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校史

校史资料与研究 校史资料与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校史馆)主办　　第1期　　　　　　　　2007年10月15日 ───────────── 发 刊 词 200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将迎来五秩华诞。建校以来，中国科大秉承创新立校、科教报国的办学理念，历经风雨而自强不息，坚持科教结合、理实交融，弘扬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优良学风，在中国教育界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科大现象”，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精品大学、英才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之路，创造了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的一个又一个辉煌。中国科大半个世纪的奋斗历史，给我们留下丰富而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大学是师生员工共同的精神家园，校史承载的是一所大学的集体记忆。整理重温校史，可以再现本校的办学历程、精神理念与奋斗业绩，以弘扬传统，怀念先贤，彰显成就 ，传承文化，起到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以5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为契机，我们不定期编印《校史资料与研究》，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介绍征集和保存的不同时期档案文献史料,适当发表研究文章，以为校史研究和感兴趣者提供一些原始资料与研究成果。凡史料力求保持原貌，不加修饰；研究文章提倡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文体不拘，长短不限，有参考性和可读性皆可入选。 我们热诚期待和欢迎广大对校史研究感兴趣者赐教、投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酝酿与筹建 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副总理的直接参与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出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对我国未来十二年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并列出若干填补空白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就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导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期望。 ​ 中国科学院部分科学家倡议创办一所新型大学 1958年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等确定了力学所研究方向是“上天、下海、入地”。钱学森认为，首先必须办一个学校培养学生，不能只靠所里刚回国的几位专家。随之，他向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成立星际航行学院。 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讨论力学所成立星际航行学院的提议，许多研究所负责人都表达了急需年轻人才的强烈愿望，讨论结果是建立一所多学科的新型大学。在此前的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参加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原苏联，参观了新建的西伯利亚科学分院及同时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从中受到启发。该大学依托科学分院各研究所的师资和实验设备，培养研究所的后备人才。部分科学家的倡议与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理工大学的共同愿望。 ​ 张劲夫向聂荣臻提交创办新型大学的报告 在众多科学家倡议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正式提出了由科学院创办一所大学的建议。在中央科学小组的一次会议上，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向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汇报了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的设想，聂荣臻表示值得考虑，并要求中宣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4月15日，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通过教育处处长程今吾致函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达了科学院拟办大学的愿望，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要解决好中科院与北大的协作关系；只办自然科学方面的与中科院已有研究所对口的系科；由教育部与中科院一起研究是否办这样的大学。次日，程今吾亦表示同意，并“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要办就在城里找一栋房子很快地办起来，全部招走读生，暑假后就可以开学。”4月24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通过程今吾转报陆定一，表示同意于、程的意见，并建议由于光远召集科学院、教育部和北大三方共谈关于科学院与北大的协作问题。 5月9日，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及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大学，主要培养当前世界上最新尖端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提议这所大学由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主要依靠科学院现有的科学力量，同时请教育部调配一定数量的讲师、助教支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和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杜润生、郁文、赵守攻等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立即进行筹备工作。 ​ 聂荣臻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创办新型大学的报告 在收到中科院党组的请示之后不久，5月20日，聂荣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科学院拟办大学一事，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次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日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校址科学院曾建议用原华北行政委员会旧址，我与彭真同志谈过，请市委予以调整，请中央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期招生。” ​ 中宣部召集会议讨论科学院筹办大学问题 5月30日，由中宣部召集教育部、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筹办大学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教育处处长程今吾，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秘书长郁文、谢鑫鹤、计划局副局长汪志华、谷羽，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人。与会人员纷纷发言，表明对科学院办大学的态度与所存在的问题。张劲夫在发言中阐明了由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表明中科院继续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办学的态度，以消除他们的顾虑。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在原来（科学院与清华、北大的）协作不削弱而且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科学院还是照办大学”。 ​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成立中国科技大学 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批同意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聂荣臻随即批示：“张劲夫同志即办。” ​ 成立建校筹备委员会、学校筹备处 6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学校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担任新成立的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松龄、竺可祯、杜润生、郁文、严济慈、赵守攻、钱学森、于光远等为委员。会议通过了建校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和1958年招生简章，明确教学设备原则上由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负责。会议决定学校设置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程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化系、力学和力学工程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系、生物物理系等12个系；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立联系协作关系。 6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筹备处成立，负责人为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晋曾毅、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新铭。筹备处在中国科学院文津街3号办公。自8月1日起，筹备处迁至复兴门外玉泉路19号（本校校址）办公。 ​ 《人民日报》等刊登科大招生简章 为解决招生问题，中国科学院党组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当年考生中由中国科大优先录取1600名新生。6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登载了科大招生简章。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利用到外地作学术报告的机会，亲自为学校作招生宣传。 有关科大招生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解答７月２日在《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学校筹备处办公室编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生工作简报”，分发全国各考区及各有关研究所，通报招生工作情况、交流经验和指导招生工作。 ​ 校筹备处召开第1次系主任会议 首任系主任名单 系　　　别 主　　任 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 原子能所副所长 赵忠尧 技术物理系 物理所所长 施汝为 化学物理系 力学所副所长 郭永怀 物理热工程系 动力室研究员 吴仲华 无线电电子学系 电子所长 顾德欢 自动化系 自动化所所长 武汝扬 力学和力学工程系 力学所所长 钱学森 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 地质所研究员 杨承宗 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 地质所所长 侯德封 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 化学所副所长 华寿俊 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 数学所所长 华罗庚 生物物理系 生物物理所所长 贝时璋 地球物理系 地球物理所所长 赵九章 7月28日，学校筹备委员会举行第1次系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郁文，学校筹备处负责人晋曾毅、张新铭，以及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柳大纲、马大猷、钱学森、杨承宗、侯德封、华罗庚、贝时璋等各研究所负责人。会议听取了筹备处关于招生工作的汇报，通过了增设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决定，并确定了13个系主任、副主任人选。 由于办学时间仓促，师资力量不足，会议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院办校，分头包干”，各系教学、管理工作由有关研究所对口分包。会议决定成立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数学和政治课等四个小组。普通物理组组长由施汝为担任，普通化学组组长由柳大纲担任，数学组由华罗庚召集。会议讨论了有关基础课和各系教学大纲及必需的仪器设备问题，还讨论了勤工俭学、教学和管理人员安排、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等问题。 会后，华罗庚、施汝为、柳大纲分别主持了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审定工作。 ​ 筹备处召开第2次系主任会议。 8月4 日，学校筹备处召开第2次系主任会议。参会人员有郁文、晋曾毅、张新铭等院领导与筹备处负责人，贝时璋、华罗庚、武汝扬、杨承宗、赵忠尧、施汝为、华寿俊、郭永怀等8位系主任，以及马大猷等10位系副主任，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主持。会议听取了数学组华罗庚主任、物理组施汝为主任和化学组华寿俊主任关于各组教学研究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和工程画等课程的安排与教学人员问题。 会议一致同意，在数学基础课教学上，全校设置10个班，每班约170～200人，需教授10人，分别由华罗庚等6人和力学所2人、计算技术所2人担任；需讲师、助教25人，由数学所、计算技术所和力学所各抽4人担任，尚缺13人有待各所支援解决。 关于普通物理课的教学安排，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将全校各系科专业分为两种类型，一为二年半400学时，二为一年半约250学时；第二种意见是全校一律二年，压缩教学内容。会议决定10个班的物理课教授除请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各担任一班外，由自动化所、电子所、动力室共同担任一班，向仁生担任一班，两个物理所各包干三个班。需要讲师、助教40人，除现有22人外，尚缺18人，决定由地球物理所抽2名，其余16名由两个物理所平均分组。 关于普通化学教学，10个班共需讲师、助教人员50人。除已有35人外尚缺15人，决定由应用化学所抽1人，石油所抽3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分配4人，还缺7人另作研究。10个班教授由化学所柳大纲、王葆仁等7人和物理所3人、计算技术所1人分别担任。 会议一致认为工程画课很需要，除生物物理系外其它12个系都进行讲授，所需教员约6人，由力学所抽1人，热工所抽2人，尚缺3名拟商请机械部帮助解决。授课时间各系均为半年。 关于外语教学，原则上要求学生先学会一种外语，凡在高中时学过俄文的则继续学习俄语，学过英文的继续学习英语。 ​ 学校筹备处召开第3次系主任会议 8月14日，学校筹备处召开第3次系主任会议。会议由郁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严济慈、晋曾毅、张新铭，以及华罗庚、赵九章、赵忠尧、钱学森、顾德欢、武汝扬、施汝为、杨承宗、华寿俊等9位系主任与马大猷等7位系副主任。会议讨论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原则和任课教员名单；会议听取了大学筹备处负责人晋曾毅“关于第一学年基础课计划的初步意见”和外语教研组曲毓琦“关于公共必修外国语课程设置的几点意见”。会上，晋曾毅宣布了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等30多位教授为基础课程的任课教师。会议详细讨论了教学时间安排，决定全校各基础课的类型划分。高等数学分两个类型：第一类型学习两年半，430学时；第二类型为一年半计260学时。普通物理课设三种类型：第一类型学习两年半，上课总学时408学时，实验280学时；第二类型为二年，上课总时数323学时，实验224学时；第三类型为一年半，上课238学时，实验168学时。普通化学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型学习一年，每周上课4学时，实验4学时；第二类型学习时间也是一年，每周上课3学时，实验4学时。 ​ 学校筹备处召开第4次系主任会议 8月23日，学校筹备处召开第4次系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劲夫、吴有训、严济慈等科学院领导，晋曾毅、张新铭等筹备处负责人，武汝扬、华罗庚、郭永怀、赵九章、杨承宗、华寿俊、赵忠尧、施汝为等8位系主任，及马大猷等7位系副主任。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学年各基础课教学计划修正稿；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化学课程的任课教授名单；各系学生名额分配方案和勤工俭学办工厂等问题。会议对今年录取新生中工农成分占65％比例，党、团员占83%比例、考试成绩良好感到满意。会上，郁文传达了中央教育会议的精神，张劲夫作了指示，提出“苦战三年打下基础，奋战五年建设成具有先进水平的大学”的奋斗目标；吴有训副院长介绍了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办勤工俭学工厂的经验。 会议还研究了保证兼课教授的上课问题，决定开学后从院部和中关村到本校增设班车以解决交通工具问题。 会议一致通过高等教学课由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等12人担任（共11个班，其中有2人共担任1个班）；化学课由杨承宗、王葆仁、梁树权、刘达夫等13人担任（共12个班，其中有2人共担任1个班）；物理课由吴有训、严济慈、向仁生等12人担任。数学课讲师、助教和工程画教员尚缺（需10人，现只4人），除由学校积极向外地求援外，由各所支援解决。 ​ 校址选定北京西郊玉泉路 临近开学不到两个月，校舍、招生、教学安排、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及时解决。科学院建议用原华北行政委员会旧址办学，聂荣臻指示，请北京市委予以调整，并于5月21日呈报中央书记处批准。邓小平6月2日对此批示为：“校址另议”。6月12日，中科院呈请国务院副秘书长刘燕铭，要求批准北京西苑（靠近颐和园）的房屋为建校之用。后来由于只从西苑得到8幢旧楼，与所需房舍相差甚远。根据聂荣臻副总理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中国科大作校址，但该址此前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院。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得知此事，立即下令已进驻的工程兵设计院搬迁。郭沫若、张劲夫前往拜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将军表示保证在一周内搬迁，绝不耽误开学。校内教室虽勉强够用，但宿舍不够，于是在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了两座宿舍楼，从而基本满足了新生入学的需要。 ​ 招收新生1600余名 经过紧张工作，全校共招考录取和接收保送新生1634名。其中原计划招生950名，后由各省、市保送292名，代中央各部门培养392名。 9月1日至2日，在北京考区录取的150名新生提前报到，办理注册手续，参加整理校园和修建操场等义务劳动。9月15日，京外新生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 创新的系科专业设置 尽快填补国内高校在新兴学科方面的空白，加强建设一些力量薄弱的专业，是酝酿建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科大在系科专业设置上没有采用原苏联理工分家的模式，实行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当时设立的13个系41个专业，都是经过科学院各研究所周密研讨后确定的。所设专业均体现尖端、边缘、空白、新兴、交叉学科对人才需求，绝大多数专业是国内空白或紧缺专业，特别是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化学物理、近代力学及其相关的系和专业。 ​ 周恩来对科大开学作出指示并修改郭沫若起草的校歌歌词 开学前夕，郭沫若起草了校歌《永恒的东风》歌词，并邀请全国音协主席吕骥谱曲。9月17日，郭沫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开学典礼致辞”内容，聂荣臻、彭真亦在场。周总理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郭沫若将校歌歌词送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恩来建议将“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9月19日，郭沫若与全体同学第一次见面，请吕骥给学生教唱校歌。 校歌《永恒的东风》歌词全文如下：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 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永远向人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 9月20日上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隆重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安东、武衡，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何锡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应邀出席大会。出席大会的科学院领导有：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陶孟和、吴有训，副秘书长杜润生，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和院部各单位负责人、各研究所正副所长。会上，郭沫若作题名为《继承抗大的优秀传统前进》的致辞，聂荣臻作题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的重要讲话，吴玉章、周培源、莫文骅和学生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各教研组向大会作了献礼。大会由晋曾毅主持。 聂荣臻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在科学技术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所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培养进度，以便在一段时期内使祖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筹备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这段话勾画了国家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的创新思路，也指明了中国科大的办学方针和特色。 9月20日下午，学校举行了文艺汇演，郭沫若应同学们的请求，登台向大家朗诵了他的词作《声声快》。 ​ 郭沫若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郁文兼任党委书记 9月24日，国务院第80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0月22日，中宣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人选的任免通知》，除郭沫若兼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外，同时还任命了晋曾毅为副校长，郁文兼任党委书记。 ​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办学方针的确立 中国科学院对中国科大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独树一帜，改变了当时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相互割裂的状况，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一体化建设。这不仅开创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而且也在后来的教育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科学院发挥人才、设备等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办校，所系之间对口合作，大批科学家到校讲课和开展合作研究。建校伊始，科学院每年到校授课的科研人员达300人次。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及时把最新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课题传授给学生。他们承担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制定以至编写讲义等一系列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建校初期师资缺乏的困难，也极大的丰富了教学内容，保证了高起点、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一流师资队伍，使得中国科大一诞生就以人才荟萃、群星璀璨而盛极一时。 　　　　　　　　　　　　　　　　　　　　　　（丁毅信、丁兆君） 科学院党组建议试办一所新型大学的请示 聂总并报中宣部，康生同志： 为了适应我国科学工作大跃进，充分发挥科学院现有科学家的潜力。加速培养我国薄弱和空白的新技术学科的科学干部，促进我国这些学科的快速发展，提议由科学院拟办一所新型的大学。 这所大学的发展应该是由小到大，主要是培养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性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干部。所设的专业是目前在一般大学中尚有困难建立，但在科学院则具有一定条件的。如核子物理，放射性化学，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超高频技术，地球化学，高空大气物理，射线生物，半导体等。培养干部的目标是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能掌握最新的科学实验技术，并具有两种以上的外语能力的又红又专的新型科学干部。在培养方法上，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入学后首先着重基础课的训练，特别在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专业课程主要在各有关研究所内进行学习，未毕业前即在科学家指导下进行一定的研究工作，以便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工作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即要学生开始参加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办法比一般大学生可以加快两年左右的进度，使科学干部可以更快成长。我们研究了苏联物理技术学院的经验，苏联在原子能、计算机等方面的干部培养，就是采取这样办法，其好处是可以争取时间，加快进度。 这座大学由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主要依靠科学院现有的科学力量，同时请教育部调配一定数量的讲师，助教力量来支援。这样办法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 我们认为由科学院创办这样一所大学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由于科学院在新兴学科方面有一定的专家：结合新学科研究工作的建立，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有了一定的新的设备；双反运动以后科学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积极性很高，要求加速培养干部；由有关研究所负责专业培养，使入学学生一开始就在较新的科学装备下进行工作，入学以后便与科学研究工作建立直接的接触，便于更有效地培养科学研究工作干部。但另一方面困难也是有的，要给予支持才能解决。这些困难主要是：平地起家，毫无基础，缺乏办学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一批专职的讲师、助教。此外在教学设备和校舍经费方面也要解决。但我们认为创办这所大学是很有必要的，所有上述困难问题，只要国家支持，各方面给于支援加上我们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由于暑假即届，对入学学生必须进行优先选拔，一切筹备工作急待开始，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提议由郭沫若、黄松龄副部长和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杜润生、郁文、赵守攻等九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立即进行筹备工作。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予批示。 　　　　 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印）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主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尖端科学研究人才 新华社20日讯 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尖端科学研究人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今天正式开学。它是一座新型的红专学府，设立在北京近郊。全校有一千六百名学生，他们中间70％是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弟，都是经过严格考选，政治品质和学业成绩优良的高中毕业生。今天起，他们就要开始紧张的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生活。 这个学校是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党委书记是郁文，副书记是晋曾毅、张新铭、田夫。教师大多由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担任。学校现设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应用地球物理、化学物理、无线电电子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物理热工、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力学、生物物理、自动化、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等十三个系。 这座大学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切和支持下，在短短三个月中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单位的帮助，所以它是共产主义协作的产物。 今天上午，全校师生在校本部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陶孟和、吴有训，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以及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典礼。 郭沫若校长在典礼上致词。他说：“我们一定能够很快地把我们的学校办成模范的红专大学，办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大学。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全校要作到‘三纲五化’。”他说的三纲是：一、政治挂帅，党的坚强领导；二、勤工俭学，教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三、抓尖端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五化”是：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生活工农化，组织军事化，教学集体化和技能多面化，这些是实现三纲的步骤和方针。 聂荣臻副总理在典礼上作了指示。他说：由于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我们曾经倡议过：应当开办一种新型的大学，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靠在一起，以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为主要课程，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本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让学生到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参加实际工作，迅速掌握业务知识，加快新的科学干部的培养，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缺门、空白和新兴学科的力量赶上先进国家水平。这个倡议现在实现了。经过很短的时间，在郭沫若院长直接领导下进行了筹备工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这个学校不同于一般理工大学，它主要是培养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性的科学技术干部。 聂副总理说：党中央和国务院今天公布了一项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确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走群众路线等重要方针。这个指示，就是我们办好这座大学的行动的指南，是建设一座共产主义的新型的大学的最重要的保证。 接着，吴玉章、周培源、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和学生代表等都在会上讲了话。 这个学校在开学前，教职员工和学生已经办起了铁氧体、高锰酸钾、氧化铁、电子计算机和电子学仪器等五个工厂。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1日第2版） 郭沫若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同学们、同志们： 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浪潮正在不断地高涨，划时代的人民公社正在逐步形成和推广，因而新型的共产主义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也在逐步定型化而见诸实施。在这样全国人民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为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时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今天正式宣布开学了。 我们的学校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筹备工作仅仅费了三个月。在这样短的期间能够基本上筹备就绪，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和政府的特别关怀和重视，其次还要感谢各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援。我们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解决了校舍问题，感谢各省市党委的具体领导使我们完成了任务，感谢各有关部门帮助我们解决了干部和设备等的问题。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有关学校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初步拟就的，我们同样表示感谢。 国务院聂荣臻副总理、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和各机构负责同志今天特地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开学典礼，给予我们很大鼓舞，我们表示感谢。 中国科学院是以“全院办校”的精神来从事本校的筹备的。在筹备期间，院属单位和本校全体工作同志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好几百位提前报到的同学们以忘我的劳动，进行了校园的整理和操场的修建，使美丽的校舍，更加锦上添花了。此外，在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还建立了制造铁氧体、高锰酸钾、氧化铁、电子学仪器等五个工厂，目前已经先后开始生产。这一良好的开端，明确地证明：只要我们肯作最大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平地起楼台的。这样的努力能够继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学校办好，一定能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不辜负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对于我们的期待。 严格地说来，今年是共产党新教育制度开始的一年。我们的学校是新建立起来的，前无所承，缺乏经验，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正是我们的优点。毛主席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红旗》第一期第三页）我们的学校如果可以说象一张白纸，就请把它办成为最新最美的学校吧！我们是有各种优良条件的，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的优秀专家都来担任教师，我们的同学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女。 院与校是一家，院的各个研究单位、各个附属工厂，都是我们的活动场所、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战场。我们既“没有负担”，就正好心情舒畅地按照共产主义新教育制度来办好我们的学校，我们一定能够很快地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为模范的红专大学，办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大学。 实行三纲五化 为实现这个任务，在正式开学的今天，根据党的指示，我要向全体同学和工作同志们说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可以叫做“三纲五化”，提供给各位讨论，并在今后实践中逐步加以补充和琢磨。 什么是“三纲五化”？ 第一纲，政治挂帅，党的坚强领导。 第二纲，勤工俭学、教育、研究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三纲，抓尖端科学技术，为国家建设服务。 …… 什么是“五化”？便是：⑴思想马列化；⑵生活工农化；⑶组织军事化；⑷教学集体化；⑸技能多面化。 …… 技能多面化就是希望我校的同学们，人人都成为多面手，我们不仅要掌握尖端，而且要有深厚的基础，广博的知识，丰富多彩的技能。 我们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商亦学亦兵。亦商是要带有经济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是生产关系的运输机构，拿人体来作比喻，就等于血液循环系统。它是把养分运输到身体各个部分，而又把用过的废品运到别的系统去再生产的。我们的学校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公社。在那时，我们学校也是工厂或者农场，也是研究所或者设计院，也是工程公司或者供销合作社。在那时我们是需要同学们有长于经济核算的本领。 我们的多面，除工、农、商、学、兵之外，还可以更多一些。毛主席说过：“搞科学的人应该懂点文学，搞文学的应该懂点科学”。我们搞尖端科学技术的人尤其应该懂些文学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在红透专深的保障之下，同学们不妨同时成为诗人、画家、音乐家、戏剧演员、运动员或者其他。你看我们毛主席不是同时是诗人吗？而且他长于游泳，曾经五次游过长江，造出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纪录。新近去世的约里奥·居里教授，是我们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所长的老师，他是原子能物理学的权威，而他又是提琴家，会打庭球。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我认为，我们同学只要不荒废专业，尽可以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兴趣。我们的学校应该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这弦歌之声在我们中国古代是和教学工作联系起来的，我觉得是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保留着这个传统。我认为，我们的学校在条件具备时可以搞一个管弦乐队或其他文娱小组。我们是在采取军事化组织的，军队里面不是都还有文工队和军乐队吗？科学研究如果和文艺活动适当地结合起来，我看在我们学校里是有助于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一项，我所做的校歌“永恒的东风”，曲谱是请音乐协会主席吕骥同志作的，昨天已向各位同学作了介绍。吕骥同志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作曲者。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抗大的传统。大家知道，抗大是由学员自己在延安挖掘窑洞所建立的大学，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义。我邀请同学们经常把这件事情提在念头上。抗大的先辈同学们在党的领导下，条件尽管怎样困难而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同样在党的领导下，条件的优越更无以复加，难道就不能取得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胜利吗？我想是一定能够的！我要请同学们坚决地把抗大精神继承起来，努力学习，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大胆创造，团结互助，英勇活泼，不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迅速地把自己锻炼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把我们的祖国迅速地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的乐园． 光荣属于永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光荣属于共产主义的创造者！ 光荣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系主任　钱学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什么是作研究工作的基础呢？那自然是多方面的，政治觉悟、专业知识、体质、阅读外文的能力等，都是基础。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些，而是专业以外的基础课；这在科技大学分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一类是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这些基础课在科技大学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理论学时在各个专业里略有不同，但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基础的学时也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基础理论的比重在科技大学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在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缘故，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于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既然是新科学、新技术，要研究它就是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去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经验。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只有更多地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对我们来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物质结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这就是物理、化学。它们也就是我们在摸索过程中的指南针，在许多条看来可以走的道路中，帮助我们判断那一条、或那几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而其余是走不通的。也就是说利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去分辨出，哪一个想法肯定是对的，哪一个想法可能是对的，而哪一个想法肯定是错的。自然，我们作研究，不必在已肯定是错的路子上去花工夫，而应该集中精力于肯定是或可能是对的路子上。举个例子：运动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包含永动机构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不必去想它。再如量子力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说，一切共轭量是不可能在同一瞬间绝对精确地测定的，质点的位置和动量就是一对共轭量，因此如果在微观世界里一个理论要求同时知道质点的位置和运动速度，那么那个理论就是错的，不必去考虑它。再举个例：化学键的能量是知道了的，特别是各种碳原子和氢原子之间的键，它们的能量我们知道得清楚，我们也知道二氧化碳分子和水分子的结合能，因此如果有人说他发明了一种比汽油能量大一倍的碳氢化合物燃料，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位同志搞错了，那样的高能碳氢化合物燃料是不可能的，不必去相信他。 这些例子说明了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作这种原则性的判断，要求的还不是光知道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要求的是充分掌握这些规律，把规律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看得清清楚楚，摸得透。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锐利的眼光，能在复杂的事物中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出核心问题，不被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蒙蔽，从而辨别真伪。所以科技大学里的物理、化学课除了教知识、注意和各个专业相结合，更注重这两门基础理论的系统性，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全面概念和图象，要他们成为这两门学科的主人。为此，在辅导课里，我们也注意到养成学生分析事物现象的观点和方法；在独立思考方面，有所锻炼。自然，与物理和化学讲授课相辅的实验课，是有助于巩固规律的学习的；而且这些实验课，也使学生初步学到将来作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精密严谨的实验技术。 我们也要提一下，科技大学对化学这门基础理论，即使在各个非化学专业里，也是被重视的。我们知道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和新材料分不开的，而要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能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性质，或是要合理地提出还不存在的新材料要求，那就要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化学理论知识。 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需研究各个因素和各个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关系的计算。当然计算与分析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有些社的会计不是用黄豆粒的办法来记账吗？所以就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高深的数学，用些简陋的方法也并不是不可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用简陋的方法，虽然也能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是太花时间，容易出差错；用高效能的方法就能节省时间，少出差错。那么什么是高效能的计算方法呢？那自然是要充分利用了数学的成果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过高地估计数学方法，它不过是我们计算中的工具，它不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理论变成有道理，也不能把本来有道理的变成没有道理；我们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 因此在科技大学里，我们的数学课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内容不比解放前大学数学专业所学的整个数学课少。但是我们的教法却与解放前的数学专业所用的教法大不相同，我们的教法，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我们对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从它来源讲起，说明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们都引用实际科学问题的例子来解说。一个概念引入了之后，我们就进行系统的、严格的论证和发展，使学生有一个巩固的基础，即使他们在将来遇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数学工具，也能靠自己来掌握它。自然，我们在注重数学概念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我们不是为数学而数学，我们学数学是为了作具体计算；所以在每讲了一个数学的概念和系统论证之后，我们还通过具体的实际问题来解说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样能把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充分掌握理论，也能灵活地使用理论，进行计算和分析。 在科技大学里的另一类基础课是基础技术，这有包括工程画、机械原理、材料力学和机件设计的机械设计课，也有包括电工和电子技术的电工电子学课等。我们重视这些课的缘故是：在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常常要设计比较复杂的实验装置，例如研究高速空气动力问题就得有超声速的风洞，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就得有高能加速器；要设计这些设备就不能用敲敲打打的办法，必需进行比较正规的技术设计。因此基础技术的训练就非常必要了。 我们重视基础课，不但可以从学时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科技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上看出来：在我们基础课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吴有训，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数学家华罗庚，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严济慈，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化学家王葆仁。其他基础课教师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些教师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有的看法；学生能和他们经常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当然，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 （《人民日报》1959年5月26日第6版） 聂总与中国科技大学 严济慈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技术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形势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国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两个学术团体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这次大会同时也是中国科协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建国以来组建我国科技队伍的又一重大步骤。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当时兼任全国科联秘书长。我们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全国政协礼堂聆听了聂总给大会作的报告。大会开始之前，聂总来到休息室，会见大会的一些负责同志。聂总深情地对我们说，他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前半生参加了组织和建立我国人民武装队伍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他愿在后半生致力于组织和建立我国科技队伍的工作，争取为我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新的贡献。聂总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同他一起，共同致力于我国科技队伍的建设工作。聂总的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时想，党中央和国务院有象聂总这样的革命家负责领导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完全符合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心声。后来，周扬同志高度赞颂聂总的这个心愿，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确实，聂总不仅有这种动人的愿望，而且以他后来领导我国科技战线所取得的光辉业绩实现了这个愿望。 二十多年来，聂总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建立、成长和发展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就是一个十分生动感人的事例。 一九五六年初，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为了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培养出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发展我国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空白、薄弱的学科，更是急待培养出新的一代科技人才。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五八年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一致提出，要改变我国过去采用的办教育的方式，把教育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学家力量比较雄厚、各研究所实验设备条件较好的特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的系科设置，着重在空白薄弱学科和新兴技术领域，并做到理工结合，克服理工分家的弊病。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对学生给以比较严格的科学基础知识和技术操作的训练，在三、四年级时，到有关的研究所参加实际工作，以便迅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并加深对基础的理解。为此，张劲夫同志代表科学院党组于同年五月九日向聂总写了报告。聂总非常支持，于五月二十一日作了批示，并转呈中央书记处。聂总批示说：“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与恩来同志面谈后，他也很赞成。校址问题我与彭真同志谈过，请市委予以调整。请中央同意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假招生。”邓小平同志于六月二日召集中央书记处开会，批准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邓小平同志批示是：“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紧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都审核同意了书记处的决定。 当时，暑期在即，校舍，招生，教职员工，教学计划，后勤供应……一系列的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指日计时地去解决。聂总在负责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的繁重任务下，对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建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地去关心，去落实。科学院党组把筹建中国科技大学当做一件大事，张劲夫同志亲自抓，郭沫若同志兼任校长，并派郁文同志任校党委书记。 首先是校舍问题。当时科学院党组建议借用的校舍，本来是解放军某单位的，为了尽快解决，聂总亲自交代谷羽同志同这个单位商量，这个单位的领导同志了解到创办这所大学是党中央的决策，是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一项重要措施，立即答应支持，很快就把房子腾了出来，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科学院。 其次是招生问题。在聂总的关心下，科学院党组向中央宣传部写了报告，报请中央通知各省市主管部门从当年的考生中为中国科技大学优先录取一批政治表现好，学习成绩优秀的考生入学。各省市在接到中央的通知后，认真贯彻执行，很快为中国科技大学优先录取了一千六百名新生，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四，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占绝大多数，这就为后来办好学校、培养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再就是教工和教学问题。聂总高度赞赏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当他知道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贝时璋等同志和我都要到学校去讲课时，非常高兴，说这是个好办法，并鼓励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尽量到学校去兼课，以便把最新的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课题及时传授给学生。 学校正式开学之前，聂总亲自到校察看了教室、实验室、运动场和宿舍，与同学们亲切交谈。当看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学生个个精神饱满，艰苦朴素，许多同学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不少人还光着脚板，有些同学甚至是从北京火车站用扁担挑着行李来到西郊玉泉路校址的，聂总满意地连连点头赞许，勉励同学们继承抗大的优良传统，创立艰苦朴素的好校风。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了。聂总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为全校师生员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要求“在教职学员中，大力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树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培养与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他向同学们提出了奋斗目标，就是要立志成为“又红又专”、“既掌握坚实的科学基础理论，又能掌握技术操作方法的全面人才”。他号召全校师生团结奋斗，把学校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并满怀激情地引用郭沫若校长所作校歌歌词，鼓励大家“迎接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技大学当年能够在如此急促的三个月内从无到有地筹建、成立，招生、开学，是与聂总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以后，二十多年来，聂总一直关心着学校的成长和发展。他曾与陈毅副总理一起到学校参观实验室，检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成绩。他勉励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争取思想上和学业上的更大进步。他谆谆告诫同学们不要因为进了科大就骄傲起来，应该扎扎实实，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掌握过硬的本领，将来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六○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聂总十分关心科大师生们的生活和健康，一再嘱咐学校领导和搞后勤的同志们，在可能条件下，尽量把伙食搞好，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对于各研究所的兼职教师从中关村到学校上课的交通问题等，聂总也都亲自检查过问。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一片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陈总、聂总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校出席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大会。聂总高兴地向师生们祝贺，向五年来为建校付出辛勤劳动的校领导、教授们、老师们和全体职工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他说，五年培植，今日结果，可喜可贺。他希望同学们挑起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艰巨的重担，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要求同学们要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永不自满，永不歇息，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陈毅副总理当年在繁重的外交活动中也抽出半天时间，在郭沫若校长、郁文书记的陪同下到学校专门给同学们做了重要报告。 后来，在第二届、第三届毕业典礼大会上，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到学校，会见师生，到会讲话，合影留念。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陈总、聂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在科学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中国科技大学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批高质量的科技人才。 然而，“文革”浩劫，教育遭殃。中国科技大学被迫下迁，辗转数地，最后来到安徽省合肥市。敬爱的聂总在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攻击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中国科技大学的命运，关心着学校的师生员工。毛泽东思想的哺育，聂总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给了科大师生员工以无穷的力量。他们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与“四人帮”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原定的办学方针，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断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新成绩。当然，要在安徽重新建校，期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安徽省委万里、张劲夫、周子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科技大学的各项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一九七八年九月，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科技大学迎来了二十周年校庆。聂总不顾体弱有病，握笔困难，仍然坚持草书百余言为科大校庆志贺，书法苍劲，语重心长，从中足可看出他对科大师生们的热望之心。聂总的贺信说：“科技大学创办二十年，成绩卓著，培养的大批科技人才已成为今日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希望科技大学“总结经验，再接再励，为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出更多更辉煌的科技成果，出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 聂总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一直在激励着中国科技大学的师生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岗位上，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远隔重洋的异域他乡，忘我地工作，勇敢地进取，不断创造优异成绩，为学校争光，为祖国争光！去年，全国统考后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已有百分之六十六先后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今年又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应届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同时，少年班第一届毕业生（其中有一半是提前毕业）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考取了国内外研究生。他们当中，有十五岁考取国内研究生的，十六岁考取出国研究生的，更多的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内知名科学家的研究生。 继郭沫若校长之后，我荣幸地出任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我和科技教育界的同志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渡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步入青年时代，正在显示出她的旺盛的青春活力。 现在，中国科技大学已经成长为我国教育园地中一朵绚丽多姿的新花，在国际上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这当中就凝结着聂总许许多多的心血啊！ （《中国科大》第125期，1983年10月5日） 关于创办科技大学 张劲夫 郭老主持科学院工作时，对于培养科技人才是很重视的，每年都要选派青年科技人员到苏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研究生或进修，以提高业务水平。由于科技工作开展得很快，每年国家分配给科学院的大学生，各研究单位都反映满足不了需要，并在业务对口上不能完全符合要求。因此，1958年初，京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提出：运用科学院各研究单位高级科学家及中青年科学家众多的优势，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法创办科技大学。郭老对此极为重视，不仅积极支持，并亲自担任科技大学校长。约在1958年5月间登报招生，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