病。《新唐书·沈佺期传》载云：当张易之得宠时，“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神龙元年，张柬之等策动宫廷政变后，宋之问被贬蛮荒，后逃回洛阳，藏于友人张仲之家。此时武三思用事，张仲之与附马都尉王同晈谋杀武三思，他便让其兄子昙与冉祖雍告发其事，以赎己罪，卖友求荣，更为人所鄙视。 沈、宋二人的创作大致以贬谪为界，内容与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贬谪之前，他们作为宫廷诗人，举凡宫廷宴饮、帝王出巡及宫廷沙龙的酬唱活动，都有他们参与，而这一时期的创作，其内容也大多以奉和应制为主。如宋之问的《夏日仙萼亭应制》、《扈从登封途中应制》，沈佺期的《立春日内出綵花应制》、《仙萼亭初成应制》等，都是他们这类作品的代表作。这类作品在声律、属对方面很讲究，但大都无真实的感情可言，在内容上也无可取之处。他们的出色之作，是在遭受贬谪蛮荒的命运之后。由于生活境遇的变迁，他们后期的创作，在诗歌中有了更为真挚的感情，同时在风格上也显得清新自然。 沈、宋的创作的价值还在于他们总结了六朝以来诗歌创作声律方面的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自从汉末建安起，诗文创作上的声律已逐渐为人所注意。而在诗歌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四声八病”与“永明体”的出现，形成了早期的律诗，这标志着诗歌创作格律化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永明体”在格律化方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诗律形式纷繁杂乱，尚未定型；“八病”的病犯忌讳太多，使人无所适从；律句与律联虽已解决，但两联之间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一句之中和一联之内，虽有轻重迭代之致，而求之全篇，则往往是平仄相同的两个律联的重叠，重复单调，缺少变化。这些问题，初唐诗人在进一步探索，而沈、宋等人的贡献，在于简化声律规则，使律诗的规则定型化，使律诗完全走向成熟。他们发展了“永明体”中偶然出现的粘对规则，解决了两个律联之间的平仄关系问题，使一联之内，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交叉变化，这样律诗就趋于定型了。所以《新唐书·宋之问传》中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屡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王世贞《世苑卮言》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胡应麟《诗薮》也说：“五言律，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味道）、李（峤）合轨于前，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革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 沈佺期的诗歌中两首写游子思妇题材的诗，虽是一般常见的题材，但在遣词用字上却能摆脱齐梁，以气势贯注于诗中，在技巧上很见特色。一是《杂诗》其三，一是《独不见》（又名《古意呈乔补阙知之》）。 《杂诗》其三： 闻道黄龙戌，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 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此诗写闺中怨情，通过妇与塞上征人的相思、相望之情，流出明显的反战情绪，并希望有良将出现，早日结束战事。 首联叙事，交待背景，写长年战事不断，故使良人久戌不归，一种怨战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黄龙戌，在今辽宁省开原县境，又叫黄龙镇，是当时的要塞。频年，即连年，解兵，即撤兵，罢兵。正由于连年战事不断，所以才造成了征人与思妇不得团聚，所以颔联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但作者抒情并不是直接抒胸臆，而是通过巧妙地构思，用月亮将少妇与征人绾合起来。“可怜闺中月，长在汉家营”，也即谢庄《月赋》中“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意思，是说少妇与征夫同借明月传达深情。少妇思念丈夫，由于月光可达征夫营中，能借月亮传达其思念之情，因而也就觉得这月光之可爱。可怜，即可爱的意思。“长在汉家营”，说思妇无一日不思念丈夫，可见其情之深，而征夫则因这个昔日和妻子在闺中共同赏元有明月，不断地照在营中，也觉得它好象怀着无限的深情。作者明明是写情，但却处处说月，字字写月却又笔笔见人。短短十字，内涵丰富，可见作者构思之巧。颈联是对颔联的进一步补充，“今春意”与“昨夜情”是互文见义，实是说彼此之间，夜夜相思，年年相望，将一对夫妻长年分别的思念之情写足。尾联则写出思妇与征人的共同心愿，希望有人能够统率军队一举战胜敌人，使得征夫与思妇得以早日团聚。揭出诗的主旨，感慨深沉。 这首诗的特点，一是构思精巧，特别是中间两联，与月光绾合双方，又在“情”与“意”二字上着力。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二是从文气上看，自然浑成，一气贯通。一二两联，语势较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急迫。末联又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又重新变得缓和起来。全诗以问句作结，越发显得言短意长，含蕴不尽。二是从全诗来看，已是完全合格的五言律诗。如果说《杂诗》是一首合格的五律，《古意》则是一首合格的七律。 本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所“思而不得见”的丈夫是征戌已十年不归的丈夫。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描述了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落叶萧萧的秋夜，身居华屋之中，心驰万里之外，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卢家少妇，名莫愁，是萧衍诗中的人物，后来用作少妇的代称。郁金是一种香料，又称郁金香，和泥涂壁，能使室内芳香。玳瑁是一种海龟，龟甲极美观，可作装饰品。二句以浓笔重彩夸张少妇闺房之美，四壁以郁金香和泥涂饰，顶梁也用玳瑁壳装点，则屋室之华美可知，连海燕也栖息到梁上了。“双栖”二字暗用比兴，以燕之双栖，衬少妇之孤独，少妇看到双栖之燕，心中自然会感触，从而道出对丈夫思念之情，颔联写少妇思夫之情。窗外西风吹落木叶之声和频频传来的捣衣的砧杵之声，自然勾起了她对十年未归的丈夫的思念。“寒砧催木叶”，造句十分奇警，分明是萧萧落叶催人捣衣不止，诗人却故意主宾倒置，说成是寒砧捣衣催促木叶凋落，从而渲染出少妇的内心感受。阵阵捣衣声，使她想到丈夫戍边已有十年，其思念之苦，其内心寂寞就可想而知。 颈联以“白狼河北”与“丹凤城南”对举，写两地之遥远与思妇之深愁，丈夫戍边十年，一去之后，音讯断绝，这更增加了她的思念与担心，他现在处境怎样？命运是吉是凶，有无归来之日，这一切都在未卜之中，叫人连怀念都没有一个准着落。因而当她在长安城南的空闺之中，其心中就不仅仅只是一般的孤独、寂寥，也不仅只是一般的思念，而且还平添了种种忧虑、担心与惴惴不安。这样上联的“忆”字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内涵。 末联更进一步，突出思妇愁思之苦。萧萧秋叶，阵阵砧声，本已让这位思念丈夫少妇难以入眠，而那一轮明月偏又来凑趣，透过窗纱把流黄帐纬照得明晃晃炫人眼目，给人愁上添愁。如果说前六句是诗人充满同情的描述，那么这两句则转为女主人公愁苦不已的独白，从而增强了抒情色彩。 这首诗的题目“独不见”，属乐府旧题，但从形式上看，它已是一首完整的七律。作为早期的一首七律，它不在章法上、字词上刻意求工，韵味接近古体。语言上也未完全洗尽齐梁铅华，但却境界广远，有一种“顺流而下”的朴拙飞动的气势。所以清代姚鼐推崇其为“高振唐音，远包古韵”的“神到之作”。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能注意将心情意绪与环境氛围密切结合，如用寒砧木叶，城南秋夜烘托少妇的思念忧愁，手法上也较灵活，有反面映照，也有正面的衬托，从而使全诗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宋之问的诗以写于贬谪途中的两首诗最为著名，一首是《度大庾岭》，另一首题为《度大庾岭北驿》。 前者云：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有归日，不敢恨长沙。 此诗抒发的是作者去国远谪的忧伤与怀土思归的向往，中宗神龙元年，宋之问因依附张易之兄弟即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此诗大约即是赴贬所途中所作。 诗的首联点题，写其行踪，继以“停轺”、“望家”的动作神态写出内心感受，度岭即度大庾岭。大庾岭又名梅岭，在今江西广东交界处，唐时是江南道与岭南道的分界。“度岭方辞国”，谓度过大庾岭，便是真地离开了中国，这里的“国”，原指中原地区，此指五岭以北地区，正由于将要进入一个与家乡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留恋之情便特别强烈，禁不住要停下马车，再向家乡望去最后的一眼。轺，一种轻便的马车。从这一动作中，不难看体会作者此时复杂的心绪。次联紧承第二句，进一步渲染其痛苦与哀怨。南翥鸟，指大雁。相传北雁南飞，到了大庾岭就要折回，此句谓自己的灵魂会随鸿雁而归，是依恋家乡的意思。“泪尽北枝花”，大庾岭上梅花很多，据说因为山势高峻，岭北岭南气候悬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才开。作者以阳月到达庾岭，看到在南方已算迟开的北枝梅花，就更加怀念这时梅花尚未开放的家乡，以致于眼泪都要流干了。总括两句，都表现了作者在过岭时强烈地依恋家乡的情绪。三联是阵雨乍停，呈现霁色，江上云雾变幻，作者由这种自然景色的变幻，可能产生了政治形势变幻的联想，所以末联由此而直接抒情，说只要有召归之日，他不敢以今日远贬为恨。含思凄婉，哀感动人，而表现上欲露还藏，笔意深曲。 这首诗与宋之问前期的应制诗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作者的感情很真挚，真正写出了其去国怀乡之痛与贬谪蛮荒之愁，因此，尽管他的被贬可说是咎由自取，但我们读这首诗，还是不能不为其真情所打动，这是这首诗的特别值得注意的。其次，诗的风格自然流畅，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却无雕琢之嫌，整个诗的结构经过叙事——抒情——写景——抒情，颇为严谨，韵律上也完全是严整的五律。 宋之问另一首为《度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情景交融，写出了真实的感受，也是一首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 此外他的《度汉江》一诗，刻划诗人内心感受，十分细腻，也值得一提。 岭外音书断，终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杜甫《述怀》诗中有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一，寸心已何有？”其写战乱中人的心理，与此诗有近似之处。 2、文章四友 文章四友是指高宗武后朝的四位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位诗人都工于律诗。《新唐诗·杜审言传》：“少于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就诗歌创作而言，李、苏、崔成就不甚突出，而杜审言则由于仕途不畅，历任丞、尉等职，写出了一些富有真感的作品。 审言（648？—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他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在当时诗名甚盛。审言也是一个恃才傲物、极为夸诞的人。《新唐书》本传载云：“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其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又载“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可见其夸诞本色。他的《春日京中有怀》是一首完整的七律。 今年游春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独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写滞留客居的愁思，以眼前春景作陪衬，倍觉凄然。而结尾振起，又一变而为明朗，全诗的对仗工整谨严，平仄和谐，为初唐第一首完整七律。 五言律诗则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最著名：独有官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崔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中。 同样是写客居他乡的愁绪，写得感情真挚，景色清新，结构缜密严整。所以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又说“初唐五言律，‘独有官游人’第一”。南宋陈振孙说：“唐初沈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 杜之外，李峤有律诗一百六十余首，其中一百二十首咏物。崔融的乐府《关山月》很有气势，五律《吴中好风景》也颇有风致。苏味道以《正月十五日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琐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行歌莫相催”著名。 此外，这一时期除上述宫廷诗人外，还有一位诗人刘希夷值得一提。 刘希夷（651—680），字延芝，颖川人，高宗上元年间进士。少有文才，尤善从军、闺帏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时所重。今存诗35首，其中《代悲白头翁》是一篇甚为传诵的名作。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这首诗写了人生由青春年少到白发衰老的悲伤，但是，它却是作者在对人生深切感悟之后生发出来的富有哲理性的喟叹，因而它显得不颓靡，它分明是说，花开花落，年年如此，沧海桑田，历来这样，虽人世变易，而年年岁岁花相似，今之衰老者，昔日也曾青春年少，今日青春年少，来日也终将衰老，因而何必叹息，何必悲伤。同时这首诗是七言歌行，但却写得清丽可人，宛转流畅，对后来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诗中的警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传诵更广。 四、陈子昂及其文学革新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初唐诗歌在高宗武后时期由于“四杰”等人登上诗坛，已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与壮大昂扬的情感，同时在理论上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主张，但由于时代与自身改革理论上尚有一些缺陷，诗风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真正扭转诗坛风气，为推进唐诗高潮到来，从理论到实践做出革命性变革，则不能不有待于被后人称为在文坛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的陈子昂。 （一）陈子昂的生平思想与诗歌理论主张 1、生平与思想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陈子昂的生卒年，学界多分歧，大致有656—698、661—702、656—685三种说法，这里采用一般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陈氏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庶族家庭。关于他的家庭情况，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说：“父陈元敬，瑰伟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嘱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是远近归之。”陈子昂在《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中也说他的父亲“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书秘学，无所不览。……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陈子昂的出身以及父陈元敬的侠豪性格对陈子昂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陈子昂在少年时代就染上了浪漫豪侠的习性。《陈氏别传》云陈子昂“始以豪家子，驰驱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宾客，专精数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也从这时起，他对从政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并开始留心、关注社会问题，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大约在二十一岁时，他离开家乡，沿江东下来到京城长安，寻求政治出路，并入国子监的律学专业学习。《唐诗纪事》卷八引《独异记》载云：“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在今西安市和平门外）’，如期皆往，则酒肴皆具。置胡琴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这段记载为小说家言，与陈氏生平有不合之外，不可尽信，但从中也可窥见陈子昂的青年时的个性之一斑。 陈子昂在入京后的第二年，曾赴洛阳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但却未能中第，遂失意而归，返回家乡隐居学仙。高宗永淳二年（683），他再赴洛阳，次年也即他二十四岁时，终于进士及第。这时高宗恰在洛阳去世，朝廷下诏布告全国，决定将高宗灵柩西迁关中，陈子昂不顾自己身份低微，向朝廷上《谏灵驾入京书》，对朝廷文告提出异议，武则天此时以皇后身份摄政，注意收罗人才，览其文而壮之，称其“地籍英灵，文称日华”，遂召见金华殿，擢为麟台正字“。武则天的赏识，激发了陈子昂的用世热情，因而在此后他屡次上书，指陈政弊，提出息兵、措刑、反贪暴、轻徭赋以安人保和的主张，但却因“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二十八岁时，他曾一度随乔知之出征西北，三十五岁被擢为右拾遗，但次年却因遭人诬陷而下狱，出狱后不久，他又随武攸宜东征契丹，由于武攸宜无将略，致前锋大败，陈子昂一再进谏，并请为前驱，却不但未被采纳，反将他由节度使参谋降为军曹，这使陈子昂十分苦闷，著名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等作品即作于此时。东征归来后，陈子昂痛感自己政治报负与主张不能实现，便于四十岁那年，辞官归乡了。返乡后，因县令段简诬陷而入狱，最终含冤而卒，享年仅四十二岁。关于段简诬陷陈子昂，一种说法是，段“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罗织罪名而入狱（见卢藏用《陈氏别传》），另一种说法是，武氏集团的奸佞武三思猜疑陈子昂指斥自己干坏事，怀恨在心，遂暗地里指使段简将其害死（此说宋人叶适《习学纪言序目》，明人胡震亨《唐间癸签》，近人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均有探索）。 陈子昂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从总的来看，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方面。他的任侠，主要表现在他青年时期，比如卢藏用《陈氏别传》中说他“奇杰过人，姿状嶽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新唐书》本传也说：“以富家子，尚气侠，弋博自如。”他在《赠严仓曹乞推命录》诗中也说：“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等等。而佛老思想则是陈子昂在仕途失意后所找到的渲泄痛苦的工具与办法。如在他应举落第和辞职还乡时，都有佛老思想的流露。但就一生行事经历来看，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始终占有支配地位，他多次上书，干预时政，抨击时弊，都是这种思想作用的结果。他的这些干预时政的文章，受到了后代史家的高度评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多次引用了他的奏文，而清初王夫之则说“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也”（《读通鉴论》），都是颇有见的看法。 2、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序》云：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现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明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陈子昂的这篇《序》，据研究，作于他死前几年，约在他乞归侍养之前不久，但这篇序中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所追求的诗歌主张的理论表述，从这篇序来看，其意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对六朝以来特别是齐梁时期诗歌的批判，既旗帜鲜明又抓住了要害。指出他们的弊病所在是“兴寄都绝，彩丽竟繁”，并且认为这种文风自晋宋以来已流传“五百年矣”，流弊很深，非加以改革不可，自己对这种文风是“常耿耿”而深为不满，因而立志要加以革除。这显示出陈子昂在诗歌革新方面，不仅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而且改革的目标很明确。我们知道，自南北朝以来，诗歌创作往往强调的是“吟咏性情”的一面，注重诗歌的词采之美，但却忽视了诗歌的比兴美刺，也即忽视了诗歌对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反映。陈子昂的批判可说是抓住了六朝特别是齐梁以来诗的要害所在，特别是他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就不仅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他的批判就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第二，在批判的同时，他明确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在肯定汉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主张文学创作应恢复“风骨”“兴寄”的优良传统。所谓“风骨”，就是诗歌创作中把端正、健康、明朗的思想感情与刚健遒劲清新的风格相统一的一种美学品格。陈子昂提倡风骨，就是要使诗歌创作既具有充实的内容，又具有刚健有力的风格，从而矫正齐梁以来感情卑弱，语言绮靡的诗风。所谓“兴寄”，就是强调诗歌的比兴寄托，托物喻志，因物起兴。也就是要求诗人创作中要有感而作，从陈子昂对齐梁诗风的批判来看，他的“兴寄”就是要使诗人在创作时关注社会与现实人生，写出由此而激发的作者的感受。陈子昂的这种主张，对于扭转齐梁诗歌缺乏充实的社会现实内容，使诗歌重新走上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道路，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第三，在这篇序中，陈子昂批判齐梁诗风，肯定建安风骨的同时，通过对东方虬诗歌的评价，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新诗风的要求，这就是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使人读后，能“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也即诗歌要在内容劲健刚直，感情热烈昂扬，在音节上铿锵有力，气势飞动，在辞采上要光彩辉映，明朗皎洁，使人心明眼亮。胸襟开阔，涤烦去忧，既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有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这种建立新诗风的正面主张，实际上是他所标举的“风骨”、“兴寄”的具体描述，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风骨”、“兴寄”是在思古人中提出的，而新标准则是赞今人中提出的，前者打的是复古的旗号，后者则具有立新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陈子昂的复古，实际上是以革新为目的。 陈子昂的主张，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强调“风骨”与“兴寄”来矫正诗坛的软弱柔靡诗风，象他这样目光锐利、旗帜鲜明、目的明确的主张，在当时尚无第二人，因而他的主张对扭转有唐一代诗风真诚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并对唐诗风貌的建立，确实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罗宗强先生说：“他把唐朝建立以来诗歌缓慢的而又是不可阻拦的发展趋势，加以确切的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述，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号召，从而推动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沈宋横驰翰扬，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金人铸子昂。”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当然，陈子昂理论也有它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兴寄”说的“寄”。由于侧重点在“寄”上，若处理不当，为“寄”而写诗，非由感情激越不可自抑写诗，则往往理胜于情，形成寄则有之，“兴”则未至。王夫之评陈子昂《感遇》诗，谓其“似诵以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唐诗评选》），虽带偏激，然亦颇中其弊。（二）陈子昂的创作实践及其价值 陈子昂的创作是他的创作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他的诗歌今存共一百二十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感遇》38首，《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居士藏用》七首，这里我们通过他的《感遇》38首中的一些作品来看看他诗歌的特点。 《感遇》38首，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亦非为同一事件而发，而是陈子昂不同时期所作的部分作品的汇集，它是陈子昂政治主张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记录与反映。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诗歌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诗中大都是有感于政事而发，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作的，这就使诗歌走上了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这是陈子昂把诗歌拉向正轨的一大贡献。我们知道，从“四杰”开始，诗歌的题材已有开拓，但他比“四杰”更进一步的地方，就是他的题材更为扩大了，尤其是他的那些揭露时弊，抨击黑暗政治与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在题材的变革上又具有十分重大的变革意义。比如他的《感遇》之十九，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发的。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遇适增景，矜智道愈昏。 武则天曾作过尼姑，她掌权以后，和尚法明等曾撰《大云经》，说她是弥勒化身，于是她便尊崇佛教，大造佛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这些在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陈子昂却在诗中对武则天的这种奢侈佞佛的愚昧给予了揭露与批判，显得十分大胆。这种在诗歌中干预时政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感遇》之二十九，则是一篇反对武则天的穷兵黩武政策的作品。诗云：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跔兢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诗中的丁亥，即武则天垂拱三年（687）。这一年武则天准备开凿蜀道，先由雅州进攻羌人，去袭击吐番，陈子昂认为这是失策之举，便写了一篇《谏雅州讨生羌书》的奏文，陈述了七条理由，谏阻武则天的这一举动。这首诗就是针对此事而写的。我们看这首诗，极言寒冬腊月出兵征战，士卒不堪其苦，对士卒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对建言征生羌的肉食者予以抨击，指出他们的谋议将给百姓带来-灾难。此外象《感遇》之三、之三十七，反映边塞战争中士卒的痛苦，感慨将帅的无能等等，都是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象这样直接指陈时弊的诗歌，在唐诗的发展史上，都是具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第二，他的《感遇》诗中，还有一些感慨身世，抒发抑郁不平之气的作品，这类诗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基调与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慨。如果说“四杰”诗中已经反映出一种渴望建功立业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昂扬情调，那么，到了陈子昂这种情调更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其胸襟更加开阔，情感更加浓烈，气势更加壮大。这种壮大激越，慷慨悲歌，苍凉浑茫的风貌，已是盛唐诗歌美学风貌的先声。比如《感遇》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这首诗很生动地描画出自己的精神面貌，有理想、有热情、跃跃欲试、不甘平庸，充分展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最能体现他的这一特点的，还是他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中所蕴藏的那种不遇于时的悲怆，那种积聚着的强烈的感情力量以及得风气之先的伟大的孤独感，确实具有一震憾人心的力量。所以罗宗强先生说：“《登幽州台歌》一出，六朝绮靡的诗风的余迹便一扫而光了。诗人的眼光，已经完全从生活琐事中挣脱出来，投向宇宙与人生，浓烈壮大的感情基调，慷慨悲歌、苍凉浑茫，使作为盛唐风骨的序曲出现了。” 总之，陈子昂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彻底清除了南朝诗歌与唐初宫廷诗的弊病，为唐诗注入了生命力，完成了诗风改革的使命，开启了盛唐整整一代诗人。清人沈德潜曾说：“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所谓“起衰”、“始正”正是从他的清除六朝至唐初的积弊，使诗歌走向更为广阔的现实而言的。 （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如果说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创作实践使唐诗的发展走上了继承汉魏风骨的道路，那么，张若虚则从清辞丽句与意境创造方面，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唐诗到陈子昂题材进一步扩大，感情更加博大，便陈子昂也有一些缺陷，这就是他的诗歌古朴有余，情韵不足，议论过多，意境美的创造则稍欠。从陈子昂再经张若虚，初唐诗歌就走向了它的顶点，把陈子昂的风骨与张若虚的情韵相结合，唐诗发展的过渡时期就结束了。盛唐诗歌的那种既有风骨之美又具有情韵之长的新的风貌就要出现了。可以说盛唐诗歌正是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宁馨儿。 张若虚生卒年未详，只知他为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在开元初，他与贺之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今存诗二首，其中《春江花月夜》一首，被誉为“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王闿运《王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春江花月夜》本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中的吴声歌。相传为陈后主所创，隋炀帝也写过这个题目，但张若虚的这首诗却完全脱离了宫体诗的浮华艳丽，虽用旧题，也沿袭了游子思妇的题材，但却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全诗将思情、画意、哲理三者结合，以不同凡响的构思创造出了一个玲珑剔透的意境，表现了全新的情趣，成为唐诗中的千古绝唱。 第三章 盛唐诗坛 一、盛唐前期的几位诗人 经过盛唐近百年的孕育与发展，到了唐玄宗即位，唐诗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开元天宝之际，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诗坛上大诗人层出不穷，佳作如林，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唐诗歌。天宝十二载，殷璠曾选了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以常建、李白、王维为代表的二十四位诗人的诗歌一百三十四首（实际今存130首），为《河嶽英灵集》，他在序中称他选择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所描述的这种既讲究声律，又兼有气骨，文质结合，元气淋漓，真力弥漫的诗歌美学品格，正是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当然，这个局面的到来也有一个过程，殷璠在《序》中还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因此，这里先介绍几位开元前期的几位诗人。 1、王湾，生卒年不可考。今所知他约在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薄，开元五年后曾参预《群书四部录》的修撰，大约卒于开元中。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远，非人力。”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句子，便出自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余四句分别是：中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和晚唐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据说当时的宰相张说非常喜欢这两句诗，曾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者以为楷模式。全诗如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行旅中的乡思，却没有一点凄凉的情调。诗中明朗的感情，壮阔的气象，喜悦的情思以及那海日、江春及早而来，仿佛要驱走“残夜”和“旧年”，都向我们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更为健康、昂扬、乐观、壮大的时代情绪分明浸润于其间。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平凡的开端。 2、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洛阳人。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当时苏 被许国公，二人均善为文，朝廷的大述作多出二人之手，因被称为“燕许大手笔”。他在当时文坛上地位显赫，很多文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聚集于他的门下，玄宗曾称为“当朝师表，一代文宗”。由于他一生曾三任宰相，也曾任边镇节度、贬谪岳州，因此他的诗除大量应制诗外，还有不少朴实凄婉之作，特别是贬谪岳州之作，凄婉而有情致，人谓“得江山之助”。他的作品中，《邺都引》一诗，慷慨悲壮，已具有盛唐七古情韵。诗中凭吊邺都，赞扬曹操的英雄业绩，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沈德潜曾评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络体远矣”。（《唐诗别裁》），所以也是盛唐诗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作家。 3、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人。曾先后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二年迁中书令，为贤贤明，正直不阿，是盛唐时期难得的名相，后为李林甫所排挤，开元二十五年贬荆州长史，二十八年病卒于曲江。有《曲江集》二十卷，存诗二百余首。 张九龄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大致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是一个好文的宰相，对于形成盛唐诗坛的彬彬之盛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开元初年开始，他以左补阙的身份，用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前后数次，都被称为详正公允，此后二十年间，他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尤以文士为多，许多优秀诗人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孟浩然、卢象、王维等等。由于他的提拔和奖掖了一批能诗能文的人才，自己也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并进而在诗坛上形成了好文的风气。二是他的创作实践，他以简约清淡之笔扭转齐梁之浮艳，同陈子昂以古朴豪迈抨击六朝的效用是一致的。胡应麟《诗薮》评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之而诗品乃醇。”他的《感遇》十二首是贬荆州时所作，与陈子昂的《感遇》相似，都是托兴讽谏之作。如： 兰若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兰若秋桂比喻自己坚贞、清高的品德，确可看出其简约的风格。又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把怀恋相思，写得十分真挚浓郁，而又淡雅明朗。 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宾客，秘书少监。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年八十六而卒。为人性放诞嗜酒，善草隶，自号“四明狂客”（四明山在今浙江鄞县西南百五十里）。今存诗十九首。其中绝句写得十分清新，如《回乡偶书》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明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又如《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王翰（生卒不评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张说入相期间，曾荐引其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为人性豪荡，恃才不羁，在登进士后赴吏部诠选时，他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于吏部东街张榜公布，第一等中仅三人，除张说、李邕外，就是他自己。喜纵酒游乐。今存诗十四首，多壮丽之词，《凉州词》其一是他的代表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诗的情感，或云：“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作悲伤语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十分繁荣，作家作品很多，后人将这一具有大致创作倾向的作家列为一派，称之山水田园诗派，此外还包括裴迪、常建、储光羲、綦毋潜、祖咏、张子容等。 （一）孟浩然 1、生平概况 孟浩然，襄阳人。他是盛唐诗坛上一位年辈较老的诗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比王维、李白大13岁。关于他的生平，《旧唐书·文苑传》记载比较简单，云：“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稍多一些，记载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中偶遇玄宗，令俑已作，他诵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深为玄宗所不满，故而见放。又载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一同入京，想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故意爽约，弄得韩朝宗很生气，京城也没有去成，等等。内容仍然很空泛。 由于史书记载比较简单，陈贻焮先生根据他的诗歌所透露的情况，以及同时代人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记载，参考两《唐书》的记载，理出了一个线索。据这些材料知，孟浩然出身于一个小庄园地主家庭，四十岁以前，除了短暂的出游外，主要隐居于家乡襄阳的鹿门山，过着以诗自适的生活，同时也为乡里排患释纷（王士源说他是“救患释纷以玄义表，灌园艺竹以全高尚。”）这一时期，他一方面过着隐居的生活，与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交往，同他们谈玄说道，妙悟玄理。另一方面，也闭门苦读，为应举做准备。他曾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赠袁左丞》）：“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阻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大概他觉得有把握了，便在开元十六年（728）赴京应举，不料却失败了。在长安逗留了一年，便回到家乡，临别有一首留别王维的诗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扇。” 回家后不久，大概为了排遣失意的痛苦，他便去吴越一带作了较长时间的漫游。他在《自洛之越》一诗中说：“惶惶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可见他是带着愤懑的心情去漫游吴越的。这次漫游，历时四年之久，足迹遍及吴越一带的名山胜水。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四年之后，他回到家乡，不久又一次入蜀之行。开元二十二、三年，友人张子容休沐还乡，他在家乡与张子容过了一段诗酒唱和的宴游生活。二十四年又有一次湘赣之游。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贬荆州，召他入幕，他在张幕中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大概在张幕中，张九龄告诉了他一引起朝政的实情，他便潜心归隐了。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到襄阳与他相会，当时他“疾疹发背”，因“食鲜疾动”，旧病复发而逝，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在同时代的人心目中，是被当做一个不慕荣利的高人而得到人们的推崇的。王维曾替他画过一幅像，据张洎的题识，是“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是一幅隐士的神态。王士源说他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李白《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间。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孟浩然》中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又说“唐代的士子都是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而晚唐的士子因为政治不明，更多落第机会，往往爱拿孟浩然来遮羞，于是编造浩然‘大内诵诗遭黜’的谣言，竟把这位心怀澹泊的风流雅士变成了东方名利场中的唐吉诃德，这是自有诗人以来少有受到的侮辱和诬蔑。” 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说，孟浩然的思想中，确有向往隐逸的一面，这从他诗所写的对于慧远、庞德公等隐士的追怀与向往可以看出。但是，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进入仕途或者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洗然弟竹亭》：“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鶺鴒心。”《田园作》中说：“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著《甘泉赋》？”所以他的一生实际是在隐与仕的矛盾中度过的。 2、诗歌创作特点 孟浩然的诗歌今存260余首。从总体来看，他的诗中，以山水诗居多，田园诗只占一少部分。就山水诗而言，他的诗大多写旅游中的所见所感，一部分是他登临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还有一部分是漫游吴越时所作，所以可称为行旅山水诗。这种山水诗与王维的山水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观物方式上，他是以旅人的眼光来看山水，自然物象在诗中往往具有流动感，它是随着诗人的眼光而渐次出现的，不象王维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物象具有相对稳定的视角。其次，孟浩然作诗，往往是“伫兴而作”，“遇景入咏，不钩奇挟挟异”。殷璠在评论孟稍浩然时说他“无论兴象，兼复故实”，重视“兴象”，可说是孟浩然诗的普遍特点。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的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他的诗，往往是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因此，他的诗往往没有惊人的字眼，一篇之中没有特别用力精警动人的句子，但由于诗人是“伫兴而作”，是在对自然景物中有所领悟引起创作的冲动而写的，因而他的诗整体上显得很浑融完整。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诗“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之中，淡到看不见诗了。”其三，就风格而言，孟诗以冲淡为主调，诗的境界清淡恬远。他往往运用白描手法，风味天然，但却韵味醇厚。清人沈德潜说他是“语淡而味终不薄”，即说出了他诗的这一特征。不过，孟浩然诗在平淡的主调下，也有雄浑壮逸之作。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他的部分诗“雄浑劲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说他的诗“冲淡而有壮逸之气”。这些评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孟诗的风格特征是颇有启发的。 （二）王维 1、生平概况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代宗上元二年（761），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从父亲处廉时迁于蒲（今山西永济）。维与弟缙均为早熟的才子。《新唐书》本传云：“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太平广记》引《集异记》云：“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所重。”约十五岁左右，他与弟缙由家乡来到长安与洛阳活动，由于能诗、懂音乐，擅长绘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所以在当时深受贵族社会的欢迎，因而经常出入王公、驸马等权贵之门。开元九年（721）二十一岁时中进士第。据《太平广记》，他是随歧王入公主府，因奏《郁轮袍》而得解头，事或不可信，但他精通音乐则是事实，且中举后被任命为大乐丞。但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舞而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青县）司仓参军。十几年后，约开元二十一、二年回到长安，此时他已是三十三、四岁了。王维这次回长安任京官，是由于张九龄的赏识与提拔。他的诗《献始兴公》，即是投献干谒张九龄之作。诗中称赞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表示他的干谒并非出于“曲私”。张后来擢他为右拾遗。在张九龄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他深感沮丧，在《寄荆州张丞相》中说：“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表示要辞官归隐，但王维并不敢与李林甫公开决裂，所以并未真的辞官。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劳军，并任判官。这次出塞使他目睹了奇异的边塞风光，写了《使至塞上》等边塞诗。两年后回京，又任侍御史。开元二十八年赴襄阳，主持南选考试事，有《江汉临眺》等诗。回京后即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先隐于终南山，后又在蓝田辋川得宋之问的别业，修葺后作为其母奉佛之所，他也隐居于此。经过他的修整后，辋川共有二十多个景点，如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等，他便与友人裴迪隐居于此，“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辋川集》即是他与裴迪的唱和之作，共收入他诗歌二十首，裴迪和诗二十首，主要是歌咏辋川的二十个景点，全为五言绝句。这一时期他还写有《渭川田家》、《山居秋暝》、《新晴晚望》、《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具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乱军攻破长安，玄宗奔蜀，王维等官员扈从不及，为乱军所俘，被授予伪官，王维曾装病推托，但也不敢反抗。一日，安禄山大宴其徒于洛阳凝碧池，招梨园诸公合乐，诸公皆泣。后裴迪看望王维，告知此事，维悲伤不已，写了一首七绝寄意：“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长安收复，维以受伪官定罪下狱，因此诗怀念朝廷，传到行在，为肃宗所嘉许，又加上弟缙平乱有功，愿削己官为兄赎罪，因得宽恕，责授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等，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后世因称他王右丞。不过经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变故，他深感内疚，情绪更加颓唐，无意于仕进荣辱。《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就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几年后，这位卓越的诗人画家就与世长辞了。 2、王维的创作 王维一生所创作诗歌今存约四百余首，收在《王右丞集》中（清人赵殿成有《王右丞集笺注》，今人陈铁民有《王维集校注》）。大致而言，王维一生以天宝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王维，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向往开明的政治，对功名亦有热烈的追求，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有所揭露。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息，因而他的诗歌中不少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也即人们所称的“盛唐气象”。诗中或写游侠的豪迈、大将的英武、大唐的国威、征戍的辛苦、凯旋的欢乐等等，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如他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诗中少年游侠身上的豪迈之气，实际上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后期的王维，由于思想日趋消极，因而初期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转为消极退隐，作品在内容与风貌上均与前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后期半官半隐的生活，使他的创作重点也转向了山水田园题材，这些作品在感情基调上虽不如前期作品那样充满热烈、明朗、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但在艺术上却具有杰出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王维在当时被称为“一代文宗”。他的诗歌在题材上也比较全面，既有边塞诗、赠别诗、妇女题材诗，还有山水田园诗。其边塞诗的代表如《使至塞上》、《从军行》，妇女题材诗歌如《洛阳女儿行》，赠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不过在这些题材中，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最为出色，而奠定他在唐诗歌史上地位的，则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类诗歌不仅最能体现他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而且也达到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闻一多先生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大致即指他的此类诗。就艺术特征而言，王维的这类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创造。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南朝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大家，陶渊明则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但是，山水诗在谢灵运的笔下，往往追求形似，写景繁富，而情与景两者则是割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则以写意为主，并不着力于景物的刻画。王维则不同，他吸收了两家之长，把写景与抒情密切结合，熔抒情与写景于一炉，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从而创造了一种玲珑剔透、不可凑泊的意境。王维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是与他对山水景物的体认与观物方式密切相关的。就对山水景物的体认而言，王维在观赏山水之景时，并不是象谢灵运那样把山水景物作为自己瞩耳流目的感官享受，而是把山水景物作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知音，这样当他写景时，景物就不是独立于诗人主体之外的纯粹的客观对象，而是寄寓了作者的情怀、思想、胸襟与意趣，从而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融合。比如他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中写终南山景色，只用“云起时”三字，但是这种水穷云起之景，恰与诗人那种纯任自然、无牵无挂，宛如云飞水流一般自在的情趣正相契合，从而形成了意余于象的韵味悠长的意境。就观物方式而言，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大都是在宁静的心态下观物的，他能以一种虚静的胸襟去体悟山水，从而发现自然山水景物与自己性情的契合点。尽管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不乏雄伟壮阔风格的诗歌，但是，最能代表他个性的还是他对明秀静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这种偏于明秀静美的意境创造，是与王维的个性和他所受到的佛教禅学思想的影响有关。就个性而言，王维是一个好静而又甘于寂寞的人，他在《酬张少府》诗中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山居即事》中说：“寂寞掩柴扉，茫然对落晖”。同时，王维早年即归心于佛法，后来又受到南宗禅的影响。禅的境界就是要达到人、物合一，由静而悟的境界，这样就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对明秀之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因而也就形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独特个性。 第二，绘画技法的运用与诗歌的画意。苏轼曾评王维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画中有诗”姑且不论，“诗中有画”则是古今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时一个经常运用的话语。现代学人对这一命题作了一些现代学理意义上的阐释。大致而言，所谓“诗中有画”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把绘画的构图手法运用于诗歌中。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经营位置，王维诗歌把绘画手法运用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非常注重所描写景物的构图。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有两句：“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行客渐行渐远，融入远树，为远树映带着，孤城承受着落日的余晖，更渲染了别后的惆怅。“带”、“当”二字，巧妙地交待了景物间的关系。前人曾评曰：“带字当字极佳，非得画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再如《使至塞上》中的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善于景物布局的例子。大漠向无尽的远方伸展，视角广，景深长，给人以开阔、广袤、深邃的感觉，但这仅是平面的构图，而“孤烟直”三字，使画面有了立体感。“长河”的形象横亘在画面中，把画面分割为两段，又增加了构图的活泼感，而“落日圆”则为被分割的画面涂上了统一的色调，显出浑然一体的气势。二是善于表现景物之间的层次感，如《新晴晚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白水”、“绿田”、“碧峰”，互相映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使画面层次分明。他的《终南山》一诗，更是运用中国画特有的透视法，以诗的语言同时表现出三远，即高远、平远、深远来。《田园乐》中“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则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景的距离，使画面富有层次感与纵深感。其三，善于给画面设色敷彩。如《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其中的绿、红、白、黄，色彩鲜明，使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 第三，注重音响处理，使诗歌具有音乐美。王维不仅是诗人、画家，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因此，他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且精细。他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大自然的音响、声音，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等等。正由于他具有对声响的敏锐感受，所以他的诗中常常表现出对声响的描摹，并使之与画面结合，形成有声有色的胜境。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第四，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还富于禅意与禅趣。王维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早年即笃志奉佛，晚年在遭受政治波折后，奉佛更为虔诚，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自然会产生影响。沈德潜说他的山水田园诗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佛教禅宗所追求的静寂之境转化为诗歌境界，达到了诗境与禅境的合一。正由于此，王维富于禅理的诗歌，不是枯燥的佛教教义的宣传，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充满了生机与趣味。王维这类诗歌主要表现为对静寂之乐的追求，尤以他的《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前一首刻画了春山月夜的空寂宁静和离世绝俗；后一首写美丽的辛夷花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而自开自落。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胡应麟曾称赞这些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其境界与所蕴涵的禅意。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诗情、画意、琴音与禅趣，这四个方面的高度结合，使王维山水田园诗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三）储光羲（706？——762？） 光羲兖州（今山东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中进士第，多任县尉卑职，后辞官还乡。在开元天宝之际，他曾与王维隐于终南山。“安史之乱”起，受伪职，乱平后贬窜南方，卒于贬所。在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中，他以写田园生活为主，作品主要有《田家即事》、《田家杂兴》八首、《钓鱼湾》等。其中《田家杂兴》八首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反映了春种秋收、种豆锄草、牧羊射猎、采莲钓鱼、饮食起居、男女情事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数量与反映生活的广度来说，他的田园诗超过了王、孟在内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诗人。当然，与王、孟一样，这类田园诗着重谱写的是欢快闲静的农家乐章，对于农村生活的另一方面——农民的疾苦和贫困，则没有触及。在艺术上，储诗以清淡闲适、纯真质朴见称。明胡应麟《诗薮》称“储光羲清而识”，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说“储光羲真朴，善说田家”，沈德潜谓他“学陶得其真朴”。如《田家杂兴》其六： 楚山有高士，梁园有遗老。筑室既想相邻，向田复同道。糗糒常共饭，儿孙每更抱。忘此耕薅劳，愧彼风雨好。蟪蛄鸣空泽，鹈鴃伤秋草。日夕寒风来，衣裳苦不早。 写山水则以《钓鱼湾》一首最著名：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垂杨岸。 （四）常建 《唐才子传》云长安人，无据。开元十五年进士，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其仕宦虽不得志，诗却颇受时人推崇。代表作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五）祖咏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进士。名篇《终南山望余雪》为应试诗，按例当写六韵十二句，他仅四句即交卷，或诘之，曰：意尽。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六）裴迪 关中人，与王维同隐终南山，有《辋川集》二十首，为与王维唱和之作，擅长五言绝句，风格近似王维，而成就不及王维，较出色者如《华子冈》 日落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再如《木兰柴》： 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绿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 裴之《欹湖》可与王之《欹湖》比较 裴：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 王：吹潇凌极浦，日暮待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唐诗正声》：裴迪佳者，独《辋川》诸作，然王诗多于题外属词，裴就题命意，伎俩自别。 三、盛唐边塞诗派 所谓边塞诗，是指以边疆地区自然风光和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边塞诗的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是其繁荣却在唐代。据统计，唐以前收在《乐府诗集》及《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涉及边塞内容的诗歌约180首左右，而《全唐诗》中边塞题材的诗歌则约有2000首。而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又以盛唐为最。不仅作品质量高，而且形成了一个创作人数较多的群体，即盛唐边塞诗派。这一派中，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包括王之涣、王昌龄、崔颢、李颀等诗人。 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其原因一是由于唐王朝国力的强盛，解除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威胁，使得唐代诗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大为增强，边塞不再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同时，唐王朝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边塞的军功成为一般文士追求的目标。祖咏《望蓟门》云：“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高适《塞下曲》曰：“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银山碛西馆》曰：“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送李副使碛西官军》又曰：“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样，由南北朝的征戍题材的诗歌就发展为唐代的边塞诗。二是与唐代文人的入边塞幕府的风气有关。唐代文人在科举及第后，由于不能立即出仕任官，为解决生计，只好转入军幕以求升迁，而文人入幕自然就为他们创作边塞诗提供了条件，因而，边塞诗也就成为当时诗歌创作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题材。下面就边塞诗人中有代表性者略作介绍。 （一） 高适（702——765） 适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父高从（崇）文官终韶州长史。他幼年侍父做官，曾至岭南，父死北归。后曾客居梁、宋，生活贫困，但他却耻预常科，落拓不羁。《旧唐书》本传：“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居梁、宋，以求丐取给。”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本欲直取卿相，但却失望而归（见《别韦参军》）。开元二十年，曾到过蓟北，写了一些反映戍卒生活的边塞诗，如《塞上》、《塞下》、《蓟门》五首等作。天宝三载，与李白、杜甫相会于梁、宋，赋诗流连，传为诗坛佳话。天宝八载，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中又道科，但只得到封丘尉这样的卑职。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高适不堪其职，不久即辞去（《封丘作》：“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天宝十二载，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十四载还朝，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安史之乱”爆发，又佐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兵败失守，高适见玄宗于行在，详陈潼关失守的内幕，为玄宗所欣赏，擢谏议大夫。后又做过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最后任散骑常侍，因称高常侍。《旧唐书》本传云：“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有《高常侍集》十卷，今人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注》。 高适诗今存二百四十余首，就内容看，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反映个人早期沦落、怀才不遇的诗，以《别韦参军》为代表。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数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尽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 此外，如《宋中十首》其一：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相仿佛。 二是反映民生疾苦之作。这类作品与诗人早年贫困失志、长期浪游，较多接触到社会下层、对人民生活有所体验有关。有的写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东平路中遇大水》、《苦雨寄房四昆季》等，有的写对人民的同情，如《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三是边塞诗。共有二十余首，是最能代表其特色的作品。由于诗人前后曾三次出塞（一次在开元十九——二十年，北游燕、赵，登蓟门；一次在天宝八载任封丘尉时送兵至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辖清夷军，一次在天宝十一年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对边塞征战生活有亲身的体验，因此所写多系有所为而发，有较强的针对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塞的情况。这些作品有的反映征人思妇的感情，如《塞上听吹笛》：“雪静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下曲》：“荡子从军事征戍，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乌夜啼。”也有的反映边塞战斗场面，还有的写边塞生活风貌，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不过，高适的边塞诗很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是以描绘边塞激烈的战斗与边塞的自然风光见长，也不是以戍卒的口吻直接抒情。他的特色在于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意见，同时流露自己对士兵的同情。他反映边塞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深刻而富有理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燕歌行》。这首诗有感于张守珪军中之事而作，但却又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反映了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与多种矛盾。一方面，敌人的侵犯激发了战士的爱国感情，因而奋起抗敌；另一方面，因边防失策将帅无能，战事久久不能取胜，再加上军队中官兵苦乐的悬殊，就不能不使战士感到心寒。诗里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歌颂了士卒的勇敢，也表现了他们思念家乡的心情，同时对将帅的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也深有讽刺。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词浅意深，铺排中即有讽刺”（王夫之《唐诗选评》）。如“战士”二句的对比，“身当”二句的批评，“杀气”二句的怨愤以及末句的感叹，都深含讽刺，是全诗的几处关键。第二，诗人从四面八方写来，却又能集中在一点，表现诗的主题。它不仅写了行军和战斗的整个过程，而且写了这过程的各个方面：天子、将军、士兵、思妇、敌人。既写了东北的烟尘，又写了来自北方（狼山）的威胁，把两条战线分兵转战的情形写得十分具体。然而这一切又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对李将军的追忆。这追忆中包含着对士卒的同情，对将军的讽刺，以及人们对胜利与和平的期望。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高适还有一些赠答送别诗，如《人日寄杜二拾遗》、《别董大二首》等。《别董大》其二云：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首二句写别时之景，令人感伤；结二句笔锋一转，作慰藉语，读者不难从中感受到诗人对朋友的关怀、体贴的感情，故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高适诗在体裁上，大部分是古诗。律诗中七律七首，绝句十九首。最为擅长的是七言歌行体。关于其艺术特点，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曰：“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颇中肯。所谓多胸臆语，概括地说就是其诗多直抒胸中所感所思。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其诗是真情流露，意胜于辞。如《燕歌行》，无论叙事、写景、抒情，还是议论，处处流露出作者强烈的爱憎；二是其诗披露胸襟，抒写怀抱，皆率直无隐，不假雕饰，且往往采用写实手法，不多作夸张；三是其诗不常采用寓情于景的方法，而是多以包含感情的语言，夹叙夹议。四是诗句多经提炼加工，具有概括性。所谓“兼有气骨”，是指高适的诗歌语言质朴有力，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高诗大都写得质朴、刚健、明朗，在风格上以悲壮慷慨为特色。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明徐献忠说：“常侍诗气骨琅然，词锋峻上，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元陈绎曾《吟谱》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奇主景。”都说明了其特点。 （二） 岑参（715——769） 参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祖籍南阳（今河南南阳）。出身于官僚家庭。其《感旧赋》曾云：“国家六叶，吾门三相。”所谓“三相”者，即其曾祖父岑文本（相太宗），伯祖父岑长倩（相高宗），伯父岑羲相睿宗（不过长倩因忤诸武被戮，五子同赐死；羲亦因受牵连，身死家破）。岑参的父亲也做过两任刺史，但因其父早死，家庭转入困顿。他从兄受业，遍览经史。约十五岁以后，隐居嵩阳读书。二十岁至长安，献书阙下，却未得擢用。此后十多年间，即往来京洛间。开元二十七、八年，曾一度往游河朔。天宝三载中进士。此后两度出塞。第一次在天宝八载（749），赴安西（治龟兹，在今新疆库车）节度使高仙芝幕任职。其目的很明确，一则为王事，二则为功名。“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不过此次出塞似不甚得意，至天宝十载归长安。十三载又一次出塞，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府（军府在轮台）判官。这次出塞，其幕主为封常清。封氏曾是岑参安西幕府时的同僚，因而这次出塞宾主相得，他颇受赏识知遇，故而情绪比较高昂乐观，其大部分边塞名作即写于此时。 约在至德二载（757）春夏间，岑参自北庭东归回到长安，因杜甫等举荐，授右补阙。约在代宗时又一度任关西节度制官，晚年官至嘉州刺史。五十六时卒成都旅舍。有《岑嘉山诗集》，存诗四百零三首，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有《岑参集校注》，最为完备。 岑参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两期，一是出塞以前的早期创作，大多作于隐居于嵩阳、颖阳以及往来京洛间。这一时期的诗歌多山水写景之作，诗风新奇隽永，特别是表现出善于摄取景色中新奇事物的特点，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殷璠说：“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其好奇的特点，在这一时期的诗中已表现出来，如《终南双峰草堂作》：“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霭。色向群木深，光摇一潭碎。”这类闲适淡远的山水诗，深得时人称许，将他比作谢眺、何逊。但总的说，他这个时期的诗歌，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诗人的眼光还多局限于个人狭小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阶段是两次出塞时期，其诗以边塞诗为主，约有七十余首。不仅数量在盛唐边塞诗人中最多，成绩也最突出，这些诗可说典定了岑参诗诗歌史上的地位。由于两次出塞，西部、北部等重要的边陲地区他都有亲身的经历，对边塞生活十分熟悉，所以他的边塞诗对边塞生活的表现就特别生动真切。《唐才子传》说：“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风尘间十余载，极征行别离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不过岑参边塞诗的最大特点在于，他诗中着重表现的是西北边陲奇异的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这就使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相比，有了自己的个性。他诗中多写边塞的奇热酷寒，卷石狂风，茫茫戈壁、漠漠雪原，乃至热海火山等奇物景观，这些都是过去边塞诗中所未曾描写过的，所以它也就把读者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特境界。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写飞沙走石：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大雪严寒：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号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写热海 侧闻热海胡儿语，两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 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火山云歌送别》写火山：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月浮，火云满山凝不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这些诗中的描写，由于诗人是以热烈乐观的情绪去观照的，因而不仅使边塞没有了荒凉之感，反而给人以奇情壮采的魅力。这种将边塞风光与生活写得充满神奇壮烈与豪迈乐观，正是岑参的独特个性所在。 这一时期，岑参也有一些怀乡诗，如：《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再如《磧中作》：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几回圆。今夜不知宿何处，平沙万里绝人烟。 俱写得感情真挚，十分感人，前一首写其浓烈的思乡之情，语言平易，而感情却很丰富，后一首写边塞孤客投茫荒之感，奇警动人。 岑诗在艺术上的特点： 第一、岑参诗歌的感情炽热，它将山水、游侠、赠客熔为一体，抒写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爱国精神，因而形成了壮阔雄伟，大气磅礴的风格。 第二、岑诗奇特峭拔，“度越常情“，形成形象鲜明，令人惊异的艺术特征。关于岑参的“奇”，前人多在论述。殷璠说：“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沈德潜说：“岑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岑诗的“奇”，表现为想象奇，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造意奇、构思奇，炼语也奇，如《热海行送崔侍御》：“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如水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第三，岑诗除了奇、壮之外，还有“丽”的特点，如他的《白雪歌》一开始写塞外八月飞雪，顷刻间装点出无数琼枝玉树，犹如一夜春风，吹得千树万树梨花盛开，诗未尾在茫茫雪原上突出红旗冻不翻，使红与白对比其境界真是奇丽壮美极了。 第四、在体裁上，岑参的边塞诗以七言行歌见长，句式富于变化，音节悲凉宏亮。绝句也多有佳作，如《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构思极为巧妙。 总之，岑诗的风格，可以“雄奇壮丽”四字来概括。 最后谈谈高岑边塞诗的异同。 高岑因为同以边塞诗著称，故一向齐名并称，唐时杜甫就将二人相提并论，说：“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云：“（岑参）诗调尤高……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使人慷慨怀感。”大致而言，二人有一些共同点，一是二人在题材上均以边塞诗而著称，二是二人风格都有豪迈雄壮的特点，三是体裁上均以七言歌行见长，但细分论之，二人也有一引起不同的地方。 一是由于二人生活经历与个性的不同，二人在风格上有细微的差异。高适诗雄浑悲壮，而岑诗则雄奇壮丽。二是高诗写法上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而岑诗则长于写景多寓情于景。元人陈绎曾《吟谱》即云：“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所谓尚质主理，即高适多关注边塞的弊病与问题所在，并做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而岑诗则着重对边塞自然风光的奇异之景作出描绘，并从中体现作者豪迈乐观的思想感情，这一点把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前者从四面八方写来，但着重于表现边塞问题的揭露，归于对明将的呼唤与渴望，对士卒的同情。岑诗通过边塞雪景的描绘，展现出一幅奇丽的边塞景观，然后在此基础上写作者雪地送人的依依惜别之情。三是高诗浑朴质实，多采用写实手法，可称之现实主义。岑诗则瑰奇峭拔，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四是在接受文学遗产方面，高诗直追汉魏，岑诗则吸收融汇了六朝诗歌的成就。 总体而言，高岑各具特色，未易高下。以思想价值论，高胜于岑，而从艺术上，则岑似较高为长。这主要表现在岑诗想象丰富、充满奇情壮采，富有个性。 （三） 王之涣（688—742） 之涣字季陵，绛州（今山西新绛）人。其生平过去知之甚少，后得近人李根源所藏靳能所撰王之涣墓志铭才知道得多了些，据这篇题为《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铄并序》，知道他曾任河北文安县（今新镇县）尉，天宝元年卒于官舍，享年五十五岁。 王之涣诗今存六首，不过他是以质量取胜的作家。薛用弱《集异记》曾载他与高适、王昌龄“旗亭画壁”的故事云：“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即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昌龄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著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俄而一伶拊节而唱，乃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乐，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 另据《墓志铭》云其“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曒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可知他当的边塞诗在当时是流传很广的。今存六首中，有二首边塞诗，即《凉州词》二首，其一云：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另一首名作则为《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四） 崔颢 汴州（今河南开封附近）人，约开元十一年（十一年）进士，天宝中，任司勋员外郎。《旧唐书》本传云：“有俊才，无士行，好 博饮酒。取妻择有貌者，稍有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日。”他早年的诗风浮艳轻薄，当与这种生活分不开，后来他入河东军幕，有过一段边塞生活，从此诗风大振。《河岳英灵集》云：“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今存诗四十二首。其写边塞出色者有《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但他最著名的还是七律《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据说曾是李白为之搁笔，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才子传》）严羽《沧浪诗话》推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 李白后有《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诗，句法与此相类，大约是有意想较高下之作。前者有云：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绕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后诗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五） 李颀 赵郡人，寄居颖阳（今河南许昌），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新乡尉，因久未升迁，遂辞官归隐了。《唐才子传》云其：“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今存诗一百二十四首，体裁上多古诗，七古尤有独到之处，内容上有三类较突出。 一是边塞诗，虽不多，却写得较出色。如《塞下曲》、《古塞下曲》、《古意》、《古从军行》，其中《古从军行》流传最广，堪为代表作。 二是送别赠答诗，如《送陈章甫》、《别梁锃》、《赠张旭》。这类诗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善写人物形象与性格，如《赠张旭》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宵汉，不知醉与醒。 三是描写音乐的作品，如《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听万安善吹安 篥歌》等。总之李颀风格既有豪放洒脱的一面，又有清丽秀美的一面，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 （六） 王昌龄（690？—755？757？） 昌龄字少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曾任秘书郎。开元二十三年登博学鸿矢科，迁记水尉。因事谪岭面，后改任江宁丞，故世后称王江宁。他生活放荡，“不护细行”，因贬龙标尉，又称王龙标。安史乱起，避乱江淮，为刺史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在盛唐时享有盛名，《河岳英录集》选入他的诗数为全集之冠，可见其地位，又当时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他的诗歌今存一百七十七首，其中七绝七十五首，五绝十四首，占全诗数之半，其中七绝最为著名，与李白并称，俱为神品。就其题材内容来分，大致有三类： （一）写边塞。大多是以旧题乐府写成的组诗。如《从军行》七首，《塞下曲》四首。王昌龄的边塞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突破了六朝以来边塞诗主要就乐府旧题加以敷衍的固有程式，使之更有生气。 如《从军行》七首之四、之五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壮谷浑。 他写边愁，如《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其一、其二 峰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生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天那金调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二是写赠别。如《送魏二》 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边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三是闺怨、宫怨诗。如《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西宫春怨》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长信秋词》 奉帝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第四章 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秋来相顾尚飘蓬， 饭颗庄头逢杜甫， 未就丹砂愧葛洪。 头戴笠子日卓午。 痛饮狂歌空度日。 借问别来太瘦生， 飞扬跋扈为谁雄。 总为从前做诗苦。 ——杜甫《赠李白》 ——李白《戏赠杜甫》 一、“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李杜相似的生平与遭际 白居易在《读李杜集因题卷后》一诗中写道：“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这里的翰林、员外，即是盛唐时代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这几句话，也确实概括了李白、杜甫的生平特点，说明两位伟大的诗人都有着相似的沦落不遇的遭遇。下面通过两位诗人的生平的简介，以说明他们相似的命运。 1、漫游与干谒 李白与杜甫，一生活于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一生活于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但他们都具有远大抱负与理想的诗人，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都有一段漫游与干谒的生活经历。 （1）李白（701——762），字太白。关于李白的贯望，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为蜀人（刘全白）；一说为山东人（元稹）；一说陇西人（李阳冰）；一说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范传正）。现在一般认为，李白当出生于中亚碎叶，其家世已难于详考。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等记载，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其先因故流亡到碎叶。中宗神龙元年，李白随父迁居唐剑南道绵州昌明县清莲乡。李父入蜀后，一直过着“高卧云林，不求禄士”的隐逸生活，可能是一个富商。 李白少年时，正当“开元之治”的前期，玄宗励精图治，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特别是朝廷“广开才路”，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李白钣谡庋幕肪持校旨由纤母盖子凶沤细叩奈幕扪蚨有【褪艿搅私虾玫慕逃Ｋ笆骞廴菏椤保盅Щ崃嘶鹘＃不度蜗溃邮芰说澜躺裣芍怠Ｊ怂晔彼矫嘀莺丸髦荩诱赞ㄑ白莺崾酢？四辏癫可惺樗疹c任益州（今成都）大都督府长史，二十岁的李白便带着诗文去拜访他，深得苏頲赞赏，云：“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也。”开元二十三年，李白二十五岁，以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此开始了他漫游、干谒的生涯。 李白经长江三峡出蜀，沿途作有《登峨嵋山》、《峨嵋山月歌》、《渡荆门送别》等诗。出蜀至江陵，他遇到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因而写了《大鹏赋》。此后，李白沿江东下，东至金陵和扬州。此时的李白，风华正茂，广事交游，轻才好施，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说：“囊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救之。” 开元十五年，二十七岁的李白西游安州（今湖北安陆），故相许圉师妻以孙女。自是李白便以安陆为家，一面读书写作，一面从事干谒活动。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中说：“申管晏之谈，谋霸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表达了他政治抱负与人生愿望。到了开元十八年，李白已三十岁，去蜀以来，遍干诸侯，未遇知己，因而有“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之叹。他本寄希望于荆州长史裴某，因遭人谗毁，乃作《上安州裴长使书》以表心迹。文中写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漆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以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鹤举矣！何王公大人门下不可以弹长铗乎！”于是此年夏他西入长安。到长安后，他“历抵卿相”，却有志难伸，徘徊魏阙之下，望其门而不得入，心中苦闷，和长安市井少年浪游，误与“五陵豪”交往，险些造人毒手，因大失所望，败兴而归。其《长相思》、《蜀道难》、《行路难》即作于此时。离开长安，他无颜回安陆，乃泛黄河而下，至汴州、宋州、洛阳等地。开元二十二年，他又出游襄阳，拜访了享有盛名的韩朝宗，有《与韩荆州书》，文中说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希望韩朝宗举荐自己，但亦未果。开元二十三年，他应元演之邀，北游太原及雁门。次年返回河南，与友人元丹丘、岑勋在嵩山南麓颖阳山置酒高会，其名作《将进酒》即此时所作。开元末，大概由于许氏夫人去世，李白便移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此时李白已四十一岁了。至此，李白虽已壮年，但他出蜀以来的漫游与历次的政治干谒活动仍未有任何成效。 （2）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杜陵野老。生于今河南巩县瑶湾村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为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为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杜甫自幼好学。他《壮游》一诗曾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开元十九年（731），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活动。他的漫游前后共三次，历时十年。第一次出游至吴越，游览了江南许多秀丽的山川。其《壮游》诗曾写道：“东下姑苏台，已俱浮海航。至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在开元二十三年他由江南回洛阳参加了科举考试，未第，又开始了第二次漫游，这次的地点在齐、赵（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壮游》诗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青云冈。”至开元二十九回洛阳。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是为第三次漫游。此次漫游的还有诗人高适，三人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至秋后，三人分手，高适游楚，李、杜则北上齐赵，李往任城探视家小，杜则往兖州省父。 2、都城长安的经历与体验 （1）李白 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这一年，玄宗皇帝下诏，命李白入京。李白的这次入京，大约是元丹丘推荐的，而元则是以道士的身份受到玉真公主征召入京的。李白初闻征召，真是喜出望外，其《南陵别儿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过，这时的玄宗，已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在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告成功于天地后，他就志满意得，贪于安逸。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后，权力便由奸相李林甫掌握。所以玄宗的召李白进京，并不是任用贤才，治理国家，而是需要一个出色的文人来点缀太平，而李白却以为他多年的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机会，因此，他初入长安时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 初入长安时，李白确也受到了玄宗的眷顾。玄宗降辇步迎，云：“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焉能致此。”并赐七宝床，御手调羹，命待诏翰林。唐制，皇帝所在处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伎术之流，随时待诏命，备顾问，玄宗时名其待诏之所曰翰林院。开元二十六年，又别建学士院，以他官兼充学士，专掌起草诏命，李白入翰林，只是以文词秀异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正式官职，与以他官充任的学士不同。但以其声名之大，玄宗初亦颇加礼遇，并命其起草诏诰。据说他曾作过《和蕃书》、《出师诏》等文，又应诏作过一些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生活的诗文，如《泛白莲池序》、《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这些作品都获得了玄宗的欣赏。玄宗带着大批妃嫔官员幸骊山温泉宫，李白也在侍从之列。他曾得意地说：“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甚至以为不仅可以平步青云，而且还能援引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但李白这时期的行为举止，仍然保持着平交王侯的态度，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态。对于玄宗，他当时是歌功颂德，对官僚显贵，则取“平交”的态度，即所谓“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 李白初入宫时，得到了玄宗的宠爱，李白自己也十分得意，但是很快，李白便发现玄宗对自己只不过是倡优蓄之，并没有委以大任，这与他的理想可谓大相径庭。于是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渐渐地表现出厌倦情绪。这时，他和贺知章等人在一起喝酒，号称“酒中八仙”。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中酒中仙”。可见李白可能有借酒装疯、拒绝奉诏之举。白因恃才傲物，遂遭谗谤，自知不为朝廷所容，便在天宝三载春，上书请“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给了些钱，把他打发走了。这样，李白于天宝三载，怀着悲凉、怨愤而又恋恋不舍的心情，高吟“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的高傲诗句，告别了帝都，经由商州大道，离开关中，结束了他在长安一年多的宫廷生活。此后，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中，用游仙的形式，表现了这一场春梦一般的生活，渲泄了他内心苦闷与忧愤，展示了他傲视权贵，热爱自由的精神风貌。 （2）杜甫 与李白不同，杜甫的长安生活则较长一些，但同样是艰辛与荣宠交织在一起。 “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天宝五载，杜甫结束了他在齐、赵一带的漫游，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冷漠的社会现实。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这即是所谓的“制举”，杜甫也去应试了，但在李林甫的操纵下，竟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李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样，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到挫折。不仅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诗人虽然以“事干谒” 为耻，但迫于饥寒，不得不违心地向达官贵人投诗，希望得到汲引，但结果仍是失望，不得不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灸，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艰辛，使杜甫的身心遭到极大的损伤。“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饿动即向一旬，弊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虐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因而常恐饿死他乡，“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天宝十载（751）正月，玄宗举行祭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大典，“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他趁机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延恩匦，得到玄宗的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杜甫以此引为莫大的光荣，《壮游诗》说：“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莫相疑行》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除了博得个“词感帝王尊”的虚名外，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天宝十三载，杜又连进了《封西岳表》和《雕赋》，还是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困守长安十年，才被任命为河西（今陕西合阳县）尉，杜甫未接受，旋改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比较，简直有点滑稽。所以有《官定后戏赠》一诗以解嘲，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又陷于动乱之中。 乱发后，杜甫带着家小由奉先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流亡。“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诗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第二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继位，改元至德，杜时已逃到鄜州，八月间得知这一消息，便把家小安置在羌村，只身投奔灵武，途中为叛军所获，被押解长安，至德二载，冒险从长安逃归风翔肃宗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得张镐搭救，方免一死。闰八月，肃宗特许杜甫回家探亲，实为有意疏远。十七日，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乾元元年六月贬为华州同功参军，管理地方祭祀、学校、选举等工作。杜甫这次离开长安，再也没有回来。 3、晚年的沦落与漂泊 （1）李白 天宝三载（744）春，李白怀着忧愤出京后，开始了他生命历程的最后的飘蓬一般的生活。 三载五月，李白到洛阳，与杜甫相会，并遇到高适，三人同游梁宋，次年春，又与杜甫、高适会鲁郡和济南，此间和杜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十一月，李白从高天师受道箓于济南郡紫极宫，回任城后，又修了一座酒楼，日夜沉饮其上，以示绝意仕进，因饮酒过度，大病一场。天宝五载，漫游越中，临行赋《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渲泄内心的忧愤。清陈沆云：此“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在越中，李白经贺知章故宅。贺于三年告老还乡，不久逝世，李白追忆当年长安相见，知章解金龟换酒等事，不胜感慨。游越后，又往来于金陵、庐江、浔阳一带，有数年之久。天宝六载，北海太守李邕和淄川太守裴敦复同时遇害，这是奸相李林甫搞的政治大冤案。李诬陷韦坚、皇甫惟明欲立太子，将二人远谪，韦坚兄弟、亲党牵连流贬者数十人。右相李适之以及韩朝宗等人都相继放逐，连太子也害怕得上表请与其妃（韦坚之妹）离婚。李、裴二人对李林甫深表不满，李便制造冤案对他们加以迫害。派遣酷吏刑讯逼供，活活地将他们打死在廷堂之上。是时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持重安边为务，谏阻玄宗穷兵黩武，竟以“阻挠军功”获罪遭贬，旋即抑郁而死。韦坚曾转运江准租赋，故李林甫又遣使者前往黄河及江淮沿岸诸州县搜求其罪，收系纲典船夫，并延及邻里，牢狱人满为患，被收系者多裸死官府，直到李林甫死，才告止息。这些李白在金陵都听到了，不胜悲愤，便写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对无辜者鸣不平，“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天宝九载，白五十岁，深感从政无望，始欲以诗文为终身事业，作《古风·大雅久不作》等诗以明志。天宝十载秋，白在南阳附近石门山中元丹丘处作客，颇有出世之意，忽然又寄诗幽州节度使判官何昌浩，意欲弃文就武，从军赴边。秋末，遂有幽州之行，在幽州时，目睹塞垣真象，知禄山有作乱之心，便毅然南返。白心知大乱将起，意欲向朝廷反映真象，因此，天宝十二载春，有三入长安之行，但因安禄山深得玄宗宠信，虽忧心如焚，而无计可施，乃离开长安。不久从河南梁园南下宣州（安徽宣城），作《远离别》，天宝十二载秋，与族叔侍御使李华登谢眺楼，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叙云》一诗。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作，官军一触即溃，战火迅速蔓延及河北、河南，次年正月，洛阳沦陷，李白携宗氏夫人仓皇出逃南奔，开始欲往越中避难，继而又西入庐山。 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七月，玄宗至汉中，从房琯议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诸王分领诸道节度使，并遣永王璘出镇江陵，时李亨已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李亨命璘还蜀，璘不从，十二月，璘出兵沿江东下，三次派人聘请白入幕，白素怀报国之心，遂入永王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首，未及一月。亨、矛盾演成内战，璘败亡，白以“附逆作乱”罪入狱，幸得江南宣慰使崔涣与御使中承宋若思推覆清雪，以无罪开释，宋上书荐李白，肃宗不但不准，又判长流夜郎。 至德元年，白五十八岁，由浔阳启程，溯江西上。第二年春，行至奉节，遇赦，获释，立返江陵，《早发白帝城》即作于此时，他以为长安、洛阳两京恢复，国家中兴在望，又有用世之意，还至江夏，广事干渴，有《天马歌》、《赠江夏太守韦良宰》等诗，均为表白心迹求人汲引，结果又告失败，唯有痛饮浇愁，狂歌当哭。 上元元年，李白六十岁，还至豫章（江西南昌），再登庐山，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意欲求仙学道，以度残年。 上元二年，复游金陵，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生活困难，碰到外甥高镇，一同喝酒，意连酒钱也开不出，只好将身边的宝剑抵了酒钱。这一年，贼势复炽，天下兵马副帅李光弼出镇临淮，将北上讨贼，李白又欲立功报国，遂请缨入幕，终于因病半途而返，往依族叔李阳冰。次年春，病稍痊可，复游宣城，又因病重到当涂，时李阳冰将辞官归隐，白无处可去，作《笑矣乎》、《悲矣乎》二诗，语无伦次，疑是悲愤至及，精神失常之作。 宝应元年，白六十二岁，十一月，死于当涂，有绝命诗《临终歌》一首，自比大鹏凌空，中天摧折，但仍相信他激起的余风足以流传万世。关于白之死，亦有二说，一说死“腐肋疾”，一说醉后入水捉月而死。 （2）杜甫 杜甫于乾元年（758）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后，在任一年。第二年七月弃官，因关辅大饥，即携家小往秦州（今甘肃天水）。说是因关辅饥，实际上是因为政治上感到绝望（这是杜甫最艰辛的一年，“一岁曰行役”）他说“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唐尧真白圣，野老复何知”，都是反话，“满日生悲事，因人作远游。”向侄儿乞求接济，不料到秦州，穷得囊空如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十月又从秦州奔同谷（今甘肃成县），第二次因人而远游。十二月一日，又从同谷出发南投成都，从此开始了“飘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 乾元二年末，杜甫到达成都，次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总算有了一个安家之处。《卜居》一诗中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这里环境优美，诗人和邻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遭田父泥饮》一诗中，更能看出他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般的关系。后来诗人公开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平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因而生活相对地平静。 宝应元年，严武装镇蜀，由于严武的资助，草堂有了较大扩充，诗人因宣布自己要改业为“农人”。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竹、种松、种桃，有时独持小斧，砍伐恶木，有时带领孩子们芟除毒草，生活也还算愉快。但好景难长，这年四月，玄宗父子相继死去，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还朝，杜甫远送至绵州，分手赠严诗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表现了对朋友的坦率和对国家的关心。严武走后，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由绵州漂泊到梓州、阆州（四川阆中），直到广德二年（760）春，严武再镇蜀，才又回到草堂，漂泊在外将近两年。此时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但幕府约束不自由，（“白头趋幕府”、“束缚酬知己”）永泰元年（765）正月，还是辞了职。四月严武死，杜甫离开了成都。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至秋风暴雨之中，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离开成都后，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次年（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在这里暂住下来，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几占全集百分之三十。 大历三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饥籍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饿死。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大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冬天，诗人死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诗人就这样走完了他艰难苦恨的人生历程，怀着忧国忧民莫大的悲痛，抛下了他那些旅泊异乡，谋生乏术的弱男幼女，赍志而殁。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虽然在个性上有不同之处，但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平生遭际却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壮浪放旷的青年时代，在青年时代，他们沐浴的盛唐时的时代氛围，具有豪迈、乐观、昂扬的感情，都希冀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及时建功立业，完成平生的远大抱负。同样，他们也都有过在居之不易的长安的光荣历史与痛苦回忆，最后又都被迫离开了繁华的帝都，走向民间，因而也使他们认清了上层统治阶级，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他们也同样都有漂泊流离与沦落不遇的不幸的晚年，最后都带着深深的遗恨而又留下光耀千古的优秀诗篇，离开了人世。 他们遭遇是不幸的，然而这不幸却又有幸使他们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成为这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 二、“豪放清新”与“沉郁顿挫” ——李、杜诗歌比较 李白与杜甫，同是盛唐诗坛，或者说是中国诗歌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但是两人的个性却又完全不同。杜甫《赠李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笔下的李白的画像。李白的《戏赠杜甫》诗则写道：“饭颗庄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是李白眼中的杜甫。两位诗人各为对方用诗笔留下了一幅传神的画像，显示出了两人各自不同的个性与风貌。 个性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诗歌创作的风格。李、杜的风格的不同，是任何读李、杜诗歌者都会有的感受。宋人严羽《沧浪诗论·诗评》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又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自此以后，人们在谈及李杜诗歌风格时，大都以“豪放清新”和“沉郁顿挫”来分别概括其主要特征。 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的标志，而风格的形成，又与作家的个性、创作体式，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由此出发，对李杜诗歌作一较细的比较。 就个性而言，李白是酷爱自由、任侠放纵，崇尚自然，蔑视权贵的人，他的思想较复杂，儒、佛、道、仙、侠等对他有影响。他又是一个极为自负的人，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这就使他的诗歌充满了豪迈、奔逸、洒脱不羁的特点。而杜甫则是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儒家思想忠君爱民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说浸入骨髓，因而他在诗歌创作中处处体现出儒家的忠君忧民的仁者之心和中和节制的情感，因而就形成了他在表达上较为沉郁的含蓄。 李杜的不同，还表现在他们在诗歌体裁上，作为大诗人，他们对于各种体裁都是能够较纯熟的运用的，但就创作而言，他们毕竟有各自的偏好。就李白而言，他运用诗较多，且最有个性的是古题乐府，歌行及绝句。就杜甫而言，他最出色的是自创新题的新题乐府和律诗。先说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在唐代诗人中，李白是运用这体式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据葛晓音先生统计：“初盛唐诗人创作的全部乐府诗（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不计在内）计450首左右，李白作149首，占三分之一。”“初盛唐所作汉魏六朝古题乐府计400首，李白作122首，占30%，而在李白的全部乐府中，汉魏古题占80%以上。”（见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唐代文学研究》第八辑）由此可见，李白对运用乐府古题的偏爱。李白为什么大量创作古题乐府，原因很复杂，或以为与李白“将复古道，舍我其谁”的意识有关。不过李白的乐府虽用古题，却又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借古题写现事，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上之回》等；二是用古题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如《蜀道难》、《行路难》、《远别离》、《将进酒》等，这类诗李将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与情绪融入诗中，写得最富有个性特点。除了古题乐府外，李白写得最能体现其特点的还有歌行体。歌行或称七言歌行，是唐诗的一种重要体式。它兴起于初唐，兴盛于盛唐。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中说：“歌行出于乐府，然描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日人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则对歌行作如下界定：一是采用的“……歌，……行，……吟，……行”这样的歌辞性诗题，二是大致采用作者个人的第一人称视点，三是作品主要表现意图大体上由作品本身来完成，表现手法由乐府的“多用寓意”变为“多用直叙”。大体概括出了歌行的特质。李白的歌行体诗歌将叙事与抒情结合，把抒情诗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其特点是感情强烈，一气直下，纵笔挥洒，淋漓酣畅，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神来、气来蔑以加矣的个性。这类诗歌最有代表性的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喝皋歌送岑征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王壶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等。李白诗歌第二种体裁是绝句。如果说乐府歌行尤其是歌行体现了李白诗豪放飘逸的一面的话，李白的绝句在盛唐诗坛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就数量而言，他的诗集共有五七言绝句159首（五绝79，七绝80首），就成就而言，也深得好评。胡应麟称“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将他的五绝与王维相比云：“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他的七言与王昌龄并称，明人焦竑《诗评》云：“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清叶燮《原诗》云：“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卢世 《紫房余论》：“天生太白、王昌龄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李白的绝句，大都写得清新自然，而又含蓄丰富，有无尽情思。其风格有的清丽宁静、有的洒脱自然，有的俊逸爽朗。不论何者，大都能以气贯注，有鲜明的个性。 杜甫的诗歌在体裁上比较全面，但影响较大的，一是他的新题乐府，二是他的律诗。先说新题乐府。他的乐府与李白大量运用古题不同，他更多的是自创新题。当然杜甫的乐府诗也有用古题的，如《前出塞》、《后出塞》，但与李白相比，数量相对较少。对杜甫的自创新题，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推崇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这种“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继承汉魏古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采用乐府诗体来反映时事，但却不沿用古乐府的题目和题材，从而在继承汉魏乐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使乐府诗的创作有了新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在杜甫的诗集中，这类诗歌的数量相当多，除上述外，著名者还有《悲青坂》、《哀王孙》、《洗兵马》、《塞芦子》、《留花门》等。除了新题乐府外，他的古近题都写得出神入化，而律诗尤有名。据统计，现存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他的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五绝三十一首，七绝一百零七首。可见他对律诗各种体式运用的广泛。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就思想内容而言，杜甫的律诗可以纯熟自如的表达各种题材内容，尤其是用律诗来反映时事，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功能。比如，七律在盛唐及其以前，一般都用于“奉和”、“应制”这类场合，而杜甫却将之用于感叹时事，对七律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次，杜甫还常用组诗的形式写律诗，来表达更丰富的思想与内容。如五律中有《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中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尤其是《秋兴》八首，堪称杜甫七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杜甫晚年特别是夔州时期，是创作律诗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成就最高的时期，他曾说他是“晚年渐于诗律细”，“老去诗篇浑漫与”，反映了他律诗创作的情况。 李杜的不同，还表现在创作方法上。李白的诗歌，前人常用浪漫主义来概括，而作为浪漫主义的表现特征，即是其强烈的感情抒发与浓厚的主观色彩。读李白的诗，最突出的感受是，其情感往往忽然而起，发兴无端，如悬崖飞瀑，一气直下，带有奔逸不群的气势，具有鲜明的个性。他那种强烈地、不可遏止的感情，使他的诗不着意对客观事物作忠实细致的客观描写，既使写景，他的诗也多染上诗人强烈的感情，具有浓厚的自我表现的色彩，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等等，而杜甫则不同。杜甫的诗歌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注重的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绘，在客观描绘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人的感情倾向。而杜甫的生活时代又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的诗歌又通过真实地描绘，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因而人们将之称为“诗史”。所谓“诗史”，也即是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地记录了一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诗史”的含义实际有两层，一是它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反映，在这一点上杜甫是当之无愧的。“安史之乱”前后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在杜诗中都有反映，如至德元年官军在陈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他先后写有《悲陈陶》、《悲青坂》，两京收复，他写有《收京三首》，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他写有《洗兵马》，兵败邺城，他写有“三吏”、“三别”。他的有些诗，还可补正史之缺，如《三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渝州、开州杀刺史事，即未见史载。“诗史”的第二层含义还在于它的形象性，在于它提供了比历史著作更为生动丰富的生活图画。杜甫的《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都有大量的具体生活场景的描绘与刻画，这些都是任何历史著作所没有的。由于重视客观地真实地再现，所以杜甫的诗的感情尽管由很强烈，往往是内敛的，蕴藏于客观事物的描绘之中。如《石壕吏》中通过“吏”与“妇”的对话，客观地叙写，都展示出“吏”的凶狠粗暴，老妇的悲惨、痛苦。《咏怀五百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客观地描绘了统治阶级的荒淫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展示了诗人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憎恨与对人民的同情。 李杜创作手法的不同，还表现在李白善用夸张、比喻、象征，乃至融化神话传说，造成一种变幻莫测，富有奇情壮彩的境界，从而使诗歌具有震撼人心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蜀道难》的融铸神话传说，又用黄鹤、猿猱、子规等反衬渲染，《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仙境描绘与醒后的冷漠现实的对比等等，都是诗歌具有神彩飞动、变幻莫测的效果。杜甫的诗歌则擅长于叙事，善用细节与对话。他常常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因而其效果往往使人感到“峻夺人魄”，力透纸背。如《羌村三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北征》中的“平生所骄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而啼，垢腻脚不袜”、“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等等，都是极为传神之笔。 李杜之不同，还表现在李诗的意象多跳跃性，反映了诗人思绪之飘忽，感情之激荡。这类诗可能与李白饮酒后著笔有关。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在喝酒之后，李白的思绪跳跃性很强，这就造成了他诗歌意象的跳跃。而杜甫的诗歌则组织严密，结构整饬，往往有章有法。严羽曾说“李白诗法如李广，子美诗法如孙吴”，大体是说李白作诗不循章法，诗意跳脱，而杜甫的诗则按照章法来写的，有法可循。另外在语言上，李白诗冲口而出，不假雕饰，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点。而杜甫的诗语言则千锤百炼，一字不苟，所谓“新诗改罢长自吟。” 最后，李诗的豪放清新，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所谓豪放，或者称之为奔放。这类诗大都以歌行为主，反映了李白不可遏止如火山爆发，如飞流直下，冲破逆折式的感情特点。而清新则大都以绝句、律诗为主，感情较为平淡，出语天然。这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李白诗的风格面貌。而杜甫风格多样而以沉郁顿挫为主。所谓沉郁，主要指杜甫诗歌感情的深沉阔大，杜甫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人，有着很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感，又加上“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乱以及个人遭际的坎坷，这使他的感情带有悲慨的特征，但是杜甫始终是把个人的感情融入对民生对国家存亡的关注中，因而他的感情就显得极为沉厚博大，因而形成情感的沉郁，同时，杜甫由于受到儒家的中和节制的影响，他在表达感情时，总是把自己的感情压抑住，不让他一下子喷发出来，而是让他在低徊中缓缓地起伏，这就是所谓顿挫。总之，沉郁是指其感情的深厚博大，顿挫是感情表达特点。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云：“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即是此意。“沉郁顿挫”可说概括了杜甫诗歌的基本特征，如《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等，可谓是沉郁顿挫的典型。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李、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 中唐的李、杜优劣之争 李白与杜甫均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其诗歌是他们留给后人珍贵的遗产，就其诗歌的成就而言，本不当轻加轩轾。但由于个人爱好与宗尚的不同，自中唐开始，就出现了二人优劣之争。 中唐时期扬杜抑李最突出的是元稹。他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姿，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之外，就要数白居易了。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至于中唐时抑杜扬李的言论，今则不详，但从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话来看，两种针锋相对，各执一端的议论，想必是十分激烈的。 中唐时期这种李杜优劣的争论，对后人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宋代以后，扬杜抑李或抑杜扬李，可谓代有其人。总体来看，自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是逐渐上升，但也不乏批评杜甫十分严厉的言论。也有一些作者认识到李、杜二人在风格上的不同而并尊二人的。客观地说，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个人趣味与爱好的差异而对两位诗人的诗歌有所偏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因此而好丹非素、任意抑扬，则就不是一个应取的客观的态度。因此，关于李、杜诗歌的评价，还是韩愈说的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2、 李、杜的地位与影响 对于他们的文学地位的认识，今天我们应该从他们的人格特点与诗歌价值的角度，作出比古人更为科学的评价。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他的诗歌是那个时期时代精神的最集中的反映。他诗歌中所体现出的独特的气势、大胆的想象、以及不可复制的天才的魅力，征服了当时以及后代的无数读者，使他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具体而言，一是他把自屈原以来的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以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艺术境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技巧；二是他以其诗歌理论与实践，扫清了六朝华艳柔靡的诗风，完成了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伟业。三是他通过学习乐府民歌与建安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使古典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而他要求自由、追求理想，反抗权贵的精神，更成为后代进步作家的榜样。 杜甫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但具备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种题材体裁风格，具有集大成的特点，而且能够伐山开道，为后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胡应麟《诗薮》曾说：“大概诗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之能事都近，杜后起集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这段话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杜甫的地位。此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所创作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以及其现实主义精神，也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大历诗风 一、大历诗风 所谓大历诗风是指从代宗大历至德宗贞元（766—805）三、四十年间诗坛的的创作风貌。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主要是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人。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诗人其青年少时期都是在盛唐渡过的，因而都保留着对盛唐时代的美好记忆，后来又都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战乱所带来的州县残破，民生凋弊，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创作主观出现一种从盛唐到中唐的过渡面貌。一方面，他们在诗歌的美学风貌上，继承了盛唐诗人特别是王、孟等作家的情韵，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巨变又使他们缺乏了盛唐诗人的那种元气浑厚的内在骨力而呈现“气骨顿衰”的特点，诗歌情感与风貌上表现为冷漠、萧瑟、衰飒等，在意象选择上也多表现为清冷、荒寒。诗坛的这种状况，表明这是由盛唐到中唐过渡的一个创作低潮时期，这也为后来中唐诗人的诗风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二、刘长卿、韦应物 （一）刘长卿：秋风夕阳的诗人 刘长卿，字子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两遭迁谪，大历中，官至鄂岳转运留后，为视察使诬奏，系姑苏狱，后又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 刘的一生经历了玄、肃、代、德宗四朝，《唐诗纪事》云：“以诗驰名于上元、宝应间”，其创作可能于天宝年间已开始，但其时毕竟年纪尚轻，涉世未深，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真正形成自己风格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情。 作为从盛唐过来的诗人，刘长卿的经历主要跨越“安史之乱”前后这一时期，一方面盛唐时期繁盛在他的记忆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带来的州县残破民生凋敝又在他的心灵上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如他在诗中曾写道：“途经百战后，客过二陵稀”（《送王端公和奏上部》）“故园经乱久，古木隔林看”（《送严侍郎御玄东畿观察判官》）“蓬蒿千里闭，村树几家全”（《送袁明府之任》）等等，因此当时动乱的社会生活对他的的创作心理都造成了影响。也可以说，刘长卿的创作是带着绮丽的美梦而又被突然而来的动荡打破，抚摸着受伤的心灵从事创作的，这样就使得他的诗歌在情调与盛唐的乐观向上有所不同。同时，诗人的个性、经历对诗歌的审美情趣的形成也有极大关系，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这种倔强、刚直的个性，使他在仕途遭受了挫折。仕途的不畅，清白受辱，无端遭谗等等，也使他在心灵上受到创伤，从而给诗歌带上了一种萧疏、冷落，忧伤的情调，因而他的诗在意象的选择上多选用带有衰讽荒寒，冷落色彩的自然景物，如秋风落晖，白去寒雁，落叶夕阳，在色彩上则多用冷色调的颜色，如白、青，在审美感觉上则多用冷、寒、暗、晚等字眼，我曾经对刘诗中“云”字作过粗略的统计，约有一百多处，占四分之一，其他如“夕阳”“秋风”等也用得相当多，所以说刘是秋风夕阳的诗人，是大致不错的。 刘诗反映现实的诗，一般认为为数较少，但从刘集来看，这是相对而言的，刘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主要以反映安史之乱后衰败的社会现实为主，这部分诗歌有描写安史之乱造成的州县残破的社会现实，如：《奉使到申州伤经陷没》：“举目伤芜没，何年此战争。归人失旧里，老将守空城。废戍山烟里，荒田野火行。独怜溮水上，时乱亦能清。”再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梦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也有反映中原人民对平定安史之乱战争的积极态度的，如《吴中闻潼关失守因奉寄淮南萧判官》，也有直接反映“安史之乱”的景象的，如《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等等。总的看这方面内容不容忽视。 但刘诗中写得较多较好的却是那些写山水隐逸生活情趣的题材。这部分诗多写贬官以后的情绪与山水景物。在山水中寄托着消极的人生态度，情调萧瑟，寂寞感伤。如《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又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其代表作为《寻南溪常山人山居》：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此外写得较好的还有《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见访》、《长沙过贾谊宅》、《余干旅舍》等。 刘诗的风格，语言精炼雅静，形象鲜明，诗境韵味淳厚，耐人寻味。体裁形式多五言，权德舆称其为“五言长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既说明了他的长处，也指出了他的缺点。 （二）韦应物：“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应物（737——790？），长安人。天宝末年，以三卫郎侍玄宗，生活作风放浪不检。其《逢杨开府》中曾回忆早年经历说：“少事武皇帝，无赖恃私恩。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提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扬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但在“安史之乱”后，他不得已离开了禁军之列后，却洗心革面，转而入太学折节读书，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后进士及第，做了地方官。永泰时任洛阳丞，转京兆功曹等，建中年间，又出任滁洲、江州刺史，转左司郎中，贞元中又任苏州刺史，作品有《韦苏州集》。 韦应物在任地方官时，对民生疾苦十分关心，并力图做一个廉洁正直的官吏。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所写的一部分作品，不乏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明显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余韵。而后期则慷慨为国的昂扬意气消失了，代之以看破世情的无奈与散淡。他的诗歌中有一些讽刺统治阶级、反映民生疾苦的好诗。“身多疾病思故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可看出他的人格追求。其中讽刺权贵、反映现实者有：《睢阳感怀》、《采玉行》、《长安道》、《贵游行》、《观田家》等。其《观田家》云：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新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诗中写田园生活，不是一片怡乐祥和，而是把田园中的矛盾也揭示出来，这也可以看出中唐以后田园诗对盛唐王、孟田园诗的发展。 在另一类诗中虽也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但也更多地表现出希企隐逸的感情色彩。这类诗歌的数量占全部诗歌的一半左右。如《寄全椒山中道士》、《滁洲西涧》：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些诗很能代表韦诗的特点。韦一直学陶，虽不及陶的淳厚，但其清新自然，于景物描写上观察细致，表达新巧上，却可谓得陶之神韵。白居易对韦诗极为推崇，《与元九书》中曾说：“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苏轼也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避韦郎五言诗。”都可看出他在当时及后代诗人心中的地位。 PAGE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