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 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 孟彦弘 2009-06-08 00:08:13 阅读 725 次 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作者提供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问题讨论读史札记史籍整理学界动态研究综述学林春秋图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评论新书选介史林书话论著目录期刊索引吴简研究商周断代古籍下载资源导航数码文史访古纪行读史随笔 试题 中考模拟试题doc幼小衔接 数学试题 下载云南高中历年会考数学试题下载N4真题下载党史题库下载 讲义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关于《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研究》的讨论 (罗新、阎步克、侯旭东等) 关于南朝化的讨论 (阎步克、胡宝国、陈爽)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通信 (赵永恒、王先胜)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5） (王先胜) 关于明太祖仿汉高祖的讨论 (李新峰、赵献海等)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6-13） (王先胜)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4-22） (王先胜)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6-40） (王先胜)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30-35） (王先胜)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23-29） (王先胜) 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王戎笙) 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 (孙卫国)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王震中) “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 (张泽咸) 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 (王先胜) 　　[提要]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关系就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没有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撇开工业化而谈近（现）代化的实现，意义甚微。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并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会成为这个演变的突破点；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学习与原创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式。 　　[关键词]生产关系 生产力 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 近（现）代化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文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然而，当西方世界发生工业革命并因此而取得飞速发展之后，在人们看待中国的眼神中，既有对她过去的钦羡，也有对她现在的不屑。于是，大家在追问：为什么中国会变得如此落后？——对此，我们曾提出过许多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资本主义的产生、近（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进行的探讨。然而，这些研究角度或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差，导致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误区。 一 资本主义萌芽：从生产关系着眼来认识社会发展的症结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其发展的阶段，可依次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但事实上中国又未能进入资本主义；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1]也就是说，在西方影响以前，我们即已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因素，于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变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界定，都是以其所征引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讨论的前提；[2]从征引的情况来看，人们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即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核心。与此相关，还有对商品经济的重视，即把它视作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并力图在其中发现“资本”。同时，资本主义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理论根据也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因此，被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的行会、城市及市民、手工工场等，也成为研究者重视的对象，甚至成为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指标。可见，“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研究者从史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而是要用史料或历史现象来证明，中国历史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这就决定了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时，史料是次要的（事实上，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研究者主要使用的也是例证性的材料），最关键的是要反思这一研究所依据的理论。 　　对我们所界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研究，未尝不可，但如果勾勒这种“萌芽”是为了说明中国可以由此“萌芽”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则这一前提尚未得到证实。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它们是否均可视作资本主义的萌芽？奴隶社会也有雇佣劳动，但并未因此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而是进入了封建社会。可见，第一，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非出现这种现象即可视作“萌芽”。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序列来看，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会发展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进入到资本主义；但这一发展是否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果需要，它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决定生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其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确立。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会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中，其生产力如果不发生足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依附地位而变成主导地位的质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萌芽”状态。如果我们认为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通过生产力的质变也一定会慢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那岂不是将生产关系当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将此视作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不是说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后，就会在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下，自发地实现工业革命？——生产关系可以阻止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使生产力发展质的变化，否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与资本主义最为关切的生产方式——手工工场——的发展，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从手工工场向制造厂的飞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质的变化。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一飞跃，但他认为这一飞跃是手工工场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也十分重视生产组织的变化，如纺织业中的包买商问题、手工工场问题等。特别是对手工工场，我们将它视作可自发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东西。但据桑巴特的研究，并不存在从手工工场到制造厂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过渡。对此，布罗代尔说：“在这个孤立的问题上，桑巴特赢了马克思一个回合。”[3]手工工场之所以不能够自发地发展到制造厂的程度，就是因为从手工工场到制造厂的飞跃，不仅是生产组织或生产关系的质变，更是生产力的质变；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结果。制造厂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得以确立，但这是生产力质变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或英国，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确实自发地出现了这种生产关系（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外铄”或“移植”而来，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的）。但撇开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不可能慢慢发展到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能够说明什么？——我们只能说，一些行业、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不能说它们一定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换言之，离开生产力，二者之间就不再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条件，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但这些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有这些东西，甚至会相当发达；不能因此而断言，它们必然会发展到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等各个环节，但对其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力——却少着笔墨。我们想，也许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即生产力已经发达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的程度。他之所以要讨论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为了说明以这个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和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不合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在生产力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论》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导出资本，进而揭示出了剩余价值，但商品、资本、剩余价值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商品、资本和剩余价值了。退一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主导地位时，其本质与它已占主导地位时是一样的，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其本质并无不同。因此，分析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必严格区分它是否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从生产关系入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但却不能根据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来断定它是否一定会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换言之，生产关系的本质与这种生产关系是否能占社会主导地位是两个问题，二者并无必然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但反过来却未必能完全成立。 　　如果进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是对前资本主义的质的飞跃，那么，我们在讨论“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时，其关键就应当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4] 　　另外，对一些所谓生产关系的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也易使我们对社会演变的认识出现偏差。以“资本主义”而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中所说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就不尽相同。所谓“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指一种投资或生产组织形式，它本来是在商业活动中的，但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所以布罗代尔以“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和“资本主义在自己家里”来作比喻。[5]它既包括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萌芽”（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包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活动。 　　从欧洲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至迟到中世纪的晚期，城市、商业发展起来，出现了重商主义。他们所理解的“资本”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如包买商制度、手工工场，逐渐得到了发展，商业资本也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在西方史学家眼中，被称为“前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以前的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工业，他们称之为旧的或传统的工业。这些东西在我国历史上也有，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双方虽有量的巨大差异，却无质的不同。即，这些东西都是农业社会中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农业仍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工业革命之后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可以说，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学者也同样认为，工业革命前后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密切相关的，还有对宋代农业发展水平的估计。从欧洲历史的发展来看，工业革命以前的所谓传统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6]我们既然认为明代中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此前一定需要一个农业飞跃的阶段，这就是对宋代农业估计偏高的理论前提。[7]然而，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技术只有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手工业中也只有工艺的提高。总的来说，这些还都是农业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的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的真正的革命，是以工业革命为前提的。 　　当然，围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代，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一些方面，如手工业、商品经济、高利贷、工商行会等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认识。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不会因它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是否能进入资本主义而失去其学术价值。 二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变：生产力与社会发展 　　与其使用容易导致理解歧异的生产关系来衡量社会的发展，倒不如直接用生产力为标尺。如果用生产力来衡量，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前农业文明，人们主要以采集、游牧为主。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人们能够种植、畜牧，但生产（包括农业生产和所谓传统工业生产）仍以人力为主。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人对自然的前所未有的解放，是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大提高，人工操作让位于机器操作，动力也第一次出现了以非人力、畜力为主的情况。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区域都曾发生，或都必将发生的。换言之，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人类单线性的发展，而非多线性的发展。事实虽然如此，但这是不是我们用后来已经发生的事来比照历史，认为“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向自由王国迈进，其具体内容不外两点：一是人越来越自由于自然，二是人越来越自由于社会。这样的概括和理解是正确的，用一句非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人要过得越来越好；这个“好”既包括物质的享受，也包括社会的公平和合理。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的劳作从手工阶段到了机器阶段，这无疑是有史以来人对自然解放的最大的一次飞跃。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地球上的哪个民族、哪个地区，能不通过工业革命而取得如此巨大飞跃的。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所谓信息时代，也是以工业时代为基础的；没有工业，信息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人类的主要或重要文明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是单线性的。 　　在不同的生产力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配合；在相同的生产力阶段，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也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同样是农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中国的社会形态即与欧洲的社会形态不尽相同；从纵向上说，欧洲存在着划分明晰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发展阶段，而中国却至少很不明晰。同样处在工业社会，北欧与美国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也可能还会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但是，农业文明与前农业文明，特别是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文明，截然不同；这反映出了生产力水平以及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就从是否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何时过渡、如何过渡，变成了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以及怎样实现过渡。后一种所谓“过渡”，其实质就是中国是否能工业化以及如何完成工业化。 　　所谓“工业革命”，亦称“产业革命”，照一般的理解，只发生在英国，是许多必要条件同时具备的结果。[8]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业革命都是属于“输入”，都是“外铄”或“移植”，是向英国学习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的过程。[9]工业革命一经发生，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已不再有慢慢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的必要和可能了。 　　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远比学习工业革命的成果要艰难得多；自行发生革命所耗费的时间越多，其成本也就越大。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力，其发展速度要比此前快得多得多，可以说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当别人已飞速发展之时，自己还要自行发生工业革命，即使自己最终能够发生工业革命，但刚刚发生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工业水平，与已经发展了相当时间的工业水平相比，其差距又何啻千万倍！如果后来者不学习，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这个成本和代价，比及时学习要高得多得多。 　　其次，欧洲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工业或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的规模、程度要远远超过中国；从理论上说，它们自发进入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要远远高过我们，然而，他们并没有自发地进入，而是学习。在工业革命发生多年之后，一些国家所具备的工业化条件要比英国当时发生工业革命时还要优越，但却没有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因此，这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自觉选择的结果。 　　第三，地球上较大、较重要的文明区都不可能与外界没有丝毫交往而完全独立发展。在农业时代，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交流还处在经验的、点式的交往阶段的话，那么工业时代的到来，就使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避免（现在的信息技术，不过是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发展而已）。工业革命一经发生，它就必然会向外扩展。这一方面给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工业化的种子，同时也遏制了它们的成长；扩展未及的地区虽然不多，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没有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因此，工业革命原发国家（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能不能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是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些地区工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意义不大。 　　工业社会的到来，使社会的经济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有序的发展，它要求对社会制度进行全方位的调整。不仅要求生产组织的变化，同时也要求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这具体表现为政治的透明和对经济自由的维护）。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地完成的。农业文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发展，成为这个过程的起点；它发展的程度越高，这一过渡完成得也就越快、越顺利。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工业革命以前的资本主义，其意义也就在此。换句话说，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生产关系，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它并不等于工业化，也不会因此而必然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农业文明中的资本主义，是连接工业革命前、后两种文明的桥梁。 　　改变人类命运的发明及其应用，大多是在一地发明而被广为传播的，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欧洲的社会发展的作用尤其巨大，然而，他们是向中国学习的，而不是自己发明的。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这样的东西一经发明，就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越频繁、越深刻，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也就越大；这种交流也符合人类共同的要求和利益。国家、地区出于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对文化成果的垄断，都必然只能是暂时的。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英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学习，从人类的整体来看，不正是很正常的现象吗？！ 　　许多学者在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时，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不是只有欧洲一种模式；他们想以此来解释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资本主义只有萌芽而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等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单线的前提下，谈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才有意义。 三 一个假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从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在论证：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也会像西方那样发展到资本主义。近来的一些研究，是在承认中国已经“落后”的前提下，提出：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为什么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一个非常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地区，却没有能发生工业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关于18世纪的研究，国外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解释最具影响。 　　弗兰克认为，在西方兴起以前，东方已经处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而欧洲正是利用这个时机，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兴起的。[10]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证明，如果当时的中国处在他所发现的经济周期的顶峰，是不是一定会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虽然事实上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始终站在顶峰。 　　国内研究18世纪的学者认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欧洲经过18世纪的巨变，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在同期没有这样的变化，因此未能进入资本主义。[11]从历史的演变角度，对中国18世纪的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无不可；但值得思考的是，特别提出对这一百年的历史进行研究的理论前提，即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18世纪，甚至提出“十八世纪学”？——从欧洲历史来看，18世纪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折时期，当然值得着力研究；从中国历史来看，既然18世纪的中国与自己此前的历史相比，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或飞跃，为何也要强调这一时期的历史？显然，人们认为欧洲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也应该在同时发生同样的变化；但事实上没有发生，于是提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 　　以上两种认识虽结论不同，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欧洲历史，至少是以欧洲所发生的工业革命作为参照系来认识和衡量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前提与以前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并无不同。然而，这个理论前提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以此为出发点所提出并要解释的问题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机械化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工业化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要成为或都会成为工业化的原发地。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过渡的起点，却是偶然的；怎么能要求所有的地区或国家都成为这种偶然的幸运儿呢？事实证明，作为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我们无法确知这场革命得以发生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的分析以及据以分析的指标，都是事后历史学家的归纳，是用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指标和模式，来衡量此前的经济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罗列出我们所认为的许多条件，但却很难证实这些条件或指标（因素）在工业革命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探求，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其它国家或地区未能发生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呢？ 　　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研究的都是已然的东西，因此有人讽刺说，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中，一切发生的都是必然的。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历史学家便把发生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经济变化视作工业革命发生的必然条件或必要背景；这也不足为怪。但对那些没有发生这场革命性变革的国家或地区提出“为什么没有发生？”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事实上，这场革命性巨变的原发地只有一个。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现象都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重现，这正是历史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最具本质的一点，因此历史不能假设；假设只能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提供一个“参照物”，其目的不在于说明这个参照物，而在于说明已经发生和能够证实的。“为什么没有怎样”只能成为我们思考“为什么怎样”的一个角度，其目的是要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是解释不曾发生的。“为什么没有怎样”不能直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永远不会有答案，永远无法证实。 　　之所以会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工业革命”，一是把工业革命的突发点看作是人类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经历的，二是反映了欧洲中心论——似乎很少有人在研究人类同处于农业文明阶段时，追问为什么中国发明了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四大发明而其它地区为什么没有发生。 　　与此相关，还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发现中国的科技在经验阶段曾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却未能实现由经验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为此，他提出了一些解释。[13]当然，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虽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解答。由于工业革命需要科技的支持，于是也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未发生工业革命，就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未能实现向近代科学的飞跃。然而，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没有答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问题。首先，科技只是工业革命所需的一个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即曾出现过日后在工业革命中起过很大作用的科技发明和进步，但那时却并未成为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因素。[14]其次，科学技术由经验向近代科学的飞跃，也并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是自发实现的。通过交流、学习，科技才得以取得飞跃，这已是人类文明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既不能苛责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所有科技成果的发明者，也无法证明为什么某项成果或某种质的飞跃未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至多我们可以分析和探讨一下某地为何会发明某种成果，或何以会产生某种飞跃。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物，认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停滞”，已至落日时分，并进而多所指责，批评她没有抓住学习或发展的大好时机。[15] 　　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相比，与其说中国落后，不如说西方突然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当他们发生工业革命并因此而向工业文明过渡时，中国仍然处在农业文明阶段，二者由此而产生落差是当然的。将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与根本还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的中国进行比较，除了说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之外，还能说明什么？！至少不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16]这正如我们让一个步行者与汽车比快慢，除说明汽车的确比步行快之外，恐怕不能再说明什么。 　　我们既不能从原创的角度来讨论，也不应简单地予以指责，而只能从学习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应当及时、主动地学习工业革命的成果，以推动我们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但是，学习也需要具备基本的条件。我们在农业时代发明的指南针，成为欧洲地理大发现的物质条件之一，并因此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我国，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航行的距离也许并不比欧洲的航海家差，但它却没有起到像欧洲那样的作用。明末以及清前期的传教士给我们传来了许多对中国来说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康熙帝也对这些东西十分爱好，但这些始终都是个人行为，并未社会化，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动力。难道中国人的智商要比欧洲人低？显然不是。一个社会总会有超前者，但这毕竟是少数；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平和按受能力，是受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的（这通过“社会需要”表现了出来）。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交往或碰撞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国作为一个正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在尚未全面接触工业文明之时，怎么会产生向工业文明学习的需要呢？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我们既不能据此以说明中国是否具备产生工业革命的条件，也不能苛责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全面地学习工业文明。这正如现今科技界已惊呼进入信息时代之时，要让一个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农民购买电脑而十之九九会遭到拒绝一样。况且，作为学习者，对所学习的对象抱有抵触情绪，并在学习中不能很好地掌握，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而不能用后人的眼光批评、苛责他们当时闭关锁国，没有抓住向西方学习的机会。这种批评是后知后觉，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却低下头来指责他们过于低矮！ 　　工业化有个过程，工业社会也有它自己的变化过程。工业化初期的情况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后的情况不同；二战前后的情况又有很大差别；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工业文明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学习者，就有一个切入点的问题；切入点不同，实现工业化所要求的条件就会不同，其方式、途径也会因之而异。比如，英国进行工业革命时，紧随其后开始工业化的主要是欧美；当时英国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以及遏制欧美的工业化。欧洲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其它如亚洲地区开始学习工业化，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工业国或工业经济的影响乃至控制。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形势，与二战前后的世界经济、政治背景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也有其一以贯之的核心，这个核心，或许可以概括成生产机器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生产的机器化，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模式与农业社会出现了天壤之别，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因之而变得非常复杂。面对空前的如此复杂的经济与社会，过去曾经几乎是惟一对社会经济进行主动控制和调整的国家，已经不再能继续以原来的方式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日渐重要，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和磨合，这就要求经济的自由化。为了保证在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得到公平与合理，也就是为了市场以及市场规则的合理，人们就要求对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职能发挥的方式作出调整，而且要求新的方式法治化和程序化，以保证其合理和透明。于是，随着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陡增，政治民主化成为必然。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没有法治，就不能有市场的公平与合理；没有公平、合理的市场，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 四 近代化或现代化：中国社会内在的发展动力？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国外留学生的大批回国，他们面对中国社会的落后，自然会用他们曾经到过的、比当时中国更为发达的国家作为参照物来进行认识和反思，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之一。强调“科学”，正反映了他们对生产力这一根本因素的重视；强调“民主”，反映了他们要从社会整体入手来改变中国的面貌。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他们这种认识的反映。[17] 1980年代以后，我们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已相当高，于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又成为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角度，成为追赶别人的目标和动力。 　　从学术上看，西方学术界也有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他们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的借鉴。但是，“近代化”或“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很强时间性的概念，虽然可以为它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也不能完全掩盖这个辞汇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如果再过500年或1000年，我们的后辈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难道还能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即使我们今天对它的界定再明确，后人也不会用这样的概念；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近代”或“现代”。 　　用“工业化”来表示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会给人以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其它因素的感觉。为了表示工业文明是全方位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也未尝不可；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充分重视“工业化”这一因素在社会演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比如，布莱克[18]、罗荣渠[19]、吉尔伯特·罗兹曼[20]等在研究现代化时，都特别强调了工业革命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他们把“近代化”看作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或基础；相对于此前的农业社会而言，这些是全面而崭新的变化。具体到中国而言，她虽未发生工业化，但也一定存在这样一个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近代化，未尝不可，但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具备怎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可发生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不知道中国在工业化以前所发生的什么情况是属于“近代化”的东西，更无法证明，这些东西是否一定会发展到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程度。第二，近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是不是这些“近代化”的东西一定会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如果不是，强调这些我们认为属于“近代化”性质的东西，能说明什么？恐怕最多只能说明出现了这样的东西而已。第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在罗列我们所认为工业化以前已属于“近代化”的现象时，必须先论证这些现象（1）与此前类似的历史现象相比，是否具有质的不同？（2）是否具有普遍性（例证式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这些现象是否已发展到要发生质的变化或飞跃的前夜。——这是我们认识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变化时需要格外注意的。 　　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基因”，关键是哪些因素会成为社会变化主流的决定性因素，而哪些因素永远不过是基因之一而已。照我们的理解，近（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绝大多数的地区和民族都会有机械化的愿望，一些重要的文明区，处于经验阶段时的科学技术都曾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属于这种性质的机器发明和利用也层出不穷，但是，并不是绝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因此而出现了自发性或原创性的工业革命。从逻辑和概率上说，让他们各自自发地发展，也许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但也有发展不到的可能，各占五成；从史实上说，似乎也不能说明其所存在的这些基因肯定能变成主流。因此，这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一样，永远不会有结论。如果研究这些近（现）代的基因是为了说明自发实现近（现）代化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研究意义甚微。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对具体的民族或地区而言，它们又不可能都自发地进入工业文明（即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创者），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不是工业革命的原生国家，但并不会因此而妨碍中国通过学习而工业化，这可以说明人类社会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流，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正因为此，中国在工业化上只能学习，而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不能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简单地以一方为参照物，来进行类比；如果要比较，也只能在同样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下来比较，不能用欧洲已进入工业文明的情况与中国尚处在农业文明时的情况相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无助于说明问题。 　　历史的发展，即使有规律，也不会很多！我们知道历史在变化，我们可以在某种认识的层面上，指出它变化的趋势，但这些未必都是必然的。历史现象间，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但更多、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或某些条件下的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历史的演变，绝对地受时间序列的限制，“某种或某些条件”正是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以前的历史的总和。因此，在前一时段偶然出现的现象，可能会成为此后历史演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必然因素。我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但一旦我们学习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那么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就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必然要求。 -------------------------------------------------------------------------------- [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三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589页。该书整理者说：“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第584页）似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是经过他同意的，更重要的是，日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都奉此为圭臬，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几乎全部是在论证这一认识。 [2]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参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汉译本），第2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316页。 [4]有些学者对此已有认识，如吴承明先生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中就明确指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刊《文史哲》，1981年5期）但大部分的研究，是跨过了对生产力的论证，直接研究生产关系，进而使这种生产关系最终成了无源之水。 [5]参前引布罗代尔书，第2卷第3章、4章。按：在他看来，“经济”与“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我们在此处所用的“经济生活”是包括二者在内的泛称。 [6]在研究工业革命的产生时，学者们首先考虑的是农业的变化，参[意]卡洛．M．D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汉译本），第3卷第8章，商务印书馆，1989年。前引布罗代尔书第3卷第6章中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各部门的表现”，开宗明义地说“首要因素是农业”。 [7]在研究明清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时，大多数的研究著作都要回溯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史》第1卷“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等。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刊《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从研究方法上分析了“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他的分析还只是史料学的分析，即在使用史料时，未能充分考虑史料本身的时间性、地域性和代表性。但在研究宋代农业时，之所以会在史料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理论前提，即无论是主张宋代农业革命，或明清农业生产的停涉，都是为了说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农业基础，或之所以只萌芽而未进一步发展的原因；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欧洲经济史的发展当作考察中国经济史发展的参照物。研究方法的失误，根源于研究的目的；对史料理解的失误，根源于对通过这种理解来加以说明的问题本身的误解。 [8]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上册，1989年；上引布罗代尔书第2卷第6章“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 [法]保尔·芒图著《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 [9]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上册，1989年； 下册 数学七年级下册拔高题下载二年级下册除法运算下载七年级下册数学试卷免费下载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表部编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分析 ，1991年。 [10]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时代》（汉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论的批驳；对中国的看法，正是这一史观的表现。书中颇多极具启发的宏论，但似是而非之见亦复不少。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11]参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12]对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可参《欧洲经济史》第3卷“工业革命”。 [13]参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一部分“科学技术史通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 [14]参《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3章“英国工业革命”，前引布罗代尔书第2卷第6章“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15]参《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刊《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法]佩菲特：《停滞的帝国》（汉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 [16]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中，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可参看。 [17]参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8]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汉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1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 [20]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汉译本）“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编辑：陈爽 【发表评论】 【文章回顾】 【收藏本文】 【发送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