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五月风暴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 　　3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出现了学生运动，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农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斗争进入高潮。 5月12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 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戴高乐匆匆回国，以军队为后盾，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此日，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6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10月10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 　　五月风暴”狂飚落地的历史背景　 　　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1968年，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际，巴黎的大街上却出现了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法国报刊当时疾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这些罢课、造反的法国大学生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反叛的行为、形式和规模都创造了战后西方社会冲突的新篇章，留下了很多对历史发展意味深长的东西。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这场由青年在校大学生发动的“造反”运动最初发生在校园，后来漫延至整个社会，妇女、工人和其它社会阶层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对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月风暴”的最初导火线，是法国巴黎大学南特莱学院的学生发动的一次抗议集会。 　　1968年3月22日，南特莱学院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当局逮捕因反对越南战争向巴黎的美国企业扔炸弹的学生。这一行动得到了巴黎大学左翼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支持。此后一个月，高校风潮不断。5月2日，南特莱学院校长不定期地关闭了南特莱学院，并说：“在教职工中有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种非常近乎战争的精神变态。”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马歇则谴责学生，他说：“南特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徒劳的假革命者，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现实。”法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站在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六百个学生被抓。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号召举行抗议罢工。当时报刊称“几分钟内造成了一个群众运动”。随后，学生走上街头，整个巴黎变成了战场。巴黎警察用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镇压学生，学生焚烧汽车、投掷石头回击警察。学生竖起了路障，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高校。外省大学生纷纷起来声援他们的巴黎同学。 法国作家、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娃等人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支持学生；5月10日，学生占领了巴黎的拉丁区并筑起60处路障。防暴警察发动了进攻。巴黎30个高等院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所高校被学生占领。工会联盟号如举行总罢工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萨特、列斐弗尔、高兹等著名左派又发表宣言，指出学生运动要求的不仅是改革大学制度，而且是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 5月11日，当时法国总理蓬皮杜匆匆结束对国外的访问返回巴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全面同意了学生的条件。但是，他的答复已为时过晚，学生们的口号是：“我们越来越狂热了。”5月17日，全部空中交通停止了，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学生们开始了从索邦学院到雷诺工厂的穿越巴黎的“长征”。5月18日，铁路交通瘫痪，巴黎公共汽车站、地铁线和邮局全部被占领。法国制片工人团结一致搅散了戛纳电影节。非共产党的工会组织号召工业的民主化。5月19日，社会党领袖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称：“改革者，行！社会渣滓，不行！”学生们的回答的口号是：“这种人，就是他！”5月20日，全部矿场和港口关闭。5月22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上千万，几乎是全法国劳动力的总数。从汽车厂到飞机厂、从商店到码头、从电影院到殡仪馆，……所有的工人都投入了罢工罢市。工厂停止生产，商店停止营业，银行中止业务，海陆空交通全部中断，整个法国日常生活的全部秩序都陷入空前的混乱。 　　5月2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从出访的国外赶回巴黎，在电视上呼吁恢复秩序，许诺给人民“分享参与”的改革。然而，他也无力回天。抗议和骚乱仍旧在发展。5月25日，工会代表工人和政府、资方三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协议决定给工人提高工资，政府颁布《大学和教育改革法案》。但是，当法国总工会领导人到雷诺汽车厂宣布该协议，却遭到了工人的断然拒绝。5月底，形势激化，内战已一触即发。5月28日，法国社会党人、左翼联盟领袖密特朗建议组织由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法朗士为首的临时政府。戴高乐此时运用政治策略，释放被监禁的法国右翼领袖。5月30日，右翼发动了“为总统进军”的百万人反共大示威，右翼集团向左翼示威者开了火。戴高乐在电视上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讲并答应新选举，解散国民议会，从而使局势得到了控制。此后，工厂开始谈判，防暴警察占领了雷诺工厂，许多外国学生和工人被驱逐出境，工会领导人被开除，左翼组织被查禁，防暴警察占领索邦学院，等等。法国回到了常态。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到此基本结束了。 “五月风暴”没有取得共产党人当时希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但是，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闹。它给法国社会带来的震动是剧烈的，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作为这场风暴的直接后果，它导致了1969年3月法国九百万工人的总罢工，并引起全法又一次工人学生示威浪潮。 1969年4月，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败北下台。此后，“五月风暴”余波不止。1969年意大利产业工人发动罢工运动，英国的矿工大罢工在1974年推翻了保守党政府，几个月后发生了葡萄牙起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动乱不止，很不安宁。　 　　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是，“五月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生活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的发达国家的学生和工人到底为什么要造反？在造反运动发生的当时，各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众说纷纭：法国社会评论家雷蒙.阿隆认为，这是一出无政府主义的心理戏剧，是法西斯学生领导的一个“没有爱国心”的事件，对法国的来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费加罗报》发言人担心，一种过于脆弱的文明会崩溃为一种非自由主义的野蛮主义；塞尔旺.施雷伯听到了运动中发出的健康的改革之声，但认为这些改革没有显示出一种性质上新的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五月风暴”后青年抛弃了结构主义的客观性，转向了萨特的主观性；萨特认为，五月事件是一场没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必然失败，然而它第一次以其对发达社会的否定去表达发达社会：反对异化和争取自治的斗争，使发达社会面对它的限度和矛盾。他指出，现在，可以认为革命在发达社会内是可能的了；西德的费切尔认为，“五月风暴”是在从未梦想到的物质丰裕中，知识分子广大群众和学生站起来争取社会主义，这说明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道义上、文化上的理由要比单纯的经济理由强烈得多；五月事件把潜在的冲突公开了，这些冲突以前在政治上并不明显。　 　　引起这场风暴的原因是非经济的因素。68年运动学生领袖和他们的支持者基本上是出身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家庭，属于在战后长期繁荣和富裕中长大的一代（即“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比如，挑头闹学潮的南特莱学院，是法国大学中最“贵族”的学院，学生家庭背景富裕，社会地位高，不必以上大学作为取得社会地位的跳板，出身已保证了他们毕业后的出路和前途。即使是卷入这场运动的工人，也不是为了实现传统工会斗争中向资方争取物质利益的具体目标，而是具有与学生相同的感觉：学生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学校失去了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功能，已经异化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劳动力的物化的、非人的机器；工人们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压抑工人的创造性，把人变成了异化制度的牺牲品。因而，他们支持学生运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为了争取工人管理企业的权力。“五月风暴”代表了一代人的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一代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抗议。68年运动的非经济、非物质的倾向，集中地表现在学生和工人当时涂写在学院和大街墙上的标语口号中。　 　　对1968年的法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投身“五月风暴”的人中，有不少自称信奉“毛主义”的“毛派”青年。他们模仿中国“红卫兵”，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军装，戴军帽，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提出的反苏联官僚主义、主张自发的群众运动、提倡打碎旧制度的首创精神、要求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反对旧教育制度、要求以巴黎公社会的精神实行群众的直接管理等目标，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西方的青年。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对那场破坏性极强、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可笑的、严重的误读。西方的青年误把中国封建主义的余晖错当共产主义的灿烂朝霞来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五月风暴”是性质完全不同、取向根本相反、背景全然相悖的两种“造反”运动，尽管在形式上有种种相似之处。而当时的法国青年，正是从表面的相似性中找到了某种“造反”的力量和形式。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对法国青年的思想影响。首先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五月风暴”最直接的思想线索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新左派”自居，不直接介入无产阶级革命。“法兰克福学派”倡导的是与苏联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线索。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包括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异化制度、异化人性、异化文明、异化的日常生活结构，等等。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限于学术领域，对直接的政治探讨和政治活动保持一种冷淡和疏远的态度。　 　　其次，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代法国青年。　 　　此外，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成为造反的巴黎青年的时尚。“五月风暴”以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把“人的存在”当作出发点，强调“个人选择”的合理性，强调“人的自由”是真正革命的基础，以“人学辩证法”取代客观辩证法，得到了造反学生的拥戴。萨特本人对1968年“五月风暴”对学生运动的坚决支持，也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学生的造反口号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存在主义痕迹。“存在先于本质”，“他人是地狱”， “人的自由选择即人的本质”等萨特式的名言成了一代青年的口头禅。存在主义则是当时的“咖啡馆哲学”，大众的时髦话题。全巴黎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成了存在主义的信徒。同时，萨特旗帜鲜明地反对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谴责法国共产党不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的态度。他在政治上的极端激进的立场也为他在青年学生中赢得了声誉。　总之，“五月风暴”是由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共同酿成的。参加这场斗争的青年学生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标，但却是60年代末整个左倾的社会氛围和社会思潮的共同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