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波成：「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四分（抽印本）「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JiangyiandJiangshu:TypesandOriginsofYishuintheThirdtoSeventhCentury樊波成BochengFanReprintedfromTheBulletinofthe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AcademiaSinicaVol.91,Part4Taipei,Taiwan,RepublicofChina202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一本，第四分出版日期：民國一○九年十二月-707-「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樊波成∗「講義」以經義為解釋單位，循理得宜；「講疏」與「述」「贊」類似，以章句為解釋單位，循文敷述。中古「義疏」至少包含兩大類型：一為魏晉宋齊時代「分疏義條」的「綱要型義疏」，也被稱為「論」「講義」「釋義」「要記」「要略」「略注」「略說」「義略」等，對應忘文全質、標釋條理的綱略要旨之學；一為始於五世紀末的「章句學義疏」，也被稱為「述議」「疏義」「義贊」，由「講疏」「述」「贊」與「綱要型義疏」結合而成，故呈現為「疏—論複合結構」。「章句學義疏」是各類「講義」與「講疏」的積累與總結，兼顧「主於一家」與「博采眾長」。「講疏」與「章句學義疏」的風行得益於學官教育與明經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重建。佛教義疏最初也以宗要綱略、摘句論議為主要內容，與同時期的儒道「綱要型義疏」並無二致。晉宋釋家通過「科判」「起盡」來融合「宗要綱略」與「經書文本」，隨著後來「科判」「起盡」的不斷細化與嚴密化，「義理分疏」得以與「章句剖判」嚴格對應，從而完成佛教義疏的「章句學」轉型。關鍵詞：解經文體舊鈔本敦煌遺書要略科判∗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魏六朝經典解釋體式研究」（編號：20CZW011）階段性成果。樊波成-708-「義疏」既是經典詮釋的主要體裁，也是中古「學術嬗變」與「三教交涉」的重要表徵。自清代至於近世，第有學者討論其「疏不破注」之性質與「纘緒訓故傳注」之淵源；上世紀中葉以降，又有牟潤孫、饒宗頤、戴君仁、古勝隆一、喬秀岩等名家碩學考證討覈，創獲尤多。不過，由於前賢時彥對「義疏」的定義各有不同，「講義」「講疏」「義」「大義」「釋義」「疏義」「述議」等名稱又缺乏明確辨析，遂使歧見紛出。舉例言之，多數論著以《論語義疏》《孝經述議》《五經正義》為「義疏」之楷式，則「義疏」源於儒家章句、訓詁或集解傳統；1或以晉宋齊梁之講經記錄為「義疏」，則「義疏受佛教講經影響而產生」；2或著眼於《漢書》「後主所是疏為令」，則有「疏家原於律令」之說；或以「漢魏義說」「魏晉講義」為義疏，則義疏有「儒家經義問答」「佛教講經問難」3「玄學老莊講經」4等多重淵源。5過去學者受制於當時條件，文獻搜羅未能完備，歸納特徵時大多強調一時或局部之面貌。近來，敦煌遺書與日本遺籍的整理工作逐漸深入，許多義疏類寫本重現於世，别開義疏研究之生面。本文擬在此類寫本與載籍書志中盡力搜羅、詳加辨析，試在復原中古義疏全貌的基礎上，釐清義疏之名實類型與發展源流。1如《唐律疏議》卷一：「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焦循謂鄭玄《毛詩箋》為「疏義之濫觴」。陳澧謂「義疏即今之講章」。黃以周謂義疏為「駁申」「論義」。戴君仁謂義疏源於章句，又謂「集解而又集解」。張舜徽亦謂義疏「猶集解之體」。參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2；陳澧，《東塾雜俎》（收入《陳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530；黃以周，《儆季雜著》（收入《黃以周全集》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570；張舜徽，《廣校讎略》（收入《張舜徽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8。2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氏著，《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240-253。3饒宗頤，〈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331-346。4張西堂認為：「這種講經之法……或是受當時喜言名理的影響，證以老莊的講疏在當時也發達，則是由於經學本身的原因要少，而受當時玄學的原因為多。」張西堂，〈三國六朝經學上的幾個問題〉，《師大月刊》18(1935)：50。5胡樸安據《漢書‧杜周傳》法令之疏謂「疏家之體，主於詮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因疏家原於律令，固其例嚴也」。胡樸安，《古書校讀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8。「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09-一．綱要型義疏（一）講義與講義疏《東觀漢記》卷二曰：（孝明皇帝）年十歲通《春秋》，建武十七年……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6漢明帝劉莊(28-75)五經之學詳略有異：一曰「備師法」，由桓榮「執經連年」入授《尚書桓君章句》二十三萬言，自束髮之歲「學道九載」始告利成。7一為「通經」，即十歲「通《春秋》」，「略舉大義」即可。不惟漢明帝，張霸（約35-約105）也是「七歲通《春秋》」，成年之後再師從樊鯈受《嚴氏春秋》數十萬言。魏晉時期屢見天子帝胄於始齔之年、數月之間「講《論語》通」「講《孝經》通」「講《孝經》義」，以示「始立學」也。8晉穆帝(343-361)、晉孝武帝(362-396)兩朝，更因「講《孝經》通」「講《孝經》之義」而撰為著述。梁代書志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議》各一卷」，9又「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朝臣，講《孝經》之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其說」，10即隋唐書志所記「荀昶《集議孝經》」。11晉孝武帝6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二，頁54-55。7建武十九年(43)桓榮始以《尚書章句》二十三萬言入授，建武二十八年(52)「太子經學成畢」。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三七，頁1254-1256。8魏晉六朝天子帝胄「釋奠」「講經通」參松浦千春，〈魏晋南朝の帝位継承と釋奠儀礼〉，《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9(2003)：159-185；古勝隆一，〈論魏晉南北朝之釋奠〉，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65-178。9姚振宗謂：「此條脫誤，殆不可曉，以下文之例推之，當是晉穆帝時講、晉孝武帝時講《孝經講議》各一卷，或宋明帝齊武帝敕送總明館者歟？」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收入《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15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卷七，頁320-321。古勝隆一認為「孝」和「武」之間妄入「經一卷」，據改。古勝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東京：研文出版，2006），頁108。10林秀一撰，喬秀岩、葉純芳、顧遷編譯，《孝經述議復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6），頁360。11《隋書‧經籍志》本作「《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勖撰」，今據《釋文序錄》等改樊波成-710-講《孝經》義時擔任「摘句」「執經」的車胤(333-401)與袁宏（328-約376）也分別撰作《講孝經義》與《集議孝經》。12「講義」既為「通經」所設，「略舉大義」即可。前述「講《孝經》義」所設「摘句」，即摘擇片段，交由問難。13想其初衷，「摘句」當為王坦之、車胤、王儉等博學通儒對疑難要旨之切問，14而「講義」則是針對這些事理或重點詞句的論議。15若末流衍蔓，則有無顧經文、純任機敏之弊，甚至「墮業無所通」如陳伯固之流，「摘句問難」也「往往有奇意」。16不惟「講義」，漢魏六朝其他以「義」「議」為名的著作皆就事理要義或疑難片段開展論議，旨在「裁制事宜」「循理得宜」而非「具文飾說」，17如李育《難左氏義》，謝該、荀融《難王弼大衍義》，劉楨《毛詩義問》十卷，范慎問、劉毅答《尚書義》二卷，孔晁《尚書義問》三卷，薄叔玄《問穀梁義》四卷，徐邈《答春秋穀梁義》等，皆為答釋疑難、論議要旨之作。《晉書‧儒林傳‧徐邈》「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18《北史‧儒林傳‧劉獻之》「五經大義……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三傳略例》「荀勖」為「荀昶」。見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考》（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163。12《隋書‧經籍志》本作「《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丁國鈞據《經典釋文序錄》等改，云：「《隋志》作『敬仲』者，袁名與衛宏同，遂誤以衛字被之也。」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收入《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10冊），卷一，頁22。13《世說新語‧言語篇》載預講時，摘句車胤「難苦問謝」，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9。《晉書‧王坦之傳》：「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五，頁1969。14王坦之、車胤摘句並見前注，又《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擿句，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二一，頁399。15古勝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頁110-113。16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三六，頁498。17《荀子‧議兵》：「義者循理。」劉熙《釋名‧言語》：「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劉勰《文心雕龍‧議對》：「議之言宜，審事宜也。」王兆芳《文章釋》：「裁斷合宜之道理也，主於釋明古訓，循理得宜。」曾棗莊，《中國古代文體學：近現代文體資料集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頁82。18房玄齡等，《晉書》卷九一，頁2356。「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11-《注毛詩序義》」，19皆標明綱略、梳理義理之作。這些以「義」「議」為名的著作不以章句文字為解釋單位，而是以條、事為數，如賈逵「建初元年受詔，列《春秋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名《春秋左氏長義》」。20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是為《春秋漢議》。至於六朝有「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宋書‧閔康之傳》），「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陳書‧周弘正傳》），崔靈恩《三禮義宗》「一百四十九條」，21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一百八十條等（《梁書‧儒林傳》）。經義數目繁多，有必要分疏、條理，爰有「義疏」之名。「疏」本為「分條計識」之義：22漢唐墓葬中有簡牘「自名」為「衣物疏」「中（小）物疏」，如尹灣M6木牘「君兄衣物疏」「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23其內容就是記錄隨葬衣物的品類及其數目（即舊所謂「遣策」）。24又，奏疏「疏通事理，條布言辭」「列疏情事，宣佈上告」時，25也往往分條計識，如賈誼〈陳政事疏〉：「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此外，漢「令」也往往分類纂集、標明編號，26如張家山M247漢簡〈津關令〉就分二十三條，條首各以「一」「二」「三」「四」等數目為序，27故《漢書‧杜周傳》云：「後主所是疏為19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八一，頁2714。20趙岐撰，張澍輯，陳曉捷注，《三輔決錄》（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39-40。徐彥《公羊序疏》云：「賈逵作《長事》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賈逵《春秋左氏長義》在隋唐書志中俱作「《春秋左氏長經章句》」，此猶《釋文序錄》等隋唐書志將《後漢書‧鄭眾傳》《七錄》所記之「鄭眾《春秋（左氏）條例》」誤作「《春秋左氏條例章句》」。參見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收入《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7冊），頁59。21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二，頁49-50。22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卷二，頁372。23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29-132。24洪石，〈東周至晉代墓所出物疏簡牘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考古》2001.9：59-69。25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440；來裕恂著，高維國、張格注釋，《漢文典注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316。26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頁17；宮宅潔，〈漢令の起源とその編纂〉，《中國史学》5(1995)：124。27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05。樊波成-712-令。」既然「衣物」「情事」「法令」可以疏條，經義亦可疏條，所謂「義疏」最初正是「疏列義條」之意。姚興(366-416)〈與安城侯嵩書〉云「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評詳厥衷」，28正可說明當時「義疏」之名義。（二）義學傳統與綱要型義疏前述晉宋時期摘句講《孝經》之撰述為「講義」；而永明三年摘句講《孝經》之撰述為「義疏」（《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或「講義疏」（《隋書•經籍志》）。由此看來，「講義屬於義疏」或「講義為義疏之先蹤」十分明顯。牟潤孫之所以堅持「義疏即講疏」「講義不是義疏」，是為了讓儒家義疏的發生時代推遲到劉宋中期，故謂「早於宋大明時(457-464)之義疏見於《隋志》者，均有可疑，殊難依以為證」。29牟氏將「疏」字由「識記」之義轉釋為「講經紀錄」，已有「增字為訓」之嫌（「疏」並無「講經」之義）；至於六朝隋唐傳記書志所記晉宋義疏，亦不宜率以「均有可疑」四字一筆抹煞。事實上，若以「疏條經中諸義」的角度來理解魏晉宋齊「義疏」，就不至於厚誣古代書志「誤記」。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現存最早「疏條經中諸義」的實例。該書不循文飾說，而是摘擇《詩》中涉及名物的片段詩句，並按草、木、鳥、獸、蟲、魚之序，各按品類識記考論，共一百四十二條。可謂專就名物之義，「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牟潤孫謂此書「分別草木鳥獸之名而識記，無與講經，不涉義理，當不在義疏類中」，未必可信。《齊民要術》（約533-544編纂）、《五經正義》（638-653編纂）等都將此書稱為「毛詩義疏」。30梁代書志載西晉伊說（265年前後）《尚書義疏》四卷、謝沈(290-342)《毛28道宣，《廣弘明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34），卷一八，頁228。29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頁240,246,248。30焦循云：「《詩正義》則稱『陸璣疏』，《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或稱『毛詩義疏』。」焦循考訂，《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收入《南菁書院叢書》，江陰：南菁書院，1888），頁1。按：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作「《詩義疏》」。《尚書正義》《春秋左氏正義》則引作「陸機《毛詩義疏》」。賈思勰，《齊民要術》（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29,42,54等；孔穎達，《尚書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頁84上；孔穎達，《春秋左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頁52上。「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13-詩義疏》十卷，兩書在隋唐書志中又名「伊說《尚書釋義》四卷，謝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毛詩義疏》並非循文注釋，而是通解疑滯的「義」或「釋義」。謝沈另撰有《毛詩注》二十卷，規模約為《毛詩義疏》的兩倍。按《後漢書‧儒林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發問，謝該「一一申而釋之」。隋唐書志所謂「釋義」或與謝氏《釋》類似，也是「疏條經中諸義」的文體，故能與「義疏」之名互通。西晉賀循(260-319)有《喪服要記》，《禮記正義》云：「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賀循《喪服要記》基於王肅(195-256)《喪服要記》而作，31王肅既撰《喪服經傳》一卷，又撰《喪服要記》一卷，其例與前述謝沈既有《毛詩注》又有《毛詩義疏》近似。按《魏書‧索敞傳》「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32喪服制度不僅見載於《儀禮‧喪服》，也牽涉〈大傳〉〈喪服小記〉等傳記注解。今輯存賀循《喪服要記》各條，大多疏列條目，摘撮經文，比類撰集，或加論議，也屬於疏條經義之「義疏」。33沈麟士(418-503)《喪服經傳義疏》一卷，34《南齊書》本傳則作「《喪服要略》」。35「略」有「經略定分」「部次別條」之意，《淮南鴻烈‧要略》下半部分分列儒、墨、管、晏、縱橫、刑、法諸家之淵源，劉歆《七略》亦「撮其旨要」「類例分明」。36晉代環濟（約316-320前後）《帝王要略》與《喪服要略》，即將「散在眾篇」的職官、服輿、喪服等制度各按品第集合起來，並一一31馬國翰云：「康成作《喪服譜》，賀循亦作《譜》；王肅作《喪服要記》，循亦作《要記》，其書似參用鄭、王而酌其中。」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874。32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五二，頁1162-1163。33馬國翰云：「考循撰《喪服譜》《喪服要記》，《隋志》皆著錄而不見義疏之目，《正義》於說喪服引賀循並是《要記》之文，而與賀瑒並言『義疏』者，『義疏』是通辭。庾蔚之作《略解》、崔靈恩作《三禮義宗》孔氏亦言『義疏』可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頁991。34《隋志》云：「梁有《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齊徵士沈麟士撰。」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二，頁920。35《南齊書‧高逸傳》：「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頁944。36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4。樊波成-714-考述其淵源、沿革。沈麟士蓋撮集《喪服》旨要，分疏部列，故兼具「義疏」「要略」兩名。慧皎(497-554)《高僧傳》謂雷次宗(386-448)撰《喪服經義疏》，37《隋書‧經籍志》作「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一卷」。略注之名，亦見於《北史‧儒林傳》：平恒(411-486)……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常爽（426前後）……述《六經略注》，以廣製作，甚有‧‧條貫‧‧。其序曰：……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38如上揭，「略」是劃分領域、部次別條之義，而所謂「略注」則是在「經略定分、部次別條」基礎上加以解釋，即「撰錄品第」加以「討論」「商定」。今所見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佚文，也大多是對「經傳書法與名義」39的考辨而非簡略的詞句注釋。馬樞(522-581)《道學傳》云：「宋文明以道家諸經莫不敷釋，撰《靈寶經義疏》，謂之『通門』。」40南朝新舊《靈寶經》共四十餘卷，但從《三洞珠囊》的引述看，41梁代道士宋文明所著《靈寶經義疏》止有兩卷。今P.2861＋P.2256就是《靈寶經義疏》下卷的殘帙。42該寫卷並非循文釋經，而是像「新舊《靈寶經》目錄」一樣，為《靈寶經》部署條義，每一部為一條，「一條」下分37《高僧傳》曰：「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慧皎，《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卷六，頁361中。38魏收，《魏書》卷七二，頁1845,1848。39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頁885。40見引於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六六六，〈道部八〉，頁2975。41《三洞珠囊》卷七、卷八引此書曰「《通門論》上卷」「宋文明《通門》上」「宋文明《通門》下」。王懸河，《三洞珠囊》（收入《中華道藏》第28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卷七，〈二十七中法門名數品〉，頁447上,449下,466下。42說見ŌfuchiNinji(大淵忍爾),“OnKuLing-pao-ching,”ActaAsiatica27(1974):33-56。此說舊無異議。本世紀初，王卡、王宗昱、馬承玉等學者對這一觀點提出質疑，如王卡認為：「P.2861＋P.2256只是一種概論式的開題序次，而不是直接就某一靈寶經經文疏釋義理，這與『靈寶經義疏』的名稱不甚相符。」王卡，〈敦煌本《靈寶生神章經疏》考釋〉，氏著，《道教經史論叢》（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289-290。「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15-「二義」，每「義」之下又再次疏條（如「行藏有八」「戒法有二」等），即為《靈寶經》部次别條、撮其旨要的「略」。《靈寶經義疏》內容、體式與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相近，43正與前述「義疏」或可稱為「要略」「略注」「略解」類似。44又，《文心雕龍‧論說》云「述經敘理曰論」「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45經「論」可以是經典之異議、問難，如阮渾《周易論》、46王愆期《春秋公羊論》47等；也可以是經典之指略理統或條例倫次，如鄭玄《六藝論》、48王弼《道略論》、49樊文深《七經論》等。50後者以疏條經義之故，亦與「義」或「義疏」相通，如阮渾《周易論》又名「易義」、宋文明《靈寶經義疏》又名「通門論」。除上述諸例外，庾蔚之《禮記略解》、劉之遴《春秋義》、51崔靈恩《三禮43劉屹，〈敦煌本「通門論卷下」(P.2861+2256)定名再議〉，《文獻》2009.4：47-55。44六朝隋唐所謂「略說」多與「廣說」對應，即分別說、一一說。《瑜伽師地論》卷八一云：「略義者，謂宣說諸法同類相應。……法者，略有十二種，謂契經等十二分教。」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0卷），頁752下。45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329-330。46阮渾（字長成）《周易論》，《舊唐志‧易類》作「《周易論》二卷，暨[阮]長成難，暨[阮]仲容答」。（疑草書「阮」「既」形近而誤作「既」，「既」又轉誤為「暨」）《新唐志‧易類》作「阮長成、阮仲容《難答論》二卷」。晉代張璠《集二十二家解序》稱阮渾《周易論》為《易義》（《釋文序錄》引）。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六，頁1969；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七，頁1425；陸德明撰，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44。47《隋志》引梁代書志：「《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卷三二，頁931。48徐彥《公羊傳疏》釋「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云：「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徐彥，《春秋公羊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序〉，頁4下。49《三國志》裴注引何劭〈王弼傳〉云：「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二八，頁796。《道略論》即今《老子指略》。50《隋志》「樊文深《七經論》三卷」，《太平御覽》卷三三九引作「樊文淵《七經義綱格論》」。《隋志》「周易論」類有「晉鄒湛《周易統略》五卷」。51《梁書‧劉之遴傳》：「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梁武帝謂之「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四○，頁574。樊波成-716-義宗》、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等書也被稱為「義疏」。這些著作未必與講經相關，撰於大明(457-464)之前者亦不在少數，斷非牟潤孫「可疑」「誤記」可以賅含。「義疏」起初為「疏條經義」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期「論」「釋義」「要記」「要略」「略注」「略說」「義略」「義」等文體凡「疏分義條、疏條義理」者，皆可稱為「義疏」。52《魏書‧封軌傳》孫惠蔚云：「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53漢魏六朝解經著作既有循文注釋的「章句」之學，又有「標明綱格」「統括大歸」「摘句問難」的「義學」或「綱略要旨之學」：前者以經文為對象，後者以經義為對象；前者循文本章句解說，後者按條理品第疏釋。前述各種魏晉南北朝「義疏」或摘擇片段一一申釋，或序次綱略、部次別條，皆不循章句解釋，為方便論述，本文暫將這類「義疏」命名為「綱要型義疏」。二．「講義」與「講疏」之別「講義」發端於漢魏而流行於晉宋齊梁，「講疏」則見於齊梁陳三代，目前所見最早的講疏是《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此後梁武帝父子、朱異、賀瑒、賀琛、褚仲都、張譏、何妥、皇侃、周弘正、徐孝克等皆有講疏問世。講義等「綱要型義疏」以「義」為對象，講疏則以「經文章句」為解釋對象。褚仲都《周易講疏》釋〈大有〉彖辭「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乾為體，故云「應乎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與時無違，雖萬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54梁武帝《孝經講疏》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云：則者，法擬之名；因者，仍舊之稱。則天者，孝敬無所不被也；因地者，謂隨方而教不得同為一也。5552馬國翰以孔氏《正義》稱賀循《要略》、庾蔚之《略解》為「義疏」，而謂「義疏為通辭」。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頁991。饒宗頤謂：「此種之疏，當是較詳之注，竊疑此類之義疏，可能同於魏時之『義說』。」饒宗頤，〈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頁331-346。53魏收，《魏書》卷三二，頁764。54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二引。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5），頁49。55劉炫《孝經述議》引「梁王曰」。林秀一，《孝經述議復原研究》，頁360。劉炫《孝經述議》卷一又謂：「梁王蕭衍作《孝經講疏》。」「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17-由上可見，講疏循文注釋，敷衍章句，與「忘文全質，忘筌取魚」「善標宗會而或遺章句」的「綱要型義疏」判若兩途。56同時，講疏也注重經本章句自身的組織結構，周弘正《周易講疏》就和馬融、荀爽、姚信等漢儒一樣為《繫辭》分章，57繼承了漢代章句學的「離章析句」傳統。「講義」循理議論，「義貴圓通，辭忌枝碎」（《文心雕龍‧論說》）；講疏則循文敷衍，文辭駢儷，間或用典。褚仲都《周易講疏》釋〈升〉「元亨」云：夫獻可替否，其道乃弘；柔皆順剛，非大通之道。所以文王係小亨之辭，孔子致皆順之釋。58又釋〈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無為，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為，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於始也。59張譏《周易講疏》釋「潛龍勿用」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於此小人道盛之時，若其施用，則為小人所害。寡不敵眾，弱不勝強，禍害斯及，故誡勿用。若漢高祖生於暴秦之世，唯隱居為泗水亭長，是勿用也。又釋「參天兩地而倚數」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言其少也。60講疏體式以駢儷工巧為能，在歷代經注文體中較為罕見。小南一郎曾指出，漢代章句或以文辭之工巧來抵消循文敷講之枯燥與弟子記誦之艱難。61橫向類比，同樣用駢儷文辭循文敷釋經典的講疏，也有充當教授生徒「高頭講章」的可能。62敦煌遺書BD14649＋14738或為南朝講疏之實例。就現存八章內容看，它以56慧皎，《高僧傳》卷七、卷四，頁366,348。57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頁65。58孔穎達，《周易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卷九，頁129上。59孔穎達，《周易注疏》卷一，頁19上。60與上引文俱見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頁17。61小南一郎，〈王逸《楚辭章句》をめぐって——漢代章句の學の一側面〉，《東方學報》63(1991)：109。62牟潤孫認為：「講疏為預撰之講義……講者亦可用他人之疏為本也。」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頁241,253。樊波成-718-「章」為單位，循經敷釋，文辭駢儷，體例與前述各類「講疏」相似；其間又或句末用韻，文采更勝。如釋「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為天下貞」云：天下莫不由致一以成功，攻異端而斯害也。夫能恒以壹德，則其道自至。故天壹渾而皆復，故道自暉光；地壹避，而道自無疆；神壹微，而道自無方；谷一虛，而道自復隍；君壹德，而道乂康。故善不壹，不足以自成；惡不壹，不足以自亡。BD14649＋14738每一章都化用〈繫辭〉〈文言〉等儒家經傳貫通《老子》文句，以「無必無固」「太極」「恒以壹德」等儒家理念解釋「無為」「道」「一」，從而消解魏晉《老子》學「虛無」「無為」的解釋傳統。與其立場相似，《金樓子‧立言下》曰：至魏晉之間，詢諸大方，復失《老子》之旨，乃以無為為宗，背禮違教，傷風敗俗，至今相傳，猶未祛其惑。老子雖存道德、尚清虛，然博貫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禮傳》所載，孔子慕焉是也。而今人學者，乃欲棄禮學，絕仁義，云獨任清虛可以致治，其違老子親行之言。63梁元帝「以周孔為冠帶，以老莊為歡宴」（《金樓子‧立言上》），善於《周易》《老子》，為調和儒玄矛盾，他否認老子「獨任清虛」「以無為為宗」，轉而從儒家道統來理解《老子》。結合BD14649＋14738特有的「御製」款式特徵，64BD14649＋14738很可能是梁元帝《老子講疏》殘卷。65法琳(572-640)、63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961-962。64羅振玉，《吉石庵叢書續》（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第18冊，臺北：大通書局，1986），頁7743-7744。結合敦煌本《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與「老君自注」的號稱《老子節解》(S.6228v)可知羅氏「御製」說不誤。S.6228v為《老子節解》殘卷見：王卡，〈敦煌本《老子節解》殘頁考釋〉，氏著，《道教經史論叢》，頁291-320。65羅振玉以此書為御製，因謂之為梁武帝《老子義》。見羅繼祖輯，《敦煌石室遺書三種》（一九二四年上虞羅氏影印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頁13-18；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235-236；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東京：福武書店，1978），頁236。王卡指出BD14649＋14738以儒家政治倫理為主要內容，與梁武帝「證《老子》以因果之道」（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之主旨不符，但王氏謂寫卷為何晏《道德論》，也未必得當。見王卡，〈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道教遺書研究報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62-363；王卡，〈敦煌本老子道德經傳殘卷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351。從《世說新語‧文「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19-玄奘(602-664)謂梁元帝《老子講疏》「莫引佛言」，66《經典釋文序錄》載：「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講疏》，世頗行之。」又，《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老子講疏》即為梁元帝教授生徒的高頭講章。魏晉宋齊的「義疏」多為「疏條經義」之意，齊梁陳時代的「講疏」纔是「講經之書疏」或「疏述通釋」。與之同時，北魏也有以章或章句為「解釋單位」，敷述串講、疏通文本的「章疏」「章句疏」。《北齊書‧儒林傳‧孫靈暉》「（孫）惠蔚手錄章疏」，按《魏書‧儒林傳‧孫惠蔚》云「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孫惠蔚自謂：「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67可知孫惠蔚(452-518)之《章疏》「循章句」「敷訓經典」；鮮有牽涉摘句辯難，故以「片義無立」自謙。又唐初賈公彥因襲剪裁兩種前代「章疏」撰定《儀禮疏》，68賈《疏》以章為解釋單位「全部經注逐句疏釋」，69這一體例或由前代「章疏」所奠定。三．章句學義疏：疏義、述議、義贊（一）「義疏」「疏義」的「疏—論複合結構」梁元帝有《老子講疏》又有《老子義疏》、有《周易講疏》又有《周易義疏》，似可印證牟潤孫「講疏即義疏」之結論。70儘管「義疏」作為「通名」，學篇》及劉孝標注引《文章敘錄》看，何晏《道德論》絕非循章逐句的注釋。BD14649＋14738為梁元帝《老子講疏》可參樊波成，〈南朝經學與《老子》的交涉史跡——BD.14649＋BD.14738為梁元帝《老子講疏》考〉，《史林》2019.1：31-39。66法琳，《辯正論》（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卷），頁521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卷），頁386下。67魏收，《魏書》卷八四，頁1853。68賈公彥，《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卷一，頁1。69喬秀岩，《義疏學衰亡史論》（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3），頁155-159。70牟潤孫謂「講疏即義疏」，並在此基礎上推衍「儒家義疏仿自釋氏」，見氏著，〈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頁241。戴君仁則認為「義疏與講疏可能是一書，有詳略之別，而性質當是相同的」。戴君仁，〈經疏的衍成〉，王靜芝等，《經學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1），頁103。樊波成-720-確有與「講疏」渾言不別者，71但與前述「綱要型義疏」或謂之「釋義」「要略」不同：同一人的「義疏」與「講疏」在卷數規模和內容性質上有顯著的差異。《梁書‧文帝本紀》載梁元帝著《老子講疏》四卷，72但《金樓子‧著述篇》卻自述「《老子義疏》一秩十卷」。73梁元帝又有《周易講疏》十卷，《金樓子‧著述篇》卻自述「《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梁武帝《老子講疏》六卷，74《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卻載《老子義疏》八卷。75《隋志》有「張機《莊子講疏》二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載「張機《莊子義記》十卷」，《陳書》卷三三、《南史》卷七一、大阪府河內長野市天野山金剛寺永仁四年(1296)鈔本書錄則謂張機《莊子疏》或《莊子內篇義》十二卷。《隋書‧經籍志》云：「《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正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與古鈔本〈喪服小記子本疏義〉自題「卷弟五十九」相應。76從卷帙數目看，同一人所作的義疏規模較大、講疏規模較小。71如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謂「江南義疏」包含周弘正《周易講疏》。又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謂「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今《道藏》及敦煌本皆作「疏義」或「義疏」。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收入《中華道藏》第9冊），頁560。不過杜光庭〈序〉對舊注題署的體式名稱往往不甚措意。72姚思廉，《梁書》，頁136。《舊唐志》有「《老子講疏》四卷」而不注撰作人，列於「梁武帝」「梁簡文帝」之後、「孟智周」（宋齊梁之際）前，疑即梁元帝。73蕭繹，《金樓子校箋》，頁1012。74《隋志》謂「《老子講疏》六卷」，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謂「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75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004。76《隋書‧經籍志》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並謂皇侃「《禮記義疏》一百卷（或九十九卷），《禮記講疏》五十卷（或四十八卷）」。新舊《唐志》及《釋文序錄》則互為倒反，謂「《禮記講疏》一百卷，《禮記義疏》五十卷（或四十九卷）」。朱彝尊、姚振宗、童嶺並謂《隋志》誤倒。參朱彝尊著，林慶彰等點校，《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588-2589；童嶺，〈六朝舊鈔本《禮記子本疏義》研究史略——兼論「講疏」「義疏」之別〉，《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45-46。今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講疏循文飾說，以四十九卷為宜；若再加以集解討論，則增補至於九十九卷或百卷（一卷差異或為全書之「開題」）。孔氏《禮記正義》刪定皇氏《義疏》而為七十卷，故卷數規模大於皇氏《講疏》而小於皇氏《義疏》。今早稻田大學藏六朝抄本（一說唐抄本）《禮記子本義疏》自題「〈喪服小記子本疏義〉弟五十九」，胡玉縉云「以此差之，全書當為百卷」，正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記《禮記義疏》為一百卷相應。參胡玉縉撰，王欣夫輯，《許廎學林》（上海：中華書局，1958），卷一五，〈殘本禮記子本疏義跋〉，頁352。「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21-同一人針對一部經典何以既作講疏，又作義疏？《梁書》卷四八〈皇侃傳〉有云：為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77皇侃先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詔付秘閣；又因壽光殿講義而撰作《禮記義》。78同樣，梁武帝在撰作《周易講疏》之後，又撰寫《易義》多種，《陳書‧周弘正傳》云：「……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于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啟，伏願聽覽之間，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歡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置懷，罔識攸厝。」詔答曰:「……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79梁武帝《周易講疏》為循文敷講，對〈乾〉〈坤〉〈文言〉及〈二繫〉等彰顯義例、要旨、綱要的部分未及深入。有鑒於此，梁武帝又撰有「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作為補充。80由此可知，講疏循章敷陳，很難就疑難要77姚思廉，《梁書》卷四八，頁680。《南史》卷七一〈儒林傳〉同。惟《梁書‧武帝本紀》作：「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姚思廉，《梁書》卷三，頁82。78山本巖認為：「這裡的《禮記義》像是皇侃以『上奏五十卷本《講疏》』為契機，在壽光殿為高祖講授時的講義錄，所以應當對既成講疏進行了相當的補充。關於皇侃死後學者所流傳的著作，《梁書》只舉出《禮記義》而未言《禮記講疏》，應當是因為後者被包含在了前者之中。《梁書》所言《禮記義》就是《禮記義疏》，很容易通過《論語義》就是《論語義疏》推測出來。」山本巖，〈禮記子本疏義考〉，《宇都宮大学教育学部紀要》37.1(1987)：25-26。79姚思廉，《陳書》卷二四，頁307。80《梁書》謂梁武帝：「造《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姚思廉，《梁書》卷三，頁96。樊波成-722-點深入討論；猶需另撰「義論」輔翼並行。此即《梁書‧儒林傳‧孔子祛》云：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群書以為義證。「講疏」全面而不深入，「義」深入卻不能覆蓋全經，從而造成了同一人往往既撰「講疏」又撰「義」的情況。「（講）疏」與「（講）義」若合為一編，爰為「疏義」，即能疏論兼備、彼此互補、精且博焉。目前所見齊梁隋唐之際細密繁瑣、循章逐句的「義疏」大多具備「講疏」與「講義」兩種形態，聊舉數例如下：1.顧歡《老子義疏》敦煌遺書S.4430過去定名為顧歡(?-488)《老子注》或《老子義疏治綱》，81綜合書志記述，當為顧歡《老子義疏》殘卷無疑（說詳下文及注）。此寫卷每句皆有敷述，類似於前述之「講疏」；間或夾雜「問答」，是為「義」。如釋「人之饑，以其上取食稅之多」云：君恃民而食，上資下而立。君取其多，則上下同饑；剝下盈上，則君仁俱疲，故此不言民而總曰人也。【以上為疏】問曰：重賦厚稅，損下益上，則君獨有餘而百姓不足，百姓不足，豈非民饑耶？答曰：寬賦薄取，下民自富；急征厚稅，百姓必貧，厚取其貧，不如薄稅，薄稅其富，則上下皆周，厚取其貧，則君民同乏也。【以上為義】82分割上揭文可知顧歡《老子義疏》由「疏」「義」兩部分組成。由於「義」的部分主要討論治國理政，這些內容提煉歸併、糾為一集，即為治術之專論，是為《老子義疏治綱》。83此即《南齊書》所載顧歡「舉網提綱，振裘持領……刪撰81S.4430與《道藏》本「顧歡《道德真經注疏》」與《道德真經取善集》所引顧歡注文相同。《英藏敦煌文獻》、《敦煌道經‧目錄編》擬名為《道德經顧歡注》，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認為即顧歡《老子道德經疏》，王卡認為此寫本可擬定為顧歡所撰，「疑即顧歡《老子義疏治綱》」。參見藤原高男，〈顧歡老子注三考〉，《漢魏文化》3(1962)：19-29；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頁66-71；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頁235；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72-173。82顧歡，《敦煌本老子道德經顧歡注》（收入《中華道藏》第10冊），頁283中。83柳存仁雖未見敦煌本S.4430，但據《南齊書》猜測顧歡《老子義疏》是注疏體，而《義疏治綱》則為注疏基礎上「鉤玄擷英」之作，「非必為注疏體裁也」。柳存仁，〈論道藏本顧歡注老子之性質〉，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204-218。「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23-老氏，獻《治綱》一卷」。84新舊《唐志》既有顧歡《老子道德經義疏》四卷，85又有《老子義疏理綱》一卷；《隋志》既載顧歡《老子義疏》一卷，又載《老子義綱》一卷。2.皇侃《論語義疏》皇侃(488-545)〈論語發題〉云：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説，以示廣聞也。86「通何《集》」是《論語義疏》必然存在的環節，即遵循何晏《集解》敷述經文，87是為《論語》之「講疏」；至於江熙《集解》及其他通儒諸說，皇侃多用以申發義理或集議執異。與之相應，《論語義疏》所謂「通何《集》」「一通」「一家通」多為循舊注敷述經本；所謂「一釋」「一云」「一家云」則用以徵引、集合諸家義說。據皇氏〈發題〉可知，《論語義疏》是「講疏」與「集議」的複合形態。如〈陽貨篇‧子之武城章〉義疏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之，往也。于時子游‧‧為‧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弦歌之聲也。但解「聞弦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堺，聞邑中人家，家有弦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云：「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弦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城。聞子游身自弦歌以教民也，故江熙云：「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也。】【夫子莞爾而咲，】孔子聞弦歌聲而咲之也。【莞爾，小咲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子説可咲之意也。牛刀，大‧刀也。割雞宜84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頁929。85《釋文序錄‧老子》「顧歡《堂誥》」四卷。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不辨體式，謂顧歡「注四卷」。86皇侃，《論語義疏》（文明十四年[1482]抄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論語發題〉。「論語發題」，近世懷德堂本、知不足齋本等刊本改作「論語集解義疏序」「論語義疏自序」。87顧濤謂皇氏《論語義疏》的內容分為七項，包括「串講句義」和「總括文義、訓釋詞義、補充疏釋、延伸擴展、徵引成說、施加按語」。轉引自戴榮冠，〈南朝儒經義疏之時代特色〉（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36。樊波成-724-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云：「惜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云：「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游得孔子咲已，故對所以弦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言云：若君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為樂業，而偃今日所以有此弦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云：「夫博學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賢聖之謙意也。」【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弦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也。【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言子游之言所以用弦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是治小‧‧而才大‧‧也。【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88在引文中，「通何《集》」之「講疏」由下劃線標識，其餘部分則為「申江《集》」「示廣聞」的「論議」（包括「一云」與對「孔安國曰」的擇從）。和顧歡《老子義疏》一樣，「講疏」先循章句逐一敷述，絕不因文辭淺近而有所罅漏（如「二三子」之類）；而「集議」部分則僅存於疑難詞句（如「弦歌」出於何人、「割雞用牛刀」「君子學道」之義指）。與顧歡《老子義疏》師心自任不同，皇侃《義疏》的「講疏」部分大多遵循何晏《集解》敷衍——孔安國「子游為武城宰」「治小而用大道」「道謂禮樂」「從行者也」皆在「講疏」部分有所體現（如著重加點所示）。至於集合眾解、辨析「一云」與何《集》之短長，則在「集議」部分討論。在「疏」部分，縱使皇侃己見不合於何《集》，也要照何《集》之義敷講，即清代以來學者所謂之「疏不破注」；而關於經本與舊注疑難的質疑討論則是「義」部分的職責，即近世學者所謂之「疏亦攻注」。「疏」88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收入《儒藏精華編》第10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卷九，頁516-517。「講義」與「講疏」——中古「義疏」的名實與源流-725-「義」各司其職，涇渭分明又並行不悖。如〈學而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集解》「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皇氏《義疏》在「疏」部分贊同何《集》，曰「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在「義」部分則質疑何《集》曰：「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為向者通也。」89又如〈憲問篇〉「高宗諒陰」，皇氏《義疏》也是「疏」據孔氏而「義」從鄭氏。903.皇侃《禮記子本疏義》前述皇侃《禮記義疏》一百卷（或作九十九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作「《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今仍存古鈔本「〈喪服小記子本疏義〉弟五十九」，此鈔本主體部分即百卷本皇侃《禮記義疏》；少數章節又有「灼案」「灼謂」「灼又疑」等論議，蓋為皇侃弟子鄭灼(514-581)對師說的循修增益。91「禮記子本疏義」之「子本」即「經注」。吉藏(549-623)《中觀論疏》云：「注人所以作此問答者凡有三義：一者恐子本不分，後人便謂偈與長行並是龍樹自作，欲令子本分異，故作此問。」92吉藏所謂「子本分異」指《中論》本經（龍樹偈）與子注（青目長行）之「分異」。依此例推斷《禮記子本疏義》所謂「子本」當指「《禮記》本經」與「鄭玄子注」，皇侃《禮記義疏》全稱為《禮記子本疏義》，不是由於「經」「注」「疏」合鈔，93而是因為皇侃對「《禮記》本經」與「鄭氏子注」都有「敷疏」「論議」之故。皇氏釋〈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云：89喬秀岩認為：「此例亦釋述《集解》義，然其解經文則自與《集解》不牟，初不以不合注為嫌。」喬秀岩，《義疏學衰亡史論》，頁16。90喬秀岩指出：「為鄭學者必從此訓，與偽孔《書傳》及此《集解》引孔注相乖。皇侃雖以《三禮》之學顯著於世，而態度寬達，無所拘泥，與賈公彥等專究鄭學者不同。」喬秀岩，《義疏學衰亡史論》，頁21。91羅振玉，《羅振玉校刊群書敘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頁354-355。92吉藏，《中觀論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2卷），頁34上。吉藏又云：「問：此論長行，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