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_十批判书_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专题研究· 再论《十批判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撰著 动机与论学宗旨 戚 学 民 　　提 　要 :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 , 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 , 再评其学术成就 , 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 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 , 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 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 , 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 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 , 《群 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 , 他对先秦诸子 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 , 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 展学术研究的典范 , 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 想意义。 关键词 : 郭沫若 　马克思主义史学 　《十批判书》　《中国通史简编》 引　　言 从 1943 年中至 1945 年 , 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 ,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 后分别 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十批判书》尤为学界所重 , 国内学术界多有评论 , 但是意见尚有分歧。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 , 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 , 在近 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海外个别学者对该书的资料和观点的来源及作者的 学术道德提出了异议和质疑。① ·921· ① 目前关于《十批判书》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述 : 一是对郭沫若写作《十批判书》的过 程和历史背景的回忆。这方面主要成果有曾健戎 :《郭沫若在重庆》,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1982 年 ; 臧云远 :《从天官府到赖家桥 ———记郭沫若领导下的重庆学术活动》,《群众论丛》1980 年第 2 期 ; 翁植 耘 :《回忆郭沫若同志和他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 年第 12 期 ; 戈宝 权 :《读郭沫若与〈十批判书〉有关的几封信》,《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增刊。二是对《十批判书》的 史学思想、学术价值的分析。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林甘泉、黄烈主编 : 《郭沫若与中国史学》,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2 年 ; 胡启锐等 :《试论〈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郭沫若研究 学会会刊》第 4 集 , 1984 年 ; 卜庆华 :《林伯渠、杜国庠赞〈十批判书〉》,《郭沫若研究札记》, 长沙 : 湖南大学出版社 , 1986 年 ; 刘茂林 :《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郭沫若研究》第 3 辑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1987 年 ; 洪京陵 :《略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部不朽著作 ———〈青 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荆门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三是关于其讨论的具体理论和学术问题的 本文认为 , 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评估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课题 , 应当继续讨论 , 但是 评价的方法值得再作考虑。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 ,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当时的特殊时势有 密切关系 , 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 , 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① 既然如此 , 我们研 究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 , 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 , 包括与此关系 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只有这样 ,《十批判书》的丰富内涵才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但是 , 以往对于《十批判书》产生过程的研究是不够的 , 有关其学术价值的判断有脱离该 书撰写时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倾向 , 某些结论也不免简单 , 甚至错误。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 , 厘清该书的撰著动机 , 讨论作者的论学主旨 , 进而再评价《十批判书》的价值。不当之处 , 欢 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　新史学的研究风气 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的具体环境和动机是首先需要明了的。很多研究者在考察《十批 判书》的思想意义时 , 都肯定该书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 ② 也有研究者从史学史角度 考察 , 认为该书是作者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学术关怀的延续。③ 这些研究都有各自的学术视 角 , 但是在具体的判断方面尚有一些疏漏。 《十批判书》的产生 , 固然与当时大后方重庆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有密切关系 , 因而有着 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客观意义。但是作者的具体撰著动机 , 尚有更丰富的内容 , 不仅仅是批 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031·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薛其晖 :《 范文 销售月计划范文二年级看图写话和范文歌颂党的朗诵稿语文万能作文党代会闭幕式讲话 澜与郭沫若之中国古史分期观献疑》,《江海学刊》1983 年第 4 期 ; 詹剑锋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 ———郭沫若〈十批判书〉质疑之二》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 1983 年第 5 期) 、《杀殉是奴隶制的铁证么 ? ———郭沫若〈十批判书〉质疑之三》 (《学术月刊》1984 年 第 5 期) 、《民是奴隶吗 ? ———郭沫若〈十批判书〉质疑之四》 (《学术月刊》1984 年第 6 期) ; 水渭耘 : 《墨子散论 ———兼评〈十批判书〉》,《浙江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 康绳法 : 《郭沫若的墨子研究管 窥》,《郭沫若学刊》1988 年第 4 期。四是余英时对《十批判书》作者学术道德的批评。余氏认为《十 批判书》多处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他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参阅余英时 :《〈十批 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 : 远东出版社 , 1994 年 ; 翟清福、 耿清珩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中国史研 究》1996 年第 3 期。 ①　郭沫若本人把一些考证性的文字编成了《青铜时代》, 而把评论性的文章编成了《十批判书》。他在 《青铜时代》的序言中说 :“《十批判书》的内容 , 如名目所示 , 偏于批评。本集则偏于考证。两者相辅 相成的地方很多 , 因此我愿意自行推荐 : 读过本集的朋友请阅读后集。”见该书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2005 年。在提及一篇考证性文章时 , 郭沫若说道 : “这个发现在性质上是属于考证部门的东 西 , 和我所写的《批判》有点不相水乳 , 因此我把它写成了另外一篇单独的文字。便是收进《青铜时 代》的《宋钘、尹文遗著考》。这是在 8 月 26 日开始写作的 , 28 日完成。它便成为我的一项重要的副 产物。”当然 , 按照郭沫若的说法 , 他分编两部文集的原因也是根据研究阶段的不同 , 《青铜时代》所 收文章是前编 , 而《十批判书》为后编 , 详见郭沫若 : 《十批判书 ·后记》,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504、510 页。 比如刘茂林就指出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 , 从学术史的角度说 , 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 的意义。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说 , 起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独裁反共和唤起民众促进抗战胜利的作用。他 研究先秦诸子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 不愧是两部具有巨大影响的 , 不朽的著作。”刘茂林 : 《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学的苦心经营》,《郭沫若研究》第 3 辑 , 第 323 页。 孙开泰 :《 (下篇十一) 先秦诸子研究》, 见林甘泉、黄烈主编 :《郭沫若与中国史学》, 第 409 —448 页。 关于该书的写作意图 , 郭沫若本人曾有比较明确的交代。在《十批判书 ·后记》中他几次 说 :“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 , 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 , 不仅在我一 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 , 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 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 , 不断有鸿篇巨制出现。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 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 , 而我们的见解或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 了刺激。我的近两三年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 , 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 , 恐怕也是写不 出的。” (本段文字和下段文字的黑体为笔者所加 ———引者) “我比较胆大 , 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 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 , 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 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 , 和大家的看法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 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和方法上看来 , 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 “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 , 人生如登山。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 , 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经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 , 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 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 , 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① 在《后记》中 , 郭沫若还说 :“史剧没有写成功 , 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 , 这原因我 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 , 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 , 而研究的必要 反更被促进了。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 , 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 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 , 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 , 主张周代是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朋友 , 依旧照旧主张 , 而对于我的意见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 文发表了之后 , 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 , 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立刻刺激了我 , 要受他们的 攻击 , 那是很平常的事 ; 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 , 甚至遭受敌视 , 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 , 我感觉着须得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 受了鼓舞。”② 此处引文的意义是明确而又含糊的。明确之处在于郭沫若明言《十批判书》写作动机源于 他眼中的具体思想环境和学术风气 , 就是抗战后期新史学阵营的历史研究“风气”, 以及以新史 学的立场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的成果 , 对他的“鼓励”和“刺激”。含糊的原因 是此处提到的新史学的研究风气和对郭沫若的“刺激”, 当事人很清楚 , 但是后来者则对此不甚 了然。而这两点正是了解郭沫若《十批判书》写作意旨的关键。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新史学”研究的“风气”。按我们现在的理解 , 新史学是泛称 , 从某种 意义上 , 自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之后 , 20 世纪中国的史学研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以西 方的史学为研究范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标志 , 到抗战时期 , 大多数学者的历史研究都可以称为 新史学。抗战结束前后写成的《十批判书 ·后记》讲到“新史学”, 也会令人理解为是泛指 , 但 其实这里是特指 , 略加考证 , 其具体所指是很容易弄清的。 郭沫若在这里说的新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 所说的历史研究风气就是指抗战以来马克 思主义学者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情况。③ 抗战时期 , 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继在 ·131·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① ③ ②　郭沫若 :《十批判书 ·后记》, 第 491、499 页。 关于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况 , 今人已经有较为清楚的了解 , 可参阅罗梅君 :《在政治和科 学之间 : 1930 至 19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7 年 ; 田亮 :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学》,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5 年。另有几种学人评传中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发展多有介绍和评述 , 如谢保成 : 《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1999 年 ; 王学典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0 年 ; 朱政惠 :《吕振羽学术思想评 30 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获得胜利之后 , 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极大进展 , 其突出表现是历史编 纂工作领域 , 出现了几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撰写的中国通史 , 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吕 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 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延安和大后方特别是重庆均有发展。在延安方面是共产党人和 历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积极作为 ; 在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则是出于客观环境的压迫和限制。抗 战的特殊环境 , 让历史学家们跳出书斋 , 普遍投身于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去。他们 中很多人的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 , 特别注重历史学的现实功能。 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向注重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 ,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注意历史研究的战 斗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工作在延安就是这样的严肃的革命工作。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种 种谬论 , 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面临的挑战 , 也是形势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统筹全局 ,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陈伯达先后写成了《孔子的哲 学思想》和《墨子哲学思想》, 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来到延安的进步历史学家也积极投身于这项革命工作中去 , 范文澜从 1940 年到延安后 , 做 了关于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的演讲 , 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得到他积极的鼓励和评价。他让范文 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通史。 在大后方 ,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得到了发展 , 但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文化政策造 成的。1941 年皖南事变后 , 国共两党关系紧张 , 大后方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中共为了保护和 保存进步力量 , 陆续撤走了一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 , 对于留在大后方国统区的进步人士 , 制定 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针。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了大批进步学者和文 学家 , 国民党当局多次干预不果后 , 决定剥夺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经过中共方面的争取 , 国民 党另外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 , 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 仍以郭沫若为领导 , 其成员也主要是 原政治部第三厅的成员。这样 , 在大后方 , 中共在重庆仍保留了一个合法的公开的进步文化机 关。国民党方面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从事研究工作 , 不能进行政治活动。这使学术研究活 动得到了一定空间 , 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境 况中发展起来的。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 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郭沫若领导的文 化工作委员会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史学家们组成了读书会 , 讨论各种问题。① 在私人交往中也保 持较为密切的关系。② 在重庆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 , 其成员包括郭沫若、侯外庐、翦 ·231·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传》,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00 年 , 等等。 ①　据侯外庐回忆 ,“皖南事变后 , 尽管雾重庆黑暗得浑浑噩噩 , 空气很沉闷 , 但是 , 我们这些愿意跟党走 的学术工作者 , 并不感觉孤独。原因在于 , 周恩来同志和大家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 使大家都能感到 , 党就在我们身边。”“这一时期 , 党为了帮助重庆文化、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政策水平 , 特地组 织大家成立读书会 , 进行学习和交流。我所在的小组 , 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 , 经常出席会议讨论的同 志中间 , 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人。”“周恩来同志很关心我们的读书会。每逢 我们集会 , 只要他能抽空 , 总赶来参加。在敌人的包围下 , 他每次出席读书会 , 都给大家带来信心和 力量。”详见侯外庐 :《韧的追求》, 北京 : 三联书店 , 1985 年 , 第 121 —124 页。 侯外庐回忆其学术交往情况时曾说 :“直到 1947 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前的几年间 , 关于古 史分期问题 , 我心目中辩难的主要实力目标是翦伯赞 (这一点 , 想来伯赞是深有所知的) , 我认为邓初 民接受西周封建论也是受了伯赞的影响。每每论题几此 , 我心中的叙述对象 , 不由自主地会假想为翦 伯赞 , 当然 , 也有与翦伯赞引为同调的吕振羽。”他还回忆说 : “从一九四零年初至一九四八年底的九 年间 , 我和翦伯赞一直没分过手。特别是在重庆的六年间 , 我们既是同事 , 又是近邻 , 过从最密 , 颇 伯赞、吕振羽 (后来去延安) 、杜国庠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的领导下 , 杜国庠、侯外 庐等人发起成立的历史研究组织称作“新史学会”, ① 郭沫若正是其中成员之一。在重庆的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者出产了一批成果 , 如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 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等 ,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是这批马克 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不仅本阵营中的人深有体会 , 其他学者也有所 体察。齐思和在评价当时史学研究时曾说 : “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 很受到学术界的 重视 ⋯⋯他这部书规模甚大 , 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② 顾 颉刚也曾在私下表示 :“范文澜、翦伯赞们所编的书各处畅销 , 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 ?”③ 延安和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不仅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 学术研究的巨大进展 , 而且是中共政治斗争的有机环节。他们的工作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独 裁政策 , 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 也从整体上推动了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发展 , 把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郭沫若的著作就是对这种研究风气的回应 , 而且其本 身也是这个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成果。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 : “历史研究的兴趣 , 不仅在我一个 人重新抬起了头来 , 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 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 , 不断有鸿篇巨制出现。” 郭沫若处于大后方的新史学的中心 , 并且他本人就是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 是中共树立的继鲁迅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 他参与到历史研究之中来也是合理的。同时 , 延安的史学研究成果也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国统区 , 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作为不公开身份的 共产党员 , 郭沫若了解到这些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所谓的“新史学”实为“马克思主义 史学”, 但是他当时的处境实在不便明说“我们的方法彼此接近”, 而且他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新 史学会的一个成员 , 用新史学来代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很自然的。 因此 , 说《十批判书》从总体上是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 , 无疑是正确的 , 正是皖南 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的政策 , 客观上造成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向史学研究 , 他们从事研究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批评国民党统治。但是《十批判书》具体的撰写动机 , 并非仅在于此 , 其内 涵当更为丰富。就其所论及的“新史学研究风气”而言 , 也有针对“朋友们”即马克思主义学 ·331·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① ② ③ 得交往之乐。”“伯赞在重庆是位忙人 , 他承担的社会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任务都很繁重。由于他与国民 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 (振) 先生是小同乡 , 久有相互了解的基础 , 此时 , 伯赞仍然挂着司法 院秘书的名义 , 帮助覃理鸣先生工作。经赖亚力同志介绍 , 伯赞定时为冯玉祥将军讲授中国历史。陶 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安排了伯赞的课程。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和王昆仑实际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 , 凡 开课讲学 , 伯赞必在约请之列。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 , 由于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 士 , 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上层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 , 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伯赞当然是 很活跃的一员。在此同时 , 他也正本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 在加深研究 , 全力著述。伯赞从事著述的 时间是挤出来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规定自己每天写一定数字文章的道理。”侯外庐又说道 : “我一生中 , 最堪称知己的朋友 , 莫过于杜国庠。”“彼此学术观点完全一致 , 使我们能深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 侯外庐 :《韧的追求》, 第 139 —140、137、138、130、131 页。 ①　在这样一种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指导下 , 1942 年 , 杜国庠、侯外庐等人一起发起成立“新史学 会”, 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 , 都汇聚到这面新史学的旗帜之下。见侯外庐 : 《韧的追 求》, 第 123 页。 齐思和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 年第 10 期。 《致白寿彝》 (1947 年 9 月 23 日) , 转引自王学典 : 《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26 页。 者及其成果而商量讨论之意。 二　同道的“刺激” 揭示《十批判书》撰著动机的另一个关键是新史学阵营的“鼓励”和“刺激”。鼓励较好理 解 , 这是一种良性的促进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间相互讨论、相互促进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郭 沫若在抗战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和自己的同志进行讨论或辩论 , 比如他与翦伯赞经常就学术问题 通过信件往返讨论。① 这可以说是“鼓励”的例子。 但是 , 新史学著作对郭沫若的“刺激”是什么 , 郭氏虽有提示 , 却未明说 , 当然 , 联系其 著作内容和其他文献 , 我们也不难获知其确切所指。从前引《十批判书 ·后记》可知 , 郭沫若 所谓的刺激有两点 : 一是新史学家们编写中国通史时采用“西周封建论”, 对他的意见采取“抹 杀”的态度 , 使他感到不平 ; 二是他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引发了普遍的非难 , 而遇到同道的 非难“甚至遭受敌视”, 让他觉得不安。 抗战时期 , 有不少学者和郭沫若的学术观点不同 , 也和他进行过多次学术论辩 , 甚至提出 严厉的批评。侯外庐和郭沫若对于屈原思想有不同看法 , 他曾经在重庆《新华日报》等处 , 多 次发文与郭进行激烈的辩论 , 犀利的词锋也曾经让郭沫若不悦。② 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都不 足以形成一种促使郭沫若写《十批判书》的“刺激”。我们认为可以真正称得上“刺激”的 , 是郭 沫若有关墨子的研究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引起了郭沫若的反弹 , 直接 导致了他的工作重心从历史剧写作转向先秦诸子研究 , 这便是《十批判书》相关论文撰著的由来。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 每一阶段的内容都不相同 : 一是政治部第 三厅时期 (1938 年至 1940 年) , 以抗战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 ; 二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前期 ·431·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郭沫若同志给翦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 年第 3 期。 侯外庐回忆了他和郭沫若这次关于屈原思想的争论的情况 : “学术界中 , 朋友们信仰相同而观点各异 , 是很普通很常见的现象。”“就拿我和郭老来说 , 四十年代 , 对周秦社会性质的论断 , 郭老和我大体是 一致的。尽管我和他对古代生产方式问题的看法不一 , 然而 , 我写《古典社会史论》, 在理论上论证了 他从甲骨文、金文中所发现的中国奴隶社会。因此 , 当时学术界都公认我是站在他的一边的 , 是一个 派别的。也正因为此 , 当一九四二年春天 , 郭老和我在《新华日报》上辩论屈原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发 表出来时 , 学术界的兴趣和惊奇差不多是同等的。”“在此之前 (指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郭老五十岁生 日) , 我看到郭老一篇题为《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的讲演稿。我对郭老给予屈原的评价 , 有不同意见。” “那时 , 郭沫若研究屈原 , 已经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我完全懂得诗人郭沫若之一向爱诗人屈原的道 理。但是 , 我不同意史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对屈原的评价。于是 , 庆祝活动结束后 , 在四二年一月 , 我撰文《屈原思想底秘密》, 恭恭敬敬地向郭老提出异议。”“我和郭老分歧何在呢 ?”“分歧的本质在于 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差别很大。”“郭老认为 , 儒家思想是进步的。《屈原思想》一文中 , 有很长的篇 幅 , 着力分析儒家对人的价值的观念 , 儒家伦理观、儒家天道观的进步性。郭老认为 , 屈原的悲剧在 于 , 他怀有先进的儒家思想 , 他的理想与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屈原的理想是以德政实现中国统 一 , 而现实是秦国将要以刑政统一天下 , 因而 , 他失望 , 因而演出殉道者的悲剧。”“我认为 , (屈原 的) 思想有进步内容 ⋯⋯但是他的理想是在旧的奴隶社会所依据的氏族制度废墟上 , 恢复美政。”“由 此可见 , 我们的分歧的核心在于 , 对于作为儒者的屈原 , 他问天招魂所寓之理想 , 究竟是以德政实现 中国一统 , 还是前王之制的魂魄 , 说得再简单些 , 究竟是社会进步的理想 , 还是倒退的奴隶制残余的 梦想。”“在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上 , 郭沫若和我都各执己见 , 互不相让。辩论屈原思想时 , 可能因为 时机不妥当 , 郭老曾经发过火。但是 , 他火他的 , 我坚持我的。过了几十年 , 火气早已经烟消云散 , 而彼此的观点 , 都不曾退让过。”参见侯外庐 :《和郭老讨论屈原思想》,《韧的追求》, 第 132 —136 页。 (1940 年至 1943 年 7 月) , 以编写历史剧为特色 ; 三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期 , 以历史研究 特别是先秦诸子研究为特色 , 从 1943 年 8 月开始到抗战结束前一段时间 , 郭沫若的研究重点一 直放在先秦诸子上。对于第二、第三两个阶段工作重心发生突然转变的原因 , 以往尚无合理的 解释 , 如果放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 , 我们就能理解 , 这是因为时局的关系以及对新史学界的批 评的回应。 1943 年 8 月至 1945 年 2 月郭沫若撰写先秦诸子各篇及发表情况 篇 　目 写作时间 发表情况 墨子的思想 1943 年 8 月 4 日至 6 日 1943 年 8 月《群众》周刊第 8 卷第 15 期 述吴起 1943 年 8 月 20 日至 21 日 1944 年 1 月上海《东方杂志》第 40 卷第 1 期 秦楚之际的儒者 1943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 1944 年 2 月重庆《中苏文化》第 15 卷第 2 期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1943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 1943 年 10 月《群众》周刊第 8 卷第 17 期 公孙尼子追记 1943 年 9 月 8 日 收入文集《青铜时代》 吕不韦与秦始皇 1943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3日 1943 年 12 月 1、16 日《群众》周刊第 8 卷第20、21 期合刊 , 第 22 期 《韩非子 ·初见秦》篇发微 1943 年 12 月 17 日 1944 年 5 月重庆《说文月刊》合订本《吴稚晖先生八十大寿纪念专号》 韩非子的批判 1944 年 1 月 12 日至 20 日 1945 年 11 月 16 日至 1946 年 2 月 16 日上海 《新文化》半月刊第 1 卷第 3 期至第 9 期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1944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6 日 1944 年 9 月重庆《中原》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先秦学说述林后叙 1944 年 2 月 20 日 1945 年 4 月福建东南出版社《先秦学说述林》,后收入《青铜时代》, 改为《后记》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1944 年 7 月 3 日至 18 日 1944 年 10 月 31 日重庆《群众》第 9 卷第 21 期 孔墨的批判 1944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1 日 1945 年 3 月 8 日重庆《群众》周刊第 3、4 期合 订本 ; 又刊登于 1945 年《解放日报》第 45、46 期 宋钘、尹文遗著考 1944 年 8 月 26 日至 28 日 1944 年 10 月 15 日上海《东方杂志》月刊第 40卷第 19 期 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1944 年 9 月 1 日至 19 日 1944 年 12 月 25 日重庆《群众》半月刊第 9 卷 第 22、24 期合刊 儒家八派的批判 1944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 原名《儒家八派的检讨》, 1945 年重庆《中原》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庄子的批判 1944 年 9 月 21 日至 26 日 1945 年 3、6 月《大学》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 荀子的批判 1944 年 10 月 15 日至 31 日 1945 年 3 月重庆《抗战文艺》月刊第 10 卷第 1期 名辩思潮的批判 1944 年 11 月 19 日至 29 日 1945 年 2 月 16 日、3 月 16 日重庆《中华论坛》月刊第 2、3 期 前期法家的批判 1945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8 日 收入《十批判书》 青铜器时代 1945 年 2 月 8 日至 10 日 收入《青铜时代》 　　　　资料来源 : 根据《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二书制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 郭沫若的研究工作 , 按照时间自然分为两段 , 第一段从 1943 年 7 月至该 年底 , 这阶段的文章除《吕不韦与秦始皇》外后来均编为《青铜时代》。第二段从 1944 年 7 月的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始 , 他陆续写出了《孔墨的批判》以下各篇 , 后来编为《十批判书》。① ·531·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① 《青铜时代》的篇目如下 : (1)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 (2) 《周易》之制作时代 ; (3)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 按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后记》中的说法 , 《十批判书》的写作 , 本来不是必然的。① 在 重庆 , 郭沫若开始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是用在历史剧写作上。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 先后 写出了《屈原》、《棠棣之花》等 6 部历史剧 ,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 在打破国民党的文化统 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也进一步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的地位。至于 1943 年所撰《墨 子的思想》是应中共党内刊物有关编辑的要求而作 , 其他几篇先秦诸子的研究是因此而来的副 产品。郭沫若本打算回到历史剧创作中去 , 可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 他不但没有告别先秦诸 子的研究 , 反而进一步开展研究 , 系统地写成了十篇批判。1943 年至 1945 年的研究以 1944 年 初为界自然分成了两段。这里最重要的原因 , 郭沫若没有明示的 , 就是 1943 年底马克思主义学 者对他的墨子研究的批评。其代表就是《群众》第 8 卷第 20、21 期发表的杨天锡的《“墨子思 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 ———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商榷文章。 1943 年 8 月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 起因是《群众》周刊的编辑于怀 (即乔冠华) 约请郭沫若写有关墨子的文章。据舒芜提供的一种解释 , 此事另有背景 , 似与延安 整风有关。据他回忆 , 当时整风已经开始。中共西南局 (按 : 原文如此 , 应为南方局) 有几个 人一直比较接近 , 主要是陈家康、乔冠华和胡绳三人。陈是周恩来的秘书 , 乔是《群众》杂志 主编 , 胡是《新华日报》的。这几个人比较谈得来 , 都会写写文章 , 比较关心文化问题 , 对马 列主义教条化有些意见 , 于是常在一起交换看法。据说因此他们被称为“才子集团”。延安整风 开始后 , 陈家康等人觉得左翼文化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机会来了。他们在《群众》、《中原》等 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从哲学、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 , 提出了一大堆批评。而 在舒芜看来 , 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要整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是一回事。 整风所指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王明、博古等人照搬苏联模式 , 不结合中国实际那一套。而 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 乔冠华在《中原》 杂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 陈家康在《群众》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思想”论》, 胡绳有《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等。② 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系应乔冠华约请而写 , 当与乔、 陈等人此时的思想有关 , 于 1943 年 8 月发表在《群众》杂志第 8 卷第 15 期。在此前后一段时 间 , 他还曾就墨子问题在文工会上作了讲座。③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起首就对墨子评价极低 : “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 , 他的思想充分的 带有反动性 ———不科学、不民主、不进化、反人性 , 名虽兼爱而实偏爱 , 名虽非攻而实皈命 , 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 , 一脑袋的鬼神上帝 , 极端专制 , 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 , 我真不知 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④ 郭沫若此文观点的针对性值得注意 , 尽管郭沫若后来在追述《墨子的思想》写作动机时 , ·631·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周代社会 ; (4) 驳《说儒》; (5) 墨子的思想 ; (6)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 (7) 述吴起 ; (8) 老聃、 关尹、环渊 ; (9) 宋钘、尹文遗著考 ; (10) 《韩非子 ·初见秦》篇发微 ; (11) 秦楚之际的儒者 ; (12) 青铜器时代。《十批判书》的篇目有 : (1)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 (2) 孔墨的批判 ; (3) 儒家八派的批 判 ; (4) 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 (5) 庄子的批判 ; (6) 荀子的批判 ; (7) 名辩思潮的批判 ; (8) 前期 法家的批判 ; (9) 韩非子的批判 ; (10)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①　《十批判书 ·后记》, 第 499 页。 舒芜口述 , 许福芦撰写 :《舒芜口述自传》,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125 —126 页。 《胡风回忆录》,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312 页。 《群众》周刊第 8 卷第 15 期 , 1943 年 , 又见郭沫若 : 《青铜时代》,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5 年 , 第 118 页。 称他反对的是方授楚和杜国庠。① 他在写《墨子的思想》时参阅过方氏的《墨学源流》是很有可 能的 , 但有关言论表明 , 郭主要针对的并非仅此两人。因为他的主旨是驳斥墨子被认为是“工 农革命的代表”, 其论辩矛头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某种观点 , 而这种观点在当时的 主要代表正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第 1 编第 6 章“周代文化概况”分别 介绍了孔子以下的各思想家。其中对墨子的评价很高 , 认为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 : “墨子创造新学派 , 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 而墨子的重要特色是组织了劳苦人 民最早的结社 : “墨子知道压抑最下层的庶人 , 不团结是不能希望解放的 , 因此他组织一个政治 性质的团体 , 这个团体表现出许多特点 : 刻苦生活 ⋯⋯自我牺牲 ⋯⋯严格的纪律 ⋯⋯言行一 致 ⋯⋯分财互助 ⋯⋯这种组织 , 可说是中国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② 联系乔冠华找郭沫若的背 景 , 根据郭事后声辩自己是反对“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 是“尽客观研讨的能事”, ③ 可知他这 样写当有在中共党内开展批评 , 反对“教条主义”的用意。 出乎郭沫若意料的是 ,《墨子的思想》引来了“同道”的进一步批评。同年 12 月 , 《群众》 杂志发表的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 ———就正于郭沫若先 生》两篇文章 , 针对郭沫若的论点提出商榷。这两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讨论墨子思想的性质 , 虽 然他们不尽赞同《中国通史简编》中关于墨子是代表了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这一说法 , 但是他 们都反对郭沫若对墨子思想的否定评价 , 认为墨子代表了下层人民的意见 , 与孔子的儒学是相 对立的。 鉴于《群众》周刊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 这份刊物上同时出现对 郭沫若的批评颇不寻常。尽管《群众》配发的编者按指出 , 这些是学术批评 , 但是也不能否定 其背后的政治意味。郭沫若所说的让他觉得“不安”的“同道的批评”和“敌视”正在于此。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 让郭沫若觉得“不安”的 , 不仅是他所说的“同道”的学术批评 , 而是这 种批评背后的组织的态度。事实上 , 两篇批评文章反映的正是中共党员和进步学者中一种较为 普遍的情绪。④ 延安方面也确有意见。因为《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墨子的评介正反映了延安的关注点。在 延安时期 , 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展开的。在那里 ,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 历史人物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被予以重新审视。这样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 ·731·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① ② ③ ④ “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 仍在梁 (启超) 、胡 (适) 余波推荡中 , 在打倒孔家店之余 , 欲建立墨家 店。杜老以为最平允者 , 其实际不过如此。杜老是杜守素兄 , 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 , 兼三厅以来的 老同事 , 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 , 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 致。”见《十批判书 ·后记》, 第 493 页。 《中国通史简编》, 上海 : 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 , 1949 年 , 第 85 页。 《十批判书 ·后记》, 第 502 页。 舒芜口述 , 许福芦撰写 :《舒芜口述自传》, 第 126 页。实际上 , 舒芜说的这种感觉 , 大概在当时共产 党人中较为普遍 , 因为郭沫若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进步文化人”, 而是党树立的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旗 手。据舒芜回忆 , 他本人对郭沫若的过高评价儒家 , 大骂墨家极为反感。他认为 , 当时蒋介石正在大 搞封建复古文化 , 学术界也正乌烟瘴气地闹些“新儒家”、“新理学”的花样 , 郭沫若以一个进步文化 人的身份 , 好像也配合了这个大合唱 , 太不应该。而陈家康、胡风等都对郭沫若崇儒贬墨的文章不满 , 于是由舒芜写了一篇与郭沫若论墨学的文章 , 在《群众》杂志发表。舒芜的文章已经写好 , 不过由于 形势的变化 , 未能在《群众》杂志发表 , 拿到《文风》月刊发表也未能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 , 因而 最终未能发表。胡风的回忆也略同于舒芜的记载。他承认看过舒芜批评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的有关 文章 , 并带舒芜去见了正研究墨子的陈家康。参见《胡风回忆录》,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318 —323 页。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 另一方面旨在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理论基础。比如毛泽东在给陈伯达 《孔子的思想》一文写的审阅意见中就提出 :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 , 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 , 加以 更多的批判 , 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 (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 有原则的区别”。① 墨子就 是历史人物中得到持续关注的一位 , 作为孔子的对立面 , 总体上得到的是肯定的评价。陈伯达 1938 年即写成了《墨子哲学思想》, 肯定墨子是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此文得到毛泽东的 肯定 , ② 1939 年陆续刊登在延安《解放》周刊第 82、102 期和第 109 期上。受毛泽东的指示 , 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对墨子的评价在陈伯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 墨子被认为代表了 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③ 因此 , 延安方面有关墨子的评价 , 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 , 也是政 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大体上 , 当时的中共和进步人士中 , 主流的见解是肯定墨子思想 的进步性。④ 而陈家康、乔冠华等人当时正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延安打电报 给中共中央南方局 , 点名批评了陈家康等人。批评意见主要有两点 : 一是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 反共高潮期间的 7 月至 9 月没有站稳立场 , 平时也把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放在头条 , 没有显示出党 报和其他报纸的区别。二是因为陈、乔等人在《新华日报》的工作中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倾向。 中宣部电报指出 , 党在国统区的任务不是进行自我批评。⑤ 根据舒芜的见解 , 这里面的意思是 , 在国统区只要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就行了 , 不需要对自己方面做公开的文字批评。陈家康并被调 回延安。⑥ 根据当事人之一夏衍的回忆 , 1943 年 9 月 , 重庆《新华日报》内部确实进行过一次 小“整风”。在董老的主持下 , 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四个人受到了批评。其中陈、乔 和夏三人的主要错误是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 尤其是对罗斯福的新政作了 不正确的看法 , 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夏衍承认 , 他们这些人在 大后方工作久了 , 夸夸其谈 , 自以为是 , 几乎已经成了习惯 , 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 , 这次整风对他来说是完全必要的。⑦ 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正是发表在《群众》杂志犯错的那 三个月期间 , 其内容也有对其公开进行文字批评的嫌疑 , 因此 , 也属于延安方面批评的“自由 主义”现象之一。而且与郭氏关系密切的《中原》杂志也是这次遭到批评的刊物之一。⑧ 由这些 ·831·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162 页。 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说 :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 , 这是你的一大功劳 , 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关于〈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 第 156 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实际是近代中国墨子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晚清以来 , 墨子的思想在中国得 到重视 , 研究者众多 , 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 而对墨子的评价总体是正面的。梁启超、胡适等 对墨子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对墨子的阐释带来了很大的空间。梁启超将墨 子理解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家 , 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季在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时就认为 , 墨子是奴隶革命的代表。范文澜的看法很可能受到李季的影响。关于墨子研究的一般情况 , 可参阅郑杰文 :《中国墨学通史》,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6 年。不过 ,《中国墨学通史》忽略了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这样对墨子研究有重要影响的非专门著作 , 似不太合理。近代以来 , 政治对学术研究 有重大影响 , 忽略这一点 , 对近代学术史的认识就有不足。 就郭沫若周围的朋友而论 , 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 , 乔冠华、胡绳、舒芜 , 以及郭氏在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下属杜国庠都对墨子持肯定态度 , 而反对郭有关墨子的观点。 董必武 :《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中宣部电》,《中国共产 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1980 年 , 第 139 —140 页。 舒芜口述 , 许福芦撰写 :《舒芜口述自传》, 第 130 页。 夏衍 :《懒寻旧梦录》 (增补本) ,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6 年 , 第 339 —340 页。 出版学术性刊物《中原》的群益出版社 1942 年 8 月在重庆成立。这是党组织考虑到郭沫若著作的出版 情况可以推知 , 郭氏不是这次批评的重点对象 , 但是他显然受到了影响 , 感受到了压力。① 这些 可以为郭沫若所称他的《墨子的思想》差不多遭到“同道普遍的非难”和“敌视”的感觉做注脚。 但是这样的批评并不能让郭沫若心服 , 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他认为朋友们有关儒家 和墨家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 是“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 而他自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相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 “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 而且他也不担心被人认为“这样做会是 替旧势力张目”。因此他不仅不怕同道的批评 , 而且要进一步对先秦学术进行全盘的研究 , 彻底 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意识之下 , 我在 (1944 年) 7 月 19 日便开始写《孔墨的批判》, 写到 8 月 1 日得到初步的完成。”② 这就引发了《十批判书》的撰写。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全盘清算从孔墨开始 , 可以看出 , 在一些小的方面他作了调整和让步 , 比如不再说墨子是反动的 , 但是在总体和根本的评价上 , 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 认为墨子是为 统治阶级说话的。而且 , 文章中只用含混的“友人”来指代其论辩对手 , 少数地方指明是引用 了朋友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的观点。但是 , 从他反复提到墨子不是布尔什维克、墨子不是 民主的情况来看 , 显然他在延续着《墨子的思想》以来的论辩主题。比如郭沫若认为 , “墨子是 把财产私有权看得特别神圣的。人民 , 在他的观念中 , 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 , 也就是 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 , 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墨子的“非攻只是兼爱的另一种说法而 已。因而在本质上 , 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 , 翻译成适当的口语 , 也就是反对侵犯所 有权”。他认为墨子“非攻其实就是美攻”, 并认为自己对墨子的判断不是“故为偏恶之辞”, 而 是“尽了客观探讨之能事”。③ 他还指出 : 在由奴隶制转移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 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 , 要建立一种学说体 系来使它神圣化 , 倒确实不好轻率地谥为反动 , 在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这个判断。但 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 , 是农工革命的先驱 , 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 , 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 ·931·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① ② ③ 和家庭经济的困难 , 决定帮助他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子郭培谦而创办的。该社专门出版郭沫若的著作和 译作 , 同时出版学术性刊物《中原》。参见龚济民、方念仁 : 《郭沫若年谱》 (中)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 版社 , 1992 年 , 第 525 页。 ①　关于郭沫若在这次重庆《新华日报》整风过程中的情况 , 有关史料不是特别充足 , 尤其缺少郭沫若方 面的直接证据 , 因此本文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 , 结合当事人和知情人如舒芜的回忆和介绍进行推测。 与此相关的具体情况 , 将来随着更多的资料面世 , 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郭沫若说 :“杜老曾经说过我有点袒护儒家 , 其实 , 话不能那样笼统地说。儒家那样一个名词 , 便是非 科学的东西。秦汉以后的儒者和秦汉以前的已经是大不相同 , 而秦、汉以前的儒者也各有派别。不加 分析而笼统地反对或赞扬 , 那就是所谓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因为在你的脑筋里面先存了一个既成的 观念 , 而你加以反对或赞扬 , 你所如何的只是那个观念而已。假如要说我有点袒护孔子 , 我倒可以承 认。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 , 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 护他。我的看法和两千多年来的看法多少不同。假使我错了 , 应该举出新的证据来推翻我的前提。拘 守着旧式的观念来排击我的新观念 , 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但我也实在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在前写 了《墨子的思想》, 已经瞠惑了好些友人 , 今年我又开始写着《孔墨的批判》, 不仅依然反对墨子而在 反面还赞扬了孔子 , 这也恐怕要使好些友人更加瞠惑。然而我不想畏缩。今天已经不是宋儒明儒的时 代 , 但也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了。只要我有确凿的证据 , 我相信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有的 朋友也很担心 , 以为我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但我的感觉却稍稍两样。在我认为答